纳粹集中营史（全2册）【明确阐述纳粹集中营系统演变历史的权威著作， 揭露纳粹恐怖统治机器的发展历程】 (甲骨文系列)
Author: [德]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
Date: 2021-04-01
Publisher: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获誉

这是所有语言中对纳粹集中营历史最充分、最全面的记载：杰出的研究、引人注目的细节和令人信服的分析，易读且权威。这本书是非凡的成就，很快就会成为该领域的必读之作。

——“第三帝国三部曲”作者理查德·埃文斯爵士

这本书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尼古劳斯·瓦克斯曼是完整写出纳粹集中营历史的第一人，他用单一的叙事视角写出了推动集中营系统萌芽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这一恐怖之地发展的环境，以及受害者是如何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层面来记录和纪念的。本书是进一步深入了解第三帝国的必读之物。

——普利策奖得主、《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作者索尔·弗里德兰德尔

难以想象尼古劳斯·瓦克斯曼写出了这样一部宏伟之作，它必然会成为描写纳粹集中营的典范，永远不会被超越。瓦克斯曼针对纳粹集中营这一冷酷却极为重要的主题，展开了海量的文献检索并四处搜集资料，最终为我们呈现了扣人心弦且综合权威的研究。

——伊恩·克肖

尼古劳斯·瓦克斯曼撰写的纳粹集中营历史概览令人赞叹，他把数十年的学术研究与自己的调研有力地结合起来。他不仅捕捉到了集中营体系动态演变的轨迹，还囊括了囚犯群体在不同阶段的经历和组织（虽然有限）。这本书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极具价值之作。

——克里斯托弗·R.布朗宁

伟大的学者精神铸就的不朽研究……痛苦的人性本质和海量的丰富细节……瓦克斯曼赋予了读者难以想象的真实感。这是他伟大的成就。

——罗杰·科恩，《纽约时报书评》

《纳粹集中营史》是一部权威的历史著作……瓦克斯曼先生在这部杰作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对个体的描述。要收集如此多囚犯或党卫队队员的信息，在这样长的篇幅中塑造鲜活的形象，实属不易。囚犯引用了大量的经典来描述他们的苦难，从《出埃及记》到但丁的《地狱》。自那之后数代，他们的经历变成了我们对道德探讨的参考之一，但更令人欣慰的是，这本书中描绘了集中营囚犯们未经修饰的人性。瓦克斯曼先生实际上是集德国与英国学派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佳研究之大成：海量但质朴的详尽研究，并注重对个体和细节的叙述。

——蒂莫西·斯奈德，《华尔街日报》

《纳粹集中营史》是以最高水准撰写的历史书籍，无愧为过去十年中描写第三帝国最杰出的著作之一。作者尼古劳斯·瓦克斯曼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一名历史学教授，他将第三帝国那些似乎最常见，却鲜为后世所知的现象成功地传递给了读者……我们一直以来欠缺的是对整个纳粹集中营系统发展和特性的综观分析。如今我们看到了，而且再无须重复研究。事实上，任何真正对第三帝国感兴趣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马克·马佐尔，《金融时报》

恢宏之作……必不可少，极度冷静……很难有比这更有力、更具教育性的书籍来讲述这段痛苦的历史，必然要再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有后来者居上。

——简·卡普兰，《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瓦克斯曼不仅是遵循最高标准的学者，还是一位有天赋的作家，时常关注令人惊讶或具有说服力的细节，这使《纳粹集中营史》不仅成了重要的历史著作，更是一部内容丰富、可读性高的读物，充满了插曲与反讽。

——乔纳森·基尔希，《犹太人日报》

如果要讲述集中营的故事，就意味着必须面对艰巨的挑战：如何把这样一个曾有人真实生活、劳动、死亡的地方生动地呈现给读者，而不只是展示一个超脱世俗的邪恶象征？瓦克斯曼完美地接下了这项挑战。多亏了他高超的写作技巧，在大量死亡和恐怖的基调上，这本书远不只是悲哀的长篇大论，还传递了更多有价值的信息。

——《独立报》

力透纸背……绝对会成为描写纳粹集中营历史的权威书籍……他的学识给常见的主题注入了新的生命。

——多米尼克·桑德布鲁克，《星期日泰晤士报》

极其重要……特殊……将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主题的扛鼎之作。

——劳伦斯·里斯，《爱尔兰星期日邮报》

瓦克斯曼一丝不苟的研究以及对细节的执着追求，使宏大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悲剧没有被磨损……比其他对大屠杀的学术记录更加栩栩如生。

——《好书指南》

令人极为钦佩……瓦克斯曼创造了对纳粹集中营的标准历史著作……《纳粹集中营史》是历史学者能够到达的顶峰。

——《BBC历史杂志》

如果书架上的空间只够放一本有关大屠杀的历史书，那这一本当位列第一。

——斯蒂芬妮·夏皮罗，《水牛城新闻报》

全新的综合研究，令人痛心的叙事作品。这本著作展现了那段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令你全程沉浸在大师的笔触当中。

——史蒂夫·多诺霍

尼古劳斯·瓦克斯曼全面展现了这一悲惨主题的历史……他吸收了近几年关于纳粹集中营的海量研究成果，从如山的参考资料中刻画了一段流畅且扣人心弦的历史。

——大卫·米凯西

瓦克斯曼所著的详尽历史实为不可或缺的研究，原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对纳粹德国从疯狂演变为更加疯狂的细致记录。对于“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贯穿始终的问题，瓦克斯曼给出了长篇的回答。

——厄尔·派克

对纳粹集中营的痛心且透彻的研究……这部综合全面、百科全书一般的著作应该进入图书馆、学校和其他机构的馆藏。

——《科克斯书评》（星级评论）

宏大的学术著作……每一页的权威叙述都道出人性。

——戴维·切萨拉尼，《文学评论》（英国）

瓦克斯曼面面俱到的详尽研究将会成为该主题的权威著作。

——《出版人周刊》（星级评论）

愿这个世界至少能看到一点点我们所处的悲惨世界，哪怕只是冰山一角。

——1944年9月6日，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所写

（这封信被装在一只酒瓶里，埋在奥斯维辛-比克瑙火葬场的地下，集中营解放后被发现）

- 纳粹集中营史（上册）

- 示意图列表

- 序幕

- 第1章 早期集中营

- 血腥的春天和夏天
- 协调
- 公开的恐怖

- 第2章 党卫队集中营体系

- 永久例外
- 集中营党卫队
- 囚犯的世界

- 第3章 扩张

- 社会边缘分子
- 强制劳动
- 犹太人

- 第4章 战争

- 战时的集中营党卫队
- 毁灭之路
- 苦难无边

- 第5章 大规模灭绝

- 杀死弱者
- 处决苏联战俘
- 致命的乌托邦

- 第6章 大屠杀

-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
- “死亡工厂”
- 种族屠杀和集中营体系

- 纳粹集中营史（下册）

- 第7章 污秽丑恶之地——世界的肛门

- 东方的犹太囚犯
- 党卫队的日常
- 掠夺和腐败

- 第8章 经济与种族灭绝

- 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
- 奴工
- “小白鼠”

- 第9章 不受约束的集中营

- 最终时刻
- 卫星营
- 外面的世界

- 第10章 不可能的抉择

- 被胁迫的社区
- 审头
- 反抗

- 第11章 死亡或自由

- 终结的开始
- 启示录
- 最后的几周

- 终曲
- 附录
- 致谢
- 图片来源说明
- 文献来源
- 索引

KL

Copyright©2015，Nikolaus Wachs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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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2021 by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1933年3月6日，大选后一天，一名冲锋队看守在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早期集中营里，威胁近期逮捕的政治犯。

1933年，纳粹针对政敌建立了很多临时集中营，其中一个是在不来梅附近奥奇坦河上的一条旧拖船。

1933年4月30日发表在德国讽刺性杂志《喧声》（Kladderadatsch）上的漫画，描绘了集中营里的场景：左翼人士拿着象征共产党的镰刀和锤子做苦工，支持民主的准军事化人员拿着有三支箭头的工具做苦工，还有一个囚犯对着苏联红星沉思。

1933年4月10日，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在头版的照片，记录了重要的政治犯抵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情景，包括（身着西装，从左起）社会民主党人恩斯特·海尔曼和弗里德里希·埃伯特。

1933年5月，达豪集中营政治宣传照片《高产的劳动力》。拉着沉重压路机的主要是犹太人和知名左翼人士。

慕尼黑国家检察官文件中的尸检照片，显示的是1933年5月16日在达豪集中营可疑死亡的犹太囚犯路易斯·施洛斯，引发了针对集中营指挥官的法律诉讼程序。

1936年3月，飞扬跋扈的集中营督察官特奥多尔·艾克（中，叼着雪茄）在利赫滕堡视察。

1941年，艾克更为保守的继任者里夏德·格吕克斯（中，拎着公文包）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视察。

1936年5月8日，在纳粹政要对“模范营”的一次官方视察中，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达豪车间跟一名政治犯面对面站立。

1938年6月28日，政治宣传照片记录了重建和扩建后的达豪集中营，囚犯列队沿着主路前进。

将囚犯反手吊在房梁上是党卫队官方最重的刑罚之一。这张图描绘了达豪集中营浴室里的情景，是一名幸存者于1945年所画。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9～1940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墙外，来自一名看守（右）为儿子所做的相册。照片下面写着：“妈妈和布瑞塔（她的警犬）在训练。”

1940年12月，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和妻子伊尔莎以及孩子在布痕瓦尔德办公室外。

1937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抓拍工作中的指挥官科赫及其下属，他们正居高临下地俯视一名囚犯。

1934年，达豪集中营，特奥多尔·艾克（中，叼着雪茄）在主持一场党卫队成员联谊晚会。

1936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外，党卫队队员在新建的泳池嬉戏。

1935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的囚犯在“锻炼”。这张照片出现在党卫队上呈卡尔·奥托·科赫的相册中，添加的说明文字是“加快，不然就会惹麻烦”。

1940年，党卫队私下拍摄的布痕瓦尔德哨兵，这些年轻人在展示他们的体育能力和同志情谊。

1936年12月，纳粹周刊《插图观察员》（Illustrierter Beobachter）头版文章中“政治惯犯”的形象。右一的囚犯是未来集中营营区长卡尔·卡普。

犯轻微罪行的约瑟夫·科拉切克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他是1938年6月第三帝国内近万名被捕的“反社会人士”之一。

1941年，在党卫队展出的这张照片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囚在做草鞋。直到战争后期，女性囚犯的人数始终不多。

1938年11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在点名，大约有26000名犹太人在“水晶之夜”种族清洗后被抓入集中营。

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站在布痕瓦尔德特别营帐篷外的波兰囚犯。几个月后，该营大多数囚犯遇害了。

1940年，捷克囚犯用基本工具拆除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党卫队一处建设失败砖窑的水泥地基。

1941年5月，达豪党卫队队员聚集在亚伯拉罕·博伦施泰因的尸体不远处，他是“试图从集中营种植园逃跑而被枪毙”的犹太囚犯之一。

弗洛森比格党卫队采石场的奴隶劳工，大约拍摄于1942年。

1941年，海因里希·希姆莱（身穿制服的纳粹军官中右起第二个）造访毛特豪森集中营，与一名从采石场扛着石块回来的囚犯擦身而过。

奥地利犹太人爱德华·拉丁格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他于1942年“安乐死”计划实施期间遇害。其中一个负责的医生弗里德里希·门内克颠倒黑白地记录说，这名囚犯在集中营里犯罪（盗窃）且行为不端（懒惰）。

1941年9月3日，从达豪返回后，门内克医生（右起第三个）和其他参与“安乐死”计划的医生在施塔恩贝格湖景区放松，在杀戮工作中忙里偷闲。

1941年6月，由于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席卷整个集中营区，赤身裸体的囚犯们在毛特豪森的院子里接受大范围消毒。

1942年7月30日，所谓的“职业罪犯”汉斯·博纳维茨（手推车上）在逃跑后被重新抓获，伴着党卫队令人毛骨悚然的盛大仪式，他被押往毛特豪森绞刑架。

政治宣传照片记录了1941年9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苏联战俘。接下来几个月，党卫队处决了大约4万名“人民委员”。

1941年9月至10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处决了9000名苏联战俘，照片里是其中几具尸体。这张照片被一名囚犯偷带出了集中营。

示意图列表

示意图1 1933年柏林的早期集中营（按区域划分） 057

示意图2 1935年夏，党卫队集中营 157

示意图3 1939年9月1日，党卫队集中营 308

示意图4 1944年夏，党卫队集中营（主要集中营） 562

示意图5 约1944年，奥斯维辛集中营综合营区 600

示意图6 1944年秋，布痕瓦尔德及其卫星营 807

示意图7 1945年初，撤离奥斯维辛（主要路线） 960

来源：von Götz，“Terror in Berlin”（示意图1）；OdT，vol.3（示意图6）；Długoborski，Piper（eds.），Auschwitz，vols.1&5（示意图5和示意图7）。

关于地名的备注：示意图和文中大多使用的是当时历史背景下集中营和城市的官方名称，偶尔会用到现在使用或者对读者来说更熟悉的名称（或者同时备注出来）。

序幕

达豪（Dachau），1945年4月29日。这天午后，隶属盟军的美国陆军部队正在德国巡查，清除第三帝国的残余势力。他们接近了一列废弃的火车，车厢静静地趴在铁轨上，临近慕尼黑一座纳粹党卫队的营地。士兵们走近火车，眼前恐怖的一幕令他们毛骨悚然：车厢中塞满了2000多具尸体，有男有女，甚至还有一些儿童。在沾满了污垢、血渍和粪便的布条与稻草中，枯瘦扭曲的肢体若隐若现。几名面色惨白的美国兵转过身去，或哭泣或呕吐。一名官员在第二天写道：“我们反胃恶心，怒火中烧，除了死死攥紧拳头，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随后，心惊胆战的士兵们深入党卫队营地，在监狱发现了32000名幸存者，这些人来自约30个欧洲国家，有着不同的种族、信仰和政治背景。一些囚徒蹒跚地迎向他们的救星，形状之凄惨已跟死人无异。而更多的人则挨肩叠背地躺在营房里，被灰尘掩埋，与疾病为伍。士兵们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发现尸体——躺在营房之间的，丢弃在下水道里的，像木柴一样堆在焚化炉里的。至于这场大屠杀的刽子手——正规的党卫队则早已逃得无影无踪，只留下200名流氓无赖充当看守。[1]这些噩梦般的影像很快传遍全球，成了那个时代人们无法磨灭的共同记忆。直到今天，像达豪一样的集中营在盟军的镜头下仍有着惊人的相似点：装满尸体的大坑、堆积如山的尸体、盯着镜头骨瘦如柴的幸存者。这些照片虽然如此有力，但无法揭示达豪集中营的全部。这个集中营其实有着一段更漫长的历史，直到二战的最后阶段才演变为一座人间地狱。[2]

达豪，1939年8月31日。囚犯们像往常一样在黎明前起床。没有人知道第二天将爆发战争，囚犯们仍然遵循日常作息——在盥洗室中推搡，狼吞虎咽几片面包，打扫居住的营房。一阵忙碌后，他们整队前往操场点名。近4000名短发或光头的男人穿着条纹服立正站好，担心着又一天繁重的劳动。除了一小群捷克人，大部分的囚犯都是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不过，他们之间的共同点也只有语言而已。囚服上不同颜色的三角形代表着不同的身份——政治犯、反社会分子、犯罪分子、同性恋、耶和华见证会（美国的一个教派）信徒以及犹太人。点名场后面是一排排一层的囚犯营房。这34间特别建造的营房每间都有110码长。地板泛着微光，床铺排得一丝不苟。逃脱几乎没有可能。监狱是长方形的，长637码，宽304码。四周是水泥围墙和壕沟，还有瞭望台、机枪、铁丝网和电网。外围还有巨大的党卫队营区，有超过220栋的建筑，其中包括仓库、车间、生活区，甚至还有一个游泳池。这里驻扎了超过3000名党卫队队员，是一个有着自己行事标准的志愿军团。他们给囚犯们制定了一份周密的日程表，以进行系统性的虐待和迫害。不过还是很少会出现囚犯死亡的情况，1939年8月，这里死亡的犯人不超过4人，因此没有必要单独建造火葬场。[3]这是党卫队恐怖行径最为克制的时期，与1945年春季达豪最后那段充满死亡和混沌的岁月以及1933年春天那段动荡的早期时光截然不同。

达豪，1933年3月22日。集中营的第一天即将宣告结束。这是一个寒冷的傍晚，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还不到两个月，德国正在纳粹独裁统治的路上越走越远。新来的囚犯们（他们还穿着自己的衣服）在一处废弃的军工厂办公室里享用面包、香肠和茶。这栋建筑最近几天才被改成临时看守所，而厂区其他地方依旧是残垣断壁，道路毁败。这里总共有100～120名政治犯，大多是来自慕尼黑本地的共产党员。当这些人早些时候乘坐敞篷卡车抵达这里时，迎接他们的是54个强壮的男看守，后者宣布这些囚犯将受到“保护性拘禁”——这个词对德国人来说非常陌生。不管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听起来还不赖：看守不是纳粹军人，而是友善的警官。他们会跟囚犯聊天，一起抽烟，甚至睡在同一栋房子里。第二天，一位名叫埃尔温·卡恩（Erwin Kahn）的囚犯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在达豪一切都好，食物很好，待遇也不错，不过他仍然焦急地等待被释放的那一天。“我很好奇这样的日子还将持续多久。”几周之后，党卫队接管了监狱，卡恩被射杀。1933年春至1945年春有近4万名囚犯消失在达豪集中营里，而埃尔温·卡恩属于最先死去的一批。[4]

达豪集中营的三个阶段是三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仅仅12年里，集中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改变。囚犯、守卫、居住条件——几乎一切都在改变。连这个地点本身也在变化：老工厂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20世纪30年代末期专门建造起来的营房。1933年春天在这里的老囚犯可能根本认不出眼前的这座集中营就是之前的监狱。[5]那么，达豪是怎样从1933年3月初期的温和状态变成党卫队管控下的恐怖地狱，以至于最终酿成二战惨剧的？这对里面的囚犯意味着什么？是什么激发了凶手？而外面的世界又对集中营所知几何？这些问题涉及纳粹独裁统治的核心，而达豪并不是个例，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整个集中营体系。[6]

达豪集中营属于党卫队最早兴建的一批集中营，在希特勒统治初期建立于德国本土。随着纳粹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征服欧洲，集中营很快散布到欧洲各地——奥地利、波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荷兰、比利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甚至英吉利海峡的奥尔德尼岛。党卫队在第三帝国时期总共建立了27个大集中营，以及超过1100个卫星集中营。不过这个数字波动很大，总有老的集中营关闭，新的集中营开张。只有达豪集中营贯穿了整个纳粹统治时期。[7]

在第三帝国中，没有比集中营更能体现纳粹意志的机构了。[8]纳粹建立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统治体系，这里有自己的组织、规则与员工，甚至代号：在官方的文件与说法中，集中营的代号为KL（由德语Konzentrationslager一词演变而来）。[9]集中营由希特勒的亲信、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领导。集中营反映了纳粹领导人最偏执的追求——通过清洗政治、社会和种族上的外来者建立一个团结一心的国家；牺牲生命来实现种族优生和进行残忍的科学研究；为了祖国的光荣施行强制劳动；征服欧洲，奴役别国，占领生存空间；通过大规模的灭绝来消灭最糟糕的敌人，拯救德国；最终宁愿玉石俱焚也不愿投降。时光流转，这些执念塑造了集中营体系，最终导致了集中营内大规模的拘禁、剥削和死亡。

我们可以估算出230万人（包括儿童）在1933年至1945年间被拖入党卫队的集中营。他们中大多数（约170万人）失去了生命。其中几乎有100万是在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中被杀害的犹太人，那里是唯一一个实施纳粹所说的最终解决方案（Final Solution）的集中营。最终解决方案指的是在二战中系统性地消灭欧洲的犹太人，现在被称为犹太人大屠杀（Holocaust）。从1942年起，党卫队从欧洲大陆的各个角落将犹太人用火车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里既是劳动营也是灭绝营，是个罕见的混合体。大约有20万犹太人在到达时被选为苦役，和其他普通犯人一起劳作。剩下大约87万犹太男女和儿童被直接送往毒气室，甚至没有在监狱登记身份。[10]除此之外，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有许多共同点。如埃尔里希（Ellrich）、考弗灵（Kaufering）、科隆卡（Klooga）和雷德勒-齐普夫（Redl-Zipf）等地的许多集中营都已经被我们遗忘。它们一同在第三帝国占据了一片独立的天地。这里是无法无天的修罗地狱，纳粹统治最极端的特质在这里产生、定型。

先例与观点

1941年4月，德国观众蜂拥前往电影院去欣赏一部众星云集的剧情片。这部电影据说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纳粹也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宣传。电影的高潮在于反对一个与众不同的背景——集中营。这些饥肠辘辘、疾病缠身的囚徒并没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所有人都是一个残暴政权的无辜受害者：一个勇敢的囚犯被处以绞刑，他的妻子被枪毙，其他人则被那些恶毒的狱卒屠杀，只留下一座座坟茔。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与当时党卫队治下的集中营惊人地相似（这部电影甚至特地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看守放映了一场）。不过这部电影讲述的并不是党卫队集中营。电影设定的背景是几十年前的南非战争，而恶棍是英帝国主义者。电影的名字叫《克鲁格总统》（Ohm Krüger），它是德国与英国开战期间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宣传，同时与希特勒在几个月前的一次公开演讲遥相呼应。“集中营并非德国人创造出来的，”他宣称，“是英国人创造的，他们用这机构逐渐敲碎了其他国家的脊梁。”[11]

纳粹曾多次提出这个观点。希特勒自己就在之前提起过，他告诉德国人，自己的政权仅仅是复制了英国人的集中营（不过并没有效仿英国集中营里的虐待）。[12]纳粹的宣传总爱提及别国的集中营。在掌权早期，纳粹的演讲与文章经常提到英国在南非战争时期所设的为欧洲人所不齿的集中营，还有奥地利等国当下所建的集中营，它们都被纳粹党内的激进分子描述成人间炼狱。这些政治宣传背后的含义昭然若揭——让人们觉得德国的集中营并非个例。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唯恐有的人还不理解，还于1939年在德国广播电台发表演讲时重申，集中营在国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机构”，德国的集中营比国外那些要温和许多。[13]

这种将党卫队集中营区别化的尝试收效甚微，至少在国际上没什么作用。不过，在纳粹粗糙的宣传里还能找到些许真相。“集中营”作为大规模拘禁的手段当时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在纳粹掌权前的几十年里，集中营作为一种游离于常规监狱和刑法之外、拘禁政治犯和其他嫌疑人的场所，在欧洲及其他地方非常盛行，尤其在政治动荡以及战争时期。而在第三帝国灭亡之后，这样的集中营依然兴盛，因此一些学者将这个时期称为“集中营时代”。[14]

最早期的集中营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殖民战争时期，作为应对游击战的一种残酷粗暴的军事手段。殖民者想通过大范围拘禁乡镇或城市中的非战斗平民来击败当地的叛乱分子，当初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在菲律宾的美国人，在南非的英国人（“集中营”一词正是从此开始流传）都建立过类似的机构。由于殖民当局的漠不关心和玩忽职守，这些拘禁机构里面出现了大规模的饥荒、疾病和死亡。不过，这些机构并不是党卫队集中营的原型，它们在功能、设计以及运行上都有很大区别。[15]同样，德国殖民者于1904年至1908年间在非洲西南部（现纳米比亚）和当地起义军作战时建立的集中营也不是党卫队集中营的原型。当时，数千名赫雷罗人和那马人被囚禁在那里，几乎半数的人由于德国殖民者的忽视与侮辱而丧生。这些营地与其他殖民者所建立的营地有所不同，因为它们更侧重于发泄惩罚和强制劳动的欲望，而不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不过，正如之前所说，这类早期的集中营并非后来党卫队集中营的“粗略模板”，任何将此类集中营与达豪或者奥斯维辛强行联系起来的说法都是无法令人信服的。[16]

集中营的时代实际开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战争将集中营从遥远的殖民地带入了欧洲腹地。除了囚禁数百万士兵的战俘营，出于全民动员、激进爱国主义以及公共卫生的考虑，许多参战国都建立了劳动营、难民营与拘留营。“多亏”机关枪、廉价铁丝网和大规模生产的可移动工棚等新发明的出现，政府很容易就可以建立和把守此类集中营。当时，中东欧地区集中营的状况最为糟糕，囚犯们经常需要忍受有计划的强制劳动、暴力以及怠慢，数十万人因此丧生。截至一战结束，欧洲到处都是集中营，关于集中营的记忆即使在它们解散多年之后仍未消失。例如，1927年，德国的国会调查委员会仍然愤怒谴责英国与法国在“集中营”中粗暴虐待德国战俘。[17]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随着许多欧洲国家摒弃民主制度，更多的集中营纷纷出现。极权主义体制以摩尼教的眼光将世界简单区分为朋友与敌人，成为集中营最坚定的拥护者，将集中营当作可以长期孤立、恐吓所谓敌人的武器。党卫队集中营从最初诞生起就属于这一类，具备这类集中营的一般特征，甚至有一些直接联系。比如，西班牙佛朗哥（Franco）政权建立的集中营曾在内战期间和内战结束后关押过数十万人，它的集中营体系明显受到了纳粹集中营的启发。[18]

也许，苏联的古拉格和党卫队集中营颇为相似。[19]基于一战时大规模拘禁的经验，布尔什维克从大革命时期就开始建立营地（有时标记为集中营）。截至20世纪30年代，他们掌管着一个大规模的拘禁体系——古拉格——包括劳改营、侨民聚居区以及监狱等场所。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劳改营在1941年1月初就关押了约150万囚犯。苏联的古拉格由一种消极的乌托邦主义驱使，目的是通过清除所有敌人来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两者有着相似的轨迹：从杂乱无序的恐怖统治发展为一个由中央管理的巨大集中营网络；拘禁对象从政治犯扩展为其他民族和社会外来群体；重心从早期的改造变成致命的强制劳动。[20]

基于这些相似点，以及苏联体系早于德国出现这个现实，一些学者认为纳粹集中营只是照搬苏联劳改营——虽然有了集中营后就有了这个观点，但其非常具有误导性。[21]有两个具体的问题。第一，两套体系之间有巨大的差别。比如，虽然苏联的劳改营起初更危险，但德国的集中营后来发生了极端的转变，开始在杀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在奥斯维辛灭绝营达到了顶峰，而在苏联和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类似的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囚犯更多是被释放而不是被处决，但是在战时的党卫队集中营里，情况则恰恰相反。总体来说，古拉格中90%的囚犯都活了下来，而在集中营登记过的犯人里，这个数字可能还不到一半。正如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对极权主义的先锋研究中指出的那样，苏联的集中营是炼狱，而纳粹集中营则纯粹是地狱。[22]第二，并没有证据显示纳粹是在复制苏联的模式。确实，纳粹密切关注苏联古拉格的情况，特别是在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苏联之后：纳粹领导人曾考虑占领“俄罗斯人的集中营”，并且将那里的组织和情况汇总成一份报告，送到德国人自己的集中营指挥官手里。[23]更广泛地说，布尔什维克在苏联实施的专政，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都在第三帝国时期成了标准。在达豪，党卫队官员曾经在1933年对第一批党卫队守卫说，要做得像苏联的契卡（安全组织）一样粗暴。几年后，在奥斯维辛，党卫队将他们最残酷的一种刑具称为“斯大林秋千”。[24]

不过，对于苏联统治的普遍兴趣不应该被错放在关于其影响力的研究上。纳粹政权并没有受到古拉格的重大启发，而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古拉格不曾存在，党卫队集中营的历史是否会有实质上的不同。集中营基本上都是在德国创造的，就像古拉格是苏联政权创造的一样。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但更多的是不同。它们有各自的形式与功能，由具体的国情、目的和先例塑造而成。国际对比和关系研究依然可以提供有用的观点，但这种分析并不属于本书的范畴；本书主要讲述的是党卫队集中营的历史，偶尔会提及纳粹统治领域之外的事情。

历史与记忆

“我相信，在未来如果提到集中营一词，人们想到的会是希特勒的德国，而且只会想到希特勒的德国。”[25]维克托·克伦佩雷尔（Victor Klemperer）1933年秋天在自己的日记中如是写道。当时达豪刚刚在几个月前迎来第一批囚犯，而距离党卫队实施大规模屠杀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克伦佩雷尔是一名德累斯顿的语言学教授，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混血，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被认为是对纳粹独裁统治观察最敏锐的人士，事实证明，他的预言确实有远见卓识。现在，KL这个代号已被认为是集中营的同义词。而且，所有的集中营作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已经成为第三帝国的标志，在世界历史的耻辱殿堂里占据了显眼的位置。最近几年，它们出现在各种地方，如卖座的电影和纪录片、畅销小说和漫画、回忆录和学术著作、话剧和艺术品中。如果你用谷歌搜索“奥斯维辛”，你将获得超过700万个结果。[26]

很早就有人希望了解集中营。几乎在战争结束之后，从1945年4月至5月盟军的媒体开始指责此事起，集中营就立刻成了焦点。苏联几个月前就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他们的媒体对此事并未做太多文章，这也是集中营问题在一开始并没有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直到西方盟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Bergen-Belsen），KL一词才出现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报纸的头条。1945年4月，一家澳大利亚媒体将德国描述为“集中营的国度”。当时有各种关于集中营的广播、新闻影片、杂志拉页、小册子、展览和演讲。尽管它们缺乏历史角度的研究，但这些记录确实揭露了隐藏在集中营内的恐怖。在1945年5月的一份调查中，美国民众猜测大约有100万囚犯在集中营内被杀害。

当然，媒体的这些披露并不应该是惊天动地的新闻。关于集中营内暴行的记录早在纳粹政权初期就流往国外了——有的是以前被驱逐的囚犯或者囚犯的亲戚写的。盟军在战争期间也得到了许多重要的情报。但实际情况远比所有人想象的更可怕。就像是为了弥补此前对集中营的低估，盟军领袖们鼓励记者、士兵和政客前往已经被解放的集中营参观。对他们来说，集中营的存在证明了战争的绝对正义。美军的新闻简报在1945年5月写道：“达豪集中营就是我们战斗的原因。”这一论调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感受遥相呼应。除此之外，盟军用集中营来回应德国民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对他们展开再教育运动，而针对党卫队战犯的初审又对运动发挥了进一步的促进作用。[27]

与此同时，幸存者们也协力曝光集中营的情况。与通常的说法不同，他们并没有集体保持沉默。[28]相反，他们被解救后发出了多种多样的响亮呼声。在受难的过程中，囚犯们做梦都想着要活下来作证。有些人甚至写了秘密日记，其中就有德国的政治犯埃德加·库普费尔（Edgar Kupfer），他也许是达豪最勤奋的记录者。他利用自己在集中营从事文书工作以及在囚犯中独来独往的名声，从1942年末起偷偷写日记，最终达到1800页之多。库普费尔在1940年因批评纳粹统治而获罪，在此之前曾是一名导游，不屈服的他将日记想象成一份关于达豪的豪华旅游指南。库普费尔明白，如果党卫队发现他的秘密很可能就会将他处死，不过他和手稿最终幸存了下来。1945年的夏天，库普费尔还未完全恢复健康就已经把手稿打印出来，准备出版了。[29]

其他被解放的男女老幼也都迫切地想讲述他们的故事，现在没人阻止他们说话了。有些人还没离开集中营就开始讲述；就连病人也抓着盟军医生的袖子，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幸存者们很快开始将力量汇集起来。他们必须携起手来激发“全球的公众舆论”——这是1945年5月7日，一位曾在毛特豪森集中营（Mauthausen）服刑的囚犯对其他幸存者所说的。解放之后仅仅几天，各地的幸存者们就开始协作撰写联合报告。[30]随着囚犯们离开集中营，数以千计的记录涌现在世人眼前。比如，犹太幸存者在致力于纪念与调研的历史委员会前作证。1947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一次大屠杀幸存者国际会议是一个高潮，共有来自13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该会议。占领军、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都鼓励幸存者写出证言，以便处罚战犯，保存对集中营的记忆。[31]其中一些记录文字后来出现在期刊和小册子上。[32]还有一些幸存者则直接开始写书。年轻的意大利犹太人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奥斯维辛里待了近一年。“我们每一位幸存者，”他后来回忆说，“回到家之后，都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孜孜不倦的讲述者，迫切且疯狂。” 莱维夜以继日，几个月便完成了书稿《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这本书于1947年在意大利出版。[33]

在战后的几年里，一股回忆录的浪潮席卷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其中大部分是幸存者炽烈的证言。[34]一些早期的囚犯还思考了更宏观的主题——从社会学或心理学角度对集中营系统以及囚徒经历进行了早期研究。[35]还有一些人开始撰写各自集中营的简史，或通过诗歌和小说化的纪实文学来表达自己所遭受的痛苦。[36]大多数早期作品，包括普里莫·莱维的著作都石沉大海，没能激起一丝涟漪，但也有几部作品造成了一定的反响。在欧洲好几个国家都出现了幸存者所著的知名作品。而在德国的废墟中，也出现了畅销的平装本和小册子，其他的纪实文学则在各大报纸上连载。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一份关于集中营体系的综合研究（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中心），作者是前政治犯欧根·科贡（Eugen Kogon）。这本书塑造了一些此后广为流传的概念。1946年，该书首次付梓。一年之后，德文版的印刷数量达到了13.5万册，随后这本书和幸存者们所著的其他早期书籍一样，很快被译成了多种文字。[37]

不过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该书在美国发行时，科贡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Roger Straus）虽然对书很有信心，但担心“公众没什么兴趣阅读这样的东西”。[38]公众因集中营解放、第一批回忆录新鲜出炉以及审判战犯而产生的兴趣已经开始在大西洋两岸减退。一方面是因为早期涌现的纪实作品多如牛毛，市场已经饱和。更多则是因为公众对集中营的缅怀已经被战后重建和外交边缘化。冷战的前线横穿德国将其一分为二，对立的东德和西德分别成为苏联和美国的盟友，此时谈论集中营似乎不是明智之选。“如今谈论集中营是粗俗的表现。”普里莫·莱维在1955年写道，并在后面加上了“全民沉默”四个字。解放不到10年，集中营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不是因为幸存者不愿意讲，而是因为听众不再愿意聆听。前囚犯们试着让关于集中营的记忆活下来。“如果连我们都归于沉默，还有谁会去说？”莱维愤怒地诘问。面对公众的冷漠与麻木，另一位仍旧坚持发声的幸存者是埃德加·库普费尔。虽然被大段删节，但他在达豪的日记最终于1956年在德国出版。尽管有一些不错的评论，但这本书并没有给公众留下什么影响，也没有外国书商愿意出版。“（他们）害怕没有人会去买它。”消沉的作者总结说。[39]

公众对集中营的热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被重新点燃。原因在于对纳粹战犯的审判，比如1961年以色列对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审判——这名党卫队官员负责将犹太人遣送到奥斯维辛。媒体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1978年美国制作的迷你剧《大屠杀》（Holocaust）在第二年面向西德的广大观众播放，将纳粹政权与集中营活生生地摆到了公众面前。而且，一些早期的集中营回忆录再次被翻了出来，其中就包括普里莫·莱维关于奥斯维辛的著作，这本书从此成了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一。与此同时，一波新的幸存者证词浮出水面。埃德加·库普费尔的达豪日记全篇终于在1997年出版。这股浪潮不断翻涌，直到最近随着最后一批见证者去世才逐渐平息。[40]幸存者们不断探索每个集中营的发展史，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原始资料和标准的历史考察。[41]就像战后早期那样，之前的囚犯不仅撰写历史，还展开了丰富的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研究，并进行文学和艺术创作。[42]

与此同时，学术界对集中营的研究进展十分缓慢，和幸存者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一些专家才发表了研究，主要集中在医学领域。[43]直到60年代和70年代，历史学界才根据记录调查，发表了对个别纳粹集中营和集中营体系的初步研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两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的研究——马丁·布罗萨特（Martin Broszat）对于集中营体系发展的先驱调研，以及法尔克·平格（Falk Pingel）对营内生活的重要研究。[44]这类历史分析往往要靠其他领域学者的研究来推动，比如犯罪心理分析以及生存体验。[45]

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但这些早期研究对人们了解党卫队集中营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只不过它们仍寥寥无几，并且研究浅尝辄止。马丁·布罗萨特自己在1970年总结说，因为缺乏细致的研究，要想撰写一部完整的集中营历史是不可能的。[46]讽刺的是，调研的匮乏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种理念误导所致——就连很多目光尖锐的观察者也抱有这样的看法，认为集中营已经没有什么需要研究的了。[47]事实上，学者们对集中营的发现才刚刚开始。

对集中营的历史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突飞猛进，特别是在德国。随着草根历史研究的增多，当地的积极分子详细审查了附近集中营的记录。同时，对集中营的纪念也从记忆本身发展为学术研究。随着冷战的结束，东欧地区的大量档案被解密，也算是为进一步研究增添了动力。与此同时，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一代学者将第三帝国作为对象，将集中营作为独特的历史学领域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卡林·奥尔特（Karin Orth）对集中营组织和结构的研究。[48]被忽视了这么多年，如今，有关党卫队集中营的研究像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至少在德国是如此（很少有研究被翻译成其他语言）。[49]

随着历史研究的快速拓展，这种繁荣的景象没有丝毫衰退的迹象。随着我们对施暴者、囚犯群体、集中营、党卫队系统的开始和终结、集中营所处的具体环境、强制劳动以及灭绝政策等各方面的不断了解，新的视角和观点也不断涌现。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人们只需要一层书架就能轻松囊括所有关于集中营的重要学术著作，但如今，人们需要一座小型图书馆才能装下之后出版的研究著作。[50]

最近学术研究的高潮是两部厚重的百科全书——分别有1600页与4100页。其中总结了每个主集中营与卫星集中营的发展；这两部鸿篇巨制由全球各地超过150名历史学家写就。[51]这两部不可或缺的著作充分展示了当代研究的范畴之广，但也显露了其中的局限性。最重要的一点是，丰富的学术研究使党卫队集中营的形象越来越碎片化。原先因为缺少太多细节，我们无法提炼出集中营系统的全貌。现在的困难则在于我们无法把这么多不同的特点拼凑在一起。最近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如同一张巨大的支离破碎的拼图，不断有新的碎片出现。因此，新的集中营史基本上无法与更广泛的读者形成共鸣也就不足为奇了。

结果就是公众对纳粹集中营的印象仍然是单一的。我们看到的不是错综复杂的细节和微妙的历史光影，而是多样的笔法以及生动的色彩。毕竟，奥斯维辛和大屠杀的恐怖画面已经在公众的脑海里根深蒂固，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因此成了历史学家彼得·赖歇尔（Peter Reichel）所说的“世界纪念遗址”。[52]但事实并非一直如此。在战争结束后的前几十年里，反犹恐怖主义被归为纳粹主义大规模破坏的一部分，奥斯维辛只是许许多多人间地狱之中的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了解纳粹针对犹太人罕见且极度残忍的迫害，所以人们现在往往通过大屠杀的视角审视第三帝国。[53]同样，党卫队集中营也从此和奥斯维辛以及犹太遇难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他营地和其他囚犯则被忽视了。一个德国的调查显示，奥斯维辛是最著名的集中营，绝大多数受访者将集中营与迫害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对，只有不到10%的人能说出遇难者还包括共产党员、罪犯和同性恋者。[54]在公众的记忆中，集中营、奥斯维辛、大屠杀已经成了一个整体。

但奥斯维辛从来都不是纳粹集中营的同义词。的确，它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集中营，在集中营体系中占有独特的位置。但这个体系并不仅限于此。奥斯维辛集中营紧密融合在更大的集中营网络中，其他集中营影响、塑造了它。举例来说，达豪集中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之前已经存在七年多了，并且对后者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虽然奥斯维辛的规模史无前例，但大部分登记过的囚犯，即那些被强行关进营房、强制劳动的囚犯都被关押在其他地方；即使在鼎盛时期，奥斯维辛关押的囚犯也没有超过整个集中营系统内囚犯总数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囚犯死在其他地方，大约有四分之三登记在册的囚犯是在奥斯维辛以外的集中营中死去的。因此，在强调奥斯维辛集中营恐怖的特殊性时，打破其等同于纳粹集中营的刻板印象很重要。[55]

集中营也不是大屠杀的同义词，尽管二者在历史上紧密交织。第一，反犹的恐怖活动主要在集中营之外展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大部分幸存的犹太人才被投入集中营。600万犹太遇难者大多数是纳粹政权在集中营外处死的，比如东欧战区的战壕和田野里，或者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等地死亡营的毒气室里，那些地方完全独立于纳粹的集中营。第二，集中营收押的囚犯并不仅仅是犹太人，直到1938年末的几个星期，犹太人才在登记的囚犯中成为主体。实际上，在第三帝国的大部分地方，犹太囚犯只占一小部分。即使在二战后半段，犹太囚犯的数量急剧增加之后，他们仍然只占登记囚犯的30%左右。第三，集中营除了大规模屠杀外还有许多不同的武器。它们的用途不同，不断更新、重叠。在战前，党卫队将这些营地作为新兵营、威慑场所、管教所、强制劳动营、拷问室，到了战时这些地方又增添了新功能，成了武器制造、行刑、人体实验的中心。集中营应该由其多层面的特性定义，而大众并没有认识到这个关键点。[56]

更多针对集中营的哲学思考都被简化了。自从纳粹政权倒台，声名卓著的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寻找隐藏的真相，带着各自的目的去调查集中营，或是为了证明他们各自的道德、政治或宗教信仰，抑或是为了探寻对人类境况具有重要性的事物。[57]当然，这种探寻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集中营对人类进步和文明信仰的摧毁，象征着人类残暴的能力。“每种基于人性本善的哲学都将永远因此被动摇。”法国小说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çois Mauriac）在20世纪50年代末警告说。一些作家赋予集中营一种近乎神秘的特质，其他人则得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结论，他们将集中营描述为德式思维的特殊产物，或是现代社会的黑暗面。[58]其中一个最有影响力的贡献来自社会学家沃尔夫冈·索夫斯基（Wolfgang Sofsky），他将集中营描述为“绝对力量”的一种表现，超越了理性与意识形态。[59]然而，他那激动人心的研究和一些针对集中营的反思有着同样的短板。为了寻求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他将集中营定义为一个永恒、抽象的实体；索夫斯基叙述的集中营的原型是一个脱离历史的建构，忽视了集中营系统最本质的特点——不断运动发展的本质。[60]

所有这些引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在达豪集中营建立80多年后，我们甚至没有一本专门针对集中营的全面记录。虽然有大量文学作品——由幸存者、历史学家和其他学者所著——却没有一部全方位记录集中营发展史及其内部变迁的著作。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一部能捕捉集中营的复杂性，同时不将其碎片化，并能把它完整置于当时政治和文化环境中的研究成果。但如何撰写这样一部纳粹集中营史呢？

方法

为了忘却现实，集中营的囚犯们经常谈论未来。1944年的几天，一小群从匈牙利流放到奥斯维辛的犹太女人讨论过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果能活下来，如何将她们的命运展现给世人？是否有媒介能够让她们表述清楚奥斯维辛的含义？音乐？还是演讲、图书、艺术作品？或者是一部讲述囚犯最终前往火葬场的电影？影片放映前强迫观众在影院门口立正站好，不得穿暖和的衣物，不得饮食，就像囚犯们等待点名时一样。这群女人担心，即便如此也无法表现出囚犯真实的生活。[61]其他集中营中的犯人们也有相同的结论。比如，那些秘密写日记的囚犯经常抱怨言语的局限性。“词穷墨尽，”挪威人奥德·南森（Odd Nansen）在1945年2月12日写道，“言语无法形容我亲眼见到的恐怖。”不过，南森还是继续写了下去，每日笔耕不辍。[62]集中营解放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努力去描述那些令语言和理性变得苍白无力的罪行，想要书写那些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事实，这种窘况越发凸显出来。[63]

同样，如何描述过去对历史学家来说也是一个核心问题。撰史总是充满着各种困难，撰写纳粹恐怖的历史更是难上加难。首先来讲，没有任何历史学方法能够完全展示集中营的恐怖。同时也很难找到合适的语言表达，这不仅困扰着学者和编年史学家，也困扰着幸存者自己。1945年4月15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主持人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发表了这段著名的新闻广播：“我报道的是我看到的和听到的，但这仅仅是一部分而已。多数时候，我哑口无言。”[64]但我们还是要去尝试，如果连历史学家都陷入沉默，那集中营的大部分历史将很快被民间研究者、业余写手和歪曲者肆意改写。[65]

表现集中营真实面貌最好的方式就是写一部全史，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änder）就是一位先行者。他将“行凶者的政策、社会的态度与受害者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而就党卫队集中营史而言，这意味着要同时关注营中之人与营外的普罗大众；既要有对党卫队暴行的宏观分析，也要有对个体行为与反应的微观研究；还要通过对比纳粹统治时期欧洲各个集中营的发展，展现事件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党卫队系统的错综复杂。[66]将这些不同的线索编织在一起就会产生一部细腻而宏大的历史。当然，历史永远无法做到完全详尽与精确。无论涉猎多广，这部书都将是“集中营的一段历史”，而不是“集中营的历史”。

为了撰写这样一部完整的历史，本书将从两个主要方面分析党卫队集中营，最终拼凑成一幅完整的图景。第一个方面着重于展示集中营之内的生与死，审视集中营内微观情况——生活条件、强制劳动、惩罚等诸多方面——的基础，以及随时间推移所产生的变化。为避免抽象，本书将通过参与者的第一视角讲述历史，这些参与者既包括集中营的管理者也包括受难者。[67]

大约有数万（应为六万或更多）名男女曾在集中营中工作。[68]在大众的想象中，这些看守都是精神变态的施虐狂，因为犯人们的回忆录里是这样描绘他们的。囚犯们会根据他们的行为起一些恐怖的外号，比如“野兽”“拆骨者”“嗜血猎犬”等。[69]有些看守的确名副其实，但是基于最近有关集中营看守的研究，本书尝试描绘出更丰满复杂的看守形象。[70]党卫队队员的背景和行为千差万别，也在随着第三帝国的改变而改变。并不是每名看守都劣迹斑斑，只有极少的人是心理变态。正如普里莫·莱维很早之前就意识到的那样，行凶者也是人类：“恶魔是存在的，但他们是极少数，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最危险的往往是普通人。”[71]但这些看守究竟有多“普通”呢？他们的暴行出于何种目的？是什么驱使他们做出极度凶残的行为？是什么阻止了其他人？女性看守和男性看守有什么不同吗？

正如没有典型的行凶者一样，这里也没有典型的囚犯。当然，党卫队试图消灭囚犯们的个性。但在毫无二致的囚服之下，每个囚犯对集中营的体验仍然各有不同：苦难普遍存在，但并非均等。[72]囚犯的生活是由很多变量决定的，不仅仅是他们被关押的时间和地点（即使是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被关押的囚犯，生活条件也各有不同）。[73]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囚犯各自的地位。所谓的审头（Kapo）协助党卫队行管理之职，因此在犯人中具有一定的权威，并且享有一定特权——不过，这种特权的代价是他们成了集中营运营的帮凶，这模糊了受害者和行凶者之间的传统界限。[74]囚犯的背景——他们的种族、性别、信仰、政党、职业和年龄——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的行为和选择，以及他们在集中营里的待遇和别的囚犯对他们的态度。囚犯们分成了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的历史、囚犯与囚犯之间的关系、囚犯与党卫队的关系都有待发掘。

研究过程中，囚犯不应该只被视为党卫队实施恐怖行为的对象，还应该被当作其中的参与者。一些学者将囚犯描述为麻木不仁的机器人，完全丧失了自由的意志。就像汉娜·阿伦特所写的，党卫队的极权统治已经将生命的火花完全掐灭，将囚犯们变成“画着苍白人脸的牵线木偶”。但即使在集中营这样的极端环境里，囚犯们仍然保留着一丝能动性，不管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极权束缚之下多么微弱。在深入研究了囚犯们的行为后，我们能够察觉到貌似坚不可摧的党卫队极权统治中的裂缝。同时，在研究集中营的过程中，我们也不能为了在心理上更易于接受而将囚犯们神化，将他们想象成出淤泥而不染、毫无奴颜媚骨。大多数囚犯的故事不是赞颂人类精神的胜利，而是堕落与绝望的叙述纪实。“被关在集中营中，饱受摧残与折磨，在毒气室中死去——这并不是英雄主义。”三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波兰幸存者1946年时在一本书中如是写道，这本书是用囚犯们的条纹囚服包起来的。[75]

从铁丝网向外看时，人们才能真正了解集中营里的恐怖。毕竟，集中营是纳粹政权的产物。犯人的组成、状况、待遇都是由外部力量决定的，因此我们应该仔细研究这些外力。这就构成了本书的第二个方面，即透过更广阔的视角观察第三帝国的兴衰，以及集中营在其中的地位。集中营的历史与更宏观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息息相关。集中营在社会这张大网中不仅是压迫剥削的标志，它们也是真实存在的地点；它们并不像有些研究所说的，是一个形而上的乌有之邦，而是实实在在矗立在乡镇、城市之中。

最重要的是，集中营属于纳粹那张更大的恐怖活动网。那张网还包括其他压迫组织，比如警察和法院，以及其他监禁场所，如监狱、犹太人聚居区（ghetto，即隔都）和劳动营。这些拘禁场所与集中营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有许多相似的地方。[76]虽然这些关联十分重要，但我们必须明确集中营的独特之处，以及它们身上那种强大的引力。对许多受害者来说，集中营是苦难旅程的最后一站。数不尽的囚犯从其他拘留地被运送至此，可很少有人能够从这里被送出去。逃犯阿道夫·艾希曼1957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追忆集中营时，对同情纳粹的人们说，党卫队集中营“进去容易，出去难”。[77]

资料来源

每一个描写集中营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矛盾：尽管现有的资料浩如烟海，但仍然不够。自第三帝国灭亡以后，对第三帝国的研究比对其他的独裁政权都多。而且，其中也很少有题材能比得上集中营，有如此大量的出版研究。现在已有数以万计的证言、研究，甚至原始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没有人能全部掌握。[78]与此同时，不同的历史记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学术性文学亦是如此。虽然卷帙浩繁，但近期的历史学研究具有倾向性，忽视了一些重要的方面。[79]至于第一手资料，党卫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销毁了大量文件，而希姆莱等首脑人物在被审讯之前就死了，许多秘密永远地被他们带进了坟墓。[80]

幸存者的记录也不完整。从一方面讲，普通犯人很难从宏观上了解集中营系统。比如居住在德国的辛提人（吉卜赛人）瓦尔特·温特（Walter Winter），他于1943年春天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当时，他一直住在狭小的所谓吉卜赛营。直到40多年后，他以自由公民的身份重回奥斯维辛参观时才意识到集中营的规模是如此之大。[81]另一方面，现有的证据也不具备完全的代表性，因为许多囚犯都没能幸存下来。比如，没有犹太囚犯谈起过1940年到1943年间的毛特豪森-古森二级集中营，因为没有人活下来。正如普里莫·莱维所言，他们是被“淹没”的人群，不会再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了。[82]而那些活下来的人，有的丧失了声音，有的丧失了记忆。[83]比如，有些囚犯的罪名为社会所不齿，因此他们在被解救后很少愿意公开谈论此事。第一份来自囚犯的回忆录直到2014年作者去世后才出版，即便如此，作者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背景，而是装作出于政治原因才被拘禁的。[84]大部分苏联囚徒也被迫保持沉默，他们被当作纳粹潜在的帮凶，长期遭到苏联政府的怀疑。[85]

但一部完整的集中营历史需要更宏观的撰写方式。因此本书借鉴了海量的研究成果，将主要发现汇聚在了一起。只有在今天，在大量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开展这样的计划。但仅靠总结现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为了加深对集中营的认识，弥合我们现有认知的鸿沟，更真实地体现囚犯和施暴者的形象，本研究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我们引用了党卫队和警方的大量记录，包括通告、当地法令以及囚犯档案。[86]其中一些文档数十年来一直被封锁在俄罗斯、德国和英国的档案馆里，直到最近才解密，而且本书中许多文献都是首次被引用。[87]

同时期囚犯们所写的材料是另一部分无价的一手资料。囚犯们总是想方设法获取信息。首先也最重要的是，这是生存需要，因为能够了解党卫队的意图或许就可以活命。但也有一些囚犯想到要给后世留下信息，比如用绘画和涂鸦来记录自己的生活以及精神状态。[88]也有囚犯秘密地照相，或是私藏党卫队的照片。[89]而更重要的则是文字记录。一些享有特权的囚犯偷窃或转录党卫队的文件。1939年末至1943年春天这段时间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Sachsenhausen）囚犯埃米尔·比格（Emil Büge）将党卫队的机密文件复制到极薄的纸上，然后将纸糊在自己的眼镜盒中（大约有1500份文件被这样留存了下来）。[90]还有跟埃德加·库普费尔一样的囚犯，他们偷偷写日记，然后保存了下来。战后有许多这样的记录浮出水面。也有人撰写秘密报告和信件，将它们藏在集中营的地板下或偷偷运出去。[91]除此之外，还有那些记录于1945年之前，逃出集中营或被释放的囚犯们所做的证言。[92]这些当时的资料非常珍贵，因为它们直观地向我们展现了被困营中之人的状态。在集中营阴影下记录的这些文字展现了他们那一时刻的恐惧、希望，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他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如何，不知道人们在战后会如何解读、祭奠集中营。[93]

不过，大多数囚犯只能在被解放之后作证。每个人的记录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无法全部借鉴。因此，本研究采用了上百份已出版或未出版的回忆录，以及对不同背景的幸存者的采访。这些记录大部分是在解放之后几个月或几年内完成的。当时幸存者的记忆仍然鲜活，他们的个体记忆还未被关于集中营的集体记忆取代。[94]记忆是可以被改变的，举一个例子：奥斯维辛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Joseph Mengele）在战后臭名远扬，他的身影出现在许多从未遇见过他的囚犯的回忆录里。[95]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因此全盘否定后来出现的回忆录，毕竟有些事情的重要性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来。虽然许多幸存者在早年间就可以敞开心扉，但也有人直到多年后才愿意吐露他们最痛苦的回忆。[96]

为战后审判收集的材料是本书另外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数以百计的党卫队战犯战后立刻被带上了盟军的法庭，此后针对他们展开了进一步的审判。公诉人为了提起诉讼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并且询问了之前的囚犯们，其中还包括一些被遗忘的团体。[97]虽然这些证言的取证方法具有争议，但也对我们拼凑集中营的全景有很大帮助。[98]进一步讲，庭审记录对研究犯罪者来说必不可少。党卫队队员在战后普遍不会写回忆录或接受采访，他们更愿意保持低调或者被遗忘。[99]只有法庭才能迫使他们打破沉默。当然，必须仔细阅读他们的陈词，这样才能从托词和谎言中筛出真相。[100]不过，这些证词也呈现了普通集中营士兵的想法。他们是日常暴力真正的实施者，但并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

结构

集中营中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的确，从一个时期到下一个时期有连续性。但集中营走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有许多转折和变化。只有通过大致以时间顺序为线索的方式才能捕捉到这些变化。因此，本书第一部分记述了 1933年至1939年间的集中营系统，从战前起源（第1章）、形成（第2章）到扩张（第3章）。在这个时期，集中营中大部分囚犯在遭受一段时间折磨之后都被释放了。然而，集中营初期的图景往往被后来战时人间地狱的景象掩盖。[101]但是，正如历史学家简·卡普兰（Jane Caplan）所说，我们有必要去审视那些“史无前例的事件之前”所发生的一切。[102]战前阶段集中营的运行不仅为战时无法无天的恐怖统治打下了基础，其历史也非常重要，因为能够反映出纳粹压迫的发展进程，以及后来没有被选择的道路。[103]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集中营体系有着巨大的影响，并最终成为本书余下章节的背景。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从德国1939年秋天攻击波兰到1941年末对苏联闪电战的失败，集中营开始出现大规模死亡（第4章）和处决（第5章）。随后，本文视角转回大屠杀，阐释奥斯维辛如何变成一个主要的灭绝营（第6章），以及在东欧沦陷区的囚犯和党卫队人员的日常生活（第7章）。接下来的一章依旧着眼于这个时期，但是将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这段历史，更宏观地展现1942～1943年集中营体系的发展，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奴隶劳工（第8章）。这也是下一章的主题，除此之外，还包括1943～1944年卫星营的快速发展以及德国在二战期间对数十万囚犯的剥削（第9章）。接下来将会分析战时的囚犯社区，以及他们所面对的艰难抉择（第10章）。最后本书将以1944～1945年第三帝国以及集中营在腥风血雨中崩溃收尾（第11章）。

这种宏观编年史的方法可以充分展现纳粹政权的基本特点。虽然正如汉斯·莫姆森（Hans Mommsen）所说，第三帝国依靠“累积式激进”推动，其恐怖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升级，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纯线性的。[104]集中营系统并不是像雪崩一样，不断累积毁灭性的力量冲向深渊。它的发展轨迹有时十分缓慢，甚至有所反复。状况并不总是单纯恶化，有时也会有所改善，无论在战前还是战时都是如此，只不过之后再次变糟而已。对该过程的深度剖析将使我们对集中营以及整个纳粹政权的历史产生全新的思考。恐怖行动是第三帝国的核心，没有任何机构像集中营那样充分体现了纳粹的恐怖。

[1] Dann，Dachau，quote on 22；Zarusky，“Erschieβungen”；Abzug，Inside，89-92；DaA，DA 20202，F. Sparks，“Dachau and Its Liberation，” March 20，1984；Greiser，Todesmärsche，70，502-503；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0；Marcuse，Legacies，51；Weiβ，“Dachau，”26-27，31-32；“Dachau Captured by Americans Who Kill Guards，Liberate 32，000，” New York Times，May 1，1945. 图片参见USHMM photograph collection。这趟死亡列车在1945年4月7日从布痕瓦尔德出发，车上有4500～5000名囚犯。

[2]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二战后也持类似的观点；Brink，Ikonen，78。详情参见Weiβ，“Dachau”；NCC，ix。

[3] 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Dachau，March 1，1938；Zámečník，Dachau，86-90，99-105；Neurath，Gesellschaft，23，38-41，44-48；Burkhard，Tanz，83，86-89；Steinbacher，Dachau，90；OdT，vol. 1，102-104；ibid.，vol. 2，248；Pressac，Krematorien，8. 达豪集中营的34间营房中有30间供常规俘虏住宿。1937年，党卫队计划在达豪集中营建一座火葬场，但并没有落实；Comité，Dachau（1978），166（感谢Dirk Riedel 提供参考资料）。

[4] Seubert，“‘Vierteljahr，’” 63-68，89-90，quote on 90；Richardi，Schule，40-55；Dillon，“Dachau，” 27，15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23-25；Zámečník，Dachau，22-25；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9，13；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2-3；ibid.，3.286；C. Bastian，“22. März 1933，” in Mitteilungsblatt der Lagergemeinschaft Dachau，April 1965（感谢Chris Dillon 提供参考资料）；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Dachau，March 1，1938。达豪集中营的死亡人数中不包括2500名在解放后三个月内死亡的幸存者。

[5]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95.

[6] 关于“管控下的恐怖”一词，见Sofsky，Ordnung。Sofsky的研究从对比1933年和1945年的达豪集中营入手，不过是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

[7] 数据来源于OdT，vols. 2-8，统计集中营督察组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下属的集中营。这些主要的集中营并不包括党卫队的辛泽特（Hinzert）特别集中营和莫林根（Moringen）女子集中营。

[8] 早期有关集中营纳粹主义中心性的讨论请见Arendt，Origins，438。

[9] “KL”一词在第三帝国期间一直是党卫队对集中营的主要缩写。有关“KL”的常见文献参见The Times，January 24，1935，NCC，doc. 277。囚犯们也会用这个词，不过他们更常用比较刺耳的“KZ”一词，该词后来在战后德国成了集中营的标准缩写（Kamiński，Konzentrationslager，51；Kautsky，Teufel，259；Kogon，SS-Staat，1946，4）。不过，一些幸存者（Internationales Lagerkommitee Buchenwald，KL BU）和学者（Herbert et al.，Konzentrationslager）仍继续用“KL”。本书中，“KL”或“集中营”一般指的是在集中营督察组（从1934年起）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从1942年起）管理下的党卫队集中营；有时，我也用宽泛的“营地”一词来指代这些地点。

[10] 据估计，1945年集中营有45万幸存者（第11章），除此以外，1933年到1944年之间，可能有10万俘虏从集中营被释放。更多死亡数据参见附录的表1；Piper，Zahl，143，167。少部分犹太人在抵达奥斯维辛时被杀害，死于毒气室外面（第9章）。
有关术语的简短备注：党卫队根据囚犯们（假定）的背景将他们分为几类。党卫队的分类塑造了囚犯社交和本书的一些必然的特点。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囚犯在描述自己的时候也不尽相同。比如，一些犹太囚犯并不把自己看作犹太人（起码在他们被逮捕之前）。而且，“俄罗斯囚犯”这个通用的党卫队词语通常被党卫队随意使用在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一些波兰人身上（所以我用更宽泛的“苏联囚犯”一词代替）。

[11] 引用希特勒1941年1月30日的演讲，in Domarus，Reden，vol. 4，1658。参见Welch，Propaganda，229-35；Fox，Film，171-84；Langbein，Menschen，324；Evans，Third Reich at War，145。

[12] 希特勒1940年1月30日的演讲，in Domarus，Reden，vol. 3，1459。

[13] 引用自1939年1月29日希姆莱在德国警察日这天的讲话，NCC，doc. 274。详情参见Moore，“‘What Concentration Camps’”。

[14] Bauman，“Century.”参见Kotek，Rigoulot，Jahrhundert；Wormser-Migot，L’ère。

[15] Smith and Stucki，“Colonial.” See also Sutton，“Reconcentration.”

[16] 关于德国的殖民营，参见Hull，Destruction，70-90（他估计有超过33000名非洲战俘）；Kreienbaum，“‘Vernichtungslager’”。假定的与集中营的联系，可以着重参考 Madley，“Africa，” 引用自第446页。更概括的内容参见Zimmerer，“War，” 58-60；Kotek and Rigoulot，Jahrhundert，32。关于这个论点的批评意见，参见Wachsmann and Goeschel，“Before Auschwitz，” 526-28。更多关于德国殖民暴力和纳粹灭绝政策之间连续性的评论，可参见Gerwarth and Malinowski，“Hannah Arendt’s Ghosts”。

[17] Quote in Bell，Völkerrecht，723. 德国的观点参见Hinz，Gefangen；Stibbe，Civilian Prisoners；Jones，Violence。更概括的内容参见Kramer，“Einleitung，” 17-20，29-30；Buggeln and Wildt，“Lager，” 168-69。

[18] Overy，“Konzentrationslager.” 关于西班牙，参见Rodrigo，“Exploitation，” 特别是557页。1940年西班牙警官参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参见Ley and Morsch，Medizin，390-91。1940年希姆莱造访佛朗哥的集中营，参见Preston，Holocaust，494-95。法西斯意大利的集中营，参见Guerrazzi，di Sante，“Geschichte”。

[19] 有关两种集中营系统，参见Todorov，Facing；Kamiński，Konzentrationslager；Armanski，Maschinen。

[20] Khlevniuk，History，figures on 328；Applebaum，Gulag；Overy，“Konzentrationslager，” 44-50；Kramer，“Einleitung，” 22，30；Wachsmann，“Comparisons.” 所谓的特殊聚居区之一，参见Werth，Cannibal。

[21] 同时期的主张可参见“Life in a Nazi Concentration Camp，” New York Times Magazine，February 14，1937。在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古拉格集中营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身的观点引发了所谓的“历史学家的争论”；Nolte，“Vergangenheit”；Evans，Hitler’s Shadow。

[22] Arendt，Origins，445. 关于在NKVD 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和释放人数，参见Khlevniuk，History，308；Snyder，Bloodlands，xiii；Arch Getty et al.，“Victims，” 1041；Kramer，“Einleitung，” 24。关于党卫队和苏联集中营的其他区别，参见Wachsmann，“Comparisons”。

[23] Quotes in Aly，“Endlösung，” 274；Ereignismeldung UdSSR Nr. 59，August 21，1941，Anlage I，“Das Verschickungs-und Verbannungswesen in der UdSSR，” 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1204. See also the recollections of Rudolf Höss in Broszat，Kommandant，209.

[24] StAMü，Staatsanwaltschaften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5；StANü，EE by G. Wiebeck，February 28，1947，ND：NO-2331，quote on page 5.

[25] Klemperer，LTI，42.

[26] 2014年7月的数据。

[27] 这一段和上一段参见Zelizer，Remembering，特别是63～154页；Reilly，Belsen，29-33，55-66；Abzug，Inside，30（感谢Dan Stone提供的这条参考文献），129-40；Frei，“‘Wir waren blind’”；Gallup，Gallup Poll，472，504（100万的死亡人数是所有回答的中值平均数）；Chamberlin，“Todesmühlen”。对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温和报道，参见Weckel，Bilder，47；Brink，Ikonen，25。Quotes in O. White，“Invaders rip veil from Nazi horrors，” Courier-Mail（Brisbane），April 18，1945，in idem，Conqueror’s Road，188-91；“Dachau Gives Answer to Why We Fought，” 45th Division News，May 11，1945。囚犯所写的早期重要的书籍包括Beimler，Mörderlager；Seger，Oranienburg；Langhoff，Moorsoldaten。家属们的著作包括Mühsam，Leidensweg；Litten，Mutter。有关集中营历史的部分我参考了Wachsmann and Caplan，“Introduction，” 2-6。

[28] 针对这些观点的评论参见Cesarani and Sundquist，After the Holocaust。

[29] 库普费尔的笔名是Kupfer-Koberwitz。关于他的生活，参见B. Distel，“Vorwort，” in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7-15；ibid.，19-30。关于他被捕的原因，参见StAL，EL 350 I/Bü 8033，Fragebogen Wiedergutmachung，October 16，1949；ibid.，Erklärung A. Karg，May 23，1950。

[30] Quote in Perz，KZ-Gedenkstätte，37. 参见Niethammer，Antifaschismus，198-206；Shephard，Daybreak，92。

[31] Jockusch，Collect，3-10，165-85. 参见Cesarani，“Challenging，” 16-18。

[32] 例子可参见KPD Leipzig，Buchenwald！；Grossmann，Jews，197。

[33] P. Levi，“Note to the Theatre Version of If This Is a Man，” 1966，in Belpoliti，Levi，24。参见idem，If，381；idem，Drowned，138；Sodi，“Memory”。早在1945年春季，莱维和另一名幸存者同伴就简单写下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医疗条件的情况；Levi and de Benedetti，Auschwitz。

[34] 部分数据参见Taft，Victim，130-32。早期幸存者的小选集包括Nyiszli，Auschwitz（1946年在罗马尼亚首次出版）；Nansen，Day（1947年于挪威首次出版）；Szmaglewska，Smoke（1945年在波兰首次出版）；Burney，Dungeon；Millok，A kínok。德国人早期的描述参见Peitsch，“Deutschlands”。

[35] Kautsky，Teufel；Frankl，Psycholog.

[36] 或许第一次记述单独一座集中营历史的是Kraus，Kulka，Továrna；捷克关于奥斯维辛的先驱研究，参见Van Pelt，Case，219-23。诗歌和小说，参见Borowski，This Way（包括在1946～1948年首次刊登的故事）；KaTzetnik，Sunrise（首次刊登于1946年）；Wiechert，Totenwald。

[37] Kogon，SS-Staat（1946）；Wachsmann，“Introduction，” in Kogon，Theory，xvii.在这些小册子中有一个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的证词合集，在1945年发行了20万册；KPD Leipzig，Buchenwald！。更概括的内容，参见Peitsch，“Deutschlands，” 101-102，139，204。来自欧洲其他地方幸存者的证词，参见Cesarani，“Challenging，” 20-22。

[38] NYPL，Collection Farrar，Straus & Giroux Inc. Records，Box 191，R. Straus，Jr.，to R. Gutman，June 21，1948.

[39] Quotes in P. Levi，“Deportees. Anniversary，” TorinoXXXI（April 1955），in Belpoliti，Levi，3-5；DaA，Nr. 27376，E. Kupfer to K. Halle，September 1，1960. 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幸存者的叙述包括Cohen，Human；Michelet，Rue；Kupfer-Koberwitz，Als Häftling；Antelme，L’espèce。See also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Auschwitz Journal（Przegląd Lekarski-Oświęcim）.关于公众的冷漠，可参考DaA，Nr. 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07。更概括的背景介绍，参见Cesarani，“Introduction，” 1，5；idem，“Challenging，” 28-30；Diner，Remember，365-90。

[40]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 第二批回忆录，参见Waxman，Writing，116；Cesarani，“Introduction，” 10；Hartewig，“Wolf，” 941。德国对种族大屠杀的反应，参见Hickethier，“Histotainment，” 307-308。

[41] Schnabel，Macht；NMGB，Buchenwald（首次发行于1959年）；Maršálek，Mauthausen（首次发行于1974年）；Zámečník，Dachau。另见Langbein，Menschen（首次发行于1972年）；Naujoks，Leben。

[42] 相关调查，参见Reiter，“Dunkelheit”。

[43] 例子可参见Mitscherlich and Mielke，Diktat；Helweg-Larsen et al.，Famine。早期参考文献参见The Lancet and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see Cesarani，“Challenging，” 24。See also the study of 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abandoned in 1951；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10-11.

[44]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Pingel，Häftlinge. 其他先驱作品包括（按时间排序）Kühnrich，KZ-Staat（首次发行于1960年）；Kolb，Bergen-Belsen；Billig，L’Hitlérisme；Wormser-Migot，Le système；Broszat，Studien；Feig，Death Camps。

[45] 例子参见Dicks，Licensed；des Pres，Survivor。

[46] Broszat，“Einleitung.”

[47] P. Levi，“Preface to L. Poliakov’s Auschwitz，” 1968，in Belpoliti，Levi，27-29；Milward，“Review.”

[48] Orth，System. 关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状况的概述，参见Herbert et al.，Konzentrationslager。

[49] 德国作品的参考文献（从1945年到2000年）包括6000多个条目，大部分是1980年以后出版的；Warneke，Konzentrationslager（感谢Peter Warneke给了我一份复印件）。

[50] 关于最后一点，参见Wachsmann，“Review”。对近期学术著作的评估，参见idem，“Looking”。

[51] Megargee，Encyclopedia，vol. I；OdT，vols. 2-8.

[52] Quote in Reichel，“Auschwitz，” 331.

[53] 许多充满争议、具有促进性的研究都调查了集体回忆录增多的原因。美国的研究参见Novick，Holocaust。

[54] Silbermann and Stoffers，Auschwitz，205，211，213-14.

[55] 关于数据，参见第7章和附录（表1），以及Piper，Zahl，167。关于“打破（刻板印象）”一词，参见Mazower，“Foucault，” 30。

[56] 关于数据，参见第6、9、11章；Friedländer，Jahre，692；Piper，Zahl，167。

[57] 关于这一点，参见Langer，Preempting。

[58] Quote in Mauriac，“Preface，” x.集中营内最恶劣的罪行跟德国人具体的思维模式相关，这个观点深植于Goldhagen，Executioners。关于集中营和现代性，参见Bauman，“Century”；Kotek and Rigoulot，Jahrhundert。

[59] Sofsky，Ordnung.

[60] 早期对索夫斯基的静态方法的批评参见Weisbrod，“Entwicklung，” 349；Tuchel，“Dimensionen，” 373（n. 12）。当然，从马克斯·韦伯时期，社会学家就承认了“理想型”绝不可能成为现实；Weber，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in Directmedia，Max Weber，1431。

[61] Rózsa，“Solange，” 297-99. Rózsa编辑了她的日记，并且在1971年于布加勒斯特出版之前对内容进行了丰富。

[62] Nansen，Day，545. 参见Mess，“Sonnenschein，” 56。

[63] BoA，testimony H. Frydman，August 7，1946；Wagner，Produktion，453；Nyiszli，Auschwitz，66；Segev，Million，158.

[64] Transcript in Chamberlin and Feldman，Liberation，42-45，p. 44. 参见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201。

[65] 一些幸存者对于史学家阐述集中营的能力表达了质疑，（部分）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幸存者才知道集中营里的真实情况；Waxman，Writing，176-79；Cargas，“Interview，” 5；Debski，Battlefield，62。

[66] Friedländer，“Eine integrierte Geschichte”；idem，Nazi Germany，1-2，quote on 1；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82.

[67] 本书直接引用了大量囚犯和行凶者的话。许多都来自当时的文献资料。还有一些取自后来的资料，但会有方法论的问题。一方面，极少有幸存者能准确回忆起几个月或者几年前听说的消息。另一方面，对这些引用进行意译会丧失其即时性；毕竟语气和命令措辞是党卫队统治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最终我决定使用一些“回顾性引用”，但只有在批判来源的时候——分析文件内部的一致性，并与其他文件进行对比——我引用的话才能够接近当时所说的内容。

[68] 估值参见Kárný，“Waffen-SS，” 248（只有男性估值）。

[69] Quotes in Warmbold，Lagersprache，302-303.

[70] 最近研究的一项调查，参见Roseman，“Beyond Conviction？”

[71] Cited in Todorov，Facing，123. 参见Levi，“Preface to H. Langbein’s People in Auschwitz，” 1984，in Belpoliti，Levi，78-81。对党卫队行凶者是病态失常者这一观点的早期学术批评，参见Steiner，“SS”；Dicks，Licensed，特别是第237页。

[72] 参见Langbein，Widerstand，8。

[73] Kautsky，Teufel，226.

[74] 审头一词广泛用于集中营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开始使用（Neurath，Gesellschaft，210），在战争期间更加流行。在历史文献中，这个词通常代表的是狭义的定义，指的是负责管理劳动小分队的囚犯头。我引用了一些幸存者（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67；Kautsky，Teufel，160）和历史学家（Niethammer，Antifaschismus，15）的作品，在此处表达的是更宽泛的含义，即审头指的是所有在集中营内凭借官方职位获得其他囚犯所没有的直接或间接权力的囚犯。

[75] Quotes in Arendt，Origins，455；Siedlecki et al.，Auschwitz，4（首次出版于1946年）。参见Armanski，Maschinen，188；Langer，Holocaust Testimonies，ix，162-63；Browning，Remembering，297；Löw et al.，Alltag。

[76] 正在进行中的USHMM 百科全书项目里，集中营和犹太人聚居区部分的研究人员已经确定有超过4.2万个独立的地点；“The Holocaust just got more shocking，” New York Times，March 1，2013。偶尔也会把其他地点误认为集中营。例如泰雷津（Terezín）聚居区经常会被当成集中营（相关背景参见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 14）。

[77] BArchK，All. Proz. 6/103，Bl. 16. 关于背景，参见Stangneth，Eichmann。

[78] 相关文件资料的散布，参见Perz，KZ-Gedenkstätte，39-42。

[79] 一些关键的大规模谋杀行动，比如14f13和14f14行动（参见第5章）依旧没有学术专著。集中营历史的一些阶段也是如此，特别是战争初期（参见第4章）。此外，对东欧占领区内几个主要为犹太人而建的集中营，我们也缺乏相应的研究专著（参见第6章和第7章）。对战时集中营党卫队总部（参见第8章）及其与地方集中营互动的系统性研究也很少。同样，如罪犯和反社会人士等囚犯群体的命运也被广泛忽略了（参见第3章）。

[8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7. 三个最了解情况的人——特奥多尔·艾克（Theodor Eicke）、里夏德·格吕克斯（Richard Glücks）和海因里希·希姆莱都在1945年5月前死了。

[81] Winter，Winter，53. 参见Levi，Drowned，6-7。

[82] Levi，Drowned；Maršálek，Gusen，33.

[83] 关于后者，参见Greiser，Todesmärsche，141；Raim，Dachauer，286；Erpel，“Trauma，” 127。

[84] Schrade，Elf Jahre，especially pages 9-14，32-33. 引人注目的是，Schrade在回忆录里忽略了罪犯和反社会人士所遭受的对待。

[85] 苏联囚犯的回忆录极少；Zarusky，“‘Russen，’” especially pages 105-107，111。最近的一部回忆录合集，参见Timofeeva，Nepobedimaja。

[86] 集中营党卫队提供的数据和文件，参见Kranebitter，“Zahlen，” 98-117；Grotum，Archiv，236-44。

[87] 我查询的资料中包括从莫斯科特别档案馆中提取的文件（USHMM里保存的电子副本），这些文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对西方学者公开了。我也用了从巴德阿罗尔森红十字会追踪服务那里获得的记录，在20世纪70年代到2006年7月间都是不对历史学家开放的。最后，我还利用了基尤国家档案馆内保存的英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解密的德国秘密无线电报。根据资料保护法的规定，一些囚犯和行凶者的名字需要保密。

[88] OdT，vol. 1，279-83；Blatter，Milton，Art，136-225.

[89] Didi-Huberman，Bilder；“Francesc Boix.”

[90] Büge，KZ-Geheimnisse.

[91] 日记参见Laqueur，Schreiben。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有30篇日记保存了下来，比任何一个集中营都多。Rahe，“Einleitung，” 18-19. 在集中营内写的记录，参见Świebocki，Resistance。

[92] 一些例子可参见Świebocki，London。

[93] Friedländer，Jahre，23-24. 他的评论也参见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85-86，252。

[94] 许多研究集中营的历史学家都优先从早期的证词里查找资料；Shik，“Erfahrung，” 104-105；Buggeln，Arbeit，536；Hayes，“Auschwitz，” 347。有关后来的口述史参见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especially pages 185-86。

[95] Langbein，Menschen，334-35；Browning，Remembering，233-36. 其他的例子参见ibid，237；Mailänder Koslov，Gewalt，361-70；Fulbrook，Small Town，306。对一些回忆录里不可靠的部分的概述，参见Cziborra，KZ-Autobiografien，especially pages 70-75。

[96] 例子可参见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15，19。

[97] 后者参见20世纪60年代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法庭的苏联囚犯和德国罪犯的证词。

[98] 方法论的问题参见Orth，“Lagergesellschaft，” 117-18。

[99] 例外可参见Segev，Soldiers。

[100] Orth，SS，15.应该特别注意在苏联和东欧法庭上的证词；Eschebach，“‘Ich bin unschuldig’”；Pohl，“Sowjetische，” 138。

[101] 例如卡林·奥尔特的集中营编年史只有八分之一的内容提及战前的情况；Orth，System。

[102] Caplan，“Detention，” 26.

[103] 参见Wachsmann and Goeschel，“Before Auschwitz，” 518。

[104] Mommsen，“Cumulative Radicalization.”

第1章 早期集中营

“听说你想上吊自杀？”1933年5月8日下午，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Steinbrenner）一边说，一边走进了汉斯·拜姆勒（Hans Beimler）在达豪集中营的牢房。身材高挑的施泰因布伦纳俯视着形容枯槁、身穿肮脏的棕色夹克和短裤的囚犯，后者已经在集中营里被称为地堡的牢房中受折磨好几天了。“好好看着，这样你就知道怎么自杀了！”施泰因布伦纳从床单上撕下长长的一条布料，在一端做了一个套索。“现在你只需要，”他的语气十分亲热，就像一位乐于助人的朋友，“将你的头伸进去，再把另一头系在窗户上就妥当了。只要两分钟就完事了。”汉斯·拜姆勒的身体上遍布着鞭痕和伤口，党卫队想迫使他自杀，但他都坚持了下来。可是他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仅仅一两个小时之前，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和达豪集中营的指挥官把他带到另一间牢房，弗里茨·德雷塞尔（Fritz Dressel）赤裸的尸体就倒在房间里冰冷的岩石地板上。他与拜姆勒一样，是一名共产党政客。在之前几天，德雷塞尔的尖叫声回荡在达豪的地堡中，拜姆勒猜老友是因为再也无法忍受折磨，最终割腕自尽的（事实上，德雷塞尔很可能是被党卫队谋杀的）。还没醒过神来，拜勒姆就被拖回了自己的牢房。指挥官冲着他说：“好了！现在你学会了吧。”之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拜姆勒不自杀，党卫队将在第二天早晨处死他。他只有大概十二个小时好活了。[1]1933年春天，随着阿道夫·希特勒于1月30日当选总理，德国迅速从失败的民主政体转变成法西斯独裁政体，数以万计的纳粹政敌被关进像达豪这样的临时集中营，拜姆勒就是其中一员。最早被搜捕的政敌主要是批评家和突出的政客们。而对于巴伐利亚州政府，这个除普鲁士外德国最大的州来说，几乎没有比37岁的慕尼黑人拜姆勒更有价值的猎物了。他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布尔什维克。在与妻子辛塔（Centa）逃亡数周之后，拜姆勒于1933年4月11日被捕。当时，慕尼黑警察局总部的警察们欢呼雀跃道：“我们抓住拜姆勒了！我们抓住拜姆勒了！”[2]

1918年秋天，帝国海军的叛乱致使德意志帝国在一战末期垮台，魏玛共和国时代由此开启，那是德国第一次民主实验。身为海军老兵的汉斯·拜姆勒从那时起就开始一心一意对抗共和国政府，想要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1919年春天，他在巴伐利亚以“红卫兵”（Red Guard）的身份参与了一场注定失败的苏联式起义。自从目睹软弱的德国民主政府承受来自极左翼和极右翼的首轮攻击后，这名熟练的技工就成了德国共产党的狂热追随者。形容粗犷的拜姆勒找到了自己的信仰，投身于同警察和对手（比如纳粹突击队）的战斗中，同时在党内稳步晋升。1932年7月，他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被选为共产党在共和国国民议会（Reichstag）的代表。[3]1933年2月12日，在同年3月5日全国大选（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希特勒治下的多党派选举）前最后一轮共产党大规模集会的一次会议上，汉斯·拜姆勒在慕尼黑科龙马戏团大楼中发表演说。为了鼓舞他的支持者，他引用了1919年内战时期罕有的一次胜利。那时，巴伐利亚“红卫兵”拜姆勒曾跟随队伍，在达豪附近短暂地击溃过政府军。在演讲的结尾，他高声大喊口号：“我们达豪再见！”[4]

仅仅10周后，1933年4月25日，拜姆勒发现自己确实在去往达豪的路上，不过不是像他预计的那样以革命领袖的身份，而是作为党卫队的阶下囚。他与兴高采烈的抓捕者都意识到了这一残酷的转折。在运送拜姆勒和其他囚犯的囚车进入达豪时，一群党卫队队员已经在此等候许久。据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回忆，看守们不断尖叫，仿佛“通了电”一般。他们冲进囚犯之中，很快将拜姆勒揪了出来，让他挨了第一顿打。还有一些被指挥官斥为“贱人和叛徒”的人同样挨了揍。拜姆勒走向地堡，脖子上被迫挂着一个写着“欢迎”二字的大牌子。那间地堡由老工厂的旧厕所改建而成。一路上，施泰因布伦纳用马鞭狠狠抽打拜姆勒，力度之大就连远处的囚犯也能数清楚到底抽了几下。[5]

在达豪的党卫队内部，有关新战利品——拜姆勒——的谣言在四处传播。指挥官污蔑拜姆勒是一宗谋杀人质案的幕后黑手。1919年春天，一支“红卫兵”分遣队在慕尼黑的一所学校里处死了10名人质，其中包括一名巴伐利亚伯爵夫人。这次人质事件点燃了右翼极端分子的怒火。之后不久，数百名左翼革命者惨遭极右翼武装力量——自由军团（Freikorps）屠杀，命途多舛的慕尼黑苏维埃也毁于其手。如今，达豪集中营四处传阅着当年被处决的人质的照片。指挥官对下属们说，14年后血债终于可以血偿了。一开始，他想亲手处决拜姆勒，但后来又觉得还是逼迫拜姆勒自杀更稳妥一些。不过，到5月8日，拜姆勒硬抗了几天之后，指挥官等不及了——要是拜姆勒不上吊自杀，就处决了他。[6]

不过汉斯·拜姆勒活了下来，在最后通牒到期前的几个小时从鬼门关逃了出来。他在两名党卫队卧底的帮助下挤出了牢房上方的小窗，穿过营地周围的铁丝网和电网，消失在夜幕之中。[7]第二天，1933年5月9日清晨，当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打开拜姆勒的牢房，发现其中空无一人之后，整个党卫队都疯了。警报声响彻营地，所有党卫队队员一起将集中营翻了个底朝天。施泰因布伦纳不断折磨相邻牢房的两名共产党囚犯，大喊：“等着吧，你们这些肮脏的畜生，你们会告诉我（拜姆勒在哪里）的。”其中一人不久后便被处决了。[8]营外，一场规模巨大的搜捕行动正在展开。飞机在营地周围盘旋，“通缉”海报被张贴在各个火车站，警察在慕尼黑展开突袭，那些之前为拜姆勒被捕而欢呼的报纸也发布了捉拿“著名共产党领袖”的悬赏令，里面把他形容为一个短发、胡子刮得很干净、有一对招风耳的男人。[9]

虽然他们竭尽所能，但拜姆勒还是逃脱了。他在慕尼黑一处安全的居所恢复健康后，于1933年6月被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送往柏林，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穿越了边境，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里他寄了一张明信片给达豪集中营，让党卫队队员们“亲我的屁股”。随后，拜姆勒前往苏联，在那里写了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纪实文学，是有关集中营最早的目击者报告之一，后来此类报告迅速增多。该书于1933年8月中旬先是由一家苏联报社在德国出版，随后很快开始在瑞士的报纸上连载，英文译本也在伦敦出版，德国内部也在秘密传阅。同时，拜姆勒还在其他外国报纸上发表文章，在苏联广播中发表演说。与此同时，愤怒的纳粹官员谴责他为“兜售恐怖故事的恶毒小贩”。拜姆勒不仅逃脱了处罚，还通过揭露达豪的真相，公开羞辱了那些折磨他的人。1933年晚秋，纳粹政权决定剥夺拜姆勒德国公民的身份，但这不过是一个苍白无力的姿态而已，毕竟拜姆勒自己没有再次回到第三帝国的打算。[10]

汉斯·拜姆勒的故事很特别。早期纳粹集中营中很少有囚犯像他那样遭受了残酷的虐待。在1933年，蓄意谋杀还是极端的个例。更特别的是他的逃脱。由于党卫队在他之后立刻加强了戒备，所以在此后许多年里，他是唯一一个从达豪成功逃脱的囚犯。[11]拜姆勒的故事也体现了早期集中营的一些关键特点：对共产主义的憎恨驱动着看守们的暴行；对特定囚犯的折磨是为了杀鸡儆猴；因为有法律监管，集中营的管理者并不愿意公开实施谋杀，而是更喜欢迫使特定的囚犯自杀，或将处决伪装成自杀；行事并没有计划性，用废弃工厂作为营地就是一个例子；无论是报纸的报道还是地下的出版物，都使集中营在公众视野中占有一席之地。在1933年第三帝国初生时，这些元素塑造了早期的集中营。

血腥的春天和夏天

1937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就任总理的纪念日。当天午后，他在名存实亡的帝国议会上向纳粹要人们发表讲话，评估掌权四年来的得与失。在典型的漫谈式演讲中，希特勒描绘了一个复兴的辉煌德国：纳粹党将国家从政治灾难中解救出来，在经济上力挽狂澜，团结社会，整肃文化，还挣脱了耻辱的《凡尔赛条约》的桎梏，恢复了国家军事力量。希特勒称，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和平中取得的。1933年纳粹党上台时“几乎完全没有流血冲突”。当然，一些受蒙骗的政敌和布尔什维克罪犯被关押或消灭了。但总体来讲，希特勒激昂地说，他看到的是一种全新的起义：“这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连一扇窗户都没被砸碎的革命。”[12]

此时听希特勒演讲的纳粹巨头们一定非常努力才忍住不笑出来。他们所有人都对1933年的恐怖行动记忆犹新，私下里他们仍陶醉在对政敌施加暴力的回忆中。[13]不过，随着纳粹政权越来越稳固，一些自鸣得意的纳粹领导人也许更愿意遗忘几年之前他们的地位是多么地岌岌可危。20世纪30年代初期，魏玛共和国已经日薄西山，在灾难性的大萧条、政治僵局、社会动荡的撕扯下分崩离析。但究竟由谁来取代共和国还是个未知数。虽然纳粹党（NSDAP）自称是最受民众欢迎的政治选择，但大部分德国人仍然不支持纳粹掌权。的确，两个主要的左翼党派——激进的德国共产党（KPD）和相对温和的社会民主党（SPD）尽管彼此仇恨，但仍在1932年11月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中比纳粹党获得了更多的票数。是一小撮反对共和的政治掮客使用阴谋诡计才让希特勒在1933年1月30日坐上了总理的宝座，当时的内阁仍被保守派占据，包括希特勒在内只有三个纳粹党党员。[14]

希特勒掌权之后几个月，纳粹运动全面展开，掀起了一轮恐怖浪潮，吞没了工人阶级的方方面面。纳粹镇压了他们的运动，洗劫了他们的办公室，侮辱、囚禁、折磨他们的积极分子。最近几年，一些历史学家对纳粹战前的恐怖行动只是轻描淡写。他们将第三帝国美化为一个“不错的独裁政府”，认为纳粹政权深获民心，其实没必要大规模打击政敌。[15]不过，民众的支持对纳粹来说虽然重要，但十分有限。在使数百万抵抗纳粹诱惑的民众顺从的过程中，恐怖行动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所谓的种族主义分子和社会边缘分子也是受攻击的对象，但早期最重要的镇压针对的是政敌以及所有左翼分子。早期的政治恐怖行为让纳粹最终走上了专制统治的道路。

对左翼的恐怖行动

让一个崭新的德国从魏玛共和国的灰烬中浴火重生，这一复兴的誓言是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主义赢得民心的主要魅力所在。但纳粹对黄金未来的梦想也是一个充满毁灭的梦想。远在他们掌权之前，纳粹领袖们已经设想了一个残酷无情的排外政策；通过驱逐所有外国人与危险人物，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共同体，为未来的种族战争做好准备。[16]

通过恐怖行动将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梦想是纳粹领袖们从德国1918年的伤痛中得来的。纳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认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跟国内其他民族主义者一样，纳粹领袖们不愿面对德国在战场上战败的屈辱现实。他们坚信国家被迫屈服是因为失败主义和国内的动乱。他们宣称德军是被革命“在背后捅了一刀”。希特勒相信，解决方法就是根除国内的所有敌人。[17]在1926年的一次私下演讲中，他就保证将消灭所有左翼分子，而那时纳粹运动还处于德国政坛的最边缘。直到“最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叛变或灭绝”，世间才能恢复和平与宁静。[18]

自建立之初，极端的政治暴力就侵蚀着魏玛共和国。纳粹运动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愈演愈烈，国内几乎每天都会爆发流血冲突，尤其是在首都柏林。纳粹的半军事化组织——规模庞大的攻击组织冲锋队（SA）以及规模相对较小的保镖组织党卫队（SS）——不断出击，扰乱政敌的会议，攻击对手，打砸他们集会的酒馆。[19]更重要的是，纳粹通过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冲突收获了政治资本，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民族主义支持者心中左翼死敌的形象。[20]

1933年1月30日，随着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许多纳粹分子摩拳擦掌，准备和政敌们算总账。不过领导们在头几周仍然小心翼翼，担心欲速则不达。随后，2月27日的傍晚，柏林的国会大厦发生了可怕的火灾。随着纳粹官员们不断来到事发地，他们立刻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员（真正的纵火者是个荷兰人，可能得到了一组冲锋队秘密纵火分子的协助）。晚上10点左右，阿道夫·希特勒乘着豪华轿车来到现场，他穿着黑色西服，外面披着雨衣。他盯着熊熊燃烧的建筑看了一会儿，接着便开始了他那种特有的歇斯底里的愤怒。出于对左派根深蒂固的成见（显然他忽视了自己人也参与了这一事件的可能性），他谴责这次大火是共产党人蓄谋已久的起义信号，并下令立刻进行镇压。据一位目击者称，当时希特勒尖叫道：“我们要毫不留情。任何阻挡我们前进的人都要被打倒。”[21]在普鲁士，逮捕行动主要由政治警察调控，按照所谓的左翼极端分子名单依次进行。这份名单是最近几周依据纳粹的想法，在原有基础上修改而成的。[22]

柏林警方立即行动起来，此时德国首都仍在黑夜之中。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被逮捕的受害者包括共产党政客和其他有名的嫌疑人。其中一个就是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他是一位作家、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波希米亚人。他因为1919年参与慕尼黑的起义而上了右派的黑名单，也因此被关进了监狱几年。当警车于2月28日凌晨5点开到米萨姆位于柏林郊外的公寓楼下时，他还在熟睡之中。前一晚早些时候，警方已经逮捕了著名的和平主义宣传家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以及年轻聪明的左翼律师汉斯·利滕（Hans Litten），后者曾经在1931年的一次庭审中对希特勒紧缠不放。几小时之内，亚历山大广场的政治监狱里就装满了柏林大部分的自由主义者与左翼领袖。犯人名单就像一本名人录一样，充满了纳粹讨厌的作家、艺术家、律师和政客。“这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其中一个被捕的人回忆道，“每当一个新人被警察拽进来，周围的人都会跟他打招呼。”有些人很快就被释放了，而其他人——包括利滕、米萨姆和奥西茨基，则迎来了悲惨的命运。[23]

国会纵火案之后，德国警察在全国各处的突袭还持续了好几天。“到处都是大规模的逮捕行动，”纳粹日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在1933年3月2日头版这样写道，“重拳出击！”等到3天之后德国大选开始，已有多达5000名男女被逮捕。[24]虽然事件充满戏剧性，不过局面很快就明朗了——这只是纳粹对政敌开战的号角。

1933年3月5日大选之后，纳粹完全掌权。短短几个月之内，德国就彻底成了独裁国家。纳粹接管了德国所有的州，其他政党纷纷消失。投票选出的国会迅速解散，社会也随之调整。许多德国人热情高涨地支持这些变化。但恐怖行动在政权更迭时仍然必不可少，纳粹以此恫吓对手，令他们保持沉默甚至完全屈服。警方加大了突袭的力度，虽然重点仍在共产党员身上，但逮捕行动已经扩展到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特别是在1933年5月摧毁工会和6月摧毁社会民主党之后。仅在6月的最后两周，就有超过3000名社会民主党员被逮捕，其中包括许多骨干分子。而一些保守派和民族主义者也被拘禁起来。

虽然警方的参与十分重要，但1933年春夏的恐怖行动大部分牢牢掌控在纳粹的半军事化组织手中，主要是十多万名冲锋队队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希特勒掌权后的前几周便展开了谋杀行动，特别是在国会纵火案时，冲锋队队员展开了自己的抓捕行动（依据冲锋队的逮捕名单）。但纳粹官员们对这些行为有所限制，因为他们想对外展示纳粹掌权的合法性。直到1933年3月大选，纳粹党初掌权，自己和其他民族保守主义的伙伴占据了微弱的优势地位，此时他们才真正放手让这些半军事化组织为所欲为。冲锋队与党卫队决心通过武力建立一个崭新的德国，由此展开了他们的毁灭之旅。他们全副武装，占领并捣毁市政厅、出版社、其他党派和组织的办公室，抓捕和纳粹党有私怨的敌人及政敌。1933年6月底，运动达到了高潮。柏林的冲锋队队员突袭了左翼在克珀尼克（Köpenick）的堡垒。在血腥的五天里，他们杀死了数十名纳粹政敌，重伤了上百人；最年轻的受害者是一名15岁的共产党员，他的脑部遭到了永久性的伤害。[25]

虽然在早期，大多数恐怖行动都是自下而上展开的，但当地的纳粹民兵与纳粹领袖的想法是一致的——纳粹领袖们一直在公开煽动用武力对付敌人。在1933年3月的大选前，希特勒的左膀右臂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说，他不在乎法律上的细枝末节，他在乎的是“摧毁和根除”共产党人。3月中旬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新任的符腾堡州州长、纳粹资深党员威廉·穆尔（Wilhelm Murr）则更激进：“我们不说‘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如果有人弄瞎了我们一只眼睛，我们会把他的头砍下来。如果有人打落了我们一颗牙齿，我们要将他的下巴打碎。”[26]随之而来的暴力可以被视为一种早期的征兆，预示着后来第三帝国的危险状态：纳粹领袖给予政策上的指示，他们的追随者便会拉帮结伙用更为激进的手段去实现它。[27]

纳粹早期恐怖行动的另一个遗留问题就是将国家和政党的边界模糊化。随着纳粹分子大量拥入各级警察系统，从1933年春天开始，我们就无法将警察的镇压与纳粹半军事化力量的暴行区分开了。比如在1933年1月30日，赫尔曼·戈林成为普鲁士内政部临时部长（自1933年4月起他正式成为部长），这使他能够完全掌握普鲁士的警力。戈林不仅随后唆使警方对纳粹政敌展开攻击，还在2月22日给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打开方便之门，让他们“协助常规警力”与左翼分子斗争。纳粹暴徒们高兴极了。作为辅警，他们现在可以与政敌们算总账，而且不用担心警察会干涉：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变成了警察。[28]

至于现有的警官们，他们大多数人明显认同纳粹主义的政治目标，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德国警方毫不犹豫地接纳了新政权，无须大规模清洗，就成了第三帝国的镇压机器。[29]1933年3月中旬，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任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另一名纳粹高官身居执法机关的要职。借此机会，希姆莱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称赞了警察与纳粹党绝佳的合作。他还写道，在冲锋队与党卫队队员们带领警察前往“马克思主义者的藏身之处”后，许多敌人成功被逮捕。[30]

大规模拘禁

在纳粹掌权过程中，大量政敌遭到围捕。1933年，前前后后总计多达二十万政治犯被拘禁起来。[31]几乎所有人都是德国公民，其中共产党员占了绝大多数，特别是在纳粹统治初期。其中一些被捕的人全国知名，比如1933年3月3日和助手们一起在藏身处被捕的德国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Ernst Thälmann）。不过，大部分政治犯都是小干部或普通的积极分子；就连与共产党有关的运动俱乐部和合唱团成员也被当作恐怖分子。那些被纳粹抓走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年轻人，他们也是共产主义运动的骨干力量。[32]

与被抓的男性相比，女性囚犯的数量非常少。她们大部分是重要的共产党积极分子，或党内高官的妻子，纳粹把她们当作人质以勒索她们的丈夫。[33]其中一名女囚犯是24岁的辛塔·拜姆勒，她自青少年时期就是共产党的支持者。1933年4月21日，在她丈夫被捕十天之后，她突然被慕尼黑警察从藏身处逮捕。就在一天前，她还给丈夫发出密信，希望能顶替他在党内的位置。但现在夫妻俩都成了阶下囚。[34]

纳粹在1933年的逮捕行动捉摸不定，令人困惑。数以千计被逮捕的人以违反法律的罪名被移交常规的法律系统，后者是第三帝国实施迫害行动的一个主要帮凶。像大多数公务员一样，大部分德国法官和检察官也支持纳粹政权。他们以新旧法律为武器攻击纳粹的敌人，很快就将国家监狱填满了。[35]但大多数被逮捕的政敌最终并没有进法院，至少在1933年没有，因为他们被抓不是因为他们有非法行为，而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新政府潜在的敌人。

纳粹统治者们追随革命分子的步伐，依赖起大规模的非法拘禁行动：他们想要在对手反击之前斩草除根。这就需要激进的举动，抛开法律原则与规章制度。多年以后，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吹嘘说，1933年纳粹直接从街上“非法”抓人，这才摧毁了“犹太-共产主义者反社会组织”。[36]事实上，大部分嫌疑人遭到了所谓的保护性拘禁（Schutzhaft），这是一种不限期的拘禁手段，是《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规定的。希特勒内阁于1933年2月28日通过了这项法令，作为对国会纵火案的回应，法令中限制了基本的公民自由。用流亡国外的德国政治科学家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的话说，这就好像是“第三帝国的宪法”，将一切滥用权力的行为合法化——包括在没有司法监管或上诉时限制人身自由。确实，非法拘禁在现代德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法令也都是从早期的魏玛共和国司法系统紧急状态借鉴而来的。不过，新颁布的法令远不止如此：由纳粹实施的非法拘禁无论从规模还是残酷程度上都是空前的。[37]

1933年3月至4月的第一波恐怖行动中，估计有4万到5万政敌遭到了临时的保护性拘禁，其中大部分是被警察、冲锋队和党卫队抓捕的。夏天时，第二波行动抓捕了更多受害者，虽然其中许多人被释放，但截至1933年7月31日，官方统计保护性拘禁的人数仍有27000人之多，到10月底仅仅下降到22000人。[38]纳粹媒体总是宣称这种形式的拘禁是很有条理的。可事实上，各地方的法规和实施均相当混乱。保护性拘禁其实就是披着官方外衣的绑架行为。[39]

许多纳粹激进分子甚至连堂而皇之的借口都省了，直接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抓捕政敌。高级公务员、地方官员、纳粹领导、各地的党内打手和其他一些人都宣称他们有权力抓捕新政府所谓的敌人。一名愤怒的冲锋队总队长在1933年7月初这样描述由底层展开的不断升级的恐怖行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混乱：“每个人都在四处抓别人，绕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每个人都在用保护性拘禁威胁别人，用达豪威胁别人。”[40]结果就是一场混战，越来越多的州和纳粹党官员以此为契机，肆意展开恐怖行动。

可是，如何处理这些囚犯呢？虽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纳粹领袖们一直说要毁灭敌人，但他们很少愿意开动脑筋考虑实际操作的问题。1933年春纳粹展开恐怖行动之后，全国上下的政府官员们都在匆忙寻找地方，安置这些被非法囚禁起来的囚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百个拘留场所被建立起来，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早期集中营。[41]

纳粹在1933年春天和夏天建立的早期集中营各式各样。早期集中营由不同的地方、地区、州政府管理，大小形态各异。只有很少一部分一直运营了下去，大部分在建立几周或几个月后就关闭了。早期集中营内的条件也各有不同，有的还过得去，有的却危及生命；有的囚犯没有被伤害，有的则不断遭到侵犯。有些新地方被称为集中营，但这个词还未被广泛应用。当时流行的称呼很多，包括拘禁院、工作服务营、转移营等，这些名字也反映了纳粹早期恐怖行动随性而为的特点。[42]虽然各自之间差异很大，但早期集中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打倒敌人。

许多早期集中营都建立在现有的济贫院和州立监狱中；1933年春，所有监狱都为保护性拘禁的犯人腾出了地方。[43]官方将这视为解决迫切问题的一种有效方法。因为大部分基础设施已经到位，从房屋到守卫，所以数以万计的囚犯可以被快速、经济、安全地关起来。[44]改造济贫院十分容易，因为这些地方本来也基本上处于半闲置状态，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已经失去大部分存在的意义。比如在格丁根（Göttingen）附近的莫林根有一所大型的济贫院，1932年时里面只住了不到100名乞丐和穷人。它的负责人十分欢迎保护性拘禁犯的到来，希望他们能给这处过时的机构注入生气。他不会失望的。[45]州立监狱中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里面已经充满各种各样的罪犯。不过为了表示对新政权的支持，司法系统同意暂时开辟大型监狱和小型的县监狱，作为非法拘禁之用。新划区域的牢房很快就被填满了。到1933年4月初，仅巴伐利亚的监狱就拘禁了超过4500名保护性拘禁犯，几乎超过了普通囚犯的人数。[46]

保护性拘禁犯不得不服从监狱和教管所里的严苛规定，还要忍受骚扰和单调的生活。最糟的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和爱人未来的命运。慕尼黑斯塔德海姆（Stadelheim）监狱是为数不多同时拘禁男犯和女犯的监狱。到1933年9月，辛塔·拜姆勒已经在此处阴冷、昏暗的牢房中度过了4个多月，她不知道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自从丈夫从达豪集中营逃走之后，她一直没有他的消息。丈夫从苏联发来的充满爱意和关心的信件直到多年之后才辗转到她手中。警察还逮捕了她的姐姐和母亲，理由是她们对共产党抱有同情。而她的幼子则被福利机构带到了少管所。辛塔·拜姆勒并不是斯塔德海姆监狱中唯一因为担忧家人而饱受煎熬的人。她的一位共产党同志玛格达莱娜·克内德勒（Magdalena Knödler）也是如此。她和丈夫被捕之后，孩子们在外面便无依无靠了。最后，她在绝望中上吊自杀了。[47]

虽然充满了艰难，但大多数保护性拘禁的囚犯感到监狱和济贫院中的生活还可以忍受。他们通常是与其他囚犯分开管理的，有时住在集体房间里。单人牢房设施简单但不简陋，通常包括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架子、一个洗脸盆，以及一个如厕用的木桶。[48]虽然十分拥挤，但食宿条件还算不错，而且囚犯们不用工作，他们靠聊天、读书、锻炼、编织或玩象棋等游戏来打发时间。路德维希·本迪克斯（Ludwig Bendix）是一名资深的德国犹太裔律师，也是一名温和的左翼法律评论家。他1933年夏天在施潘道（Spandau）监狱被拘禁期间，甚至还起草了一篇关于刑法的论文，并于几个月后在一份德国著名的犯罪学期刊上发表了。[49]

更重要的是，像路德维希·本迪克斯和辛塔·拜姆勒这样的囚犯很少被骚扰。很久以前德国的监狱和教管所就严格禁止了肢体暴力，而老一辈的看守们也愿意遵守这个传统。因此，施潘道监狱的氛围基本是“温和”与“平静”的，就像本迪克斯几年后所说，那里有些看守甚至对他抱有同情。[50]而在其他的监狱或者教管所，由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加入，情况就比较糟糕了。不过，这些人虽然会有一些暴力行为，像警察在审讯时所做的那样，但大部分时间他们都会受到正规看守的约束。[51]同时，司法系统坚持要求要以押候审的标准对待保护性拘禁的囚犯，也阻止了警察与纳粹半军事化组织更进一步的威胁。[52]

纳粹使用的“保护性拘禁”一词极为讽刺。就像1933年3月末，一名被关在小监狱的大胆囚犯向普鲁士政府抱怨的那样，“对他个人的这种关心”让他深受“感动”，但他不需要任何“保护”，因为“没有大人物威胁他”。[53]不过，监狱中的保护性拘禁确实挽救了一些囚犯，让他们免受早期集中营的暴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54]这也使得纳粹极端分子抱怨说敌人像被保护起来一样——再次证实了右派有关监狱是疗养所的老说法。他们要求将这些囚犯立刻转移到所谓的集中营，在那里会有更严厉的措施对付这些囚犯。[55]

冲锋队与党卫队集中营

1933年9月4日，弗里茨·佐尔米茨（Fritz Solmitz）的命运遭遇了一个可怕的转折。他是吕贝克（Lübeck）当地的议员，也是一位社会民主党的记者。当时，佐尔米茨被关押在汉堡-富尔斯比特尔（Hamburg-Fuhlsbüttel）监狱，那是德国最大的监狱，可以容纳上千名囚犯。那里收押了500名保护性拘禁犯，他是其中之一。自1933年3月底，富尔斯比特尔监狱便划出一个区域，专门用来关押他这样的政治犯。监狱本来由守规矩的老一辈官员管理，但好景不长，1933年8月初，纳粹汉堡大区长官（纳粹党的地方长官）卡尔·考夫曼（Karl Kaufmann）表达了他对囚犯们受到如此宽松对待的愤慨，发誓要改变现状。在考夫曼的监管下，仅仅一个月后，汉堡的第一座集中营开张了，它位于富尔斯比特尔监狱的另一个区域。新集中营被称为“富营”（富尔斯比特尔集中营），可以说是考夫曼的私人领地，他任命自己的一个资深纳粹党密友为指挥官。9月4日早晨，考夫曼和他的手下看着佐尔米茨等保护性拘禁犯走出牢房，在操场上列队站好。一名官员发表了一篇充满恶意的演讲，宣布囚犯们将会深刻体会到没有人能够动摇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随后第一轮暴行按计划展开，30名刚走马上任的党卫队队员开始对囚犯们拳打脚踢。[56]

富尔斯比特尔的看守们从一开始就将犹太人弗里茨·佐尔米茨单独挑出来特别虐待。9天之后，也就是1933年9月13日，看守将他从集体监狱转移到单独的号房，这里专门用来折磨那些顽固不化的囚犯。佐尔米茨刚一进牢房，9名看守就围上来用鞭子抽打他，直到他昏倒在地仍不停止。看守们最终停手时，身上沾满了从佐尔米茨头上喷出的鲜血。当佐尔米茨恢复意识之后，他在一张香烟纸上记下了自己被折磨的经过，然后把纸藏在了手表里。9月18日晚上，一群党卫队士兵来到他的房间，威胁说明天会有更多的折磨等着他，之后他又写了一张小条：“一名身材高大的党卫队队员踩着我的脚趾叫道：‘你会给我下跪的。快说是的，你这头猪。’另一个人说：‘你干吗不上吊自杀？这样就不会挨鞭子了！’这些威胁肯定不是说着玩的。上帝啊，我该怎么办？”几个小时之后，佐尔米茨死了，很可能是被折磨他的人杀害的。1933年在富营至少有10个人遇害，佐尔米茨是其中之一，其他被杀的都是共产党积极分子。[57]

弗里茨·佐尔米茨的死以一种最残酷的方式展现了早期集中营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公务员管理的集中营与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理的集中营之间的差异。那时有数百个早期集中营掌控在冲锋队和党卫队手中。有一些是为了缓解州立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而建，司法官员们呼吁将政治犯转移到其他地方。[58]这正合纳粹强硬派的心意，如此一来他们就能更好地控制囚犯了。希特勒的密友、新任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部长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早在1933年3月13日就宣称，等州立监狱装满后，新逮捕的敌人应该被扔到“废墟”之中。[59]实际上，一些冲锋队队员已经这么做了。

1933年的春天和夏天，由冲锋队和党卫队管理的集中营如雨后春笋，从各种意想不到的地方冒了出来。纳粹分子占据了一切能够占据的地方，包括废弃或者闲置的旅馆、城堡、运动场和青年旅社。[60]甚至连餐厅也不放过，比如一家在萨克森安娜贝格（Annaberg）的小饭店就被改成了集中营。它的房东是当地冲锋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也是集中营的主管，而他的妻子则负责给囚犯做饭。[61]最常见的地点则是所谓的冲锋队酒吧，里面只能关几个囚犯。多年以来，本地冲锋队的生活都是围绕这些酒吧展开的。这里是他们非官方的据点，他们在这里碰面、喝酒、策划下一次袭击。在魏玛共和国时代，纳粹党针对政敌的暴力行动由这里走向街头。而到1933年春天，恐怖行动从街道逆流回到了酒吧中。[62]

“纳粹的酷刑窝点无以计数，”共产党人特奥多尔·巴尔克（Theodor Balk）在1933年春天这样描述德国，“每个乡村和城市都有这样隐秘的魔窟。”[63]虽然这样说有些夸张，但冲锋队掌控的集中营确实遍布整个德国。作为对抗工人运动的武器，早期集中营大多数建立在城市和工业区中。[64]

集中营最集中的地方就是“红色柏林”。1933年，冲锋队与党卫队在柏林建立了170多座早期集中营，主要分布在反对纳粹主义的地区。比如工人阶级聚集的韦丁区（Wedding）和克罗伊茨贝格区（Kreuzberg），在3月那次被“污染”的大选中，两个左翼政党在这些地区仍然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结果，仅1933年春天的时间，这里起码建立了34座早期集中营［相比之下，绿树成荫的策伦多夫区（Zehlendorf）只建了一座集中营］。新织就的恐怖网络如此致密，纳粹的暴徒们往往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将受害者拖进一座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大多建在冲锋队酒吧、私人公寓或所谓的冲锋队之家，最后一个是魏玛共和国后期收留无业或无家可归的冲锋队队员的地方。[65]

一些囚犯在短时间内会接连辗转于多个早期集中营，著名的左翼律师詹姆斯·布若（James Broh）就是如此。他于1933年3月11日在位于柏林维尔默斯多夫区（Wilmersdorf）的家中被捕，然后被关押在一间由公寓改造而成的集中营里。第二天，他又被转移到一间冲锋队的酒吧里；几天后又被关进了本地党卫队官员的家中。在一周无止境的非人折磨后，布若感到“已经没法再忍受更多的折磨了”。直到他被转到施潘道监狱，残酷的折磨才结束。[66]

许多早期集中营都是由本地的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理，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上级的指令。一些历史学家称其为“野生集中营”，可这种称呼具有误导性。许多集中营从一开始就与州政府有联系——这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许多纳粹党领袖也兼任警察系统的官员。冲锋队与党卫队的集中营最早都是由警方启动的。警方也鼓励对囚犯施以暴力，屈打成招。就算起初没有，双方也很快会建立联系。没有一座冲锋队集中营的存在是独立于本地区警察的。[67]

以柏林北边的奥拉宁堡集中营（Oranienburg）为例，它因暴力而臭名远扬。1933年3月21日，当地冲锋队在一个废弃的啤酒厂建起了集中营，关押了40名囚犯。仅仅几天后，该营就被当地政府正式接管。很快，警察与各级机关将反对新政权的人送进这间不断扩张的集中营，不过管理工作还是由冲锋队承担。到了1933年8月，奥拉宁堡集中营已经成为普鲁士州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在押囚犯超过900人。[68]

由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理的早期集中营的居住条件都极其恶劣。虽然主要原因在于可怕的冲锋队与党卫队看守，但也有许多现实原因。跟监狱或者教管所不同，这些地方原本就不是用来关押犯人的。连如厕所、盥洗室、暖气和厨房这样的基本设施都没有，囚犯们被迫住在寒冷简陋的地方，比如储藏室或者发动机室，有的屋顶和窗户都是漏的。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犯人最早不得不睡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牢房又长又窄，原先是存放啤酒瓶的储藏室。即使是夏天也依然阴冷潮湿，囚犯们“冻得像小狗一样瑟瑟发抖”。社民党国会代表格哈特·塞格（Gerhart Seger）回忆，他是1933年6月来到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后来，囚犯们睡在狭小的三层木床上，让塞格想起了“兔子窝”。牢饭跟住宿条件一样糟糕。跟其他许多冲锋队集中营一样，食物不仅分量少还很恶心，以至于有些囚犯宁愿忍饥挨饿。[69]但最大的特色还是看守的凶残，和富营不相上下：在1933年5月到9月间，奥拉宁堡集中营至少有7名犯人死亡。[70]

冲锋队与党卫队看守

如果像奥地利哲学家、前集中营囚犯琼·埃默里（Jean Améry）所说，酷刑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核心，那么冲锋队与党卫队的早期集中营则是逐渐崛起的第三帝国的核心。[71]当然，无论在1933年还是后来，并非所有的守卫都是施虐者。在早期，每一个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都在寻找自己的角色，其中一些人不愿意对手无寸铁的囚犯施暴。有一次，一名党卫队队员甚至因为一名老人被打而抗议，不过立刻被他的同伙们喝止了。对那些人而言，对囚犯施暴很快成了第二天性。[72]

自囚犯到来那一刻，暴力就开始了。给新来者下马威——剥夺他们的尊严，同时强调上级的权威——几乎是所有“极权机构”的传统仪式，但在早期的冲锋队与党卫队集中营里，这一仪式达到了极致。[73]从一开始，看守们就用暴力传达了一个简单的信息：囚犯们一文不值，生死全在看守的一念之间。[74]嘶吼的看守们围住还没清醒过来的新犯人，用暴力将他们淹没。“滚出来，你们这群猪！”一名达豪集中营的看守在1933年7月初对一群刚下卡车的囚犯们喊道，“跑起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要给你们脑袋开个洞。”[75]言语暴力往往伴随着身体上的暴力，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们对受害者们拳打脚踢，有时还用鞭子抽。[76]然后通常会继续体罚，由当值的官员发表一段充满威胁的简短讲话。许多囚犯必须接受身体搜查，有时会给他们拍照并留取指纹——以此显示他们是危险的罪犯，应该被当成重犯对待。[77]这些行为最终形成了“新囚欢迎仪式”的模板，这是精心设计的暴力和侮辱流程，最终成为党卫队集中营体系不变的传统。[78]

无论男女老幼，每一个囚犯都是冲锋队和党卫队看守的玩物。[79]他们用拳头打囚犯，有时候也用警棍、鞭子、棒子之类的武器。囚犯们的皮肤被鞭笞，下颌被打碎，脏器被打裂，骨头被折断。模拟死刑也被广泛应用，还有许多其他下流的手段。虐待者将受害人浑身的毛发剃个精光，强迫他们互相殴打，强灌他们蓖麻油（这是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学来的招数），逼他们吃屎喝尿。[80]性骚扰在早期集中营相当频繁，至少和后期集中营相比是如此。看守们击打男囚犯们赤裸的生殖器，逼迫他们为彼此手淫。1933年夏天，达豪集中营的一名看守将水管插进一名囚犯的直肠，然后打开了高压水龙头，最终造成这名囚犯死亡。[81]女囚犯也是目标。男性看守们多次骚扰她们，殴打受害者赤裸的大腿、臀部和胸部；强奸也时有发生。[82]

为什么会爆发如此大规模的暴力行为？当局并没有刻意选择特别凶残的人来看守冲锋队与党卫队集中营；1933年的人事政策也还很混乱。[83]集中营的大多数指挥官们之所以上任，通常因为他们本身就是驻扎在当地集中营的半军事化组织首领。[84]而看守的招募就更随意了。折磨汉斯·拜姆勒的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后来招供说，1933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他正在慕尼黑作为辅警执行日常任务，恰巧走过自己中队的办公室时，上级突然让他登上在旁边停着的一辆公交车，加入车上的其他党卫队队员。27岁的他完全不知道这辆车会驶向达豪集中营，而自己刚刚被任命为集中营看守。[85]像施泰因布伦纳一样，早期许多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队员并非自愿前往集中营。[86]不过无论好坏，许多人都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毕竟他们来自德国600万失业大军（1933年初的官方数据），现在不仅有薪水还有免费的食宿。确实，纳粹官方有意用早期集中营的工作来奖励那些失业的纳粹活跃分子（1933年6月，仅奥拉宁堡一营便雇用了300名冲锋队队员）。[87]同时，许多新上任的看守认为这份薪资微薄的工作只是临时的，几乎所有人都在几周或几个月之后离开了，连指挥官也一样。很少有人把集中营看守一职当成毕生的事业。[88]

尽管是随机招聘，但许多冲锋队与党卫队看守本身就有暴力倾向，毕竟他们是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的一员。政府根本不用特地去挑选凶残的人来当看守，因为冲锋队与党卫队队员本就如此。这些人大多二十多岁或者三十出头，出身工人阶级或是底层中产阶级。他们属于所谓的“多余的一代”——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年纪还小，没有办法参战；在魏玛时代的经济动荡中受到的冲击又最重。他们往往通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激进的政治活动来寻求救赎。[89]这些冲锋队与党卫队老兵都是魏玛时代的政治极端分子，他们身上的伤疤和犯罪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90]在他们眼中，1933年对左翼政治犯的攻击是自1918年起纳粹对德国社民党（魏玛共和国的主要卫士）和德共（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的主要代言人）斗争的高潮。“冲锋队已经准备好赢得革命了，”奥拉宁堡集中营指挥官、冲锋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维尔纳·舍费尔（Werner Schäfer）在第一天就职时写道，“就像我们坚韧不拔地最终赢得（啤）酒馆、街道、乡村和城市一样。”[91]简而言之，早期集中营内的恐怖直接根植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暴力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看守们对囚犯的残暴还源于1933年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独特的心态，混合着胜利的喜悦与妄想，最终爆发出来。看守们欢庆纳粹主义的胜利。他们沉醉于突然降临的权力，迫不及待想要实施胜利者的一切行为，除了宽宏大量：他们用缴获的左翼团体旗帜装饰集中营，在敌人身体上留下彰显自我优越性的痕迹。[92]1933年春天，科尔迪茨集中营（Colditz）的冲锋队队员在上任前接受了这样的训话：“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当看守的话会怎么对你们。”[93]通常情况下，看守们对囚犯的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因为早期纳粹的恐怖行动大多在本地策划展开，所以看守和犯人彼此之间非常熟悉。他们在同一条街道上长大，打小就结下过恩怨是非。现在到了算总账的时候。一名前达豪集中营囚犯在1934年写道，对囚犯来说最坏的事情是被同乡的看守认出来。[94]

不过，弹冠相庆的冲锋队和党卫队内心还有隐隐的担忧。纳粹关于共产主义洪水猛兽的宣传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轻而易举获得的成功显得不太真实。1933年春夏，纳粹分子对即将来临的共产党反攻的恐惧四处蔓延；甚至一些共产党的囚犯也相信工人们马上要发动起义了。[95]一些纳粹官员担心早期集中营会被武装分子攻击，就像1918～1919年德国大革命时期各州的监狱一样。看守们被要求时刻保持警惕，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96]

对共产主义的畏惧也激发了看守们进一步的攻击行为，尤其是在所谓的审讯时。在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管辖下的早期集中营，有专门用来折磨囚犯的刑室。守卫们在里面强迫囚犯说出名字、计划和藏匿武器的地点。比如，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的16号房中，冲锋队队员一直殴打囚犯，直到他们浑身是血和淤青。[97]不过，即便在党卫队和冲锋队的集中营中，监禁中的死亡也很少发生。包括汉娜·阿伦特在内的部分学者会把早期集中营描述成实施大规模灭绝的地点，但事实上绝大多数囚犯都活了下来。[98]不过，1933年仍有数百人死亡，或是被看守杀害，或是被逼自杀。而死去的大多数是犹太人或重要的政治犯。[99]

瞄准“大人物”和犹太人

1933年4月6日，一辆特殊的列车从柏林的西里西亚车站出发，驶向位于东普鲁士的松嫩堡。冲锋队刚刚在那里建立了一座集中营，由一座废弃的监狱改建而成，两年前爆发的一场痢疾使当地司法机关不得不将其舍弃。列车上有超过50名举国皆知的政治犯（“大人物”），包括埃里希·米萨姆、卡尔·冯·奥西茨基以及汉斯·利滕。三人于1933年2月28日在柏林被逮捕，随后在州立监狱度过了几周，称那里的条件“不舒服”但“可以忍受”。[100]其实和他们即将要去的地方相比，过去的日子可以算是天堂了。

囚犯们在火车上便被虐待及殴打，在松嫩堡时殴打更为频繁。冲锋队将精力主要集中在米萨姆、奥西茨基和利滕身上。一方面因为他们是左翼知识分子，纳粹半军事化组织认为这类人懒惰且危险，看守们还象征性地砸碎了米萨姆的眼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有名。就连当地的报纸也报道了他们的到来。无政府主义者埃里希·米萨姆被纳粹诬陷，称他参与了1919年动乱时那件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处决人质事件（就像汉斯·拜姆勒一样）。政论家卡尔·冯·奥西茨基曾经要求解散柏林33号冲锋队（被称为“谋杀风暴”），而现在的许多看守都曾隶属于该队。律师利滕则曾经在法院上与冲锋队队员针锋相对。现在局面颠倒了过来，利滕在刚到的第一天就差点被勒死。经历了一天的折磨之后，三个人一起在松嫩堡的牢房中度过了可怕的一晚。[101]

接下来的几天，折磨仍在持续。奥西茨基和米萨姆这两位脆弱的老人被迫在监狱的院子里挖出一个坟墓。然后，他们两个人站成一排，等待被处决，结果冲锋队队员们丢下步枪大声哄笑。奥西茨基和米萨姆还做了耻辱的动作以及令人筋疲力尽的劳作，不仅一刻不能停，还要被冲锋队队员殴打。卡尔·冯·奥西茨基最终崩溃了，他被带到医务室的时候脸色苍白，憔悴，浑身发抖。而浑身是血的埃里希·米萨姆在4月12日因“严重的心脏病”垮掉了，就像他在日记里写的那样。而汉斯·利滕则受到了“危及生命”的折磨，这是他后来偷偷告诉爱人的原话，他试图用割腕来终结自己的生命。[102]刚到松嫩堡几天，冲锋队看守就已经将这三名囚犯推向了死亡的边缘。

纳粹半军事化组织控制的其他早期集中营里也在上演着同样的情形。而且，遭受折磨的不仅是声名显赫的激进分子，温和的社会民主党高级官员也在其中。比如1933年8月8日，柏林警方将几个政坛名人带到了奥拉宁堡集中营，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在普鲁士议会的长期代表恩斯特·海尔曼（Ernst Heilmann），他是魏玛共和国时期最有权势的几名政客之一；还有社民党在国会的代表、报纸编辑弗里德里希·埃伯特（Friedrich Ebert），他还是德国右翼仇恨的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儿子。冲锋队在路上就警告这帮犯人会有一个特殊的“欢迎仪式”，这种仪式一般都是针对重要犯人的。一到集中营，新来的囚犯们必须摆好姿势拍照，供政治宣传使用。接着他们来到点名广场，在其他囚犯面前立正站好。一名冲锋队高级官员开始怒骂：“他们来了！这些诱骗犯！人民中的骗子！这些蟑螂！这些卑鄙小人！”他吼叫着，接着点出了“红猪”海尔曼、“嗜血阴谋家”埃伯特和其他一些人。看守们强迫这群受害者当众脱下衣服，换上破布，接着剃光了他们的头发。不出意外，海尔曼和埃伯特在接下来几周被关在恐怖的16号房，饱受折磨。像其他“大人物”一样，海尔曼和埃伯特不得不做特别繁重、无用和恶心的工作。每当有纳粹高官来奥拉宁堡集中营视察，这两个人就被叫出来“展示”，仿佛动物园里的猛兽。[103]

看守们对著名政治犯的暴力与憎恨还受到了激进反犹主义的影响。海尔曼、米萨姆和利滕等人身上的犹太血统被当成了证据，证明犹太人爱煽风点火，总跟政治动荡有联系，用一句话说就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是致命的威胁。[104]纳粹世界观的核心就是极端反犹主义，将犹太人视为最危险的敌人。犹太人被当成现代德国所有不幸的罪魁祸首，从“背后捅刀”到魏玛政权的腐败。所有犹太人都是政治敌人的想法太根深蒂固，结果松嫩堡的冲锋队看守反向推导，认定卡尔·冯·奥西茨基一定是个犹太人（其实他不是），于是加倍折磨这个“犹太猪”。[105]

德国犹太人只占据早期集中营囚犯的一小部分，大约5%。[106]但这仍然意味着犹太人远比普通人更容易被抓进监狱，也是一个预兆。[107]1933年，总共有大约1万名德国犹太人被关进了早期集中营。[108]其中大部分人是以左翼活跃分子的身份被捕的（不过，和纳粹的宣传不同，犹太人并没有在德国共产党里占大多数）。[109]但是，有些急不可耐的官员已经开始针对犹太人实施逮捕，许多被捕的犹太人都是律师。在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不得不提醒手下的警察们“仅犹太种族的身份还不足以成为保护性拘禁的理由”。[110]而在柏林，冲锋队领袖在1933年5月提醒手下们“并不是你身边所有黑头发的人都是犹太人”。[111]绑架与逮捕是1933年春夏反犹主义浪潮的一部分。正当新任领导人们忙着筹划实施一系列歧视政策，实现他们要把犹太人驱逐出德国的诺言时，地方的暴徒开始攻击犹太企业和犹太人。一些受害者被关进了早期集中营，他们往往是被邻居或竞争对手告发的，“罪名”是非法牟取暴利或是与所谓的雅利安人发生性关系。[112]

不管有名与否，几乎所有犹太犯人都面临着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的虐待，后者长期沉浸在各种疯狂的反犹主义幻想之中。犹太人不仅被纳粹视为政治上的死敌，还被打上了“种族威胁”、“剥削的资本家”和“懒惰的知识分子”的标签。[113]当一批新囚犯到来时，看守们往往要求他们亮明犹太人的身份。“你们之中有没有犹太人？”1933年4月25日，当汉斯·拜姆勒来到集中营时，一名年轻的党卫队看守大声喊道。当时，用外部标识区分囚犯的方法还没实行，因此这种口头指令就成了惯例。一些囚犯选择掩盖自己的出身，但这么做很冒险。在达豪集中营，共产党员卡尔·雷尔伯格（Karl Lehrburger）于1933年5月被党卫队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处死，因为一名恰好认识他的警官前来参观，揭露了他的真实身份。[114]

在早期集中营里，反犹主义的暴行种类繁多。纳粹看守们对侮辱和猥亵驾轻就熟，在殴打时还会进行恶毒的侮辱。“我们要把你阉了，这样你就不能再调戏雅利安女孩了。”这是1933年8月在一间冲锋队酒吧的牢房中，两名被折磨的犹太囚犯所听到的话。[115]施泰因布伦纳后来回忆说，当他和一群党卫队同志在犹太囚犯头上剃出一个十字的时候，大家“笑得非常痛快”。在松嫩堡集中营，冲锋队队员们剃了埃里希·米萨姆的胡子，让他看起来像纳粹卡通画里的人物。[116]犹太囚犯们经常被迫做繁重恶心的工作。这些工作对非犹太囚犯而言属于非同一般的残酷惩罚，主要是留给有名的政治犯的，但对犹太人来说成了家常便饭。他们很快发现自己处于监狱食物链的最底层。比如恩斯特·海尔曼一进来就被奥拉宁堡的冲锋队看守任命为“屎官”，负责带着一群犹太人打扫四个厕所，近千名囚犯使用着这些厕所，有时候他们只能用手来清理。在海尔曼之前这个工作是由马克斯·亚伯拉罕（Max Abraham）来做的。他原先是柏林旁边拉特诺（Rathenow）的一位拉比（犹太人的学者、贤人，主要负责解释宗教律法。——译者注），现在被嬉皮笑脸的冲锋队队员们称为“屎官副手”。[117]

在奥拉宁堡，以及其他几个跟达豪一样的大集中营里，反犹主义的恐怖行动甚至衍生了独立的劳动项目和营房（所谓的犹太连）。不过在早期集中营里，这种隔离还不常见。大多数情况下犹太人和其他囚犯一起工作和休息，尤其是在小型集中营中。就算是像奥斯特霍芬集中营［Osthofen，位于黑森州的沃尔姆斯（Worms）附近］这样关押了超过100名犹太囚犯的大型营，也不存在所谓的“犹太连”。奥斯特霍芬集中营与奥拉宁堡这样的集中营还有许多不同之处。该营的指挥官，后来被派往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卡尔·丹杰洛（Karl D’Angelo）和奥拉宁堡的同侪相比更自制，也不提倡看守过度使用暴力。[118]

这反映出即便同属纳粹半军事化组织的管辖，各个集中营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此时，究竟应该如何对待犹太囚犯也存在争议。纳粹官员之间偶尔会为此公开发生冲突。比如，有关汉斯·利滕和埃里希·米萨姆在松嫩堡集中营被虐待的流言几天后传到了柏林，考虑到松嫩堡集中营的形象问题，柏林警察总部的律师米特尔巴赫博士（Dr.Mittelbach）于1933年4月10日展开了一次调查。看了囚犯一眼之后——米萨姆的假牙被打碎，利滕的脸不正常地浮肿——他很快断定他们遭到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并向上级做了汇报。米特尔巴赫将所有冲锋队看守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虐待是被严格禁止的。得知自己的话被当作耳旁风之后，米特尔巴赫于4月25日乘车回松嫩堡集中营接走了利滕，一个月之后又带走了米萨姆。他将两人转移到了位于柏林的州立监狱，两人的待遇得到极大的改善。“米特尔巴赫博士救了我的命。”欢欣鼓舞的利滕在施潘道监狱对母亲这样说。[119]

米特尔巴赫博士之所以能干涉松嫩堡集中营的事务，主要是因为虽然里面的员工都是冲锋队队员，但名义上这里还是隶属于他的管辖之下。松嫩堡是普鲁士州政法警察建立的第一个大集中营，而协助建立此处的米特尔巴赫很快被派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职位：在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内部协调整个普鲁士州的保护性拘禁事宜。盖世太保是普鲁士州内政部在1933年4月建立起来的新机构。当时柏林总部和地区秘密警察的官方任务是去搜查“普鲁士州所有颠覆性的政治活动”。米特尔巴赫并没有在新职位上待很久，也许是因为他帮过利滕。不过，中央政府开始在普鲁士州和其他州加紧控制混乱的早期集中营网络。[120]

协调

1933年3月初，第三帝国刚刚诞生之际，图林根州的政府官员在魏玛附近的诺拉（Nohra）找到一处废弃机场，匆忙改建出一座集中营来关押共产党员。几天之内在押人数就超过了200人。十周后，新建的集中营就被废弃了。有时人们提起诺拉，会说它是德国第一座投入使用的集中营，但它也是第一座被关闭的集中营。[121]其他地方也一样，到1933年夏末，大多数早期集中营都关了门。[122]这些营地仅是临时的镇压手段，它们的关闭显示出纳粹恐怖行动的转折。一旦政权稳固，领导人便开始设法约束残暴的突击队队员们，因为他们过分的行径已经引起纳粹支持者们的担心。1933年7月6日，希特勒明确告诉德国高官们，纳粹的革命已经结束。[123]士兵们暴力行动的减少意味着犯人和集中营的数目也会随之减少。

留下的几座早期集中营都是规模较大的州级集中营。对政治恐怖行动的整合自1933年春天开始，1933年中期则开始加速。[124]比如，当地激进分子在3月份建立奥斯特霍芬集中营之后仅仅两个月，黑森州警察总长便将它设为官方的州级营。[125]其他地方的高级官员也建立起大型集中营。[126]最重大的举措来自德国最大的两个州——普鲁士州和巴伐利亚州。当地官员雄心勃勃地制订了法外刑事拘留的未来计划。为了实现他们的计划，两个州各自设立了模范营，分别在埃姆斯兰（Emsland）和达豪。1933年下半年，这两处不仅是规模最大的集中营——9月时分别关押了3000名（埃姆斯兰）和2400名（达豪）囚犯——还最接近党卫队后期集中营的原形。[127]

普鲁士州的“保护性拘禁”

在纳粹掌权初期，大多数政敌都被关在普鲁士州。1933年7月底，超过一半的保护性拘禁犯都被关押在这里。[128]1933年夏天，一名普鲁士州的顶级官员称，其中许多犯人都非常危险，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释放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估计将会有超过1万名保护性拘禁犯被关押在普鲁士。集中营中的非法拘禁就此遗留了下来。[129]

集中营并不是一个临时设施，它们在纳粹掌权之后还将持续很久，最终成为第三帝国的固有特色，在这种想法的刺激下，纳粹开始开发一种更有秩序的非法拘禁系统。[130]在普鲁士州，由内政部牵头，集中营系统进行了协调。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秋天亲自审批通过了新的模范营：在未来将会有4个州级集中营，以取代散落的早期集中营。[131]

普鲁士的第一座州级营就是臭名昭著的松嫩堡集中营，1933年11月末卡尔·冯·奥西茨基和近千名囚犯都被关押在那里。[132]勃兰登堡（Brandenburg）哈弗尔河（Havel River）畔的第二座集中营里大概也关押了这么多人。这座集中营在8月完工，前身是一座废弃的监狱。这里的囚犯包括埃里希·米萨姆和汉斯·利滕，后者原本被关在柏林的监狱中，后来突然被转移至此。[133]而更多的人——9月末大概有1675名囚犯被关在第三座集中营，也就是建在易北河（Elbe）畔普雷廷镇（Prettin）的利赫滕堡集中营（Lichtenburg）。那里6月就建好了，前身也是一座废弃的监狱。[134]但让戈林这些官员最自豪的是1933年夏天所建最大的、位于德国西北部埃姆斯兰的帕彭堡集中营（Papenburg），靠近德荷边境。[135]

除了这四座大营，普鲁士州官员还审批通过了几座地区营，其中包括莫林根集中营，这里后来成为普鲁士州专门关押妇女的集中营；到了11月中旬，大约有150名妇女被关押在这里。[136]至于其他的早期集中营，赫尔曼·戈林在1933年10月宣布，它们“不被我认可为州级集中营”，并将会“在近期，最晚在今年年底前解散”。[137]数座集中营按照命令在年底关闭，所有的犯人都被转移到了埃姆斯兰。[138]

这种新的普鲁士模式设想了一种由柏林协调的大型州级集中营体系。与之前各级机关都参与保护性拘禁不同，警察将向盖世太保汇报，后者负责监管全部州级集中营抓捕与释放的情况。[139]每个集中营的主管将由警察系统的公务员担任，他们向内政部汇报。反过来，党卫队看守的指挥官们则隶属于这些主管。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普鲁士内政部警察总长库尔特·达吕格（Kurt Daluege）的促成下，普鲁士州级集中营的看守已经被党卫队垄断。和无法无天的冲锋队相比，党卫队打造了一个更加遵纪守法的公众形象，在它的蒙蔽下，其他高级官员都支持这一行动。让党卫队主管的决定导致松嫩堡等集中营内的冲锋队看守被替换，到8月底，普鲁士州主要集中营内的看守都换成了党卫队队员。[140]

但普鲁士州的模式最终并没有实现。其管理结构被证明是不可行的。中央无法进行有效控制，反而滋生动荡。许多党卫队看守不屑于服从政府官员的管理。[141]类似的冲突也在高层上演，普鲁士内政部与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首领矛盾不断。比如在1933年秋天，因为冲锋队领袖愤怒地抗议，称集中营是对抗国家敌人的堡垒（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想保证当地冲锋队看守未来的就业机会），内政部不得不搁置将奥拉宁堡集中营关闭的计划。最后，普鲁士内政部不得不勉强接受，将奥拉宁堡集中营作为一个由冲锋队管理的地区性州级集中营。[142]

这种妥协也反映出戈林的下属们无法将普鲁士州的非法拘禁权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纳粹半军事化组织不仅继续自行其是地逮捕囚犯，一些胆大妄为的冲锋队和党卫队领袖甚至开始建立自己的集中营。[143]比如1933年秋天，什切青（Stettin）警察总长、党卫队区队长弗里茨-卡尔·恩格尔（Fritz-Karl Engel）在布雷多区（Bredow）一个废弃的码头建起了一座集中营，集中营一直运行到了1934年3月11日。[144]当它最终关闭的时候，戈林发出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命令，要求所有“具有集中营特点”的警察营地“立刻解散”。[145]几天后他在与希特勒的一次会议中进一步要求政府成立一个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梳理冲锋队私设的集中营。[146]

普鲁士州的实验最终在混乱中收场。综合的州级集中营系统还没建立起来就崩溃了，而普鲁士州政府高层领导的缺失加速了崩溃的过程。赫尔曼·戈林自己也开始怀疑建立大型集中营的意义，开始大规模释放囚犯（见下文）。而在基层，普鲁士官员们各行其道。1933年11月底，普鲁士内政部很快失去了对集中营的控制权，集中营由新成立的盖世太保接管，后者是直接隶属于戈林的特殊机构。但盖世太保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并没能建立起一个成系统的体系，普鲁士的政策也因此游移不定。[147]普鲁士州级集中营系统的混乱与自相矛盾从埃姆斯兰的几座模范营长达一年之久的恐怖统治中就能体现出来。[148]

走进埃姆斯兰地区的集中营

1933年7月的一个清晨，在刺耳的哨声和尖叫声中，沃尔夫冈·朗霍夫（Wolfgang Langhoff）打了个寒战，从沉睡中惊醒。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他迷茫地看了看四周，发现周围的床上都是同样茫然的人们。突然，他想起了一切，恐惧随之将他牢牢攫住：他们都是埃姆斯兰伯格摩尔集中营（Börgermoor）的囚犯。朗霍夫是头一天晚上坐大型运输车来的。1933年2月28日，他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被捕，已经是早期集中营的“老住户”了。他是当地有名的戏剧演员，经常扮演青年英雄，他还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支持者。朗霍夫走进伯格摩尔集中营大门时是深夜，从遥远的火车站被粗鲁的党卫队队员一路驱赶而来，他一到这个大房间就瘫倒在稻草垫上。现在黯淡的晨光透过窗户慢慢爬进房间，他可以好好看看四周了。这间简陋的木制营房大约有130英尺长，30英尺宽，像一个马厩。房间几乎被双层床填满了，有100多名囚犯住在这里，有几个狭小的储物柜放行李。此外，房里还有一小块地方摆放桌子和长椅，供囚犯们进食。在房间另一端有一个单独的洗手间。

这里还没有自来水，朗霍夫和其他人都被命令去外面洗漱。因为当地经常起大雾，起初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等雾散去后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座营房之间。他住的是十间显眼的黄色囚屋之中的一间。一条路将营地一分为二，两侧整齐地排列着五行低矮的木制营房。另外还有五间行政营房，包括厨房、医务室和仓库。这里有些像一战时德国的战俘营，它被两圈平行的铁丝网围了起来，铁丝网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走道用来巡逻。在营地另一侧，靠近大门和瞭望塔（上面装备了探照灯和机枪）的地方有更多的营房，不过它们看起来要舒服得多。党卫队看守们就在这里工作、睡觉、喝酒。除了这些营房之外，这片土地上只有一根白色的旗杆，上面挂着纳粹党旗，以及几棵死树和一排延伸到远处地平线的电线杆。“放眼望去是无尽的荒野，”朗霍夫两年后写道，“棕与黑，地面龟裂布满沟壑。”很难想象在人烟稀少的埃姆斯兰腹地有比伯格摩尔更荒凉的地方。[149]

伯格摩尔集中营和其他三座州级集中营几乎一模一样——有一座在内森萨斯特姆，还有两座建在埃斯特尔韦根（Esterwegen）。它们都是普鲁士州内政部在1933年6月到10月间在埃姆斯兰北部的广袤荒野上建造的。建营的决定早在1933年春天就已经通过了，高官们将这视为普鲁士新行政体系的核心部分。[150]这些营地的独特之处一目了然。和其他改建而成的早期纳粹集中营不同，埃姆斯兰的集中营是新建的。官方没有利用现有的建筑，而是专门设计，然后强迫囚犯自己建设军营式的集中营，这些后来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的标准。[151]这些新的营区不仅在外观上与普鲁士州其他集中营截然不同，在规模上也独占鳌头。1933年秋天，埃姆斯兰的四座集中营一共关押了4000名囚犯，占普鲁士州级集中营关押囚犯总人数的一半。[152]

强制劳动也是埃姆斯兰集中营的一大特色。在大多数早期集中营里，强制劳动并不属于日常行为，但在埃姆斯兰是必不可少的一项安排。对埃姆斯兰荒地的开垦之前一直是断断续续的，但它同时具有经济和精神上的双重效益。荒地的开垦能够使德国农业自给自足，也能和纳粹“血与土”“生存空间”的口号相呼应。而且，这样做也不会让小企业担心来自囚犯廉价劳动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工作完美契合政治宣传中所描绘的图景——早期集中营是一个通过大量体力劳动实现“再教育”的地方。

实际上，埃姆斯兰集中营的劳动就是一种摧残。就像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几年后用一个直白的双关语总结说：“你等着，我会教你更多（规矩），我会将你送到荒野里。”[153]［英语中，“更多”（more）和“荒野”（moor）同音。——译者注］夏天凌晨，囚犯们不到6点就得离开他们的营房，通常行进一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行进时还必须唱歌。不过党卫队禁止他们唱《荒野士兵之歌》，这是一首由三名囚犯作曲的抗议歌曲（沃尔夫冈·朗霍夫就是其中之一）。在荒野上，囚犯们必须挖沟翻地，手脚慢了或者是完成不了当天的工作量就会受到党卫队的惩罚。在第一天工作之后，沃尔夫冈·朗霍夫写道：“我的手上全是水泡。每一根骨头都在叫疼，每走一步都痛不欲生。”每一天痛苦都在累积，他补充道，几百个奴隶一般在地里劳作好几周所完成的工作其实几辆拖拉机几天内就能完成。[154]

除了明显的特征外，埃姆斯兰的集中营和其他由纳粹半军事化组织建立的早期集中营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埃姆斯兰，大多数囚犯也都是左翼政敌，其中德国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这些人面临着极端的暴力虐待。虽然埃姆斯兰的集中营主管是高级警官，但实权掌握在党卫队指挥官——他们都经历过痛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纳粹党1930年选举取得突破前就已经加入纳粹运动——以及那些凶残的看守手中。[155]

就像在其他早期集中营一样，著名政客或者犹太人的到来往往会刺激看守们达到一个暴虐的高潮。[156]1933年9月13日，一辆载有20名囚犯的列车从奥拉宁堡集中营抵达伯格摩尔。党卫队看守们已经期待这批新人好几天，他们如猛兽一般扑过去，很快将两个最有名的囚犯揪了出来——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恩斯特·海尔曼。他们二人受到的“欢迎仪式”甚至比5周前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更血腥。两个人刚到便被侮辱了一番，被看守用木棍和桌腿殴打。之后，这两名社会民主党政客被扔到一个地洞里，除他们之外还有三名新来的犹太囚犯（其中包括拉比马克斯·亚伯拉罕）。看守们戏称这是让他们“进行一场议会会议”。流血不止的海尔曼不断求饶，却被看守们短暂地活埋了一段时间；而埃伯特断然拒绝了党卫队让他踢别人的命令，因此遭到处决的威胁。一些囚犯认为埃伯特的骨气感染了看守，所以后来看守们似乎对他有一点儿手下留情。

同时，恩斯特·海尔曼在伯格摩尔的苦难还在继续。有一次，他不得不从头到脚涂满粪便度过了一整天。还有一次，他四脚着地爬进囚犯的营房，一名党卫队士兵用铁链牵着他，他一边大声学狗叫一边喊道：“我是社会民主党议会代表，犹太人海尔曼！”之后他被看守的狗咬成了残疾。就在刚到埃姆斯兰时，海尔曼对另一名囚犯说他无法再忍受一天像奥拉宁堡集中营时的日子了。但在伯格摩尔，每一天都像全新的“欢迎仪式”，看守们不断发明新的虐待游戏迫使他自杀。最终在1933年9月29日，身心俱疲的恩斯特·海尔曼想要终结自己的生命。他像个梦游者一样一瘸一拐地踏过了警戒线。有几枪打偏了，但最后有一颗子弹击中了他。可是，海尔曼的苦难还未结束，远未结束。他大腿中枪，在医院休养了一段时间后，于1934年回到了埃姆斯兰，这一次是去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157]

在海尔曼被射伤前几周，埃姆斯兰的看守杀死了三个人。还有三名囚犯于1933年10月初被杀，其中包括前汉堡-阿尔托纳（Hamburg-Altona）警察总长，他是一名社会民主党官员，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指挥官以他1932年参与谋杀两名突击队队员为由将他处死。[158]党卫队的暴虐行为很快在当地群众中传开了，并且很快传到了普鲁士内政部，政府最终介入了。1933年10月17日，内政部命令迅速将所有重要犯人和犹太人转移出埃姆斯兰集中营。当近80名囚犯——包括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与马克斯·亚伯拉罕——当天下午被警察押走时，党卫队看守们愤怒不已。犯人们被转移到利赫滕堡，虽然那里条件很差，偶尔也有党卫队施虐，但囚犯们还是很庆幸逃离了埃姆斯兰。“终于，”一名犹太人回忆道，“特殊对待告一段落。”[159]

但在埃姆斯兰，形势并没有好转。至少有五名囚犯在1933年10月下旬死亡。营内民怨沸腾（被国外媒体广泛报道），党卫队看守与营外的当地民众开始产生越来越多的冲突，这些最终促使戈林以雷霆之势介入。1933年11月5日，星期天，一支全副武装的警察分遣队来到埃姆斯兰，罢免了党卫队看守。集中营被重重包围，军队也被告知可能会面对暴力冲突。对峙持续了一整晚，酩酊大醉的党卫队看守在营地毁建筑、烧东西，威胁要枪决囚犯，还曾想武装囚犯们进行联合起义。但天亮之后，宿醉未醒的党卫队温顺地交出了武器，没做抵抗便被驱散了。这群资深党卫队主管的退场相当之狼狈。[160]

但党卫队离去之后，埃姆斯兰集中营内的生活并没有平静太久。在警察短暂而温和地接管了一段时间后，1933年12月，戈林将看守工作交给了冲锋队。很快，集中营内的暴行和杀戮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冲锋队看守与之前的党卫队毫无分别。[161]惨遭折磨的包括一些新来的“大人物”，其中就有1934年1月从勃兰登堡被转移到埃斯特尔韦根的汉斯·利滕；经过数周的折磨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他晕了过去，随后摔下卡车，结果车轮从他腿上轧了过去。同一时间，卡尔·冯·奥西茨基也被送了进来，此时距他与利滕在柏林被捕差不多过去了一年。他在荒野强制劳动时也成了重点虐待对象，很快便失去了活着从集中营离开的希望。[162]

因为无法控制埃姆斯兰的几座集中营，戈林准备废弃它们。1934年4月，他主持了伯格摩尔集中营与内森萨斯特姆集中营的关闭工作，几个月前他还将这两座集中营视作永久的非法拘禁场所。现在只剩下了位于埃斯特尔韦根的两座集中营，在1934年4月25日时关押了不到1162名囚犯。[163]而在远方的巴伐利亚，海因里希·希姆莱此时一定在兴奋地摩拳擦掌，为戈林计划失败而暗自欢喜。当埃姆斯兰的集中营系统分崩离析时，他自己的大型集中营仍然在蓬勃发展。[164]

希姆莱的模范营

“我成了慕尼黑的警察局局长，接管了警察总部。海德里希则接管了政治处。”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十年后再回想1933年的3月9日，那天他踏上了征程，逐步成了第三帝国这台恐怖机器无可争辩的大总管，而忠诚的副官赖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Heydrich）陪伴在他身旁。“我们就是这么开始的。”希姆莱的语气中充满了怀念。[165]当然，他的纳粹党生涯开始于1933年之前。他1900年出生于慕尼黑，属于战时的年轻一代——因年龄太小还不能去前线服役，经历过1918年德国战败和革命后，他加入右翼极端组织。此后，为了弥补没有参加一战的遗憾，他与魏玛共和国展开了斗争。刚开始，他只是新兴纳粹组织的一名步兵，但等他1929年接管党卫队后，他的职业生涯迎来了重大的突破。最开始，这只是个小型的保镖组织，不过是强大的冲锋队的一个边缘组织。彼时，冲锋队的领导正是希姆莱的导师恩斯特·罗姆（Ernst Röhm）。不过，奸诈且野心勃勃的希姆莱很快将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半军事化组织。不同于大多数纳粹分子，希姆莱来自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家庭。他自诩党卫队队员是纳粹运动中的军事和种族精英，沉醉于自己年少时未能实现的军事幻想中。纳粹党于1933年掌权之后，希姆莱的党卫队从几百人扩大到5万多人。随着其领袖的职位不断提升，党卫队的势力也越来越大。1933年4月1日，希姆莱已经掌握了巴伐利亚州的政治警察和辅警力量，开始在自己家乡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压迫工具。[166]

达豪在希姆莱的愿景中占有核心的位置。1933年3月13日，一个委员会调研了一座旧军工厂后，批准其成为实施保护性拘禁的集中营。第二天，筹备工作就开始了，希姆莱在1933年3月20日向媒体宣布，要建立“排名第一的集中营”。这位政治新星介绍自己的激进计划时展现出的自信令人印象深刻。他说，达豪集中营将不仅仅针对共产党骨干分子，还将拓展到所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左翼敌人。警察绝不能妥协，他补充道，要将这些反对势力关得越久越好。希姆莱的主意相当宏大：达豪将会关押超过5000名保护性拘禁犯，比1932年巴伐利亚州大型监狱的平均在押人数还要多。[167]

希姆莱的模范营很快成为巴伐利亚非法拘禁的中心。囚犯们从州内各处聚集至此。自从保护性拘禁的权利掌握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手里，囚犯人数在几个月之内就从151人（3月31日）激增到2036人（6月30日）。[168]而集中营的面貌也随之改变。囚犯们从临时营区搬到了他们自己在旧工厂基础上建成的大型营区。新的达豪集中营被铁丝网和瞭望塔围绕，有10座用水泥砖石砌成的平房，这里曾是军工厂车间。如今每个营房被分作5个房间，里面摆着双层床，每间可以容纳54名囚犯（每个房间还带有一个装着水槽的小盥洗室）。囚犯区还有医务室、洗衣房和点名用的广场。囚犯区外是一个给党卫队使用的大型射击场——看守们以此来展示自己的绝对权威。此外还有一个食堂和一个新的碉堡。除了这些建筑之外还有行政楼、车间和看守的住处。整个区域被更多的铁丝网、围墙和瞭望塔围绕。一名囚犯估计，如果想围着整个营区走一圈，至少需要2个小时。[169]

不过，达豪集中营最重大的改变不是外观，而是看守，达豪彻底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第一批看守由州警担任，但在希姆莱心中这只是临时措施。1933年3月底，一小队党卫队作为辅警被派往达豪集中营。4月2日，希姆莱命令达豪集中营由党卫队接管。被州警培训了几天之后，138名党卫队队员正式上任。1933年4月11日，一群被挑选出来的党卫队队员接管了囚犯区。同时，党卫队开始在铁丝网四周站岗，可是许多人甚至连枪都不会用，仍需要由一小队警察进行培训和监督。最终在1933年5月底，警察全部离开，整个达豪集中营落入党卫队手里。[170]巴伐利亚非法恐怖行动的基本框架已经搭建好了：政治警察实施抓捕行动，然后将保护性拘禁犯送进达豪集中营，由党卫队看守。而党卫队和警察都由同一个人统领——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为后来遍布全德国的集中营系统创立了模板。

希姆莱知道，他的党卫队将用一种与州警不同的方式管理达豪。慕尼黑地区党卫队领袖巴龙·冯·马尔森-波尼考（Baron von Malsen-Ponickau）在达豪接见了第一批党卫队小分队，在毛骨悚然的动员演讲中，巴龙将囚犯们形容为妄图屠杀纳粹党人的野兽；现在党卫队要反击了。党卫队二等兵汉斯·施泰因布伦纳是听众之一，他记得巴龙在演讲的最后公开煽动大家杀人：“如果一个人（囚犯）想要逃跑，你要立即开枪，最好别打偏了。这种人死得越多越好。”[171]1933年4月11日党卫队接管囚犯区时，这些话仍然萦绕在他们耳边。他们由一名新的指挥官领导——33岁的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希尔马·瓦克勒（Hilmar Wäckerle）。他和嗜血的巴龙一样好战。瓦克勒是最早的纳粹分子之一——参与了一战与魏玛共和国的内部斗争。他凶残的性格在集中营内暴露无遗，随行总会带着鞭子和巨犬。[172]

党卫队接管达豪之后，暴力行为激增。第一天，党卫队队员们殴打了新来的囚犯，特别是犹太人。黑夜来临之后，醉醺醺的看守又到牢房中大闹一番。[173]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933年4月12日，他们已经陷入疯狂的残暴之中。在快到晚上的时候，汉斯·施泰因布伦纳点了四个囚犯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埃尔温·卡恩。他自达豪建立之初就被关在这里，一周前还向父母保证说自己对待遇没什么可抱怨的。“我希望很快能重获自由！”他在信中如此写道，却不想这竟会成为自己的绝笔。另外三人是鲁道夫·贝纳里奥（Rudolf Benario）、恩斯特·戈尔德曼（Ernst Goldmann）和阿图尔·卡恩（Arthur Kahn），他们都刚二十岁出头，几天前才来到集中营。这四个人都已经被党卫队折磨得够呛，当天早些时候，施泰因布伦纳刚刚将他们打得浑身是血。现在他又让他们和一小队党卫队队员走出营地，几个人担心会有更多的折磨等着自己，也许是一次惩罚性劳动。当众人来到附近的林子里时，一名看守故作单纯地问几名囚犯肩上的工具沉不沉。当埃尔温·卡恩说还好时，这名看守回答说：“我们很快就会让你笑不出来。”随后，党卫队队员们举起步枪冲囚犯们的后背扣下了扳机。在尖叫声停止后，他们中的三人当场倒地身亡。埃尔温·卡恩头部有个巨大的伤口，但他活了下来。正当党卫队准备结果他的时候，一名还没有调走的州警赶了过来，他将重伤的卡恩火速送往慕尼黑一所医院。三天后，埃尔温·卡恩在见到妻子的时候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他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是，他几小时之后就死了，很可能是被病房外监视的看守在夜里勒死的。[174]

达豪集中营的第一次杀戮是早有预谋的，为的是展现新接任的党卫队对囚犯的绝对统治，同时宣告警方的管理结束了。[175]但党卫队是如何从400名左右的达豪囚犯中挑选出第一批受害者的呢？[176]令人惊讶的是，这四名劫数难逃的囚犯中并没有有名的政治犯。其中两人曾是底层的地方左翼积极分子，另外两人基本跟政治完全没有牵扯。“我一生中从未加入过政党。”埃尔温·卡恩在他最后一封信中写道，他很困惑为什么会被关在达豪。卡恩以及另外三人与其他大多数达豪囚犯的区别在于，他们是犹太人。这四人都被党卫队认定为犹太人，因此就成了纳粹最为危险的敌人。就像汉斯·施泰因布伦纳在杀掉四人不久后对另一名达豪囚犯说的那样：“我们不会动你们，但是我们要消灭全部犹太人。”[177]

自从达豪的党卫队队员们开了杀戒，他们就发现很难再停下了。不过党卫队消停了几周——看他们是否能逃脱法律的制裁——发现平安无事之后，他们又处决了几名囚犯。对共产党的仇恨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死者中包括几名共产党关键人物（汉斯·拜姆勒逃脱了这样的命运）。但极端反犹主义的阴影笼罩着一切。1933年4月12日至5月26日，6周之内12名被杀的囚犯中，至少有8人是犹太裔。这使达豪成为德国境内对犹太人最致命的早期集中营。其中最危险的是共产党积极分子，因为他们集党卫队所憎恨的两个因素于一身——“犹太裔和布尔什维克”。1933年间被送往达豪集中营的犹太共产党人中，只有一个人活了下来。[178]

在党卫队掌权的初期，达豪指挥官瓦克勒表现得无所不能。这也反应在他于1933年5月颁布的集中营特别规定上。这些规定将集中营置于由指挥官领导的“军事管制”之下，威胁要将所有敢煽动其他人“不服从党卫队管制”的囚犯判处死刑。[179]尽管判处死刑还是司法系统的特权，但资深纳粹党员瓦克勒认为达豪是一个法外之地。

压力下的达豪

1933年4月13日，慕尼黑州检察院律师约瑟夫·哈廷格（Josef Hartinger）紧急前往达豪集中营，在那里他将与指挥官瓦克勒会面。了解到前一天鲁道夫·贝纳里奥、恩斯特·戈尔德曼与阿图尔·卡恩的暴力死亡，哈廷格按照标准流程前来检查现场。他很快开始质疑党卫队的说法——三名囚犯在逃跑时被射杀，严重受伤的埃尔温·卡恩则是被流弹击中。而当埃尔温·卡恩在医院中神秘死亡，他的妻子将他的遗书交给了哈廷格之后，这位律师的怀疑更深了。但这个案件最终没有了下文。这是因为不仅很难击破党卫队的铜墙铁壁，哈廷格自己的上司也对和党卫队作对没什么兴趣，也许是考虑到警察局局长希姆莱对集中营的明确支持：就在哈廷格前往达豪集中营的当天，希姆莱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称四名囚犯——他称是共产党人——在试图逃跑时被射杀。这套说辞后来成为掩盖集中营内谋杀的标准套话（在几年后面向党卫队领导人的一次秘密演讲中，希姆莱明确指出他知道“在尝试逃跑时被击毙”是处决的一种委婉说法）。[180]

1933年5月，随着囚犯一个又一个可疑地死去，哈廷格律师很快回到达豪集中营。在验过路易斯·施洛斯（Louis Schloss）等人的尸体之后——这些人明显是被殴打致死的——哈廷格和同事们确定他们面对的是一系列谋杀案件。在阅读完瓦克勒杀气腾腾的集中营规定之后，他们更加担心了。瓦克勒还得意地告诉他们，这份规定是由希姆莱批准的。瓦克勒和他的手下觉得没有人能阻止他们，只要哈廷格和他的同事们出现在集中营里，他们就想尽办法进行阻挠和嘲弄；一些看守甚至已经懒得再去掩饰他们的谋杀行径了。

1933年6月初，达豪集中营党卫队与法律的冲突正式展开。6月1日，慕尼黑州检察院对几名达豪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进行了初步的起诉；指挥官瓦克勒被指控为从犯。就在同一天，哈廷格的上司，慕尼黑公共检察长与海因里希·希姆莱进行了一次午餐会议，后者保证会完全配合司法调查。6月2日，希姆莱在与巴伐利亚州州长冯·埃普（von Epp）以及其他几个部长的紧急会议上，被迫解雇了他的这位劣迹斑斑的指挥官。希姆莱看似一败涂地了。在当时看来，这对他来说是一次耻辱的挫败。但长期来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他的警官们要求查阅案件的相关文件，接着便将它们都“弄丢了”，整个司法调查因此停滞。至于被解雇的瓦克勒，他竟然敢公然挑衅整个司法权威，希姆莱非常乐意牺牲这枚棋子。希姆莱需要一个更加精明的人领导集中营，而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完美的人选。那个人不在别处，就在一家精神病院里。这个病人的名字叫特奥多尔·艾克。[181]

1933年6月26日，特奥多尔·艾克正式成为达豪集中营指挥官。他举止粗鲁，喜欢虚张声势，嘴边经常叼着一根弗吉尼亚雪茄。在之后的几年里，这个男人主宰了达豪集中营。命运是如此有趣。司法界想要阻止达豪集中营里的杀戮，却为他的上台铺好了路，正是这个人完美地策划了达豪和其他早期集中营的转型，将它们变成了永久的恐怖之地。如果说希姆莱给后期党卫队集中营指明了方向，那么艾克就是推动集中营前进的强而有力的发动机。他是个粗鲁的人，喜欢恃强凌弱，还是个疯狂的纳粹分子。这个傲慢且愤世嫉俗的男人总是渴望斗争，认为敌人无处不在。他的对手们害怕他的顽固和脾气。在多年的奋斗和挫败之后，艾克认为他的愿景最终会在纳粹统治下实现。但他在第三帝国的仕途开始得极不顺利。

1909年时，17岁的艾克还是一个年轻人。他没有完成学业便离开了阿尔萨斯（那时是德国的一部分），离开了中规中矩的家，想要闯出一番天地。他志愿参军并很快开始了军旅生涯。不过，在军队里做了10年的出纳员，他并没有实现出人头地的梦想，而当战后德军开始裁员时，他没能升到军官便退伍了。虽然此后结婚生子，但艾克从没能适应平民生活。他没能通过测验成为一名警官，于是认为自己遭到了不公的待遇，这种愤恨慢慢在他心底累积化脓。最终，艾克在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的化学巨头法本公司找到了一份稳定但也无聊的安保工作。艾克单调的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末发生了巨变，他发现了纳粹运动，内心听到了新的召唤。1930年7月，他加入了党卫队，编号为2921，他很快就将自己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其中。艾克证明了自己是个有能力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他不仅很快成了一个强大的地区指挥官，还吸引了希姆莱的目光。当警察发现他的公寓里有数十枚自制炸弹时，他亡命之徒的名声越传越远。他在1932年夏天被判处两年徒刑，于是逃到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加尔达湖（Lake Garda）。希姆莱让他管理当地一座为奥地利纳粹建立的恐怖分子训练营；有一次他还有幸带领意大利独裁者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此处参观。

1933年2月中旬，艾克回到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他希望自己此前的牺牲能带来丰硕的回报，但是他最终失望了。在党内竞争中，他与普法尔茨（Palatinate）的长官约瑟夫·比克尔（Josef Bürckel）产生了冲突，后者说艾克“患了梅毒，完全疯了”。两个人的冲突不断升级，最终艾克被关了禁闭。一开始是在监狱里，然后在1933年3月底，他被转移到维尔茨堡（Würzburg）精神病院。同时，艾克还被剥夺了党卫队职位。虽然他的主治医师维尔纳·海德（Werner Heyde）——后来“安乐死”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很快做出诊断，说他并没有精神病，但希姆莱仍然让他熬着，不管他怎样恳求。到了初夏的时候，党卫队全国领袖终于决定，是时候让艾克复出了。1933年6月2日，就在这天，希姆莱同意将指挥官瓦克勒解职。随后，他通知维尔茨堡精神病院可以放出艾克，而且艾克很可能将担任要职。将艾克任命为达豪集中营指挥官是标准的希姆莱式做法——他经常通过给失败的党卫队队员改过自新的机会来获取他们的忠心。而艾克也确实在余生中竭尽全力地报答他的知遇之恩。

几周之后，当特奥多尔·艾克前往达豪集中营任职时，他已恢复了党卫队区队长的职位。已经41岁的他意识到这可能是此生最后一次有所作为的机会。不同于其他早期集中营的指挥官，艾克并不认为这次任命是一次借调或贬职，而是开创一番事业的机遇。他以一贯的热情抓住了这次机会。在几年后写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他自鸣得意地称，集中营已经成为他毕生的事业。[182]

在刚到达豪集中营的几天里，艾克一直在观察党卫队的日常工作，在集中营内边走动边做记录，拟订重新组建集中营的计划。他工作废寝忘食，甚至直接睡在办公室里。“艾克现在是如鱼得水了。”一名党卫队队员后来评论道。艾克很快让达豪改头换面，成了它真正意义上的奠基人。在他的监督下，党卫队看守进行了一次大换血，组建了一支忠于他的队伍。瓦克勒的大多数心腹都被遣散，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汉斯·施泰因布伦纳。艾克同时将脾气暴躁的党卫队哨兵队长打发走，派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米夏埃尔·利珀特（Michael Lippert）接任，此人后来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角色。最后，艾克拟定了新的日常行为准则，使党卫队的暴力行为看起来不那么直接，同时引进了更加紧密的行政结构。[183]

希姆莱对于艾克的工作进展甚为满意。1933年8月4日，他与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一起参观了达豪集中营，后者当时还是他名义上的上司。在参观集中营之后，他们还成了纪念碑揭幕仪式的嘉宾。这座纪念碑（由囚犯建造）是纪念纳粹“烈士”霍斯特·韦塞尔（Horst Wessel）的，他是一名年轻的冲锋队煽动者，在1930年与柏林本地共产党员的冲突中死亡，被纳粹宣传为与布尔什维主义殊死斗争的象征。当晚，在党卫队食堂举行了一场联欢会，希姆莱和罗姆赞扬了看守们的纪律性，还特别表扬了指挥官艾克。而对罗姆来说，这是个非常讽刺的时刻，因为不到一年之后，艾克就将对他拔刀相向。[184]

在达豪模范营的表象下，折磨仍在继续。艾克并不想用比前任更宽松的方式管理囚犯。他只不过想采取更隐蔽的手段。而虐待还在继续，“大人物”和犹太人仍然是被折磨的主要对象，不得不从事最艰苦的劳动，比如推动巨大的轧辊筒来压平集中营内的道路。[185]艾克的手段集中体现在他1933年10月1日制定的守则中，其中对囚犯的行为约束比瓦克勒时期扩充了许多，惩罚的残酷程度也加深了许多。死亡的阴影依旧笼罩着集中营。艾克警告所有“政治煽动者和意图颠覆的知识分子”，党卫队队员将会“扼住你们的喉咙并以适当的方法使你们安静下来”。涉嫌破坏、叛变和煽动的囚犯将按照“革命法”被处决：“任何在身体上攻击看守或党卫队队员的人，任何拒绝服从或拒绝工作……（或）在列队行进或工作时大喊大叫、煽动或进行演讲的人，都将被视为叛变者，立即执行枪决或是在稍后判处绞刑。”[186]

有了这个许可之后，达豪的党卫队看守们继续杀害囚犯。到1933年末，至少有十名囚犯在艾克治下死去（其中三人是犹太人）。[187]即便谋杀被更好地伪装起来，它们还是引起了更深入的调查和政治上的纷争。希姆莱一度发现自己被逼到了墙角。1933年12月，他不得不靠恩斯特·罗姆才能保释出来。罗姆利用自己的政治力量，阻止了三起可疑的囚犯死亡事件的相关调查，他的理由是事件的“政治性”使其“明显不适用于”司法介入。正义再一次被击败。[188]

达豪集中营在1933年是一个特例，是早期集中营体系内的一个极端。从一开始，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在寻求一种极端的非法拘禁方式；在达豪被杀的囚犯比在其他任何早期集中营都多。对比之下，其他州级集中营显得相当温和。比如在黑森州的奥斯特霍芬营，2500多名囚犯无一人死亡。[189]其他官方集中营的规定也与激进的达豪集中营的不同。1933年夏天，萨克森州通过了一项针对州级集中营警察的法案，其中特别禁止了体罚。[190]

即使在早期恐怖活动的中心达豪，死亡仍然是个例；1933年被关进集中营的4821人中，死亡人数不超过25人。[191]其他囚犯虽然每天要承受高强度的劳作和羞辱，还时常会被恶意攻击，但他们最终都活了下来，甚至还有些休闲的时光。比如在午饭后，囚犯们可以正常地休息、下象棋、抽烟、读书，甚至演奏乐器。达豪像其他早期集中营一样，还未成为有去无回的地狱。[192]

纳粹集中营的起源

1932年8月11日，纳粹日报《人民观察家报》在头版刊登了一则富有预言性的故事。希特勒就任总理前五个多月的时候，报纸就预言在未来纳粹政府将通过一项特别法令，将左翼关键人物抓起来，并且将“嫌疑人和狡猾的教唆者关在集中营里”。这并不是纳粹党人第一次预言将用集中营对付敌人。希特勒早在1921年的一篇文章里就保证将会“阻止犹太人败坏我们的国家，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将他们这些细菌全关在集中营里”，那时他在慕尼黑还仅仅是一个恶毒的煽动者。[193]显然，建立集中营的想法早在纳粹领导人掌权之前就出现了。但他们早年的威胁和此后的集中营并没有直接联系。魏玛共和国时代的这些零散言论大多是当时政治上的讨巧之言，最多也只是一些含混的声明。纳粹上台之后集中营的即兴而为充分证明了他们此前没有任何计划。当希特勒于1933年执掌德国时，集中营还没有被发明出来。[194]

但并不像有些人所说，早期集中营是凭空出世的。[195]总体来看，纳粹更多地借鉴了国家现有的纪律管理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国外的先例。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来自德国的监狱系统和军队，对像达豪和埃姆斯兰的那些大型州级集中营来说尤为如此。

像特奥多尔·艾克这样的党卫队官员经常强调其集中营的独特性，否认它们和普通监狱以及教管所有任何相似之处。[196]但回到1933年，纳粹官员们完全借用了传统监狱体系。确实，包括艾克在内的许多官员有过在魏玛时代蹲监狱的亲身经历，那里的管理非常规范严格（与后来纳粹政治漫画所描绘的不同）。因为有在魏玛时代被当作政治极端分子关押的经历，这些人如今只是把学到的应用到了早期集中营上面。

早期集中营的设计大师们模仿了监狱严格的作息时间和规矩，有些条文甚至是从现有的规定中直接拿过来的。监狱里传统的纪律性处罚，比如关禁闭（在几周内剥夺囚犯的床、新鲜空气以及正常饮食），则直接被集中营采用。[197]即使是鞭刑——由艾克引进达豪集中营的纪律性处罚——最早也出自德国监狱：普鲁士监狱的囚犯可以被官方处以30～60鞭不等的刑罚。因为不人道，效果也不显著，这种刑罚在一战之后就被废弃了。[198]

另一项从监狱系统引进的内容是所谓的进步等级系统，这个系统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起便在德国各大监狱内实行。囚犯被分为三类，对不守规矩或者不可救药的囚犯进行惩罚，同时给服从管教的囚犯更多福利。[199]1933年，一个类似的等级系统被几座早期集中营至少在纸面上采纳了，不过惩罚措施更加严厉。比如当汉斯·拜姆勒来到达豪时，党卫队立刻将他定为三级，属于“根据其之前的所作所为应该受到极其严厉的监视”的一类。[200]

而另一个对早期集中营的影响就是强制劳动，这也是现代监狱的核心之一，因为它适用于各种形式的监禁。传统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强制劳动是一种惩罚。而监狱改革派则认为这是一种让囚犯改过自新的方法；在牢房中做重复性的工作可以给囚犯灌输强烈的工作道德感，在室外劳动（耕作或是开荒）会把囚犯带到乡村，帮着清洁“堕落的”城市。[201]而在魏玛时期，许多社会福利和管教机构也抱有相同的信念，比如济贫院和志愿劳动营。在早期集中营中都可以看到这些机构的影子。[202]因为有了这些先例，强制劳动在早期集中营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因为可以在镇压囚犯的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1933年8月，新的普鲁士州级集中营在勃兰登堡开张，当地一家报纸在报道开幕式时宣称，劳动将会迫使囚犯们“反思他们此前的言行”，帮助他们“改过自新”。而读者们不知道的是，对于埃里希·米萨姆这样的人来说，所谓的工作意味着在擦地板的时候被党卫队队员拳打脚踢、拉扯头发、被逼着舔脏水。[203]

早期集中营的主管们想要将自己和狱政官员区分开来，于是要与正规士兵划清界限。但是军队的影响不容置疑，军队传统被照搬或者扭曲地应用于集中营。再一次，冲锋队和党卫队官员们借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许多指挥官是一战时的老兵（其中一些人甚至在战俘营待过），一些看守也是如此。[204]而那些因为太年轻而没能应征入伍的人则在如冲锋队这样的半军事化极端组织中汲取军队精神。比如，冲锋队就是依照军队建立的，其旗帜、制服和操练让他们的成员受到了完整的军事训练。[205]

“当新来者初到集中营时，”一名前达豪囚犯回忆道，“他会发现这里像个军营。”[206]早期集中营有很多与军队相似的地方，首先就是看守的举止。比如，达豪的党卫队鼓励自己人像军队一样：学习列队，以夸张的正步行进，趾高气扬地穿着制服，别着模仿军衔的徽章。[207]而囚犯中的老兵们对每日的拉练（伴有军乐）和列队点名（长官们喊如“摘帽”“向右看”这样的口号）非常熟悉。[208]“作为一名老兵，我知道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对任何事都说‘好的’，同时祈祷上帝保佑。”一名前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囚犯这样说。[209]特奥多尔·艾克命令囚犯们在遇到看守时要敬礼，同时“以军姿站好”（德国监狱中也有类似规定）。艾克还坚持要让囚犯的一天以党卫队小号手的战斗号开始。[210]早期集中营的军事化甚至体现在日常用语上。在达豪，每个营房组成一个“囚犯连”，由5个“排”组成（因为有5间房），由一名党卫队“连队长”管理。[211]

早期集中营的暴力虐待也是受军队传统启发的，首先就是集中营独特的“欢迎仪式”，这原本是军队中一种常见的传统，在这里变成了夸张版。[212]同样还有各种操练。精疲力竭的训练是德意志帝国新兵的常态，有时伴有长官的巴掌和殴打。[213]这在早期集中营变成了囚犯的“运动”——一系列折磨人的锻炼，包括慢速屈膝运动、无休止的俯卧撑，还有匍匐爬行、跳跃和跑步。在军队，这种操练的目的是让新兵们融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集体。而在集中营，这些操练的目的是击溃囚犯的意志。[214]在囚犯生活区也依然施行着愚蠢的纪律，迂腐的条例给了看守进行更多虐待的借口。许多日常活动和军事训练十分相似，包括每天的“整理内务”，囚犯们必须将被子叠成棱角分明的“豆腐块”；囚犯们通常必须借助带子和水平仪以逃脱惩罚。老兵们再一次占据了优势。“我以前是一名战士，”一个柏林集中营的囚犯后来写道，“我熟悉这种操练。”而一些经济情况较好的囚犯则用食物和钱请更有经验的囚犯帮忙。[215]

执掌早期集中营的新手们为了方便，从其他地方——监狱、军队和其他机构——借鉴已有的管理方式。这起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性副作用。因为具有相似的习俗和思想，早期的集中营（以及保护性拘禁）与德国传统相去不远。对于一部分公众来说，这让集中营看起来没有那么特别。正如简·卡普兰所说，借用现有的习惯帮助掩饰了“纳粹压迫的残酷本质，让官方与公众更能接受”。[216]

公开的恐怖

战后几十年来，“德国人对集中营一无所知”的说法一直主导着这个国家的记忆，但现实恰恰相反，集中营的烙印很早便深深刻在普通德国人的脑海中，有的人在1933年时甚至做梦也会梦见。同年5月，一份地方性的报纸总结说，每个人都在谈论保护性拘禁。[217]当局并没有掩盖早期集中营的存在。相反，很快就被新统治者收服的报纸发表了无数文章，有些由政府官员主笔，其他则由记者自己所写。纳粹媒体强调说大部分目标是新政权的政治敌人，主要是共产党“恐怖分子”，之后是社民党的“大人物”以及其他“危险的角色”。1933年德国电影院播放的一部新闻影片将哈雷市（Halle）一座集中营的囚犯描述为“红色谋杀和纵火的首要煽动者”。关押著名政治人物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媒体将一张照片中到达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恩斯特·海尔曼称作“曾经的伟人们”，甚至把照片放在《人民观察家报》的头版。[218]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大多数德国人喜欢这类报道，因为他们支持集中营和国家的宏大目标。[21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考虑到纳粹支持者和保守派对左翼政党普遍抱有仇恨情绪，政府知道自己对左翼分子的镇压会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和欢呼。[220]但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宣传并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种共识。那些反对纳粹主义的人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信息——“集中营里有的是地方”。1933年8月，一家地方性报纸阴沉地写了上面这句话，总结了集中营的威慑作用。[221]一般来说，在梳理第三帝国的国内情绪时我们不应该妄下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判断一个极权独裁国家的公众意见有非常显著的困难，另一方面是因为官方口径总是与传言相互矛盾。[222]当我们审视大众对早期集中营的反应时，我们必须提出一系列更加复杂的问题：谁知道什么？是在何时？他们怎样应对？应对的是集中营的哪一面？

目击与传言

纳粹官方从来没有完全掌控集中营的形象。当局虽然控制了公众领域，但是其通过媒体渲染的早期集中营的良好形象却经常崩塌。在1933年，人们仍可以通过许多途径了解真相。出人意料的是，许多德国民众非常清楚集中营里正在发生什么。[223]

许多人亲眼见证了纳粹的恐怖。他们的第一印象通常来自重要犯人经过城镇、被押送到附近营地的过程。沿街总有围观的民众，囚犯们挂着羞辱性的牌子，被周围的冲锋队和党卫队队员咒骂着、推搡着，甚至被吐口水。1933年4月6日，当埃里希·米萨姆、卡尔·冯·奥西茨基和汉斯·利滕与其他犯人一起穿过松嫩堡前往集中营时，他们“一路上经常得到看守们胶皮警棍的帮助”，当地一家报纸在次日这样写道。[224]

这种屈辱的游行并不是当地人与囚犯面对面的唯一机会。比如，有的犯人会被派到铁丝网外工作，他们的穿着和举止直观地说明了他们的遭遇。通常来说，他们会被指派去干一些侮辱性的工作。像在奥拉宁堡，指挥官舍费尔曾经让一群左翼政治家——包括德国社民党前代表恩斯特·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埃伯特和格哈特·塞格——进城，把墙上的旧竞选海报刮下来。[225]

住在早期集中营附近的德国人也会亲眼看见营内的暴行。许多早期集中营都位于镇子或者城市的中心，政府没有办法遮住所有的眼睛。在居民区，街坊四邻偶尔能见到囚犯，但更多时候是听到他们的声音；纽伦堡城堡的游客可以听见地下室里的囚犯被折磨的声音。有时候目击者会去干涉。在什切青，当地人就曾向警察投诉布雷多集中营里的惨叫声和半夜的枪响。[226]更多的新闻则是从集中营看守那里传出来的。虽然他们应该保持沉默，但有的看守会在当地酒吧里大声吹嘘自己殴打甚至谋杀囚犯的事。[227]

没过多久，德国各地都在对集中营内的暴行议论纷纷。在德国西部的伍珀塔尔（Wuppertal），纳粹官员承认关于科姆纳集中营（Kemna）囚犯被虐待的传言流传甚广。[228]而在东部，一名当地女性告诉一个被关押在利赫滕堡的囚犯，普雷廷镇上所有人都“知道集中营里发生了什么”！[229]在德国北部，当地官员警告说，发生在布雷多集中营的“严重不公正的对待”已经“在什切青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广为人知”。[230]在南部的慕尼黑，也有关于暴行的传闻。像“闭嘴！不然把你送到达豪”或是“哦上帝啊，让我变成傻子吧，这样我就不会去达豪”这种话在1933年夏天四处流传。[231]而传闻的中心则是柏林，因为那里有为数众多的集中营。1933年春天，汉斯·利滕的母亲伊姆加德（Irmgard）回忆称，每走进一个咖啡馆或者地铁站都会听到有人谈论集中营内的那些暴行。[232]

伊姆加德·利滕对早期集中营的了解可不止谣言。像其他囚犯的家属一样，她经常能收到儿子的信——间隔时间不定，从一周到一个月不等。汉斯·利滕则像其他囚犯一样，偷偷在信中写下了他的状况。1933年春天，利滕律师从松嫩堡来信，信中虚构了一个“客户”，他“与其他住户关系很差，以至于当他夜里回家时，其他人经常会去殴打他”。他还建议另一位“客户”立下遗嘱，因为“他”快要死了。之后，汉斯·利滕开始在信中用一种特殊的密码传递消息，以躲过审查。在他的第一封密信中，他表示想要用足量的鸦片来自杀。[233]

许多家属可以亲眼见到自己的亲人遭受了怎样的虐待。1933年时的集中营与后期的集中营截然不同，大多允许家属探访，就像监狱一样。有的集中营允许每两个月在严格监视下会见几分钟，也有的允许每周探访，每次可以见好几个小时，而囚犯大部分时间都不会被监视。[234]探访者亲眼看见了亲人身上明显的殴打痕迹，这验证了他们最坏的猜想。1933年春天，当伊姆加德·利滕在施潘道监狱探望刚从松嫩堡转移过来的儿子时，她几乎认不出他了。儿子的脸全肿了，头部也变形了，奇怪地歪向一边。他的外表像鬼一样，他的母亲这样写道。[235]

正常情况下，探访需要经过集中营官员批准。但有时亲属也可以说服看守，直接进入集中营，这在后期的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是不可想象的。当格特鲁德·许布纳（Gertrud Hübner）得知丈夫被关在柏林帕佩将军街（General-Pape-Strasse）的冲锋队集中营里时，她立刻前往营地，软磨硬泡直到看守放她进去。“我的丈夫看起来饱受折磨，非常脆弱，”她回忆说，“我将他搂在怀里，他开始放声大哭。”[236]

从集中营回来的路上，亲人们会将这些印象告诉朋友和家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传言。妻子们在给丈夫送换洗衣物时会把脏衣服带出来，于是有的人就会展示自己丈夫满是血渍的上衣和裤子。1933年5月，埃里希·米萨姆的妻子克丽丝珍提亚（Kreszentia）甚至冲到负责保护性拘禁的普鲁士官员米特尔巴赫博士面前，挥舞着她从松嫩堡收到的被血浸染的短裤。[237]关于死亡的消息传播起来也很快。自从几次规模盛大的著名政治犯葬礼之后，普鲁士内政部要求当地政府于1933年11月起禁止举办任何“具有异议基调的”葬礼。[238]

随着公众对集中营虐待的不断了解，官方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一部分要求释放囚犯的呼声来自宗教团体。[239]但大多数情况下是犯人的亲属在四处走动。仅仅几个月之内，人脉广泛的伊姆加德·利滕便找到了德国国防部部长布隆贝格（Blomberg）、德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Gürtner）、德国主教米勒（Müller）以及赫尔曼·戈林的副手。[240]让集中营与警局官员头疼的是，这样的活动时不时会有政府高官介入。[241]以汉斯·利滕为例，每当有高层介入后，他的待遇就时有改善。[242]但利滕仍被关在集中营里，其他一些政治名人也是一样。即便有德国总统兴登堡的支持，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仍没能被释放。埃伯特的母亲曾经向总统请愿，别让自己的儿子“像屈辱的劳动犯”那样遭受虐待。[243]

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不太走运。大多数早期集中营的犯人很快就被释放了——并不是因为外部的干涉，而是因为官方觉得一段时间的打击和震慑足以让政敌顺从。结果，1933年的集中营频繁经历大换血，刚放出去一批囚犯，很快又有新来的囚犯补上。关押的时间无法预测。那些期待几天之后就能重获自由的囚犯大多都会失望，不过，也很少有人被关押超过一年。一般在更大的集中营才会出现长期徒刑，但即使像奥拉宁堡这样的大集中营，大约三分之二的囚犯也都在三个月内就被释放了。[244]其结果是，不断有囚犯回归德国社会，正是这些男男女女提供了关于早期集中营的珍贵资料。

民众的反应

1934年初，马丁·格林维德（Martin Grünwiedl）重获自由，他在达豪集中营里被关了十个月。两名在慕尼黑卧底的共产党同志问他能不能写一份关于集中营的报告。虽然风险很大，但这名32岁的装修工还是写了一份长达30页的出色报告，报告的名字叫《达豪囚犯的呐喊》，其中还收录了几名前囚犯的证词。经过艰辛的准备工作，格林维德和其他四名帮手将这份小册子印刷出来。他们假扮成度假游客，将帐篷、食物、复写纸以及复印机运到伊萨尔河（Isar River）中一个幽美的小岛上。经过几天提心吊胆的复印工作后，这帮人回到慕尼黑收尾。当全部工作完成之后，格林维德将大约400本册子分发给了德国共产党地下官员。另外250本被分发到邮箱中，或是送给公众人物和友好人士。册子中还有一段话，要求大家将小册子传阅出去，“以便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这本书”。[245]

显然，抵抗者们面对着巨大的阻碍：十几个人冒着巨大风险工作数月，其中几人后来还被逮捕（其中就包括马丁·格林维德，他又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得到的不过是几百本小册子。但出版这本小册子也反映了左翼人士揭露政权和集中营真面目的决心。格林维德和他的朋友们并不是孤军奋战。1933～1934年还存在着相当活跃的抵抗运动，发行了上万份地下报纸和传单。[246]一些出版物被藏到普通书籍中，比如一份讲述了汉斯·利滕等囚犯在松嫩堡惨遭折磨的共产党小册子就套了一个关于肾脏和膀胱疾病的医学书皮。[247]有些囚犯的文章在德国国内广泛流传，其中就有格哈特·塞格在1933年12月初从奥拉宁堡集中营成功逃脱后，用捷克斯洛伐克语写的自述。[248]

不过，论及集中营的新闻，亲口说的话往往比白纸黑字的文章更重要。被释放之前，看守们都会威胁囚犯噤声，如果敢把集中营里的事说出去，就会被重新抓进集中营或者直接打死。[249]但这样的威胁并不能阻止脱离苦海的囚犯向家人和朋友倾诉，之后一传十，十传百，尽人皆知。[250]有观察家总结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或者听说过某些人在集中营里的经历”。[251]

即便囚犯们因为恐惧或者伤痛不愿讲自己的故事，他们自身也可以成为集中营暴行的无言证明。[252]他们残缺的牙齿、布满伤痕的身体以及因为恐惧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来得更加有说服力；可见的伤口花数月时间即可痊愈，有些伤处却永远都不可能复原。[253]越来越多的德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解冲锋队和党卫队，包括律师、公务员、检察官、验尸官，如今医生和护士也加入了这一行列。1933年10月初，伍珀塔尔医院的一名护理人员就记录了埃里希·明茨（Erich Minz）的案例。25岁的明茨从科姆纳集中营被送到医院时颅骨骨折，身上有明显的虐待痕迹，“病人完全失去了意识。身体上，尤其是背部和臀部，布满了鞭痕和淤青。有的是青紫色的，另外一些则是青黄和青绿色的。鼻子和嘴唇青紫，都肿起来了”。[254]关于酷刑的传言很快就流传到了医院外面，尤其是囚犯们伤重而死的时候。[255]

因此在第三帝国的初期，德国境内关于早期集中营的流言甚嚣尘上。德国人不仅知道它们的存在，还知道里面充满了残忍和压迫。集中营已经成为私人和公开纠纷的终极制裁手段，还成了笑话的元素：

“报告队长，”一名焦虑的集中营典狱长说，“你看那个躺在床上的犯人。他的脊梁骨折了，眼睛瞎了，耳朵也聋了。我们该拿他怎么办？”

“放了他！他已经准备好聆听我们元首的教诲了。”[256]

不过，关于暴行的信息在国内传播得并不均匀。德国不同地区的人对集中营的了解程度也不同，因为早期集中营大多建在城市中而不是乡村里。不同阶级的了解程度也不同。最了解这些信息的是相对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毕竟大多数囚犯是共产党员或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他们的支持者都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命运，更不必说他们的妻子、孩子、朋友和同事。而且，左翼工人更容易得到地下传播的册子，更容易听到被释放囚犯的倾诉，毕竟他们都属于同一个圈子的人。最后一点，许多早期集中营都建在工人活动的区域中间，左翼支持者们对日常暴行有更直观的感觉。

当然，阶级并不决定一切。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们也对集中营有所了解。同时，一些左翼囚犯的报告并不仅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比如住在德累斯顿的教授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从一名朋友那里得知了埃里希·米萨姆的遭遇，而那位朋友则是从在丹麦遇见的被流放的德国共产党员那里知道的。[257]不过总体来说，1933年时大部分中产阶级还是支持纳粹政权的，也是最不了解纳粹恐怖的群体。[258]他们自己倾向于认为这些关于暴行的传言是敌人散布的谎言。[259]不过，纳粹的信徒们基本还是知道集中营的黑暗面的，那么他们是如何反应的呢？

来自各个阶级和各种背景的纳粹支持者们都在庆贺政府对左翼的镇压。“必须有秩序。”一名工厂的工头在1933年春天和孩子谈论逮捕左翼人士时这样评论道。[260]许多纳粹的信徒对早期集中营内的暴行可以说是喜闻乐见。他们认为，就应该使用暴力手段惩治危险的左翼分子，而对待“恐怖分子”就应该无所不用其极。一些人甚至在囚犯们游街示众的时候喊着要对他们实施酷刑。在柏林，围观的群众煽动冲锋队队员们说：“你们终于抓到这些狗了！揍死他们！把他们送到莫斯科去！”不过，并不是所有支持攻击左翼组织的人都赞成对左翼分子施暴。[261]后来，海因里希·希姆莱重新审视战前时光，承认说当时许多“党外人士”非常反感建立集中营。[262]希姆莱也许对此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但确实有一些纳粹的支持者因为那些关于暴行的报告而感到不舒服。这种不舒服有许多原因。纳粹曾经承诺要在魏玛时期的街头暴乱后重建公共秩序，而相信这个承诺的那些人担心在集中营滋生的暴力无序将会蔓延开来。[263]而其他人则担心德国在国际上的形象。随着集中营暴行的新闻传到国境以外，早期集中营成了残暴的希特勒的新德国的笑柄。[264]

国外的看法

1933年4月20日，德国人庆祝希特勒生日的这一天，讽刺作家库尔特·图霍夫斯基（Kurt Tucholsky）远在安全的瑞士，他写了一封充满绝望的信，信中他是这样描述那些纳粹支持者的：“如果可以，他们肯定会把我们关进集中营。”“顺便提一句，（关于集中营的）报道很可怕。”图霍夫斯基在最后写道。[265]像图霍夫斯基这样的德国侨民通过国内传来的消息和流亡报纸了解集中营。在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德语刊物越来越多。自从编辑卡尔·冯·奥西茨基被捕之后，知名刊物《世界舞台》（Weltbühne）在布拉格重新发行，于1933年9月发表了第一篇重点关注集中营的文章。流亡报纸和杂志将目光聚焦在最臭名昭著的集中营身上，比如达豪集中营、伯格摩尔集中营、奥拉宁堡集中营和松嫩堡集中营。而著名的流亡者贝托尔特·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也在他的诗中描写了这些地方。同时，流亡的德国左翼党派还资助出版了目击者们的报告，其中就包括有关纳粹恐怖行动的共产党员棕皮书（Braunbuch）。这本反纳粹的畅销书于1933年8月在巴黎首次印刷之后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书里将集中营的设立视为“希特勒政府独裁主义最可怕的行动”，其中有超过30页对集中营内罪行的描写。[266]

其中一些流亡出版物还悄悄流入了第三帝国。在个别情况下，它们甚至流传进一些早期集中营中，大大提升了犯人们的士气。但整体来说，它们的传播范围很小，无法在德国国内造成什么影响。[267]它们更多的还是影响国外舆论，其中有些报道很快就被外国报纸和政客引用。萨尔（1935年前处于国际联盟的管辖下）的一份德语报纸（该报直到1935年一直由国际联盟授权）刊登了一篇伯格摩尔集中营前囚犯的文章。不到一周后，1933年10月13日，《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刊登了相同的故事，报道了弗里德里希·埃伯特被“步枪托殴打至血流满面”，恩斯特·海尔曼被“打得好几天下不了床”。[268]而最活跃的前囚犯是格哈特·塞格，他在欧洲和北美各国演讲、出书、游说政客，引起全世界对纳粹集中营的关注。[269]

1933年，数百篇关于集中营的文章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和杂志上。很多文章的作者并不是流亡在外的德国人，而是在德国的外国记者。1933～1934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发表了数十篇由美国记者撰写的深度报道。其他外国媒体也差不多。早在1933年4月7日，《芝加哥每日论坛报》（Chicago Daily Tribune）就发表了一篇有关符腾堡集中营的文章，记者在文中称犯人们的面貌“令人震惊”。外国记者有时会与一些德国抵抗组织秘密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一名荷兰记者拿到了一封奥拉宁堡囚犯们写的信，信中记述了他们被虐待的情况，造成了舆论轰动。[270]

外国媒体报道的重点往往是一些重要犯人被虐待的情况，这属于公众人物领导的国际运动的一部分。比如1933年11月，英国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就对汉斯·利滕的安危进行了官方质询。虽然纳粹当局对这种干涉非常愤怒，但一些犯人确实得益于此类来自国外的压力，不过其中并不包括利滕。对于麦克唐纳的干涉，普鲁士的盖世太保拒绝回答关于他的任何问题。而德国外交办公室认为必须对这些“寻衅”的外国运动进行反驳，并展开更广泛的公关活动，提高集中营在国外的形象。[271]

纳粹政权密切关注着国外的意见，对一些重要报道尤其敏感。随着关于早期集中营内暴行的文章不断涌现，偏执的纳粹领导人怀疑这是由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联手炮制的国际阴谋，就像一战时同盟国的“暴行政治宣传”一样。当时一本流行的纳粹手册就是这样解释的：别国以集中营为借口攻击纳粹德国，手法就和1914年入侵比利时，别国攻击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一样。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就像在一战时一样！”[272]

为什么纳粹官员脸皮这么薄？他们显然很在意一些渗透进德国的重要报告（当时德国国内仍可售卖外国报纸），因为这会给本就热火朝天的谣言作坊添加更多的猛料。[273]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担心德国在国外的形象。1933年，德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处于弱势。希特勒必须在国际舞台上谨言慎行，让其他领导人相信自己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人——即使没有关于集中营暴行的不断报道，这也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274]

为了平息国外的批评指责，德国官员们针对外国记者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且邀请他们参观几个特定的集中营。这些集中营此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275]但纳粹官员们自己也认为这是一着险棋。[276]一些记者并没有被蒙蔽，而有些粗糙的政治宣传还起了反效果。1933年9月19日，伦敦《泰晤士报》（Times）刊登了一份详细的目击报告，其中把奥拉宁堡集中营前囚犯路德维希·莱维（Ludwig Levy）称为冲锋队酷刑的受害者。而身在德国的路德维希·莱维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反驳了这篇文章，高度赞扬了自己受到的“全面良好甚至带有敬意”的对待。原文的作者亲自写了一封回信，提供了关于虐待更加具体的细节：

我和莱维医生被关在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同一个房间里……我亲眼见到莱维医生左眼被打得乌青，还有血流了出来。两星期后，他的右眼也跟左眼一样了。两次都是在莱维和集中营“领导们”谈话之后。我也多次见到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被看守们拳打脚踢。

我不怪莱维医生此前在贵报上发表的声明。因为我充分理解，他现在还住在波茨坦（位于柏林郊外），一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277]

不过，纳粹的公关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利用了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一些国外的新闻编辑开始出版有关德国的正面故事，或者对负面故事变得谨慎起来。[278]一些外交官员也被蒙骗了，其中就有英国在德累斯顿的副领事。他在一份报告中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自己在1933年10月参观萨克森州的霍恩施泰因集中营（Hohnstein）的经历。该营属于早期最糟糕的集中营之一，至少有8名囚犯死亡。但副领事赞扬它“从各方面看都是一个模范”，冲锋队队员都很杰出，而囚犯们也给人一种“特别满足的印象”。[279]

纳粹政治宣传的目的是让持怀疑态度的外国听众相信，集中营是一个有序的、善意的机构，它能将恐怖分子转化为良民。[280]这个理念在1933年9月30日的一个专题广播报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为德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的，取材于奥拉宁堡集中营，目的是反驳国外那些“谎言与关于暴行的谣言”。在这段不算短的报道中，记者走访了操场、食堂、宿舍。指挥官舍费尔一路陪伴记者，夸耀了给左翼罪犯提供的得体待遇，以及由自己的冲锋队手下打造的良好纪律。这段广播甚至有针对囚犯们的采访，其中就包括了下面这段对话：

（记者）这位站在我面前的德国人是一名曾被煽动闹事的共产党员。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他刚刚被叫出来回答问题，事先并没有准备……你不要担心，即使你告诉我们自己的不满之处也不会被惩罚。只要说出真相就好了。

（囚犯）是，先生。

（记者）跟我们说说这里的食物怎么样。

（囚犯）食物很好吃，也很充足。

（记者）……你在这里遭遇过什么吗？

（囚犯）没有，什么都没有。[281]

我们不清楚这个报道是否真的上过广播，或者是否有人被这个明显编排过的报道蒙骗。不过，纳粹政权依然坚持对集中营进行正面宣传——不仅仅在国外，在德国国内也是一样。

纳粹的政治宣传

奥拉宁堡集中营建立还不到一周，当地的纳粹官员便想方设法为其辩解。1933年3月28日，一份当地报纸刊登的文章恰好包含了许多有利于打造纳粹集中营正面形象的元素，这正是纳粹政权希望国内民众相信的。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和其他许多类似的文章一样，表达了囚犯们很享受这种“体面、人道的对待”。集中营的卫生条件非常好，每天的劳动“既不下贱，也不累”。食物也很充足，囚犯们和冲锋队看守们分享同一锅饭菜。囚犯们的军事训练是为了锻炼他们的身体，比冲锋队的训练简单轻松得多。犯人们训练之后还可以在操场上玩游戏。在一天的辛劳结束后，囚犯们可以好好放松，“在夕阳下舒服地犯懒”，手中拿着香烟。而谈到奥拉宁堡集中营的功能时，文章说它不仅保护了人民，让他们免受政治敌人的侵害，也保护了这些政治敌人不被愤怒的人民毁灭。[282]这就是幻想中的早期集中营：由无私的看守管理的有序机构，他们严格而公平地对待被捕的男人（女人很少被提到，也许是因为拘禁女人有损公共形象），设施齐整，犯人的休闲时间也很充足。“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就是此类文章的典型标题。[283]

早期集中营童话般的形象以多种方式传播到第三帝国的各个角落。纳粹官员们在公众演讲中赞颂集中营，并允许在集中营内拍摄新闻影片。[284]但最主要的传播媒介还是报纸，包括配有犯人工作、锻炼和休闲照片的文章。[285]除了1933年3月这篇模板式的关于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文章外，此类文章还有一个普遍的特色。它们将早期集中营描绘为通过劳动实现改造和再教育的场所。[286]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文章才会说有些囚犯已经无法挽救。“那些人面兽心的人是无可救药的布尔什维克，”一份地区性的报纸在1933年8月谈到奥拉宁堡集中营时这样写道，“对这些人来说，劳教是没有用的。”这暗示了集中营的未来。[287]

一些由集中营高官们写就的报告相继出版，包括由奥拉宁堡集中营指挥官维尔纳·舍费尔在1934年2月完成的一整本书。因为这是唯一一本由集中营指挥官写的书，所以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书一共卖出了数万本，在几份地区性报纸上连载，连纳粹党领导人们也阅读过。指挥官舍费尔还送给了阿道夫·希特勒一本。还有两千本作为戈培尔宣传活动的一部分，被送往国外的德国大使馆。[288]在书中，舍费尔所述的集中营和官方说法相当一致。他声称他的手下克服了种种困难——如基础设施不足，囚犯不服从管教——建立了一个以关心、秩序和劳动为基础的模范机构。舍费尔异想天开地将冲锋队看守描述为尽职尽责的“教导员”与“心理辅导员”，倾尽全部心血将从前的敌人变为“对德国社会有用的人”。为了证明他的观点，舍费尔的书中还收录了几封前囚犯给他写的信，其中一封赞扬了在集中营中“非常宝贵”的经历，另一封则感谢了舍费尔本人，“感谢对我的优待，以及其他一切”。[289]

虽然具有讽刺意味，但利用囚犯是纳粹公关战略的关键一环。引用囚犯们满意度十足的证言已经成了德国报纸的家常便饭。[290]这种行为在1933年11月12日达到顶峰，纳粹政府举办了一次暗箱操作的全民公投。早期集中营的囚犯被“允许”参与投票，不过结果很容易预测：根据慕尼黑媒体报道，几乎全部达豪集中营的囚犯都投票支持第三帝国。[291]这滑稽的结果不是证明了囚犯们支持政府，而是证明了达豪集中营党卫队恐怖行动的效果显著。在大选前一周，一名巴伐利亚州高级官员警告囚犯说，投反对票的人将被当作叛徒对待。在大选当日，党卫队看守提醒囚犯们，如果想要重获自由就必须投赞成票。大多数囚犯也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知道党卫队发明了一种可以分辨每一张选票的系统。[292]而囚犯们也很清楚不服从的话没有好下场；在勃兰登堡集中营，一名投了反对票的共产党员被折磨致死。[293]

官方制造舆论声势——赞颂集中营的“美好”形象——根本上是为了反驳国外的“暴行报道”。比如，妄自尊大的指挥官舍费尔就称他的奥拉宁堡集中营是世界上最受“诽谤”的集中营，而他管自己的书叫“反棕皮书”。[294]但纳粹对国外批评的愤怒通常不过是做做样子，他们真正要解决的是一个更加要紧的问题——德国国内的传言。早期，官方时不时承认最担心的还是国内的公众舆论。正如1933年3月28日一篇关于奥拉宁堡集中营的文章所言，所有“关于残酷鞭打”的传言都是“无稽之谈”。一周前，海因里希·希姆莱为达豪集中营揭幕的时候也说了同样的话，否认所有关于虐待保护性拘禁犯的传言。[295]达豪集中营前囚犯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后来说，这些话是说给纳粹支持者们听的，目的是“消除中产阶级支持者的忧虑，因为他们觉得非法行动会破坏他们生存的根本”。[296]

很难去判断公众对官员们关于“好集中营”表述的反应。支持纳粹的人本来就不甚关注集中营内的暴行，他们很可能会相信，也更愿意相信政府的说法。不过与此同时，很多旁观者还是能够看穿这些烟幕弹。并不只有维克托·克伦佩雷尔一个人怀疑那份1933年11月的关于绝大多数囚犯都投票给纳粹的报告。[297]而关于暴力和酷刑的传言依然存在，不断破坏着官方的宣传。

有时，纳粹官员自己的言论也与官方口径相矛盾。在那本轰动一时的书中，指挥官舍费尔时不时摘下良善的面具，承认囚犯们遭到殴打。[298]其他一些出版物则揭露了对于一些有名囚犯来说，被大肆吹捧的得体的改造劳动其实是打扫公共厕所这样下贱的工作。[299]在达豪，当地的报纸一直在报道集中营内的死亡事件，比如“自杀”或者囚犯“在逃跑时被射杀”，这样的文章揭下了集中营作为和谐的教育机构的伪善面具。但这类文章只在1933年出现过，因为当时纳粹的政治宣传机制还未完全建好。在随后的几年里这类文章就全部消失了。[300]总而言之，与官方口径不一致对政权没什么好处。当局并没有宣扬集中营内的暴力，而是试着消灭四散的流言。

与“暴行谣言”抗争

1933年6月2日，一份达豪的报纸刊登了冲锋队最高指挥官的一项指示，似乎预示着接下来发展的不祥趋势。标题是《警告！》，内容是告知当地民众，有两人因为向集中营内偷看而被捕：“他们称从墙上向里偷看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营地里什么样。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饥渴的好奇心，我们将其在集中营内关了一夜。”指示后面还写道，其他“好奇之人”会被给予“机会以更久地研究集中营”。这已经不是当局第一次警告达豪居民远离集中营了。[301]

虽然有这样的威胁，但如达豪一样的早期集中营的官员们发现，几乎无法阻止外界的窥探。于是，一些本地官员将犯人们带到更加隐蔽的地方。1933年9月在不来梅（Bremen）就是如此，建设在居民区中的密斯勒集中营（Missler）被关闭，大部分囚犯都被转移到了建在城外偏僻河堤上的一艘大拖船上，那里成了新营地。[302]

纳粹还在不断威胁泄密者。自1933年春天起，报道所谓“暴行谣言”的报纸、广播将面临惩罚。[303]根据1933年3月21日生效的《抵抗恶意攻击法令》，“不实或大幅度夸张”、会对政权造成“严重损伤”的言论被定义为犯罪。在此基础上，新成立的特别法庭给出了示范性的判决。[304]被告是一些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当地人，比如一个工匠晚上在柏林的一条街道上和两个人闲谈，向他们讲述了奥拉宁堡集中营里的暴行。这个工匠最终被揭发并被判处一年徒刑。“这类谣言，”法官认为，“必须被严肃处理，以此来警示其他人不要做同样的事。”[305]一些远离集中营的人也被定了罪。比如在1933年8月，慕尼黑特别法庭判决几名工人3个月监禁，因为他们讨论德国共产党代表弗里茨·德雷塞尔在达豪的死。在汉斯·拜姆勒出书之前这事就已在巴伐利亚州广为人知。这些工人当时在距达豪集中营以东125英里远的伍兹多夫（Wotzdorf）的一个石匠小屋里谈论这件事。[306]

官方的严打引发了对政权还有集中营的更多嘲讽，就像下面这则关于达豪的笑话：

两个人在街上碰见了。一个人问道：“你又被放出来了啊？集中营里怎么样？”

“棒极了！可以在床上吃早餐，可以选咖啡或者巧克力。之后锻炼一会儿。午饭我们有汤有肉，还有甜点。下午我们一般玩会儿游戏，之后有咖啡和蛋糕，接着睡一小觉。然后我们会在晚饭之后看电影。”

这个人很震惊：“这么棒！我最近还跟迈尔（Meyer）聊过，他也被关在那里，你们说的话完全不一样啊。”

另一个人别有深意地点点头然后说：“是啊，要不他怎么又进去了呢？”[307]

纳粹政府迫切地想让批评者安静下来，他们开始针对前犯人的亲属，因为他们往往更了解那些可怕的真相。其中一个就是死去的弗里茨·德雷塞尔的妻子，她被关进了斯塔德海姆监狱。[308]而辛塔·拜姆勒自1933年春天被抓之后被监禁了几年之久。纳粹以此要挟她丈夫不要再揭露关于达豪集中营的事。这种出于报复或胁迫的目的关押犯人亲眷的行为（后来被称为“连坐”）只会让国外的批评越发猛烈。1934年初，德绍（Dessau）的政治警察将伊丽莎白·塞格（Elisabeth Seger）和她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雷娜特（Renate）关进了罗斯劳集中营（Rosslau），因为她的丈夫格哈特从奥拉宁堡集中营逃了出来。这一事件最终酿成了一次公关灾难。在1934年3月18日伦敦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格哈特·塞格谴责了纳粹政权的报复行动。他所写的书在德国内部广为流传，现在又谴责纳粹政权“夺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引得英国舆论一片哗然，甚至传到了希特勒的耳中。来自英国媒体和政客持续不断的压力迫使德国政府最终释放了母女二人，她们最终在国外和格哈特·塞格团聚。[309]

一些狂热的纳粹分子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重新将谋杀作为平息流言的手段。1933年10月1日，达豪推出了新的管理条例。指挥官艾克威胁囚犯们，任何搜集和传播“集中营暴行宣传”的人都将被处死。不到三周，他的警卫们就发现一名囚犯试图偷偷将党卫队犯罪的证据偷传到国外，艾克将他的威胁付诸现实。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支持下，达豪指挥官称嫌疑人试图向捷克斯洛伐克提供“暴行宣传片”的素材，他发誓要让这些人付出代价。党卫队怀疑五名囚犯涉及此案，其中三人是犹太人，另外两人不是，他们全被关进了地牢。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第一个死去的是威廉·弗朗茨（Wilhelm Franz，负责监督犯人通信的审头），而戴尔文·卡茨（Delvin Katz，一位医务室的护理员）医生在受酷刑之后被党卫队队员于1933年10月18日晚勒死。第二天，艾克对所有囚犯宣布他们已经死了，并且暂时停止了通信和释放（由希姆莱批准）。根据一位目击者称，艾克给囚犯们传达了一个令人胆寒的消息，其中一句故弄玄虚的话很好地总结了早期集中营的特点：“我们这里还有足够多的橡树，足够将每一个背叛我们的人吊死。”艾克警告说：“我再说一遍，我们达豪集中营没有暴行，也没有契卡的地窖。”[310]

当囚犯们被从早期集中营中释放之后，这些威胁仍一直萦绕在他们心中。集中营给他们身体上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无法磨灭的伤痕。除了肉眼可见的伤疤之外，还有恐惧、侮辱、羞愧所留下的心灵创伤。许多男人发现很难带着那些伤害他们男子汉尊严的记忆，那些因恐惧而求饶、哭泣及羞辱自己的记忆活下去。[311]因为这些恐怖的经历，以及政权对“暴行谣言”的打压，马丁·格林维德等前囚犯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才敢站出来揭露集中营，继续与独裁政权对抗。很多左翼活动家不出意外地放弃了抵抗。早在1933年夏天，共产党地下领导人便警告忠诚的支持者们，许多被释放的同志都“变节”了，他们出于恐惧跟组织决裂了。[312]这种恐慌也感染了纳粹的其他政敌。自纳粹亮出恐怖獠牙的那一刻起，他们便缩回各自的小圈子里了。[313]就这样，有关早期集中营的暴行与虐待的流言为纳粹独裁铺好了路，沉重地打击了抵抗力量。[314]

当然，震慑只是早期集中营的功能之一。自一开始，纳粹集中营就是一个多功能的武器。达豪等集中营里的改革、特殊建筑、行政手续以及日常活动等都为未来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党卫队集中营的一些核心特点无疑从早期就已浮现，但和后期的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仍有很大的区别。在纳粹执政一年之后，德国的各个州仍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而协调统一的国家集中营网络还未出现。早期的集中营在外观、掌舵人和囚犯待遇上各有不同。1934年早期，集中营的未来仍然未定。事实上在这个时候，集中营未来在第三帝国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315]

[1] Beimler，Mörderlager（首次出版于1933年），quotes on pages 56-57。其他的细节，参见Zámečník，Dachau，30（n.44）；DaA，A-1281，“Aus dem Dachauer Konzentrationslager，” Amperbote，May 11，1933；StAMü，StA 34453/1，Bl. 44-46：Zeugenvernehmung J. Hirsch，December 27，1949（感谢Chris Dillon提供的这个以及其他关于拜姆勒的资料）；Dillon，“Dachau，” 234-35。

[2] Quote in Beimler，Mörderlager，10.See also Seubert，“‘Vierteljahr，’” 80.

[3] Mühldorfer，Beimler，78-114；Richardi，Schüle，7-8；Büro，Reichstagshandbuch 1932，37；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14，26-27.

[4] Quote in DaA，A-1281，“Aus dem Dachauer Konzentrationslager，” Amperbote，May 11，1933.更概括的叙述参见Dillon，“Dachau，” 35-36，51-53。

[5] Quotes in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5；Beimler，Mörderlager，28-29.See also ibid.，25-26，31；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ä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6.1933年5月1日前后，拜姆勒从达豪集中营转移到慕尼黑医院，在被医生认为是“装病逃差者”后，1933年5月4日他搭着警用车返回了达豪；DaA，17.269，BPP，Betreff：Beimler Johann，May 1，1933；ibid，17.270，BPP，Vermerk，May 3，1933。

[6]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更概括的叙述，参见Evans，Coming，159-60；Dillon，“Dachau，” 36-37，55。

[7] 拜姆勒逃跑的具体情况至今仍不清楚（尝试重现当时的场景，参见Richardi，Schule，14）。前看守和囚犯们都提到过这两名党卫队队员的参与；StAMü，StA Nr. 34453/1，Bl. 44-46：Zeugenvernehmung J. Hirsch，December 27，1949；ibid.，Nr. 34465，Bl. 48-49：Zeugenvernehmung J. Nicolai，January 21，1953；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6-7。

[8] Quote in StAMü，StA Nr. 34453/1，Bl. 44-46：Zeugenvernehmung J. Hirsch，December 27，1949.See also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6.

[9] Quote in DaA，A-1281，“Aus dem Dachauer Konzentrationslager，” Amperbote，May 11，1933.See also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6；Polizeifunknachrichten，May 10，1933，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9，364；Mühldorfer，Beimler，123；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79.

[10] 引用的纳粹官员的话语和其他细节，参见PAdAA，Inland II A/B，R 99641，Bay。MdI to RdI，January 26，1934.See also Mühldorfer，Beimler，14-15，125-29；DaA，A-1281，“28 Volksschädlinge verlieren deutsche Staatsangehörigkeit，” November 4，1933；Richardi，Schule，15-17；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0-71；Beimler，Four Weeks.拜姆勒的明信片和话语，参见interrogation Michael S.，June 14，1939，NCC，doc.300。

[11] Rubner，“Dachau，” 56-57；Dillon，“Dachau，” 154.

[12] Verhandlungen des Reichstag（1938），quotes on 3.See also Domerus，Hitler，vol.2，664.

[13] 例子参见address by Himmler to the Staatsräte，March 5，1936，NCC，doc.78。

[14] 此处（和以下）都引用了Wachsmann and Goeschel，“Introduction”。

[15] 这些观点参见Aly，“Wohlfühl-Diktatur”。详情参见Gellately，“Social Outsiders，” 57-58。对此的辩驳，参见Eley，“Silent Majority？，” 553-61。

[16] 关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双推力，早期研究参见Peukert，Inside，209。最近的可参见Wachsmann，“Policy，” 122-23。

[17] 一般来说是在1918年，参见Mason，“Legacy”。

[18] Quote in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28.

[19] Reichardt，Kampfbünde，87-88，99，616，698-99.柏林的政治暴力参见Swett，Neighbors。

[20] 纳粹的号召力，参见经典研究Allen，Seizure。另参见Weisbrod，“Violence”。

[21] 国会纵火案，参见Hett，Burning，quote on 16（感谢Ben Hett与我分享他的手稿）。更早的记录参见Kershaw，Hubris，456-60，731-32；Evans，Coming，328-31。

[22] 名单参见Hett，Crossing，178-79；idem，Burning，35-3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96-97。普鲁士警方领导下令在1933年2月27日下午对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包括保护性拘禁——这是在国会纵火案之前几个小时（Hett，Burning，36-37）。这证实了一些纳粹官员参与纵火的可能性。

[23] Hett，Crossing，158-59，quote on 159.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首次出版于1935年），24；Mühldorfer，Beimler，86；Suhr，Ossietzky，201。关于利滕，参见Bergbauer et al.，Denkmalsfigur。

[24] VöB，March 2，1933.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0.

[25] 这一段和前一段参见Longerich，Bataillone，165-79；Schneider，“Verfolgt”；Mayer-von Götz，Terror，51-56，62，80-81，118；Hett，Burning，16，155；Browder，Enforcers，39，77；Roth，“Folterstätten，” 9-10；Helbing，“Amtsgerichtsgefängnis，” 250-52。关于克珀尼克，参见Hördler，SA-Terror。

[26] Quotes in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52；Bracher，Diktatur，229.

[27] 这个过程参见Kershaw，“Working”。关于纳粹的统治，参见idem，Dictatorship。

[28] Quote in GStA PK，I. HA Rep. 84a，Nr. 3736，Göring to Oberpräsidenten et al.，February 22，1933.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45-53；Gruchmann，Justiz，320-21；Allen，Seizure，157.

[29] Graf，“Genesis”；Browder，Enforcers，30-31，78；Gellately，Backing，17-18.

[30] Quote in “Der neue Geist im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ium，” VöB，March 15，1933.其他掌握警察力量的纳粹高官，参见Wilhelm，Polizei，39。

[31] Wachsmann，“Dynamics，” 18.

[32] Lüerβen，“‘Wir，’” 161，467-71；Knop et al.，“Häftlinge，” 55；Baganz，Erziehung，119-21；Krause-Vilmar，Breitenau，49，55，65；Kienle，“Heuberg，” 48-50；Mayer-von Götz，Terror，92-95；Roth，“Folterstätten，” 5；Evans，Coming，334.跟地毯式逮捕共产党员相比，纳粹当局在拘禁社会民主党人和工会干部时更有选择性，通常更注重高层的重要人物。

[33] Caplan，“Gender，” 88；Kienle，“Gotteszell”；Mayer-von Götz，Terror，102-103.

[34]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17，21.See also Distel，“Schatten.”

[35] 在德国刑事监禁所，每天平均的囚犯数目从约63000人（1932年）增加到约95000人（1933年），虽然有的囚犯不是政治敌人；Wachsmann，Prisons，69，392-93。

[36]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des Reichsführers SS vor Generälen der Wehrmacht，June 21，1944，Bl.170.

[37] Quote in Fraenkel，Dual State，3.所谓的国会纵火案法令转载于Hirsch et al.，Recht，89-90。有关法令，参见Raithel and Strenge，“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1933年前不受法律管辖的拘禁，参见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26-28。

[38]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7-38，104-105，136；BArchB，R 43 II/398，Bl. 92：Übersicht Schutzhaft，n.d.；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3，107.

[39] 一些细节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31-36。

[40] SA Gruppenführer Schmid to MPr Siebert，July 1，1933，NCC，doc.11.关于混乱的拘捕状况，参见Baganz，Erziehung，69-73。

[41] 我用“早期集中营”一词——由卡林·奥尔特提出（System，23-26）——涵盖了所有的法外拘禁地点，从冲锋队的刑房到监狱里保护性拘禁犯的牢房。尝试对早期纳粹集中营进行分类，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42-45。重要的评估参见Wachsmann and Goeschel，“Introduction，” xv。

[42] 这些词语参见Baganz，Erziehung，58-61。

[4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7；Gruchmann，Justiz，573.

[44] 这一点参见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30。

[45] Ayaβ，Breitenau，14，244，250-51；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22，29-30；OdT，vol.2，160-68.

[46] Wachsmann，“Dynamics，” 19；Baganz，Erziehung，81-82；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1，45.1932年，巴伐利亚监狱（不包括乡村监狱）平均每月成人囚犯的数目保持在4493人；BayHStA，MJu 22663。

[47]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17-21；OdT，vol.2，169-70；Moore，“Popular Opinion，” 68.1933年其他关押保护性拘禁女犯人的场所，参见Riebe，“Frauen，” 125-27。

[48] 艾夏赫（Aichach）监狱里的牢房，参见StAMü，Strafanstalt Aichach Nr. 27，Letter，Margarete J.，September 3，1933。

[49]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1，5-18.See also Bendix，Berlin.其他例子参见Kienle，“Gotteszell，” 69-70；Krause- Vilmar，Breitenau，118-19。

[50] LBIJMB，MF 425，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1，quotes on p.8.See also Wachsmann，Prisons，187；Mayer-von Götz，Terror，60.

[51] OdT，vol.2，212-13；Wisskirchen，“Schutzhaft，” 139-41，145-47；Rudorff，“Schutzhaft.”

[52] Wachsmann，Prisons，172-73.

[53] L. Pappenheim to District President Kassel，March 31，1933，in Krause-Vilmar，Breitenau，73.此时，德国犹太裔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路德维希·帕彭海姆（Ludwig Pappenheim）在施马尔卡尔登（Schmalkalden）监狱里处于“保护性拘禁”状态。他于1934年1月4日在内森萨斯特姆（Neusustrum）的早期集中营内被冲锋队看守杀害；ibid，191-203。

[54] 比如，把汉斯·利滕于1933年4月在松嫩堡（Sonnenburg）早期集中营内遭受的虐待和几周后他在施潘道监狱所受的温和对待进行对比；Hett，Crossing，171-73。

[55] 其中一个例子参见Roth，“Folterstätten，” 14。详情见Wachsmann，Prisons，59-61；Schilde，“Tempelhofer，” 66。

[56] 1933年9月4日M.Lahts的演讲，NCC，doc. 13；Diercks，“Fuhlsbüttel”。纸面上，富营直到1933年12月都在司法当局的管理之下，除了经济之外，其他方面都隶属于当地警方（ibid，273-74，307）。See also Guckenheimer，“Gefängnisarbeit，” 112；Klee，Personenlexikon，301.

[57] 摘录的引语来自佐尔米茨的秘密笔记，1933年9月13～18日，1933，NCC，doc.29。See also 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2-3：Berichte aus Hamburg，n.d.；Jürgens，Solmitz；Diercks，“Fuhlsbüttel，” 290；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28.

[58] 这些呼吁参见Gruchmann，Justiz，573-74。

[59] IfZ，Fa 183/1，Bl. 269：Wagner to Frank，March 13，1933.See also Bauer et al.，München，231.

[60] 早期集中营的多样性参见Benz and Distel，Terror；idem，Herrschaft；idem，Gewalt。

[61] Baganz，Erziehung，87-88.

[62] 关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冲锋队在小酒吧的行动，参见Reichardt，Kampfbünde，449-62。

[63] Quote in Mayer-von Götz，Terror，56.

[64] 仅在萨克森州，1933年就建立了超过30个这样的集中营；Baganz，Erziehung，24，78-81。

[65] Mayer-von Götz，Terror，19，23-24，56-60；Reichardt，Kampfbünde，468-75.关于柏林选举的细节参见“Wahl zum Deutschen Reichstag in Berlin am 5.3.1933，” sent by Landeswahlleiterin Berlin to the author，October 4，2011。

[66] 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19-20：Bericht Justizrat Broh，n.d. 关于布若，参见Liebersohn and Schneider，“My Life，” 47。因为他的犹太血统，布若受到的折磨更多。

[67] 这点首先出现在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8-42。See also idem，“Organisationsgeschichte，” 12-13.关于折磨和“招供”，参见Diercks，“Fuhlsbüttel，” 286-87；Roth，“Folterstätten，” 16-17；LG Nuremberg-Fürth，Urteil，November 29，1948，JNV，vol.3，580-82。

[68] Dörner，“Ein KZ.”

[69] Seger，“Oranienburg”（首次出版于1934年），quotes on pages 26-27。See also Drobisch，“Oranienburg，” 18.其他的集中营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08-14；Mayer-von Götz，Terror，74，121-32；Baganz，Erziehung，159-71；Rudorff，“‘Privatlager，’” 158-60。

[70] 数据见Morsch，Oranienburg，220。

[71] Améry，Jenseits（首次出版于1966年），47。

[72] Langhoff，Moorsoldaten，162.其他的例子，参见ibid.，70，77，88-89，195。

[73] 背景参见Goffman，Asylums。

[74] 暴力成了一种沟通的形式，参见Keller，Volksgemeinschaft，422。

[75] Quotes in Burkhard，Tanz，22.其他的例子参见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9。

[76] Mailänder Koslov，Gewalt，418.

[77] Seger，“Oranienburg，” 57；Mayer-von Götz，Terror，120.

[78] Neurath，Gesellschaft（完成于1943年），30-37。

[79] Ibach，Kemna，18.女性所受的折磨，参见Mayer-von Götz，Terror，80，101。

[80] Mayer-von Götz，Terror，125，137-46.See also Bernhard，“Konzentrierte，” 235-36.

[81] 达豪的情况参见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20；Zámečník，Dachau，46。其他的例子参见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19-20：Bericht Justizrat Broh，n.d.；Abraham，“Juda，” 131-33。

[82] Bendig，“Unter Regie，” 100；Rudorff，“Misshandlung，” 51-52；Moore，“Popular Opinion，” 117；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33，Bl. 2：Bericht aus Staaken，n.d.；Baganz，Erziehung，133-35.

[83] 例外的情况，参见Rudorff，“Misshandlung，” 42。

[84] Mayer-von Götz，Terror，112-13；Baganz，Erziehung，151.

[85]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 See also Dillon，“Dachau，” 57，59，141.

[86] 一些失业的冲锋队队员的确恳求过当局，让他们在当地的集中营工作；Moore，“Popular Opinion，” 142。

[87] Dillon，“Dachau，” 45，141；Baganz，Erziehung，149；Stokes，“Das oldenburg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0-96；Reichardt，Kampfbünde，330-3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4；Tooze，Wages，48，table 1.

[88] Mayer-von Götz，Terror，117-18；Baganz，Erziehung，152；Lüerβen，“‘Moorsoldaten，’”177.关于报酬，参见Seubert，“‘Vierteljahr，’” 73；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623-24。

[89] 关于“多余的一代”，参见Peukert，Weimar，18，89-95。详情参见Reichardt，Kampfbünde，384-86，703-707。看守们的背景，参见Dillon，“Dachau，” 29-30；Krause-Vilmar，Breitenau，147-48；Diercks，“Fuhlsbüttel，” 275；Lechner，“Konzentrationslager，” 89-90。

[90] Reichardt，Kampfbünde，697-99，712，719；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96.

[91]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21.详情参见Dillon，“Dachau，” 39-40；Reichardt，Kampfbünde，617-24；Moore，“Popular Opinion，” 48-50。

[92] 那些旗帜，参见Mayer-von Götz，Terror，123。绝对的权力和施暴之间的联系，参见Zimbardo，Lucifer，187。

[93] Baganz，Erziehung，97-98，quote on 189.

[94] Ecker，“Hölle，” 25.一些例子参见Stokes，“Das oldenburg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196；Ibach，Kemna，22；Morsch，“Oranienburg—Sachsenhausen，” 121-22。

[95] Dillon，“Dachau，” 47-51；Knop et al.，“Häftlinge，” 47-48；Wohlfeld，“Nohra，” 116-17.

[96] Dillon，“Dachau，” 67-68.See also Wachsmann，Prisons，36；ITS，ARCH/HIST/KL Kislau，Bl. 59-72：Wachvorschrift，July 12，1933.

[97] Seger，“Oranienburg，” 28-30；Mayer-von Götz，Terror，63，65，89，93，138.

[98] 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 758.

[99] 各个集中营的数据，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27-31；Mayer-von Götz，Terror，147-52。

[100] Quotes in Mühsam，Leidensweg，25；Suhr，Ossietzky，203. 详情参见Nürnberg，“Auβenstelle”；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5；Hett，Crossing，161；Litten，Mutter，18；Hohengarten，Massaker，13。

[101] Mühsam，Leidensweg，26，29；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5；Hett，Crossing，71，162-63；Suhr，Ossietzky，203；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39.集中营看守们对知识分子的仇视，参见Kautsky，Teufel，75-76。

[102] Quotes in Litten，Mutter，22；Mühsam，Leidensweg，30.See also ibid.，27-29；Suhr，Ossietzky，203-205；Buck，“Ossietzky，” 22；Braunbuch（首次出版于1933年），287；Hett，Crossing，163。

[103] Quotes in Abraham，“Juda，” 135.See also ibid.，135-36；Seger，“Oranienburg，” 51-54（证明这两个人在到达当天并没有遭到虐待）；BArchB，R 43 II/398，Bl. 99：Gestapa to RK，September 27，1933；Büro，Reichstagshandbuch 1933，121；Danckwortt，“Jüdische ‘Schutzhäftlinge，’” 154-55。对于即将到来的遣送，参见Lüerβen，“‘Moorsoldaten，’” 169。重要囚犯的强制劳动情况，参见Kienle，“Heuberg，” 54；Rudorff，“‘Privatlager，’” 163。

[104] 汉斯·利滕因为有犹太血统，根据后来的《纽伦堡法案》，他被官方认定为“半犹太人”（他的母亲是新教徒，他的父亲从犹太教皈依了新教）；Hett，Crossing，7。

[105] Quote in Kraiker，Suhr，Ossietzky，103.

[106] 有关的估算，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6，89。

[107] 1933年夏天的人口普查显示，德意志帝国里有50万人信奉犹太教，占总人口的0.77%；Friedländer，Nazi Germany，15，338。纳粹的统计学家将这个数据定得更高，包括了已经皈依或者没有宗教信仰的德国犹太人。

[108] 据估计，1933年有超过20万囚犯经受住了早期集中营的折磨。

[109] 1932年，德国共产党的国会代表里没有一个是犹太人；Friedländer，Nazi Germany，106。

[110] 萨克森州内政部致警察局，1933年4月18日，参见Wünschmann，“Cementing，” 583（原文中就有强调）。关押犹太律师，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52。

[111] SA-Gruppe Berlin-Brandenburg，Gruppenbefehl Nr. 28，May 24，1933，cited in Mayer-von Götz，Terror，99.

[112] 出于非政治性原因而关押德国犹太人，参见Wünschmann，“‘Natürlich，’” 100-103。

[113] 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反犹太主义，参见Reichardt，Kampfbünde，631-43；Szende，Zwischen，40-41。

[114] Quote in Beimler，Mörderlager，28. 详情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76，82-83，95。

[115] Quote in report by R. Weinmann，November 13，1933，NCC，doc. 30.详情参见Sofsky，Violence，168。

[116] Quote in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94.其他的例子参见Mühsam，Leidensweg，27；Megargee，Encyclopedia，vol.I/A，51。

[117] Quotes in Abraham，“Juda，” 135-36.早期集中营里通过强制劳动折磨犯人的其他情况，参见Endlich，“Lichtenburg，” 30-31；Lüerβen，“‘Moorsoldaten，’” 169；Meyer and Roth，“Zentrale，” 207-208；NCC，doc. 30。

[118]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9，95-101.See also Meyer and Roth，“Zentrale，” 191-92，200.

[119] Quotes in Dr. Mittelbach to Daluege，April 10，1933，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9，360-62；Litten，Mutter，29.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29-31；Hett，Crossing，164，171.

[120] Quote in Graf，“Genesis，” 424. See also ibid.，423-24；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54-55，57，62-6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5.

[121] Wohlfeld，“Nohra，” 110-13，119-20.

[122]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42，135；Baganz，Erziehung，218-21；Roth，“Folterstätten，” 18.

[123]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1，171；Kershaw，Hubris，501-502.

[124]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4.

[125] Meyer and Roth，“Zentrale，” 189-91；NCC，doc.7.

[126] 例子参见Kienle，“Konzentrationslager”；Baganz，Erziehung，108-13，225。

[127] 数字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6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

[128] 1933年7月31日，26789名保护性拘禁犯中，普鲁士州关押了14906人；BArchB，R 43 II/398，Bl. 92。

[129] MdI Preuβen to Regierungspräsident Osnabrück，June 22，1933，in Kosthorst and Walter，Strafgefangenenlager，vol.1，59-61.

[13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60-69.

[131] 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1.

[132] Nürnberg，“Auβenstelle，” 88.

[133] Bendig，“‘Höllen，’”186；Mühsam，Leidensweg，32.

[134] Mette，“Lichtenburg，” 132-35.

[135] 埃姆斯兰的集中营参见下文。

[136] Hesse，“‘Erziehung，’” 122-27.1933年10月14日的通告承认只增加了一座集中营，布劳韦勒（Brauweiler）省级机关；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其他在普鲁士地区长官治下的集中营，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6。

[137] 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

[138] Jenner，“Trägerschaft，” 12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5.

[139] PMI to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s，October 14，1933，NCC，doc.14.

[14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49-50，73-76，78-80.党卫队也到了像莫林根和布劳韦勒这样的地方集中营；Hesse，“‘Erziehung，’” 122；Wisskirchen，“Schutzhaft，” 140。

[141]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0.对比之下，在布劳韦勒，文职长官显然把党卫队看守管理得井井有条；Wisskirchen，“Schutzhaft，” 140-41。

[142] SA Gruppenführer Ernst to Preuβisches MdI，September 8，1933，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9，367-68；HIA，DD 253/K 769，B. Köhler，“In eigener Sache，” 1934，96-97；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7.

[14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76-77，92-93；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68-69；Mayer-von Götz，Terror，164-67.

[144] Rudorff，“Misshandlung.”

[145] 戈林对普鲁士秘密警察巡视员所说，1934年3月11日，NCC，doc.21。

[146] Niederschrift der Reichsstatthalterkonferenz vom 22.3.1934，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1200.

[147]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5-89，95；Graf，“Genesis，” 424.

[148] 对埃姆斯兰的早期集中营记载最完整的是Lüerβen，“‘Wir’”；Klausch，Tätergeschichten。

[149]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118-31，136-37，165，quote on 130。See also Lüerβen，“‘Wir，’” 52-55，344-45；Abraham，“Juda，” 147-48；Knoch，“Konzentrationslager，” 292.

[150] Lüerβen，“‘Moorsoldaten，’” 157-61.

[151] OdT，vol.1，211-12.

[152]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3.

[153] 希姆莱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此段和前一段，参见ibid.，doc. 135；Lüerβen，“‘Wir，’” 96-102；Wachsmann，Prisons，98，102-103；Patel，Soldiers，296-300。

[154] Quote in Langhoff，Moorsoldaten，200-201. See also Lüerβen，“‘Wir，’” 96，102-105；Fackler，“Lagers Stimme，” 142，245-51.

[155] Lüerβen，“‘Wir，’” 56-58，76-86，467-68；Klausch，Tätergeschichten，30，67-68，26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0.

[156]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163-66；Knoch，“‘Stupider Willkür，’” 35-36.

[15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171，234-43；Abraham，“Juda，” 148-52；Klausch，Tätergeschichten，82-90，95-97；Diekmann and Wettig，Oranienburg，109；Schumacher，M.d.R.，175-78。Quotes in LG Oldenburg，Anklage gegen Johannes K.，1948，in Kosthorst and Walter，Strafgefangenenlager，vol.1，68；NLA-StAO，140-45，Nr. 1154，Vernehmung F. Ebert，June 11，1949.

[158] LG Oldenburg，Urteil 1949，in Kosthorst and Walter，Strafgefangenenlager，vol.1，79-84；Klausch，Tätergeschichten，34. 关于1932年的动乱，参见Evans，Coming，285。

[159] WL，P.III.h. No.280，A. Benjamin，“KZ Papenburg und Lichtenburg，” c. 1934，quote on 5. See also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95-99，166；Mette，“Lichtenburg，” 133-37；Abraham，“Juda，” 157-61.

[160]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108-14，206-12，230-31.

[161] Ibid.，281-86.

[162] Hett，Crossing，200-201，216-17；Buck，“Ossietzky，” 22-23；Kraiker and Suhr，Ossietzky，108；Suhr，Ossietzky，208-211；Lüerβen，“‘Moorsoldaten，’” 196.

[163]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284-85.

[164]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2-43；NSDAP Reichsleitung，Rundschreiben，December 27，1933，in IfZ，Akten，vol.2，42.

[165] Quote in Breitman and Aronson，“Himmler-Rede，” 344. 在演讲中，希姆莱说自己接到任命的日期是3月12日。实际上他接受任命的日期是1933年3月9日晚。Longerich，Himmler，158-59. 关于海德里希，参见Gerwarth，Heydrich。

[166] Longerich，Himmler，especially pages 158-60，759-63. 关于希姆莱早期政治生涯的概述，参见Mües-Baron，Himmler。

[167] “Ein Konzentrationslager für politische Gefangene，” 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March 21，1933，partial translation NCC，doc. 5. See also 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in Dachau，March 1，1938. 关于1932年的州级囚犯，参见BayHStA，MJu 22663。

[168]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3-5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1. 1933年8月1日，达豪关押了2218名保护性拘禁犯，而整个巴伐利亚州共有4152名保护性拘禁犯；Aronson，Heydrich，325。

[169] Rubner，“Dachau，” 56-59；Ecker，“Hölle，” 30；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4；Zámečník，Dachau，51-52；Richardi，Schule，6566. 地图参见Comité，Dachau（2005），CD-Rom。

[17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2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1-52；Richardi，Schule，54-56；Dillon，“Dachau，” 51，67，139，155.

[171]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4. See also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3.

[172] Tuchel，“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 331-32；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20.

[173] Richardi，Schule，58；Orth，SS，99.

[174] Seubert，“‘Vierteljahr，’” quotes on pages 90-91. See also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79-80.

[175] Seubert，“‘Vierteljahr，’” 103. See also Dillon，“Dachau，” 156，164.

[176] 估值基于的数据来自Seubert，“‘Vierteljahr，’” 76-77；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51。

[177] Seubert，“‘Vierteljahr，’” 81-92，quotes on pages 90，120.

[178]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3-84；idem，“Jüdische politische Häftlinge.”

[179] 达豪集中营的特别规定，1933年5月，NCC，doc. 8。

[180] Seubert，“‘Vierteljahr，’” 79，91-96. 此处引用来自希姆莱1937年2月18日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会议上的讲话，NCC，doc.98。

[18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Gruchmann，Justiz，634-39；Richardi，Schule，97-113；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95。

[182] 关于艾克的这一段，参见Segev，Soldiers，137-55，Bürckel quote on 142；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28-41。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Longerich，Himmler，162-63；波尔的证词摘录，1947，TWC，vol.5，437；Koehl，Black Corps，232；Bernhard，“Konzentrierte，” 237。关注直到1934年这个时期的传记，参见Weise，Eicke。艾克的雪茄，参见MacLean，Camp，306-307。

[183] Dillon，“Dachau，” 56，59-60，69，157-59，191，198，213，235，quote on 197. 他战后的证词表明，施泰因布伦纳大约在1933年7月中旬离开了达豪集中营，秋天的时候以指导员的身份又回到了这里，后来成了看守团的一名办公室职员；StAMü，StA Nr. 28791/28，Bl. 39-41：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H. Steinbrenner，May 12，1949。

[184] Richardi，Schule，179-80. 关于韦塞尔，参见Siemens，Making。

[185] Burkhard，Tanz，37-40；Ecker，“Hölle，” 34；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3.

[186] 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PS，emphasis in the original。译文利用的是NCC，doc. 150。See also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79-80.

[187]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84.

[188] Quote in Vermerk Dr. Stepp，December 6，1933，IMT，vol.36，54-55，ND：926-D. See also Gruchmann，Justiz，640-45；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1.

[189] Meyer and Roth，“Zentrale，” 202，208. 数据覆盖的时间段为1933年3月到1934年7月。

[190] LKA Dresden，Vorläufige Bestimmungen，August 5，1933，in Baganz，Erziehung，377-86，p. 380.

[191] Comité，Dachau（1978），204；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9.

[192] Zámečník，Dachau，52-55.

[193] VöB，August 11，1932，NCC，doc. 2；VöB，March 13，1921，NCC，doc. 1（译文有一处细微的改动）。1923年在啤酒馆政变之前起草的纳粹宪法也设想了用集中营关押政敌；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

[194]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7. 接下来的内容部分参考了Wachsmann and Goeschel，“Before Auschwitz，” especially pages 525，529-32。

[195] 例子参见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 748。

[196] 其中一个例子参见艾克对利赫滕堡集中营的指示，1934年6月2日，NCC，doc. 148。

[197] Compare “Grundsätze，” esp.§48 and §139-43，and LKA Dresden，Vorläufige Bestimmungen，August 5，1933（in Baganz，Erziehung，377-86），especially IV and V.16.f. See also Lechner，“Kuhberg，” 86；Hesse，“‘Erziehung，’” 120.

[198] Wachsmann，Prisons，23，409；Krohne，Gefängniskunde，354-57；Hoelz，“Weiβen Kreuz”（first published in 1929），302. 达豪的情况，参见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PS。1937年，希姆莱自己将注意力放在了普鲁士州监狱的鞭刑先例上；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

[199] 在这个体系内平步青云的囚犯之一就是后来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Rudolf Höss），他在1924～1928年一直都是阶下囚；Wachsmann，Prisons，26-27，34-35，38，39，50。

[200] 引用自达豪的特别规定，1933年5月，NCC，doc. 8。See also Beimler，Mörderlager，29. 其他早期集中营内的等级体系，参见NCC，doc. 13；Baganz，Erziehung，216。

[201] Wachsmann，Prisons，21-23，28，95-99，102.

[202] 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魏玛志愿劳动服务营和后来的党卫队集中营之间的人事联系，参见Riedle，Angehörigen，110-11。

[203] Quote in Bendig，“‘Höllen，’” 104.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33.

[204] 1934～1939年，几乎所有被任命为集中营指挥官的人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一个例外是弗朗茨·齐赖斯（Franz Ziereis），他出生于1905年］，其中至少有四人曾是战俘［海因里希·多伊贝尔（Heinrich Deubel）、卡尔·奥托·科赫（Karl Otto Koch）、汉斯·洛里茨（Hans Loritz）和金特·塔马什科（Günther Tamaschke）］。传记体的总结，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71-96。

[205] Reichardt，Kampfbünde，458-59，566-70，579-89，702；Siemens，Making，66-67.

[206] Manuscript by P. M. Neurath，1943，NCC，doc. 195.

[207] Dillon，“Dachau，” 122-23.

[208] Quotes in BArchB，R 3001/21167，Bl. 62-69：KL Dachau，Dienstvorschriften für Begleitpersonen，October 1，1933. 点名参见Suderland，Extremfall，190-94。音乐参见Fackler，“Cultural Behaviour，” 608，614-15。

[209] Report of a Jewish “reimmigrant，” August 1936，NCC，doc. 243.

[210] 引用自艾克针对埃斯特尔韦根的特殊营指令，1934年8月1日，NCC，doc. 149。See also BArchB，R 3001/21167，Bl. 62-69：KL Dachau，Dienstvorschriften für Begleitpersonen，October 1，1933，Bl. 63；Wachsmann，Prisons，24.

[211] Richardi，Schule，65. 这个术语只在1937年有改变，不仅是在达豪；Baganz，Erziehung，257。

[212] Springmann，“‘Sport，’” 96-97. 详情参见Euskirchen，“Militärrituale，” 128-34。

[213] Wiedner，“Soldatenmiβhandlungen.”

[214] Springmann，“‘Sport，’” 89-95；NCC，doc. 209.

[215] Quote in Sopade report，December 1936，NCC，doc. 192. See also Langhoff，Moorsoldaten，139-40；Richardi，Schule，73-74；Sofsky，Ordnung，84-85.

[216] 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 41.See also Raithel and Strenge，“Reichstagsbrandverordnung，” 450.

[217] Hildesheimer Allgemeine Zeitung，May 9，1933，in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7. 详情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87，113-14。战后的回忆，参见Marcuse，Dachau，74；KL，epilogue。

[218] Quotes in VöB（Berlin edition），August 10，1933；BArchF，BB（Nr. 5），Deutsche Wochenschau，1933；Rudorff，“‘Privatlager，’” 150；Moore，“Popular Opinion，” 51，44.详情参见ibid.，30-31，36-39，57；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8-94。

[219] 例子参见Gellately，Backing，60，257。

[220] Kershaw，Hubris，456；idem，Popular Opinion，73.

[221] Schleswig-Holsteinische Landeszeitung，August 28，1933，in Jenner，“Trägerschaft，” 119.

[222] 关于这些困难，参见Kershaw，Popular Opinion，6。

[223] See also Moore，“Popular Opinion，” 129.

[224] Sonnenburger Anzeiger，April 7，1933，in Nürnberg，“Auβenstelle，” 86. 其他的例子，参见Rudorff，“‘Privatlager，’” 154-55；Borgstedt，“Kislau，” 220-21。在科斯劳（Kislau）的一次公众游行的照片，参见Hesse and Springer，Augen，55。

[225] Seger，“Oranienburg，” 55-56.See also NCC，doc. 65；Baganz，Erziehung，185-87；Krause-Vilmar，Breitenau，138-39.

[226] Rudorff，“Misshandlung，” 55；Mayer-von Götz，Terror，154-55；Moore，“Popular Opinion，” 132.

[227] Aders，“Terror，” 184；Moore，“Popular Opinion，” 105-107. 有关城镇和集中营之间的联系，参见Steinbacher，Dachau，125-80。

[228] Oberstes Parteigericht，Beschluss，April 1，1935，in IfZ，Akten，vol.1，56. 科姆纳集中营的情况，参见Mintert，“Konzentrationslager”。

[229] Langhoff，Moorsoldaten，302.

[230] Report of the Prussian Central State Prosecutor’s Office，June 21，1934，NCC，doc. 113.

[231] Quotes in Asgodom，“Halts Maul，” 16；Steinbacher，Dachau，150. 在其他地方也会有不同的演绎；Rudorff，“‘Privatlager，’” 166。详情参见Hüttenberger，“Heimtückefälle，” 478-79，503；Kempowski，Haben，24-26。

[232] Litten，Mutter，24.

[233] Hett，Crossing，163，173. 利滕的一部分信件到了他朋友手中，而不是他的母亲那里。有关通信的规定，参见Krause-Vilmar，Breitenau，138；Baganz，Erziehung，171。

[234] Seger，“Oranienburg，” 70；Baganz，Erziehung，171-72；Mayer-von Götz，Terror，132；ITS，ARCH/HIST/KL Kislau，Bl. 59-72：Wachvorschrift，July 12，1933，Bl. 67-68.

[235] Litten，Mutter，29.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26-29，36.

[236] Quote in Mayer-von Götz，Terror，133. 有关家属闯入集中营的其他例子，参见NCC，doc. 5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5。

[237] Mühsam，Leidensweg，29；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7.

[238] Cited in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6.

[239] 1934～1935年的例子，参见ibid.，236-237。

[240] Litten，Mutter，22，37，59，70.

[241] Rudorff，“‘Privatlager，’” 167；NCC，doc. 50.

[242] Hett，Crossing，187.

[243] L. Ebert to Hindenburg，July 14，1933，NCC，doc. 47. See also Gestapa to Hitler，September 27，1933，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840-41.

[244] 虽然有一部分囚犯离开奥拉宁堡后又被遣送到另外一座集中营，但大部分人都被释放了；Knop et al.，“Haftlinge，” 56。详情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3；Mayer-von Götz，Terror，158-59；Langhoff，Moorsoldaten，24，46。出于政治宣传的目的大规模释放囚犯，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3。

[245] Quote in 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p. 30. See also ibid.，5670，Grünwiedl to VVN，August 20，1947；Richardi，Schule，26-47.

[246] Schneider，Hakenkreuz，especially pages 905-908.

[247] K. G. Saur Verlag，Tarnschriften，doc. BTS-0064. 详情参见Gittig，Tarnschriften。

[248]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1.

[249] Ehret，“Schutzhaft，” 256；Stöver，Berichte，38.

[250] 背景参见Johe，“Volk，” 334。

[251] Szalet，Baracke，11.

[252] “Bericht über die Lage in Deutschland，” February 1934，in Stöver，Berichte，69-70；Lüerβen，“‘Wir，’” 157.

[253] Union，Strafvollzug，18-20；Mayer-von Götz，Terror，162-64.

[254] HStAD，Rep. 29，Nr. 302，Krankenanstalten Wuppertal-Barmen，Anamnese，October 5，1933. 更概括的内容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115-19；Mayer-von Götz，Terror，161。

[255] 其中一个案例，参见Mayer-von Götz，Terror，151。

[256] Quote in Moore，“Popular Opinion，” 112. 其他例子参见ibid.，103；Deutschland-Berichte，vol.1（1934），233，302。

[257] Klemperer，LTI，41.

[258] 关于纳粹投票，参见Falter，Wähler。

[259] Moore，“Popular Opinion，” 162.

[260] Quote in Fritzsche，Life，31.

[261] Quote in Mayer-von Götz，Terror，155. See also Moore，“Popular Opinion，” 78，161-62.

[262] 希姆莱1943年10月6日对国家领袖和大区长官的演讲，in Smith and Peterson，Geheimreden，168。

[263]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7.

[264] Moore，“Popular Opinion，” 159-60.

[265] K. Tucholsky to W. Hasenclever，April 20，1933，in Directmedia，Tucholsky，11678.

[266] Braunbuch，270-302，quote on 270. See also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68-71；Rabinbach，“Antifascism”；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42-43；Nürnberg，“Auβenstelle，” 89（n. 25）. 流亡在外的目击者的报告，参见Deutschland-Berichte；Stöver，Berichte。

[267] Baganz，Erziehung，241-44.

[268] “Malice against Ebert’s Son，” Manchester Guardian，October 13，1933. See also Klausch，Tätergeschichten，90-91；Meyer and Roth，“‘Wühler，’” 236.

[269] Diekmann and Wettig，Oranienburg，12.

[270] 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38-42，quote on 138. See also Dörner，“Ein KZ，” 133-34.

[271]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80-81，quote on 180. See also Mühsam，Leidensweg，41.

[272] Moore，“Popular Opinion，” 29-31，quote on 30.See also Heiβ，Deutschland，101. 关于1914年德国的战争罪行，参见Kramer and Horne，German Atrocities。

[273] NCC，304.

[274] 德国的外交政策，参见Kershaw，Hubris，490-93。

[275] Zámečník，Dachau，9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8.

[276] Baganz，Erziehung，236-37.

[277] Quotes in The Times，readers’ letters，September 29，1933，October 4，1933，NCC，docs. 54 and 55.

[278] Zámečník，Dachau，96-97；Kersten，“‘The Times.’”

[279] Quotes in NAL，FO 371/16704，Bl. 363-65：report on a visit to Hohnstein，October 10，1933.关于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参见OdT，vol.2，129-34。

[280] 例子参见Hett，Crossing，189；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embassies，July 1933，NCC，doc. 48。

[281] Quotes in Favre，“‘Wir，’” translation in NCC，doc. 56.

[282] Oranienburger Generalanzeiger，March 28，1933，in Longerich，“Straβenkampf，” 30-31.

[283] “Sie können sich nicht beklagen，” Kasseler Neueste Nachrichten，June 23，1933，in Krause-Vilmar，Breitenau，104.详情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53-54，66，73，77-78。

[284] 电影参见Drobisch，“Oranienburg，” 19。

[285] 专题摄影参见“Im Konzentrationslager Oranienburg bei Berlin，” Berliner Illustrirte Zeitung，April 30，1933。详情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8-92。

[286] Moore，“Popular Opinion，” 52-53. 详情参见Caplan，“Political Detention，”33。

[287] NS-Nachrichten für Nieder-Barnim，August 19，1933，NCC，doc. 49.

[288] IfZ，Fa 199/29，Bl. 51：Schäfer to Hitler，March 24，1934；ibid.，Bl. 52：Dr. Meerwald to Schäfer，April 3，1934；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93；“Dokumentation der Ausstellung，” 182. 关于舍费尔的书，参见P. Moore，“‘What Happened’”。

[289]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quotes on pages 25，63，40，238-39.

[290] 例子参见Longerich，“Straβenkampf，” 31；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2-64。

[291] Kershaw，“Myth，” 63；idem，Hubris，494-95.

[292] Ecker，“Hölle，” 48；DaA，550，M. Grünwiedl，“Dachauer Gefangene erzählen，” summer 1934，23-25.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像达豪集中营一样进行恐吓：在萨克森堡（Sachsenburg），只有27%的囚犯投票给纳粹党；Baganz，Erziehung，181。

[293] Bendig，“‘Höllen，’” 107.

[294]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16.

[295] Quotes in Longerich，“Straβenkampf，” 31. See also “Konzentrationslager für Schutzhäftlinge in Bayern，” VöB，March 21，1933，in Comité，Dachau（1978），43.

[296] Bettelheim，“Individual，” 426.

[297] Klemperer，Zeugnis，vol.1，69.

[298] Schäfer，Konzentrationslager，23，25，27-28. 其他例子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92；Baganz，Erziehung，237。

[299] 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0.

[300] 有关达豪，参见Steinbacher，Dachau，186-87。

[301] Amper-Bote，June 2，1933，NCC，doc. 42（译文有细微的调整）。详情参见Steinbacher，Dachau，187-88。

[302] Wollenberg，“Gleichschaltung，” 263，267-68；Wieland，“Bremischen，” 282-87.

[303] Dörner，“Konzentrationslager，” 72；Longerich，“Straβenkampf，” 31.

[304] 法令重印于Hirsch et al.，Recht，90-91。它于1934年12月20日被更具扩张性的法律取代，专门针对攻击国家和纳粹党的恶毒行为。相关背景，参见Dörner，“Heimtücke，” 17-25。

[305] LaB，A Rep. 339，Nr. 702，Bl. 334-36：Sondergericht Berlin，Urteil，November 24，1933.See also Hüttenberger，“Heimtückefälle，” 478-79；Dörner，“Konzentrationslager，” 71-73.

[306] StAMü，StA Nr. 7457，Sondergericht München，Urteil，August 19，1933. See also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77.

[307] Cited in Moore，“Popular Opinion，” 110-11.

[308] Moore，“Popular Opinion，” 68-69.

[309] Quote in “Life in Nazi Prison Camp，” Daily Telegraph，March 19，1934.See also “Baby Labelled ‘Political Prisoner No.58，’” Daily Herald，April 23，1934；“Frau Seger Free，” Manchester Guardian，May 25，1933；IfZ，Fa 199/29，Bl. 69-71：ORR Volk to RK，April 30，1934.

[310] Quotes in Ecker，“Hölle，” 15；Zámečník，Dachau，45；Disziplinar- 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 PS，p. 294. See also Zámečník，Dachau，43-46（不过威廉·弗朗茨在这里被误认为是犹太囚犯；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12）。

[311] Améry，Jenseits，38，54，58. 关于犹太受害者，一个类似的观点参见Wildt，“Violent Changes”；K. Wünschmann，“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56-57。

[312] Mitteilungen des Gestapa，August 24，1933，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21.

[313] 例子参见Kershaw，Popular Opinion，79-80。

[314] Eley，“Silent Majority？，” 558.

[315] See also Wachsmann，“Dynamics，” 20.

第2章 党卫队集中营体系

杀戮成就了特奥多尔·艾克。更准确地说，1934年7月1日下午6点的那一枪开启了他的事业。那个周日，夜幕刚刚降临，当他阔步穿过位于慕尼黑的斯塔德海姆监狱新建成的牢房，匆匆赶去执行谋杀任务时，他就已经想到将会得到的奖赏。虽然他从来没有亲手杀过人——身为达豪的指挥官，他把大多数肮脏的活交给手下去做——但是当他走上二层，穿过两段有武警站岗的走廊时，却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紧张。他最终停在了474号牢房门前，下令打开牢门，在得力手下米夏埃尔·利珀特的陪伴下走了进去，直面自己曾经的恩人——如今纳粹最有价值的政治犯，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

艾克和利珀特一小时前刚刚从达豪来到斯塔德海姆监狱，他们直接找到监狱负责人，要求立刻提审罗姆，后者前一天早晨与冲锋队其他高层刚以叛国罪被捕。监狱负责人明显是在拖延时间，于是艾克愤怒地说自己是奉希特勒之命，元首私下命令他给冲锋队领袖发出最后通牒，让罗姆自裁谢罪；如果罗姆不听从命令，就由艾克行刑。监狱负责人慌忙打了几个电话核实艾克的话，得到证实后才准许这两位党卫队军官前往474号牢房。在牢房里，艾克递给罗姆一份《人民观察家报》的复印件，上面详细报道了前一天在斯塔德海姆监狱处决六位冲锋队领导人的新闻，随后他干脆利落地发出了希特勒的最后通牒。罗姆显然试图反抗，但是他的牢房很快又被锁了起来，房间内的一张小桌子上放了一把手枪，里面只有一颗子弹。牢房外，艾克看着表，紧张地等待了十分钟——也就是希特勒指定的时间。十分钟一过，他便命监狱的看守打开牢门，收回了没有使用的手枪。随后，艾克和利珀特举起自己的枪对准罗姆，后者将自己的衬衫脱了下来。镇定了几秒后，两人扣下了扳机。罗姆踉踉跄跄地向后退，虽然满身是血，但还活着。罗姆呻吟的情形似乎吓到了艾克，他命令利珀特完成收尾工作。这个年轻人上前，近距离地冲罗姆的心脏开了第三枪。根据一名目击者所述，这名冲锋队领袖临死前一直念叨着：“元首……我的元首。”[1]

希特勒很早之前就想对付罗姆，只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结局会如此血腥。此前几个月，许多冲锋队队员把希特勒寻求理智和冷静的呼吁抛到脑后。在热血罗姆的号召下，他们发动了“二次革命”，希望建立一个“冲锋队国家”。这种暴力对话，伴随着公开的骚乱和野蛮行为，成为令希特勒非常头疼的政治问题。冲锋队的行为不仅在希特勒上台后第二年加剧了国内民众对政权的不满，还疏远了德国陆军。陆军将领们对罗姆军队的野心和庞大的准军事力量感到威胁，其队伍截至1934年中已经有超过400万人。更严重的是，罗姆还在纳粹党中挑拨充满嫉妒的领导人与希特勒为敌，这些人密谋消灭自己的政敌。特别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他们不断欺骗希特勒，隐瞒冲锋队要发动政变的计划。

1934年6月，经过几个月的犹豫，希特勒终于行动了。不过，希特勒对罗姆的“背叛”太愤怒，以至于提前发动了偷袭。1934年6月30日凌晨，希特勒带领一小队人马直取冲锋队在巴特维塞（Bad Wiessee）的休养地，逮捕了罗姆和其他冲锋队高官。几个小时后，希特勒处决了第一批犯人，不过他把罗姆留到了第二天。与此同时，警察和党卫队根据早已准备好的嫌疑人名单，在德国其他地方展开了突击抓捕。受害者不只是冲锋队队员。这次清洗还为镇压国家保守派对希特勒政权的反对之声和其他所谓的敌人打了掩护。最终，所谓的“长刀之夜”——实际上持续了三天——据说夺走了150～200条性命。[2]

在这次流血清洗中，达豪的党卫队向希特勒证明了自己是最有激情的刽子手。几天前，艾克与达豪党卫队领导一起策划了巴伐利亚州的突袭和逮捕方案。随后，6月29日，集中营党卫队已处于戒备状态。当天深夜，艾克将冲锋队针对希特勒的阴谋告诉了手下，让他们无须对冲锋队手下留情；艾克怒气冲天，据说还撕碎了一张罗姆的照片。几个小时后，在他的带领下，数百名看守趁着浓重的夜色从集中营出发，登上了卡车和公交车，其中一些人还配备了从瞭望塔取来的机关枪。他们最终停在了距巴特维塞几英里外的地方，与另外一支党卫队——希特勒护卫分队会合。可是，由于希特勒提前行动，达豪党卫队晚了一步，结果只得跟着希特勒的车队回到慕尼黑。艾克在慕尼黑总部，也就是所谓的褐宫见到了其他纳粹官员。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歇斯底里地怒斥“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背叛”，并承诺处决冲锋队的所有叛徒。此时，艾克或许已经接到了在达豪实施屠杀的指示，因为在他6月30日回到集中营后不久，杀戮就开始了。[3]

第一批遇难者中包括71岁高龄的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Gustav Ritter von Kahr），他也是迄今为止身份最显赫的遇难者。他于6月30日晚在慕尼黑被党卫队逮捕，随后就被拖到了达豪。这位拥护君主制度的巴伐利亚前长官自1923年11月协助镇压过希特勒的武装政变后，就成了极右翼仇视的对象。[4]当冯·卡尔从黑色敞篷式警车里下来时，达豪党卫队队员认出了他，差点儿将他当场处决。一大群穿着制服的看守吵吵嚷嚷地把老人扯到特奥多尔·艾克面前，后者坐在指挥官办公室外的一把椅子上，正叼着一根雪茄吞云吐雾。艾克像罗马皇帝似的先竖起右手大拇指，然后翻手向下一指。党卫队的一帮人便推搡着冯·卡尔穿过旁边的一扇铁门，进入达豪新建的地堡。不久后，传来一声枪响。[5]

不断有车将“叛徒”从慕尼黑运到集中营，因此杀戮一直持续到深夜。跟冯·卡尔一样，大多数人都死在地堡或者地堡附近，但至少有两个人是在集中营探照灯的扫视下被枪决的。达豪的犯人们被关在集中营牢房中，听到了外面的枪响，接着就是党卫队兴奋的吼叫声，那是一种在酒精和鲜血刺激下的疯狂。兴高采烈的艾克下令，党卫队食堂免费供应啤酒，除此之外还有震天响的音乐。[6]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队聚会时不时被更多的枪声和殴打声打断；有的犯人被虐待致死，他们的脸被捣烂，尸体被砍得七零八落。[7]

不是所有被害人都是从集中营外押送来的。疯狂的党卫队看守在地堡处决了五名长期在押的达豪囚犯，其中至少有两人是德国犹太人。以往达豪党卫队都是依上级指示行事，一般是警方和帝国保安部（SD）的领导通过艾克下达处决的命令，可现在党卫队自己扮演起了法官和处决者的角色。为了掩盖他们的残暴行径，艾克和手下向希姆莱宣称，处死的犯人都属罗姆麾下，这些人试图煽动其他囚犯起义。有人被处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其他犯人耳中，本来就惶惶不安的犯人们如今更加恐惧，害怕党卫队对自己也下毒手。[8]

残暴的一夜总算过去，1934年7月1日一早，特奥多尔·艾克出现在达豪集中营的铁丝网前。为了安抚惊慌失措的囚犯，他把清洗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众人，还说很快就会把罗姆吊在集中营里示众。[9]但是在艾克当晚一路鸣笛，从斯塔德海姆驾车赶回来时，罗姆已经死了，死在了他和利珀特手中。不过，艾克仍然决心在达豪来一场杀戮表演。他带回来四个官阶稍低的冲锋队队员，暂时安置在食堂，等待集中营为死刑做好准备。党卫队看守们在地堡外集合，站在靶场边。囚犯们则在艾克的指示下站在铁丝网后面观看枪决。一切就绪后，四名冲锋队队员一个接一个被带出食堂，在夕阳的余晖中穿过靶场。艾克当众宣布他们死刑后，一队党卫队哨兵举枪瞄准。每一声枪响后，还沉浸在昨晚疯狂情绪之中的党卫队看守都会爆发一阵欢呼，大喊“万岁”。[10]

第二天早上，在党卫队练兵场北边的森林里，更多的人被处决，达豪的屠杀也随之结束。同一天，1934年7月2日，希特勒正式宣布清洗运动结束，第三帝国再次恢复了平静。[11]至此，有20多人在达豪营区被处决，更多的人则死在了营区附近。[12]死者包括冲锋队高级官员、与罗姆有私交的人（比如罗姆的司机）、据称是间谍的女友（她是唯一被处决的女性），以及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和政客，他们全部是报复和仇杀的牺牲品。党卫队还处决了一位名叫施密德（Schmid）的音乐评论人，结果发现是巴伐利亚政治警察把他跟同名的记者弄混了，等当局意识到抓错了人，赶紧打电话通知艾克的时候，这个被错认的施密德已经死了。[13]

1934年夏天针对罗姆的清洗运动成了第三帝国历史的分水岭。经此一役，冲锋队威望大减，再也不是希特勒内部统治的最大威胁。作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冲锋队的衰落换来了大批德国将军的投降和臣服。不仅将军们对希特勒赞不绝口，整个德国都开始流传关于希特勒的传说，许多德国人欣赏他，因为他通过对冲锋队暴徒和叛徒的果断一击恢复了国家的秩序和体面（纳粹大肆宣传罗姆是同性恋者，此前希特勒一直在容忍他）。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去世后，希特勒终于确立了自己不容置疑的地位，成为“第三帝国的元首及总理”。[14]

此次清洗运动对集中营历史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它为党卫队集中营之后罔顾法律、肆意关押的行事作风做好了铺垫。同时，它还促使党卫队加快创建职业看守军团的速度，共同的罪恶将看守们紧密联系起来。在达豪，这三天的遇害人数等同于前一年全年的处决量，成为改变当地许多党卫队队员的重要经历。“这些事深刻地影响了我。”汉斯·奥迈尔（Hans Aumeier）回忆说，当时年仅27岁的他在达豪任职才几个月的时间，后来他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领导。[15]

永久例外

清洗罗姆对特奥多尔·艾克来说是个绝佳的机会。他将自己的手下捧到比看守更高的位置来加以炒作。就在几周前他还将手下吹嘘成纳粹德国“最忠实的支柱”，时刻准备“围绕在元首周围”，用“无畏的进攻精神”保卫元首。[16]艾克意识到这次清洗运动是证明自己的机会，所以他并没有放过。他提醒希姆莱，执行“重要任务”充分证明了自己和手下的“忠诚、勇气和使命感”。[17]虽然其他集中营也参与了此次行动，但它们仅限于把囚犯关在条件严苛的营区里，而达豪是主要的行刑地。[18]最重要的是，艾克自己协助处理了“阴谋”的幕后策划者恩斯特·罗姆。这成了他打入党卫队圈子的王牌。18个月后，在达豪庆祝冬至时，据说艾克曾大喊：“我很骄傲，亲手枪毙了这头同性恋猪。”[19]

希特勒没有忘记艾克及其下属的功劳。清洗运动后没过几天，希特勒就提升艾克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只比希姆莱低三级。党卫队也成了希特勒最钟爱的镇压工具，1934年7月20日出台的一项命令充分显示出党卫队地位的上升。该命令宣布党卫队是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不再隶属于冲锋队。党卫队领袖希姆莱知道，这次清洗运动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即便10年后，他仍赞扬下属“将做错事的同事押到墙下击毙”的坚定意志。事实上，此次行动最大的受益者是希姆莱。他的事业已经处在上升阶段，但清洗运动加速了他的晋升，最终令他获得了对警察和集中营的控制权，虽然这中间也经过了几番激烈的内部拼杀。[20]

集中营督察组

“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希姆莱这样形容纳粹掌权后政治警备队的崛起。[21]起初，德国各个州都有自己的军队。但不久之后这些军队就被整合了，负责整合的人正是希姆莱。自1933年底起，这位强硬的党卫队领袖从自己的根据地巴伐利亚州开始，在几个月内将德国各州政治警察的力量一个接一个收入囊中。最后落入其手的大州是普鲁士，其军队力量也是最强大的，其间有多位对手与他竞争这个拜占庭式的恐怖机器。最终，在1934年4月20日，普鲁士强权人物赫尔曼·戈林同意任命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督察官。深受希姆莱信任的参谋海德里希成为普鲁士地方盖世太保的新首领，掌管着柏林总部600名官员和遍布普鲁士州的2000多名官员。在纸面上，戈林仍是普鲁士盖世太保的首领，最初也确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最后他还是敌不过精明狡猾的下属。[22]

希姆莱对德国政治警察——实施保护性拘禁的主要力量——的掌控为接管集中营奠定了完美的基础。希姆莱对此再清楚不过。他比任何纳粹领导人都更了解集中营未来的潜力，并从1933年底就谋划着将余下的早期集中营收入自己手中。[23]现在他已经获得了对政治警察的控制权，是时候行动了。[24]

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希姆莱找到特奥多尔·艾克。1933年5月，就在清洗罗姆行动的前几周，希姆莱指示艾克对集中营系统实行“基本组织重构”，从普鲁士开始。希姆莱想要推翻充满缺陷的普鲁士模式，以达豪现行的集中营体系取而代之。[25]利赫滕堡是第一个试验点。艾克如今自称“集中营督察官”，1934年5月28日，他从名义上负责监督集中营党卫队的福斯特（Faust）警官手中接管了利赫滕堡集中营。一天后，艾克就以捏造的罪名逮捕了福斯特警官（这名不幸的前总管很快发现自己被希姆莱下令实施了保护性拘禁，先是关在柏林，后来又转移到埃斯特尔韦根）。艾克还解雇了两名为福斯特工作的行政警官，让自己的亲信担任残忍的指挥官一职，统领当地的党卫队看守。为了实行更严苛的统治，1934年6月1日，艾克还引入了新的囚犯惩罚规定，几乎跟达豪的一样。[26]第二天，他完成了人事变动，并出台了给利赫滕堡看守的第一份书面命令：“在此之前你们的上级都是一些官员和一个贪污受贿的负责人。从现在开始，将有士兵为你们的幸福和麻烦负责。我们将齐心协力，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向上垒，直至大业得成，同时丢弃没有用的坏石头。”[27]

利赫滕堡的重组在接下来几周内迅速展开，受此鼓舞，希姆莱开始策划接下来的行动。1934年6月，他将目光对准了萨克森堡（萨克森州）和普鲁士州最大的集中营埃斯特尔韦根——这一步棋更大胆，因为这两座集中营仍处于冲锋队的管理下。希姆莱打算先拿下埃斯特尔韦根，艾克原本已准备在1934年7月1日动身，却被清洗罗姆行动绊住了，不过党卫队借此更快地获得了对早期集中营的掌控权。[28]结果，党卫队不仅如愿接管了埃斯特尔韦根和萨克森堡，还拿下了另外两座冲锋队治下的集中营——霍恩施泰因和奥拉宁堡。[29]党卫队的势力越发壮大，在接下来的几周，特奥多尔·艾克——1934年7月4日被正式任命为集中营督察官，也就是枪杀罗姆后三天——穿梭于两座新营之间。[30]

掌控奥拉宁堡——成立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冲锋队集中营——象征着党卫队获得了新的领导权。1934年7月4日，艾克大摇大摆地来到了奥拉宁堡，就在几天前，一队警察刚来到这里解除了大部分冲锋队队员的武装。艾克命令手下的部队（其中一部分是从达豪调过来的）将集中营包围起来；据一名目击者称，艾克还带了两辆坦克作为后援。但是吓坏了的冲锋队队员完全没有抵抗。艾克简单地宣布了党卫队的接管，让冲锋队看守再去找一份工作。冲锋队在奥拉宁堡的统治自此在抽泣声中结束了。同时，新主人以独特的方式庆贺自己的接管，那就是处决重要的囚犯埃里希·米萨姆。起初他们试图逼迫米萨姆自杀。米萨姆坚决不从，但也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私下悄悄地将自己的物品分给了其他囚犯。1934年7月9日深夜，孱弱的米萨姆被带走了。他明显是被一条晾衣绳勒死的，尸体被挂在集中营的公厕里，党卫队试图把他的死伪装成自杀。7月16日，埃里希·米萨姆的葬礼在柏林举行，只有少数几名勇敢的朋友和仰慕者参加。他的妻子克丽丝珍提亚此时已经逃到了国外，所以并没有到场，她曾花了很长时间试图营救自己的丈夫，但如今只能在国外披露集中营残暴的内幕，讲述丈夫的悲惨遭遇。[31]

希姆莱和艾克很快精简了新到手的集中营。他们对维持奥拉宁堡和霍恩施泰因没有兴趣，所以直接把它们关了。[32]对比之下，萨克森堡和埃斯特尔韦根则由艾克接手，成了跟达豪一样的党卫队集中营。[33]比如，埃斯特尔韦根1934年8月1日出台的新规定就是直接以达豪的为基础。[34]艾克还四处寻找能够将党卫队精神带入新集中营的官员。在达豪，党卫队分队长汉斯·洛里茨给艾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人狂热好战，令艾克颇为欣赏。现在，艾克任命他为埃斯特尔韦根的新指挥官。洛里茨并没有让艾克失望。一名前囚犯记得他在1934年7月的第一次讲话：“今天我接管了这里。在纪律方面，我就是一个粗人。”[35]

起初，特奥多尔·艾克在达豪或者在飞去其他党卫队机构的路上给自己的集中营下达命令。[36]不过在1934年12月10日，希姆莱给他指定了一处与他头衔相匹配的常设办事处。选址体现了集中营对希姆莱的重要性，因为艾克直接搬到了柏林的警察局总部。作为帝国官僚体系的一部分，艾克的新集中营督察组（IKL）在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Prinz-Albrecht-Strasse）8号一楼盖世太保的办公区占了5间办公室。尽管两个部门挨得很近，但希姆莱保证艾克的督察组跟海德里希的盖世太保彼此独立。[37]这两个关系不善的人不得不紧密协作。海德里希实际指使警察垄断实施保护性拘禁的权力，押送嫌疑人到集中营并下达释放的指令；而集中营的组织和管理则交给艾克负责。[38]

艾克领导的看守部队从党卫队总队分立出来后，他的地位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同样，盖世太保也从常规警察中独立出来）。1934年12月14日，希姆莱做出了一项重要举措，将集中营看守提升为党卫队中一支独立的力量，头领艾克还获得了一个新头衔：党卫队看守团（SS Guard Troops）督察官。诚然，艾克并不算完全脱离党卫队的管理，特别是在财务和人事方面，他仍隶属于新的党卫队总办公室（直到1939年夏天）。不过实际上，艾克经常越过行政上司，直接向希姆莱汇报。[39]

截至1934年底，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希姆莱和艾克打造了全国范围内党卫队集中营体系的雏形。现在五座党卫队集中营——遵循相似的路线，由党卫队看守团管理——在柏林新成立的督察组的监管下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伞状网络。[40]但党卫队体系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因为集中营还没有被确立为永久性的常设机构。事实上，1934年的集中营看起来很快就会消亡。

党卫队集中营遭遇威胁

第三帝国成立伊始，内部便开始就未来发展方向上演拉锯战：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独裁统治？今天，这个答案显而易见。但是纳粹德国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走上极端恐怖统治的道路。最初，国内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和党派设想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他们希望建立法治的独裁政府，由传统国家机器执法。他们的确接受并且拥护1933年放纵的镇压行动，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稳定政权的一条途径。但是他们把清洗罗姆的行动视为纳粹最后一次革命，是为建立在专制法律基础上的独裁政体扫清障碍。如今再没有必要随意运用暴力，而且，不受法律支配的集中营除了在国内外损害政府形象外也没有其他意义了。[41]

早在1933年春夏，政府官员就开始试探性地控制集中营，与此同时，一些媒体也向读者保证这些集中营不会成为新德国的常设机构。[42]到年底的时候，在一名不可思议的领军人物的推动下，撤销集中营的势头更猛了，这个人就是赫尔曼·戈林。纳粹第一波恐怖行动平息之后，一直拥护强权政府的戈林标榜自己为支持法律与秩序的高尚政治家。[43]随着“纳粹党政权彻底稳定”，他在1933年12月初纳粹党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将大批释放普鲁士集中营的囚犯。这次所谓的圣诞节大赦中，总共有多达5000名囚犯获释，几乎是普鲁士保护性拘禁人员的一半。[44]大多数人都是步兵或者左翼的拥护者，剩下的则是对政权不满的人。[45]但是政府这次也释放了一些重要人物，其中就有弗里德里希·埃伯特，他自从被释放后就一直低调做人，在柏林经营一家加油站。[46]

1934年，早期集中营开始加速衰落。赫尔曼·戈林继续在公开和私人场合进行反集中营斗争，特别是在希特勒面前游说。纳粹的忠实拥护者、帝国内政部部长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与戈林站在一边，他尖锐地批评了过度实行保护性拘禁的做法，并指出集中营终将解散。[47]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固，更多的囚犯获释（3月底沃尔夫冈·朗霍夫随其他囚犯一起被释放），被抓入集中营的犯人寥寥无几。在普鲁士，1934年8月1日仅有2267人仍处于保护性拘禁，一年前则有14906人。[48]早期集中营迅速减少。1934年的头几个月，在普鲁士和其他地方有十几个集中营被关闭，其中包括勃兰登堡、松嫩堡和布雷多。[49]

1934年下半年，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预下，更多集中营被关闭。1934年8月初，在公民即将选举他成为国家元首和总理之前，希特勒在公众面前故作姿态，大赦政治犯和其他冒犯政府的人。最关键的是他在集中营问题上装腔作势。他下令快速回顾所有的保护性拘禁案，要求释放罪行较轻且不对国家构成威胁的囚犯。[50]尽管党卫队和盖世太保反对——他们拒绝释放重要人物，比如卡尔·冯·奥西茨基和汉斯·利滕——大部分保护性拘禁的犯人还是恢复了自由身。在普鲁士，希特勒大赦后集中营只剩下了437名囚犯；在埃斯特尔韦根——埃姆斯兰的最后一个集中营，初始关押了5000名囚犯——到1934年10月只羁押了150人。[51]集中营的迅速萎缩已尽人皆知。1934年8月底，戈林就关闭奥拉宁堡集中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来会“大幅度削减”保护性拘禁，触犯法律者“会被迅速移交法院处理”。[52]

拥有数百所监狱的司法机关已经做好了取代集中营的准备。从1933年初开始，德国司法体系就开始大转型。尽管它仍主要由民族保守主义派掌控，比如长期担任帝国司法部部长的弗朗茨·居特纳，但是它也开始成为纳粹政府的忠实仆人。主要官员都被遣散，基本法律原则被摒弃，新法院建立，更严格的法律开始实施。德国法学家一边倒地支持这些改革。结果是国家囚犯人口迅速攀升，从1932年日均6.3万人飞升到1933年夏天的10.7万人，其中至少有2.3万人是政治犯。居特纳和其他法学家给纳粹领导人传达了一条明确的信息：政府的敌人会遭到法律严厉的惩罚，保护性拘禁等措施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有如此坚定的司法体系，谁还需要集中营呢？[53]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司法官员可以用条件严苛的监狱作为证明。1933年，司法高层领导承诺会采取更具有威慑力的惩罚手段——就像有些人形容的那样，将监狱变成了“恐怖屋”——并且引进更严厉的制裁方法，并削减供给。[54]政府新监狱的榜样就是埃姆斯兰的集中营。在一场约束法外拘禁的动员运动中，德国司法官员于1934年4月接管了内森萨斯特姆和伯格摩尔早期集中营；营内的保护性拘禁囚犯被换成了普通的监狱囚犯。1935年，帝国司法部在埃姆斯兰掌管六座集中营，其中关押了5000多名犯人。这里的规则和条件比较苛刻，对待犯人的态度比较野蛮，同年造成了13名囚犯的死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雇用了前冲锋队队员当监狱看守。领导他们的是另一个经验丰富的早期集中营管理者——冲锋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维尔纳·舍费尔，1934年4月他被司法系统从奥拉宁堡指挥官的位置上挖了过来。舍费尔被任命为公务员后就被派到了埃姆斯兰的监狱营区，一直干到1942年，这些年间有几百名囚犯死在这里。[55]

司法官员们对发生在自己监狱里的虐待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开始将目光锁定在冲锋队和党卫队集中营里的施暴行为上。这其中的确有相互勾结瞒天过海的勾当。比如，清洗罗姆一派的运动中存在越界的谋杀行为。[56]如今早期集中营失势，国家公诉人便启动了多起刑事侦查，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涉及至少十座集中营。最大的一桩案子是在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关闭后对冲锋队前看守的指控。司法机关炫耀着纳粹给予其的信任，很乐意忽视那些因报复共产党干的“坏事”或者出于“政治原因”的犯罪。但法官确立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不会姑息随心所欲的施暴行为。在他们看来，第三帝国不能容忍虐待狂式的暴行，霍恩施泰因就是被这种行为毁掉的。1935年5月15日，德累斯顿地方法院将23名冲锋队队员送进了监狱。霍恩施泰因集中营前任指挥官情节最严重，被判刑六年，其他人则是十个月到六年不等。[57]

党卫队发现自己也成了被审查的对象。1934年春天，什切青地方法院判处七名来自刚被关闭的布雷多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犯严重伤害罪和其他罪行，前集中营指挥官更是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这一案件被德国媒体争相报道，戈林为烘托自己是秩序捍卫者自然在其中推波助澜。希特勒不甘落后，1934年7月13日在国会讲话中宣布三名党卫队看守（属布雷多集中营）在清洗罗姆的行动中被枪毙，因为他们“恶意虐待保护性拘禁犯”。[58]如今就连艾克手下的集中营也被审查了，埃斯特尔韦根和利赫滕堡的部分高层官员被逮捕和定罪。[59]

党卫队如今处于劣势。[60]它的名声本来就不好——“我知道在德国有些人害怕看到穿黑制服的人。”希姆莱承认道——司法调查更是进一步将它推向悬崖，在此关键时刻，集中营体系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61]艾克认为这些“恶毒”攻击的“唯一目的就是系统性地瓦解和动摇帝国领袖对集中营的信心”。[62]同时，司法机关继续削弱集中营的力量。1935年夏天，艾克视为眼中钉的帝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建议给所有集中营囚犯配备法律代表，这也是许多德国律师和新教首领提议的。[63]

到了1935年，初具规模的党卫队集中营面临巨大的压力。集中营数量迅速减少，整个体系还面临着合法性问题。对许多观察者来说，集中营的寿命似乎时日无多。但海因里希·希姆莱有不同的想法。1934年12月，他警告戈林不应该“废除目前对抗国家敌人最有效的工具”。[64]希姆莱为保留集中营而奋战，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为了稳固和拓展自己的力量，还是为了拯救第三帝国。[65]

希姆莱的愿景

1934年大批释放集中营囚犯是“纳粹党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错误之一”，海因里希·希姆莱几年后在一次机密讲话中愤慨地说。允许狠毒的敌人重拾他们破坏性的工作绝对是“愚蠢的行为”。毕竟，保卫纳粹政权的斗争距离胜利还很远。按希姆莱的说法，德国仍然面临致命的危险，阴魂不散的敌人会威胁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国家和社会的根基到人民的道德品质乃至种族健康。国家必须与“有组织的次等人力量”奋战到底，希姆莱一次又一次用到这个宽泛的名词，它指的是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共济会成员、神父、反社会人士、罪犯，特别是“不应该被视为我们人类”的犹太人。[66]

希姆莱的理念建立在末日世界观之上。在他脑子里，与德国国家敌人的全面战争将会持续数个世纪，靠传统武器是无法取胜的。为了彻底消灭那些妄想毁灭德国的固执的敌人，希姆莱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国家应该处于战争状态。军队在国内与“内部敌人”做斗争，应该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不受法律的约束。要想取得彻底的胜利，只能依靠彻底的恐怖行动，由希姆莱的精英战士来领导：警察可以逮捕所有对“国家机体”有害的人，党卫队会把他们关进集中营隔离起来。[67]

希姆莱呼吁撤销对警察和党卫队恐怖行为的一切限制，希望国家一直处于紧急状态，这令他和其他仅仅希望建立独裁国家的纳粹领导人发生了冲突。[68]这种冲突在1934年春天进入了白热化阶段，主要的交锋地就是希姆莱的老窝巴伐利亚州。他的力量在其他地方依旧薄弱，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集中营里绝大部分的囚犯被释放。但在巴伐利亚就不一样了。有了强大的内政部部长阿道夫·瓦格纳为自己撑腰，希姆莱底气十足，拒绝响应清空达豪模范营的号召。“只有身在巴伐利亚的我没有屈服，没有释放我扣押的保护性拘禁者。”希姆莱几年后这样宣称。[69]但这只有一半是真的，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州被迫做着无望的抵抗。

1934年3月，巴伐利亚州州长冯·埃普被一条新闻震惊，报道称巴伐利亚的保护性拘禁人数似乎超越了普鲁士（去年夏天，普鲁士关押的囚犯人数还是巴伐利亚的三倍），埃普因此开始猛烈抨击希姆莱的方式方法。埃普呼吁进行一次特赦，正好可以赶上纳粹掌控巴伐利亚一周年纪念。他在3月20日的一封信中称，巴伐利亚的做法是不对的，是武断的、过分的，会瓦解“人民对法律的信任，而法律正是一切国家体制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65岁的埃普私下里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是极右翼领军人物，是前任大将以及资深的纳粹拥护者，1919年他的自由军团协助镇压了左翼起义，自此后他就被称为“慕尼黑解放者”。但是州长冯·埃普将第三帝国看作一个规范的国家。如今，纳粹革命已经结束，保护性拘禁等紧急措施也就“可有可无”了。更何况，新的法律和法院赋予了司法当局足够的力量去处理犯罪行为。[70]

希姆莱被刺痛了。在他为瓦格纳起草的一封极其粗鲁的回信中，他极力为自己的成就辩护。他声称保护性拘禁的存在有效减少了巴伐利亚的政治犯罪和其他犯罪行为，这是司法体系无法企及的。[71]但是希姆莱也不得不做出一定让步。即使州长冯·埃普只是巴伐利亚有名无实的荣誉领袖，但他的话在政界依然有分量。1934年3月到4月，希姆莱手下的巴伐利亚警察勉为其难地从达豪和其他集中营释放了将近2000名囚犯。[72]

1934年秋天，当针对巴伐利亚的冲突再次爆发时，希姆莱的立场却坚定了不少，这充分反映出清洗罗姆运动后他在第三帝国地位的上升。这一次是帝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挑战他。在10月初给巴伐利亚州大臣的信中，弗里克指出巴伐利亚最近关押了1613名保护性拘禁犯——几乎是德国其他州总数的两倍。鉴于巴伐利亚当局的过度狂热，弗里克要求重审个别案件，为将来的释放迈出第一步。[73]

希姆莱的回应相当倨傲。他在1934年11月中旬写道，经过“最彻底的”回顾，巴伐利亚将会释放203名保护性拘禁犯，这个数字简直微不足道。希姆莱还补充说，任何大规模释放都是不可能的。他声称最近有集中营把危险的共产党员放了出来，这些人对国内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除了巴伐利亚州，这还要多亏此处集中营更严格的行事作风。在别处，“无耻的”共产党人因为政府机关“普遍松懈”而变得更加胆大妄为。这种敌人把大规模释放看成“纳粹党领导下的国家内部软弱”的信号，由此加大对国家的攻击。希姆莱的结论非常明确：比起释放囚犯，他反倒想抓更多的人进集中营；他打算先发制人，向共产主义发起攻击。[74]

事实上，1934年秋天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是想象出来的，因为盖世太保牢牢压制住了地下抵抗势力。[75]尽管希姆莱对共产党的担心是真的——许多低阶的警察和州政府官员都被共产主义吸引——但他的确为了促进自己的预防性政策而夸大了共产党的行为。[76]不过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跟他一样，弗里克就继续向他施压，要求达豪释放囚犯。[77]

希姆莱直到1934年底仍坚守阵地，但他的立足点却摇摇晃晃。特别是新的党卫队集中营体系依旧脆弱。集中营的去留仍充满争议，其影响也微不足道，至少从囚犯的数量上来说。截至1934年秋，希姆莱的集中营只关押了大约2400名囚犯。[78]如果没有第三帝国最强大之人在1935年的几个果断干预，集中营很可能就彻底消失了。

希特勒和集中营

阿道夫·希特勒身为公众人物，从始至终都谨慎地与集中营保持着距离，刻意撇清关系。他从没有进集中营视察过，也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及集中营。[79]他有充分的理由保持沉默，身为纳粹领导人，他知道集中营的名声不好。“我知道人们对这个机构的描述、谈论和指责有多么恶毒和愚蠢。”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9年承认。[80]希特勒非常在意自己的形象，因此尽量避免与大众可能不喜欢的事物产生联系。[81]这无疑是他与集中营——至少在公开场合——划清界限的原因。私下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和最紧密的同伴商量集中营的问题，后来更是成了推动集中营发展的关键人物之一。[82]

希特勒的支持通常都是有条件的。随着政权越来越稳固，他起初似乎和那些想要废弃集中营的人站在了同一战线。数千名囚犯被释放，1934年2月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说，他甚至希望后续释放更多的囚犯。[83]六个月之后希特勒就兑现了他的诺言。1934年8月的大赦释放了2700名保护性拘禁犯，被德国国内和国外媒体争相报道。[84]但希特勒真的希望集中营消失吗？或者只是在等待时机？[85]

1935年，希特勒暗中表露了他对集中营的真实感情。2月20日，他接见了希姆莱，后者向他展示了德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最近一次敦促进一步释放囚犯的来信复印件。刚视察完利赫滕堡和萨克森堡的希姆莱，在信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了希特勒的坚定回答：“让囚犯继续待在集中营。”[86]四个月后，希特勒的态度更明显了。他在6月20日接见希姆莱，坚定地表示未来几年仍然需要集中营，而且批准了希姆莱增加党卫队看守的请求。[87]在第三帝国，毁灭性的愿望如果符合希特勒的心意，就可以被轻易实现。希特勒支持希姆莱扩展这种恐怖机器。

为了巩固集中营的地位，希特勒同意给它们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从一开始，资金就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不同的州和党政机关都在推卸责任。[88]1935年秋天，希特勒同意了特奥多尔·艾克的提案：从1936年春天开始，帝国将承担党卫队看守团的开支，集中营的一切开销由各州政府承担。[89]艾克只将此视为临时办法。如今，集中营成了纳粹帝国的常设机构，他满心期待着由国家全部买单的那一天。[90]他很快就得逞了。从1938年春天开始，由帝国内政部统一给集中营和党卫队拨款，仅当年一年就下拨了6300万马克。[91]多亏了希特勒，集中营有了稳定的资金来源。

希特勒还明确了党卫队集中营的运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法律的限制。1935年11月1日，他告诉希姆莱保护性拘禁犯不应该配备法律代表。同一天，司法机关上报的囚犯可疑死亡案件也被他以无关紧要为由抹去了。[92]就在几周后，希特勒赦免了之前被定罪的霍恩施泰因冲锋队队员，给司法部门传递了一个令人寒心的信息：即使是最残酷成性的集中营看守也有他在背后撑腰。[93]名义上，法庭仍可以继续调查党卫队手中囚犯的不正常死亡事件，但实际上，此类指控最终都会被撤销。[94]公诉人知道，即使克服了党卫队设立的重重障碍，判决生效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95]

不久，希特勒给希姆莱领导的独立于政府的恐怖机器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1935年10月，他基本上同意了由希姆莱领导德国全境的警力。经过与弗里克数月的周旋，希姆莱于1936年6月17日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如今已经成为全国性机构的盖世太保获得了完整的保护性拘禁权，统一由柏林总部决定集中营囚犯的去留。[96]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了无可争议的集中营无限期监禁的决策人。

希姆莱的崛起看似势不可挡，但若没有希特勒的支持，他什么都不是。希特勒为什么如此坚定地支持他呢？首先，希特勒不太喜欢希姆莱的竞争对手。威廉·弗里克的运气已经开始减退，司法部部长弗朗茨·居特纳及其司法部也没有长进。希特勒非常不信任司法机关，他认为法学家都胆小懦弱，充满官僚气息，总是将抽象的法律凌驾在国家重大利益之上。[97]同时，赫尔曼·戈林开始逐渐从警察统领的位置上退下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德国经济和重整军备上。[98]

希姆莱登场的机会来了，他在1934年夏天的清洗罗姆行动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价值。他凭借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成了希特勒的心腹，一旦他有了在希特勒面前进言的机会，他就不停地赞颂集中营的好处。[99]他的下属也一样。特奥多尔·艾克尤其期待1935年9月的纳粹党大会，那将是他第一次带领集中营部队接受希特勒的检阅。艾克将此视为重要的面试。他的部下穿着整洁的制服，戴着亮闪闪的钢盔出发前往纽伦堡，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排练了好几周——他们从各个集中营聚集到达豪进行特训。“我们通过了检验。”艾克后来自豪地写道。[100]希特勒也是这么想的。他对自己看到和听到的集中营印象深刻，在1935年11月与希姆莱的一次会面上，他还专门夸赞了他们的模范管理。[101]

希特勒将集中营视为不可或缺的机构也是因为他可以利用集中营迅速解决自己的敌人。[102]最重要的是，希特勒将集中营视为强大的武器，可以对“社会公敌”发动全力攻击。希特勒在1935年6月20日告诉希姆莱，安全地关押危险囚犯很有必要，他还同意在集中营设立特种机枪部队。为了防止国内动荡，希特勒补充说，党卫队看守甚至可以作为奇袭部队执行集中营外的任务。[103]

有了希特勒的支持，希姆莱底气更足了，他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第一次“预防性”突击行动。1935年7月12日，他命令警察逮捕了1000多名德国前共产党官员，仅仅因为怀疑他们持有“颠覆性态度”就足以获得逮捕许可。[104]但正如我们所知，希姆莱的目标更远大，他要瞄准一切所谓的敌人。他再一次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这两个人在1935年10月18日会面时，不仅商讨了对共产党的攻击，还有针对堕胎者和“反社会分子”的攻击。[105]不久后，刑事警察针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打击越来越严，把大量的囚犯送入集中营。[106]

希姆莱模式的胜利意味着司法机关的巨大失败。“只有那些依旧怀念自由主义年代的人才会认为保护性拘禁措施太严苛甚至违法。”一名盖世太保官员在重要的法律期刊上发表评论。[107]此时，与司法体系并行的体制外常设机构，典型地体现了纳粹统治多头治理的权力复制现象。[108]的确，司法官员可以安慰自己，监狱仍是国家拘留的主要场所，相比之下集中营不值一提；尽管希姆莱尽了最大努力，到1935年夏天，他的集中营也只关押了3800名囚犯，跟国家正规监狱的10万名在押犯根本没办法比。[109]但是法学家不得不像大多数德国人一样接受并且习惯集中营的存在。[110]

尽管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仍然有一些冲突点，但司法机关跟希姆莱的恐怖机器还是建立了大体良好的关系。[111]他们分工协作，与新秩序的可疑敌人做斗争：法庭将触犯法律的人送进监狱，而那些不能被定罪的人则被送进集中营。[112]此外，国家关押的数千名囚犯在司法判决后被移送至集中营。当德国共产党前国会代表卡尔·埃尔卡斯（Karl Elgas）以严重叛国罪被判刑三年，1936年即将服刑结束的时候，卢考（Luckau）监狱主管宣布将他移送至集中营，因为怀疑“他未来还会搞阴谋活动”；盖世太保对此非常赞同。偶尔，如果集中营里的囚犯被判刑事犯罪的话，也会先被移送到监狱服刑，然后再回到集中营。[113]

1937年9月，耶拿市（Jena）总检察长的一封信揭示了司法官员和集中营日益勾结的情况。在他告诉帝国司法部最近新开了一座叫布痕瓦尔德的大集中营时，他补充说：“在刚开始的几周，有七名囚犯试图逃跑，被看守击毙。司法程序已经被中止。集中营管理层和检察官办公室的合作目前为止进展顺利。”[114]

新集中营

1936年8月1日下午，当5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拥入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馆时，阿道夫·希特勒走到麦克风前，宣布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正式开始，庞大的开幕式有超过10万名观众。柏林奥运会在纳粹宣传上是重头戏。德国首都经过改头换面的整顿，街道整洁，彩旗飘飘，迎接八方来客。同时，纳粹领导人也尽力展现自己最好的一面，弱化了国家压抑的现实，沉浸在体育盛事的欢乐氛围之中。[115]但纳粹的恐怖并没有掩藏得太深。就连奥运火炬在柏林奥运会体育馆点燃的时候，在北边不到25英里，靠近奥拉宁堡的地方还有一队筋疲力尽的囚犯在党卫队看守的驱使下清理一片巨大的松林；他们在为营建新集中营萨克森豪森开辟土地。[116]

海因里希·希姆莱认为在德国首都附近建立大型集中营是迫切且必要的。当时，柏林只有一座名叫哥伦比亚屋（Columbia House）的党卫队集中营，曾是臭名昭著的盖世太保监狱，1934年12月由集中营督察组接管。[117]这座集中营太小了，根本无法实现希姆莱关押大批敌人的目标。于是党卫队开始寻找适合建立大型集中营的地点，他们认为奥拉宁堡最合适，早期最大的集中营之一也设在这里。从1936年春天开始，党卫队的规划者将目光对准了小镇东北方一大片隐蔽的树林，那里有充足的空间建立新集中营，而且离柏林很近。希姆莱和执行人艾克在实地考察后，1936年7月，党卫队出发，前去兴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新集中营很快开始吸收其他集中营冗余的囚犯。9月初，它吸收了埃斯特尔韦根的剩余囚犯，这些人后来在《萨克森豪森之歌》里纪念这次转移：

我们从埃斯特尔韦根来，远离荒野和泥淖，

我们很快要到萨克森豪森，大门再一次被关上。[118]

抵达的囚犯中包括恩斯特·海尔曼，他侥幸活到了现在。“我从荒野里又出来了。”1936年9月8日，他从萨克森豪森给妻子写的第一封信里如是说。同时，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匆忙关闭，变身成另一个司法监狱营（这个时机对党卫队来说刚好，因为埃斯特尔韦根的土地耕种项目基本没取得任何成果）。下一个被关闭的是狭小的哥伦比亚屋，于是在1936年秋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趁机又吸收了一批囚犯；到了年底，囚犯总人数增加到了1600人。[119]

萨克森豪森是第一个为特定目的新建的集中营，以新模范营的身份开始了与达豪集中营的竞争。1936年至1937年，希姆莱与艾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两人联手巩固集中营的地位，萨克森豪森的兴建就属于其中一部分。现在，集中营的未来得以确保，他们重塑了集中营体系，用两座全新的集中营替代了现有的大多数营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图林根）。[120]

希姆莱和艾克在1936年就已经希望能在图林根建一座大集中营，几乎与建立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同时，但是这个项目直到第二年春天才启动。1937年5月，经过亲自调研，他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就是陡峭的埃特斯山（Ettersberg，此处风光秀美，是魏玛居民比较喜欢的一处景点）北部斜坡上的一大片林地。新集中营曾短暂地以此山命名，却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因为这跟魏玛最著名的市民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联系在了一起（歌德有一首诗与此山有关。——译者注）。于是希姆莱用布痕瓦尔德（德语意为“山毛榉林”）作为替代，这个充满田园风情的词最终成了残暴机构的名字。尽管改了名字，但集中营与歌德的联系并没被切断。那棵大橡树，也就是歌德遇见自己缪斯的地方，正好在新集中营里。因为它是保护对象，所以党卫队不得不围着它施工。布痕瓦尔德的囚犯看到歌德的橡树也在集中营里，都会认为这不仅亵渎了德国史上最杰出的作家，还象征着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对文化的摧残。[121]

第一批囚犯在1937年7月5日抵达布痕瓦尔德，接下来的几周更多囚犯被陆陆续续押送过来。到9月初，这座新集中营已经拥有2400名囚犯。大多数囚犯都来自三座较老的集中营——最近刚被艾克接手的小集中营巴特苏尔察（Bad Sulza）、萨克森堡集中营，还有利赫滕堡集中营。这三座集中营如今都关闭了，但利赫滕堡在几个月后，也就是1937年12月，作为党卫队首座专门关押女性囚犯的集中营重新投入使用。从利赫滕堡移送过来的囚犯中就有汉斯·利滕，他在那里待了三年，过得还不算太差。但他发现，到了布痕瓦尔德之后日子就没这么舒服了。在1937年8月15日给母亲的第一封信中，他用密文告诉母亲自己再次遭到了野蛮的虐待。[122]

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党卫队的恐怖系统经历着快速的改变。纳粹夺权时匆忙建立的集中营被量身定制、旨在长期运营的集中营代替。[123]艾克的集中营督察组管辖的四座集中营中，只有利赫滕堡和达豪是在1933年建立的。而且达豪已经在大规模重建之中；许多旧的军工厂被拆除，为新建的长期集中营腾地。[124]党卫队领导将新建的集中营体系视为未来。希姆莱和艾克热爱此类现代化集中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又建了三座，分别是弗洛森比格（Flossenbürg，1938年5月）、毛特豪森（1938年8月），还有拉文斯布吕克（Ravensbrück，1939年5月），其中拉文斯布吕克是党卫队特地为女囚建造的第一座集中营，建成后代替了利赫滕堡。[125]

在希姆莱和艾克眼中，这些新式集中营并不是指内部组织或看守的精神面貌新，其实这两者遵循的是陈旧的达豪模式。[126]相比之下，新意是指功能上的设计。新集中营被规划成承载了大批囚犯的小型恐怖城市。当时，整个集中营体系关押的囚犯不超过5000人，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却计划各自容纳6000人。[127]事实上，按照希姆莱的设想，警方可以无限制地实行抓捕，囚犯人数也没有上限。1937年，希姆莱和艾克视察完萨克森豪森的雏形后，希姆莱写道，跟原先狭窄逼仄的老集中营相比，新集中营在设计的时候就注重“可以随时扩张”的能力。不受限的恐怖行动需要不受限的集中营。[128]

这就是新集中营占地甚广的原因之一：萨克森豪森占地近80公顷（1936年），布痕瓦尔德则超过了100公顷（1937年）。[129]随着集中营内部的持续发展，囚犯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最大的部分。在营外有储物间、车库、工作坊、行政办公室、加油站、自来水系统和污水泵，还有大型的党卫队营房和家属区，囚犯们修建了四通八达的道路连接各个功能区。

新集中营里的囚犯区大体相似，都组织明确、便于看管。党卫队对严格的安保措施引以为豪，囚犯区四周围着电线、围栏、瞭望台、壕沟还有禁区。在囚犯区里面有少数职能建筑，比如洗衣房、厨房和医务室，还有一个大的点名场。然后就是预先建造好的囚犯营房，都是一层的木制棚屋（在布痕瓦尔德，1938年还增添了两层的石砌营房），类似于沃尔夫冈·朗霍夫1933年在伯格摩尔见到的那些。这些与埃姆斯兰集中营的相似之处并不是巧合，因为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建筑师曾经在那里就职（不过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大多数新营房的水平排列更长了，而且分成左右两翼，两头是囚犯的住所，中间是盥洗室）。尽管有众多相似点，但各个新集中营从外观上还是各不相同，这是因为它们所在的地形不同。而且，党卫队也在尝试不同的设计。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综合区最初被规划为三角形，而基础区的囚犯营房则围绕点名广场形成一个半圆形。但这种设计限制了集中营的扩张，不利于监视囚犯，而且后来越来越松散。相反，在达豪，党卫队选择了矩形设计，营区的主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对称的营房，这成为后来大多数党卫队集中营的标准布局。[130]

新集中营还有一个更主要的特点：隐秘。当然，它们也没有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党卫队集中营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依然保持着与营外当地人的社会联系。比如，截至1939年，党卫队队员大概占到了达豪当地人口的五分之一。[131]不过，新集中营大部分时候还是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与大多数早期集中营不同，它们的位置更偏远和隐蔽，隔绝了好奇者的窥探。[132]这些集中营还更独立于周边的基础设施。很多居民最初希望从当地集中营身上赚取些好处。少数贸易者和当地人也的确挣了些钱，比如利赫滕堡的一个农民用囚犯们的粪便给自己的土地施肥。但整体来说，希望获得大量物质收益的想法落空了，主要是因为新集中营自给自足的能力更强了，它们有自己的铁匠、鞋匠、裁缝、工匠的作坊。达豪集中营里甚至还有面包店和肉店，给其他集中营起到了示范作用。[133]结果，集中营更加淡出了附近村落和城镇居民的视野，就像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淡出大多数德国人的视野一样。[134]

集中营党卫队

1939年1月2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为纪念德国警察日发表广播讲话。讲话中他罕见地公开提到了党卫队集中营。希姆莱再三向听众保证集中营具备“严格却公平”的良好条件，随后开始介绍集中营的功能：“这些集中营的口号是‘通向自由之路’，推崇的是顺从、勤奋、诚实、有序、整洁、节制、真诚、时刻准备做出牺牲、热爱祖国。”[135]党卫队对希姆莱的格言推崇备至，很快就在多座集中营宣传开来——指示牌、屋顶、墙上都是，让所有囚犯都能看到；囚犯们站在一块告示牌前的照片被纳粹媒体疯传。[136]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口号。比如从1936年开始，从达豪集中营大门通往囚犯营区的熟铁门上就刻着“劳动使人自由”，这句话后来被刻在了萨克森豪森、弗洛森比格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门上。[137]党卫队用这些讽刺的话语折磨囚犯。在萨克森豪森，希姆莱1939年的格言后来被写在了点名广场四周的营房上，字体巨大；战争时期，看守会把新来的囚犯带到这些庄严的标语前，指着附近的火葬场说：“这里有通向自由之路，但是只能通过这些烟囱。”[138]

但是在希姆莱扭曲的观点中，他对“自由之路”是十分认真的。[139]他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严厉的老师，将集中营整体当成大规模教育的机构——这个概念在纳粹德国非常流行，许多不同类型的集中营都是在塑造“民族同志”。希姆莱把自己的集中营当成教管所，那些被扳正了“内在态度”（党卫队的说法）的囚犯就可以被放归社会。[140]根据这种思路，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捕的许多囚犯最终都重获自由了。[141]自然，没有人是被“教”好的，他们都被打垮了。当希姆莱谈到党卫队的“教育理念”时，他实际指的是强迫、惩罚、恐怖行为——就他个人而言，集中营只会这样对付离经叛道、肮脏、堕落的“人渣”和“垃圾”。[142]而且，即使囚犯们已经被击垮了，希姆莱也坚称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被释放。根据当代犯罪学的理论，犯法者可以被分成可改造和无可救药两类，希姆莱认为“绝对不可以释放”最堕落的普通刑事犯和最危险的政治犯，因为这些人会再次用“布尔什维主义的毒药”感染德国人。[143]

希姆莱声称只有具备过人才能的党卫队才可以驾驭集中营这个危险的领域：“对军队来说，没有任何一项任务比看守恶棍和罪犯更加危险和艰辛。”[144]那些被希姆莱蒙蔽的历史学家会以为党卫队看守是一群精挑细选的战士。[145]但囚犯们描绘了一幅跟官方形象相反的画面，把看守们形容成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残暴分子或者虐待狂。[146]在萨克森豪森，他们甚至模仿希姆莱著名的格言编了一支小曲：“这里有一条‘通向党卫队之路’，推崇的是愚蠢、冒失、说谎、吹牛、避责、残酷、不公、虚伪、热爱豪饮。”[147]虽然这些俏皮话反映了一些现实情况，但也只是局部反映出集中营和督察组工作人员的背景和行为。虽然所有这些人都被称为集中营党卫队，但那时他们还有一个更阴险的名字。1935年时，他们的制服上佩戴了黑色徽章，徽章上绘有骷髅头和一堆白骨。“加入我们就是与死神为伍。”特奥多尔·艾克装腔作势地说。这个可怕的标志启发了希姆莱，他在1936年春天将集中营党卫队正式命名为骷髅部队（Death’s Head units）。[148]

打造政治军人

希姆莱和艾克这样描述集中营党卫队：一支政治军人的精英队伍。在和平时期，艾克一直告诫自己的士兵，他们是保护祖国的唯一力量，要夜以继日与集中营铁丝网后面的敌人做斗争。[149]“政治军人”的形象最早在魏玛时期由冲锋队普及。[150]但很快海因里希·希姆莱和热衷于将党卫队塑造成强硬士兵的党卫队领袖挪用了这个概念。[151]特奥多尔·艾克充分诠释了这个词。1943年2月26日他的飞机被击中，在东线坠落，他的讣告刊登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副标题就是《政治军人艾克》。自此之后，他就与政治军人这个词紧密联系在一起。[152]

以政治军人为榜样的集中营党卫队建设包含几个要素。首先，用艾克的话来说，在“热诚的同志关系”基础上要有“绝佳的团队精神”。军人之间的模范友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一战战壕里，兄弟生死与共的故事）在战后德国成了强大的政治工具，特别是在动员纳粹积极分子的时候。[153]同志关系的另一面是在面对敌人时能够弥合等级之间的差距，同仇敌忾。艾克教导自己的士兵对囚犯不要有半分同情。他坚称，集中营党卫队成员之间的感情，应该像对敌人的敌意那样深厚。“执勤时只有严格、无情和强硬，”艾克提醒下属，“不执勤的时候则要有温暖的同志情谊。”[154]他要求党卫队全力惩治囚犯，不得心存怜悯。[155]“包容意味着软弱。”对艾克来说，同情敌人是最恶劣的事情。意志薄弱的人适合去修道院而不是在集中营工作。“保持我们队伍的纯洁，”他告诉下属，“你们之中不允许存在心软或单薄的意志。”[156]在这一切背后都是对男子气概的推崇，要像军人一样坚韧、强壮、冷血。只有真正的男人才能加入集中营党卫队。[157]

但是，如何将党卫队队员塑造成政治军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尝试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他曾在1935年确保了集中营的未来，并且亲自参与集中营的巩固和扩张。希姆莱下达指令，任命高层官员，与艾克协商，访问新集中营，并视察已有的集中营。他的一些访问是精心安排的。为了给希姆莱和其他高官留下深刻的印象，集中营会提前做好准备，尽量贴近官方宣传的形象。[158]但希姆莱偶尔也会突然到访，吓当地的党卫队一跳。如论起同志关系，希姆莱并不是很受欢迎，下属们不喜欢他的保留，害怕他的一丝不苟；集中营党卫队的一个老队员后来形容这位领导是“思想刻薄的学究”和“小气的暴君”。[159]

然而，特奥多尔·艾克却能跟这位上司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这是基于他们对集中营的共同理念、艾克对希姆莱始终如一的感激之情以及希姆莱对他的尊重，希姆莱将艾克视为党卫队集中营体系完美的管理者。希姆莱给了当时遭贬谪的艾克一次重生的机会，这个决定如今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希姆莱信任艾克，创立集中营党卫队时，他给了艾克充足的余地，他欣赏甚至羡慕艾克和下属之间亲密的关系。[160]

艾克很快就给集中营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他把集中营督察组从一个小的幕后组织变成了有影响力的机构。他的集中营督察组员工从5人（1935年1月）增加到了49人（1937年12月），遍及各个部门：有主办公室（或政治办公室），还有主管人事、行政、医疗事务的独立办公室。[161]集中营督察组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神经中枢。艾克和下级官员们的关键决定都是从这里传达给各个集中营的。从1937年起，集中营督察组还每月出版时事通讯，记载了艾克对机构事务（从员工的身份卡到武器保养）、党卫队行为和囚犯处置的一系列感想和指示。[162]为了证明自己是独立于盖世太保的，艾克很快就将集中营督察组办公室从阿尔布雷希特王子街搬到了更宽敞的地方，先是于1936年6月在柏林中心的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sse），然后于1938年8月搬到了奥拉宁堡的全新办公大楼里（一些囚犯被迫参与了施工和建造），紧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由于它的外形特殊，这座长条状的三层建筑很快就被称为T字楼。艾克自己霸占了最豪华的办公室，可以俯瞰外面的大广场；等到晚上，他就回到附近装修奢华的新别墅享受美酒佳肴。集中营党卫队总部的人如今的住处都很时髦，与他们日渐升高的地位相匹配。[163]

但是艾克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超然的管理者。跟其他纳粹积极分子一样，他担心太多的书面工作会把自己变成坐办公室的文人；他跟他的手下必须保持男子汉的气概和行事作风。[164]艾克以身作则，给自己排满了会议和视察。“我每个月有20天都在出差，累坏了，”他1936年8月给希姆莱写信，跟往常一样热切地表达，“我活着只是为了履行对部队的职责，因此获得了爱戴。”[165]此外，艾克还跟手下的指挥官定期开会。在1936年底的一个令人难忘的场合中，他们齐聚德国第一高峰楚格峰（Zugspitze）山脚的一家景色怡人的酒店；在一张抓拍的照片里，艾克和他的下属们在雪地里散步，身穿党卫队的黑色长外套，头戴有骷髅和骨头标志的帽子。[166]

艾克对下属来说是绝对的权威，尽管这种权威根本上源自希姆莱，但他自身的性格也起了很大作用。艾克是个极具个人魅力的领导，许多下属深信他是英雄人物，具有超人的才干和眼光，因此坚定不移地追随左右。[167]他的崇拜者视他为罗姆的终结者，将各种其他的英雄壮举也安在他头上，把他描绘成泰坦战士（泰坦是希腊神话中曾统治世界的古老神族。——译者注）一般的人物。[168]尽管艾克对于自己的头衔和办公室扬扬得意，他表现出来的却是愿意打破等级和地位壁垒的态度，要求下属用非正式的“你”称呼自己，并告诉他们：“我随时愿意倾听最年轻的同志的意见，并且始终站在坦率诚实的同志身边。”在一次庆祝党卫队友谊的铺张派对上，艾克甚至跟普通看守聊天、豪饮、吸烟，直至深夜——这些举动是一丝不苟的希姆莱完全不可能做的。[169]

反过来，许多下属崇拜艾克。艾克把集中营党卫队当作自己家的理念深深地感染了他的下属——“我的士兵比我的妻子和家人与我更亲密。”他曾这样写道。在这样的“大家庭”中，艾克被奉为无所不能的父亲；他的下属们甚至叫他“艾克老爹”（艾克还自豪地跟希姆莱提起）。[170]这些奉承的人里就有约翰内斯·哈塞布勒克（Johannes Hassebroek），时年25岁，1936年从党卫队军官学校（Junkerschule）毕业后由艾克亲自选为排长。甚至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哈塞布勒克对艾克的爱戴仍旧没有减退。“艾克不只是指挥官，”1975年，65岁的哈塞布勒克双眼湿润地追忆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朋友，我们和他的情谊是那种真正的男子汉之间的友情。”[171]

惩罚的双面性

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幻想他的政治军人时，他最看重一个美德——得体。在他下达的众多诫命中，有一项最重要。无论与敌人的斗争有多残酷，他的下属必须牢记自己是在为德国的利益奋斗，而不是为个人的利处或享乐。希姆莱在1938年对党卫队领导们的讲话中坚称，对囚犯施虐跟同情囚犯一样，都是错误的：“要强硬，但不要残忍”是指导思想。[172]

希姆莱号召党卫队队员举止得体，这个呼吁得到了集中营党卫队的响应。早在1933年10月，特奥多尔·艾克刚被任命为达豪指挥官几个月，他就下令严禁一切“虐待或戏弄”囚犯的行为。其他党卫队指挥官纷纷效仿。[173]后来，党卫队看守甚至被要求签署一份书面声明，保证不会对国家的敌人“动手”。[174]凡是不遵守规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都将面临制裁。1937年3月，特奥多尔·艾克在时事通讯中警告看守们，不能对囚犯“有一点儿虐待（扇耳光）”，否则就会被希姆莱逐出党卫队。[175]就在几个月后，另一期时事通讯刊登了一份惊人的通告：“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二级小队长蔡德勒（Zeidler），出于嗜虐的偏好，以最可耻的方式殴打囚犯。他被降级，永远开除出党卫队，并被移交刑事审判。这件案子成了警示典型。”[176]到底发生了什么？难道希姆莱和艾克真的要限制党卫队在集中营内的施暴行为吗？

党卫队领导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虐待囚犯的问题，而是希姆莱身边谏言的一位副官提到的“不必要的折磨”有损风度而且会引起混乱。[177]为了禁止此类行为，党卫队领导们采取了两个关键的措施。首先，他们推出了一本经过官方批准的集中营惩罚措施目录，其中大部分都在艾克的老地盘——达豪集中营实践和验证过。[178]其次，他们规定只有指挥官才可以执行正规惩罚。如果看守们发现了违反纪律的囚犯，他们需要遵照这本规定行事。他们不可以自己动手教训犯错者，而是需要向指挥层提交书面报告。[179]就连指挥官们也不能随心所欲。如果要执行鞭刑，也就是最残酷的刑法，他们需要将书面申请一式三份递交给集中营督察组。[180]

鞭打囚犯是集中营党卫队最喜爱的刑罚，也是希姆莱自己最喜欢的。早期集中营里已经开始普遍使用棍棒和鞭子，冲锋队和党卫队更喜欢用工具而不是徒手教训囚犯；这样的话，既可以对囚犯造成更大的伤害，又不会伤到他们自己。而且，自古以来就有主人鞭打奴隶的传统，所以这种处罚手段还具有象征意义。[181]除了没头没脑的鞭打外，一些早期集中营还有正式的鞭刑。在达豪，指挥官瓦克勒手下的党卫队队员会定期为新来的囚犯举行“欢迎仪式”，把他们拽到桌子上趴着，然后开始用鞭子抽，直到他们晕过去。瓦克勒还对所谓的违规者施行肉体上的惩罚。“有罪”的囚犯要被牛鞭或长长的柳木杖抽打5～25下。[182]新指挥官艾克上任后仍保留着这个刑罚，还把它正式收录进了1933年10月出台的达豪处罚规定。等艾克当上集中营督察官之后，他还把这个规定推广到了其他集中营。[183]

最有仪式感的鞭刑往往以封闭式进行。但是集中营党卫队也会定期在点名广场上进行惩罚表演，以此羞辱受刑人并恐吓其他的囚犯（仅1938年下半年，在布痕瓦尔德就有240多名囚犯被公开抽打过）。在这样的场合，所有囚犯被迫立正站好，眼看着受刑人被绑在特制的木架上抽打臀部，鲜血顺着腿流下来；一些过度激动的看守下手极重，甚至会把刑杖打断。[184]这就是希姆莱理想的“得体”惩罚。

还有一个同样残忍的酷刑被称为“吊刑”。[185]这是党卫队另一个正式的折磨手段——可以追溯到宗教法庭甚至更早的时代——也是先在达豪试行，然后推广到其他集中营。[186]囚犯双手被绑在身后，手腕吊在横梁上。有时他们可以脚尖触地；有时却没有任何支撑，就这样被悬挂几个小时。为了加重囚犯的痛苦，看守们还会往下拽他们的腿或者把他们当作沙袋打，让他们飘来荡去。韧带撕裂和关节脱臼甚至骨折的痛苦太剧烈，尽管一些囚犯尽力保持冷静，为了向党卫队和其他囚犯证明自己不会被打垮，但他们很快也会汗如雨下，呼吸艰难。他们身上的后遗症会持续很多天。1939年夏天，一名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吊了三个小时的囚犯不久之后作证说：“大概有十天，我都感觉不到自己的两条胳膊还在肩膀上，我的同伴不得不帮我做一切的事情……因为我根本没办法碰任何东西，因为我的胳膊没有任何知觉。”一些受刑者没有挺住，还有一些则因为受到的精神创伤太大而寻求自杀。[187]

吊刑和鞭刑是党卫队正式认可的两种折磨手段。此外，艾克的官方惩罚目录还包括惩罚性劳动、负重操练（也被称为“运动”）、口粮削减、在可怕的地堡里关禁闭以及发配到特殊受罚小队（又称受罚区）。[188]大多数惩罚手段一直沿用到第三帝国倒台，成为战前集中营的多项遗毒之一。

到20世纪30年代末，党卫队已经建立了详细的惩罚体制：在囚犯被正式处罚之前，看守们要先写书面报告并填写表格。党卫队领导看到了正规流程所带来的诸多好处。首先，加强了监管。集中营的领导原则同样适用于其他纳粹机构，为预防混乱，一定程度上的集中控制是有必要的。[189]其次，新流程能让囚犯更恐惧。因为任何举动都可能被说成违反规定，所以每一个囚犯都有被处罚的危险——囚犯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对受刑人来说，在被折磨之前还要经受另外一种心理上的痛苦。他们被认定“违规”后必须等待数日甚至数周才能知道要遭受怎样的折磨。[190]最后，这本折磨指南还保护了集中营党卫队。党卫队领导们依然在乎其他纳粹机构的反应，有了正规的惩罚目录后，他们就可以营造一种集中营管理有序的表象。就像艾克对下属们说的那样，他对那些殴打了“无耻犯人”的看守深表同情，但是不能公开宽恕他们，“否则我们就可能被帝国内政部指责为没有能力处理囚犯”。[191]

但是集中营的官方规定并没有，也不打算终止其他的过激行为。党卫队看守将施暴视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他们继续折磨囚犯，并想方设法加重常规的惩罚，比如，超出规定的要求鞭打囚犯。[192]在本地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支持下，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他们知道随心所欲的殴打会给囚犯们再增添一层恐惧。甚至大多数指挥官起了带头作用：他们一边签署正式的处罚命令，一边不顾书面规定滥用私刑。[193]这种按规定施暴和任意施暴的双面性成就了集中营内党卫队恐怖行为非比寻常的威力。

纳粹恐怖行为的雅努斯之面——规范和特权的双面性——反映了希姆莱和艾克更远大的信念。[194]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希望党卫队尊重参与规则和指挥路线。但是在紧急情况下，政治军人不能等拿到书面许可后才突击。如果铁丝网后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囚犯们总被怀疑处在反抗和起义的边缘——那看守们就不得不抛开规章守则。在集中营党卫队的道德观里，几乎所有对囚犯的攻击都可以被归为必要行为。这也有一定的现实好处，因为可以顺利通过司法调查。达豪哨兵头领曾经秘密下达一项命令，提醒下属虐待囚犯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被官方记录为是出于自我防卫的。[195]

只有在极个别情况下党卫队领导才会处置施虐的看守。艾克在时事通讯上提到的保罗·蔡德勒是个例子。但是，蔡德勒并不像艾克说的那样是因为折磨囚犯才被开除的；如果虐待囚犯就会被开除，那大部分看守早就被党卫队除名了。从上级的角度来说，蔡德勒真正的罪过就是被司法人员逮住了。1937年2月，他跟其他看守一起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地堡里杀害了犯人弗里德里希·魏斯勒（Friedrich Weissler）；在逐渐将魏斯勒打得血肉模糊后，他们用魏斯勒自己的围巾勒死了他。在随后的常规审讯中，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将此事掩盖了过去。但事情并没有结束。魏斯勒曾经是新教认信教会的负责人——因为向希特勒请愿，指责政府和集中营的问题而被捕，此事泄露到了外国报刊媒体那里——他的死引起了国内外教会界的恐慌。而且，魏斯勒还曾与柏林国家检察官共事；他在1933年因犹太血统被解雇之前一直是地区法院的首席法官。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审讯比以往更加严格和持久，很快就揭露了党卫队的谎言。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案件更广泛地影响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才把蔡德勒推出来顶罪。后来经过不公开审判，蔡德勒被判一年有期徒刑。通过牺牲蔡德勒，党卫队才得以保全萨克森豪森的其他涉事官员，包括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他后来成为战前集中营的主导人物。[196]

骷髅部队的事业

党卫队骷髅部队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迅速扩张，从1987人（1935年1月）迅速增加到5371人（1938年1月）。[197]集中营里的骷髅队员主要被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经过选拔的少数人，制服上有明显的“K”字标识，他们加入了所谓的指挥参谋部（Commandant Staff），掌控集中营最重要的领域，包括囚犯营区。[198]其余的人都属于所谓的看守团，每个集中营都有一个骷髅部队的营（后来变成一个团）驻守。看守团负责外围安保。他们围绕集中营巡逻并在岗楼放哨，击毙试图穿越警戒线的囚犯。他们还负责监视囚犯们在集中营外劳动，这给了他们亲手殴打囚犯的机会。[199]尽管看守团和指挥参谋部成员有许多接触，但党卫队还是尽力做到分工明确；一般情况下，哨兵不允许进入集中营营区。管理和保卫分离成为集中营的基本组织特质——达豪等早期集中营就已经是这样了。[200]

集中营党卫队绝大部分成员都属于看守团，数量远超指挥参谋部人员，到1937年底，比例达到约11∶1。[201]跟同时期其他党卫队队员一样，哨兵们必须经过筛选，主要是为了维护党卫队的精英形象。所有新兵必须身体健康，身高在5英尺6英寸以上，具有勇猛的体格以及刚毅的性格和气概。他们必须符合希姆莱有关种族纯洁的奇思妙想，身上的“雅利安”血统要追溯到18世纪。[202]其实，集中营党卫队最初并没有这些常规要求，都是随意筛选。但随着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集中营体系的协调统一，特奥多尔·艾克开始推行更系统的看守团招募政策，主要看重两点——年轻和自愿。[203]

艾克喜欢“浅色眼睛”和“肌肉发达”的看守。他甚至欢迎16岁的青少年加入，他认为20岁以上的人“只会成为累赘”。希姆莱口中的“男孩”更容易被塑造成政治军人。鉴于党卫队紧张的财务情况，更务实的动机是单身的青少年更廉价。[204]艾克对年轻人的偏好改变了集中营党卫队，1938年平均年龄已经降到了20岁左右，许多新人都是刚从希特勒青年团结业就进入了党卫队。[205]但艾克并不是欢迎所有人。应征者需要显示出对这条道路的热情，具备渴望为党卫队献身的精神。在此，艾克借鉴的是志愿军的理想标准，这是一个长期伴随民族主义的形象，拥有奉献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206]

由于队伍扩张太迅猛，艾克在招募时没办法太挑剔，但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标。截至20世纪30年代末，集中营党卫队几乎全部由志愿者组成，而且绝大部分都是青少年。[207]骷髅部队给人的印象是最好的军事组织，所以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年轻人加入。党卫队的招募材料里将自己比作军队，并暗示说会为元首执行特殊任务，还谎称当德国处于和平年代时，他们仍然在战斗。相比之下，一个字都没提到集中营和里面的囚犯。大部分应征者肯定已经知道他们会被派驻到什么地方，但招募人并没有把集中营当作一个卖点。[208]

看守团的新人训练很艰苦——持续的检阅、行军、越障训练和武器操练。新人完全受年长的党卫队官员的支配，其中一些是一战的老兵，每次都会骚扰和羞辱手下的小兵。“他们不断操练我们，”一名党卫队队员后来回忆说，“直到我们生气地大吼。”这种野蛮的入门培训为的是赶走“脆弱”的人，很多新人都崩溃或者流下了眼泪。他们签署了4年（后来变成12年）的服役合同，不过连3个月的试用期都没撑过去。相反，剩下的都是享受操练的人——越苦越好，这样可以显示出他们坚强的一面。[209]

那些熬过了入门仪式的新人被编入看守团。但他们的日常生活跟想象中的冒险几乎不沾边。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看守团每日按部就班地工作，大部分时间都在例行军事演习和训练，每个月有一周的站岗任务，通常是劳累枯燥的。大多数人在管制下过着集体生活，一些人抱怨说他们不过是“带枪的囚犯”。哨兵们羡慕其他配有武器的党卫队组织，比如警卫旗队（Leibstandarte），他们的装备和薪酬更好。那些才是真正的精英部队，而看守团不过是枯燥的看门人。[210]“同志们的士气不太高。”1935年，一名看守如此承认。对集中营党卫队英雄式的自我幻想和日常生活差距很大，就连艾克的雄辩才能也没有办法弥合。“我知道你们的艰辛，每天也都在努力解决困扰你们的问题，”他向看守们再次保证，“但是我们只能一步一步来。”[211]

尽管生活匮乏，但仍有不少看守对艾克深信不疑，这些人最后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党卫队集中营很快就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薪水和其他福利。没受过多少教育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比在党卫队里走得更远；而且对于党卫队队员来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从一个二等兵晋升为官员也不是什么稀罕事。[212]他们通常能晋升为指挥参谋部成员。在上级眼中，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是政治军人，如今可以进入集中营管理囚犯了。[213]

平步青云的人中就有鲁道夫·霍斯。出生于1900年的霍斯梦想成为一名士兵，在一战期间，他从沉闷的家里偷跑出来，加入了军队，那时他只有15岁。德国战败并没有磨灭他想为军旅生活献身的精神。在他深恶痛绝的魏玛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极右翼半军事化部队中，为自由军团苦战，随后又加入了被孤立的乡下社区，那里都是志同道合的人。他也从没失去对暴力的热爱，1924年霍斯被指控参与杀害了一名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叛徒（为此他在监狱待了四年）。霍斯在魏玛时期与激进的右翼分子建立的联系后来将他引入了党卫队集中营。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曾参加纳粹运动，那时他第一次遇到希姆莱。在之后几年，他们的道路又有了交集。1934年夏天，希姆莱在视察什切青的普通党卫队队员时（霍斯一年前刚加入其中），建议霍斯参加集中营党卫队。霍斯接受了他的建议，特别是考虑到能够快速获得晋升。1934年12月，他加入了达豪党卫队，成了一名哨兵。仅仅四个月后，艾克就把他从看守团提拔上来，让他成了指挥参谋部的一员，这也成了他随后迅速崛起的跳板。[214]

霍斯比大多数新人晋升得更快更高，但他的背景与集中营指挥参谋部的许多成员相似。像霍斯一样，他们大多是30岁左右，比看守团的小年轻们大了许多。大多数人在1933年之前就有了首次参军或者参加半军事化部队的经验，早就表露了对纳粹运动的热情；1934年春天，11名达豪指挥参谋部成员中有8人的党卫队编号都在10000左右甚至以下，这充分说明他们加入党卫队的时间之早，资历之深。[215]

集中营党卫队中最有经验的当属指挥官。几乎所有战前党卫队指挥官都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概有一半曾是职业军人，后来转向参加纳粹运动，在1932年以前加入了党卫队，在1933年初升到了军官级别。[216]这些指挥官要向艾克的督察组汇报工作，但是在各自的集中营里他们就是所有囚犯和党卫队队员的最高权威；如此一来，指挥官们就需要依靠指挥参谋部办公室，尤其倚重自己的副官，所以副官们通常也变成举足轻重的人物。[217]指挥官负责指挥看守团的站岗工作。[218]他们也统领指挥参谋部，在大型集会上传达上级的命令和指示，并监督集中营其他部门的官员。[219]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指挥参谋部包括5个主要的部门——以达豪的组织结构为基础——这种基本划分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太大的改变。[220]除了指挥参谋部办公室（Ⅰ部），还有所谓的政治办公室（Ⅱ部），负责囚犯抵达后对他们进行登记、押送、释放和死亡处理，保存囚犯的档案和照片。此外，它还掌管地堡和囚犯审讯，利用各种折磨手段。这就是为什么囚犯被政治办公室召唤“就如同犯了心脏病一般”，一名布痕瓦尔德的前囚犯在战后写道。最重要的是，政治办公室的主任不仅向指挥官汇报工作，也会向警方汇报。他们是警察局派来的职业警察，经常穿便衣就是他们特殊身份的标记。[221]

集中营首席医生掌管的医疗办公室（Ⅴ部）也有两个领导——除了指挥官外，还要向督察组的总医务官卡尔·根泽肯（Karl Genzken）医生汇报，他曾是一位海军医生，也是一名老纳粹积极分子。他需要上报党卫队医疗局（给集中营指派医生的机构）和党卫队帝国医生。集中营医生负责一切医疗事务，监督党卫队和囚犯的健康，为他们设立最基本的医务室。[222]这些医生对囚犯的影响非常突出，相比之下行政办公室（Ⅳ部）的官员就没有什么存在感，因为他们大多在幕后工作。但是在很多方面，行政办公室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不仅负责审查集中营的预算，掌管囚犯和党卫队的衣食住，还负责集中营的维护，和奥斯瓦尔德·波尔（Oswald Pohl）领导的党卫队行政处保持密切的协作。[223]

指挥参谋部权力仅次于指挥官的人是集中营营区负责人，掌管保护性拘禁营（Ⅲ部）。他是指挥官代理，平时更常出现在集中营里，对囚犯和党卫队看守来说是个关键人物。鲁道夫·霍斯称其为“真正执掌囚犯生死的统治者”。这也能从办公位置上体现出来，营区负责人的办公室就在集中营门房里，可以直接俯瞰囚犯营区。营区负责人领导的是指挥参谋部里最大的部门，人员构成包括一名或多名副手、一名考勤主管（负责囚犯的纪律和点名）、一名工作服务主管（负责监督主管囚犯劳动分队的突击队领导），还有分区主管（掌管囚犯营房）。专注敬业的党卫队队员升迁很快，有的时候可以一路升成一把手。[224]

鲁道夫·霍斯就是集中营党卫队最闪亮的一颗新星。在达豪指挥参谋部，他很快就从一名分区主管升为考勤主管，海因里希·希姆莱1936年视察时将他提拔为三级突击中队长；霍斯加入党卫队才三年就已经成了一名军官。他在1938年夏天调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最初是副官，然后成了集中营营区负责人。这两个岗位是努力奋斗的党卫队队员成为指挥官的主要途径，可以肯定的是，1940年霍斯的上级想寻找一个富有激情的官员来领导新建的集中营时，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于是，霍斯收拾行囊，一路向东到了一个“曾经属于波兰”的地方担任集中营指挥官，这个集中营就是奥斯维辛。[225]

集中营党卫队的专业人才

特奥多尔·艾克从不吝于弘扬党卫队骷髅部队的“精神”——他所谓的黏合剂，将队员牢牢团结在一起。[226]但是艾克的花言巧语没办法弥合集中营党卫队的裂痕。比如，他叫嚣着要打破等级障碍，可是在领导、军士和普通士兵之间，不管在集中营就职还是已经退役，都有许多正式和不成文的等级划分；军官们通常住在新建的党卫队家属区里，房子宽敞、配备齐全；士兵们却睡在简陋的大棚屋里，有时就隔着铁丝网与囚犯营房相对。[227]

由于招收了太多性情冷酷、精明务实的人，党卫队并没能成为一个团结的大集体，而是分成了若干敌对的小集团。[228]围绕每日的工作总会爆发冲突，许多人也并不符合艾克的期望。党卫队领导经常会斥责下属，因为他们穿着邋遢，仪态不良，和囚犯闲聊，从仓库偷东西，在当值的时候读书甚至睡觉。[229]1938年夏天，希姆莱针对有辱党卫队形象的队员制定了新的制裁措施，少数看守甚至因为犯错成了囚犯：希姆莱亲自下令，犯错者将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接受保护性拘禁。等到1939年9月，73名前党卫队队员——包括看守——被关在所谓的教育排（Education Platoon），他们的待遇相对来说还算不错。曾经的同事经常会安排他们攻击其他囚犯。而普通囚犯也特别害怕这些“骨头男”，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他们囚服上有交叉腿骨的标志，日日提醒着他们从前的地位。[230]

虽然艾克有夸大之嫌，但党卫队骷髅部队的精神并不全是虚构的。艾克像个企业领导人一样给集中营党卫队做了明确的机构定位——有它自己的传统、价值观和专业词汇——他手下的骨干们也全盘接受。“我们集中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派系。”战后还有人骄傲地回忆道。他们纷纷签约成为艾克理想中的政治军人，把成为集中营专业人才当作自己长期的事业追求。战前可能只有几百名这样的人，大多数都在指挥参谋部就职，但正是这些人最终统治了整个集中营体系。[231]

像政治军人一样生活是一项全日制承诺。集中营党卫队核心成员的大部分闲暇时间都是一起在营区度过的。他们在党卫队食堂集会，一起庆祝节日。在达豪，党卫队队员会一起在专属泳池、保龄球馆和网球场消磨时光；那里甚至还有一个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高层官员也会到营区外社交。大多数人都已经成婚，有两个或者更多孩子——这是党卫队男子气概的另一个标志——他们的家人通常都会住在附近的家属区。这样一来，敬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的私人生活和职业生活就融为一体了。[232]

他们生活的中心还是暴力，这才是真正将集中营党卫队专业人士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他们彼此分享虐待和折磨囚犯的手段，建立了密切的共谋关系。[233]党卫队核心的暴力精神太强烈，甚至延伸到了营区之外，引发了看守和当地人之间的争吵斗殴。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938年4月的达豪，一名党卫队队员就制服和纳粹党的黄金徽章与两名工人争吵起来，然后拿仪式用的匕首刺死了他们。[234]

暴力是集中营党卫队精神的精髓，也渗入了党卫队专业人士的骨血。除了正式的惩罚手段，他们还摸索实践了其他形式的暴力行为，首先就是掌掴。对囚犯来说，第一次脸上挨巴掌是羞辱，也提醒着他们的奴隶地位——德国人经常用掌掴来惩戒未成年人和下级——但跟许多其他刑罚比起来已经算是好的了。[235]比如，拳打脚踢会对身体造成实际伤害，就像党卫队的另一种暴力仪式——夜间突击一样，大喊大叫的看守会突然袭击熟睡中的囚犯，接下来就是折磨和残杀了。[236]

对比之下，谋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还是很少见的。平均下来，1937年每个大型男子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每月有四五名囚犯死亡，它们各自的囚犯日均在押人数大约为2300人。[237]1934年到1937年，总共约有300名囚犯死在集中营里，大多数是被逼自杀或者当场被害。[238]

暴力被认为是压制危险囚犯的唯一方法（在早期集中营），因此自然而然成了集中营党卫队的核心精神。如今，第三帝国政权已经稳固，继续维持被虚构出来的囚犯的残暴形象变得越来越难。但是集中营党卫队领导努力煽动仇恨之火。新招募的成员要接受意识形态教育，这会贯穿他们的职业生涯始终。在演讲、传单和指令中，党卫队领导将囚犯描绘成危险的敌人，绝不能信任，绝不能不干涉，绝不能赦免。此类口号通常内容不变，一部分是因为集中营里的工作人员都是自主选择加入纳粹党的信徒，一部分是因为光头和穿条纹囚服的囚犯开始成为有罪的象征（见下文）。党卫队对囚犯的反感越发浓厚，鲁道夫·霍斯写道，“到了外人意想不到的地步”。[239]然而，并不是每一巴掌、每一次踢打都出于仇恨。党卫队有很多理由惩罚囚犯，比如惩罚违规行为或者整顿纪律。有时仅仅是出于无聊，想给沉闷的生活找些乐子。[240]不过，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所有的攻击都来自他们对囚犯深深的不屑和蔑视。

为了让手下更加强硬，特奥多尔·艾克下令他们参加正规的囚犯鞭刑。鲁道夫·霍斯回忆，他第一次参加的时候被囚犯的惨叫吓到了，但后来跟其他同事一样习惯了，有的人甚至很享受看到“敌人”受苦。[241]当然，职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可不仅仅是被动的围观者。少数人接受过专业的刑讯培训。[242]但大多数人都是在工作中学习，模仿更有经验的同事和上级的行为。[243]他们可以在酒精的作用下忘掉一切顾虑，变得更加暴力。有的人甚至会在喝醉后，在集中营里跌跌撞撞地走着而伤到自己。[244]

暴力不仅将集中营党卫队的强硬派团结在一起，还推进了他们的仕途发展。在一个以政治军人崇拜为基础的团体里，野蛮残忍变成了宝贵的社交资本。野心勃勃的党卫队队员知道，冷酷无情的名气可以给上级留下良好的印象，点亮自己的前程。这也是为什么分区主管会攻击囚犯，并自愿施行鞭刑。同时，上级官员并不想被下级超越。“若是我想亲自干的事情，我就不会要求分区主管多干，”萨克森豪森前任考勤主管在战后发表证言，“这就是为什么我会亲自对囚犯拳打脚踢。”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必须反复证明自己的残忍。与不顾一切掩藏自己的囚犯不同——他们流行的座右铭就是“别显眼”——坚定的党卫队队员渴望突出自己，用夸张的残酷表演取悦他们的党卫队观众；攀比竞争更加剧了他们的残暴程度。[245]总之，行凶的党卫队队员不仅仅是为了施暴而施暴。[246]相反，他们的行为背后交织着一系列意识形态和环境因素。

那些没能通过暴力测试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会被边缘化和嘲弄。就像艾克要求的那样，他们被羞辱为懦夫或者没有男子气概的人。这给个人制造了巨大的集体压力，他们被迫要“强大起来”。比如，鲁道夫·霍斯就非常害怕被嘲笑。“我想成为严厉得令人胆寒的人，”他写道，“这样我就不会被别人说是软弱了。” 那些被视为失败者的党卫队队员会退居办公室处理文书、被责罚或者被开除——“因为骷髅部队也会打击自己人，”艾克用自己独特的风格写道，“如果他偏离了我们预期的轨道。”艾克清除“软弱”者的动力造成了几起重大的伤亡事件，党卫队最大的集中营指挥官更是如此。[247]

达豪学校

当海因里希·希姆莱寻找接替艾克担任达豪指挥官的人选时，他想到了资历最老的一名下属。海因里希·多伊贝尔生于189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一名荣誉加身的中尉，但被俘虏了。战后，他在海关办公室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他的真正热情寄托在了极右翼的事业上。1926年，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党卫队，编号186，升迁速度很快。到1934年，已经成为党卫队区队长的多伊贝尔掌管了一个奥地利团，也驻扎在达豪集中营。身为一名老兵和充满激情的党卫队官员，性情暴烈的多伊贝尔似乎是接任艾克的理想人选，他于1934年12月成了达豪集中营指挥官。[248]他的任命是早期集中营随机人事政策的典型示例，资深的纳粹党人在困难时期依旧忠心耿耿地参与行动，因此会得到嘉奖，通常都是一时冲动下的提拔。[249]

但他们在纳粹党的完美资历并不能成为胜任集中营工作的担保。像其他几个老纳粹党员一样，海因里希·多伊贝尔辜负了上级的期望。若说到恐怖统治，他跟艾克可不太一样。达豪当然还是一个野蛮的集中营，在1935年已知有13名囚犯死亡。不过对囚犯们来说日子还是好过了不少。他们面临的刑罚不再那么重，劳动量也比以前有所减少，自由时间更多了。在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卡尔·丹杰洛（他在早期集中营奥斯特霍芬的表现更温和）的协助下，多伊贝尔对囚犯管理方法进行了改革，包括在所谓的集中营学校开设数学和外语课程。他甚至建议让纳粹资助一名共产党员去游览，以此把共产党拉入纳粹的阵营。

多伊贝尔的统治时期虽然具有重要意义，证明了早期集中营的情况并非持续恶化，却没能长久。艾克很快就以失去模范集中营的体面为由攻击多伊贝尔，达豪集中营里的强硬派也纷纷抱怨对囚犯的“恶心的人道主义待遇”。1936年3月底，艾克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撤销了多伊贝尔的职务。跟其他失败的官员一样，党卫队的同志原则给了多伊贝尔第二次机会。但是在他当了几个月哥伦比亚屋的指挥官后，艾克又把他踢走了，理由是“完全不能胜任”。很快，多伊贝尔又回到海关办公室重操旧业了。[250]

多伊贝尔在达豪的位置由40岁的区队长汉斯·洛里茨接替，后者后来成了集中营党卫队的关键人物。他的背景和多伊贝尔惊人地相似，也是一个一战老兵和前战俘，在魏玛时期成为公务员，过着单调的生活，随后将全部热情献给了党卫队（于1930年加入）。但是，洛里茨在一个重要的方面跟多伊贝尔不同。他志愿加入集中营，非常崇拜艾克，在埃斯特尔韦根担任指挥官时证明了自己的强硬。[251]

洛里茨是一个外形粗糙、胸肌发达的人，有一双小且黑的眼睛和黑色的希特勒式小胡子，他在1936年春天成为达豪指挥官，没有让他的上司失望。在给艾克的几封信中，他将自己描述为集中营党卫队精神的捍卫者。他关闭了集中营学校，谴责了多伊贝尔的“懒散”管理，以及近乎“同志般”对待囚犯的态度，发誓要清理干净这些“垃圾”。洛里茨言出必行，在第一次集体点名时就执行了大规模鞭刑。他被囚犯们称为尼禄，甚至会亲手殴打囚犯。[252]那些遵照他指令的官员也获得了成功，其中包括达豪的新营区负责人雅各布·魏斯布（Jakob Weiseborn）——又一个残忍的集中营党卫队人——他顶替了“像黄油一样软的”丹杰洛（艾克解雇他时这样说的）。集中营人事经历了大换血，洛里茨撤换了多伊贝尔的大批人马，引入其他集中营里有经验的人。结果就是达豪囚犯死亡率迅猛上升。[253]

汉斯·洛里茨的任命标志着达豪集中营更统一的党卫队人事政策的开始。随着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体系的巩固，几个像多伊贝尔这样被匆匆任命为指挥官的“老战士”都被解雇了。一支在集中营里摸爬滚打出来的新党卫队力量顶替了他们。结果，集中营体系更加稳固；比如，洛里茨在达豪担任了三年多的指挥官，又在萨克森豪森任职了两年多。[254]

对野心勃勃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来说，达豪仍然是最具吸引力的跳板。十名战前集中营营区负责人中有七人后来被提拔为指挥官，其中就有雅各布·魏斯布，他从1938年开始就成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指挥官。在此之前，他还从达豪调到萨克森豪森，担任营区负责人，这也是党卫队日益成熟的人事政策的另一部分：通过调任心智坚定的官员，艾克将党卫队精神从现有的集中营散播到新成立的集中营。[255]跟魏斯布一样，大多数萨克森豪森新集中营的人员都是其他集中营的老人，比如看守团的领导正是艾克的老搭档米夏埃尔·利珀特。1937年夏天，当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成立时，再一次重复了同样的流程。这次，备受信赖的党卫队官员从萨克森豪森而来，包括利珀特、魏斯布和指挥官一级突击大队长科赫，后者将执掌新集中营长达四年。[256]

卡尔·奥托·科赫跟汉斯·洛里茨同为二战前主要的党卫队指挥官。他也是一名热切的纳粹士兵，在英国军队的俘虏中见证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在魏玛时期，科赫磕磕绊绊地做过一系列白领工作，1932年失业。随后，他全身心投入纳粹运动，1931年加入党卫队。他正式的集中营事业开始于1934年10月，时年36岁。他在1936年9月成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在此之前，他在利赫滕堡、哥伦比亚屋和埃斯特尔韦根都担任过指挥官一职。外表柔弱、谢顶的科赫当过银行职员，如今要把自己塑造为理想的政治军人。他甚至在萨克森豪森附近的树林里举办婚礼，迎娶第二任妻子伊尔莎（Ilse）。结婚仪式在深夜举行，四周围着手举火把、身穿制服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257]

科赫是一个残酷的指挥官，不好相与的上司。他不仅喜欢对囚犯实施恐怖管理，还要细致入微地控制下属的生活。因此一些下属很怕他。同时，囚犯们也鄙视他。一名布痕瓦尔德的幸存者在1945年写道，很难说出科赫最邪恶的是哪一面，“他病态的残忍、暴虐、乖张，抑或是腐败”。[258]到目前为止，这些方面都没有阻碍他的仕途。相反，科赫的暴虐巩固了他的地位。艾克信赖他，就像信赖洛里茨一样，而且在任命其他集中营党卫队高层时会咨询他们的意见。[259]

到20世纪30年代末，艾克将集中营党卫队打造成了一个相对紧凑的群体，统一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成员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通过恩惠、友谊和裙带关系连在一起，而不是正规的层级结构。但是，集中营党卫队根本和团结不沾边。普通成员间存在大量不满，核心成员间也是内斗不止。而且集中营无法吸引新招募进来的精英，这让艾克在挑选高层人员时选择受限。他不得不任命一些极度不合适的人，比如卡尔·金斯特勒（Karl Künstler）。身为达豪看守团的高层官员，二级突击大队长金斯特勒在一次醉酒胡闹后就失宠了。艾克怒气冲冲地称，金斯特勒的无赖行为像“酿酒商的车夫”，会给下属造成不良影响。作为惩罚，金斯特勒从1939年1月15日起被贬到骷髅部队的预备团，被派到德国东部垦荒，薪资也减少了。但艾克很快又起用了他。雅各布·魏斯布在1939年1月20日暴毙身亡，艾克急需一名有经验的军官补上弗洛森比格指挥官一职。所以金斯特勒被贬黜没几天就又被委以重任。在他的管理下，弗洛森比格在接下来的几年内堕落成死亡之地，夺走了数千名囚犯的生命。[260]

囚犯的世界

随着党卫队开始协调统一，集中营系统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越来越规范。各个集中营的外观开始趋同，员工的背景和事业发展也越来越相似。党卫队还对囚犯实行更统一的管理。囚犯们甚至在外形上都越来越像：到1936年，大多数男性囚犯在入营的时候就被剃了光头，之后还会定期修剪（大约每周一次）。[261]后来，大概从1938年开始，他们还穿上了统一的囚服。之前他们穿的都是自己的衣服——五颜六色的平民服装、老式警服和其他类型的衣物——如今他们穿的是一样的条纹制服，也就是所谓的斑马服，夏天是蓝白条纹，冬天是蓝灰条纹，外套和裤子上缝有数字。在小型的早期集中营，看守们通常叫的是囚犯的名字；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在大型集中营里，囚犯们只剩下一个个数字作为称号。[262]

新来者可能会迷失在千人一面的人海中，但当他们仔细查看，很快就会发现囚犯中存在不同的群体和等级。比如，一些囚犯穿得更好、住得更好，也更体面，他们通常身上带有标记，即所谓的审头。[263]不同背景的囚犯有不同的标记，这在一些早期集中营里已经试行过。在1937年到1938年左右，此类标记被规范化，集中营党卫队根据囚犯外套和裤子上不同颜色的三角形来区分他们的类别，不同的颜色对应着囚犯们被逮捕的理由。[264]三角形的颜色对囚犯们在集中营的生活有深刻的影响，性别因素也是，男囚和女囚的待遇差别非常大。

日常生活

集中营里的每一天都不尽相同。日程安排会根据不同的集中营、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份改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集中营的领导并不想让生活变得太规律，总想让囚犯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每天，囚犯们一醒来就会害怕可知和不可知的折磨，深知他们重复的日常活动随时可能被党卫队突发奇想的惩罚打断。[265]不过，集中营的生活作息大体类似。在所有集中营，一天被划分成不同的时段，由响彻营区的警笛或者铃声标记——这是另一项从军旅和监狱生活借鉴而来的管理办法。[266]

集中营里囚犯们日常的一天开始得很早，天不亮就要起床；夏天，囚犯们凌晨4点甚至更早就要起床，先用水简单地清洗一下脸和身体，狼吞虎咽地吃早饭（面包或粥，还有茶或者人造咖啡），匆匆忙忙洗完锡制的水杯和盘子后放到小柜里，整理床铺。然后囚犯们离开营区，“安静、迅速、像军人一样”列队前往广场进行早间点名，这正是1937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营区负责人要求的。虚弱和患病的人由其他囚犯搀扶着，因为所有人必须接受点名（除了在医务室的）。一旦全体囚犯到齐，党卫队考勤主管便开始核对人数；如果数目不对，囚犯们就要站很长时间，有时候长达几个小时。在点名的时候，党卫队官员也会用喇叭发布通知或者下令进行短期军事操练，而分区主管则对弯腰驼背或者鞋子太脏等违规行为进行惩处。最后，囚犯们被分成各个劳动分队，以双倍的速度列队前往劳动地点，通常都在营区外。[267]

囚犯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强制劳动，只在午饭的时候能稍微休息一会儿。[268]午饭通常都不好吃，总是炖蔬菜和面包。囚犯们经常抱怨伙食差吃不饱，有的人体重迅速下降。但总体来说食物还是可以下咽的。那些后来经历了战时集中营的囚犯们在回忆过去时，甚至觉得早期生活还算不错，主要是因为当时囚犯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增加日常供给。虽然禁止送食物（或其他东西），但家属可以给囚犯寄钱，让他们在党卫队经营的小卖部买必需品。在1938年的达豪，如果一名囚犯每周收到四马克，他就可以买到半磅黄油、半磅饼干、一听鲱鱼或沙丁鱼罐头、一些人造蜂蜜，还能买一点儿私人用品，比如肥皂、鞋带或者牙膏，几十块方糖和两包香烟（囚犯们可以在饭后抽支烟，也可以把香烟当作货币使用）。[269]

囚犯们特别怕黄昏的点名。等所有劳动分队筋疲力尽地从外面回到集中营，不管天气如何，他们必须立正站好，直到党卫队清算完总账。党卫队喜欢延长囚犯们的痛苦，强迫他们唱歌或者让他们观看正式行刑。最后，囚犯们解散回到营房吃晚餐，能多喝些汤，还有面包和奶酪。然后他们有时不得不继续在营内做些强制劳动，或者整理内务，比如洗衣服。但是，囚犯们也有些空闲时间。白天大多数时候，私人对话都是被明令禁止的，但现在囚犯们可以聚在一起聊聊天；其他人会读纳粹报纸（自己花钱买的）。8点到9点之间会有安息号，囚犯们必须回到自己的营房。一些人再花几分钟阅读，但很快熄灯的铃声就会响起。就寝期间囚犯们禁止离开营房，否则会被当场击毙。他们陷入断断续续的睡眠中，还没睡够时就会被叫起来，开始新的一天。[270]

大多数囚犯期待星期日的到来，因为这一天的节奏不再紧张。他们偶尔也会劳动，但劳动不是主要的项目。当然，党卫队还是会控制营区内的一切，有时会延长点名的时间，强迫囚犯打扫营房，或者用喇叭连续播放纳粹领导人的讲话和领导人喜欢的音乐（有时候工作日的晚上也会播），观看管弦乐队表演。自从1935年在埃斯特尔韦根建立了第一支正式的囚犯管弦乐队，多个集中营也组建了乐队，主要为党卫队和囚犯表演。[271]一开始，集中营还跟普通监狱一样有宗教礼拜活动。甚至在达豪，党卫队起初也允许当地神父在点名场上主持弥撒。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和教会对立后，这样的活动就逐渐消失，最终被希姆莱彻底禁止了。[272]

虽然有高压统治，党卫队对集中营的约束却不是绝对的。尽管一些看守痛恨囚犯们“闲逛”，但周日当值人员数量减少，看管不得不放松了许多，给囚犯们留下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空间。偶尔囚犯们也能到营房外做做运动，更多的时候则是留在营房里玩桌游或者阅读。刚开始，囚犯们还可以留着自己的书，后来就不允许了。1937年，当汉斯·利滕从利赫滕堡移送到布痕瓦尔德时，他不得不把自己所有的藏书寄回家。“你肯定能想象到这个打击对我有多大。”他绝望地给母亲写信道。利滕现在不得不依靠集中营简陋的图书室，这种图书室从1933年开始出现，有时靠的是从囚犯身上剥削来的钱。虽然购置的大多数是政治宣传小册子，但也有足够多的书籍——到1939年秋天，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图书馆大约有6000本书——偶尔也会有些精品。[273]

囚犯还会利用闲暇时间给爱人写信。每一周或两周，囚犯可以寄出一封短信或者明信片，不过信中不能含有任何可以被视为批评言论的内容；一名囚犯回忆，最理想的内容应该类似这种：“谢谢你寄来的钱和信，我很好，一切平安，你的汉斯。”结果，寄出的内容大多平淡简单，可也意义重大，毕竟如今只有极特殊的情况才允许家属探视。如果信件延迟或者没有信件，本就神经紧绷的家属们会更惊慌失措。1938年，一位达豪囚犯的妻子还曾联系指挥官办公室，直接询问说：“你们是不是把我丈夫枪毙了，否则我怎么没有收到他的来信？”[274]

原则上，所有囚犯的活动都要在党卫队划定的狭窄范围内进行。但实际上，囚犯们通常利用这些场合削弱党卫队的控制。他们偷偷将暗语写进信中，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同样，他们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利用艺术表演来讽刺党卫队的制裁行为。以伯格摩尔的“集中营马戏团”为例。1933年8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在演员沃尔夫冈·朗霍夫的指挥下，一队囚犯表演了杂技、舞蹈和音乐，首次演出了具有挑衅意味的《荒野士兵之歌》。他们还取笑党卫队的消费，而党卫队队员把这当成娱乐消遣来看，也带有些许怀疑。但这样大胆的表演很少，特别是在党卫队加紧了对集中营的控制之后。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队只允许有少数卡巴莱歌舞表演，对模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界限的行为非常谨慎。当然，囚犯们经常不经党卫队的许可偷偷表演，他们还会在违规的文化、宗教和政治集会时亮明自己的身份。[275]

审头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夏天告诉德国的将军们，集中营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安排囚犯担任看守代理。这种“压制次等人”的天才打算，他补充说，是特奥多尔·艾克提出来的。据他解释，少数挑选出来的囚犯可以强迫其他人努力工作、保持整洁、整理床铺。这些囚犯监督者被称为“审头”。[276]这个词被普遍认为来源于意大利语的“capo”（头领或领导），希姆莱将审头视为集中营这台恐怖机器的中枢齿轮，这点倒是没有错。事实证明，审头制度在战前集中营非常有效——既可以让一小帮党卫队队员控制住大集中营，又可以离间囚犯——纳粹官员后来在犹太人聚居区和奴工营引入了相似的“分而治之”的机制。[277]

然而，审头制度的起源并非希姆莱在1944年所描绘的那样。首先，在囚犯里面挑人当小头目不是什么新鲜事。[278]在德国监狱，早就有指派“模范囚犯”的做法（比如，如果回到1927年，那么根据鲁道夫·霍斯过失杀人的罪名，他就相当于勃兰登堡监狱的狱卒）。许多集中营囚犯曾经在纳粹监狱中待过一段时间，已经熟悉了这种略具影响力的职位。“我们从监狱来，”一名共产党员在到达布痕瓦尔德之后形容，“已经习惯了有同伴担任‘模范’。”[279]集中营和监狱的区别不在于设立此类囚犯称号，而在于审头手中掌握的权力。

审头机制并非希姆莱在描绘集中营时说的那样，它既不是特奥多尔·艾克发明的，也不是党卫队的明智设计。事实上，集中营在诞生之初几乎没有目的和规划。在早期集中营，是囚犯自己——精通政治机构的管理和运营——选出代表来监督秩序，向有关人员反映意见。1933年春，沃尔夫冈·朗霍夫抵达杜塞尔多夫监狱的保护性拘禁区不久，囚犯们（主要是共产党工人）选出了一名名叫库尔特（Kurt）的年轻德国共产党官员作为头领。在其他早期集中营，是党卫队或者冲锋队进行此种指派，但仍是囚犯们自己来选发言人。当朗霍夫在1933年夏天被移送到伯格摩尔集中营时，副指挥官让新来的囚犯们自己选个营头；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囚犯们还是选择了在杜塞尔多夫时的头领库尔特，据朗霍夫的回忆录所述，库尔特当选后还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最重要的是，库尔特告诉其他人，要“通过无可挑剔的秩序和纪律向党卫队证明我们不是次等人”——不经意间总结了审头制度对党卫队的吸引力。[280]

审头制度的稳固确立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且随着集中营的扩张不断发展。例如在1938年底，当布痕瓦尔德的在押囚犯总数达到1.1万人时，审头达到了500多人。[281]如今，高级审头由党卫队指派——不过他们也常常会听取杰出囚犯的提议——形成了一个与党卫队并行的组织结构。

广义来讲，审头按职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监工，一般都在规模比较大的劳动分队——有时管理数百名囚犯——除了总审头外还会有几个工头。这类审头身兼多种职责，比如汇报误工情况，防止囚犯逃跑。总之，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奴隶监工”，一名幸存者这样形容。内部手册里总结了党卫队的期望：“审头负责严格落实一切命令，要为劳动分队的所有突发情况负责。”[282]

第二类是在营区里监视囚犯生活的审头。每个营房（也常被称为片区）有一个营头，还有几个区服务人、室长和桌长从旁协助。在党卫队看守缺席时，他们会时不时到营房里检查，营头被赋予全权。每天早上，起床号响起后，他会严格监督囚犯们按部就班地行动。然后，他带队前往点名广场，向党卫队报数。在其他人去工作后，他会视察营房，确保床铺整理得像党卫队要求的那样“完美”，也没有“不愿工作的囚犯”藏在房间里（只有营头和他的手下才有权在白天进入营房）。到了晚上，他还掌控食物的分配，汇报失踪的囚犯，动员新来的囚犯，并为熄灯做准备。然后，像党卫队规定的那样，他要“负责让囚犯们在夜间保持安静”。[283]

第三类是在集中营行政部门当助手，越来越多的囚犯被提拔为这一类审头。在一些早期集中营，已经有囚犯在医务室里当看护，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情况更加普遍。[284]审头也会在囚犯厨房、仓库和地堡里当差，还能进入各种党卫队办公室当助理。审头阶级的最顶层是营区长（通常有两个副营区长），负责监督其他审头并向党卫队汇报，成为连接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主要渠道。任何囚犯都不如营区长的权力大。然而这也是一个危险的岗位，并不是所有囚犯都向往。比如萨克森豪森的政治犯哈里·瑙约克斯（Harry Naujoks）起初拒绝众人让他当审头的心意，直到一些共产党同志——在战前集中营，审头的位置通常由他们占据——说服了他。瑙约克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整体战略是通过保证点名和劳动的顺畅来体现审头不可或缺的意义，让党卫队不必贴身教导囚犯。但他知道党卫队想要的不止这样，他们想让审头成为恐怖统治的助力。审头们应对这些压力以及利用“狭窄的机动空间”（瑙约克斯的说法）的方式决定了他们在囚犯中的地位。一些人成了囚犯们的灾难；另一些人，像瑙约克斯，则赢得了大家的尊重。[285]

所有审头都有对其他囚犯施加影响的能力，一些人享受这样的权力，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并且玩得过了火。[286]一些囚犯因此把审头制度称为“自管理”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个词被广泛用于历史文献中。[287]但这个词其实具有误导性，暗示着集中营里存在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实际上审头们根本无法自主决定任何事情。[288]他们首先也最重要的目的是为党卫队的利益服务；营头要向党卫队分区主管汇报，医疗看护要向党卫队医生汇报，监工要向党卫队突击队领导汇报，等等。辜负了党卫队期望的审头会面临惩罚和解雇。[289]尽管审头有特权，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即使是善于应对党卫队的哈里·瑙约克斯也没能长久。他在当了三年半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营区长后，有一天突然被党卫队丢进了地堡，被指控参与共产党阴谋，随后被遣送到了其他集中营。[290]

囚犯群体

“集中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戏团，因为有如此多的色彩、标记和特殊的设计。”布痕瓦尔德幸存者欧根·科贡在战后不久写道，嘲讽党卫队对符号、缩写和徽章的痴迷。[291]三角形——一共有八个颜色，还有不同的搭配标记——成为区分囚犯类别的主要可见标志。当然，集中营政治办公室的分类通常飘忽不定。一些与纳粹斗争的共产党员被定义为反社会人士，一些触犯了反犹规章的犹太人被贴上了职业罪犯的标签。[292]不管怎样，集中营党卫队以三角形为根据指导囚犯，囚犯们也用党卫队的标志区分彼此。三角形的颜色定义了每个囚犯的身份，不管他们是否喜欢。

1938年之前，大多数囚犯都被定义为政治犯，制服上有红色的标志。[293]例如1936年11月，当局将集中营内4761名囚犯中的3694人定义为政治犯。[294]他们之中有政治活动家的中坚力量，首当其冲就是共产党员。[295]许多都是早期集中营的老相识了。自从1933～1934年被释放后，他们总会重新加入地下反抗力量，很快又被抓进了集中营。[296]根据1936年3月希姆莱的指示，再度被捕的囚犯将面临额外惩罚，三年内不得释放（其他囚犯则是三个月内不得释放）。[297]在达豪，1937年初据估计大约有200名二进营的囚犯，他们衣服上有特殊的标记。他们的营房与其他区域是隔开的，创造了营中营的现象。集中营内第一次出现了整个群体被隔离的情况，树立了一个不祥的先例。这些二进营的囚犯无书可读，允许向外发信的机会更少，更不易获得医疗护理，而且劳动更加繁重。其中就有德国犹太律师路德维希·本迪克斯，他1937年被关进达豪后的情况跟1933年第一次被保护性拘禁时完全不同。本迪克斯如今身体虚弱，还生着病，像殉道者一样在达豪进行强制劳动，“我很怕自己会死，我需要动用所有的力量才能撑下去”。[298]

尽管希姆莱执着于抓捕左翼敌人，地下活动者在集中营囚犯中所占的比例却下降了，反映出20世纪30年代中期抵抗力量的逐渐减弱以及抓捕重心向其他边缘分子转移。说到反政府人士，如今警察手中的网撒得更大了。1935～1936年，在保护性拘禁案例中，因抱怨和对政府持有异议而被捕的人可能占到了20%；几个月内，因为玩笑或语言攻击被捕的人和因参与共产党活动被捕的人一样多。[299]不需要做太多事就能被认定为国家的危险敌人。就像玛格达莱妮·卡塞鲍姆（Magdalene Kassebaum），她两次被关进莫林根集中营，第一次是因为唱《国际歌》，第二次是因为烧了一张希特勒的照片。[300]

警察还逮捕了一些神职人员，因为20世纪30年代中期纳粹和基督教会的对抗越发明显。虽然被捕的神职人员人数很少——1935年，集中营只关押了十几个天主教神父和新教牧师——他们的逮捕却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在德国国内引起一些不安。[301]神职人员要跟政治犯一样佩戴红色的标志，经常被党卫队挑出来打骂。集中营党卫队积极宣扬反教权论，甚至比总党卫队更厉害，大部分人在艾克的激励下宣布和教会断绝关系，艾克将自己的观点总结为：“祈祷书是女人和穿底裤的小孩的玩意儿。我们仇视祈祷时熏香的气味。”[302]1935年，在柏林大教堂的牧师伯恩哈德·利希滕贝格（Bernhard Lichtenberg）私下质疑埃斯特尔韦根的条件后，艾克的愤恨突然爆发了。在给盖世太保的信中，艾克痛斥“罗马非法私人侦探”的干涉，说他们“把粪便拉在圣坛”，还抱怨“恶毒的口水不仅腐蚀国家”，还给党卫队制服上留下了污点，最后又提议让利希滕贝格自己到埃斯特尔韦根体验一下。[303]许多看守在遇到被囚禁的神父时会争相模仿艾克。语言和肢体攻击都很残忍，以至于一些党卫队队员的妻子都开始同情神职人员的处境。[304]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为止，最大的宗教囚犯群体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他们承诺忠于上帝，抵制纳粹主义的全部声明。第三帝国早已开始迫害他们，不久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因为他们拒绝进入新的德国军队服役，而且在宗教团体被禁止后还吸收教徒，分发重要的传单。政府试图遏制他们对当局的蔑视，一些偏执的纳粹官员认定他们与共产党人勾结并开展群众行动（实际上这个教派只有2.5万名信徒）。20世纪30年代中期，数千名信徒被捕。大多数人被关在普通监狱，其他人则被带到集中营。在1937～1938年的高强度镇压之下，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中超过10%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这个囚徒群体如此庞大，以至于党卫队专门赋予他们一个特殊的记号：紫色三角形。[305]

佩戴紫三角的囚徒过得非常艰苦。“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经常是各种迫害、恐怖和暴力行为的目标。”其中一人被释放不久后在1938年写道。一些虐待是意识形态推动的，集中营党卫队将受害者嘲笑为“天堂小丑”和“天堂之鸟”。战争结束后，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一名囚犯活埋时，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考勤主管回答说：“他因为宗教信仰不肯服从。因此在我看来，他没有生命权。”[306]然而真正激怒党卫队的并不是囚犯的宗教信仰，而是他们“顽固的”行为，因为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拒绝执行某些命令甚至试图让其他囚犯皈依。[307]消极抵抗的领袖们受到了严重的恶意攻击，其中包括矿工约翰·路德维希·拉胡巴（Johann Ludwig Rachuba）。他在1936年至1938年被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惩罚，严格拘留了120多天，被抽了100多鞭，被施以四个小时的吊刑，在惩罚连劳动了三个月（他后来死在了集中营）。然而，这样残暴的手段成效不大，因为许多囚犯将其视为对信仰的考验。只有在战争后期，党卫队官员变得更加精明，意识到只要不直接与耶和华见证会信徒的信仰发生冲突，许多人是可以成为可靠的劳动力的。[308]

正如德国警方不断扩大政治犯罪嫌疑人的圈子一样，对社会边缘人士的攻击也不断扩大。主要的受害者是自1933年以来被定义为反社会分子或罪犯的人，他们在集中营里佩戴黑色或绿色三角形。20世纪30年代中期又有另外一群人加入集中营——男同性恋者，他们要佩戴粉色三角形。恩斯特·罗姆被杀后，政府开始严厉打击同性恋者。现有的法律在1935年变得更加严格（不过妇女仍然能得到豁免），在强烈恐同者希姆莱的积极带领下，警察加强了对同性恋者的搜捕。希姆莱在1937年对党卫队领导说，不能杀同性恋者令人感到十分遗憾，但至少可以拘留他们。再一次，绝大多数被捕的人被送到监狱，少部分被关进集中营。[309]1935年，这些人在利赫滕堡短暂地集中关押了一段时间——6月，706名囚犯中有325名被列为同性恋者——后来大部分人分散到了不同的集中营。[310]

在集中营里，被认定为同性恋者的犯人会遭受非常苛刻的对待。党卫队认为他们应该受到特殊处罚。为了“保护”其他人，有些官员把佩戴粉色三角形标记的囚犯关进隔离营房。为了“治好”他们，看守经常把他们派到特别辛苦的劳动分队，比如清扫厕所小队和惩罚连。[311]此外，几名囚犯还被阉割了。纳粹的法律规定，必须经过同性恋者同意才能进行手术，但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会迫使一些人点头。其中包括来自汉堡的裁缝奥托·吉林（Otto Giering），他曾多次被认定有同性恋行为。1939年初，22岁的吉林被带到了萨克森豪森。1939年8月中旬，吉林被叫到医务室并被注射了镇静剂。他醒来时得知自己刚刚被阉割了，他感觉胃里沉重得像装满了沙子。几天后，指挥官亲自走进来，兴高采烈地举着一个玻璃瓶：“你可以再多看一下你的蛋，不过它已经成标本了。”[312]

党卫队在监视同性恋囚犯时对他们的疑心非常重，在集中营内被指控发生性关系的人会遭受折磨，以提取“供词”；有时候，这些人被移交法庭进行刑事审判。[313]有些嫌疑人是被其他囚犯揭发的。鉴于党卫队对同性恋的憎恶，指控他人为同性恋者是囚犯们对抗竞争对手和仇人的有力武器。更普遍的是，许多囚犯对同性恋者抱有偏见，会排挤他们；甚至有同情心的囚犯也会跟他们保持距离。奥托·吉林回忆说，他刚收到制服上的粉色三角形就被“各种类别”的囚犯“嘲弄和骚扰”——这也是个例子，证明了囚犯群体之间存在许多裂痕。[314]

团结和摩擦

哈里·瑙约克斯在共产党运动中感到十分自在。他生于1901年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住在汉堡码头附近，这个结实的矮个男人看着就像水手，因为他走起路来都是摇摇摆摆的。他早年辍学，曾学过制造和修补锅炉，很快在地方工会接受了政治洗礼。1919年3月，还不满18岁的他加入了刚刚成立的德国共产党，后来成了汉堡共青团的领袖。瑙约克斯是一名忠诚的地方共产党员，1933年加入了抵抗纳粹的运动。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3～1934年被辗转关押在多个早期集中营，在监狱中待了两年多，又在集中营里度过了八年。从始至终，瑙约克斯坚持为共产党事业奉献，也获得了其他共产党狱友的支持。1936年11月11日，从他踏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一刻起，同志们就对他庇护有加。他刚入营，一名汉堡共产党员就带他参观了集中营的仓库；他的营头也是一名汉堡的同志，告诉了他集中营生活的最重要的规则；然后，另一名汉堡的前共产党官员带他去厨房拿吃的。在萨克森豪森的第一天结束后，瑙约克斯后来写道，他甚至有了一种归属感。[315]

其他大规模囚犯群体的新人——比如社会民主党人和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也可以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得到朋友和同志的支持。[316]这些群体内部通常团结紧密，可以为自己人在集中营里谋得更好的位置而铺路，就像瑙约克斯，他在1937年初从让人筋疲力尽的森林开荒小队转到了惹人羡慕的工匠岗（这是在另一位汉堡老党员的帮助下）。“再没有惨叫，没有殴打，甚至没有任何催促你干活的压力。”瑙约克斯写道。囚犯们团结在一起，共同推选出值得信赖的人担任审头，以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共产党人尤其擅长此道，这要多亏他们庞大的人数和严格的纪律。1937年夏末，哈里·瑙约克斯被安排在仓库里，自此开启了他向营区长发展的道路。[317]

同类囚犯的闲暇时间大部分是在一起度过的——因为党卫队是根据三角的颜色来分配营房——所以各个团体都有自己的主张。到了晚上，囚犯们会私下展开有关政治、宗教、历史和文学的非法讨论和讲演。在埃斯特尔韦根，本已十分虚弱的卡尔·冯·奥西茨基每当和同伴展开辩论时便似乎恢复了生机。“能聆听他的见解、与他辩论、向他提问是非常难得的经历。”一名曾是囚犯的共产党员恭敬地回忆。[318]

集中营里也有规模比较大的集会。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哈里·瑙约克斯和同志们在1936年12月举行了第一次大型集会，当时党卫队看守们正在圣诞节派对上豪饮。这次隐蔽的集会由一名共产党前国会代表组织，他首先发表了简短的演讲，然后背诵了有关工人运动的诗文和歌曲。“我们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被集体的力量深深打动了，这给了我们对抗恐怖统治的勇气。”瑙约克斯在回忆录中写道。[319]其他囚犯群体跟共产党一样，想方设法激发集体精神。犹太囚犯会在营房里举行文化活动——用音乐、诗歌和表演——基督教徒则聚在一起做节日祷告。[320]

很少有直接向党卫队权威发起挑战的人。在早期集中营，偶尔会有一些坚信第三帝国即将覆灭的囚犯敢于站出来抗议。[321]但纳粹政权并没有崩塌的迹象，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看守很喜欢镇压囚犯们的抗议行为，一丝征兆都不放过。只有寥寥几人仍然敢和党卫队做对抗，其中就包括1937年末被关进布痕瓦尔德的新教牧师保罗·施耐德（Paul Schneider）。次年春天，施耐德因为拒绝向正门上悬挂的新纳粹党旗行礼而被拖进了地堡，遭受了数月的饥饿和折磨。但施耐德并没有被击败。有时恰逢星期日和宗教节日，他会在地堡里喊几句简短的话语，激励点名场上的囚犯，直到发怒的党卫队看守用皮鞭和拳头让他住嘴。他的声音最终在1939年夏天消失了，源于党卫队的折磨。[322]

身处不同群体的囚犯会因为钦佩和赞赏像施耐德牧师这样敢于反抗的人物而在短时间内团结起来。但这样的团结非常罕见，因为集中营滋养了大量的分歧和不协调。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以前，最明显的裂痕存在于左翼囚犯的大群体之中，在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这两党之间的长期不睦——互相指责是对方背叛了工人阶级，造成了纳粹的崛起——经常影响集中营内的团结。[323]

在早期集中营，魏玛共和国时期的争斗依然影响着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的确有一些超越政党的友谊和互助，特别是在普通党员之间。但许多共产主义革命家并没有忘记曾经在普鲁士和其他地方镇压过自己的亲民主力量，并公开冷落和社会民主党有关联的囚犯。反过来，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受人数更多、组织更完备的共产党人的排挤而感到沮丧；有人抱怨说同营房的共产党人对自己就像对“麻风病人”一般，还有人伤心地表示共产党对自己“一丁点儿友好的情谊都没有”。有时，共产党囚犯甚至会向集中营管理者揭发社会民主党人，或者对他们进行身体伤害。[324]被共产党和纳粹嘲讽为“权贵”的社会民主党前领袖遭受的敌意最强。比如，以对共产党寸步不让而闻名的恩斯特·海尔曼即使在被捕后也没有改变心意，因此无论他到哪个集中营都会受到共产党员的鄙视；没有人同情和可怜他，共产党员沃尔夫冈·朗霍夫如此回忆。而且，看守们还命令共产党囚犯去攻击海尔曼，显然是党卫队想给左翼囚犯们之间已有的摩擦加把火。[325]

左翼分子之间的冲突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甚至更久。魏玛时期留下的伤疤即便真能愈合，也是以极慢的速度，而且在审头的分配上两党反复发生冲突，社会民主党人一直抱怨共产党人的垄断。在早期集中营里，个体间也能建立起友谊，像瑙约克斯一样有包容心的人会向其他党派的囚犯伸出援手。但是，大环境依然是缺乏互信，左翼在成为纳粹阶下囚后从没能形成统一战线。[326]

集中营里的女人

1936年初，一个周五的早晨看似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斯塔德海姆监狱的一名看守打开了辛塔·拜姆勒的牢房门。她原本以为跟往常一样要被押送去工作，但这次是令人激动的消息：她可以离开监狱了。在被关押近三年后，拜姆勒期盼着终于能够重获自由。但是盖世太保另有打算。她的丈夫完成了从达豪越狱的壮举后一直没有被抓，只要他还在逃，他的妻子就不能放。因此，辛塔·拜姆勒并没有被释放，而是从斯塔德海姆监狱转到了莫林根集中营，那里已经成为德国专门关押保护性拘禁女性囚犯的集中营。[327]

对辛塔·拜姆勒来说，幸运的是莫林根集中营跟关押男囚犯的地方有很大差别。莫林根还不是正式的党卫队集中营，它仍在普鲁士州的管理下，而不是党卫队督察组；它的负责人——一个循规蹈矩的体制内公务员——跟艾克的“政治军人”截然不同。跟集中营相比，这里的囚犯数量少了许多，每月保护性拘禁的人数平均不到90人。这些女人不穿制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衣服，劳动虽然单调但并不繁重。大多数人编织或者修补衣服，每天工作不到八个小时。最重要的是不会受到看守的打骂和虐待。[328]

虽然生活也很苦，比如作息时间严格、伙食差、卫生条件不好，但莫林根更像普通的监狱而不是集中营。这里的女囚根据背景被分到几个集体宿舍和房间中，可以相对自由地交往。辛塔·拜姆勒曾长时间被关在斯塔德海姆监狱的小牢房里，如今能够有其他共产党员，包括她的亲姐姐相伴左右，已经非常开心了。她们一起玩耍、唱歌、谈论政治。“可以聊任何事，这令我们所有人都感到开心些。”拜姆勒后来写道。[329]

在莫林根的女共产党员中，辛塔·拜姆勒是个领军人物。她的丈夫汉斯是一个勇于抗争的英雄，而且长期的监禁并没有动摇她的信念，她的坚定也给其他非共产党囚犯留下了深刻印象。[330]但是，莫林根囚犯中的共产党员并不像集中营里的那样占主导地位。首先，女审头的权力和影响并不像男审头那样大。[331]而且，莫林根囚犯的背景更多样化。1935年，耶和华见证会的群体规模已很可观，反映出女性活动家的高层次，在1937年她们成了囚犯中最大的群体。到11月，大概一半的保护性拘禁者都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332]

莫林根的这些改变和急速上升的囚犯人数紧密相关，1937年1月初，这里只有92名囚犯；1937年11月，增长到了约450人。[333]辛塔·拜姆勒此时已经不在这里了，2月时她在悲痛万分的状态下被释放了。早在几个月前，莫林根的女共产党员们就听说，汉斯·拜姆勒正与国际纵队在西班牙内战中并肩战斗，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但是，有传言说他在保卫马德里时牺牲了。辛塔·拜姆勒并没有丈夫的确切消息，因此备受折磨——她“像个行尸走肉一般到处走”，一名狱友回忆说——直到集中营负责人确认了这个消息。很快，她就被释放了。如今她的丈夫已死，纳粹再不用把她当作人质了；她的姐姐几个月后也被放了出来。[334]但大多数囚犯仍然继续被关在这里，直到莫林根的整个保护性拘禁区域被关闭，剩下的囚犯们被转移到了利赫滕堡。

1937年12月新开的利赫滕堡集中营是第一座女子集中营。特奥多尔·艾克耗时三年建立了这样一座集中营，凸显了他眼中女性囚犯的外围地位；对他来说，“铁丝网后的敌人”是男人。但他最终还是决定行动。不仅是因为在集中营督察组以外的地方关押保护性拘禁犯令人感觉异常，也是因为女性囚犯的人数持续增加。希姆莱在1937年5月末视察时亲眼看见，莫林根已经不够用了，而更宽敞的利赫滕堡自从被关闭后一直处于闲置状态。于是，利赫滕堡很快被再度启用，装满了囚犯。1939年4月，这里关押了1065名女囚。[335]

刚到利赫滕堡，来自吕贝克的30岁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埃尔娜·卢多尔夫（Erna Ludolph）很快就意识到这里比莫林根大多了。很快，卢多尔夫和其他人就发现了更多不同，几乎都比原来更糟糕。作为党卫队集中营，利赫滕堡保留着更多的军事习俗，比如在走廊和院子里点名。每天的休息时间缩短了，强制劳动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党卫队还更多地利用审头。总之，女囚们要忍受更严格的处罚和偶尔的暴行。像卢多尔夫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在囚犯中人数最多，所受的待遇也最差，她们被当作“不可救药”的群体孤立起来。1938年的一天，这些女囚拒绝排成一队收听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于是看守殴打了她们，并且用高压水管冲她们喷水。[336]

尽管当地的党卫队也对女性囚犯实行严格管理，但他们并没有像管理男子集中营那样管理利赫滕堡。它跟其他党卫队集中营区别开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区别首先体现在集中营的外貌上。利赫滕堡的老城堡虽然可以充当大型宿舍，可是与党卫队理想中的现代化营房相差甚远。一般来说，利赫滕堡的女囚所受的折磨比集中营里的男囚轻多了。强制劳动并没有到让人筋疲力尽的程度，暴力行为也不常有，惩罚力度也比较轻（比如，根据官方规定，女囚不适用于鞭刑）。因此，这里的死亡率非常低，从1937年末到1939年春季党卫队关闭利赫滕堡集中营，只有两名女囚确认死亡——她们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337]

“1939年5月中旬，”卢多尔夫在战后回忆，“我们耶和华见证会信徒，总共有400～450人，被卡车第一批运送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希望进一步增加女囚的数量，因此在1938年决定建立一个全新的女子集中营。在达豪附近建营的计划落空后，他们将目光移到了菲尔斯滕贝格（Fürstenberg）附近一个更隐秘的区域，在柏林北部约50英里处。1939年初，当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小队男囚建起第一批营房和建筑时，新集中营拉文斯布吕克已经准备就绪了。[338]

跟之前从莫林根到利赫滕堡时一样，囚犯们从利赫滕堡转移到新集中营后生活条件进一步下降。“一切都已经糟到令人无法想象的程度。”卢多尔夫回忆说。拉文斯布吕克的点名更折磨人，强制劳动愈发繁重，惩罚也更严重，生活越来越死板。现在，女囚们穿的是同样的蓝色和灰色条纹裙，戴着头巾和围裙。[339]不过，集中营党卫队在施虐时依旧会对男女囚区别对待，最残酷的虐待还是留给男囚。尽管鞭刑在拉文斯布吕克已经成为正式的惩罚手段，但吊刑等其他刑罚并不算。虽说不会有残忍的暴力伤害，但党卫队增加了看门犬的数量，因为希姆莱认为女性特别害怕它们。[340]

拉文斯布吕克的特殊地位也影响了工作人员的构成。党卫队最初决定建立女子集中营时就面临着两难的局面。直到现在，集中营党卫队一直是纯男性组织，遵循极端男性化的价值观。但在女子集中营安排男看守却是个麻烦，因为早期集中营的性虐待情况已经说明了问题。最终，希姆莱选择妥协。在利赫滕堡和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男队员只负责岗哨和担任指挥参谋部里的高层职位，集中营指挥官也是男性。营内每天跟囚犯接触最多的看守则由女性来担任，不过希姆莱回避承认她们也是党卫队队员；尽管女看守是集中营党卫队的一部分，可她们从不是正式队员。即便在战争年代，她们处在党卫队的管辖之下，却仅仅属于党卫队的扈从（Gefolge），穿着特殊的土灰色制服。[341]

拉文斯布吕克的女看守跟其他集中营的男看守还是有区别的。诚然，她们大多数也是志愿者，年龄在25岁到30岁之间，不过一般没有政治暴力的前科；魏玛年代和纳粹时代初期的纷争都是男人的专场。而且，只有一小部分女看守是纳粹党员，相比之下，大多数党卫队队员都加入了纳粹党。大多数女性愿意来当看守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追求，而是因为可期的社会福利。她们一般都出身贫困且未婚，也不具备专业能力，集中营承诺给她们提供稳定的工作、不错的酬劳以及其他福利，比如舒适的住处，甚至（从1941年开始）让她们的孩子进入党卫队幼儿园。[342]一旦进了拉文斯布吕克，这些女看守就会受到严格的管制，虽然她们从来没有服从命令，完成跟“政治军人”一样的操练。的确，拉文斯布吕克的指挥官十分沮丧，反复训斥女看守破坏军队的纪律。[343]

现在，集中营系统中的女性仍然处于边缘地位，不管是囚犯还是看守。女囚犯的总体比例确实飞快上升——从1938年夏末的3.3%上升到了一年后的11.7%——但拉文斯布吕克在规模和严格程度上依然落后于男子集中营。[344]不管怎样，它的出现都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党卫队对女囚从传统的拘禁到新统治形式的转变。[345]

女子集中营是集中营体系后来新增的部分。集中营体系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建立并巩固，1934年底时，人们曾以为它会退出历史舞台。但仅仅3年之后，集中营已经成了第三帝国的常设机构，不受法律约束，由国家资助，并由新的机构——集中营督察组管理。党卫队吸取自己第一座集中营达豪的经验，为集中营体系的发展绘制了基本蓝图。集中营体系的关键特征是统一的行政结构、相同的建筑布局、专业的人才队伍，以及系统化的惩罚机制。党卫队系统的同步扩张——囚犯总数从1935年夏天的约3800人上升到1937年末的7746人——指向了集中营另一个关键的方面，由汉娜·阿伦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次着重提出。在一个彻底的极权主义国家，比如第三帝国，政权稳固后恐怖行动并不会减少。即使国内的政治反对派减少了，纳粹领导人依然会追求更极端的目标，所以集中营体系才会不断扩张。[346]直到1937年底，这种扩张仍没有停止；相反，这只是开始。

[1] 罗姆之死，参见StAMü，GStA beim OLG München Nr. 2116，LG München，Urteil，May 14，1957，quote on page 46；致命一击无疑是利珀特下的手，虽然法官无法百分之百确定这项罪名。See also ibid.，Nr. 6237，Vernehmung W. Kopp，May 27，1953；ibid.，StA Nr. 28791/40，Dr. Koch，Niederschrift，July 1，1934；ibid.，Nr. 28791/1，Bl. 13-16：Vernehmung Dr. Koch，January 25，1949；ibid.，Nr. 28791/3，Bl. 72-75：Vernehmung W. Noetzel，June 28，1949。据说艾克在1933年夏天射杀了一名达豪囚犯（Richardi，Schule，187），但这是个例，因为他极少亲自动手。

[2] 本段和前一段参见Kershaw，Hubris，499-517。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180-84；Höhne，Orden，90-124.

[3] 引用和希特勒的演讲，参见Kershaw，Hubris，514。达豪党卫队和大清洗，参见StAMü，StA Nr. 28791/3，Bl. 5-7：Vernehmung M. von Dall-Armi，May 5，1949；ibid.，Bl. 61-64：Vernehmung J. Hirsch，June 27，1949；ibid.，Bl. 103：Vernehmung M. Müller，July 19，1949；ibid.，Nr. 28791/6，Bl. 406-409：Vernehmung R. Dirnagel，June 3，1953；ibid.，Bl. 441-42：Vernehmung X. Hammerdinger，July 9，1953；ibid.，Nr. 28791/28，Bl. 36：Vernehmung T. Dufter，May 6，1949；ibid.，GStA beim OLG München Nr. 2116，LG München，Urteil，May 14，1957，18-19；Höhne，Orden，101。

[4] StAMü，StA Nr. 28791/28，Bl. 53-54：KOK Schmitt，Schlussbericht，June 17，1949；Kershaw，Hubris，especially pages 159，208-209.

[5] StAMü，StA Nr. 28791/28，Bl. 39-41，42-44：Vernehmung J. Steinbrenner，May 12，1949，May 25，1949；ibid.，Nr. 28791/6，Bl. 398-402：Vernehmung J. Steinbrenner，June 1，1953.

[6] StAMü，StA Nr. 28791/3，Bl. 5-7：Vernehmung M. von Dall-Armi，May 5，1949；ibid.，Bl. 57-58：Vernehmung A. Pleiner，June 22，1949；ibid.，Nr. 28791/6，Bl. 398-402：Vernehmung J. Steinbrenner，June 1，1953.

[7] DaA，Nr. 24658，Bestattungsamt Munich，Ordner：Poliz. Opfer allg.，n.d.，Abschrift.

[8] 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 11；ibid.，Nr. 28791/6，Bl. 403-405：Vernehmung W. Noetzel，June 2，1953；ibid.，Nr. 28791/28，Bl. 35：Vernehmung A. Stadler，May 5，1949；BayHStA，StK 6299/2，Bericht des Politischen Polizeikommandeurs Bayerns，May 7，1935（感谢Kim Wünschmann提供本条文献）。

[9] StAMü，StA Nr. 28791/3，Bl. 61-64：Vernehmung J. Hirsch，June 27，1949；ibid.，Bl. 68-69：Vernehmung H. Reis，June 21，1949；ibid.，Bl. 70：Vernehmung L. Schmidt，June 30，1949.

[10] StAMü，StA Nr. 28791/6，Bl. 441-42：Vernehmung X. Hammerdinger，July 9，1953；ibid.，Nr. 28791/3，Bl. 5-7：Vernehmung M. von Dall-Armi，May 5，1949；ibid.，Bl. 12-13：Vernehmung J. Lutz，May 11，1949；ibid.，Bl. 72-75：Vernehmung W. Noetzel，June 28，1949；ibid.，Bl. 92：Vernehmung J. Klampfl，July 15，1949.

[11] Domarus，Hitler，vol.1，405. 关于7月2日达豪的谋杀，参见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11。

[12] 22名受害者姓名已知；Zámečník，Dachau，70。已知至少还有3人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被杀害，可能是达豪党卫队队员下的手；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p.13-15。

[13] StAMü，StA Nr. 28791/46，GStA Munich，EV，January 28，1952，pp.11-16；ibid.，Nr. 28791/32，KOK Schmitt，Schlussbericht，June 20，1949.

[14] Kershaw，Hubris，517-26. See also idem，“Myth，” passim.

[15] USHMM，1998.A.0247，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由Katharina Friedla从波兰语翻译为英语）。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Aumeier，Hans，20.8.1906.

[16] 1934年6月2日，艾克对利赫滕堡的指令，NCC，doc.148。

[17] 1936年8月10日，艾克对希姆莱所说，NCC，doc.152。

[18] Endlich，“Lichtenburg，” 32；Schilde and Tuchel，Columbia-Haus，35，123-25；StAMü，StA Nr. 28791/7，Vernehmung K. Launer，May 23，1949.

[19] StAMü，GStA beim OLG München Nr. 2116，LG München，Urteil，May 14，1957，56-59 quote on 55.

[20] Quote in IMT，vol.29，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ND：1919-PS，p. 145. See also ongerich，Himmler，184；von Papen，Papen，30-31. 1934年7月艾克得到晋升，但具体日期未知；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81。

[21] Quote in Breitman and Aronson，“Himmler-Rede，” 345.

[22] Longerich，Himmler，165-79，192-96；Gerwarth，Heydrich，102.

[2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19.

[24] 1934年4月，帝国内政部颁布的第一部全国范围内保护性拘禁的条例确认了盖世太保在实施集中营拘留方面的中心地位；Wachsmann，“Dynamics，” 20-21。

[25] 引用自1934年6月15日，希姆莱对梅泽堡（Merseburg）地区长官所说，in Tuchel，“Theodor Eicke，” 65。希姆莱下达指示的日期，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Lebenslauf，March 15，1937。

[26]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62-63；Mette，“Lichtenburg，” 144；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Eicke to Chef des SS-Amtes，June 2，1934.

[27] 艾克对利赫腾堡的指示，1934年6月2日，NCC，doc.148。

[28] BArchB（ehem. BDC），SSO，Schmidt，Bernhard，18.4.1890，Eicke to Chef des SS-Amtes，June 21，1934.

[29] 关于萨克森堡和霍恩施泰因，参见Baganz，Erziehung，251-52；OdT，vol.2，132。接管埃斯特尔韦根的日期不明，新指挥官洛里茨预计1934年7月9日接管埃斯特尔韦根（Riedel，Ordnungshüter，98），但他可能提前到了（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89）。

[30] 关于艾克的头衔，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Gesamtdienstbescheinigung，March 30，1943。

[31] Von Papen，Papen，25-30；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84-86；Mühsam，Leidensweg，43-48；Kreiler，“Tod，” 106；Hirte，Mühsam，311.

[32] OdT，vol.2，132，180. 希姆莱参与关闭奥拉宁堡，参见BArchB，NS 4/Sa 18，Bl. 118：KL Oranienburg to Bürgermeister Fuchs，July 14，1934。

[33] 艾克的主导地位，参见BArchB（ehem. BDC），SSO，Loritz，Hans，21.12.1895，Kommandantur Dachau to H. Loritz，June 29，1934。

[34] Riedel，Ordnungshüter，113. 萨克森堡显然在1935年就引入了达豪的规章制度；Baganz，Erziehung，266-69。

[35] Riedel，Ordnungshüter，85-116，quote on 116. 在达豪，洛里茨作为附近“党卫队-救济会”（奥地利党卫队队员营）的主管，给艾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6]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72.

[37] Himmler directive，December 10，1934，NCC，doc. 72；Rürup，Topographie，1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09-10，220，294，347-48. 艾克和海德里希向希姆莱汇报，既作为党卫队官员，也作为政府官员。

[38] 1935年7月8日，希姆莱给盖世太保的备忘录，NCC，doc. 73；Sydnor，Soldiers，21-22；BArchB，R 58/264，Bl. 50-52：Heydrich Anordnung，May 31，1934。集中营指挥官如果反对盖世太保的释放命令，可以向希姆莱申诉；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86：IKL to LK，November 6，1936。

[3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10，223-25，229，238-40；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59-60.

[40] 五座集中营是达豪、利赫滕堡、埃斯特尔韦根、萨克森堡和哥伦比亚屋（柏林）；参见示意图2。

[41] 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60-61. 参见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沙赫特（Schacht）的备忘录，1935年5月3日，in Hockerts and Kahlenberg，Akten，567-70；德国驻英国大使的报告，1935年1月26日，NCC，doc. 278；Longerich，Himmler，203；Gruchmann，Justiz，545-47。

[42] See PMI，circular，April 24，1933，NCC，doc. 6；Krause-Vilmar，Breitenau，107.

[4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93-94；Kube，“Göring，”78.

[44] Quote in Prussian MPr，announcement，December 9，1933，NCC，doc.18.See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04-10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36-37. 1933年末德国其他地方的大赦，参见Baganz，Erziehung，223-24。

[45] 基本背景参见Pingel，Häftlinge，25，51。

[46] Schumacher，M.d.R.，302. 埃伯特活了下来，后来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高级政客。

[47] 弗里克的观点也反映在 RdI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April 12，1934，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1235-38。See also ibid.，1200；Gruchmann，Justiz，547-49；FZH，353-31，“Schutzhaft，” Frankfurter Zeitung，March 13，1934。

[48]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BArchB，R 43 II/398，Bl. 92：Übersicht Schutzhaft，n.d.；Langhoff，Moorsoldaten，315.

[49]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40.

[50] GStA PK，I. HA，Rep. 77，Nr. 484，Bl. 115：Hitler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August 7，1934；Gruchmann，Justiz，334-36.

[51]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Hett，Crossing，205-207. 关于党卫队守卫，参见ITS，ARCH/KL Sachsenburg 1，Bl. 6：Beurteilung A. Cieslok，September 7，1934。关于埃斯特尔韦根，参见Lüerβen，“‘Wir，’” 465。

[52] GStAPK，I. HA，Rep. 90P，Nr. 137，Bl. 63：“Weitere Schutzhaftentlassungen，” n.d.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87.

[53] Wachsmann，Prisons，68-71，112-18，372-75，392-93.

[54] Quote in Sarodnick，“‘Haus，’” 347. 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83-101，375-76。

[55] Wachsmann，Prisons，101-11，398-99.See also Knoch，“‘Willkür，’” 39-44.

[56] Wachsmann，Prisons，168.

[57] RJM proposal，n.d.（1935），IMT，vol.26，ND：785-PS，quotes on 308；Baganz，Erziehung，286-89；Gruchmann，Justiz，368-71.

[58] Quote in Domarus，Hitler，vol.1，422. 希特勒没有指名道姓地提到什切青集中营。被处决的人里还包括其前任指挥官。详情参见“Ein Interview Ministerpräsident Görings über die Sicherheit in Deutschland，” VöB，April 22-23，1934；Rudorff，“Misshandlung，” 62-63；Gruchmann，Justiz，348-52；RJM proposal，n.d.（1935），IMT，vol.26，311，ND：785-PS。

[59] Gruchmann，Justiz，364-65；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83，163，181-83，387.

[60] 为配合党卫队的回应，希姆莱命令指挥官们私下将非正常死亡的囚犯人数报给自己；BArchB，NS 4 Bu/12，Eicke to LK，May 24，1935。

[61] 希姆莱在帝国农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11月12日，in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2，301-302。盖世太保指责国外报纸试图“为废除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制造气氛”；Gestapo to Foreign Ministry，March 12，1935，NCC，doc.263。

[62] Eicke quote in Best to Göring，September 27，1935，NCC，doc.120. See also Gruchmann，Justiz，647；Dillon，Dachau，chapter 4.

[63] Gruchmann，Justiz，564-70.See also BArchB，R 3001/alt R 22/1467，Bl. 74-75：Evangelische Kirche to RJM，May 4，1935. 艾克对居特纳的看法，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Lebenslauf，March 15，1937。

[64] Himmler to Göring，December 6，1934，NCC，doc. 71.

[65]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12，306.

[66] Quotes in Himmler speech to Staatsräte，March 5，1936，NCC，doc. 78（第一处引用从希姆莱的原稿里被删去了）。详情参见Wachsmann，“Dynamics，” 22；Longerich，Himmler，204-207。

[67] See 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关于引用，参见idem，Best，163，178。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97-307.

[68] See Thamer，Verführung，376-78.

[69] 希姆莱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

[70]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174-77：Reichstatthalter to Bay. MPr，March 20，1934. See also ibid.，Bl. 215：Aktennotiz，March 12，1934，March 15，1934；Bauer et al.，München，quote on page 230；BArchB，R 43 II/398，Bl. 92. 详情参见Fraenkel，Dual State，passim；Wachsmann，Prisons，3，379-83。

[71]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132-41：MdI to Bay. MPr，April 14，1934. See also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3.

[72] 在巴伐利亚，保护性拘禁犯的总体数目从3500人（1934年2月）减少到2343人（1934年4月）；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

[73]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23：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

[74]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 9-12：Himmler to Sk Bayern，November 15，1934.

[75] Longerich，Himmler，201.

[76] Gestapa，Lagebericht Marxismus，August 23，1935，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127；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95，106.

[77] Frick to Bavarian Sk，January 30，1935，NCC，doc. 114；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7-308.

[78] 1934年秋天的数据：达豪1744人（1934年10月）；埃斯特尔韦根150人（1934年10月）；利赫滕堡369人（1934年8月8日）；萨克森堡不到200人（1934年10月）。See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Lüerβen，“‘Wir，’” 465；Mette，“Lichtenburg，” 154；Baganz，Erziehung，254.

[79] 希特勒单独提及集中营，参见Domarus，Hitler，vol.2，527；ibid.，vol.3，1459；ibid.，vol.4，1658。

[80] 德国警察日演讲，1939年1月29日，NCC，doc. 274。希姆莱补充说，此类批评“特别是来自国外”。这是纳粹领导人惯用的招数，指责外国人传播“暴行故事”，避免公开指责也这样做的德国人。德国国内对集中营的持续不安情绪，参见Schley，Nachbar，90-91；Gestapa II A 2，Bericht，June 27，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461。

[81] Kershaw，“Myth，” especially pages 257-58.

[82] 早期有关集中营的一段私人讨论，参见Fröhlich，Tagebücher，I/2/III，October 12，1933。

[83] 希特勒最初是对《每日邮报》的一名记者做了这些评论；VöB，February 19，1934，in Domarus，Hitler，vol.1，364-65。

[84] GStAPK，I. HA，Rep. 77，Nr. 484，Bl. 115：Hitler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August 7，1934；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Frick to Sk Bayern，October 5，1934.国外的报道，参见“Prisoners in Germany，” The Times，September 3，1934。

[85] 起初，希特勒反复做出策略性的让步，以显示自己是一个有节制的人，特别是对他那些民族保守主义盟友。例子参见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840（n. 1）；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50。

[86] Cited in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52. 希姆莱视察，参见BArchK，N 1126/7，Bl. 16：Himmler diary entries for February 15 and 16，1935。

[87]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9-10.

[88]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82-87.

[8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25-26，324-25. 希特勒做决策的时机，参见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152。落实决定需要一些时间；Pohl to Grauert，December 4，1935，NCC，doc.75。

[90] Eicke to Sauckel，June 3，1936，in NMGB，Buchenwald，55-56.

[91]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30，258，26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60.

[92]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353. 1936年春天，希姆莱对帝国司法部就法律代表做出了一个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落实；Longerich，Himmler，209。

[93] Baganz，Erziehung，291-92；Gruchmann，Justiz，373-74. 这不是希特勒第一次干预这样的事情；ibid.，365-66。

[94] 一个例外，参见下文提到的弗里德里希·魏斯勒的案件。

[95] 党卫队的阻碍，参见BArchB，R 3001/21522，Bl. 9-18：AG-Rat Hans，Dienstliche Äusserung，July 26，1938。

[96] Tuchel and Schattenfroh，Zentrale，89-92，112，118-25；Longerich，Himmler，204，207-209；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66-67，72-73；Heydrich decree，January 16，1937，NCC，doc. 84. 作为警方的领袖，希姆莱正式从属于帝国内政部部长弗里克。

[97] Wachsmann，Prisons，68-69，212-15；Neliba，“Frick.”

[98] Kube，“Göring，” 73-75.

[9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9.

[100]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See also ITS，HIST/SACH，Sachsenburg，Ordner 1，Bl. 7：KL Sachsenburg，Zusatzbefehl，August 10，1935；ibid.，Bl. 24：Wachtruppenbefehl，August 24，1935；ibid.，Bl. 33：Befehl，August 1935（感谢Stefan Hördler与我分享这些和其他的文件）。

[101] Himmler to RJM，November 6，1935，in Tuchel，Inspektion，43.

[102] 例子参见Bormann to Wernicke，January 29，1940 and November 26，1940，in IfZ，Akten，vol.1，481，539。

[103]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09-10，324.

[104] Quotes in BArchB，R 58/264：Bl. 142：Heydrich to Stapostellen，July 29，1935. 在希姆莱的领导下，自1935年春天以来，德国警方加快了对共产党嫌疑人的抓捕；Longerich，Himmler，202-20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11-12。

[105] BArchB，NS 19/1447，Bl.17：Führervortrag，October 18，1935. 详情参见Herbert，“Gegnerbekämpfung，” 72。

[106] 参见第3章。

[107] Deutsches Recht，April 15，1936，NCC，doc. 123.

[108] 这个术语参见Hüttenberger，“Polycracy”。

[109] 1935年夏天的囚犯人数：哥伦比亚屋400人（估计），达豪1656人（1935年7月），埃斯特尔韦根 322人（1935年6月10日），利赫滕堡706人（1935年6月10日），萨克森堡678人（1935年6月10日）。See Schilde，“Tempelhofer，” 77；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03；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04.

[11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39.

[111] 一些导火索，参见Gruchmann，Justiz，599-602。

[112] 实际上，经常无法严格按照这样的区分来执行。有时警察会将一些犯法者直接拖进集中营，常规的监狱仍然关押着数百名保护性拘禁犯，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这样的；Wachsmann，Prisons，171-72。

[113] Wachsmann，Prisons，171，175-83，quote on 179.

[114] GStA Jena to RJM，September 30，1937，NCC，doc. 129.

[115] Kershaw，Nemesis，5-9；Domarus，Hitler，vol.2，632-33.

[116] Morsch，“Formation，” 87-89，101；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39-41.

[117] OdT，vol.2，58. See also Georg et al.，“Why.”

[118] Sachsenhausen Song，NCC，doc. 224. 背景参见Fackler，“Lagers Stimme，” 336-38。

[119]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11-17，129-33，138-41，191-93；Morsch，“Formation，” 126-29，Heilmann quote on 127；Wachsmann，Prisons，104；Danckwortt，“Jüdische ‘Schutzhäftlinge，’” 156；Schilde，“Tempelhofer，” 77-80. 另外一个有利于萨克森豪森新集中营建成的因素就是党卫队看守的存在（从哥伦比亚屋调来的），他们驻扎在旁边的奥拉宁堡城堡。哥伦比亚屋后来被拆，在那里建起了滕佩尔霍夫机场，这也是它关门的原因之一。

[120] 这个时期，在艾克的集中营督察组掌管之外最后残存的早期集中营也被接管或者再次指派：巴特苏尔察集中营，由图林根州内政部建于1933年，在1936年4月1日被集中营督察组接管（Wohlfeld，“Hotel”）；汉堡-富尔斯比特尔在1936年成了警方的一处监狱（Diercks，“Fuhlsbüttel，” 305）；科斯劳是位于巴登的一处早期集中营，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都是作为“拘留营”的（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29-30）。希姆莱1937年的预约日志记录着他与艾克曾九次会面（甚至可能更多）；IfZ，F 37/19。

[121] OdT，vol.3，301-30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35-38；Eicke to Himmler，July 24，1937，NCC，doc. 89；Koch to Gommlich，July 28，1937，in Schnabel，Macht，125；Moore，“Popular Opinion，” 223；Burkhard，Tanz，138. 艾克5月18日游览了埃特斯山，希姆莱则是5月22日；Wildt，“Terminkalender，” 686-87（n.68）。

[122] 第一批被送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来自萨克森豪森，其中也吸收了许多萨克森堡的囚犯。1937年9月9日，最后一名萨克森堡的囚犯也启程前往布痕瓦尔德。巴特苏尔察集中营于1937年8月1日正式关闭。利赫滕堡作为一座男子集中营，于1937年8月18日关闭。See OdT，vol.3，302；NMGB，Buchenwald，698；Wohlfeld，“Hotel，” 275；Baganz，Erziehung，283；Endlich，“Lichtenburg，” 20-21；Morsch，“Formation，” 133-34；Hett，Crossing，210-19.

[123] 集中营周围的党卫队建筑也一样；OdT，vol.3，303。

[124] Zámečník，Dachau，86-88；Riedel，Ordnungshüter，188-89.

[125] 关于“现代”营的资料，参见Eicke to Sauckel，June 3，1936，in Schnabel，Macht，121-22；Himmler to RJM，February 8，1937，NCC，doc.85。

[126] Morsch，“Sachsenhausen—ein neuer Lagertypus？”；Kaienburg，“Systematisierung.” 这些连续性意味着党卫队在1936～1937年并没有创造一个全新的集中营类型；cf. Orth，System，35-36。

[127] 1936年11月1日，集中营关押了4761名囚犯；German Foreign Ministry to diplomatic missions，December 8，1936，NCC，doc.82。关于这两座集中营的规划，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93；Eicke to Thür. MdI，October 27，1936，in Schnabel，Macht，123。集中营的建筑，参见Gabriel，“Biopolitik，” especially page 207。

[128] 希姆莱此话参照的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Himmler to RJM，February 8，1937，NCC，doc. 85。他在1937年1月20日视察了这座营；IfZ，F 37/19，Himmler diary。老集中营里的空间限制，参见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54：Helwig to IKL，April 18，1937。

[129] Morsch，“Formation，” 102；OdT，vol.3，302-303.

[130] OdT，vol.1，210-29；ibid.，vol.3，303-305，321；Neurath，Gesellschaft，37-44；Naujoks，Leben，48，52，68，98-100；Morsch，“Formation，” 93-101；Gabriel，“Biopolitik，” 207，210-11.

[131] Steinbacher，Dachau，174，178-9，205-206.

[132] 例子参见Künstler to Salpeter，March 9，1939，NCC，doc. 292；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30。即便是从1933年起就没有挪过地方的达豪，如今也变得更加隐蔽；Steinbacher，Dachau，132-34。

[133] Steinbacher，Dachau，93-100，126-29，137-44，181；Schley，Nachbar，43-63，79-8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50-51，181，275-80；idem，Wirtschaft，123-29；Moore，“Popular Opinion，” 144-57. 关于利赫滕堡，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27；Decker，“Stadt，” 210-11。

[134] 大多数当地人都不得接近集中营，甚至在公开场合谈论集中营都会感到不安。See Steinbacher，Dachau，181，185；Litten，Mutter，189-90；A. Bettany，Reader’s Letter，The Times，April 21，1945.

[135] 1939年1月29日德国警察日上的演讲，NCC，doc. 274。

[136] 在达豪、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和其他集中营里也增加了这个标语，不过有些细微的变动；Riedel，Ordnungshüter，206；Naujoks，Leben，135-36；Maršálek，Mauthausen，66。

[137] Riedel，“‘Arbeit.’” 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Gross-Rosen），党卫队也在囚犯营区入口处写上了“劳动使人自由”的标语。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选择了一个不同的标语，将“各得其所”刻在了大铁门上。集中营里正门的重要意义，参见Sofsky，Ordnung，75-77。

[138] Naujoks，Leben，136.

[139] 另外一种不同的观点，不考虑党卫队所说的一切“改革”，参见Sofsky，Ordnung，317。

[140] Quote in special camp order for Esterwegen，August 1，1934，NCC，doc. 149. 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327-64；Himmler to A. Lehner，May 18，1937，NCC，doc. 226. 纳粹用集中营来教育“民族同志”，参见Patel，“‘Auslese’”；Buggeln and Wildt，“Lager，” 227-33。

[141] 数以万计的集中营囚犯在这一时期被释放，包括1938年11月种族清洗后被捕的大多数犹太人；参见第3章。

[142] 1939年1月29日德国警察日上的演讲，NCC，doc. 274；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 83。

[143] Quotes in speech at SS Gruppenführer conference，November 8，1937，NCC，doc. 94. 德国犯罪学理念，参见Wachsmann，Prisons，22-27，46-54；Wetzell，Inventing，107-289。

[144] 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1937年1月15～23日，NCC，doc.83。

[145] 例子参见Sydnor，Soldiers，30；Shirer，Rise，271-72。

[146] 一个典型的例子，参见Kogon，Theory。

[147]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08，原文中最后一句大写的话。

[148] Quote in 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 151. 在这份历史性的文献中，党卫队骷髅部队（SS Totenkopfverbände）一词通常专门用来指党卫队看守团（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25；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56）。但是，在集中营指挥参谋部和集中营督察组工作的党卫队队员（包括艾克在内）也在此列，他们的衣服上都有骷髅头的标志（IfZ，Fa 183，Bl. 30-31：SS-Hauptamt，Abzeichen der SS-Wachverbände，March 9，1936；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3；MacLean，Camp，312）。“集中营党卫队”（Camp SS）一词的起源，见Orth，SS，12。

[149] Broszat，Kommandant，84. “政治军人”一词，参见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148。

[150] Reichardt，Kampfbünde，570-74.

[151] 希姆莱在第一次以慕尼黑警察局局长的身份接受采访时把自己形容为“军人”；“Der neue Geist im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ium，” VöB，March 15，1933。

[152] VöB，March 4，1943. 艾克之死，参见Sydnor，Soldiers，271。

[153] Quotes in 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 152.See also Kühne，Kameradschaft，271-79；Reichardt，Kampfbünde，590-93，671-73；Dillon，“Dachau，” 94-97.

[154]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155] Quote in regulations for Esterwegen，August 1，1934，NCC，doc. 150. See also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56] 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151.See also Broszat，Kommandant，84.

[157] 关于男子气概与集中营党卫队，参见Dillon，“Dachau，” 98-126。

[158] 希姆莱的视察，参见OdT，vol.4，20，293-94；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03-304；Baganz，Erziehung，278。与艾克的会面，参见Wildt，“Terminkalender，” 685-86。

[159] Quotes in Dicks，Mass Murder，104. See also AS，J D2/43，Bl. 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

[160]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61]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95，25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18-20，230-31.

[162] IfZ，Fa 127/1，for the issues 1 to 6，涵盖的时间为1937年2月到7月。

[163]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46-47，160，195. See also Tuchel，Inspektion，50；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56；Segev，Soldiers，153.

[164]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纳粹对官僚政治的厌恶，参见Caplan，“Civil Service，” especially page 49。

[165] 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 152.

[166] Riedel，Ordnungshüter，150；Morsch，Sachsenburg，353.

[167] 马克斯·韦伯对魅力型领袖的概念及其在纳粹统治中的运用，参见Kershaw，“Myth，” 8-10。

[168] 鲁道夫·霍斯就是其中之一，他坚信艾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勇猛地战斗，随后因为他在被占领的莱茵兰地区从事反抗斗争而被法国人判处死刑；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69] Ibid.；Segev，Soldiers，133-36；Dicks，Mass Murder，104. Quote in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170] Quote in Segev，Soldiers，149. 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Dicks，Mass Murder，99；Dillon，“Dachau，” 97，197.

[171] Quote in Segev，Soldiers，149. 关于哈塞布勒克，参见Orth，SS，118-24。关于党卫队军官学校，参见Wegner，Soldaten，149-71。

[172] Quote in IfZ，MA 312，Rede bei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 详情参见Longerich，Himmler，319-22。

[173] 例子参见Commandant’s order，Buchenwald，August 30，1937，NCC，doc.1。

[174] Ehrenwörtliche Verpflichtung，September 7，1938，cited in Dillon，“Dachau，” 140. 二战期间，集中营党卫队依旧会签署此类声明；Mailänder Koslov，Gewalt，147。

[175] 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March 1，1937，NCC，doc. 155. 希姆莱之前的警告，参见BArchB，R 58/264，Bl. 69：Gestapa to Dienststellen，September 5，1934。

[176] 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June 4，1937，NCC，doc. 157. 艾克偶尔也会在私下里责备集中营党卫队虐待犯人的行为；Riedel，Ordnungshüter，156。

[177] Quote in BArchB，R 58/264，Bl. 69：Gestapa to Dienststellen，September 5，1934.

[178] OdT，vol.1，59-61.

[179] 一段生动的描写，参见IfZ，F 13/7，Bl. 397-420：R. Höss，“Lagerordnung für die Konzentrationslager，” October 1946。

[180] 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74：IKL to Kommandanturen，October 9，1935.

[181] Buggeln，Arbeit，352.

[182] StAMü，StA Nr. 34479/1，Bl. 93-97：Lebenslauf H. Steinbrenner，n.d.（c. late 1940s），Bl. 95；ibid.，Nr. 34430，Bl. 21-22：LG München，Urteil，July 8，1948.

[183] 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1-96，ND：778-PS；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93.

[184] Riedel，Ordnungshüter，182；NCC，doc. 208；OdT，vol.3，335；Union，Strafvollzug，26-27. 正式来说，囚犯不应该被裸身鞭打，但党卫队经常不按规矩办事。

[185] 这项刑罚的地位存在争议。它并没有被列入党卫队官方记载的惩罚（YVA，O-51/64，Bl. 16-17：Strafverfügung），这使历史学家假设说它不是官方的处罚方法（OdT，vol.3，337）。然而，它在1933～1934年被纳入艾克的惩罚规定，而这个规定正是其他集中营制定正式管理规则的基础（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5，ND：778-PS；USHMM，RG-11.001M.20，reel 91，1367-2-19，KL Esterwegen，Disziplinar-u. Strafordnung，August 1，1934）。

[186]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10；Richardi，Schule，136；Lüerβen，“‘Wir，’” 125. 关于中世纪的起源，参见Schmidt，“Tortur，” 212-13。

[187] Pretzel，“Vorfälle，” 133-35，quote on 148-50. See also DaA，9394，A. Lomnitz（later A. Laurence），“Heinz Eschen zum Gedenken，” July 3，1939；Richardi，Schule，136-39；NCC，docs. 216 and 217；Kohlhagen，Bock（写于1945年），20，136-37。

[188] Disziplinar- u. Strafordnung für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YVA，O-51/64，Bl. 16-17：Strafverfügung；NCC，doc. 217.

[189]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

[190] Neurath，Gesellschaft，134-35；anonymous report，c. 1936，NCC，doc. 208.

[191] 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March 1，1937，NCC，doc. 155.

[192] Naujoks，Leben，67.

[193] 例子参见Riedel，Ordnungshüter，189。详情参见Kaienburg，“Systematisierung，” 59-60。

[194] See Fraenkel，Dual State.

[195] M. Simon to Führer der Sturmbanne，June 10，1938，in Merkl，General，119.See also Zámečník，Dachau，100-101.

[196] 魏斯勒受虐案涉及的另一名萨克森豪森看守，即党卫队三级小队长古特哈特（Guthardt）在判决前便自杀了。LaB，A Rep. 358-02，Nr. 1540，Notiz，April 5，1937；ibid.，GStA Berlin to RJM，June 3，1937；ibid.，Justizpressestelle to GStA Berlin，November 17，1938；Morsch，Mord，71-77；The Times，Letters to the Editor，March 11，1937，p. 12.经此事后发达的党卫队队员里面包括党卫队二级小队长雅洛林（Jarolin），当魏斯勒被杀时，他正在地堡里执勤；Riedle，Angehörigen，69，78；Zámečník，Dachau，305-306；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2-24。

[197]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7，51；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3.

[198] IfZ，Fa 183，Bl. 30-31：SS-Hauptamt，Abzeichen der SS-Wachverbände，March 9，1936. 到1937年底，每座集中营平均有112名指挥参谋部成员；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7，51（不包括利赫滕堡女子集中营）。

[199] Service Regulations for Escorts，October 1，1933，NCC，doc. 146；Orth，SS，34-35；idem，“Personnel，” 45-4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7-40，62-64，172-77；Burkhard，Tanz，99-100，103-104. 从1937年4月开始，在达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有三支骷髅部队兵团（SS-Totenkopfstandarten）驻扎。第四支在1938年入驻毛特豪森。起初，弗洛森比格没有独立的大队。

[200] Orth，SS，35；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43，150；Riedle，Angehörigen，43-47，54，130.

[201]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7，51（excluding Lichtenburg）.

[202] Longerich，Himmler，312-13；Dillon，“Dachau，” 112-13；IfZ，Fa 127/1，Bl. 4-5：Merkblatt für die Einstellung in die SS-TS，1939.

[203] Dillon，“Dachau，” 142-47.

[204] Quotes in Order of the Death’s Head units，July 6，1937，NCC，doc. 159；order of the SS Death’s Head units，May 4，1937，ibid.，doc.156；BArchB，NS 19/1925：Bl. 1-9：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IfZ，MA 312，Himmler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See also Himmler speech at a Wehrmacht course，January 15-23，1937，NCC，doc. 83.

[205]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7. See also Dillon，“Dachau，” 149.

[206] Dillon，“Dachau，” 142-46. See also NCC，doc. 159.

[207]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38，87. 显然，绝大多数申请者都加入了集中营党卫队；Riedle，Angehörigen，75；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58。

[208] Dillon，“Dachau，” 142，150-52；IfZ，Fa 127/1，Bl. 4-5：Merkblatt für die Einstellung in die SS-TS，1939；Steiner，“SS，” 432.

[209] Quote in Dicks，Mass Murder，135. See also Sydnor，Soldiers，25；Orth，SS，76，129-32；Dillon，“Dachau，” 114-15，145，170；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69-72；DAP，Vernehmung R. Baer，December 29，1960，3035.

[210] Quote in Neuer Vorwärts，February 14，1937，NCC，doc.180.See also Dillon，“Dachau，” 109-11，115，139-40，161-63，180-81；OdT，vol.3，40-41；Eicke to Himmler，August 10，1936，NCC，doc. 152.

[211] Quotes in Arbeiter-Illustrierte Zeitung，May 23，1935，NCC，doc. 177；Eicke order，April 29，1936，in ibid.，doc. 153.集中营党卫队中的不满，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63-64。

[212] Boehnert，“Sociography，” 116，239-40；Riedle，Angehörigen，102-13.

[213] OdT，vol.1，131-32；Riedle，Angehörigen，134；Dillon，“Dachau，” 140，190. 到1942年，集中营指挥官有权将人从看守团调到指挥参谋部；NAL，HW 16/21，GPD Nr. 3，October 17，1942。

[214] Orth，SS，105-15；Broszat，Kommandant，passim；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

[215] KL Dachau，Protokoll，April 18，1934，in Friedlander and Milton，Archives，vol.XI/2，doc. 17. See also Riedle，Angehörigen，72，79-83；Dillon，“Dachau，” 191-92；Morsch，“Formation，” 170-74.

[216] 基于一项对党卫队现役指挥官的调查（1934～1939年），大量数据来自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71-96。See also Orth，SS，79-81.

[217] Orth，SS，39-40；OdT，vol.1，61-63. 详情参见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4-9。

[218] OdT，vol.1，59；ibid.，vol.3，41.

[219] OdT，vol.1，61.

[220] BArchB，NS 3/391，Bl. 1-2：Zweck und Gliederung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n.d.；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86. 奥拉宁堡发展出一套与1933年的达豪集中营相近的组织结构（OdT，vol.1，58）。

[221] Quote in Kogon，Theory，53.See also Tuchel，“Registrierung”；OdT，vol.1，65-66；Orth，SS，46-48，66-71.

[222] Hahn，Grawitz，42-57，96-106，154-55；Orth，SS，45；Morsch，“Formation，” 166-67.

[223] Orth，SS，41-44，71-75.

[224]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39. See also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17-21；Orth，SS，40-41，63；OdT，vol.1，66-68；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68；StAMü，StA Nr. 34588/2，Bl. 95-106：Vernehmung K. Kapp，November 14-16，1956，Bl. 98.

[225]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34.See also ibid.，84-85，266；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Hördler，“Ordnung，” 39，44；Riedle，Angehörigen，56.

[226] 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 151.

[227] 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 104-15：Befehlsblatt SS-TV/IKL，April 1，1937；Morsch，“Formation，” 114-16，120-22；Schwarz，Frau，112-15；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50-51；Dillon，“Dachau，” 111.

[228] 一个例子参见Broszat，Kommandant，103-104，132-34。

[229] Commandant’s order for Buchenwald，August 3，1937，August 30，1937，NCC，docs. 167 and 168；BArchB，NS 31/372，Befehlsblatt SS-TV/IKL，June 1937，Bl. 69；ITS，HIST/SACH，Sachsenburg，Ordner 1，Bl. 73：Wachtruppenbefehl，October 21，1935.

[230] Naujoks，Leben，64，68，131，quote on 150；instruction by Himmler，July 21，1938，NCC，doc. 161；OdT，vol.3，33.

[231] Quote in Dicks，Mass Murder，103，“KZs” in the original.See also ibid.，138；Orth，SS，especially pages 151-52；Broszat，Kommandant，49，233-34；Warmbold，Lagersprache，122-43. 详情参见Rouse，“Perspectives”；Gioia et al.，“Organizational identity”。

[232] Riedel，Ordnungshüter，175，205-209；BArchB，R 2/28350，Chronik der SS-Lageranlage Dachau，March 1，1938；Dillon，“Dachau，” 105；Orth，SS，88，145.

[233] Orth，SS，151. See also Sofsky，Violence，24-27；Kühne，Belonging，91，168-69.

[234] Steinbacher，Dachau，179-80；Dillon，“Dachau，” 81-84.

[235] Buggeln，Arbeit，344-48；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97.

[236] 例子参见Naujoks，Leben，38-39，62-64。

[237] 1937年三大集中营月平均死亡数字（达豪41人；萨克森豪森44人，包括死于柏林州立医院的囚犯；布痕瓦尔德，1937年7月到12月间53人）；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AS，Totenbuch des KZ Sachsenhausen；http：//totenbuch.buchenwald.de。

[238] 估算的数字里包含了达豪集中营内清除罗姆派系时的受害者。自杀的情况，参见Goeschel，“Suicide，” 630-32。

[239]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98. See also ibid.，97-98，101；Sydnor，Soldiers，27-28；NCC，doc. 174；ITS，HIST/SACH，Sachsenburg，Ordner 1，Bl. 22：Wachtruppenbefehl，August 21，1935；Dillon，“Dachau，” 178-80；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28.

[240] Sofsky，Ordnung，134；Neurath，Gesellschaft，117.

[241] Broszat，Kommandant，81-83；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70. 1937年，艾克放宽了指令：并不需要整个排都参加，只有从指挥参谋部挑选出的长期学员（有两年或以上经验）才必须参加鞭刑；骷髅部队的指令，March 1，1937，NCC，doc.155。

[242] Dicks，Mass Murder，100-101.

[243] 例子参见Broszat，Kommandant，85-86。

[244] 例子参见NCC，doc. 180；Lüerβen，“‘Wir，’” 119-20；DAP，Vernehmung F. Hofmann，April 22，1959，3850。

[245] 引用参见AS，J D2/43，Bl. 59-72：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3，1957，Bl. 71；Lüerβen，“‘Moorsoldaten，’” 195。详情参见Dillon，“Dachau，” 125，190，233，241；Broszat，Kommandant，83；Hördler，“Ordnung，” 49；Trouvé，“Bugdalle，” 33；Sofsky，Ordnung，262-63；Springmann，“‘Sport，’” 91-92。

[246] 有关纳粹暴行的讨论，参见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88-94。

[247] Quotes in Broszat，Kommandant，102；Eicke to commandant offices，December 2，1935，NCC，doc. 151.See also Segev，Soldiers，122，135；Orth，SS，131-34；Riedle，Angehörigen，237-39；Dicks，Mass Murder，101；Dillon，“Dachau，” 115，118-19；Zimbardo，Lucifer，221，259.被开除出集中营党卫队的现象很普遍：在1937年为期六个月的训练中，大概有200人落选。一些党卫队队员被欺凌至自杀，这也就解释了集中营党卫队中非同寻常的高自杀率；Segev，Soldiers，128。

[248] Tuchel，“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 337-39；Dillon，“Dachau，” 82-83，200-201.

[249] Orth，SS，101；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95.

[250] 本段及前一段，参见Dillon，“Dachau，” 183-84，201-202，214-15，guard quote on 202；Schilde and Tuchel，Columbia-Haus，67-69，Eicke quote on 68；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9。关于同志情谊，参见Kühne，Belonging，83。

[251] Riedel，Ordnungshüter，31-134.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Loritz，Hans，21.12.1895，Loritz letter，June 19，1934.

[252] Riedel，Ordnungshüter，141-42，178-82，Loritz quotes on 142，144；Dillon，“Dachau，” 204，222，Loritz quote on 203；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prisoner quote on 36；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

[253] Riedel，Ordnungshüter，143-49，quote on 145；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 201-204；Dillon，“Dachau，” 214-16，226-27，233，237；Nazi-Bastille，37；Hördler，“Ordnung，” 78. 达豪死亡率，参见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

[254] 大背景参见Orth，SS，127。洛里茨在1939年底迁往萨克森豪森，1940年3月11日接到正式任命，参见Riedel，Ordnungshüter，217-29。

[255] Orth，SS，63（n. 18）；Dillon，“Dachau，” 242-43；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 204；NCC，docs. 145 and 208. 关于作为未来集中营指挥官跳板的达豪，参见Hördler，“Ordnung，” 58。

[256] Riedle，Angehörigen，50（n. 50），135，157，223；Morsch，“Formation，” 169-70，17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14-15.

[257]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Personalbericht，August 3，1937；Morsch，Sachsenburg，336-37；Segev，Soldiers，187-89；Schilde and Tuchel，Columbia-Haus，64-66；StAAu，StA Augsburg，KS 22/50，Vernehmung I. Koch，April 29，1949.

[258] Quote in Hackett，Buchenwald，338.

[259] 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78；Riedel，Ordnungshüter，150-59.

[260]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Künstler，Karl，12.1.1901，Eicke to 1. SS-TS，January 5，1939. 详情参见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 206-209；Hördler，“Ordnung，” 76。魏斯布的官方死因是心脏病，不过犯人间有传言说是自杀。有关纳粹行凶者的网络理论，参见Berger，Experten。

[261] 以前存在一些差异。在一些集中营里，从1933～1934年，囚犯已经开始理短发（或剃头）；而在其他集中营，囚犯还可以留长一点儿的头发（参见照片Morsch，Sachsenburg，227-37）。党卫队自1936年开始的实践，参见ibid.，286，304-307；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230-32；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5，3；Neurath，Gesellschaft，68-69。

[262] 在一些集中营，冬季的制服有绿色条纹，没有蓝色；Schmidt，“Geschichte”。这些新制服是在1937～1938年的不同时段（达豪），以及在1939年春天（萨克森豪森）引进的；Zámečník，Dachau，86；OdT，vol.3，51。关于囚犯的姓名和编号，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57；Baganz，Erziehung，271。

[263] 关于一些特权犯人的物质利益，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33-34。

[264] OdT，vol.1，91-95；Baganz，Erziehung，165；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90.达豪和埃斯特尔韦根的先行做法，参见Knoll，“Homosexuelle Häftlinge，” 65；Lüerβen，“‘Wir，’” 90-91。

[265] Sofsky，Ordnung，89.

[266]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77-78；Naujoks，Leben，34；Freund，Buchenwald！，121.

[267] Naujoks，Leben，34，49，62-63，69，76；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4；Neurath，Gesellschaft，44-49；Freund，Buchenwald！，162-65. Quote in BArchB，NS 4/Bu 31，Bl. 20：A. Rödl，Allgemeine Anordnungen，October 9，1937.

[268] 有的囚犯在劳动地点吃午饭。其他人会回营地迅速清洗和点名，然后在住处吃午饭。

[269] Neurath，Gesellschaft，54-56，69-78；Naujoks，Leben，32，69，96；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07；Kautsky，Teufel，246；NCC，docs. 190-92；ITS，ARCH/KL Sachsenburg，Ordner 11，Bl. 82：Bekanntmachung，June 10，1936.党卫队对囚犯货币的管理，参见Grabowski，Geld，especially pages 29-51。

[270] Neurath，Gesellschaft，57-58，239-42；Naujoks，Leben，65-67；Kogon，Theory，75-80；Freund，Buchenwald！，163；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7.

[271] Fackler，“Lagers Stimme，” 151-69，340-42，356-6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97；Kautsky，Teufel，219-22；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77.

[272] Fackler，“Lagers Stimme，” 187-90；Zámečník，Dachau，53-54；Steinbacher，Dachau，165-70；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15，307-308.在早期的奥斯特霍芬集中营，犹太人偶尔能接触到拉比；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18。

[273] Quote in Hett，Crossing，218. See also Seela，Bücher；Neurath，Gesellschaft，238-39；Fackler，“Lagers Stimme，” 182；Seger，“Oranienburg，” 37-38；Freund，Buchenwald！，158.

[274] Quotes in Neurath，Gesellschaft，67；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11. See also BArchB，NS 4/Na 6，Bl. 3-4：Eicke to LK，October 14，1938；ibid.，R 58/264，Bl. 293-97：Gestapo Munich to Stapoleitstellen et al.，March 4，1937；Baganz，Erziehung，277；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58-59；Bettelheim，“Individual，” 440-41.

[275] Langhoff，Moorsoldaten，175-95；Lüerβen，“‘Wir，’” 131；Kautsky，Teufel，221-22；Zámečník，Dachau，55；Fackler，“Lagers Stimme，” 406-407.

[276]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5.有关审头的一般讨论，参见Sofsky，Ordnung，152-68。

[277] 犹太人聚居区和奴工营，参见Browning，Remembering，116-17。

[278] 在古拉格，苏联当局长期依靠挑选出来的囚犯来协助他们；Applebaum，Gulag，329-37。

[279] Interrogation W. Bartel，May 29，1953，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427. See also BLHA，Pr. Br. Rep. 29，Zuchthaus Brandenburg Nr. 691；Broszat，Kommandant，72. 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模范囚犯”，参见Hoelz，“Weiβen Kreuz”。

[280] Langhoff，Moorsoldaten，34-41，140-42，quote on 142. 库尔特的真名是卡尔·沙布罗德（Karl Schabrod）；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42。类似的选拔也发生在其他早期集中营，包括达豪；StAMü，StA Nr. 34588/2，Bl. 39-40：Vernehmung K. Kapp，September 28，1956；Wieland，“Bremischen，” 286。

[281] 1938年底，党卫队的文件记录了大约400名囚犯管理员，不包括监工审头，后者的数量肯定超过了100人；OdT，vol.3，331。See also Naujoks，Leben，97.

[282] SS quote in DaA，5427，Richtlinien für Capos，n.d.；prisoner quote in Neurath，Gesellschaft，224.See also StAMü，StA Nr. 34588/8，LG München，Urteil，October 14，1960，p. 6.

[283] Quotes in SS Buchenwald instructions，n.d.，NCC，doc.196. See also Kautsky，Teufel，214-19.

[284] 有关早期集中营，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219；Richardi，Schule，196；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09-10。关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情况，参见Naujoks，Leben，105-106；Freund，Buchenwald！，37，54，72。

[285] Naujoks，Leben，117，121-22，quote on 122. See also Neurath，Gesellschaft，210-11，227，245；NCC，doc. 230；Pingel，Häftlinge，57-58. 在毛特豪森，不同寻常的是，首席集中营办事员据说比营区长还有影响力；Fabréguet，“Entwicklung，” 195-96。

[286] Neurath，Gesellschaft，222.

[287] 同时期该术语的使用，参见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34。关于今日不加批判地使用该术语，参见Sofsky，Ordnung，152。

[288] See also OdT，vol.1，120；Orth，“Lagergesellschaft，” 110.

[289] 一个例子参见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80。

[290] Naujoks，Leben，333-39.

[291] Kogon，Theory，37.

[292] Naujoks，Leben，53-54，77；Schikorra，Kontinuitäten，54，55，219.

[293] 尽管党卫队直到1937～1938年对三角的用法仍未统一，但政治犯通常早已开始佩戴红色的条纹或徽章；OdT，vol.1，92，95；Naujoks，Leben，30；Endlich，“Lichtenburg，” 48。

[294] StANü，Auswärtiges Amt to Missionen et al.，December 8，1936，ND：NG-4048（数字包括不归督察组监管的莫林根集中营）。这个数字以盖世太保内部数据为证；GStAPK，I. HA，Rep. 90A，Nr. 4442，Bl. 187-91，Schutzhaft，1937。

[295] 1936年12月，超过四分之一的保护性拘禁犯（由普鲁士盖世太保管辖）被指控进行“共产党活动”；GStAPK，I. HA，Rep. 90A，Nr. 4442，Bl. 187-91，Schutzhaft，1937。

[296] 盖世太保对那些再次加入抵抗运动的前囚犯的警告，参见Gestapa，Lagebericht Marxismus，August 23，1935，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127。

[297] Himmler to Eicke，March 23，1936，NCC，doc. 79. 每三个月自动审查保护性拘禁的工作从RdI下放至州政府等，April 12，1934，in Repgen and Booms，Akten，vol.I/2，1235-38。

[298]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1937-38，vol.5，7-20，quote on 20. 详情参见Sopade report，May 1937，NCC，doc.220。

[299] Browder，Enforcers，82；Gestapa，Lagebericht，October 3，1935，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 128.

[300] NLHStA，Hann. 158 Moringen，Acc. 84/82，Nr. 6，Bl. 158.

[301] Longerich，Himmler，227-33. 数字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108-109；BArchB，R 3001/21467，Bl. 74：Evangelische Kirche to RJM，May 4，1935。

[302] Quote in Sydnor，Soldiers，29（n. 68）. See also Wegner，Soldaten，251，table 25.

[303] Eicke quotes in W. Best to H. Göring，September 27，1935，NCC，doc. 120. 利希滕贝格直到1941年才被抓捕，之前他不止一次说过有关集中营里囚犯的事情。服刑期之后，他在去达豪的路上崩溃了，并在1943年11月死去；Lüerβen，“‘Wir，’” 142。

[304] Naujoks，Leben，50；Dillon，“Dachau，” 107，136-37.

[305] Garbe，“Erst verhasst，” 219-22；Wachsmann，Prisons，125-27. 详情参见Garbe，Widerstand；Kater，“Bibelforscher”。

[306] Quotes in report by A.Winkler，1938，NCC，doc.229；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Sorge，May 6，1957，Bl.147.

[307] Quote in BArchB，Ns 4/Bu32，Bl. 3：SlF to Kommandantur Buchenwald，November 17，1938.

[308] OdT，vol.3，46（拉胡巴于1942年9月在萨克森豪森去世）；Garbe，“Erst verhasst，” 224-36；Pingel，Häftlinge，90-91；Lüerβen，“‘Wir，’” 211-13。第三帝国期间，总共有4000多名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被带到集中营，德国市民居多，约四分之一死亡（Garbe，“Erst verhasst，” 235）。

[309] 据估计，因为同性恋而被迫进集中营的男性的数目在5000～15000之间，最近的研究只考虑较低的那个数值；Röll，“Homosexuelle，” 95。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144-46；Longerich，Himmler，242-50；Jellonnek，Homosexuelle。

[310] Müller，“Homosexuelle，” 74.

[311] Knoll，“Homosexuelle，” 62-66；Müller，“Homosexuelle，” 75-78；idem，“‘Wohl’”；Hackett，Buchenwald，173.

[312] Quote in O. Giering，Entschädigungsantrag，1955，in Pretzel，“Vorfälle，” 159-61. See also Ley and Morsch，Medizin，290-97；Wachsmann，Prisons，139-44，146-49；Poller，Arztschreiber，105-107. 1942年，吉林被送至柏林州监狱服刑，因为被指控在萨克森豪森进行性犯罪。1945年5月，他被释放。

[313] 例子参见Pretzel，“Vorfälle”；StAMü，StA Nr. 14719。

[314] Quote in O. Giering，Entschädigungsantrag，1955，in Pretzel，“Vorfälle，” 159-61. See also Heger，Männer，91；Kogon，Theory，35；Burkhard，Tanz，68-71；Zinn，“Homophobie，” 85-94。关于女囚犯，参见Eschebach，“Homophobie”。关于审头被对手错误指责为从事性犯罪的（战时）例子，参见Kożdoń，“… ich kann，” 87-89。

[315] Naujoks，Leben，8，14-17，27-34.

[316] Neurath，Gesellschaft，34-35.

[317] Naujoks，Leben，35-39，55-56，69-70，115-17，quote on 56.

[318] Quote in Suhr，Ossietzky，215.

[319] Naujoks，Leben，45，47-49，103，133，quote on 49.

[320] Jahnke，“Eschen，” 27-28；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324-25.

[321]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49-50.

[322]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47-50；Jahn，Buchenwald！，89-94；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130-31；Freund，Buchenwald！，112-15；Poller，Arztschreiber，159-65.

[323] 背景参见Pingel，Häftlinge，51-52。

[324] Rubner，“Dachau，” 67-68，quote on 67；Seger，“Oranienburg，” 50-55，quote on 51；Riedel，“Bruderkämpfe”；Knop et al.，“Häftlinge，” 62-63；Langhoff，Moorsoldaten，214-16，235-37；Krause-Vilmar，Breitenau，135-36.

[325] Langhoff，Moorsoldaten，240；Seger，“Oranienburg，” 52；Klausch，Tätergeschichten，95（n. 380）；Suhr，Ossietzky，214-15；Morsch，“Formation，” 143；Abraham，“Juda，” 150-51.

[326] Deutschland-Berichte，vol.3，1006；Pingel，Häftlinge，109-10；Morsch，“Formation，” 141-43；Naujoks，Leben，17，43-45；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56-58，62，82.

[327]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23-24. 位于普鲁士州中部的莫林根集中营专门关押处于保护性拘禁的女性，从1934年就开始接收德国其他州的女囚（Riebe，“Frauen，” 127）。从1936年初开始，巴伐利亚州的长期服刑囚犯也可以被移送至莫林根（IfZ，Fa 183/1，Bl. 354-55：Politische Polizei to Polizeidirektionen et al.，February 13，1936）。在这个过程中有影响力的莫林根管理者，参见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26-27。

[328] Caplan，“Einleitung，” 42-44，46；NLHStA，Hann. 158 Moringen，Acc. 84/82，Nr. 2，Bl. 144-47：Dienst-und Hausordnung，n.d. 这并不意味着莫林根的负责人仁慈：跟其他监狱和济贫院的管理者一样，他也屈从于许多普遍的种族和犯罪成见；OdT，vol.2，164-65。

[329] 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25. See also Riebe，“Frauen，” 128-29；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30-32，50-52；Caplan，“Einleitung，” 12，55；Herz，“Frauenlager，” 188-90.

[330] Caplan，“Einleitung，” 51-52；Herz，“Frauenlager，” 130-31，202.

[331] Riebe，“Funktionshäftlinge，” 52-53.

[332]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34，40-50.

[333] NLHStA，Hann. 158 Moringen，Acc. 84/82，Nr. 2，Bl. 103：Moringen to Gestapa，February 18，1937；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40-41.

[334] Herz，“Frauenlager，” 202，220-21，quote on 220；Herker-Beimler，Erinnerungen，27-28；Krammer，“Germans.”汉斯·拜姆勒于1936年12月1日在马德里市郊被杀，可能是被友军的炮火误杀。

[335] 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66-69；IfZ，F 37/19，Himmler diary，May 28，1937.囚犯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被分阶段从莫林根转移至利赫滕堡。

[336]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322-33；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70-71，172-73，176-78；Riebe，“Frauen，” 136；Riebe，“Funktionshäftlinge，” 54-55.

[337] 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73，179；Hesse，“‘Erziehung，’” 112；idem，Harder，Zeuginnen，93-94，117-19；Endlich，“Lichtenburg，” 21；Riebe，“Frauen，” 137；Hördler，“SS-Kaderschmiede，” 109. Hesse和Harder提到了第三名死者，不过没有官方确认。有关体罚，参见BArchB，NS 3/415，Bl. 1：KL Lichtenburg to IKL，March 14，1939。

[338]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88，122，quote on 333；Strebel，Ravensbrück，44-47，103-104；Endlich，“Lichtenburg，” 21-22.

[339]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50，146，quote on 333；Strebel，Ravensbrück，90.

[340] Kaienburg，“Resümee，” 171；Strebel，Ravensbrück，84-88.拉文斯布吕克首次规定体罚是在战前还是在1940年，目前仍不明确；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80（n.54）。

[341] Koslov，Gewalt，17-22，99；Hördler，“SS-Kaderschmiede，” 109-19.

[342] Koslov，Gewalt，93-111，117，132-33，490-91；Strebel，Ravensbrück，72-78；Hördler，“Ordnung，” 92-93；Wolfram，“KZ-Aufseherinnen”；Toussaint，“Nach Dienstschluss.”

[343] Koslov，Gewalt，149，159-63，175-94；Strebel，Ravensbrück，91-98.

[344] 1938年9月，集中营每天的囚犯数目稳定在24400人左右，包括在利赫滕堡的800名女性；NMGB，Buchenwald，698；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OdT，vol.4，22；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69；AS，D 1 A/1020：Bl. 117（感谢Monika Liebscher）；Maršálek，Mauthausen，109。1939年9月，有21400名集中营囚犯，包括2500名左右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38，363-65，ND：129-R。感谢Stefan Hördler 为我确认利赫滕堡的数字（下文同样）。

[345] Caplan，“Gender，” 99.

[346] Arendt，“Concentration Camps，” 760. 这个理论没能在苏联长久适用，因为集中营系统在斯大林死后就基本上被削弱了。1937年末集中营的囚犯数目：布痕瓦尔德2561人，达豪2462人，利赫滕堡200人，萨克森豪森2523人。See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698；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66，271；Endlich，“Lichtenburg，” 23.

第3章 扩张

1938年5月13日星期五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囚犯们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开始的时候还是温暖舒适、春光明媚。空气中充满了春天的气息，集中营周围的乡村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清晨朝阳初升，快速移过埃特斯山上方澄澈明净的天空，此时一队囚犯已经在集中营外的一个森林里开始劳作，挖掘铺设污水管道的土沟。9点左右，两个囚犯埃米尔·巴加茨基（Emil Bargatzky）和彼得·福斯特（Peter Forster）如往常一样去给其他人取咖啡。他们走的是一条僻静的小路，突然间，他们出手袭击了随行的看守。党卫队四级小队长阿尔贝特·卡尔魏特（Albert Kallweit）还没来得及开枪就被铁锹击中了头部。两个早就计划着越狱的囚犯将看守的身体拖到灌木丛里，夺走他的武器，开始了逃亡之旅。[1]

阿尔贝特·卡尔魏特的死给整个党卫队造成了冲击。自从督察官艾克允许手下不必预警就可以射杀逃跑的囚犯后，就很少有人能够成功地逃离集中营，对党卫队发起致命的攻击更是史无前例。[2]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二天便飞往魏玛，在艾克的陪同下巡视了营地，查看了卡尔魏特的尸体，下令追捕逃犯。地方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谋杀案件，并宣布只要有人能够提供线索帮助党卫队抓获亡命徒，就可以获得一千德国马克的高额奖励；连续几个星期，此事成为魏玛和其他城市街头巷尾的谈资，这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是一个罕见的时刻，集中营就这样再次渗透进了公众意识。[3]

1938年5月22日，在埃米尔·巴加茨基逃亡九天后，警察在布痕瓦尔德以北140英里的一座砖厂中发现了他。一个星期内，魏玛特别法庭就匆匆组织起了一场对他的公开审判。关于这场审判，当地媒体充分挖掘了他之前的犯罪记录。1901年，巴加茨基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有14个兄弟姐妹。在悲惨的魏玛时期，他一直努力保住自己的饭碗，当过木匠、屠夫和教练员，并犯下了多起罪行。媒体着重抨击他曾经的违法行为是为了进一步证明他的非人性。与此同时，魏玛州检察官高度称赞了集中营的看守，称他们保护国民免受巴加茨基这样危险的反社会因素影响。他还表示支持设立“预防性”治安力量，主要针对社会上的“异类”。这种所谓的“预防性”治安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日渐膨胀，将数千人关进了人满为患的集中营，其中就有埃米尔·巴加茨基，他因为过去所犯的罪行，自1937年开始被关押在集中营里。[4]

5月28日，星期六，审理巴加茨基谋杀案的法官们花了不到两个小时就宣判他死刑。他被关进死囚牢房，原本安排的是在监狱里处决，但命运在最后一刻发生了改变，海因里希·希姆莱请示希特勒，想要在临近犯罪现场的布痕瓦尔德绞死巴加茨基。希特勒批准了。[5]1938年6月4日清晨，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在点名场上排队站好，四周由党卫队看守，一些看守还拿机枪对着人群。早上7点左右，大门缓缓打开，手戴镣铐的埃米尔·巴加茨基经过一排排党卫队看守，被带到广场上。他走路恍恍惚惚，一些囚犯推测是党卫队给他下了药。穿着黑袍的法官宣读了死刑判决后，巴加茨基走上新搭建的绞刑台，站上木箱，把头放进了绞索里。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一声令下，箱子被推开，被指定为刽子手的囚犯拉住绳子；巴加茨基死命挣扎，扭曲着身体凌空旋转了几分钟，然后断气了。党卫队将他那扭曲的尸体在点名场上悬挂了一段时间，作为对所有囚犯的一个致命警告。[6]

这是党卫队第一次公开处决集中营犯人，与德国在近代早期执行死刑的仪式相呼应。而特奥多尔·艾克等一众高级别官员的出席则像是炫耀自己的力量和权威，艾克还热切地向希姆莱报告行刑的细节。[7]党卫队领导人厚颜无耻地将这个耻辱——看守被打死，而两个囚犯成功逃脱——转变为政治资本，用于证明囚犯的野蛮程度和集中营的重要性。在巴加茨基被绞死之前，一份非常受欢迎的党卫队期刊就发表了一篇图文并茂的文章，试图拔高党卫队集中营的地位。文章中不仅有两个逃犯的照片，还有被摆成一副英雄姿势的遇害看守的照片。文中大量引用艾克的世界观，声称两个“劣等种族的罪犯”对看守发起了“懦夫攻击”，显示出党卫队看守的政治任务究竟有多危险（事实上，党卫队的人遭到队友火力攻击的可能性比遭到囚犯袭击的可能性大得多）。在《他为我们而死！》的标题下，颇具影响力的党卫队周刊抒情地赞颂了阿尔贝特·卡尔魏特，希望能令他跻身于纳粹殉道者的神圣殿堂之中。此外，文章还赞扬了骷髅部队的其他无名英雄，他们“始终坚持无畏地面对敌人”，这样普通德国民众才能“过上正常平安的生活”。[8]将党卫队士兵塑造成英勇的战士形象是为了激发民众参加党卫队的积极性，而艾克正在大规模扩展党卫队编制，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战争时期扩大集中营党卫队的规模。

最重要的是，集中营将卡尔魏特的死亡视为暴行升级的信号。即使在遥远的达豪，守卫也对囚犯展开了残酷的报复。[9]而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士兵更是横冲直撞。自逃跑事件后，集体惩罚越来越频繁，并且在1938年5月13日星期五达到新的顶峰。看守们吼叫着，把剩下的囚犯从污水厂一路打回到营地，到了集中营后还有一群党卫队士兵用鞭子和拳头继续施暴，直到打得一些伤重者倒地不起。那一天，守卫至少杀了两个布痕瓦尔德囚犯。根据科赫指挥官的要求，所有犯人在未来将面临更艰苦的条件。[10]他的确说到做到，囚犯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虐待。在巴加茨基被处决三个星期后，党卫队在一次施暴中砸碎了囚犯营房的不少窗户，撕毁了几十张床罩，扯破了数百张稻草床垫，杀死了三名囚犯。[11]

党卫队领导支持这一强硬立场。在《人民观察家报》对遇害看守的一篇颂歌中，艾克威胁说，“国家的敌人”将面临“铁一般强硬”的惩戒。[12]希姆莱在1938年5月14日访问布痕瓦尔德时也说了大致相同的话，两天后，他在一封给德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的信中再次要求采取强硬措施。希姆莱声称，早在春天的时候居特纳曾经指责党卫队用枪过度频繁，于是自己命令党卫队在使用武器时需更加谨慎，结果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种直指居特纳对卡尔魏特之死有责的说法实属荒谬——卡尔魏特本就违反了党卫队条例，他当时离两个囚犯太近了——但这并没能阻止希姆莱，他宣布党卫队看守自此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他们的步枪，抢先一步堵住了未来司法批评者的嘴。[13]

希姆莱的趾高气扬反映出他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地位的不断上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党卫队还不够强大。在布痕瓦尔德处决埃米尔·巴加茨基时，法官的存在时刻提醒着集中营外还有一个法庭负责宣判死刑，而不是党卫队。此外，死刑在战前的集中营内仍然属于特例。然而，党卫队领导人的信心不断增强，他们在死刑判决等事情上渴望篡夺司法机关的垄断权力。实际上，党卫队已经这么做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队杀害的囚犯比以前更多。卡尔魏特死后的几个星期，布痕瓦尔德展开了一场杀戮热潮；1938年6月到7月间有168名囚犯丧生，而在3月到4月遇害的囚犯只有7人。[14]其他集中营的情况大致相同。而在临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年，党卫队在其他集中营的暴力行为也不断升级，集中营不断扩张，苦役越来越多。集中营体系的残酷崛起似乎不可阻挡。

社会边缘分子

海因里希·希姆莱对他的集中营有大计划。在1937年11月的一次秘密讲话中，他告诉党卫队领导人，他期望三个男子集中营——达豪、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能容纳2万名囚犯，在战争情况下甚至更多。[15]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因为当时集中营关押的犯人还不到8000人。但是，在1938～1939年那个疯狂的时期，以弗洛森比格、毛特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三个营地为基础，希姆莱很快就实现，甚至超越了原定的目标。由于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囚犯人数迅速攀升，到1938年6月底，营内已有2.4万名或更多的囚犯，仅仅六个月就增至原先的三倍。[16]即使这样对警察和党卫队领导人来说仍不够，他们很快又将目标设定为3万甚至更多。[17]

随着囚犯人数的变化，其构成也产生了变化，主要群体早已不是德国左翼分子。集中营的官员努力跟随情况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例如，萨克森豪森的囚犯类别由初期的5个（1937年初）增加为12个（1939年底）。[18]自纳粹领导人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集中营的新囚犯中又多了数以千计的外国人。1938年3月，第三帝国入侵并吞并了奥地利，新的统治者迅速逮捕了数万名所谓的“政敌”。1938年4月1日晚，新组建的维也纳刑事警察局往达豪遣送了第一批奥地利囚犯，其中包括维也纳市长在内的许多年老的政治精英；他们在火车上遭受了严重的虐待，第二天抵达集中营后这种虐待仍然继续。民族主义政治家弗里茨·博克（Fritz Bock）回忆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奥地利人是集中营的主要群体。”总共有7861名奥地利男子在1938年被带到达豪（其中约80%是犹太人）。[19]

随着希特勒在慕尼黑会议上胁迫法国和英国领导人接受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集中营随即迎来了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囚犯。1938年10月和11月，来自苏台德地区的1500多名犯人抵达达豪，其中包括许多德国人。[20]孤立无援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德国的压迫下，不得不同意引渡彼得·福斯特。与埃米尔·巴加茨基不同，福斯特成功逃离了德国警察的追捕，并设法在1938年5月底跨越德捷边界，然后一直躲在捷克斯洛伐克。福斯特作为一个坚决反对纳粹政权的左翼分子，恳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庇护自己，并为自己杀害看守一事辩护。“我们只是自卫，”他说，“因为在那个集中营，每个囚犯都生活在被杀的危险之中。”尽管国际上发起了一场试图拯救他的运动，他仍在1938年末被移交给纳粹德国，他的命运与埃米尔·巴加茨基一样。12月21日福斯特被判处死刑，当天晚些时候，被绞死在布痕瓦尔德。他和巴加茨基是二战前在集中营被公开处决的唯一一对囚犯。[21]1939年3月，德国侵占了其余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后，指定其为第三帝国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更多的受害者被德国警察拖进了集中营，其中包括众多的德国流亡者和捷克犹太人。然而，鉴于国际上对纳粹侵略行为的谴责，德国警察的行动还是相当谨慎，并没有像一年前吞并奥地利之后那样发生大规模的驱逐事件。[22]

外国囚犯的陆续到来预示着集中营后来的戏剧性变化。然而在战争之前，总体来说外国人的数量仍然很少。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德国政府依然把集中营视为对付本国人民的主要武器，包括被纳入第三帝国的奥地利国民（他们大部分被党卫队归为德国人）。最重要的是，当局把目光放在了社会边缘分子身上，他们正迅速成为主要目标。

对“罪犯”和“反社会人士”的早期攻击

追捕社会上的“异类”是纳粹排除异己政策的主要内容，它旨在消除一切没有（或不能）融入神圣民族的人。福利机构、法院和警方的动机与其针对的对象一样广泛多样，而且往往反映了纳粹掌权的要求。有些官员怀有乌托邦式的想法，希望能根除所有社会弊病；有些官员对种族优生的教义深信不疑；还有一些官员希望通过对失业人士实施恐怖统治来刺激经济。随后社会边缘人士对德国政府的攻击最终导致了福利削减、监视力度提高，还有拘留——关押地点不仅局限于传统的国家机构，比如监狱和教管所，还有集中营。[2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集中营中的社会边缘分子与其他被遗忘的受害者混在一起，他们的命运也因此被大众忽视。如果作家把对异己的迫害仅仅描述为纳粹当局为获得民众支持或诋毁政治犯声誉而进行的战术演习，那就太轻描淡写了。[24]在近几十年里，历史学家才认识到纳粹把攻击社会“异己”视为自己权力中的一项关键政策。[25]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警察和党卫队从1936年开始采取“种族综合预防”政策，为了“清洗国家机体”而攻击所谓的离经叛道者和堕落的人，也就是社会上的异类。[26]这项新的研究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末大规模拘捕社会边缘分子背后的意识形态驱动力。尽管它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却也忽视了纳粹此前对这一群体发动的具体攻击。虽然1933～1934年的早期集中营主要用于关押政治反对派，但当局也利用它们拘留和惩罚社会边缘分子。[27]

1933年3月，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慕尼黑警察局局长后，他宣布“根除犯罪阶层”是重中之重。[28]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将整顿治安设想为社会清洗，把早期集中营作为拘留、惩罚和纠正的地点。[29]希姆莱的方法早在1933年夏天就对模范集中营达豪产生了影响，那时警察第一次把所谓的罪犯和流浪者拖入集中营。[30]自1933年9月警察逮捕了数万名乞丐和无家可归者后，集中营里社会边缘分子的人数飞速增长。虽然当局很快释放了其中大多数人，但也有些人长时间滞留在集中营和教管所里。[31]达豪集中营成立一年后，其囚犯的人员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巴伐利亚的保护性拘禁犯中政治犯仍占绝大多数，但在1934年4月，他们的比例已下降到80%左右，其余的20%都是社会异类；其中有142名“不愿工作、好吃懒做”的囚犯，96名“国家害虫”，还有82人被指控有“反社会行为”。[32]

达豪拘留社会异类的举措并没有逃过巴伐利亚州州长冯·埃普的眼睛。埃普主张减少囚犯人数，他在1934年3月曾提出抗议，称逮捕被指控的犯罪分子和反社会人士违背了“保护性拘禁的意义和目的”。[33]不过，希姆莱不为所动。在他起草的粗鲁的回复中（见第2章），他驳斥了一切批评，并阐述了更为宏观的信念：“对酗酒者，偷柴火的小贼，挪用公款、私生活堕落、好吃懒做的人实施保护性拘禁的确超出了保护性拘禁的定义和规章，这点完全正确。然而，它们却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精神。”在希姆莱看来，“国家社会主义精神”胜过一切，包括法律。他认为，正是由于法院没能迅速果断地处理反社会人士和罪犯，所以警察才要将嫌疑人带到达豪。他补充说这样的做法成效显著，预防性逮捕是“巴伐利亚犯罪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希姆莱认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自己的路线。[34]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国内可能面临一些批评，但他在追捕社会异类上并非单打独斗。[35]在整个德国，国家和政党官员在1933年至1934年间纷纷将社会异类置于保护性拘禁之中，主要是各地方积极响应。在汉堡，警方于1933年暂时逮捕了数百名乞丐、皮条客、流浪汉以及几千名妓女。在其他地方，纳粹官员也打击所谓的反社会人士，特别是在9月发生了“乞丐突袭”事件之后；1933年10月4日，《人民观察家报》报道了缅济热茨（Meseritz，波森）的“第一个乞丐集中营”。[36]

若说打击犯罪，全国对持续性犯罪者的攻势给了普鲁士灵感，普鲁士在1933年实行的政策比巴伐利亚还要激进。德国法学家多年来一直希望对危险的重复犯罪者实行不定期刑，他们的愿望终于在第三帝国成为现实。根据1933年11月24日出台的《习惯性罪犯法》，法官可以判处被告不定期保护性拘留（Sicherungsverwahrung），在监狱或教管所中服刑；到1939年，法院已经做出了差不多一万个这样的判决，主要针对的是情节轻微的财产犯罪者。[37]然而，普鲁士警方高层领导认为新法律有缺陷，因为它只针对初次犯下罪行的人。他们认为，为了消灭犯罪阶层，那些由于证据不足无法被移交法院的“职业罪犯”也必须被拘留。赫尔曼·戈林对此非常赞同，并在1933年11月13日以法令的形式引入了预防性治安拘留。从此，普鲁士刑警不必经过审讯或者判决就可以将所谓的职业罪犯关进国家集中营。此法令针对的主要是曾多次实行财产犯罪的人；但即使是从未遭受过指控的人，如果警察称其有“犯罪意图”，也可以逮捕。[38]

当时，普鲁士刑警没有预料到会出现大规模逮捕。警方高层官员认为，绝大多数财产犯罪其实都是一小撮核心人员所为，选择性拘捕这些人足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普鲁士内政部最初确定了165名囚犯的上限，很快便调高到525人；起初，这些人被关在利赫滕堡，很快就成了此处主要的在押群体。[39]尽管逮捕的人数相对较少，但普鲁士的倡议给预防性治安拘留提供了一种更激进的形式，为集中营未来的发展做了铺垫。

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法外拘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越来越普遍。在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许多并非职业罪犯的男性，他们有过前科，因此被列为盗窃一类的“普通嫌疑人”。1935年，警察当局将他们集中关押在埃斯特尔韦根，督察官艾克由此称集中营是最难管理的机构；截至1935年10月，埃斯特尔韦根共关押了476名所谓的职业罪犯，他们成了此处最主要的囚犯群体。[40]同时，德国其他几个州陆续采纳了激进的普鲁士政策，也将罪犯以预防性治安拘留的名义关进了集中营。[41]

除了犯罪分子，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依然是拘捕的目标。如前所述，纳粹官员主要针对的是贫困人群。例如，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在1936年夏季逮捕了300多名“乞丐和流浪汉”，并将他们送到达豪，不过是为了在奥运会举办前让街道变干净一些。[42]此外，当局也将目标锁定在“不检点”的人身上。几十个妓女被拖进莫林根集中营，其中就有明娜·K.（Minna K.），她是个站街女，1935年末被不来梅警察逮捕。这个45岁的女人曾多次被拘留，如今被指控在脏乱的酒吧里醉酒“勾引男子”，损害了警方为“保持城镇的街道和设施在道德层面的整洁”所做的努力，从而危及了公共秩序和纳粹国家。[43]

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已成为针对社会边缘分子的完善武器。可以肯定的是，集中营的主要目标仍然是广义上的政治敌人。但是如今在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社会边缘分子在囚犯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当英国退伍军人协会（British Legion）代表团于1935年7月21日访问达豪时，东道主党卫队（包括特奥多尔·艾克本人）告诉他们，在营内的1543名囚犯中，246名是“职业罪犯”，198名是“不愿工作的懒汉”，26名是“不知悔改的罪犯”，还有38名“道德败坏的人”——换句话说，约有33%的囚犯是作为社会边缘人士被关押在集中营的。[44]1937～1938年，此类数字在整个集中营系统内进一步上升，因为警察对早期针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措施进行了集中和强化。[45]

“绿三角”

随着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6年夏天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建立全国性刑警力量的前景便日益明朗。接下来的几年里，在希姆莱的监督下，一支以柏林为协调中心的大型现代化军事力量逐渐成形。[46]希姆莱迅速利用自己的新权力策划了一次针对前科犯的打击。1937年2月23日，他命令普鲁士国家刑事警察局（后来的帝国国家安全办公室或RKPA）针对“职业罪犯和惯犯”展开第一次全国性袭击，对他们施行“突然”抓捕，关进集中营。早些时候，地方警察已经列好名单，刑事警察局根据名单选择性地挑了一些嫌疑人，然后在1937年3月9日展开抓捕行动。行动按计划进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约2000名囚犯——这是希姆莱定下的目标——被关进集中营，而艾克早已准备妥当。几乎所有的囚犯都是男人，其中包括埃米尔·巴加茨基，他被埃森（Essen）的警察逮捕，与其他500名所谓的罪犯被送往利赫滕堡。[47]

希姆莱决心消灭犯罪亚文化，所以才下令展开了1937年春季的突击。早期的预防性治安措施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希姆莱担心社会上仍存留严重犯罪的话将损害纳粹政权的声誉，毕竟纳粹早已承诺整顿德国。他相信，是时候把预防性逮捕的范围扩展到数百名最显眼的嫌疑人之外了。[48]自然地，希姆莱很快宣布他的计划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几个月后对党卫队领导人的讲话中，他称犯罪率“已经显著降低”。因为一些罪犯几年后才会被释放，党卫队会击破他们的意志并教他们秩序，所以他预测未来的情况会更好。[49]希姆莱毫无疑问也是受了德国犯罪学家理论的影响，坚信营地的改造力量，认为某些罪犯可以通过惩戒和劳动洗心革面。[50]

希姆莱除了1937年春季的突袭和对罪犯的执着外还有一些别的心思。[51]经济因素开始影响警方和党卫队的政策。到了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推动纳粹掌权的大规模失业正在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德国迅速从经济萧条中走了出来，开始面临劳动力严重短缺的问题，工人纪律也越来越受关注。[52]1937年2月11日，由戈林主持的政府高级官员会议上，希姆莱隐约露出了想要迫使约50万“不愿工作”的人进入“劳改营”的想法。[53]他可能早已与集中营首领艾克讨论过此事，但这个建议对纳粹国家来说还是太激进了，所以两天后，当希姆莱和帝国司法部高级公务员会面时，他只提到选择性地拘捕“不愿工作者”的计划。他说（根据会议记录），在集中营里每天辛勤工作长达14个小时，“可以让他们，还有其他不想工作的人明白，在自由中寻找工作好过被带到这种地方工作”。[54]仅仅10天后，希姆莱就批准在1937年3月发动突袭，下令警方拘留“没有参加工作”的犯罪分子。[55]毫无疑问，希姆莱把这些逮捕作为对所谓不愿工作者的警告。[56]

作为雄心勃勃的帝国建设者，希姆莱把大规模袭击视为扩大营地，进而扩大自己权力的一条途径。事实上，他在1937年2月与司法官员会面是为了对囚犯下手：希姆莱想将掌控范围扩大到国家监狱里成千上万的囚犯。司法部部长居特纳依然手握实权，能够无视希姆莱的紧逼，但这绝不是希姆莱最后一次试图把国家囚犯纳入自己快速成长的集中营帝国。[57]

1937年3月针对所谓罪犯袭击之后，党卫队集中营很快就被填满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还有嫌疑人陆续被送进集中营。[58]同时，帝国国家安全办公室收紧了释放人数，导致绝大多数在1937年春季和夏季被捕的人在战争爆发两年多后仍被关在集中营里。[59]结果，1937～1938年，集中营里的“罪犯”人数居高不下，可达数千人。[60]1937年，大部分人被关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彻底改变了当地囚犯的人口组成。不久之后，新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从利赫滕堡接管了500多名“职业罪犯”，其中就有埃米尔·巴加茨基，他与后来的同伴彼得·福斯特一起在1937年7月31日下午抵达了布痕瓦尔德。[61]1938年1月，布痕瓦尔德共关押了1008名所谓的罪犯，占该营地囚犯人数的38%以上。[62]1938～1939年，他们中大多数人被送往弗洛森比格的新集中营——后来，弗洛森比格与毛特豪森成了主要关押所谓罪犯的集中营。[63]

以职业罪犯为名被捕的男性囚犯经常会成为党卫队发泄怒火的对象。鲁道夫·霍斯对许多同事说过，这些囚犯是“残忍卑鄙”的恶棍，只会犯罪，沉溺于罪恶的人生。他声称这些人是“国家真正的敌人”，常规的惩罚虽然严格，但还远远不够。他的观点证明了党卫队集中营的极端暴力的正当性。[64]一个达豪的政治犯后来回忆起了1937年春天，党卫队集中营营区负责人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Hermann Baranowski）迎接这些所谓的罪犯时的讲话：

听着，你们这些混账！你们知道自己在哪里吗？——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我会告诉你们。你们不是在监狱，也不是在劳改所。都不是，你们在集中营。这意味着你们在一个教育营！你们要在这里接受教育——我们会好好地教育你们。你们就吃这一套，你们这些发臭的蠢猪！——你们会在这里做有意义的工作。任何没有令我们满意的人都会得到我们的帮助。我们自有办法！你们会知道的。在这里没有游手好闲的人，也没有人能够逃跑。没有人。哨兵可以对任何尝试逃跑的人开枪，无须示警。我们这里都是党卫队的精英！——我们的男孩都是神枪手。[65]

巴拉诺夫斯基不是虚张声势。党卫队集中营的官员的确把所谓的职业罪犯当成了逃跑大师，提醒守卫们要保持警惕，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器。[66]很快，党卫队队员就开始攻击集中营里的“罪犯”。要识别他们很容易，因为他们制服上都有特殊的标志，20世纪30年代后期统一为绿色的三角形。[67]在萨克森豪森，1937年至少有26名“罪犯”死亡，其中10人死在了3月和4月，超过同期政治犯的死亡率。[68]在布痕瓦尔德也是如此，至少有46名所谓的职业罪犯在1937～1938年，也就是来到集中营的第一年死亡。[69]

有绿三角的人不太可能得到其他囚犯的帮助，因为其他囚犯对“BVer”有敌意（德文Berufsverbrecher的缩写，意思是职业罪犯），有时对“绿三角”的仇视甚至可与党卫队看守相提并论。如关押在古拉格的苏联政治犯一样，集中营中的许多政治犯都鄙视所谓的罪犯，认为他们粗暴、残忍、堕落——其中一种对他们的称呼是“社会的渣滓”。[70]对“绿三角”的厌恶来源于对他们是残忍暴徒的社会偏见以及集中营里的日常接触，政治犯声称这些新来的人用犯罪的本事侵害其他犯人，还和党卫队同流合污。[71]

政治犯的说辞长期以来塑造了“绿三角”的形象。[72]但并不正确。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末，绝大多数所谓的职业罪犯只是财产性犯罪者，而不是暴力刑事犯罪者；像埃米尔·巴加茨基一样，大多数在1937年春季那次突击行动中被捕的人都有抢劫和偷盗的嫌疑。[73]而且，“绿三角”并没有勾结在一起对付集中营里的其他囚犯。[74]当然，其中的确有人成了朋友或形成小团体，那是因为他们经常一起工作，睡在同一个营房。[75]然而，他们之间的联系似乎比政治犯之间的友谊更松散些，因为这些所谓的罪犯很少有相似的经历或意识形态和信仰。[76]最后，虽然“红色”和“绿色”囚犯之间确实关系紧张，但这并不总是后者的暴行造成的，只不过是因为二者争夺稀缺资源，这类摩擦在战争期间还会升级。[77]

在1937年警察对所谓的罪犯发起攻击后，希姆莱和他手下的警方领导很快计划了与社会边缘人士斗争的下一步行动。为了协调和推广预防性打击犯罪活动，帝国国家安全办公室起草并在1937年12月14日帝国内政部的一项机密法令中推出了第一个全国性规定。[78]这项法令借鉴了普鲁士先前的规定，鼓励在集中营内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预防性拘留。更重要的是，它大大增加了嫌疑人的数量。除了不知悔改的罪犯外，它还针对“一切通过其反社会行为危害社会大众的人，不管是不是职业罪犯或惯犯”。[79]这是为了警方大规模镇压社会异类铺路。

针对“不愿工作者”的行动

为什么像威廉·米勒（Wilhelm Müller）这样的贫民会成为德国的敌人？离异加上失业，这位46岁的男子在德国工业中心地带杜伊斯堡（Duisburg）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福利部门强迫他每周工作四天，做些卑微的体力活，以换取每周微不足道的10.4德国马克，勉强够维持生活。他偶尔会上街乞讨，1938年6月13日下午，他在乞讨的时候被一名警察逮捕。此前，他因为乞讨被罚过两次。但这一次，警察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以“反社会人士”的名义对他进行了预防性拘留。米勒发现自己被打上了不愿工作的乞丐和罪犯的标签，被认定“不能遵守国家要求的纪律”。1938年6月22日，他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80]

1938年6月大规模突袭期间，约有9500名“反社会”的男性被逮捕并被拖入集中营，威廉·米勒只是其中之一。[81]刑事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袭击从6月13日一早开始，持续了几天，是对社会边缘人士最激进的攻击，主要搜查火车站、酒吧和收容所。[82]这与早些时候的行动是一致的：1938年4月最后十天，盖世太保逮捕了近2000名“不愿工作”的人，把他们强行关进了布痕瓦尔德。[83]与此同时，地方警察在1938～1939年对所谓的反社会人士也各自采取措施，把更多的嫌疑人送入了集中营，其中包括数百名被指控道德犯罪的女性。[84]

1938年大规模袭击期间遭到围捕的男子大多被突如其来的拘禁吓得手足无措。[85]在逮捕时，地方警官几乎随心所欲，因为“反社会”的定义被刻意模糊化，所有和往常不同的行为都可以成为抓捕的借口。根据秘密警察（即刑事和政治警察的结合）头领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指示，抓捕目标包括“流浪汉”、“妓女”、“酒鬼”和其他“拒绝融入集体的人”。[86]实际操作中，大规模逮捕的目标主要是流浪汉、乞丐、福利受助者和临时工。此外，警察还逮捕了一些疑似皮条客的人，其中一些不过是因为经常出入名声不佳的酒吧。[87]

德国警察领导人在判断“反社会”嫌疑人时也带有种族主义目光。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38年6月下令突袭时，还将目标特别锁定在犹太“罪犯”身上。此外，他还挑出了那些有前科或者“对正规工作不感兴趣”的吉卜赛男人。[88]由于生活方式往往与众不同，德国境内的少数吉卜赛人（如今通常被称为辛提人或罗姆人）长期遭到政府的骚扰。第三帝国时期有国家在背后撑腰的种族歧视迅速加剧和蔓延，尤其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1938年6月的突袭后，数百名吉卜赛男人被抓进了集中营；到1938年8月1日为止，光萨克森豪森就关押了442名吉卜赛人（几乎占囚犯总数的5%）。许多人被逮捕时都是自由职业者，如音乐家、艺术家或巡回商人等。[89]38岁的奥古斯特·拉宾格（August Laubinger）就是其中一员。他是一个4岁孩子的父亲，和家人住在马格德堡（Magdeburg）附近的奎德林堡（Quedlinburg），过着贫穷的生活。虽然他没有犯罪前科，做过多年的纺织品商人，还试图寻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刑事警察仍然在1938年6月13日逮捕了他，理由是他“不愿工作”，“在全国各地漫游”，没有固定工作。几天后，拉宾格就被关进了萨克森豪森，在那里待了一年多。[90]

1938年全面攻击“反社会人士”背后其实有很多驱动力，目的并不单一。纳粹领导人非常推崇警察是社会医生这种说法，认为警察可以像医生那样，净化德国社会，除掉一切偏离社会和道德堕落的人，这种念头越来越受种族主义的感染。[91]同时，地方警官和其他参与抓捕行动的人——包括德国福利办公室和职业介绍所——把这些大规模行动当成了一个机会，可以消除长期以来被视为麻烦和威胁的人，这些人包括所谓的福利欺诈者、抗拒国家控制的受助者、长期乞讨者和不能被法律起诉的犯罪嫌疑人。地方警察官员也对清除社会边缘人士充满热情，结果导致抓捕人数远远超过了海德里希在1938年6月设定的最低目标。[92]

经济因素也非常重要，甚至比以前更重要。[93]在第三帝国针对社会边缘人士展开的打击行动中，“不愿工作者”已经突出地成为修正的对象之一。正如许多学者和科学家当时所坚信的那样，“不愿工作者”不仅在生物学上被视为次种人等，还无法满足国家对同志的一个主要要求——进行生产性劳动。[94]随着德国经济正在为备战而加速发展，纳粹领导人迫使“不愿工作者”工作的愿望越发紧迫了。正如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所说，政府“不能容忍反社会人士逃避工作，破坏国家的四年计划（1936年）”。[95]阿道夫·希特勒赞同这种观点并大力支持——甚至可能主动提出——大规模拘留“长期失业者”和“人渣”。[96]同时，党卫队领导人开始在集中营实施更加雄心勃勃的经济政策，渴望得到更多的强制劳动力。希姆莱希望得到更多囚犯的想法对1938年的抓捕行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警察在大规模逮捕“反社会人士”时重点强调了要抓捕有工作能力的男性。[97]

集中营在1938年极速扩张，社会边缘人士很快成了囚犯主体。据估计，截至1938年10月，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占了囚犯总人数的70%。[98]这个比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有所下降，但总人数仍然高居不下，许多“不愿工作者”一心等着被释放，却是徒劳。[99]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超过一半的犯人都属于“反社会人士”，凭他们制服上的黑色三角形标志一眼就能识别出来（一些吉卜赛人则是棕色标记）。[100]最初，政府将1938年大突袭中抓捕的犯人指定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01]但是警察在6月逮捕了太多的人，达豪和萨克森豪森也打开了门，分流了部分囚犯；事实上，萨克森豪森才是关押社会边缘分子最多的集中营，到1938年6月25日为止，“不愿工作”的囚犯总数达到了6224人。[102]

党卫队把这些囚犯标记为“反社会寄生虫”，将他们贬低为肮脏、不诚实、堕落的人。[103]党卫队很快便用压倒性的力量打垮了他们。囚犯们在1938年6月刚刚踏入萨克森豪森时就遭到了辱骂、踢打和掌掴。随后，新近从达豪调来的指挥官巴拉诺夫斯基下令从新来的犯人里挑出几个，绑在一起，在其他惊恐不已的囚犯面前鞭打他们。就像他在达豪威胁那些“职业罪犯”一样，巴拉诺夫斯基也警告萨克森豪森的“反社会分子”别想着逃跑，他大声宣布了哨兵们的座右铭：“砰——杂碎就没了！”[104]

佩戴黑三角的犯人的生活条件特别差。1938年夏天的大规模逮捕使得集中营党卫队看守严重不足，导致过度拥挤的营地一片混乱。在萨克森豪森，党卫队用装满稻草的麻袋替换了床架，将400个“反社会人士”塞进了原本容纳146人的空间里；作为应急措施，党卫队还在点名广场的东北方新建了18个营房，形成了所谓的小集中营。新囚犯的制服既不合身又肮脏，鞋子和帽子短缺，导致许多人赤脚受伤，头部也被晒伤。[105]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处境更悲惨。不仅因为营地仍在建设中，还因为当地党卫队已经被几周前阿尔贝特·卡尔魏特被杀事件惹火了。[106]

更糟糕的是，“反社会人士”在囚犯中处于底层。和“绿三角”一样，他们也会遭到其他囚犯的蔑视。然而，与“绿三角”不同的是，黑三角的囚犯尽管人数更多，但不太可能当上有影响力的审头。他们虽然也存在些许同袍之情——相互帮助、讲讲笑话或者传奇故事来转换心情——但彼此间的认同感依然薄弱，因为“反社会人士”之间的共同点比所谓的罪犯之间的共同点还少。[107]最惨的是残疾人和精神不稳定的人，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经常孤立无援。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把这些人称为白痴，让他们戴着写有“蠢”字的白色臂章。[108]

一些“反社会”囚犯还会被纳粹以优生的名义杀害。德国的新统治者从1933年上台后马上引入了针对“遗传病患者”的强制绝育法律。到了1939年，新设立的遗传病卫生法庭的医生和法官，出于自己的偏见，令至少30万人（男女都有，其中许多是精神病院的患者）被强制绝育。[109]维尔纳·海德教授负责监督集中营里的绝育计划，他在1936年与督察官艾克会面后便被指派负责“遗传病监控”，讽刺的是，他上次与艾克见面时，艾克还是他在维尔茨堡诊所的病人。显然，所有监狱都要尽可能展开绝育计划，而那些“反社会人士”最容易成为绝育的目标，因为海德认为他们之中有“不少低能人”。最初，只有海德一人做这个工作，但他很快教会了集中营里的医生完成正式的法院申请。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其他一些在集中营工作的冷漠无情的医生突然对囚犯绝育产生了热情，当时绝育手术主要在当地的医院进行。[110]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党卫队的残忍手段连同普遍恶化的条件，导致了集中营内囚犯的大规模死亡，死亡人数创历史新高。死亡率第一次飞速上升是在1938年夏天，即6月突袭行动中被抓捕的犯人到达集中营后。整个集中营系统在1938年的前5个月（1月至5月）已知有90人死亡。在接下来的5个月（6月至10月），至少有493人死亡——其中大约80%的人是“反社会人士”。[111]在萨克森豪森，仅1938年7月，就有至少33名“反社会人士”丧命，而在一年前（也就是1937年7月），萨克森豪森只有一名囚犯死亡的记录。[112]

更恐怖的时刻还没有到来；如果说1938年的夏天和秋天已经令人窒息，那接下来的几个月才真正致命。从1938年底开始，“反社会人士”的死亡人数猛增到了新的高度。在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的6个月间，集中营里至少有744名“反社会人士”死亡。[113]在萨克森豪森，最致命的一个月是1939年2月，121名所谓的反社会人士被杀，同月其他类别囚犯有11人死亡，差别甚大。从1938年6月至1939年5月，一年的时间内，萨克森豪森至少有495名“反社会人士”死亡，占囚犯总体死亡人数的80%。据集中营一名幸存者回忆，主要的死亡原因是“饥饿、寒冷、枪击或施暴”。[114]显然，20世纪30年代后期，集中营里的囚犯死亡更为常见，因“反社会”而被捕的犯人死亡最多：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所有的党卫队集中营中“反社会”囚犯的总体死亡人数超过1200人。[115]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些社会边缘人士曾经是战前最后阶段集中营中的最大受害者群体。

政治宣传和偏见

从吓唬政治对手到恐吓社会边缘人士，这种转变对集中营的公众形象也产生了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纳粹政府从来没有在各类敌人之间划定严格的界限，而且掌权时间越长，纳粹领导人脑海中敌人的类型就越多——罪犯、特定的种族还有政敌；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海因里希·希姆莱谈到帝国在1933年曾面临“犹太共产主义反社会组织”的挑战。[116]尽管如此，早期集中营的主要功能还是摧毁左翼反对派，当时的报道和谣言也以此为主。[117]然而，随着集中营功能的改变，其在纳粹德国的官方形象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30年代中期，媒体报道就已经越来越强调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拘禁。[118]其中最突出的是1936年末刊登在光鲜亮丽的纳粹杂志上的一个故事，这篇关于达豪的文章长达5页，包含20张集中营和囚犯的照片。文章开篇就强调了囚犯的人员构成最近发生了改变：

1933年的那批政治犯，除了一小部分人以外，其余的早已被释放。如今集中营关押的主要是各种反社会人士、政治上一再犯错的糊涂虫、流浪汉、不愿工作的人和酒鬼……流亡人士、国内的犹太寄生虫、道德败坏的人，以及一群预防性拘留的职业罪犯。

文章称这些囚犯现在正在学习严格的军事纪律，培养一丝不苟的卫生习惯，并且辛勤地劳动，“这些是其中许多人一辈子都在逃避的事情”。为了打消人们对党卫队虐待犯人的怀疑，文章一再向读者保证囚犯们十分健康，被喂养得很好。确实，其中一些囚犯“生长于破败不堪的社会环境”，他们从未过得像现在这样美好。这样倒也好，因为其中许多人永远不会再品尝到自由的滋味——囚禁他们有利于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119]纳粹其他的政治宣传也强调了最后一点，宣称对社会边缘分子的永久性拘禁将会减少犯罪。[120]

这样的言论在德国国内是可以找到市场的。魏玛共和国总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尤其在最后的几年中，国内严惩不良分子的呼声越来越高。[121]第三帝国就利用了这一臭名昭著的遗产，甚至一些政治犯也支持将社会边缘分子无限期地拘禁起来。[122]纳粹对集中营的宣传报道还利用了社会固有的偏见，摆拍了许多满是文身、姿态邪恶的囚犯照片。“在我们穿过集中营时，”1936年这篇描写达豪的文章写道，“常能看到那种天生就会犯罪的典型面孔。”这话利用了当时大众对面相理论的迷信。[123]这类故事对第三帝国产生了一定影响，把营地塑造成了充满危险分子的地方，让公众越发相信是希特勒把街道变得更加安全，这种想法甚至在纳粹倒台后仍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124]

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后半段，集中营在普通德国人心中并没有占据主要位置；1933年时的种种强烈情绪——好奇、喝彩、愤怒、恐惧——都抵不过越来越多的冷漠；即使在左派以前的支持者当中，集中营的新鲜感也早被消磨掉了。而且，集中营拘禁的人大部分来自社会边缘，逮捕行动也经常远离公众视野。即使是针对所谓反社会分子和犯罪分子的突袭，虽然是政治宣传的好材料，却也几乎没有德国媒体进行报道。[125]

这种做法是大势所趋，集中营正逐渐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之中。这其中有许多原因。第一，几百座半公开的早期集中营已经被几座隐秘的集中营取代。第二，目击者的证言大部分也消失了，那是1933年公众认识集中营的主要渠道。第三，囚犯少了，被释放的人往往也噤若寒蝉。[126]而敢于出声的人却很少能造成影响，因为对纳粹有组织的抵抗已经支离破碎。最重要的一点是，随着纳粹独裁政权越来越受欢迎，批评性报道的受众越来越少。当然，德国人并没有忘记集中营，也没忘记以前里面发生的恐怖故事；在公众的脑海中，集中营仍和暴力、虐待联系在一起。而这也使许多当地要员非常恼火，比如在达豪，很多人就意识到集中营的坏名声吓退了许多游客。[127]不过绝大多数德国人对纳粹政权是满意的，至少是顺从的，他们对集中营的恐惧此时已变得模糊且抽象。[128]

至于纳粹独裁政权，它很愿意让集中营融为背景，只在偶尔的情况下才作为威慑手段出现一下。除此之外，政府并没有把集中营重新置于媒体聚光灯下的意愿。现在关于虐待的传言已经少了，所以没必要再为集中营洗白。[129]而且，纳粹仍然不确定公众对集中营的接受程度，尽管他们声称集中营为对抗犯罪做出了贡献。达豪集中营的照片在1936年开始流传的一周之后，官方甚至发出了一道密令，要求减少对集中营内部事件的报道；纳粹党首席新闻发言人奥托·迪特里希（Otto Dietrich）曾在私下说，这样的报道“容易引发国内外对德国的攻击，对帝国形象造成损伤”。[130]

迪特里希关于外国舆论的观点十分正确。虽然政府对操纵德国国内舆论越来越得心应手，但国外的舆论没有那么好掌控。纳粹并非没有试过。为了改善集中营在国外的形象，集中营党卫队继续运用施压和欺骗两种手段，双管齐下。[131]其中被蒙骗的是英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成员。自从1935年参观达豪集中营后，他们便相信每个党卫队队员“都在想方设法帮助每一个囚犯改造自己，并改善他们的境况”。这话写在一份给多疑的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中。[132]有时，外国的报纸上也会有此类赔罪似的澄清。[133]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境外媒体和德国流亡人士的报纸上更多的仍是有关集中营恐怖、虐待和谋杀的大量报道。相比之下，这种洗白式的报道只是杯水车薪。[134]

国外对于集中营的批评仍然围绕着个别政治犯的命运。比如在英国，公众为汉斯·利滕的请愿行动让德国驻英大使得出了释放他可以大大提高第三帝国形象的结论。不过，纳粹政府拒绝了所有释放利滕的请求；在1935年9月的纽伦堡党代会上，宣传部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演讲中抨击汉斯·利滕是主要的犹太敌人之一，是全球共产主义阴谋的幕后黑手。[135]但在另外一个更著名的事件中，纳粹领袖在一定程度上向外国的压力屈服了。

和平主义作家卡尔·冯·奥西茨基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中最有名的囚犯，至少在德国境外是最知名的，一场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的运动正在凝心聚力。自1933年2月被逮捕以来，奥西茨基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仍被关在埃斯特尔韦根，患有严重的肺结核，几近失声。一名前来探访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将他的病情形容为“极度危险”。特奥多尔·艾克知道奥西茨基随时可能会死，但仍建议希姆莱无视所有要求释放奥西茨基的呼声。因为以奥西茨基的知名度和他对党卫队罪行的了解，他很可能会成为“指控纳粹德国的首要目击者”。海德里希持有相同的观点，但赫尔曼·戈林否决了两人的意见，因为他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即将到来的奥运会。1936年5月底，奥西茨基离开了埃斯特尔韦根，在警察的密切监视下在柏林一家医院度过了余生。也是在那里他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尽管纳粹不断施压，他还是接受了这份荣誉，作为反抗纳粹的谢幕演出。不过，政府不许他离开德国去接受这份荣誉。奥西茨基一直没能从集中营的阴影中恢复，最终于1938年5月4日去世，享年48岁。[136]

虽然解救奥西茨基的运动暂时将纳粹集中营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但国际媒体对集中营的兴趣正在衰减。一部分原因在于获取新闻细节的难度越来越大，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历史学家们所谓的“同情疲劳”，连续多年有关纳粹暴行的报道已经让公众越来越麻木。[137]不过，20世纪30年代后期一件轰动一时的大案曾经短暂地打破了这种平静，那就是对新教牧师马丁·尼默勒（Martin Niemöller）的逮捕行动。[138]马丁·尼默勒是一名右翼民族主义者，一度对纳粹抱有同情。但纳粹政权对新教的打压令他越发不满，他随后成了认信教会的领袖，结果在1937年以恶意攻击帝国的罪名被逮捕；1938年3月，柏林特别法庭驳回了针对他的指控，当庭将他无罪释放。这场审判最终稀里糊涂地收场，希特勒对此暴怒不已，宣称司法系统犯了一场大错，并要求希姆莱立刻将尼默勒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警察在法院大楼内将尼默勒带走，在国际上引起了如潮的谴责。纳粹领导人预料到了这一喧嚣，但认为这是值得付出的代价。此前处理奥西茨基的问题时，纳粹政府为平息国外舆论还曾惺惺作态，但这一次纳粹无视了所有要求释放尼默勒的呼吁，哪怕世人皆知尼默勒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仍在萨克森豪森和达豪集中营内度过了七年的时光。[139]

这种顽固反映出第三帝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实力不断增强。纳粹领袖越来越咄咄逼人，领导国家走上了与西方公开对立的道路，此时国际评论变得越发无足轻重。对战争的渴望改变了德国的国际立场，也给党卫队集中营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党卫队的军事野心

希姆莱喜欢将集中营党卫队视为军人。他把手下粉饰成与“德国的人渣”做斗争的勇士，希望能够以此提高党卫队的声望和地位，不再只是狱卒。[140]希姆莱这种军事上的抱负并非纸上谈兵。从一开始他便将看守们视为半军事化组织的成员，不仅可以在集中营内虚拟的战场上巡逻，也可以在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到铁丝网外去战斗，就像在1934年罗姆动乱时达豪的党卫队的行为。希姆莱坚称，经过与集中营内部的“敌人”历练之后，他的特种部队足以同集中营外的恐怖分子开战。[141]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看守团向半军事化力量的转变就已经开始了。[142]集中营周边的岗哨只是他们职责的一部分。就像前文提到的，队员花了大量时间在军事演习上。一开始，看守团的指挥官们因为装备破败而苦恼不堪；在达豪集中营，他们甚至连足够的军火储备都没有。但这一点在希特勒同意从国家预算中拨款资助骷髅部队之后便改变了。大量的战斗武器被分配给看守团，甚至能再建立一个机枪编队了。在达豪集中营，破败不堪的旧营房被一座巨大的新兵训练营取代，彰显了党卫队的军事企图。在萨克森豪森，囚犯们在集中营旁边建起了一个全新的大型综合设施，作为党卫队拉练的基地。在萨克森堡，同时建成的还有一个新的现代化射击场，配备了移动标靶。最重要的是党卫队继续招募看守团成员，远超过营内正常运营所需要的人数。党卫队的人员从1935年1月的1700人增至3年后的4300人，守卫与囚犯的比例远低于1∶2。虽然这股军事力量仍然很小，但其领导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143]

集中营党卫队这种循序渐进的军事化进程是希姆莱心中宏伟蓝图的一部分：创建独立的党卫队编队，并派往前线。自从与冲锋队领袖恩斯特·罗姆发生冲突之后，德国军队一直对纳粹领袖的军事野心提心吊胆。而将军们也确实应该担心希姆莱。虽然一再否认，但希姆莱并不满足于把党卫队和警察打造成国内力量。他一直眼红垄断军事力量的军队，因此小动作不断。在1938年一次党卫队高级指挥官会议中，他宣称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是党卫队神圣的职责：“如果我们不流血牺牲，如果我们不在前线战斗，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在国内射杀那些逃兵和懦夫。”他充分利用自己的狡狯、与希特勒的关系和政治斡旋的天赋，在与军队争夺地盘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一开始，他希望以新成立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Verfügungstruppe）为中心建立一支党卫队，这支机动队建于1934年秋，由不同种类的小型军事单位组成。同时，他也在考虑将党卫队看守团派往境外，模糊国内前线与国外前线之间的界限。[144]

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欧洲战争一触即发，党卫队的军事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希特勒在1938年8月17日签署的密令。该密令由希姆莱起草，明确表示党卫队可以被派上战场。而骷髅部队则将大规模扩员，作为“党卫队常备军”来“履行具有警察性质的特殊职责”。字里行间还暗示了国内集中营党卫队的部署。但在几个月前，达豪看守团的成员就已首次踏上了国外的领土，在德国军队的指示下于1938年3月行军进入奥地利。不久之后，又有了一个好机会。1938年秋天，骷髅部队的四个营参与占领了苏台德地区。他们由特奥多尔·艾克领导，并在他的带领下首次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土上接受了希特勒的检阅。骷髅部队继续参与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余领土的行动。等到5月，希特勒签署了另一道密令，正式承认党卫队骷髅部队的军事地位：在战争时期，一部分集中营党卫队会参加前线战斗。[145]

对于集中营党卫队的军事地位，如果说有谁比希姆莱还高兴，那必然是他的副官特奥多尔·艾克。艾克有时会把自己想象成将军（这也与他在党卫队内的地位相符），现在他能通过集中营党卫队军事化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了。根据鲁道夫·霍斯的记述，在20世纪30年代末，艾克全身心地投入看守团的扩张行动，甚至以集中营为代价。霍斯抱怨说，艾克对看守团展示了“不可思议的慷慨”，总是要求把最先进的设备和最好的营房留给看守团。[146]另一方面，艾克大力推动新人招募，不仅放宽了招募的标准，甚至要求党卫队的“猎头”（他自己如此称呼）去挖入伍的士兵：“去酒吧、体育俱乐部、理发店把他们挖过来。要我说，连妓院也别落下。总之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遇见他们，都给我带回来。”[147]

虽然这一特别的计划或许没起到什么作用，但艾克还是成功吸引了许多新成员。以1938年为例，党卫队骷髅部队的人数增加了不止一倍，在11月到达了10441人。次年夏天，人数继续增长，正规队员已达到12000～13000人。[148]同时，党卫队骷髅部队也在囤积武器。根据艾克的说法，他的部队到1939年中已经拥有800多挺机枪、约1500把冲锋手枪和近20000把卡宾枪。[149]艾克和他的政治军人们已经为集中营之外的战争做好了准备。

强制劳动

1937年，当德国一部著名的百科全书收录“党卫队集中营”这一词条时是这样描述的，囚犯在里面“被分成多个小组，按要求进行有意义的劳动”。[150]百科全书不可避免会提到强制劳动，因为它几乎出现在所有关于集中营的官方记载中。某一篇文章、某一场演讲如果没有提到这一点，似乎就是不完整的。虽然这些内容都是为政治宣传服务的，但也在很大程度上道明了真相——劳动在集中营的日常生活和囚犯的内心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就像《萨克森豪森之歌》中所唱的那样：

铁网后面是我们在工作，

弯着酸痛的腰工作，

我们变得努力，我们变得坚强，

但工作永无止境。[151]

当然，第三帝国并不是强制囚犯劳动的发明者。正如我们所知，这是监狱和劳教所的核心传统，被认为有许多好处。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说，劳动是保持囚犯忙碌的最有效手段。而且，据说多产的劳动还可以降低拘禁的成本。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讲，一些官员将劳动视为改过自新的手段，让不良分子以后可以过上中规中矩的生活。而其他人则将劳动视为惩戒的工具，可以赋予囚犯适度的痛苦，以此作为惩罚或者威慑。[152]

在战后大多数关于集中营的记述当中，劳动主要是一种惩戒的手段。沃尔夫冈·索夫斯基的研究就指出，强制劳动的主要功能是“暴力、恐怖和死亡”。[153]这一结论准确捕捉到了党卫队集中营的主要目标：通过劳动来侮辱和伤害囚犯。但这并非劳动的全部意义。将集中营劳动单纯地视为炫耀绝对权力的手段未免太简单，党卫队的政策背后还掺杂了意识形态、经济等其他许多的实际因素。

工作和惩罚

虽然全面推进强制劳动已经成为集中营体系的基本特征，但它并非建营的一条基本纲领。在早期集中营，劳动并没有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仓促建立的临时营中，一些官员甚至忽视了这一点。而那些强调劳动重要性的官员却发现在全国上下普遍失业的情况下，劳动的机会少之又少。更重要的是，当时对囚犯是否需要进行强制劳动还存在争议（尤其是关在州立监狱中的保护性拘禁犯）。德国一直以来有将一些政治犯当作荣誉囚犯的传统（希特勒就曾因此受益，他在1924年政变失败后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这才有空完成了《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总之在1933年，囚犯们不劳动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一些早期集中营的守卫强迫没工作的囚犯进行军事操练。但在其他地方，囚犯们被关在号房、营房和宿舍中无所事事。[154]

1933年的集中营里，强制劳动的内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户外劳作，纳粹以此增强对外界的威慑力。囚犯们被派去参与利国利民的大型工程（比如埃姆斯兰的沼泽排水）和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小路、公路和运河，或者在丰收时帮忙出力。在布雷斯劳（Breslau），囚犯们甚至要排干泥塘，这样当地人就能在此处修游泳池。第二类是建设和维持集中营，此类强制劳动在大型集中营尤为常见。许多囚犯都要参与新建或是维修各式各样的建筑，在建筑周围安装带刺的铁丝网。其他囚犯则要进行一些必要的劳动，包括打扫房间和走廊，准备食物和分发食物。[155]在理论上，囚犯的劳动具有实际意义。但在现实中，守卫们把这当作惩罚最惹人讨厌的囚犯的机会。这些囚犯最有可能去做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比如在霍伊贝格集中营（Heuberg），重要的政治犯不得不用石子装满篮子，然后倒出来再重新装满，循环往复。[156]

随着集中营在20世纪30年中期开始协调统一，劳动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首先，集中营党卫队开始对“闲散”持零容忍的态度，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强制劳动。特奥多尔·艾克制定的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守则就明确指出：“那些拒绝工作、逃避工作或是为了不工作而装病、装残疾的人都是不可救药的，他们必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157]与此同时，党卫队停止了户外劳动。为了躲避那些窥探的目光，集中营不再让囚犯为外部社群工作，埃斯特尔韦根开荒工程的中止就是个例子。

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党卫队在考虑囚犯的经济用途时，首先想到的是集中营内部的建设和维护。1936年至1939年间新建的五座集中营（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为首）均是囚犯们的血汗。在新集中营的最初几周或者几个月总是最难熬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欧根·科贡后来写道：“悲惨在不断累积。”1937年夏天和秋天，第一批来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们需要伐木、建营房、挖壕沟、搬运石块和木料。为了建设集中营，他们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伤病随处可见，跟不上进度的囚犯，比如虚弱的汉斯·利滕，还会被掌掴、踢打甚至遭遇更可怕的对待。此外，囚犯们还得忍受新集中营初期的恶劣条件。一开始，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没有床、毯子和自来水。污泥到处都是，粘在囚犯们的鞋、制服和脸上。党卫队的恐怖统治、令人精疲力竭的劳动，再加上恶劣的条件，造成了致命的后果。1937年8月到12月间，53名囚犯在布痕瓦尔德新集中营死去（同期，已经开始运营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14名囚犯死亡）。当然，在基础设施建好之后重体力劳动并没有停止。没有一座大型集中营是彻底竣工的，党卫队继续剥削囚犯，逼迫他们不停维修和扩建；在战前的岁月里，90%的布痕瓦尔德囚犯曾为修建集中营出过力。[158]

除了越来越庞大的营区建设，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党卫队很少参与重大的经济活动。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领导并没有一个真正的长期战略，也没什么兴趣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党卫队在集中营外只经营了一些小而无名的企业，其中一家陶瓷工厂生产腊肠狗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俗艳雕像。至于党卫队手上最宝贵的资源——囚犯，一般由当地的指挥官进行调度。[159]

而指挥官往往会将大部分决策权交给看守，后者继续将劳动视为虐待的理由。无论工程进度多么紧迫，他们总能抽出时间折磨囚犯。多年之后，哈里·瑙约克斯依然记得1936年的那一天，党卫队队员突然命令他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其他囚犯停止手头平整土地的工作，代之以不断加快的速度挖掘深坑。“我们都成了机器人。”瑙约克斯回忆说。在看守们拳打脚踢的驱使下，囚犯们疯狂地挖掘，直到把刚刚整平的土地挖得像月球表面那样坑坑洼洼。“我们之前所有的工作都白干了，一点儿意义都没有。”[160]

总的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为集中营牟取经济利益的野心并不大，但有一处例外——达豪集中营的囚犯车间。这不仅是党卫队最早的盈利买卖，也是战前最重要的一个。一切还要从1933年说起，当时集中营党卫队建立了一个车间，为新建立的集中营生产急需品。虽然党卫队参与竞争也曾引起当地企业的抗议，但营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迅速扩张，不久之后便开始为党卫队其他部队提供补给。到了1939年，有370名囚犯在这个大型木工车间工作，为党卫队生产床架、桌子、椅子。[161]当然，在党卫队心中，集中营的震慑作用还是大于经济作用。但强制劳动——达豪集中营的车间成了党卫队战前时期利润最大的生意——证明了剥削囚犯并不影响集中营的正常使命。党卫队领导人意识到高效生产可以和恐怖统治并存。这也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激进的经济政策做好了铺垫。党卫队内冉冉升起的新星奥斯瓦尔德·波尔就是拥护这一政策的先锋。[162]

奥斯瓦尔德·波尔与党卫队经济

1933年，希姆莱想寻找一名专业统筹和规划党卫队机构未来发展的管理人才，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奥斯瓦尔德·波尔，彼时波尔还是一名海军出纳员。就在这一年5月，在基尔（Kiel）的海军食堂花园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希姆莱一下就被比自己大了8岁、年届40、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波尔吸引了。波尔正是希姆莱想找的人，既有专业的管理知识，又有意识形态上的热情。他出身中产家庭，1912年以出纳实习生的身份加入海军，专攻预算和组织管理。同时，他还是一名极右翼活动家和资深纳粹党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波尔加入了自由军团，随后参与了纳粹初期的运动。他宣称在1923年就加入了纳粹，按他后来的说法，是“听从了热血的召唤”。他1926年加入冲锋队，1933年荣升为二级突击中队长。希姆莱找到了建立党卫队行政体系的合适人选，并赋予了他极大的自由。波尔欣然抓住了这个机会。身为充满雄心壮志的热血男儿，他自觉被困在了海军的死水中。他热切寻找一个能够发泄自己“工作欲望”的“出口”。与希姆莱见面两天后，他就修书一封，承诺为希姆莱马首是瞻，“直到我倒下”。1934年2月底，波尔走马上任，被提拔为党卫队行政办公室主任。[163]

在接下来几年，波尔的权力越来越大。他的手里集中了党卫队大部分的行政和财务大权，负责跟纳粹党和财政部洽谈预算，并给党卫队分支做审计。波尔还开始涉足本职工作以外的领域，获得了党卫队建造工作的控制权，接手了毫无经验的商业买卖。波尔的晋升速度很快，1939年，在党卫队经历了管理和运行上的一次重要重组后，波尔被任命为两个主要部门的一把手——行政和商务办公室，以及预算和建筑办公室。[164]波尔对敌人和下属的冷酷无情以及对希姆莱的忠心推动了他的升迁，希姆莱从始至终在背后支持他。[165]

波尔确实对集中营体系产生了影响。他的权力越大，集中营就越被吸入他的轨道。从1934年起，他开始频繁参与达豪车间的管理和运行——他生活和工作的场所就在附近（党卫队建设办公室在1933～1934年就设在达豪），时常就会去车间巡视一番。等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车间就完全在他一人的掌控之下了。当然，他还有其他要务。截至1938年，波尔已经控制了集中营和骷髅部队的财政和行政事务，并负责多项建筑工程的内部监督。[166]

波尔对集中营党卫队越来越多的干预使他与特奥多尔·艾克产生了摩擦。在波尔1937年初晋升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后，他们在党卫队内的级别相同，彼此之间勉强有一些尊重，在往来的公文中甚至会用更亲密的“你”而非“您”称呼彼此。他们在党卫队内都享有特殊的地位，可以直接向希姆莱进行汇报，也都决心要最大限度地利用手中的权力。就像鲁道夫·霍斯后来写的，两人都是“凶残的人物”，也许他们也意识到彼此是一丘之貉。[167]不过，两人之间的关系并非像一些历史学家所描述的那样亲密。[168]他们在集中营的管理、预算和建筑上都发生过冲突，艾克也曾因波尔利用集中营争功而心生不快。比如，在希姆莱1939年4月对达豪集中营进行官方视察时，是波尔陪同介绍，而不是艾克。[169]

随着希姆莱下令大力发展党卫队经济，波尔的地位在20世纪30年代末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多年以来一直忽视经济发展的希姆莱突然燃起了热情，在1938年监督创办了多个重要的大型党卫队企业。虽然历史学家仍就希姆莱的动机争论不休，但不管怎么说，1938年都是党卫队经济起步里程碑式的一年。希姆莱很有可能是因为看到了扩张党卫队帝国的另一个好机会才大力发展经济的，虽然这个机会以牺牲民营企业为代价。[170]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希姆莱的政策十分明确：集中营的劳动力将成为欣欣向荣的党卫队经济的主要资本，而奥斯瓦尔德·波尔是总经理。1938年秋天，波尔吹嘘说“给我们集中营里的懒汉们找到工作”是他的职责所在，这一说法受到了希姆莱的赞扬。[171]不过实际上，波尔并非全权负责，各集中营的指挥官和督察组也有自己的发言权。[172]但不可否认，波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他对党卫队经济的控制是后来战争时期他全面接管集中营系统的关键所在。

到1938年为止，党卫队在经济方面最重大的举措就是成立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Deutsche Erd-und Steinwerke GmbH，又称 DESt），这也是波尔治下第一家大型企业。希特勒的一项改造德国城市的宏伟计划催生了这家企业。计划由年轻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领导，他刚刚被任命为第三帝国首都柏林的建筑总监。在战前，柏林是第三帝国最大的建设工地。由于希特勒的宏伟蓝图需要的大量砖头与石料——据施佩尔估计，每年大约需要20亿块砖头——远远超过德国现有工业的产量，因此党卫队介入了。在1937年底或是1938年初的一次会议中，希特勒、希姆莱和施佩尔三人达成一致，由集中营囚犯来供应建筑所需的大量建材。希姆莱将此视为一个良好的契机，是党卫队迈向大规模生产的第一步，可以提升党卫队的地位。施佩尔还提供了大部分的启动资金，为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提供了约1000万德国马克的无息预付款。

早在1937年，党卫队就开始寻找合适的石料和黏土产地，在1938年春天之后更是加快了寻找的速度。同时警方在全国展开突袭，将更多的劳动力拽进集中营。到了1938年夏天，在奥斯瓦尔德·波尔的监督下，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承接了好几个项目。囚犯们热火朝天地建起了两座全新的砖厂，小一点的在布痕瓦尔德五英里外，另一座规模大许多的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在其他地方，囚犯们正在建设两座全新的集中营，新营附近有蓝灰色的花岗岩矿场，可以为建设希特勒梦想中的德国提供原材料。这两座新营就是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173]

采石营

1938年3月下旬的某一段时间，奥斯瓦尔德·波尔同特奥多尔·艾克到纳粹德国的南部调研，同行的还有许多党卫队的专家。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寻找合适的建厂地点。[174]3月24日前后，一行人穿越了靠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茂林丛生、土壤贫瘠的巴伐利亚东部。此处已经属于德国的边陲之地，被戏称为巴伐利亚的西伯利亚。吸引他们来到这里的是弗洛森比格镇周围的采石场，这些采石场从19世纪就开始运营。托第三帝国大兴土木的福，石矿的产量最近有所提升。波尔和艾克一致认为现在是党卫队参与的好时机。随后党卫队调研团又穿过了不久之前还属于奥地利的边境地区，前往林茨附近，考察位于毛特豪森附近的一个花岗岩采石场。这里也符合波尔和艾克的期待。他们没有浪费任何时间，在考察结束之后的几天之内就开始兴建两座新的集中营。[175]

弗洛森比格集中营首先开张，在1938年5月3日接收了第一批囚犯，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不断扩张。党卫队领导们视其为非常重要的项目。希姆莱在5月16日亲自前来视察，同行的还有奥斯瓦尔德·波尔。特奥多尔·艾克甚至选择在此处度假避暑，还将照片寄给了希姆莱。其中一张照片是一名武装看守注视着一面巨大的党卫队旗帜，旗子黑色的背景上有一颗白色的骷髅。旗帜高高飘扬，底下是一群埋头苦干的囚犯。[176]与此同时，毛特豪森在1938年8月8日接收了第一批囚犯。党卫队一开始强迫他们住进维纳·格拉本（Wiener Graben）采石场的临时住所（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刚从维也纳市租借过来的），之后便让他们搬到了石矿山上的固定营房。[177]

党卫队很快给两座新集中营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它们的整体布局依照其他集中营模板，从达豪集中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调来的核心党卫队队员也引入了恐怖的理念和统治方式。[178]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还是十分不同：这是第一次由经济因素决定集中营的选址。[179]两座集中营对采矿的重视甚至影响到了它们的外观——巨大的花岗岩瞭望塔；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瞭望塔和环绕集中营的花岗岩高墙连为一体，让它看起来不像集中营，反倒像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城堡。[180]最开始，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数量比其他集中营少许多；在1938年底，弗洛森比格关押了1475人，毛特豪森关押了994人。而当时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的在押囚犯均超过8000人。[181]党卫队扩展两座新集中营的计划一直没有取得太大进展。[182]直到二战时期，这两座集中营的规模才逐渐赶上其他集中营。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弗洛森比格与毛特豪森的囚犯构成。1938年，集中营党卫队展开了一次雄心勃勃的尝试，将同类囚犯关押在同一处。结果，这两座新建的集中营关押的几乎全部是社会边缘分子，尤其是所谓的职业罪犯。新集中营甫一投入使用，从三座大集中营筛选和大规模转移囚犯的工作就随之展开。[183]结果，战前弗洛森比格集中营里几乎全部是绿三角囚犯。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也是一样，“绿色”在囚犯中所占人数最多，1939年从其他集中营转移过来的“反社会分子”紧随其后，其中有许多吉卜赛人。[184]战前，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与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有100多名所谓的犯罪分子死亡，比其他三座集中营加起来还多。[185]

为什么党卫队要把“职业罪犯”集中到这两座新营中？强制在采石场劳动被认为是最具惩罚性的，许多纳粹官员认为最坏的囚犯应当干最累的工作。当一名党卫队高官在1938年底建议派集中营囚犯前往最为致命的放射性矿场时，希姆莱热切响应，提议“让那些最坏的罪犯”时刻做好准备。[186]虽然这一特别的计划最终没有下文，但党卫队依然采用了一个类似的原则，那就是派“惯犯和反社会分子”前往工作环境最差的集中营。[187]海因里希·希姆莱毫不掩饰自己对“绿三角”的憎恨。在1937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绿三角”说成天生危险残暴的罪犯，他们一生中大部分时光都在铁窗之后度过。希姆莱描述了一幅由谋杀犯、强盗和性犯罪者组成的恐怖画面，比如一个有过63次犯罪经历的72岁恶徒。“如果称他们是禽兽，那是对禽兽的侮辱，”希姆莱愤怒地说，“因为禽兽都做不出他们做的那种事。”[188]于是，当1938年春夏采石营启用时，希姆莱和其他党卫队领袖觉得这正是适合此类囚犯的炼狱。[189]

被送进这两个新集中营的囚犯和希姆莱想象中的妖魔相差甚远。大多数佩戴绿三角的囚犯都是小偷小摸，他们来自社会底层，缺衣少食，是不入流的小偷和骗子，要不就是为了生存而乞讨。[190]其中一个人是约瑟夫·科拉切克（Josef Kolacek），一直以来都与父母生活在维也纳的一个工人阶级居住区，家里一贫如洗，父母都靠他来养活。科拉切克身患肺结核，在1938年6月14日，他30岁生日的前几天被刑警逮捕。当他来到达豪时，他还穿着前一天被逮捕时穿的廉价夹克和少了扣子的无领上衣。党卫队队员对他胳膊上的文身产生了很大兴趣。虽然在全国突袭中，警察认定他是“不愿工作者”，但他还是被集中营归为“职业罪犯”。然而科拉切克从未犯过重罪。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曾经被法院八次判刑，但几乎所有都是轻微的侵犯财产罪，被拘留几天或几周就可以被释放。只有他在1937年的最后一次犯罪——企图抢劫——让他在教管所中待了八个月。即便这样，党卫队仍将他视为恶毒的罪犯。1938年7月1日，他和其他几十名“职业罪犯”从达豪来到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在那里，他面对的是残酷的强制劳动和虐待。几个月后，一名党卫队官员的评价透着不祥的意味，科拉切克“在工作中非常懒惰和散漫，必须一直鞭策才行”。[191]

在弗洛森比格和毛特豪森采石营刚建成的几个月里，囚犯的日子尤其难熬。跟其他刚建成的集中营一样，囚犯必须自己建设基础设施——工作消耗大又危险，临时住所简陋的条件更是雪上加霜。同时，几百名囚犯已经在采石场中辛苦劳作。弗洛森比格的采石工作很早就开始了，1938年底已经有三座采石场开始运转。毛特豪森也是一样，1938年有三座采石场开始运营，很快，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控制下最大的矿场成了囚犯们最大的噩梦，工作异常艰辛，他们需要用鹤嘴锄和钻子修整地面，搬运巨大的花岗岩石料。[192]阿道夫·古塞科（Adolf Gussak）是一名奥地利吉卜赛人，他在1939年3月21日随着一大批囚犯从达豪来到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他后来回忆起在维纳·格拉本采石场最初的几天时说：“在采石场里我们必须背负沉重的石头。背着它们，我们要爬180级台阶（前往营区）。党卫队会打我们。所以总会有推搡，每个人都想躲开党卫队的鞭子。如果有人摔倒，那么他就完了，一颗子弹会从他脖子后面打进去。”[193]

死亡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司空见惯。在1938年8月至1939年7月的第一年中，至少131名囚犯死亡，所谓犯罪分子与反社会分子死亡的人数几乎相同。[194]鉴于囚犯人数本来就少——在1939年7月1日前只有1431人——毛特豪森几乎可以说是同时期致死率最高的集中营。在其他集中营，囚犯开始非常害怕被送到毛特豪森，因为回来的囚犯都将那巨大的采石场描述为人间地狱。[195]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囚犯活下来的概率比较大：有55名囚犯在战争爆发前死亡（其中80%是所谓的职业罪犯）。[196]约瑟夫·科拉切克幸存了下来，他在弗洛森比格待了9个多月之后被释放。[197]

高科技工厂

没有一个项目能像奥拉宁堡新建的巨型砖厂那样代表党卫队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经济野心。1938年夏天，在距离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约1英里、茂林丛生的运河河岸上，党卫队开始修建世界上最大的砖厂，预计每年生产1.5亿块砖，大约是普通大型砖厂产量的10倍。该项计划可能最初由阿尔贝特·施佩尔提出，他给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拨付了足够的启动资金，而这个项目也被当作显示党卫队经济实力的例子来进行大力宣传。党卫队为了向纳粹政权展示自己驾驭现代科技的能力，特地选择了最昂贵和最尖端的设备，也就是所谓的干式冲床，做到速度和效率兼顾。党卫队管理者们将自己的声誉押在了砖厂未来的经济成功上。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38年7月6日出席了奠基仪式，并且一直对建设进度保持着高度的关注。[198]

整个项目依靠的是强制劳动。尽管党卫队也雇用了一些平民合同工，但绝大部分劳动力还是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战前的几年里，每天平均有1500～2000名囚犯在此工作，是当时党卫队集中营规模最大的劳动群体。囚犯们清除了该地的树木后就正式启动建筑工程，他们开凿码头、平整土地、建造工厂的主体建筑。另外一队人马负责修建运输黏土的铁路，由几英里外的产地一直修建到工厂。[199]

工厂高端的设计和建筑工地简陋的条件形成了极大的对比。囚犯们用最基础的工具进行最费力的劳动，有时甚至连工具都没有。大队的囚犯用自己的制服搬运沙子。他们将制服反着穿，这样制服的背面可以充当围裙。其他人则用摇摇晃晃的木制担架运沙土或是用肩膀扛水泥袋子。在其他地方，囚犯们攀登脚手架，倾倒水泥，这时候他们的木鞋子根本不跟脚。施工过程中发生了许多断肢、骨折之类的事故，但施工速度并没有减缓。设备虽然稀少，但党卫队的凶残一点也不少。举个例子，工地的公厕很简陋，只不过是一条水沟上架一块木板，党卫队喜欢将筋疲力尽的囚犯推进下面的粪池里。[200]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很怕被派到砖厂工作，因为劳动非常严酷。[201]早晨，他们要在党卫队的棍棒和鞭子下走很远的路才能到工地。傍晚，他们抱着病人、伤员和死人一瘸一拐地回到营区。在奥拉宁堡的工地，囚犯们必须在日头下工作一整天；1938年酷热的夏天之后，他们又迎来了寒冷的冬日，一直以不眠不休的节奏工作。因为异想天开的党卫队管理者们给这个旗舰项目制定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极短工期，看守和审头们为了驱使囚犯，手段之凶残即便在集中营也不多见。[202]

疲劳、意外和虐待导致无数囚犯在偏僻的奥拉宁堡工地死去，还有一些囚犯是自杀。[203]最糟糕的时期是1938～1939年的冬天，换了一拨新的党卫队监工，他们为了尽早完工，不断加快进度；与此同时，柏林地区还暴发了大规模的流感。气温几乎连续三个月都在零度以下，而囚犯们的制服太单薄，又没有手套。很多时候，他们午饭的汤都结了冰。[204]1938年12月到1939年3月之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至少有429名囚犯在砖厂工地和集中营其他地方死去，比同时期任何集中营都多。[205]大部分死去的人都是所谓的反社会分子，他们是奥拉宁堡工地上人数最多的一类囚犯，常常面临党卫队和审头的“特殊对待”。[206]

其中一名受害者是55岁的农民威廉·施瓦茨（Wilhelm Schwarz），他是负责平整土地的50人分队中的一员，队里的每个人都像他一样是“反社会分子”，要在砖厂辛苦地劳作。施瓦茨死于1939年3月21日的清晨，在他被当作“不愿工作者”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9个月后。事后例行问询时，据负责他的审头所说，施瓦茨是从卡车上卸沙子时被压死的。这也许并非全部经过，但不管真相如何，这个政治犯审头对像威廉·施瓦茨这样的囚犯毫无同情之心，即使面对他们的死亡时也是一样：他愤恨地抱怨说自己小队的“反社会分子”极度“懒散”和“不负责任”，不愿“为工作付出哪怕一点点努力”。[207]而党卫队看守对威廉·施瓦茨的死，或是其他发生在奥拉宁堡工地上的意外死亡更是漠不关心。因为囚犯数量充足，死人可以立刻被新人替换，所以集中营党卫队更加肆无忌惮地将更多囚犯推向死亡，从一开始就展现出他们对强制劳动力那种残忍的冷漠。[208]

但是，即便劳动力的供给源源不断，党卫队的野心还是远远超出了自身能力范围。奥拉宁堡砖厂没能按预期取得成功，而是成了一个巨大的灾难，让人想起了苏联古拉格集中营内那些宏伟却毫无意义的国家工程。1939年5月是决定性的时刻，砖厂终于首次试运营，此时已经比原计划晚了好几个月。党卫队官员们难以置信地亲眼看着他们的梦想化为灰烬：从全新的窑炉中取出的砖头很快便崩裂破碎。由于无知和匆忙，党卫队管理者们犯了一连串低级的错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他们从没想过检查一下当地的黏土是否适用于干式冲床。最终证明完全不适用。让许多人丧命的这间巨大工厂从来没能生产出一块能用的砖头。[209]

奥拉宁堡的失败一览无余地反映出党卫队的无能。显然，党卫队没有驾驭大型高科技工厂的能力。[210]而奥斯瓦尔德·波尔的反应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不仅没有抑制党卫队的野心，反而继续推进奥拉宁堡的砖块生产，不计代价。障碍无法阻止党卫队，他们必须攻坚克难。为了挽回面子和前途，波尔在1939年夏天快速行动，希望能瞒过希姆莱，不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和灾难性失败的严重程度。波尔找了私营建筑承包商和倒霉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董事长来当替罪羊，然后将公司交给了几个乐观、积极、懂得现代化管理，还对纳粹满腔热忱的年轻人。不久之后，囚犯们不得不开始拆除他们在奥拉宁堡刚刚建好的设施，爆破窑炉，拆除机器和水泥地基。同时，大规模重建工程又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次使用的是更加可靠的湿式冲床等新设备。虽然耗费了更多的生命和金钱，但新工厂依然没能给党卫队带来多少收益。1940年，小规模生产重新开始。砖厂勉强生产了三百万块砖，几乎全部被砖厂自己消化了。虽然产量在接下来几年内有所提高，但跟预设的目标相差甚远。[211]然而，党卫队的野心从未变小，党卫队管理者们仍然固执地相信任何计划都可以成为现实，无论多难实现、多危险。

疾病与死亡

20世纪30年代末的集中营并不都是修罗场。对大部分囚犯来说，生活条件还不算致命，系统性的大屠杀还未被党卫队提上日程。因此，大部分囚犯活了下来，至少在那时幸存了下来。女性囚犯确实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很少有女囚死亡。[212]男性的存活概率相对低一些，所幸大多数人还是挺了过来。此时死亡已非特例，不过也还未成为常态。在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间，被关进集中营的50000人中有2268人死亡。虽然营内的日子越发艰难，但到目前为止，大多数人还是存活了下来。[213]

当然，比起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增加了不少，特别是1938年夏季到1939年春季，可谓致死率最高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囚犯人口的整体增长。但死亡率的上涨远比囚犯的增长速度更猛烈。比如在达豪，20世纪30年代末囚犯的数量增长了一倍，但死亡率增长了不止十倍。[214]有几个原因导致了死亡率的上升。每日强制劳动的强度比以前大幅增加，大多数囚犯被迫参与大型工程建设。同时，基本的生存条件因为物资短缺和过度拥挤而进一步恶化。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非常不利于生病和负伤囚犯的医疗条件，这是集中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审视。

集中营党卫队基本忽视了囚犯的健康问题，反而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安保、惩罚和强制劳动上。因为没有上层的明确指示，各个集中营的医疗基础设施水平各不相同。虽然各个医务室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均有所扩大，增加了更多的空间和设备——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配备了一间常规的手术室和X光室——但总体医疗水平仍严重不足。[215]

最大的障碍还是来自集中营党卫队本身。党卫队的一条基本宗旨便是生病的囚犯依然是危险的敌人。党卫队队员总怀疑生病的囚犯是在装病，因此很少允许他们接受治疗。1937年的一天，在达豪集中营，一名生病的囚犯鼓起勇气找到营区负责人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求他准许自己去看医生，结果引来了巴拉诺夫斯基狂风骤雨般的激烈回应：“病了又怎样！一战时还有人捧着自己的肠子行军好几个小时呢！你必须学会忍受痛苦！我会让你学会的！解散！”[216]而党卫队的医生在特奥多尔·艾克的指示下也积极寻找装病开小差的囚犯。“那些妄图通过小病小痛或者装病来逃脱工作的人，”艾克强调说，“将会被分到‘刑罚工作’区。”[217]党卫队医生还是无数恐怖行动的同谋者。他们一直宣称囚犯“适应”被鞭打，拒绝为他们治疗伤口，并通过编造尸检报告和死亡证明来掩盖谋杀囚犯的事实。[218]

党卫队医生非常紧缺，虽然很难一概而论，但似乎沦落到在集中营当医生的往往是一些没有经验或没有能力，甚至两者都不具备的人。与其他骷髅部队的官员不同，这些人几乎没进过大学。当然，那些在魏玛时期闯进大学殴打左翼学生的人除外。许多集中营医生刚获得行医资格，只是把集中营当作职业生涯的跳板，拿囚犯练手。路德维希·埃尔扎姆（Ludwig Ehrsam）是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医师，他还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医务室的主管。未及而立之年的埃尔扎姆医生很少给病人做检查，他更愿意强迫他们进行体育锻炼，可能是想查看他们是否可以重新开始工作。他的麻木不仁夺去了许多囚犯的生命，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因此给他取了个外号：医生杀手。[219]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少数党卫队医生会尝试改善集中营内的医疗条件，甚至偶尔送一些囚犯去正规医院看医生。[220]但大多数情况下，生病的囚犯只能得到糟糕的对待、忽视甚至虐待。如果党卫队想的话，改善现状其实很容易。毕竟囚犯中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医师，他们可以像早期集中营时那样在医务室中帮忙。[221]集中营党卫队也知道，这些囚犯往往比党卫队的医生要好得多。[222]但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党卫队往往拒绝起用囚犯医生，这些人只能在私下里偷偷帮助其他人。[223]党卫队的医生很少屈尊处理医务室的日常事务，所以党卫队会将大部分日常工作交给基本没有医护经验、没接受过医疗培训的囚犯审头。这些审头由党卫队勤务兵管理，而勤务兵甚至更无知。[224]

党卫队医生的冷漠威胁到了整个囚犯群体的生命健康。糟糕的卫生条件为传染性疾病提供了温床，20世纪30年代末期，多种传染病在集中营蔓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况最严重。1938年底，伤寒症在拥挤不堪的集中营暴发，废水又污染了附近的小溪，使流行病很快传出了营区。警觉的市政官员将几个村镇隔离起来，同时指责布痕瓦尔德党卫队疏忽大意。党卫队的医疗人员终于采取了行动，他们将患病的囚犯单独隔离，同时禁止使用户外公厕，但为时已晚。流行病在集中营内肆虐了几周，夺走了许多囚犯的生命。[225]

尤拉·索福尔（Jura Soyfer）是一名年轻的诗人和作家，在1938年春天纳粹占领奥地利之后作为左翼政敌被逮捕，不幸成为此轮疫情的最后一批遇害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党卫队指派他搬运尸体，他就这样染上了伤寒。尤拉·索福尔于1939年2月16日去世，就在几天之前，他刚欣喜地得知党卫队马上就要释放自己了。许多囚犯都为他默哀，他们曾在营房听过他秘密写的关于党卫队的打油诗并深受鼓舞。当一辆卡车载着他的木棺材离开集中营前往魏玛火葬场时，一名囚犯感叹说：“有多少还没写成的诗，有多少还没完成的作品，就这样随着他消逝了。”[226]

尤拉·索福尔是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期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死去的约1000名囚犯之中的一个，那里绝对是当时死亡率最高的集中营。虽然达豪集中营关押的囚犯比布痕瓦尔德还多一些，但同期只有约400名囚犯死去。[227]那么布痕瓦尔德死亡率居高不下的原因是什么呢？它是党卫队最新建成的集中营，卫生条件比达豪和萨克森豪森更恶劣，伤寒病的肆虐就是很好的证明。而且，1938年5月党卫队队员阿尔贝特·卡尔魏特的死刺激了其他队员，让他们变得更暴力。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也许还是最重要的，那就是布痕瓦尔德是当时关押犹太人最多的集中营，而犹太人是集中营党卫队最喜爱的猎物。在20世纪30年代末死去的囚犯中，犹太人几乎占了一半，而尤拉·索福尔就是其中之一。[228]

犹太人

“我可不愿意在德国当一个犹太人。”赫尔曼·戈林在1938年11月12日一次以反犹政策为主题的纳粹高层会议上说道。就在几天前，一场由国家支持的毁灭性迫害行动席卷了整个德国，纳粹暴徒夷平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会堂、商店和住宅，侮辱、抢劫、攻击了数万名犹太人。在这场残酷的风暴中有几百人死去，有的被杀害，有的则是被迫自杀。[229]这次行动是纳粹长期以来迫害的高潮，体现出犹太人正逐渐被来自上层和下层的激进力量无情地排挤出德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生活。犹太人越来越难在德国生活下去。尽管国外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纳粹向移民征收重税，获取签证也非常困难，但50万犹太人中仍有大约一半在战前排除万难离开了自己的祖国。而剩下的那些无助和贫困的犹太人则被困在第三帝国，面对绝望的未来。[230]

之前有人写过犹太人在战前纳粹德国时期的历史，但基本上全是在描写集中营之前一笔带过。[231]原因十分简单：除了迫害运动后的一小段时间，其他时候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战前，反犹政策的重点在其他地方——学校、单位、法庭和街道。不过，战前集中营对犹太人的迫害也很值得关注，因为其中一些先锋性的反犹恐怖行动和举措影响了之后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全部犹太人。[232]

拿种族主义法案来说，纳粹领袖们坚信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性关系是极大的罪孽。虽然早在1933年就有过出台官方禁令的说法，但纳粹政权并没有行动。从1935年春天开始，德国各地的纳粹恶棍们对政府的态度失望透顶，决定要自己亲手解决问题，于是便开始攻击“混血”夫妇。1935年夏天，许多“种族亵渎者”被关进集中营。德国法院此时还无法对他们进行惩罚，但警察和党卫队可以。“终结他的肉欲贪婪，”马格德堡的盖世太保在一起案件中这样写道，在案中，一名犹太人被指控与他的“基督教”管家发生了性关系，“绝对有必要将他关进集中营里。”[233]1935年9月《纽伦堡法案》出台之后，此类案件才开始减少。该法案正式将犹太人降为二等公民，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间的婚外关系和婚姻视为非法，触犯条例的犹太男人将被投进监狱或是教管所（女人不受此条款的影响）。自此之后，盖世太保已经准备好对那些“亵渎种族”的人实行保护性拘禁，其中大部分是被怀疑犯有“特别严重”罪行的男人，后来还有一些犹太女人（或用一位警官的说法“犹太婊子”）。[234]

集中营在驱逐犹太人出境方面也做出了新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末期，强制移民成为纳粹反犹政策的首要目标。[235]但警察已经在集中营内积累了这方面的许多经验。从1935年起，盖世太保不断对那些回到德国的流亡人士实施保护性拘禁，怀疑他们在国外“宣传纳粹暴行”。[236]其中包括几百名犹太人。他们一般被关押六个月才能重获自由，离开集中营时，盖世太保勒令他们必须离开德国，最好去巴勒斯坦或者更远的地方。不久之后，其他犹太犯人被释放时也被要求移民，此举将更多犹太人逐出德国；若他们再敢踏上德国的土地，就将终身被关进集中营。[237]

战前集中营在很多方面预示了后来对犹太人展开的全面袭击。不仅因为在集中营，纳粹第一次在犹太囚犯的制服上标记了黄色的大卫星，也因为像历史学家于尔根·马托伊斯（Jürgen Matthäus）所说，战前集中营在反犹政策上发挥了“激进马达”的作用，推动着第三帝国的孤立、强制劳动和杀害犹太人。[238]党卫队高官们在德国集中营里协助传播这些举措，以身处最高层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为首，他不仅掌握着集中营的方向，也帮助推进了许多反犹政策。

统一协调反犹暴行

1938年之前，很少有犹太人被抓进集中营。虽然《纽伦堡法案》颁布之前对犹太“种族亵渎者”的拘禁就已经开始，但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每个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不过几十名。即使像萨克森豪森这样的大型集中营，1937年初也仅关押了约50名犹太人。[239]虽然犹太囚犯的数量少，但他们在集中营党卫队心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党卫队热切盼望着犹太人的到来，跟早期集中营的看守表现一样。[240]

激进的反犹主义是集中营党卫队的核心准则之一，其中混杂了传统偏见、种族狂热、变态幻想和政治妄想。许多党卫队队员早在进入集中营之前便已经有反犹情结，一旦到了集中营里，他们对犹太人的憎恨更是与日俱增，充分体现在他们的言语和行为上。这种思维根深蒂固，乃至一名党卫队看守因参与谋杀犹太囚犯（关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律师弗里德里希·魏斯勒）而接受正式询问时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三级小队长克里斯蒂安·古特哈特（Christian Guthardt）承认自己是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一位柏林国家检察官在1937年审问后写道，“而且宣称在他眼中，犹太人的地位还不如一头牛。”[241]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党卫队看守几乎每天都要折磨犹太人，不仅对他们恶语相向、随意谩骂，还让他们通过耻辱的行为贬低自己，比如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之歌》：

但是如今，德国人终于发现了我们的本性，

铁丝网将我们安全置于外界的视野之外。

我们是可怕的，是人群中的诽谤者，

面对现实，我们一夜之间被击垮。

如今，犹太人的鼻子悲伤地扭曲着，

我们发现仇恨与不和都是徒劳。

不能再扒窃，也没有充足的食物。

太晚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说。[242]

强制劳动再一次成了党卫队施虐的主要方式。看守们讥笑犹太人是懒惰的骗子，决心用劳动教训他们，让他们终生难忘。[243]跟在早期集中营里一样，犹太囚犯总会被派去干繁重恶心的工作。声名狼藉的公厕小分队——被党卫队普遍戏称为“4711敢死队”（以德国一款古龙水命名）——总有犹太囚犯的身影。最繁重的劳动小分队也是如此。萨克森豪森的犹太囚犯们不得不一边用重锤击打岩石，一边喊“我是一只老犹太蠢猪”或“我是种族亵渎者，应该去死”这种话。[244]

这种工作经常伴以拳打脚踢，党卫队尤其紧盯着犹太囚犯的队伍。比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那些清扫看守营房的犹太人经常“被打断肋骨、打落牙齿，或受到其他身体伤害”，两名幸存者在战后写道。[245]看守们还用毫无意义的工作折磨犹太囚犯，比折磨其他囚犯更过分。在埃斯特尔韦根，党卫队不断逼迫犹太囚犯堆起一座大沙堆。完成之后，他们必须将一个铁板车拉到沙堆顶端，坐进去，一边大喊：“同志们，新时代的黎明就要到来，我们要启程去巴勒斯坦！”一边冲下来；铁板车不可避免会翻倒，坐在里面的人也会受重伤。[246]见过这样过分的活动之后，就不奇怪为什么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犹太囚犯比一般囚犯更容易死亡。[247]

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多数犹太囚犯还是幸存下来。党卫队最坏的一面并没有专门展现给犹太人，他们在对待其他类别的囚犯时一样凶狠。而且，犹太囚犯还能跟其他人一样享受到一些特权，比如可以用家属送来的钱购买额外的商品；少数犹太人还能当上审头，拥有一定的影响力。[248]1936年底，莫林根集中营甚至允许犹太妇女两天不必工作，专心庆祝光明节——点亮光明节烛台，互相交换小礼物，唱赞美诗。[249]这在关押男囚的集中营是无法想象的，相比之下，男子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恶劣得多，而且很快将继续恶化。

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党卫队虐待犹太囚犯的方法在整个集中营体系内越来越协调一致。早期折磨人的法子是各地方集中营原创的，如今党卫队领导人尝试由高层统一指导恐怖行动。1936年8月开始，释放保护性拘禁的犹太人需要希姆莱亲自批准，这是希姆莱与希特勒探讨后的结果。[250]1937年2月，一项更重要的举措实施，希姆莱指定达豪集中营为关押男性犹太囚犯的主营。[251]纳粹的政策向这个方向推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从1936年开始，集中营党卫队就将犹太囚犯更系统地与其他犯人隔离开，形成了单独的犹太营区和劳动分队。如今，隔离进入了下一个阶段。[252]

达豪成为关押犹太人的主营似乎顺理成章。因为它已经是关押犹太囚犯最多的集中营，而且早在1933年春天就已经尝试将犹太囚犯隔离，形成专门的“犹太连”。遵照希姆莱的决定，1937年春天，85名男性犹太囚犯从其他集中营被运送过来，达豪犹太囚犯的人数由此上升至150人左右，到年底进一步增加至约300人（大概占达豪囚犯总人数的12%）。[253]在这里，囚犯们面临着同样的虐待和偶尔降临的死亡——比如1937年夏天，一名党卫队分区主管强迫一名被控犯“种族亵渎罪”的犯人钻进正在运行的水泥搅拌车。[254]

达豪的隔离措施使党卫队领导更容易对男性犹太囚犯进行集体惩罚。比如，1937年11月22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宣布禁止释放达豪集中营的犹太囚犯，这一禁令持续了六个多月。[255]另一项集体惩罚是将犹太囚犯关在他们自己的营房中。1937年这种强制隔离在达豪至少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3月，也就是其他集中营的犹太囚犯刚刚抵达这里的时候。强制隔离由柏林的集中营督察组统一下令施行，尽管艾克自称是此项举措的发明者，可或许是出自希姆莱本人。[256]

党卫队领导声称实行此类集体惩罚是因为犹太人散布有关集中营“暴行的谎言”，他们固执地认为集中营内的犹太囚犯跟国外的犹太人相互勾结，正在策划不利于集中营的阴谋。许多集中营党卫队的普通士兵也认同这个观点。“那个时候，”鲁道夫·霍斯回忆，“我认为惩罚手中的犹太囚犯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同胞正在传播不利于帝国的恐怖故事。”集中营党卫队将手中的犹太囚犯作为人质——这个想法已经在纳粹领导人心中酝酿了一段时日，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则变得更加恶毒——希望能够平息国际舆论。[257]达豪党卫队还逼着犯人给国外报纸写信，抗议“不实的报道”。1937年10月16日，汉斯·利滕从布痕瓦尔德来到达豪，1937年11月27日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他和其他犹太囚犯被隔离惩罚，希望母亲可以试着“说服流亡在外的犹太人……不要再说一些关于集中营的愚蠢谎言，因为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会为此付出代价”。当然，党卫队这种粗陋的勒索手段骗不了任何人，很快就被国外媒体曝光了。[258]

这一时期达豪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面临的几乎是全封闭式隔离。每一次，他们都会一连数周在其他囚犯的视野里消失。除了短暂的“运动”时间，他们日夜都待在自己的营房里，门被反锁，窗户也被盖住，只能透入些许微光；房间里的空气陈腐潮湿，特别是在炎热的夏季。囚犯们大部分时间都躺在自己的稻草铺上，了无生气、四肢僵硬、饥肠辘辘，因为从食堂领到的食物根本不够填饱肚子。[259]但对他们来说最糟糕的或许是被切断信件往来，这对集中营外的家属来说也是巨大的打击。1937年8月底，被关押在莫林根集中营的格特鲁德·格洛戈夫斯基（Gertrud Glogowski）徒劳地等待了一个多月，却没有收到身在达豪集中营的丈夫的任何来信，她绝望地恳求集中营当局：“到目前为止，他的来信是唯一支持我坚持下去的力量。而如今，因为没有他的任何消息，我已经彻底垮了。”[260]

达豪对犹太囚犯的隔离措施虽然残酷，对他们却有意想不到的好处。由于隔离期间他们不必参加点名和强制劳动，所以暂时避开了党卫队某些最可怕的行为。在营房里，他们作曲、探讨政治、聊天，以此打发时间。汉斯·利滕是其中的活跃人物，通过与其他人畅谈艺术和历史，背诵文学作品和诗歌，他暂时恢复了精神，甚至算得上愉快。但这是利滕最后一段较好的时光。1937年12月末，党卫队解除了最后一次隔离，生活恢复了正常，利滕立即被派往能累垮人的除雪突击队。在纳粹手中待了近五年，他已经憔悴不堪，孱弱萎靡，要像老人一样拄着拐杖走路。他的身上已经看不出年轻人的朝气。1938年初，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犹太审头在牢房里死去后——党卫队怀疑是他在搞阴谋诡计，于是将他折磨致死——利滕被党卫队分队长赫尔曼·巴拉诺夫斯基审问，随后丧失了一切希望。2月5日刚过午夜，他的尸体被发现悬挂在公厕里。他只有34岁，却成了1938年1月至5月在达豪死亡的40名囚犯中的一员，至少一半的死者都跟汉斯·利滕一样是犹太人。[261]

黑暗岁月

对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来说，1938年是命运转折的一年。[262]在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的支持下，政府在11月迫害运动之前的几个月发起了一系列针对国内犹太人的袭击。法律上对犹太人的歧视、国家对犹太人生意和财产的劫掠愈演愈烈，对犹太人及其财物的侵犯也进一步增多。同时，德奥合并过程催生的大规模劫掠、暴力和侮辱事件也进一步推动了反犹政策。[263]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恐怖行动不断升级，集中营在迫害中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德国的入侵，奥地利的犹太人最先在1938年春天的一波逮捕行动中受到了冲击。刚开始，警察的焦点是政敌和一些名人，他们大多是犹太人的后代。1938年4月2日，第一批150名奥地利囚犯被运到达豪集中营，其中包括63名犹太人。[264]1938年4月，盖世太保在整个德国对“不愿工作者”展开了大规模突袭，受这一行动的鼓舞，奥地利新的纳粹统治者很快将逮捕范围扩展到犹太名人以外。这些突袭并非只针对犹太人，但1938年5月，政府在奥地利展开了一场专门针对犹太“反社会分子”、“罪犯”和其他“不合群人士”的大规模行动。有了这个不设限的命令，党卫队和警察们在公园、广场和饭馆展开了随机突袭和抓捕，仅仅因为那些人是犹太人。1938年5月底，刚被派往维也纳就职，后来成为帝国保安部官员的阿道夫·艾希曼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能将约5000名犹太罪犯（大部分从维也纳抓获）遣送至达豪。虽然事实证明这个目标太夸张，但政府确实安排了三趟前往达豪的专列，在5月31日到6月25日间输送了1521名犹太人。[265]

在到达达豪之前，奥地利犹太人的苦难就已经开始了。与以往不同，从维也纳发出的列车由达豪的看守押送，而不是警察。身上带有骷髅标志的看守在旅途中不断殴打受害者们。等列车驶进达豪营区时，已经有几名犹太囚犯死亡。大队的党卫队暴徒在站台迎接列车，他们对抵达的囚犯拳打脚踢，还用步枪的枪托对他们进行殴打，直到他们护着头惊慌失措地跑向营内。疯狂的看守们一路追打这些新来的囚犯，下了班的同事们则在自己的营房看着这一幕，兴高采烈地喝彩。一路上都是犹太人慌乱中丢弃的帽子、围巾、衣服和鞋。据党卫队官员估计，每次运输过程中大约有70%的囚犯都遭到了殴打，有的人还被严重扎伤。这种行为太暴力，以至于州检察院都派代表前来调查，不过没有任何作用。[266]

1938年春天被逮捕的奥地利犹太人还在陆陆续续被送往达豪集中营，而警官们已经开始策划下一轮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了，这次的范围是整个第三帝国。这次行动显然由希特勒亲自提议，也许是受了维也纳突击行动的启发，他在1938年5月底要求关押“犹太罪犯和反社会分子”。[267]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逮捕“反社会分子”行动，海德里希迅速在命令里又加了一条特别指示，要求地方刑警长官们对“曾经在监狱内服刑超过一个月”的犹太男性进行预防性拘留。虽然1938年6月对犹太人和反社会分子的逮捕令相似，但其背后的动机明显不同。拿犹太人来说，当局对强制他们劳动一点兴趣也没有。他们想要的是强迫犹太人放弃财产离开德国。这也是为什么接下来警方明确强调，不必考虑被逮捕的犹太人是否具备劳动能力。唯一重要的是把他们打上罪犯的标签，排挤出德国——这是最长盛不衰的反犹套路。[268]

这次行动按计划始于1938年6月中旬。同时展开的还有针对所谓反社会人士的逮捕行动，警察在犹太人住所以及酒吧、咖啡馆、电影院等公共场所围捕犹太人。许多人虽然只是小偷小摸，但因为触犯了纳粹的反犹法案，被当作十恶不赦的罪犯予以逮捕；在柏林街头，这种逮捕行动总伴随着公开的暴力和破坏。犹太社区的其他成员被深深震惊了，他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惧怕集中营——他们也确实有惧怕的理由。[269]

集中营的犹太囚犯从未像现在这么多。1938年6月的突袭行动将2300名左右的犹太人送进集中营，犹太囚犯的总数达到了4600人（截至1938年6月底），自3月以来大约增长了十倍。在整个集中营系统中，犹太犯人的比例增加到了20%。达豪集中营原本被用来专门关押犹太犯人，但因为囚犯数量急剧增加，太拥挤，所以纳粹政府不得不重新启用其他集中营。于是，6月突袭抓获的最多一批犹太“罪犯”，总共有1265人，被送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周前这里仅仅关押了17名犹太犯人，转眼间，便已经成为对犹太人最为致命的集中营。[270]

1938年夏天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条件非常恶劣，对刚被送进来的犹太囚犯来说，情况甚至更糟糕。因为营房不足，党卫队强迫数百名新来的囚犯住羊圈，其中许多囚犯都是从柏林来的犹太人；之后几个月，囚犯们只能睡在铺了干草的地上。尽管新被抓来的“反社会分子”经常被党卫队攻击，但看守们把最恶毒的招数都留给了犹太人。许多集中营看守在第一次遇到大批犹太“敌人”时便火力全开，喊着“总算逮到你们了！你们这群犹太猪。你们都会在这里痛苦地死去”诸如此类的话语。通常情况下，党卫队一旦遇到犹太人，就会停止虐待其他囚犯，转而集中精力对付犹太人。像以往那样，劳动是最可怕的折磨。“犹太人应该学会怎样工作。”布痕瓦尔德的党卫队领导们这样宣布。他们派犹太人去做最苦的工作，比如在采矿场跑步搬运石灰岩，就这样一天干十多个小时。即便病人和老人也必须搬运大石，直到被重量压垮。[271]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囚犯很快开始大量死亡。在1938年6月到8月间，至少92人死亡，犹太人成了所有囚犯中最脆弱的群体。因为死亡人数太多，集中营督察官艾克早在1938年6月21日就建议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建造一座焚化炉，以省去党卫队队员们频繁将尸体运往魏玛市的烦恼。[272]如果不是警察在逮捕后几周内释放了数百名犹太囚犯，布痕瓦尔德的死亡人数还会更多，当然，释放通常是以移民为条件。那些从布痕瓦尔德回来的人无不恐惧崩溃，一份地下报道称：“基本上，无论你问他们什么问题，他们都会开始哭泣。”[273]

但并非所有集中营都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虽然纳粹努力想使反犹恐怖行动协调统一，但各个集中营仍然存在巨大差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1938年夏天的死亡率出奇地高，但达豪集中营就不是如此，在那里犹太犯人的死亡率只是布痕瓦尔德的十分之一到七分之一。[274]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也没有保持高致死率的状态。1938年9月，囚犯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又从达豪转来了约2400名犹太人，这使布痕瓦尔德毋庸置疑地成为纳粹关押犹太囚犯的中心。[275]1938年10月4日，布痕瓦尔德的在押犹太囚犯达到3124人（占囚犯总人数的30%），令原本就人满为患的集中营里的资源更加紧张。[276]但犹太囚犯的死亡率反而急剧下降，从7月份的48人下降到10月份的8人，或许是因为住宿条件得到了改善，像羊圈这样极其简陋的关押地点陆续被弃用。[277]不过事实证明这只是反犹恐怖行动短暂的中场休息，平静很快又被打破了。

种族清洗

1938年11月7日清晨，来自汉诺威市的犹太青年赫舍尔·格林斯潘（Herschel Grynszpan）走进巴黎的德国大使馆，掏出左轮手枪射杀了一名德国外交官。这是一次绝望的抗议行为，格林斯潘的父母和亲人被第三帝国流放到波兰边境，和他们一起的还有1.8万名波兰犹太人。这次枪击事件成为种族清洗的导火索。两天后，原本聚集在慕尼黑庆祝希特勒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纳粹领导人决定利用德国外交官的死，发起一场全国性摧毁犹太人的行动，后人称之为“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这次行动是1938年11月9日傍晚由约瑟夫·戈培尔煽动发起的，阿道夫·希特勒在背后支持。戈培尔热切地在日记里写道，希特勒也认为让犹太人“感受人民怒火”的时刻已经到来。纳粹高官们疯狂地向全国各地的下属们发出指令，几小时之内，纳粹的暴徒们便开始四处打砸抢烧。[278]

与种族清洗同时进行的还有大规模的逮捕行动，希特勒下令立刻逮捕数万名犹太人。[279]在11月9日午夜前，盖世太保总部下令逮捕20000～30000名犹太人，尤其是富人。更具体的命令在不到两个小时后紧随而至，这次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亲自下令：警官们要在当地尽可能多地逮捕犹太人，尤其是富有、健康、年轻的男性，然后确保迅速送往集中营。[280]

1938年11月9日之后，几天时间内，超过30000名各年龄段、不同背景的犹太人在德国乡村、小镇和城市中被捕。作为协警的党卫队和冲锋队在抓捕期间不断虐待受害者。相反，普通警察普遍表现得更理智。据法兰克福一位名叫尤利乌斯·阿德勒（Julius Adler）的中年医生几周后回忆，警官在1938年11月10日早晨将他从家中带走，他们的举止“并不非常友善，但十分得体”。像许多其他犯人一样，阿德勒医生被关进了一个临时拘留所，也就是法兰克福会展中心的一个大厅。在这里他们必须交出身上值钱的物品，而混在警察之中的党卫队时不时对他们进行骚扰和攻击。[281]在被保护性拘禁几小时或几天之后，几千名犹太人被当局释放，免受集中营之苦，其中包括女人以及一些男人（主要是老人以及老兵）。[282]而其他一些年龄稍大或体弱的犹太男子则必须和青壮年一起被送往达豪、萨克森豪森或布痕瓦尔德。

种族清洗行动并没有避讳德国民众，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逮捕和遣送就发生在公众视野中。在许多城市，趾高气扬的纳粹分子公开羞辱囚犯；在雷根斯堡（Regensburg），受害者们在登上前往达豪集中营的列车之前需要在城中举着大牌子游街，牌子上写着“流放犹太人”。很难去描述公众的反应，但至少有一些人对囚犯的苦难遭遇表示同情。一名帝国保安部的地区官员抱怨“顽固的民主党人”对失去自由的犹太人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并散播了不少关于集中营内死亡和自杀的谣言。当时也有一些对纳粹领导人的匿名抗议，但很少有德国人敢公开发表批评言论，而强硬派则对遣送大加喝彩。[283]

遣送过程非常可怕。11月10日晚，阿德勒医生和其他犹太人被关进停在法兰克福的一辆特殊列车，他们被警告说如果尝试开窗就会被射杀。他们虽然一路上并没有像其他批次的囚犯那样被虐待，但仍然对未来充满担忧。在魏玛火车站，党卫队队员大喊大叫着将他们赶上等在一旁的卡车。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囚犯们不得不跑进集中营，因为路上有更多的看守会伺机对他们拳打脚踢。“之后我们必须跑着穿过集中营的操场，”阿德勒医生后来写道，“那些跑得太慢的人会一再被木棍痛打。”在黑暗的11月，囚犯们不断拥入布痕瓦尔德的点名广场，他们在那里登记的同时会面对长达数小时的折磨。经过党卫队在门口的“欢迎仪式”，一些囚犯的衣服已经被血浸透，头被打肿，骨头被打断。“我的一只眼睛被打，”一个人后来说，“然后就失明了。”[284]同样的场景也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上演。1938年11月中旬，党卫队总共将大约2.6万犹太人关进了三大集中营。[285]

几乎一夜之间，党卫队集中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们从未关押过这么多囚犯：几天之内，囚犯数量从2.4万人翻了一倍多，增加到近5万人。[286]整个集中营系统关押的女囚从未这样少过：还没有大批犹太女性被送到利赫滕堡集中营，因此全部集中营内女囚的比例减少到总人数的2%。[287]集中营也从来没关押过这么多犹太人：1938年初，犹太人只占囚犯总数的5%，而现在突然变成了绝大多数。而种族清洗运动后的几周，集中营的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水晶之夜”后的集中营

“这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历史上最恐怖血腥的一章”——两名老囚犯如此形容水晶之夜后的时期。[288]党卫队对1938年11月犹太囚犯的大规模拥入毫无准备，集中营体系变得比6月突袭“反社会分子”时更加混乱。在达豪，为犹太人空出来的营房很快就被填满，一些新来的人被迫住在一个巨大的帐篷里。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用上了小营区的临时营房，它们是夏天时为“反社会分子”准备的，但这些营房也很快被填满。[289]不过条件最严酷的还是布痕瓦尔德。

第一批来到布痕瓦尔德的“11月犹太人”被送到几周前为奥地利囚犯新建的一处简陋营房中。同时，其他囚犯必须加班加点地用薄木板建起另外四座临时营房，没有地板，直接就是泥地。整个新区位于距离点名广场很远的角落，被带刺的铁丝网与其他营区隔开。在夜里，每座营房挤进了近2000名囚犯，他们睡在木制的床铺上。床铺没有床垫和毯子，看起来更像个货架子；囚犯一个挨一个挤得紧紧的，一动都不能动。“我们就是这样住的，”尤利乌斯·阿德勒几周后写道，“我们觉得自己像牛一样被关在肮脏的牛棚里。”一天晚上，有两座营房甚至因为装的人太多而坍塌了。[290]

犹太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每一天都饥寒交迫，饱受疾病与污垢之苦。党卫队管理下的集中营秩序混乱，食物的发放时间根本不固定，而持续缺水造成囚犯们严重脱水。人们也无法洗漱，无法替换潮湿肮脏的便服。“人们的腿上包裹了厚厚一层污泥，一直延伸到膝盖。”阿德勒医生写道。在营房内，恶臭很快变得令人无法忍受，特别是在暴发了一次大规模痢疾之后。这里没有卫生设施，只有两条充当公厕的水沟，里面的粪便几乎要溢出来，党卫队队员曾试图在这里溺死几名犹太人。布痕瓦尔德的许多犹太囚犯饱受伤病之苦，四肢被冻僵，精神也出现了问题。但党卫队起初拒绝让他们看医生。得病的人全被扔进一间摇摇欲坠、被戏称为“死营”的棚屋——“这间棚子充满了粪便、尿液和脓的臭气。”一名囚犯清晰地回忆说。[291]

集中营党卫队一开始并不知道如何处置“11月犹太人”，从未让他们完全融入日常活动。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集中营，这些囚犯从未参加过强制劳动，只是看着其他囚犯到营区外劳动。他们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着、站着，或是围着点名广场跑步，忍受无休无止的演习、检阅与惩罚性的锻炼。只有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一周后决定让犹太人工作，主要让他们在砖厂工作，那里极易发生意外，而医疗救助几乎为零。“给犹太人，我只签死亡证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名医生据说曾经这样感叹。[292]

因为与集中营的其他囚犯，甚至其他犹太人隔离，“11月犹太人”本就特殊的地位变得更加尴尬。尽管党卫队明令禁止，但一些囚犯——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还是会将食物与水交给那些绝望的新来者，并且会给他们一些在营内生活的实用建议。[293]但对“11月犹太人”来说，这种帮助非常少，不仅是因为提供帮助会招致危险，也是因为其他群体对犹太人长期抱有偏见。“囚犯中也有不少人鄙视犹太人。”一份有关达豪的地下社会民主党报告如是总结。[294]

“11月犹太人”不得不互相帮助。但团结的道路上有许多不可避免的阻碍，首先他们的处境都很艰难。许多新囚犯还没有适应集中营，被日常的操练搞得晕头转向。而且，虽然在党卫队眼中犹太人都一个样，但在犹太囚犯自己眼中并非如此，他们对彼此之间阶级、宗教、国籍和政治倾向上的差别非常敏感。这些所谓的“11月犹太人”包括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不信仰宗教的人与东正教徒、年轻人与老人、共产党人与保守党人、知识分子与文盲、被同化的人与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通常来说，他们除了同是纳粹狂热种族主义的受害者之外再无共同点。这些鸿沟很难去弥合，特别是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295]不过互帮互助的情况仍然存在，尤其是在那些被抓之前就相互认识的人之间。[296]

但团结只能到这种程度，囚犯们在面对党卫队侵犯时往往毫无办法。虽然在集中营外，纳粹领导人在一天之内就停止了迫害，但集中营内的暴力与洗劫却持续了数周，实际上将迫害行为延续了下来。每当党卫队队员走近，犹太囚犯都害怕会遭到言语攻击，甚至更可怕的虐待。“被骂犹太猪这样的字眼已经是例行公事了，”阿德勒医生回忆说，“而灾难会降临在那些想反抗的人身上。”[297]党卫队队员在羞辱犹太人时无所不用其极，但有些人也不太确定到底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在阿德勒医生刚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时候，一名看守将他的眼镜从脸上打掉了。而当阿德勒找不到眼镜的时候，刚刚打他的党卫队队员又将眼镜捡起来还给了他。也有一些看守毫不犹豫，一有机会便虐待新来的囚犯，白天在点名广场，晚上则在营房。犹太囚犯都明白，所有的暴力行为都表明了纳粹政权的真正企图。“他们已经向我们宣战，”一名布痕瓦尔德囚犯后来写道，“而这些年来我们毫无防备。”[298]

集中营党卫队所做的不仅仅是虐待，他们还大肆洗劫了“11月犹太人”。自集中营建立伊始便存在腐败现象，而且相当普遍，并非个例。比如在早期集中营，官员经常勒索囚犯，告诉他们支付赎金之后才能重获自由。[299]在党卫队统一管理之后，腐败依然存在。看守会强迫囚犯到他们家中做家务，命令囚犯为他们做东西，偷囚犯的钱，或者将党卫队的供给挪到自己的腰包中。很少有党卫队队员在手握极权的情况下能够抵抗诱惑。几乎所有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从底层的文职人员到高层官员都以权谋私、中饱私囊；甚至特奥多尔·艾克也是如此，他时不时便训斥下属不正直，自己却建立了一个秘密账户，任意挥霍。[300]

党卫队的腐败在1938年11月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政府支持下的“盗贼”在种族清洗时还不忘大规模地劫掠。最讽刺的是，政府居然要求国内的犹太人支付十亿德国马克的“赔偿金”，以弥补纳粹暴徒造成的破坏。[301]集中营党卫队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特别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里的党卫队队员要求“11月犹太人”把贵重物品扔在敞开的箱子里，就这样没收了。那些藏了私房钱的囚犯后来也被党卫队用其他方式抢劫一空。看守以天价售卖一些基本用品——比如水、食物、鞋子、毛衣和毯子——同时强迫囚犯“捐款”以免于暴力虐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很喜欢炫耀他们的不义之财；就连普通士官在城里都穿着华衣美服，开着豪车。[302]

当集中营党卫队炫耀新得的财富时，犹太囚犯却过得水深火热。到集中营才几天，几乎所有人都受了重伤，这伤既在身体上，也在心灵上。集中营出现了一波自杀潮。几名无法忍受折磨的犹太人冲进了通电围栏，或是穿过了警戒线。在过去，集中营党卫队还阻止过犯人自杀。这次却没有。“随他们去吧。”特奥多尔·艾克如此吩咐部下。[303]

1938年11月和12月，至少有469名犹太人在集中营死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当时最致命的地方，几乎三分之二的死者都出自那里，已知的就有297名犹太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有58起死亡事件，而达豪则有114起。这个数字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在1933年到1937年的五年间有108人（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在达豪集中营死亡，平均每个月不超过两人。[304]

即将到来的屠杀

1938年11月18日，被关押八天之后，尤利乌斯·阿德勒医生被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释放，他与其他重获自由的犹太人一起走向附近的小村庄。他们饿坏了，于是先去了一家小酒馆，热情好客的店主夫妇给他们提供了充足的咖啡、水和三明治。之后，这些曾经的囚犯驱车前往魏玛，登上了一辆开往法兰克福的特快列车，他们身上还穿着集中营的脏衣服。回家时，阿德勒医生心存感激，因为许多非犹太朋友热烈欢迎自己的归来。但布痕瓦尔德教给了他两件重要的事：“第一，想尽一切办法让德国境内或是在集中营内的犹太人尽快离开；第二，任何时候都要提醒自己：所有地方都比集中营要好！”1939年1月份写下这行字的时候，阿德勒医生已经从德国离开了。[305]

其他许多德国犹太人做了相同的事。几乎每个犹太家庭在这次大规模逮捕中都或多或少受到了冲击。虽然不是所有被释放的人都会分享自己的经历——“我丈夫从不提起这件事。”埃里希·纳索夫（Erich Nathorff）的妻子在1938年12月20日写道，此时纳索夫刚刚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回来——但所受的磨难都被写在了他们的脸上和身体上。集中营的恐怖以及此次屠杀的威慑促使绝望的犹太人疯狂逃离第三帝国——这正是纳粹领导人希望的。[306]

这次屠杀对纳粹德国的许多犹太人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但它也是集中营的转折点吗？答案显而易见。毕竟集中营在1938年11月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变得比从前更大也更为致命，而暴力与劫掠的行为也将集中营党卫队更紧密地结合起来。集中营也再次证明自己是纳粹恐怖统治的万能工具。在纳粹领袖们的注视下，迅速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关起来、恐吓更多犹太人离开德国，集中营党卫队凭此再次通过了考验，就像四年前清洗罗姆时那样。[307]但人们不应该过分强调种族清洗行动对集中营体系的持续影响。从很多方面来说，它属于战前一个特殊的时刻，集中营很快又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

首先，犹太人很快不再是囚犯中的大多数。纳粹领袖们想要威慑他们，而不是真的把他们关起来，大部分所谓的“11月犹太人”很快就被释放了，比原先警察突袭中逮捕的犯人放得更快。大规模释放行动在水晶之夜十天后展开，持续了数周。海德里希的办公室签署了多种多样的释放令，包括释放老、病和残疾人士，还有一战时的老兵。当然，释放是有条件的。一些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意转让给非犹太人，更多的人则必须离开德国。早在1938年11月16日，海德里希便命令释放“那些即将离开德国”的犹太人——比如像尤利乌斯·阿德勒这样早就准备离开的人。因此移民和释放行动紧密联系起来，被释放的囚犯们纷纷签署离开德国的保证书。在他们离开集中营前，达豪指挥官洛里茨会问他们：“你们之中有不想移民的人吗？”不管怎样，至少囚犯们被迅速地释放了。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1月犹太人”的总数从1938年11月中旬的将近1万人下降到1939年1月3日的1534人，而到1939年4月19日就只剩28人了。[308]随着这批犹太人被释放，集中营内犹太囚犯的数量回到了水晶之夜前的水平。从国家的角度看，集中营已经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迫使犹太人离开德国——现在没有再进行任何大规模逮捕的必要了。1939年1月到8月，只有几百名新犹太囚犯被送进集中营，像仍然被关在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大部分是所谓的反社会分子、罪犯或是帝国的政治敌人。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纳粹集中营关押的犹太人不到1500人，而在第三帝国境内仍居住着27万到30万犹太人。[309]简而言之，水晶之夜并没有将集中营变成大规模永久关押德国犹太人的地方。

其次，集中营体系并没有因此得到永久性的扩张。随着大批“11月犹太人”离开，种族清洗运动后暴增的囚犯数量又迅速回落，在1938年底降至3.16万人左右。[310]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这一数字继续下降。警方后来的确有过几次大规模行动——包括1939年夏天在奥地利大规模逮捕吉卜赛人——但都无法与一年前行动的规模相提并论。总体来说，被送入集中营的新囚犯数量少了许多。[311]同时，警方还在继续释放囚犯。最让人惊讶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虽然一度极其反对大规模释放囚犯，但为了在1939年4月20日庆贺希特勒50岁生日，他同意大赦天下，将释放范围扩大到长期关押的政治犯以及社会边缘分子。在希姆莱和艾克的指示下，囚犯被告知快要到达“自由之路”了（不过他们的命运还是由接下来的表现决定）。数千名囚犯在1939年4月底重获自由，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犯了小罪的维也纳人约瑟夫·科拉切克和杜伊斯堡的乞丐威廉·米勒。因为这次没有公开报道的大赦，集中营囚犯人数在1939年4月底下降到2.2万人左右，与1938年夏天相比略有减少。[312]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4个月之后德国开战时；1939年9月1日，集中营系统一共关押了大约2.14万名囚犯。[313]

集中营看似势不可挡的扩张趋势在开战之前停滞了。这是党卫队和警方领导人没有想到的。1938年底，希姆莱及其党羽希望借大清洗的势头进一步扩大集中营。他们认为集中营迫切需要推进更多的建设工程，这样才能随时容纳3.5万名囚犯。然而建设需要投入460万德国马克，遭到了帝国财政部部长什未林·冯·克罗西克（Schwerin von Krosigk）伯爵的严词拒绝，他背后有赫尔曼·戈林的支持。冯·克罗西克伯爵希望控制集中营的肆意扩张。他警告说，每当集中营扩张，警察便会抓更多的囚犯将它们填满，结果集中营又需要进一步扩张，这将形成永无止境的逮捕链。相反，他提议释放数千名不愿工作、对国家不会造成威胁的囚犯。[314]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仍然有部分纳粹领导人对希姆莱的恐怖工具抱有疑问，不认为有进一步扩大集中营的必要。

那么党卫队对“11月犹太人”的攻击给集中营内的生活又带来了怎样的长期影响呢？在战前集中营的历史中，鉴于水晶之夜后数周的死亡人数，那一时期成为集中营迄今为止最血腥的阶段。但这并不像历史学家通常所说的那样，意味着集中营党卫队突然走向极端。[315]其实从1938年夏天开始，一直到1939年春天，对除了“11月犹太人”以外的许多其他囚犯来说，集中营都是致命的魔咒。大清洗之后的数周不过是达到顶峰罢了。

正如我们所见，早在大清洗运动开始前的几个月，即从1938年夏天开始，集中营内的恐怖行为就已经逐渐增多，居住环境也愈发恶劣。大规模逮捕“不愿工作”的人之后，整个集中营系统内囚犯的死亡率便开始飙升，从1938年1月到5月间的月均18人，上升到6月至8月间的月均118人。[316]大部分的受害者是“反社会人士”，其中犹太人遭到的伤害最重，有的时候甚至超过了新近被抓进来的“11月犹太人”。[317]对犹太囚犯来说，党卫队的恐怖行动并不是在水晶之夜后突然加剧，而是从之前便开始逐步升级。

而且，恐怖活动在种族清洗之后还持续了数月。自1938年底起，囚犯死亡率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平均每个月有323名囚犯死亡。[318]其中一半是在种族清洗中被抓进来的犹太人。剩下一半来自其他囚犯群体，党卫队凶残程度的升级同样波及了他们，[319]特别是对所谓的反社会分子。[320]集中营内的死亡率直到1939年春天都很高，哪怕此时“11月犹太人”早被尽数释放。[321]死亡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高位；1939年2月到4月间，平均每个月有189人死亡，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是所谓的反社会分子，党卫队对他们的迫害一直持续到1939年。[322]

直到一年之后，集中营的死亡率才显著地下降了。囚犯的死亡数量也比前几个月下降了许多。1939年夏天是二战开始之前最后一段宁静的时间，集中营中每个月平均有32名囚犯死亡。虽然囚犯的数量几乎相差无几，但死亡数比1938年夏天少了许多。[323]这也证明了纳粹集中营并不一直是一个死亡的深渊。就像苏联的古拉格一样，一段时间的恐怖之后是一段时间的平和。1939年夏天的这次转折有着许多内在的原因：天气开始变好了，囚犯营房没有之前那么拥挤，其他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所进展，比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供水系统。同时，党卫队也停止了他们一些最为暴力的行为。[324]

在经历了12个月的恐怖之后，囚犯们总算在1939年夏天松了一口气。“如果我们不是囚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营区长哈里·瑙约克斯写道，“人们几乎可以用平和一词来描述我们现在的生活。”[325]但像他这样被关了很久的囚犯并没有被表象欺骗。他们太了解集中营了，知道这种生活随时可能改变，向一种更为致命的方向改变。

其中一名这样的老囚犯就是恩斯特·海尔曼，他在集中营中一次又一次受了很多苦。就像我们之前所了解的，在1933年夏天的奥拉宁堡集中营，他遭到多次殴打并被任命为“屎官”。后来，他又在普鲁士州的模范营伯格摩尔集中营被折磨，在那里尝试自杀的时候，他被守卫射伤。这种折磨在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体系整合之后仍然持续。从1938年9月起，他被送往为犹太人设立的新营布痕瓦尔德，在那里他被编入运输队，搬运沉重的石块和泥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时，一个同为囚犯的老朋友在11月种族清洗不久后来到犹太营区看望海尔曼。两人刚认识时，海尔曼还是魏玛地区有名的政客，人生得意。但现在眼前的海尔曼几乎已经认不出来了：他的衣服污秽破旧，脸上布满了皱纹，胡子也没了，手掌开裂，背也驼了，精神也垮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叫海尔曼的人了，”他的熟人后来写道，“他已经崩溃了。”在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些关于共同朋友和政治方面的消息之后，海尔曼向他诉说了自己被守卫们折磨的情况。在谈到未来时，海尔曼说了一段惊人之语：“战争马上就要来了。你们雅利安人仍然还有机会，因为他们还需要你们。但是我们犹太人可能要被全部打死了。”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预言很快在海尔曼自己身上得到了印证。二战爆发后的几个月内他便死去了。集中营内的恐怖活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326]

[1] Röll，Sozialdemokraten，65，80；Jahn，Buchenwald！，53-56；StW，“Mörder Bargatzky zum Tode verurteilt，” Allg.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May 28，1938. Bargatzky的姓名拼法有很多种，我是按照他出生证明上的名字。

[2] 有关艾克和逃亡，参见Broszat，Kommandant，127-28；Dienstvorschriften Dachau，October 1，1933，IMT，vol.26，296，ND：778-PS。

[3] Röll，Sozialdemokraten，70-73；BArchB，NS 19/1542，Bl.3-4：Himmler to Gürtner，May 16，1938；Deutschland-Berichte，vol.5，869；Moore，“Popular Opinion，” 200-201.

[4] StW，“Mörder Bargatzky zum Tode verurteilt，” Allg. Thüringische Landeszeitung，May 28，1938；Röll，Sozialdemokraten，65-66，73-74.

[5] BArchB，NS 19/1542，Bl.8：Himmler to Gürtner，May 31，1938.

[6] BwA，31/450，Bericht E. Frommhold，n.d.（1945），41-42；Schrade，Elf Jahre，146；Berke，Buchenwald，91-92；ITS，1.1.5.3/BARE-BARR/00009874/0009. 外国报道，参见Moore，“Popular Opinion，” 201。

[7] BArchB，NS 19/1542，Eicke to RFSS-Kommandohaus，June 3，1938；ibid.，Bl.13：H. Potthast to Dr. Brandt，June 4，1938；Berke，Buchenwald，91. 1934年清洗罗姆一派时在达豪被处决的人不是集中营的囚犯。近代早期的处决，参见Evans，Rituals，73-77。

[8] “Er fiel für uns！，” Das schwarze Korps，May 26，1938. See also Dillon，“Dachau，” 166-67；Zeck，Korps.

[9] Burkhard，Tanz，119；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82-83.

[10] Jahn，Buchenwald！，54-56；Röll，Sozialdemokraten，68-70；BArchB，NS 19/1542，Bl.3-4：Himmler to Gürtner，May 16，1938；Stein，Juden，16.

[11] Stein，Juden，21.

[12] VöB，May 17，1938，cited in Gruchmann，Justiz，652.

[13] BArchB，NS 19/1542，Bl.3-4：Himmler to Gürtner，May 16，1938. See also ITS，1.1.5.3/BARE-BARR/00009874/0024，Eicke to Himmler，July 5，1938；Stein，Juden，15；Röll，Sozialdemokraten，70.

[14] BwA，Totenbuch. 1938年，督察组警告指挥官们会有新的司法机关调查枪击；IKL to KL，July 27，1938，NCC，doc.132。

[15] BArchB，NS 19/4004，Bl.278-351：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7，Bl.293.

[16] 数据参见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698；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OdT，vol.4，22；Endlich，“Lichtenburg，” 23；Morsch and Ley，Sachsenhausen，54。

[17]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9，337.

[18] OdT，vol.3，33.

[19] Neugebauer，“Österreichertransport，” quote on 201.See Ungar，“Konzentrationslager，” 198-99；Kripoleitstelle Vienna，“Transporte von Schutzhäftlingen，” April 1，1938，in Neugebauer and Schwarz，Stacheldraht，17；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73.

[20] Riedel，Ordnungshüter，197-98；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13.

[21] Röll，Sozialdemokraten，66-67，74-79，80-81，quote on 77.

[22] Zámečník，Dachau，102；Poller，Arztschreiber，193；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chapter 6.

[23] Wachsmann，“Policy，” 133-35.

[24] 很多政治犯认为纳粹政权就是通过把他们和社会“异类”关在一起来侮辱诋毁他们（Kogon，Theory，37）。这种说法后来被东德和西德的历史学家接受（Kühnrich，KZ-Staat，58；Richardi，Schule，226-27；Baganz，Erziehung，61-62，145-46）。编史的决定性调研，参见Ayaβ，“Schwarze und grüne Winkel”。

[25] 1990年一项针对集中营内不同群体受害者的学术调研仍然遗漏了“反社会人士”和“罪犯”；Feig，“Non-Jewish Victims”。

[26] Herbert et al.，“Konzentrationslager，”26-28；Herbert，“Gegnerbekämpfung”；Orth，SS，148-50，298.

[27] 集中营中用来扣留社会边缘人士的不同方法，参见Hörath，“Terrorinstrument”。

[28] “Der neue Geist im Münchner Polizeipräsidium，” VöB，March 15，1933.

[29]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7，209，312.

[30] Zámečník，Dachau，57；Rubner，“Dachau，” 67.

[31] Ayaβ，“Asoziale，” 19-41.

[32] 巴伐利亚有2592名囚犯［包括142名来自雷贝奥夫（Rebdorf）、被关押在达豪的教管所囚犯］，其中2009人被指控政治犯罪；数据（主要是1934年4月10日）来自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55-56；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105。被分类为不愿工作的雷贝奥夫囚犯，参见MdI to Ministry of Finance，August 17，1934，NCC，doc.232。

[33]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174-77：Reichstatthalter to MPr，March 20，1934.

[34] BayHStA，Staatskanzlei 6299/1，Bl.132-41：MdI to MPr，April 14，1934，translation in NCC，doc.23.

[35] 认为希姆莱在巴伐利亚对社会边缘人士的攻击是例外的观点，参见OdT，vol.1，55-56。

[36] Ayaβ，“Asoziale，”31-32，quote on 31；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71；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16-18，525；Harris，“Role，” 678；Diercks，“Fuhlsbüttel，” 266，278. “乞丐”拥入集中营，参见Stokes，“Eutiner，” 619-20；Wollenberg，“Ahrensbök-Holstendorf，” 228。

[37] Wachsmann，Prisons，49-54，128-37.

[38] Quotes in Prussian MdI decree，November 13，1933，NCC，doc.16. See also Wagner，Volksgemeinschaft，198-200；Terhorst，Vorbeugungshaft，74-80.

[39]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00-203；Mette，“Lichtenburg，” 141. 1934年5月25日，利赫滕堡439名囚犯中有257人被归为“职业罪犯”。

[40]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04-209；Roth，“Kriminalpolizei，” 332-33；OdT，vol.2，541；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58；BArchB，R 3001/alt R 22/1469，Bl.24：“Erfolg der Vorbeugungshaft，” Berliner Börsen-Zeitung，October 24，1935；ibid.（ehem. BDC），SSO，Loritz，Hans，21.12.1895，Personal-Bericht，Stellungnahme Eicke，July 31，1935.

[41]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58-60；Hörath，“Terrorinstrument，” 523.

[42] Quote in Bavarian Gestapo to KL Dachau，July 10，1936，NCC，doc.97. See ITS，ARCH/HIST/KL Dachau 4（200），Bl.15：KL Dachau to IKL，June 19，1936；IMT，vol.31，EE by M. Lex，November 16，1945，ND：2928-PS.

[43] Police Directorate Bremen，November 23，1935，NCC，doc.253.

[44] 党卫队将另外的950名囚犯分为“政治罪犯”和“遣返的犹太移民”；NAL，FO 371/18882，Bl.386-90：Appendix A，Visit to Dachau，July 31，1935。德国外交部的数据显示，1936年11月1日，1067名“职业罪犯”和其他社会边缘人士被关押在集中营（不包括同性恋者），囚犯总人数中所占比重超过22%；StANü，Auswärtigs Amt to Missionen et al.，December 8，1936，ND：NG-4048。

[45] Wachsmann，“Dynamics，” 24.

[46]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35-43.

[47]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35，254-57，quotes on 254；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0-63；Röll，Sozialdemokraten，66. 希姆莱在突袭后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3月10日与艾克会面；IfZ，F 37/19，Himmler diary。30名女性以“职业罪犯”的名义被捕并送入莫林根集中营。

[48]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4-55. 详情参见Herbert，Best，174-75。

[49] Speech at SS Gruppenführer conference，November 8，1937，NCC，doc.94.

[50] Hörath，“Experimente，” chapters 4 and 8. 学习刑法的现代化学校，参见Wachsmann，Prisons，20-22。

[51] 据了解，希姆莱想要获得更多的武装力量来建设和扩展集中营（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5）。这不太可能是主要因素，因为1937年3月被捕的人中超过半数被送进了两座集中营（利赫滕堡和萨克森堡），这些集中营并没准备要扩张（同年晚些时候，这两座男子集中营都关闭了）。数据参见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2。

[52] Tooze，Wages，260-68；Schneider，Hakenkreuz，738-46.

[53] IfZ，Fa 199/20，Sitzung des Ministerrats am 11.2.1937.

[54] RJM minutes，February 15，1937，NCC，doc.127. 希姆莱在1937年2月11日和12日与艾克见面；IfZ，F 37/19，Himmler diary。

[55] Quote，from Himmler’s February 23，1937，decree，in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4.

[56] 德国刑事学家长期以来给社会边缘人士和罪犯贴上“不愿工作”的标签（Hörath，“Experimente，” chapters 4 and 8）。这个词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赋予了更大的经济意义。

[57] RJM minutes，February 15，1937，NCC，doc.127. 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173。

[58] 过度拥挤的问题，参见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6。

[59]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73-74；NLHStA，158 Moringen，Acc. 84/82，Nr.8，Bl.2：Krack，Aktenvermerk，October 6，1937；Roth，“Kriminalpolizei，” 335.

[60] 1937年11月13日，德国警方对2752名“职业罪犯和习惯性性侵犯者”采取保护性拘禁（BArchB，R 58/483，Bl.120-21：Mitteilungsblatt des LKA）。一年后，人数增加到约4000人（1938年12月31日的数据，指的是12921名在预防性拘留所的囚犯，在他们中间，有8892名“反社会人士”，剩下的4029名囚犯被认为是“罪犯”；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13）。

[61]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4；ITS，1.1.5.1/0544-0682/0647/0027，Einlieferungsbuch；Röll，Sozialdemokraten，68（n.163）.

[62]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8.

[63] 囚犯的遣送，参见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9。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只有198名“罪犯”被留在布痕瓦尔德；Stein，“Funktionswandel，” 170。

[64] Broszat，Kommandant，58-61，73，quotes on 61，101.早期集中营内针对“罪犯”的暴行，参见Langhoff，Moorsoldaten，292-304。

[65] Report by A. Hübsch，1961，NCC，doc.240.

[66] BArchB，KLuHafta Sachsenburg 2，Kommandantur-Befehl，April 14，1937.

[67] OdT，vol.1，92，96.

[68] AS，Totenbuch.

[69] 这个数据不包括6名被分类为预防性拘留的囚犯；BwA，Totenbuch。同一时期——1937年8月到1938年7月——党卫队记录政治犯中有37人死亡。

[70] Quote in Kogon，Theory，31. 关于“BVer”，参见ITS，1.1.6.0，folder 25，doc.82095206，Wahrheit und Recht1（May 1946）。苏联的情况，参见Khlevniuk，Gulag，doc.98；Barnes，“Soviet，” 107-10。

[71] 例子参见Freund，Buchenwald！，99-100，103-105；Seger，“Oranienburg，” 34，47。关于党卫队的观点，参见希姆莱于1937年1月15～23日在国防军课程上的演讲，NCC，doc.83。

[72] See also Orth，“Lagergemeinschaft，” 114-16.

[73] 1937年11月13日，2752名“职业罪犯和习惯性性侵犯者”在预防性拘留所，1679人被分类为抢劫犯和小偷，522人被分类为骗子和买卖赃物者。只有约20%的人被指控为反人类罪：495名所谓的性侵犯者（包括同性恋男人）和56名抢劫者。BArchB，R 58/483，Bl.120-21：Mitteilungsblatt des LKA。See also 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1；Pretzel，“‘Umschulung.’”

[74] Wagner，“‘Vernichtung，’” 104-105.

[75] 关在同个营房内的“绿色”囚犯，参见NCC，doc.220；Naujoks，Leben，52-55。

[76] 另一种观点，参见Neurath，Gesellschaft，97-98。

[77] 紧张的关系，参见report by H. Schwarz，July 1945，NCC，doc.231；Poller，Arztschreiber，150。

[78] 1937年春天展开的逮捕是在国会纵火案的基础之上延伸出来的；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6。1937年12月法令的背景，参见Wagner，Volksgemeinschaft，258-59。

[79] BArchB，R 58/473，Bl.46-49：Erlaβ des Reichs-und Preuβischen MdI，December 14，1937；partial translation in NCC，doc.99.

[80] 杜伊斯堡的警察怀疑米勒是近期一起盗窃事件的犯人，怀疑他可能犯有其他未提及的罪行；HStAD，BR 1111，Nr.188，quote on Bl.43，Krimineller Lebenslauf，n.d.（感谢Julia Hörath对这一案件的记录）。

[81] Figure in Schmid，“Aktion，” 36.

[82] Ayaβ，“Asoziale，” 151-59；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0.

[83] Schmid，“Aktion，” 32-34；Ayaβ，“Asoziale，” 140-43. Ayaβ强调说保护性拘禁的囚犯（被盖世太保逮捕）和预防性拘留的囚犯（被刑事警察逮捕）都可以在集中营里被划分为“反社会人士”；Ayaβ，“Asoziale，” 170。

[84] Ayaβ，“Gemeinschaftsfremde，” 114-15；Wagner，Volksgemeinschaft，292-93. 女性“反社会人士”，参见Schikorra，“Grüne，” 108；idem，Kontinuitäten，143；Caplan，“Gender，” 89。

[85]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6.

[86] BArchB，R 58/473，Bl.63-72：Richtlinien zum Erlaβ zur vorbeugenden Verbrechensbekämpfung，April 4，1938.

[87] Ayaβ，“Asoziale，” 150-54；Wagner，Volksgemeinschaft，279，282-84，288-89.

[88] 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NCC，doc.103. 第三帝国学者对“吉卜赛人”的用法，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17-20；Fings，“Dünnes Eis，” 25。

[89] 据估计，1933年有20000～26000名吉卜赛人居住在德国。以上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106-20；Wachsmann，“Policy，” 142-43。See also Lewy，Nazi Persecution，17-55.

[90] LHASA，MD，Rep.C 29 Anh. 2，Nr.Z 98/1，quote on Bl.4：Kripolizeistelle Magdeburg，Anordnung，June 16，1938. 拉宾格在1939年8月25日被释放。感谢Christian Goeschel提供记载文档。

[91] Herbert，Best，163-68，176-77.

[92]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0-82，286，290；Ayaβ，“Asoziale，” 141，143-46，156-58.

[93] 以下著作也强调了这一点：Ayaβ，“Asoziale，” 160-65，and 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7-89。

[94] Hörath，“‘Arbeitsscheue Volksgenossen.’”

[95] 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NCC，doc.103. See also Pingel，Häftlinge，71-72.

[96] Quotes in Picker，Tischgespräche，600. See also Eicke to Greifelt，August 10，1938，in Tuchel，Inspektion，56.

[97] Ayaβ，“Asoziale，” 141-42，148-49，163.1938年，希姆莱也展开了另一项举措，从国家监狱（NCC，doc.131）和教管所（NCC，doc.101）盗取囚犯。

[98] OdT，vol.1，97.利赫滕堡女子集中营里的情况不同，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人数超过了“反社会人士”；Schikorra，“Grüne，” 108。

[99] Schmid，“Aktion，” 38-39.

[100] 1939年8月30日，5382名布痕瓦尔德囚犯中有2873人被划分为“不愿工作者”，包括“不愿工作的犹太人”（Stein，“Funktionswandel，” 170）。1939年8月31日，6573名萨克森豪森囚犯中有3313名被划分为“不愿工作者”（AS，D 1 A/1024，Bl.264：Veränderungsmeldung）。其他囚犯的标记，参见OdT，vol.1，94，97-98。

[101] 在1938年4月的突袭中被逮捕的所有男人都被带去了布痕瓦尔德。这座集中营最初也被选定为关押1938年6月突袭所逮捕囚犯的地点（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in NCC，doc.103）。

[102] Schmid，“Aktion，” 36.

[103] Broszat，Kommandant，86，97，quote on 93.

[104]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9-50，quote on 50；Naujoks，Leben，77-78.

[105] Naujoks，Leben，78-80；OdT，vol.3，22；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61-62.

[106] 背景参见Neurath，Gesellschaft，42-44。

[107] Pingel，Häftlinge，85-86；Schikorra，Kontinuitäten，143-44，207，210-17；Pretzel，“Vorfälle，” 125；Ayaβ，“Asoziale，” 168-69. “反社会人士”一词，参见ITS，1.1.6.0，folder 25，doc.82095206，Wahrheit und Recht1（May 1946）。“反社会人士”在集中营内的生活，参见ibid.，doc.82095213，Wahrheit und Recht2（June 1946）。

[108] Poller，Arztschreiber，quotes on 187；Naujoks，Leben，81-82；Wagner，Volksgemeinschaft，288.

[109] Friedlander，Origins，25-31；Burleigh，Death，55-66.

[110]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89-91，quote on 289；BArchL，B 162/491，Bl.66-79：Vernehmung W. Heyde，October 19，1961，quote on 70. 还可参见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医生的月报，June 8，1938，NCC，doc.237；Naujoks，Leben，107；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09；Hahn，Grawitz，161；Poller，Arztschreiber，116；Schikorra，Kontinuitäten，176。

[111] DaA，Häftlingsdatenbank；BwA，Totenbuch；AS，Totenbuch；AGFl，Haftlingsdatenbank；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非常感谢Albert Knoll、Sabine Stein、Monika Liebscher、Johannes Ibel和Andreas Kranebitter发给我囚犯死亡率的数据，我用在此处和本章其他部分。

[112] AS，Totenbuch.萨克森豪森的“死亡账簿”可能未记录少数意外死亡事故。

[113] DaA，Häftlingsdatenbank；BwA，Totenbuch；AS，Totenbuch；AGFl，Haftlingsdatenbank；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非常感谢Albert Knoll、Sabine Stein、Monika Liebscher、Johannes Ibel和Andreas Kranebitter发给我囚犯死亡率的数据，我用在此处和本章其他部分。

[114] Quote in Kohlhagen，Bock，24. 数据参见AS，Totenbuch。

[115] 总共有1232人已知死亡，包括169名“反社会的犹太人”；也可参见注111。

[116] BArchB，NS 19/4014，Bl.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170. 详情参见Wachsmann，Prisons，112，192-94，210。

[117] 针对拘留社会边缘人士有一些早期报道（Moore，“Popular Opinion，” 57-61），但主流媒体重点关注的是政治反对者。

[118] See Moore，“Popular Opinion，” 185.

[119]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December 3，1936，2014-17，2028，partial translation in NCC，doc.270.一篇1936年类似的文章参见NCC，doc.268。

[120] Broadcast by Himmler，January 29，1939，NCC，doc.274；“Erfolg der Vorbeugungshaft，” Berliner Börsen-Zeitung，October 24，1935.

[121] Wachsmann，Prisons，18-19，54-58. 详情参见Peukert，Nazi Germany，222-23。

[122] Kautsky，Teufel，144.详情参见Peukert，Nazi Germany，198-99；Noakes，Pridham，Nazism，vol.2，574；Moore，“Popular Opinion，” 207-208。

[123] “Konzentrationslager Dachau，” Illustrierter Beobachter，December 3，1936，NCC，doc.270. See Moore，“Popular Opinion，” 184-87；Gray，About Face. 关于文章中达豪的照片，参见Deutschland-Berichte，vol.4，694。

[124] Peukert，“Alltag，” 56. 纳粹统治下持续的犯罪，参见Wachsmann，Prisons，69-70，198，221-22。

[125] Gellately，Backing，97-98；Moore，“Popular Opinion，” 209；Kershaw，Popular Opinion，74. 个别媒体报道，参见Ayaβ，“Asoziale，” 157，164-65。

[126] Deutschland-Berichte，vol.2，372；Klemperer，Zeugnis，vol.1，443.

[127] Neurath，Gesellschaft，25-26；Christ，“Wehrmachtsoldaten，” 819；Steinbacher，Dachau，151-52.

[128] See Moore，“Popular Opinion，” 235，239.

[129] 媒体报道，参见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37-38；Moore，“Popular Opinion，” 203-204。减少报道的命令，参见NCC，docs. 267 and 271。偶尔的提醒，参见NCC，docs. 266，270，274。

[130] 引自对德国媒体的指示，December 11，1936，NCC，doc.271。

[131] 例子参见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104-15：Befehlsblatt SS-TV/IKL，April 1，1937。

[132] NAL，FO 371/18882，Bl.386-90：Appendix A，Visit to Dachau，July 31，1935，quote on 390.

[133] Manchester Guardian，reader’s letter，April 7，1936，NCC，doc.281.

[134] 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passim；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40-48.

[135] Hett，Crossing，228-34；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41.

[136] Quotes in Buck，“Ossietzky，” 23-27，p.26；report by C. Burckhardt，November 1935，NCC，doc.279. See Kraiker and Suhr，Ossietzky，106-26.

[137] Moore，“Popular Opinion，” 177-78，quote on 178.

[138] Milton，“Konzentrationslager，” 140.

[139] 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220-32；Gruchmann，Justiz，77-78；Fröhlich，Tagebücher，I/5，March 3，1938. 柏林特别法庭认定对尼默勒的指控不足以继续拘留他。

[140] IfZ，MA 312，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

[141] Himmler speech at a Wehrmacht course，January 15-23，1937，IMT，vol.29，ND：1992（A）-PS，especially pages 231-32；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7-38，51，56，197.

[142]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7-38. 以前，历史学家通常将这个发展阶段定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

[143] 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8，56-57，62-63，141-46，169-77，197-98；Dillon，“Dachau，” 85，162；Wachsmann，“Dynamics，” 33；Merkl，General，79；ITS，ARCH/HIST/KL Lichtenburg 2，Bl.104-15：Befehlsblatt SS-TV/IKL，April 1，1937；Hördler，“SS-Kaderschmiede，” 105-106.

[144] Quote in IfZ，MA 312，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 See Wegner，Soldaten，79-112；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65.

[145] Quote in BArchB，NS 19/1652，Bl.5-15：Geheime Kommandosache，Erlass，August 17，1938，Bl.11. See Wegner，Soldaten，112-23；Merkl，General，127-37；Dillon，“Dachau，” 18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66-68；Zámečník，Dachau，101.

[146] IfZ，F 13/6，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377. See Segev，Soldiers，129-30.

[147] Eicke quotes in Segev，Soldiers，130-31.

[148] 这些数字包括了相对少量的指挥参谋部官员，BArchB，R 2/12164，Bl.25-28：Best to RMi Finanzen，November 26，1938；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1-72。据Charles Sydnor的研究，历史学家通常采用更高的数字，将1939年中期骷髅部队的人数定为22033人（Sydnor，Soldiers，34）。但是，正如Hermann Kaienburg指出的那样（参考如上），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了集中营党卫队后备人员，他们没有被正式部署在集中营里，只是在1938～1939年接受过短暂的培训。

[149] Sydnor，Soldiers，34.

[150] Brockhaus，1937，NCC，doc.272.

[151] “Sachsenhausen Song，” NCC，doc.224.

[152] 相关介绍参见Morris and Rothman，Oxford History。

[153] Sofsky，Ordnung，194.

[154] Wohlfeld，“Nohra，” 115；Ehret，“Schutzhaft，” 251；Lechner，“Kuhberg，” 94；Meyer and Roth，“Zentrale，” 205；Wachsmann，Prisons，95-96；Langhoff，Moorsoldaten，40-41，61，71.

[155] Krause-Vilmar，Breitenau，122-24；Rudorff，“‘Privatlager，’” 162-63；Seger，“Oranienburg，” 34；Diercks，“Fuhlsbüttel，” 280-81；Mayer-von Götz，Terror，135-36.

[156] Kienle，“Heuberg，” 54. See Rudorff，“‘Privatlager，’” 163.

[157] Special camp order by Eicke，August 1，1934，NCC，doc.149.

[158] Quote in Kogon，Theory，27. See also Jahn，Buchenwald！，42-45；Stein，Juden，10-12；OdT，vol.3，327-29；NCC，doc.88. 死亡率参见BwA，Totenbuch；AS，Totenbuch。

[159] Kaienburg，Wirtschaft，159-72，356，1017.

[160] Naujoks，Leben，36.

[161] Ecker，“Hölle，” 35；Kaienburg，Wirtschaft，114-29；DaA，Nr.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74.

[162] Kaienburg，Wirtschaft，248-49.

[163]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Lebenslauf，1932；ibid.，Pohl to Himmler，May 24，1933. 详情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32-37，45；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17，35-38。

[164] Schulte，Zwangsarbeit，45-69，76-91，148-52；Kaienburg，Wirtschaft，107-113，403-405；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

[165] Schulte，Zwangsarbeit，40-44.

[166] Schulte，Zwangsarbeit，46-48，69-75，99-103；Kaienburg，Wirtschaft，123-27；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StANü，EE by H. Karl，June 21，1947. p.4，ND：NO-4007.

[167] 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quote on 346. See also Schulte，Zwangsarbeit，69.

[168] 例子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75。

[169] BArchB，NS 19/1792，Bl.226：Minutenprogramm für den 25.4.1939；ibid.，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6，1947，Bl.6，9；extracts of testimony of defendant Pohl，1947，TWC，vol.5，559；IfZ，F 13/6，Bl.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ibid.，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StANü，EE by H. Karl，June 21，1947，p.4，ND：NO-4007.一次类似的冲突参见NCC，doc.133。

[170] Kaienburg，Wirtschaft，25，356-57，373-76，1091.另一种解读，即把希姆莱的提议视为以防御为主（旨在维持对集中营劳动力的控制权，尤其是在德国劳动力缺口日益扩大的时期），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108-11。历史学家认可党卫队早期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性；Georg，Unternehmungen，42；Billig，L’Hitlérisme，289-90。

[171] Quote in Pohl to Hamburg treasurer，September 13，1938，NCC，doc.141.See also BArchB，NS 19/1919，Bl.4-5：Himmler to Hildebrandt，December 15，1939；Naasner，SS-Wirtschaft，255-56.

[172] 例子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434。

[17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Jaskot，Architecture，21-25，36-37，80-94；Kaienburg，Wirtschaft，455-58，460-61，603-609，1018；OdT，vol.3，388-89；Schulte，Zwangsarbeit，111-19，125；BArchB，Film 14428，Stabsamt，Besuchs-Vermerk，June 17，1938。

[174] 这趟调研，参见StANü，EE by H. Karl，June 21，1947，pp.6-7，ND：NO-4007，日期为1938年5月。关于3月的见面，参见OdT，vol.4，18-19，293。

[175] OdT，vol.4，17-20，293-94.

[176] OdT，vol.4，19-22；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35.

[177] OdT，vol.4，294，298；Fabréguet，“Entwicklung，” 194.

[178] OdT，vol.4，19，21，296，298；Hördler，“Ordnung，” 93.

[179] 警察和党卫队也看到了在最近吞并的奥地利土地上建立集中营的实际优势；OdT，vol.4，293。

[180] Jaskot，Architecture，126-35；OdT，vol.4，20，29，299.

[181] OdT，vol.4，26；Maršálek，Mauthausen，123. 最初，警察没有把囚犯直接关入弗洛森比格和毛特豪森，而是从其他集中营调过来的。

[182] 这些计划，参见BArchB，NS 3/415，Bl.3：Verwaltungschef SS to Bauleitung Flossenbürg，April 5，1939。

[183] Stein，“Funktionswandel，” 169-70；Maršálek，Mauthausen，27，109-10；OdT，vol.4，22；Langhammer，“Verhaftungsaktion，” 69.

[184] Ibel，“Il campo，” 235-36；Maršálek，Mauthausen，109；OdT，vol.4，308，315. 1938年在毛特豪森的囚犯里似乎就已经有很多吉卜赛人了；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05-106。

[185] 到1939年8月末，总计有105名“职业罪犯”死在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其他三大集中营中82人死亡（1938年1月～1939年8月）；参见注111。

[186] Quote in K. Wolff to H. Krebs，December 15，1938，NCC，doc.143. See also H. Krebs to Himmler，November 19，1938，ibid.，doc.142.

[187] USHMM，RG-11.001M.01，reel 17，500-5-1，Bl.98：Heydrich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

[188] Speech at a Wehrmacht course，January 15-23，1937，NCC，doc.83.

[189] 其他党卫队领袖，参见Heydrich to Gürtner，June 28，1938，NCC，doc.131。犹太囚犯的等级在党卫队的观念中比“职业罪犯”还低，他们的人数此时还不足以填满任何一座新集中营。

[190] Siegert，“Flossenbürg，” 440-41.

[191] ITS，ARCH/KL Flossenbürg，Indiv. Unterlagen Männer，Josef Kolacek，Bl.12：KL Flossenbürg to RKPA，November 30，1938（感谢Christian Goeschel提供这些和其他文件）。1938年7月1日的遣送，参见OdT，vol.4，22。

[192] Maršálek，Mauthausen，27，85；OdT，vol.4，21，24-27，301-303.

[193] Recollections A. Gussak，1958，NCC，doc.198.

[194] Maršálek，Mauthausen，110；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1938年的数据可能不完整）。战争爆发之前，全部的67名“反社会人士”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死亡，57人在1939年3月21日从达豪集中营来到这里。关于这趟遣送的大部分囚犯如此快就死亡的原因尚不清楚。

[195]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05-106；Fabréguet，“Entwicklung，” 196；Maršálek，Mauthausen，123.

[196] AGFl，Häftlingsdatenbank.毛特豪森偏高的死亡率与1939年3月21日遣送来的囚犯中不同寻常的高死亡率有部分关联（参见注194）。

[197] ITS，ARCH/KL Flossenbürg，Indiv. Unterlagen Männer，Josef Kolacek.

[198] Kaienburg，Wirtschaft，647-51，656；Allen，Business，67-71.

[199] Kaienburg，Wirtschaft，647，649-55；Trouvé，“Klinkerwerk，” 65-67.

[200] Trouvé，“Klinkerwerk，” 46-47，49-50，54-57；AS，R 42/1，H. Gartsch，“Beiträge zum KZ Sachsenhausen，Klinkerwerk，” n.d.，4-5.

[201] 另一种观点，强调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其他劳动分队的相似性，参见Trouvé，“Klinkerwerk，” 77。

[202] Trouvé，“Klinkerwerk，” 47，56，64-65；AS，R 42/1，H. Gartsch，“Beiträge zum KZ Sachsenhausen，Klinkerwerk，” n.d.，4-5；Kaienburg，Wirtschaft，650；WL，P.III.h. 758，B. Landau，“Die Hölle von Sachsenhausen，” n.d.，27.

[203] 自杀情况，参见Trouvé，“Klinkerwerk，” 58；AS，R 42/1，H. Gartsch，“Beiträge zum KZ Sachsenhausen，Klinkerwerk，” n.d.，5。

[204] Naujoks，Leben，111；Trouvé，“Klinkerwerk，” 57-58；Schlaak，“Wetter，” 182.

[205] AS，Totenbuch.1938年12月中旬，旷日持久的严寒天气第一阶段的开始与死亡率急剧上升同时发生。

[206] 1938年12月到1939年3月间，在萨克森豪森，“反社会”囚犯在已知死亡人数中占比82%。AS，Totenbuch. 在砖厂工作的“反社会人士”，参见Meyer，“Funktionalismus，” 85；Trouvé，“Klinkerwerk，” 60。

[207] LaB，A. Rep.358-02，Nr.7468，Bl.5：Erklärung Hermann R.，March 21，1939. See also ibid.，Bl.1-2：StA Berlin，Vermerk，March 21，1939.

[208] 关于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参见Meyer，“Funktionalismus，” 84；Trouvé，“Klinkerwerk，” 77。

[209] Kaienburg，Wirtschaft，655-56；Trouvé，“Klinkerwerk，” 36-45；Allen，Business，70-71；Khlevniuk，Gulag，336.

[210] Schulte，Zwangsarbeit，122.

[211] Kaienburg，Wirtschaft，656-83，762-63；Trouvé，“Klinkerwerk，” 79-98.工厂到1943年仍未完工，损失了数百万德国马克。战时党卫队管理者有不同的重点，参见Allen，Business，85-86；Schulte，Zwangsarbeit，159-67。

[212] 在利赫滕堡有2人确认死亡，在拉文斯布吕克有4人（1939年）；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117-19；Strebel，Ravensbrück，506。

[213] 死亡数字参见注111。

[214] 据基本精确的ITS数据显示，388名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在1938年1月至1939年8月间的20个月里死亡（实际数据更加接近415；DaA，Häftlingsdatenbank），相比于前20个月死亡的37人（1936年5月到1937年12月）；与此同时，月平均囚犯人数从2157人增加至4845人。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

[215] Hahn，Grawitz，155-59；Morsch and Ley，Medizin，53-54，78；Naujoks，Leben，110.

[216] Quote in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5，21.

[217] Special camp order by Eicke，August 1，1934，NCC，doc.149.

[218] 例子参见Poller，Arztschreiber，89-90，93-94，98-102。

[219] Morsch，“Formation，” 167-69，172；Boehnert，“SS Officer Corps，” 116；Hahn，Grawitz，163；Ley and Morsch，Medizin，182-85；Naujoks，Leben，107-109；Pukrop，“SS-Karrieren，” 76，86. 苏联当局在1947年处决了埃尔扎姆。

[220] 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5，37-38，63；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87-88；Naujoks，Leben，126-27.

[221] 参见达豪集中营卡茨医生的例子（第1章）。

[222] NCC，doc.186.

[223] Naujoks，Leben，105；Hahn，Grawitz，159-60；Freund，Buchenwald！，72.

[224] Ley and Morsch，Medizin，69；Poller，Arztschreiber，59，74，77；Orth，SS，45-46.

[225] Schley，Nachbar，64-66；Freund，Buchenwald！，95-96；OdT，vol.3，325.

[226] Quote in Freund，Buchenwald！，84. See Stein，Juden，57-59.

[227] DaA，Häftlingsdatenbank；ibid.，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BwA，Totenbuch；NMGB，Buchenwald，698.

[228] 1938年1月到1939年8月间，491名犹太囚犯死于布痕瓦尔德，包括被作为反社会人士和政治反对者而抓捕的犹太人。BwA，Totenbuch.

[229] Quote in Besprechung über die Judenfrage，November 12，1938，IMT，vol.28，538，ND：1816-PS. See Steinweis，Kristallnacht.

[230] 调查参见Friedländer，Nazi Germany；Longerich，Holocaust，29-130。

[231] 第一部关于此话题的专著即将出版；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

[232] See Matthäus，“Verfolgung，” 66-68.

[233] Lagebericht Stapostelle Magdeburg，August 5，1935，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1018. 虽然无法得知1935年因“亵渎种族”而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总数，但这绝非无关紧要；仅在布雷斯劳一地，7月时警察就将20名“亵渎种族”的犹太男子关进了集中营；Stapostelle Regierungsbezirk Breslau，Bericht für Juli 1935，ibid.，doc.1007。

[234] Quotes in BArchB，R 58/264，Bl.161：Gestapa to Stapostellen，September 1935；Informationen des Gestapa，February 25，1938，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rk 1706. See also Matthäus，“Verfolgung，” 72. 盖世太保还以“亵渎种族”司法监禁的条款逮捕了一些人；Wachsmann，Prisons，180。详情参见Friedländer，Nazi Germany，120-22，137-43；Longerich，Holocaust，54-61。

[235] Longerich，Holocaust，67-69，105-107，126-27.

[236] IfZ，Fa 183/1，Bl.336：Grauert to Landesregierungen，February 9，1935；Bavarian Political Police decree，March 7，1935，NCC，doc.95.

[237] Wünschmann，“Cementing，” 589-94；idem，“Jewish Prisoners，” 140-42. See Matthäus，“Verfolgung，” 76；OdT，vol.1，95，103.有关终身监禁的威胁，参见NCC，doc.110。希特勒后来承认，此类威胁背后有更大的目的，就是防止这些“反社会分子”移居者返回德国；Picker，Tischgespräche，513-14。

[238] Matthäus，“Verfolgung，” 68-77，quote on 80；OdT，vol.1，98.

[239]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65，156-58. See Morsch，“Formation，” 135.

[240] 有关一名犹太“再度移民者”的报道，参见1936，NCC，doc.243；Lüerβen，“‘Wir，’” 204。

[241] LaB，A Rep.358-02，Nr.1540，GStA Berlin to RJM，June 3，1937. See Broszat，Kommandant，166.

[242] Quote in Kogon，Theory，77. 这是1939年夏天布痕瓦尔德指挥官认可的三首官方集中营之歌中的一首；Stein，Juden，66。详情参见Lüerβen，“‘Wir，’” 204-205。

[243] NCC，doc.243；Neurath，Gesellschaft，115；Broszat，Kommandant，169.

[244] Quotes in Union，Strafvollzug，29. 在埃斯特尔韦根、达豪和布痕瓦尔德，“4711”一词的使用，参见Lüerβen，“‘Wir，’” 124，204；Burkhard，Tanz，61-62；Stein，Buchenwald，78。

[245] Quote in Morsch，“Formation，” 148. See Naujoks，Leben，40.

[246]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quote on 473. See Kogon，Theory，83.

[247] 数字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2。

[248] 此类审头的职责一般仅限于监视其他犹太囚犯（Morsch，“Formation，” 149；Jahnke，“Eschen”），不过也有例外（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 1937-38，vol.4，31）。

[249] Herz，“Frauenlager，” 179-80.

[250] BArchB，R 58/264，Bl.263：Politischer Polizeikommandeur to Politische Polizeien，August 1 ［8］ 1936；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41.

[251] 鉴于希姆莱对集中营犹太囚犯的狂热兴趣，他一定批准了这项主要举措，可能是在他1937年2月16日到访达豪时；IfZ，F 37/19，Himmler diary。关于该政策的更多细节，参见BArchB，R 58/264，Bl.285：Heydrich to Stapoleitstellen et al.，February 17，1937。海德里希只提及保护性拘禁和所谓教育拘禁（也就是返回的移居者）的犹太囚犯，但把犹太人集中到达豪的新政策想必也适用于预防性拘留的犹太人。

[252] Wünschmann，“Cementing，” 589.

[253]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58，166. 1938年1月1日，达豪集中营关押了2457名囚犯；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

[254] Dillon，“Dachau，” 239. See Burkhard，Tanz，95-100；NCC，docs. 210 and 220.

[255] ITS，ARCH/HIST/KL Dachau 4（200），Bl.43：LK Dachau，Führungsbericht Leo L.，July 6，1938.

[256]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4-65；Broszat，Kommandant，167；Eicke order of the IKL，March 1，1937，NCC，doc.155.达豪党卫队在1935年和1936年也对犹太人实施了类似的隔离。

[257]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69. See also ibid.，168；Eicke order of the IKL，March 1，1937，NCC，doc.155. 关于犹太人质，参见Burrin，Hitler。

[258] Quote in Hett，Crossing，226. See also ibid.，220；“Die Erpresser von Dachau，” Neuer Vorwärts，December 19，1937；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4.

[259] Burkhard，Tanz，89-94；DaA，9394，A. Lomnitz，“Heinz Eschen zum Gedenken，” July 3，1939；Litten，Mutter，226.

[260] NLHStA，158 Moringen，Acc. 105/96，Nr.104：G. Glogowski to H. Krack，August 26，1937（感谢Kim Wünschmann将这份文件分享给我）。

[261] DaA，9394，A. Lomnitz，“Heinz Eschen zum Gedenken，” July 3，1939；Litten，Mutter，209-10，225-29；Jahnke，“Eschen，” 29-33；Hett，Crossing，221-24，227-28，236-45；Königseder，“Regimegegner，” 357-60；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64. 死亡数字参见DaA，Häftlingsdatenbank。

[262] Barkai，“‘Schicksalsjahr.’”

[263] 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74-79，657-61；Friedländer，Nazi Germany，241-68；Longerich，Holocaust，98-109.

[264]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173.See Neugebauer，“Österreichertransport，” 195-98；Riedel，Ordnungshüter，195.

[265] Quotes in Riedel，Ordnungshüter，196；Eichmann minute，May 30，1938，NCC，doc.102. 详情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82-83；Cesarani，Eichmann，62-64；Schmid，“Aktion，” 34。还有几百名奥地利犹太人与其他囚犯一起被遣送至达豪集中营。

[266] 到了1938年6月，2500名犹太囚犯被关在达豪集中营，塞满了几个新开的营房。以上内容，参见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74-75，186；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88-93；M. Simon to Führer der Sturmbanne，June 10，1938，in Merkl，General，119。

[267] Quote in Gruner，Jewish Forced Labor，3.

[268] Quote in Heydrich to Kripo，June 1，1938，NCC，doc.103. 详情参见Wünschmann，“Cementing，” 595-97；idem.，“Jewish Prisoners，” 193-200，205；Berkowitz，Crime。

[269]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6；Stein，Juden，18；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06；Dirks，“‘Juni-Aktion.’” 犹太社区，参见SD-Hauptamt II 112，Lagebericht，October 8，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509。未删节的研究，参见Faludj，“Juni-Aktion”。

[270] Schmid，“Aktion，” 36-37；Stein，Juden，15；idem.，“Funktionswandel，” 169；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93.

[271] Quotes in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02；Stein，Juden，22. See ibid.，19-24；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43-91；Report of the Amsterdam Jewish Central Information Office，July 1938，NCC，doc.246.

[272] Report of the Amsterdam Jewish Central Information Office，July 1938，NCC，doc.246；Stein，Juden，24-26；idem，“Funktionswandel，” 169；BwA，Totenbuch.尽管犹太人在布痕瓦尔德囚犯总数中的占比不到20%，但在同时期的遇害者中，犹太人的比例超过40%。

[273] Quote in summary of reports by released prisoners and lawyers，late July 1938，in 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77.

[274] 在1938年夏天，达豪集中营关押的犹太囚犯的数目是布痕瓦尔德的2倍之多。在达豪集中营，从1938年6月到8月有18～26名犹太囚犯死亡（这个数据是不确定的），而在布痕瓦尔德至少有92人死亡。See DaA，Häftlingsdatenbank；BwA，Totenbuch.

[275] 历史学家推测当局决定在苏台德危机时把犹太囚犯移出达豪，是为了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囚犯腾出空间。1938年秋天，《慕尼黑协定》发布后，确有大约2000名囚犯从苏台德地区被遣送到达豪集中营。See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89；Stein，Juden，31-33.

[276] Stein，Juden，33；Neurath，Gesellschaft，43.

[277] BwA，Totenbuch；Stein，Juden，26.

[278] 我大量参考了Wachsmann，“Policy，” 139-40。See Steinweis，Kristallnacht，16-17，36-48；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80-86.引用参见Fröhlich，Tagebücher，I/6，November 10，1938，180。

[279] Fröhlich，Tagebücher，I/6，November 10，1938，181.

[280] Police orders in IMT，vol.25，377-78，ND：374-PS.

[281] “Dr. Adler” quote in WL，B. 216，January 1939；作者的真实姓名无从得知（WL to the author，May 14，2012）。See also Steinweis，Kristallnacht，92-97；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2-13. 根据一份估计，多达36000名犹太人在清洗行动中以及之后被抓捕；Pollmeier，“Verhaftungen，” 168。关于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参见Gerhardt and Karlauf，Nie mehr，232。

[282]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s. 2607，2628，2633，2856；Steinweis，Kristallnacht，92-93.

[283] Quotes in Regierungspräsident Niederbayern und Oberpfalz，Monatsbericht，December 8，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582；SD-Unterabschnitt Württemberg-Hohenzollern，Lagebericht，February 1，1939，ibid.，doc.2778.其他批评言论，参见ibid.，doc.2624；NCC，doc.296。支持拘留犹太人，参见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s. 2587，2631。See Longerich，“Davon，” 124-35；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90-91.

[284] Quotes in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ion in NCC，doc.249；Stein，Juden，41. See also ibid.，43；Freund，Buchenwald！，36；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574，608.

[285] 约6000名犹太人囚犯到达萨克森豪森（1938年11月），9828人到达布痕瓦尔德（11月10日～14日），10911人到达达豪（11月10日～12月22日）。没有犹太男人被送到毛特豪森和弗洛森比格集中营。See Pollmeier，“Verhaftungen，” 171；Stein，Juden，41；Riedel，Ordnungshüter，198. 帝国保安部报告称将近25000名犹太男人在种族清洗运动之后被带去集中营；SD-Hauptamt II 1，Jahreslagebericht 1938，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2766。

[286] 据Werner Best所说，集中营在种族清洗运动之前有24000名囚犯，但他给出的种族清洗运动后有60000名囚犯的数据太高了；BArchB，R 2/12164，Bl.25-28：Best to RMi Finanzen，November 26，1938。

[287] 1938年9月末的数据参见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69。

[288] Hackett，Buchenwald，250.

[289] NCC，doc.247；OdT，vol.3，22；Naujoks，Leben，91-92.

[290] Quote in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ion in NCC，doc.249. See Stein，Juden，43-45；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3-14；Richarz，Leben，330-31；Hackett，Buchenwald，249.

[291] Quotes in NCC，doc.249；Freund，Buchenwald！，38，41. See Stein，Juden，44-46，55-56；Richarz，Leben，331-32；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523-24.

[292] Quote in Naujoks，Leben，93. See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6-17；Pollmeier，“Verhaftungen，” 176；Trouvé，“Klinkerwerk，” 75.

[293] NCC，docs. 247-49；Stein，Juden，22，27；Trouvé，“Klinkerwerk，” 75；Stein，Juden，44；Burkhard，Tanz，117。

[294] Quote in Sopade report，May 1937，NCC，doc.220.其他囚犯对犹太囚犯的虐待，参见Barkow et al.，Novemberpogrom，67，75。

[295] Wünschmann，“Cementing，” 580-81，588，592.

[296] 例子参见Stein，Juden，50。

[297]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ed in NCC，doc.249.

[298] Quoted in Wünschmann，“Konzentrationslagererfahrungen，” 53.

[299] Stokes，“Das oldenburgische Konzentrationslager，” 207；Meyer and Roth，“Zentrale，” 210；Rudorff，“Misshandlung，” 46-47.

[300] 艾克的情况，参见BArchB，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6，1947，p.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66；NCC，doc.155。党卫队腐败的其他例子，参见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54-56；Hackett，Buchenwald，129；Riedel，Ordnungshüter，204-14；Decker，“Stadt Prettin，” 214。

[301] Quote in Verordnung über eine Sühneleistung der Juden，November 12，1938，in Hirsch et al.，Recht，371-72.详情参见Bajohr，Parvenüs，101-20。

[302]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 und andere，1944，pp.20-24，ND：NO-2366；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Bl.854-64：Ermittlungsergebnis，December 5，1943.种族清洗运动后达豪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的腐败，参见Naujoks，Leben，92-93；Riedel，Ordnungshüter，200-202。

[303]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70. See Hackett，Buchenwald，248；Stein，Juden，46.

[304] 1938年底死在集中营里的犹太囚犯绝大部分都是在种族清洗运动后被抓进来的。在此期间，毛特豪森和弗洛森比格没有犹太人死亡的记录，因为这两个集中营此时都没有关押犹太人（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189，n.736）。数字参见注111和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几百名“11月犹太人”被释放后死于在集中营里所受的伤痛；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5。

[305] 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translation in NCC，doc.297.

[306] Quote in H. Nathorff，manuscript，1939-40，in Gerhardt and Karlauf，Nie mehr，206-25，p.225. See Kaplan，Dignity，129-44；Longerich，Holocaust，114-17，125-27；Distel，“‘Warnung，’” 986；Wachsmann，“Policy，” 141.

[307] See also Dillon，Dachau，chapter 4；Stein，Juden，65.

[308] Wünschmann，“Jewish Prisoners，” 217-20，Heydrich quote on 217；Riedel，Ordnungshüter，202-203；Loritz quote on 203. See Stein，Juden，48-50，64-65，70；NCC，docs. 249，283，301；ITS，ARCH/KL Buchenwald，Ordner 185 A，Bl.2：Judenaktion vom 10.11.38.

[309] 数字参见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Friedländer，Nazi Germany，241，245，316-17（不包括生活在捷克受保护国和苏台德地区的犹太人）。

[310] 1938年末囚犯数目：布痕瓦尔德11028人，达豪8971人，弗洛森比格1475人，利赫滕堡约800人（数据取自1938年11月下旬），毛特豪森994人，萨克森豪森8309人。See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698；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66，271-72；OdT，vol.4，26；Maršálek，Mauthausen，123.

[311] 1938年的前八个月里，11631名囚犯来到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在1939年的前8个月里，4041名新囚犯到达这两个集中营；NMGB，Buchenwald，698；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关于奥地利吉卜赛人，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117-18；Danckwortt，“Sinti und Roma，” 81。

[312] Quote in Eicke to LK，March 10，1939，NCC，doc.162. See Drobisch and Wieland，System，289，308-309；ITS，OuS Archiv，1.1.6.0，folder 0004/200，Bl.47：IKL to KL Dachau，April 13，1939；ibid.，Bl.51：IKL to KL Dachau，April 18，1939；ibid.，Bl.52：Sipo to KL Dachau，April 18，1939；BArchB，R 58/264，Bl.376-77：Heydrich to Stapostellen，April 5，1939；HStAD，BR 1111，Nr.188.

[313]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38，363，ND：129-R.

[314] BArchB，R 2/12164，Bl.25-28：Best to RM Finanzen，November 26，1938；ibid.，Bl.29-32：Haushalt，December 30，1938；IfZ，Fa 127/1，Heydrich to Pohl，January 1939；ibid.，W. Best，Vermerk，December 3，1938.

[315] 例子参见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591；Pingel，Häftlinge，94。

[316] 参见注111。90名囚犯在1938年1月到5月死于集中营，而1938年6月到8月的死亡人数是354人。

[317] 在布痕瓦尔德，“反社会”犹太人更有可能死在1938年6月，而不是1938年11月的犹太人大清洗；Stein，Juden，20，41；BwA，Totenbuch。当时的囚犯认知，参见WL，B. 216，anonymous report，January 1939。

[318] 数据参见注111。

[319] 几位历史学家暗示说此期间全部，或接近全部的集中营死亡者都是种族清洗运动后被逮捕的犹太人（e.g.，Fritzsche，Life，138）。事实上，“11月犹太人”在死亡人数里所占不到一半，总共有969名囚犯在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死在集中营。这其中至多有453名是“11月犹太人”。数据参见注111。

[320] 在萨克森豪森，更多的“反社会”囚犯（141人）在1938年11月到1939年1月间死亡，而不是犹太人（60人）。数据参见注111。

[321] 相反，卡林·奥尔特假设说释放犹太囚犯导致囚犯死亡率急剧下降；Orth，System，53。

[322] 566名囚犯在1939年2月到4月间死于集中营，369名被划归为“反社会人士”（他们中有7个是犹太人）。数据参见注111。

[323] 数据参见注111（1939年的数据涵盖6月到8月）。

[324] Stein，Konzentrationslager，91；Naujoks，Leben，122；Applebaum，Gulag，68.

[325] Quote in Naujoks，Leben，122.

[326] Poller，Arztschreiber，121-24，quotes on 123-24；Röll，Sozialdemokraten，94-97.

第4章 战争

1939年9月1日清晨，希特勒穿着一身干练的灰色军装，在匆忙召开的国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不同于以往的紧张气氛中，他向收音机前的数百万德国人宣布——这些人也包括在点名广场上排队收听广播的集中营囚犯——德国与波兰的战争爆发了。在他的演说中，德国俨然是受害者的角色。因为波兰的挑衅和对德国边境的侵犯，德国不得不采取行动。他声称在前一夜至少发生了三起严重冲突。“今晚，”希特勒宣布，“波兰的正规军首次在我们的领土上开火。自凌晨5点45分起，我们开始反击！”[1]确实，德国与波兰在上西里西亚地区的边境摩擦由来已久。但是，纳粹把这里当作舞台，自导自演了一出政治大戏作为开战的借口（无论有多站不住脚），以实现德国的野心。这出戏的剧本由希特勒和希姆莱撰写、海德里希执导、纳粹特种兵出演。“没有人会问胜者他说的到底是真话还是谎话。”几天前，希特勒如此直白地跟军队指挥官们说。[2]

邪恶的剧本已经酝酿许久。8月31日，预计到德国将在不久之后展开进攻，海德里希对他在上西里西亚的部下进行了战前动员。那天傍晚，一支乔装打扮的突击队闯进了德国边境城镇格莱维茨（Gleiwitz）的一座广播电台。突击队队员们挥舞着手枪，通过电波宣布这座电台已经被波兰自由战士占领。为了让效果更逼真，背景声音中还有枪声。晚些时候，一些纳粹特别突击队队员在德国境内上演了其他几场希特勒后来在国会中提到的“波兰袭击”。参与的党卫队与警察已经在秘密地点训练了几周，他们甚至学会了唱波兰歌曲，留了胡子和鬓角，以求百分之百的逼真。模仿最精细的是发生在霍赫林登（Hochlinden）的“袭击”，一大队人穿着波兰军服，喊着波兰话，攻击并摧毁了一座德国边防站，接着还有另一群扮演德国警卫的人将他们击退。

为了让这场闹剧显得更真实，导演们觉得需要留下几具“暴动者”的尸体，于是开始寻找那些可以随便处死的人。最终他们的目光落在了集中营囚犯身上。在1939年仲夏的某一天，盖世太保内务部部长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üller）安排了对囚犯（在他口中是“物资”）的最高级保密转移。囚犯们从萨克森豪森、弗洛森比格以及其他几座集中营被送往位于布雷斯劳的监狱中，在那里，他们被单独隔离。1939年8月31日，一些囚犯被带出牢房。一名党卫队医生给他们打了麻药，套上波兰军人的制服，半死不活地塞进一辆开往霍赫林登的带有窗帘的黑色奔驰加长轿车中。袭击开始之后，这些囚犯被扔到边防站中射死。为了掩盖死者的身份，纳粹刽子手们用锤子和斧头将他们的脸打烂。之后他们还拍了现场死者的照片，这些照片被送往柏林，当作波兰攻击的“罪证”。第二天清晨，随着真正的德国陆军侵入波兰领土，特别突击队迅速将这些囚犯的尸体埋在了霍赫林登附近的森林中。[3]

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批受害者就是集中营囚犯。而随着战争的开始，死亡人数继续增加。长达六年的战争夺走了超过6000万成人和儿童的生命，其中超过170万是集中营囚犯。[4]纳粹领导人对这些囚犯的厌恶由来已久。也许约瑟夫·戈培尔在1938年春天的这句话最能代表他们野蛮的想法。他在与希特勒和希姆莱私下谈论集中营之后在日记中写道：“集中营里面的都是人渣。为了人民的福祉，这些人必须被消灭。”[5]这并不是空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每座集中营都有大批囚犯死亡。尽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战争后期死去的，但集中营体系的致命转变早在1939年到1941年间就已经开始。

战时的集中营党卫队

“战争来了，”鲁道夫·霍斯在1947年初回想纳粹入侵波兰时写道，“集中营内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6]从某种程度上说，霍斯所言不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集中营内的囚犯人数翻了一番，在1940年底达到了约5.3万人，而且还在持续增长。一年后，截至1942年初，大约有8万人被关了起来，男女都有，许多人被塞进了新建的集中营。随着囚犯人数的增长，集中营体系也在扩张。1939年秋天，党卫队控制着6座主要的集中营；而到了1942年初，增加到了13座。[7]单独来看，集中营体系的扩张似乎是个特例。但集中营体系仍只是纳粹恐怖网络之中的一个结点，而且这个网络在战争最初的几年越来越密；已有的集中营不断翻新，新的集中营四处涌现，这些集中营、牢房、劳改所、犹太人聚居区以及地牢关着数百万男女老少。不过，并不是一切都因战争而改变了；战争并没有推动第三帝国的改革。[8]就集中营而言，它和以前没有太大区别。党卫队仍然管理着集中营，认为没有必要将其改头换面。在后来的几年中，集中营体系这种适应和吸收改变的能力成了它最让人胆寒的长处之一。

艾克的遗产

在希特勒的设想中，与波兰的战争并不仅仅是一场普通的军事行动。他将波兰人视为种族敌人——斯拉夫人是“次等人类”，只能被奴役或摧毁——这也使得波兰战役成为纳粹的第一场种族战争。[9]这是希姆莱的时代。自1939年夏天开始，他的副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监督了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和警察特种小队的成立，旨在追随军队的脚步与“反德国分子”战斗。[10]在纳粹入侵波兰之后，这些特种小队在德国占领的波兰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破坏，抓捕政客、官员、牧师以及贵族，当然还有本地的犹太人。其他部队也开始横行霸道。到了1939年底，在德国胜利之后数万名波兰平民被杀，其中包括至少7000名犹太人。[11]

在新被占领的波兰土地上，最残暴的杀手是党卫队骷髅部队，领导人自然是特奥多尔·艾克。艾克一直视自己为“政治军人”，现在他终于可以从集中营内假想的前线来到真正的前线了。入侵时，他统领着三支党卫队骷髅兵团，从希特勒的装甲列车上向外发号施令。几周内，他的部下将村镇城市变成了废墟，抢劫、拘禁、拷打和谋杀了不少当地人。作为奖励，不知满足的艾克获许成立党卫队骷髅师，这支力量最终从集中营里分离出来，发展出自己的组织结构，艾克也永久性地从后方集中营来到了前线。几千名党卫队看守和几名集中营高级官员加入了骷髅师，占据了几乎所有要职（其中一些人后来回到了集中营）。艾克再一次将他的核心价值观——残暴、种族主义、无情——灌输给部下，他们也确实令他自豪。党卫队骷髅师在战争中犯下了无数罪行，最终成了二战中最让人胆寒的部队。[12]

被艾克骷髅师选中的党卫队队员最初在一个他们非常熟悉的地方集结受训——达豪。1933年，艾克作为指挥官在这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六年后重回故地，他已经成了将军。1939年11月4日，希姆莱亲临此地查看艾克的进度，发现整个营区已经变了样。为了给党卫队留出位置，达豪在1939年9月底几乎清空了所有囚犯。大约有4700人被送往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比格。当艾克和党卫队离开这里前往别处训练时，活下来的囚犯在1940年1月又被送回了达豪。[13]

艾克走后，集中营党卫队的暴力学校失去了校长。但艾克的精神仍然长存。他所教导的核心价值已经深入集中营党卫队的骨髓。当然，作为老领导，艾克从未将自己与集中营之间的联系斩断。他的家人仍然住在奥拉宁堡的党卫队家属区。每当休假的时候，他也会到附近的集中营督察组办公室转转，喜不自胜地与他的继任者、集中营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交流意见。[14]

里夏德·格吕克斯体格健壮，刚过天命之年。他生于1889年4月22日，仅比希特勒晚了两天。格吕克斯成年之后的生活几乎都在军队中度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主要在法国，参与了凡尔登战役与索姆河战役。德国战败之后，他曾短暂加入过自由军团，之后重新加入了规模大减的军队，协助非法重整军备。格吕克斯在1931年大萧条期间失去了工作，失业了一段时间。那时他已经是纳粹党的一员。他在1930年3月入党，1932年11月加入党卫队。这位职业军人从此成了职业党卫队官员。格吕克斯很快便崭露头角，引起了特奥多尔·艾克的注意，后者于1936年4月1日将他任命为自己的参谋长，也就是集中营督察组的二把手。艾克是个很难取悦的人，但格吕克斯正合他的口味，办事高效且充满激情，为上司全心全意奉献自己，这点在一个主要靠人际关系和私人好恶决定前途的组织中非常重要。作为回报，艾克提前提拔他为党卫队区队长。为准备即将开始的战争，艾克的军务越来越多，集中营督察组的日常事务几乎全部由格吕克斯接管。1939年10月，他被正式任命为督察官，管理集中营系统的时间长达五年，甚至比艾克还要久，一直到纳粹德国垮台。

格吕克斯对纳粹意识形态的信仰非常坚定，但他完全没有人格魅力。他似乎注定要一直被笼罩在导师艾克的阴影之中。与在前面带路、独断专行的艾克不同，格吕克斯做事优柔寡断，这在党卫队圈子内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艾克喜欢与部下们打成一片，而格吕克斯则更愿意保持距离。党卫队这种激情澎湃、称兄道弟的世界并不适合他。“我的生活非常朴素，不喝酒，也没什么激情。”他在1935年这样写道。一些集中营高级官员对他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从来没有在集中营内部工作过，认为他只是个坐办公室的文官。他的上司对他更有信心一些，但格吕克斯从没能赶上艾克。虽然他是希姆莱的直接下属，但两人并不亲密，也很少见面。[15]希姆莱并不是因为积极性和领导能力才提拔格吕克斯，而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延续性，他能长期在这个位置干下去，进一步巩固前任所留下的遗产。

任命阿图尔·利布兴切尔（Arthur Liebehenschel）为格吕克斯的副手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当了格吕克斯十多年的下属，利布兴切尔也是一名职业军人，在德军服役12年后于1931年作为士官退役。几个月之后，他便被招募进入党卫队；1934年夏天加入集中营党卫队，并在其中度过了几乎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作为副官，利布兴切尔在利赫滕堡集中营获得了实践经验，之后在1937年夏天前往集中营督察组任职。他被任命为政治办公室主任，与格吕克斯密切共事，后者非常欣赏他的管理技巧。不过其他一些同事认为利布兴切尔为人软弱，用“感性”“安静”“友善”这些字眼形容他。在集中营党卫队尚武的氛围中，这些都是骂人的话。鲁道夫·霍斯曾与利布兴切尔比邻而居，两家一起生活在萨克森豪森环境优美的党卫队家属区中，孩子们也常常一起玩耍。霍斯曾将他形容为“连苍蝇都不忍伤害”的男人。但事实上，利布兴切尔与集中营督察组那些越来越残忍的政策有直接关系。他后来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指挥官，得以一展自己的本性。[16]

在战争初期，集中营的行政事务由格吕克斯与利布兴切尔掌管，两人在艾克的教导下对此驾轻就熟。而延续性也是各个集中营内部的关键词，至少在集中营指挥参谋部是这样。那里的关键岗位，从高级官员到分区主管几乎都由党卫队老队员担任。1939年到1942年，由格吕克斯提拔的11名指挥官大多曾在集中营内担任要职，艾克的价值观早已被他们内化于心。[17]比如在新成立的诺因加默集中营（Neuengamme）担任指挥官的马丁·魏斯（Martin Weiss）。他是第一批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1933年4月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那时他27岁，在达豪集中营担任看守。之后他被调至指挥参谋部，自1938年起担任副官。作为一名电子工程师，魏斯受到的教育比许多同事更好。但他同他们一样在魏玛时期混迹于激进民族主义的圈子，在纳粹运动刚刚起步时便成了积极分子。魏斯代表了一类新群体——他在艾克的教导下成了恐怖活动的技术专家，在二战期间活跃在一线。魏斯视集中营为自己崇高的事业：就像其他人成为军人或警官，他成了集中营指挥官，这让他非常自豪，甚至在私人笔记中都如此称呼自己。[18]在集中营的日常管理工作中，魏斯和其他指挥官一样几乎不需要上面给予什么鼓励。督察官格吕克斯要的不是官员，而是懂规则敢行动的人，他很愿意让他们自治。根据鲁道夫·霍斯的说法，格吕克斯经常回避指挥官们的提问：“你们都比我更了解实际情况。”[19]

不过，尽管掌握着巨大的权力，战争早期的集中营指挥官却从未独裁过。格吕克斯和手下的督察组官员们与各个集中营保持着定期联络，在劳动、惩罚、转移、升职、纪律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下达指令。督察组也更新了艾克原先的集中营规定。[20]一些指挥官抱怨说奥拉宁堡这些坐办公室的下的指令“不切实际”。[21]虽然他们会回避一些核心规定，但大部分时候还是会按照指令行事。指挥官们也源源不断地向督察组送去最新的统计数据，包括每日囚犯人数和种类的更新，以及每月囚犯的死亡人数和死因。[22]当然，因为各个集中营指挥官文过饰非，督察组并不能从数据中得到一个完整的图景。“集中营的真实情况是无法从这些文件和简报中获知的。”鲁道夫·霍斯曾如是说。[23]但集中营督察组并不只是读读文件。他们会视察集中营，并且定期召集各地官员前往奥拉宁堡。保持这种非正式联络对集中营党卫队非常重要。[24]总的来说，集中营督察组一直密切监控着各个集中营。

其他机构与个人也在影响着集中营。警方继续保有强大的权力，负责逮捕与释放，规定集中营囚犯的进出，并积极参与许多内部事务。[25]党卫队其他分支机构也会影响集中营，其中最有力的便是奥斯瓦尔德·波尔繁荣的商业和行政帝国。另外，一些最重要的决策来自纳粹政府的顶层。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个人权力在战争期间达到了顶峰；在所有借希特勒狐假虎威的人中，希姆莱是第一位的，远胜其他更资深的对手。尽管日程越来越满，希姆莱却仍对自己发明的集中营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继续在各个层面参与其中，从重要决策到细枝末节，有时甚至越过警方与督察组。[26]事实上，党卫队官员们很难摆脱希姆莱的纠缠；仅在1940年，他的行程中安排前往集中营和其他相关场所就至少有九次。[27]集中营仍然是希姆莱的集中营。

更换看守

虽然集中营党卫队的高层一脉相承，但下层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1939年秋天，在入侵波兰之后，大量接受过长期军事训练的看守离开了，估计有6500～7000名党卫队队员加入了党卫队骷髅师。[28]留下的空缺由新招募进来的人填上，新人经过短暂的训练便上岗，大部分人被分入看守团当哨兵。[29]老队员们将基本的事务交给他们。去军队走马上任之前，特奥多尔·艾克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负责训练新人的党卫队队员召集起来。艾克要求他们教会新人对囚犯毫不容情，必须消灭所有的敌人与坏人。[30]党卫队的刊物也在提醒新看守牢记自己的职责，反复写一些看守们尽士兵之责的陈词滥调。[31]后来，随着集中营党卫队不久之后被归到武装党卫队（它包含了党卫队所有的军事组织）的旗下，集中营党卫队和作战部队之间虚构出来的平等关系又多了一份说服力。[32]

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党卫队的组成就越多样化。这种趋势在1939年秋天就已经开始。补充来的新人比艾克那些“目光炯炯”的年轻人要老许多。他们原本是普通的党卫队队员，许多人都已经是四五十岁，被认为不适合派往前线。[33]布痕瓦尔德囚犯瓦尔特·波勒（Walter Poller）后来回忆，这些新看守都是“一些年纪大的、身体有些小毛病的党卫队队员”。[34]他们不仅外表不符合理想的党卫队队员形象，许多人也没有战前那批志愿者的热情。尽管他们原先接受过一些短期军事训练，或是在一战时有作战经验，但他们还是经常因为无能被集中营党卫队老兵们批评。[35]一小部分新来的甚至坏了规矩，对囚犯展露出人性的一面。经历了德意志帝国和魏玛共和国，他们有自己的是非观，并没有因为集中营就抛弃原则。[36]比如在达豪集中营，一名年龄偏大的党卫队队员向囚犯们坦白，他为自己的工作感到不齿，一点儿也不想对那些“无助绝望的人”开枪。[37]

可是，新看守们被逼得很紧。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在1940年初曾经签署了一份雷霆之令，威胁将对所有“软弱的人道主义者”严惩不贷；新看守们不得不将囚犯作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那样对待。[38]此类提醒和警示持续不断。[39]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种做法也许有些作用；一些原来无法忍受这份工作的新手很快就适应了。许多新来的看守吸收了集中营党卫队的精神，变得惯于使用暴力，就像占领欧洲大陆后的纳粹杀手小队逐渐习惯了自己血腥的工作一样。[40]在一封私人信件中，一名刚刚来到弗洛森比格的新兵表达了“自豪”之情，因为他在集中营内保护了德国免受“流浪汉和国家公敌”的侵害。[41]

集中营的指挥官们也不断给自己的部下施加压力，不管是新人还是旧人。在战争初期逼得最紧的就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从他在1939年秋冬的一道道指令中就可见一斑。科赫斥责自己的部下懒惰、愚蠢、无能，囚犯们工作不够辛苦。他责骂说，建筑工地肮脏不堪，产出“几乎就是零”，纪律也“败坏”了。[42]囚犯的营房也差不多一个样，因为“麻木不仁”的党卫队分区主管几乎“睡着了”。[43]科赫继续怒斥道，部下一点儿都不主动，把所有工作都推给他。“用不了多久，”他在1939年10月冷冷地说，“我保证要让你们所有人用鞭子抽自己的屁股。”[44]更糟糕的是一些党卫队队员和囚犯同流合污。有的囚犯去营地禁区搜寻食物，看守们不但不惩罚他们或开枪，反而要求他们给自己带点儿蔬菜回来。“真是个与罪犯套近乎、互利共赢的好办法。”科赫嘲讽道。[45]

科赫从来就没有放下过惩罚的念头，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囚犯。[46]但一些堕落的党卫队队员也需要严惩，比如进行一些特殊的拉练。[47]科赫一直通过党卫队内部的密探偷偷监视着部下，1939年11月末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将所有的分区主管关了两周禁闭。即便是那些生活在营区外的已经成家的党卫队队员也不许离开。[48]而对那些不守规矩的党卫队队员，科赫不止一次提到，他们最终的下场就是沦为集中营的囚犯：“那些与囚犯搅和在一起的人也会被当作囚犯对待。”[49]其他集中营官员也做过类似的威胁，偶尔会付诸实践；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名党卫队队员被当众鞭打，原因是他接受了贿赂（来自囚犯家属），给予某些囚犯特殊优待。[50]

科赫的激烈言辞激怒了布痕瓦尔德的许多党卫队队员。对他们来说，指挥官科赫是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因为他自己腐败至极。与大部分党卫队队员的小偷小摸不同，科赫有更大的野心，他的贪婪如他的残忍一般强烈。在1938年的种族清洗之后，他已经对外展示了他的绝情。当时他一步一步地劫掠犹太囚犯，到了战争时期，他表现得更为明目张胆，从囚犯身上聚敛财富，偷偷将数万德国马克转移到秘密账户中，还私藏从死去的囚犯嘴中撬出的黄金。他将赃款花在美酒佳肴和魏玛的情妇们身上，还给自己买了艘游艇，扩建了他的奢华别墅。科赫活得如同党卫队国王一样。他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1940年2月，他在靠近囚犯食堂的地方为自己和妻子建了一座带镜子的室内马术馆。他妻子早晨经常在里面练习，伴着集中营的管弦乐队奏乐助兴。可是，囚犯们为她的享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修建这座马术馆时，几十名囚犯因为赶工期而死去。

最终科赫作茧自缚。他疏远了太多营内外的党卫队队员，包括比他更高层的地区党卫队和警方官员。这些官员最终于1941年底下令逮捕科赫［继他之后担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的是赫尔曼·皮斯特（Hermann Pister），他此前管理过规模较小的辛泽特特别集中营］。但科赫的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作为集中营党卫队的关键成员、艾克的门生，他仍然有许多有权有势的朋友。在希姆莱介入之后，科赫很快便被释放了。[51]在缓刑期间，他于1942年1月被派往纳粹新占领的波兰，管理一座新营。科赫是幸运的，集中营体系在战争期间扩张迅速，给了他再次施行暴力、贪污和虐待囚犯的机会。[52]

新囚犯

希特勒一直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两条战线。在前线，德国人是为了生存而斗争。但在国内还有另一场战争也在进行，德国人必须直面内部敌人。自1918年战败之后，希特勒就对国内战线念念不忘。他（像所有德国人一样）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归罪于公民道德的败坏以及犹太人、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罪犯和其他人“背后捅刀”。[53]吃一堑，长一智，希特勒在国会宣布攻击波兰时发誓说：“在德国的历史中，1918年11月的历史绝不会重演！”这个战斗口号他后来在二战期间重复了一次又一次。[54]

国内战线是希姆莱的主场。他的恐怖武器在1939年9月27日得到了巩固和统一——秘密警察与帝国保安部合二为一，成为帝国中央安全局（RSHA），由海德里希领导。帝国中央安全局很快成为纳粹镇压的主要工具。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所有最为激进疯狂的举措都是由帝国中央安全局组织的。这是纳粹又一个无法无天的新机构，里面充满年轻、有野心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狂热分子。[55]

在战争刚刚爆发时，警察的扫荡就开始了，将更多的德国人赶进了集中营。根据最新的潜在“国家敌人”的名单，盖世太保抓走了几千名政治嫌疑人，主要是德国共产党和社民党的前积极分子。[56]有些人在战前便在集中营待过，现在他们又回到了自己最害怕的地方。[57]同时，刑事警察们借战争的机会清除德国社会的边缘分子。1939年秋天，他们抓捕了“不愿工作者”、“居无定所的吉卜赛人”和“精神变态的罪犯”，以及男同性恋者和妓女。[58]集中营内的社会边缘分子数量也因此再度逐渐升高，到1940年底时稍稍超过两年之前的水平，超过1.3万名囚犯处在保护性拘禁中。[59]德国犹太人也在警方的追捕名单上。早在1937年9月7日，刑警便下令从前在集中营内待过的犹太囚犯如果还没有离开德国的实际行动，就应该被再次逮捕。事实上在此时逃离德国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高效”工作的犹太人可以不被逮捕，年老和生病的犹太人也可以暂时逃过一劫。[60]

关押德国犹太人、政敌以及社会边缘分子延续了战前的做法。战时的新变化是开始大规模逮捕外国公民。随着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战事连连告捷——1939年征服波兰，1940年4月占领丹麦，5月将荷兰和比利时收入囊中，6月又攻下了法国和挪威——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被关进集中营。在第三帝国初期，集中营被认为是针对德国人的武器；十年之后，它们威胁到了所有欧洲人。

自1939年秋天起，外国人开始大量进入集中营。首当其冲的是捷克人。战争开始时，纳粹占领区的管理当局逮捕了数百名政客和官员作为“人质”，以威慑残存的抵抗力量。不过捷克人民并没有就此屈服，在布拉格和其他地方的大学内都出现了大规模示威运动。纳粹当局很快击碎了示威行动并将更多的人关进集中营，这明显是希特勒的指示。[61]最多的一批捷克犯人有1200人，他们于1939年11月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批人中包括伊日·沃尔夫（Jiri Volf），他和同学们一起从宿舍被抓走，他后来回忆起党卫队的“欢迎仪式”时说：“迎接我们的是劈头盖脸的警棍，我被打掉了四颗牙。”[62]

其他外国政治犯的处境更为糟糕，比如那些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支持过行将就木的共和国的人。佛朗哥胜利之后，许多左翼老兵带着家人前往法国寻求政治避难。许多人在那里加入法军，最终落入了纳粹的魔爪。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将这些人关进集中营，于是大部分被送往毛特豪森——当时最为严酷的集中营，成了关押外国政治犯的主营。第一批囚犯在1940年8月6日到达，在此后的一年时间内，超过6000人被送进该营。其中有一部分是在国际纵队中服役过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但绝大多数还是西班牙人，也就是纳粹口中的“红色西班牙人”。[63]

虽然纳粹在侵占的欧洲大陆内四处抓人，但集中营并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得国际化；总体来讲，在1941年夏天前外国囚犯仍然只占据很小的一部分。只有一个例外——波兰囚犯。就如前文所述，纳粹入侵波兰的过程伴随着极端的暴力，占领国土仅仅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个残酷的政权被建立起来，旨在摧毁波兰，掠夺其经济资源，奴役其国民。其中一个激进的计划便是在归入德国版图的波兰西部进行种族清洗。到1940年底，超过30万波兰人从那里迁往所谓的总督府——纳粹控制下的波兰东部，归德国民政管理局管理［该局由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领导］。[64]与此同时，占领波兰也令纳粹的反犹政策变得更极端。[65]

德国控制下的波兰笼罩在恐怖的氛围之中。在侵略之前，纳粹就准备好开展大规模逮捕行动。1939年8月底，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期望他的部队能够将3万人关进集中营，这比当时所有集中营的囚犯加起来还多。[66]第一批波兰囚犯于1939年秋天抵达集中营，其中有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以及知识分子，包括168名克拉克夫大学的学者。[67]不过来自德占波兰的囚犯数量仍远少于党卫队的预期。

更多的波兰人是1939年秋天在原德国境内被逮捕的；警方高层一直想要清除波兰犹太人，制裁那些长年生活在德国和奥地利境内的人。[68]在接下来的一年，随着平民工人大规模拥入，警察针对德国核心区波兰人的恐怖行动进一步扩大。纳粹政权决心要将战争的负担转嫁到别人身上，进一步剥削外国劳工。早年间大部分是波兰人，其中一些是自愿来的，被纳粹承诺的美好生活蒙蔽；更多人则是被逼迁往西部。生活艰难，纪律严厉，警察一直相伴左右。偏见与多疑一直深深植根于警察的脑海里，他们视波兰劳工为潜在的窃贼、恶棍和强奸犯。只要违反了那些严苛的规定——无论是否成文——就将被严厉惩处，尤其容易被送往集中营。[69]

在波兰的大规模逮捕行动也越来越频繁，与希姆莱所期望的一样，数不尽的囚犯在1940年春天被送往集中营。在给他们定罪时，盖世太保往往只是走个过场，写一些诸如“属于波兰知识分子阶层，心怀抵抗情绪”的话。仅在达豪一地，便有13337名波兰人在1940年3月到12月间到来，其中大部分来自德占波兰。在达豪被设计成重点关押神职人员的集中营之后，数百名波兰牧师被关了进来。[70]

在一些老一点的男子集中营，波兰囚犯的人数很快就可以和德国囚犯的人数相抗衡。[71]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也受到了影响；1940年4月，超过70%的新囚犯是波兰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越来越多的波兰女人来到拉文斯布吕克，其他囚犯开始怀疑希特勒是不是决定要“将波兰人完全消灭”。[72]

扩张集中营体系

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不认为他的集中营体系会停滞不前。1938年11月，他对党卫队高层坦白地说，在战争期间现有的集中营体系将“无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毫无疑问，他担心再一次被“背后捅刀”，他的对策非常明确：需要逮捕更多的人，需要更多的地方。[73]希姆莱的愿景很快得以实现，不过就连他也没有预见到自己恐怖武器的规模——几百座肮脏巨大的集中营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最终的浩劫距此时还有几年时间。不过，战争爆发后这种大规模的逮捕很快便造成集中营里拥挤不堪。到了1939年底，集中营的囚犯数量已经升至大约3万人，党卫队领导人四处寻找建立新营的地点。[74]差不多就在这时，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调查从战争开始以来究竟建立了多少临时集中营。最初，他想阻止纳粹地方官员像1933年时那样自己经营集中营。“集中营必须在我的授权之下才可以建立。”他在1939年12月时说道。但希姆莱也在考虑将其中一个临时营纳入他的正式集中营编制。[75]

他的几名副手，包括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都建议“为东方”建立一个新集中营来关押波兰囚犯。[76]在深思熟虑之后，党卫队选定了波兰边境城市奥斯维辛（Oświęcim），该城位于卡托维兹（Katowice）的东南部。奥斯维辛在1918年前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在二战开始后不久便被占领，并和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其他地方一起，在1939年10月底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版图。而在那之前，占领该地的德军便象征性地重新命名了该城，将它变回之前的德语名字奥斯维辛（Auschwitz）。[77]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在城外曾有一处去德国打季工的人口聚居区。后来大部分地面建筑，包括砖房和木制营房被波兰军队占用。直到1939年9月，这里又被纳粹国防军占据，变成了一座战俘营。不过到了年底便被再次关闭，整座营地人去楼空，当然，空置的时间并没有很久。[78]1940年初，党卫队专家多次前往该地视察，考虑在该地建立集中营的优势和劣势。在他们眼中这里并不完美，建筑物坍塌，地下水的质量也不好。最糟糕的是索拉河和维斯瓦河在附近交汇，一旦发洪水，这片土地便有被淹的风险，而且潮湿的环境容易滋生各种昆虫。不过，党卫队队员们也记录了几个好处。这里已经建设好，附近就有一座火车站，可以很好地避开外人的视线。最终优点战胜了缺点。1940年4月，地面施工开始了。[79]面对战时的新需要，集中营党卫队随机应变，并没有履行为集中营专门建设新建筑的政策，而是回归老方法——改造现有的建筑结构。

奥斯维辛集中营于1940年6月14日正式投入运营，第一批波兰囚犯来到了这里：728名来自克拉科夫旁塔尔努夫（Tarnów）监狱的男犯人，穿越边境来到总督府内。他们中大部分是年轻人，包括学生和士兵，被指控参与各种各样的反德活动。[80]一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他们便被党卫队队员和30名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审头殴打，这些审头三星期前就已经来到这里。很快，波兰囚犯的衬衣和外套上便浸满了汗与血。21岁的维斯瓦夫·凯拉（Wiesław Kielar）便在其中，他的囚号是290。他与其他囚犯在点名广场站好，聆听新集中营的一位领导——一级突击中队长卡尔·弗里奇（Karl Fritzsch）的讲话。弗里奇原来驻扎在达豪集中营，现在成了奥斯维辛120名党卫队队员其中的一员。他告诉他们这里可不是疗养院，而是一个德国集中营。“我们很快就知道了，”凯拉后来写道，“到底什么是集中营。”[81]

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的位置落到了一位资深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身上。在一次对奥斯维辛的视察之后，鲁道夫·霍斯于1940年5月4日正式走马上任（由希姆莱任命）。当上了指挥官，精力旺盛的霍斯迫切想把他在达豪、萨克森豪森的所学应用于实践。对于100多万囚犯来说，奥斯维辛意味着死亡；而对霍斯来说，奥斯维辛是他的生命。当他来到这里时，霍斯憧憬在他的掌管下，这里能成为一座新的模范营。不过他现在接管的这片墙倒屋塌的土地离他的梦想还很远。施工初期，木材和砖头紧缺，霍斯甚至没法在他的营区周围建起围栏：“我不得不去拿一些铁丝网所需的材料。”[82]

就连党卫队都承认奥斯维辛是一片荒地，不过这并没有阻挡它扩张成为最大的集中营之一。[83]1940年底，奥斯维辛集中营启用仅半年后就有将近7900名囚犯被转移过来。他们被关在单层或两层的砖头房屋中，这些房屋原来是军队的营房。[84]随着营区面积不断增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更多囚犯相继到来。到了1942年初，奥斯维辛已经成为除毛特豪森之外最大的集中营，关押了将近1.2万人。该营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与占领地的人民做斗争，营内超过四分之三的囚犯都是波兰人。[85]今天，奥斯维辛已成为大屠杀的同义词，但在建立初期，其主要是为了在波兰的土地上实行德国统治。[86]

除了奥斯维辛，党卫队在1940年春天到1941年夏末之间还建了另外四座男子营。[87]第一座是汉堡附近的诺因加默集中营。这里原先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希姆莱1940年1月份来视察之后，这里便被升为一座主要的集中营。党卫队从萨克森豪森调来了大批囚犯修建新营。囚犯们每天要在冷雨霜冻中工作16个小时。一名囚犯回忆说，刚开始土地完全是冻住的：“我们必须为营房打地基，铁锹甚至比我们自己还重。”1940年6月4日，幸存的和新来的囚犯被转移到了还没建成的新营区。大约800名囚犯被塞进三座还没完工的营房。不过，营区扩张很快，到了1941年底，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囚犯人数达到了4500～4800人。[88]

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是另外一座主要的新营。它原先也是一座卫星营，坐落在下西里西亚史特里高镇（Striegau）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从1940年8月初开始，这里就成了萨克森豪森的前站。第一批囚犯被关进了用栅栏围起来的两座临时营房。希姆莱在1940年10月底亲自来这里视察。转年的春天，也就是1941年5月1日，格罗斯-罗森营被升成主营。最初因为缺乏扩建资金，它的规模相对较小，截至1941年10月1日只容纳了不到1185名囚犯。[89]它成为大规模监禁地和屠杀场的日子还很远。

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同期而建的第三座主营是纳茨维勒集中营（Natzweiler），它坐落在阿尔萨斯孚日山脉（Vosges Mountains）的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周围是秀美的田园风光。纳茨维勒最开始也是一座小营，首批300名囚犯于1941年5月底来到这里。就像其他新营一样，党卫队在建营期间也需要随机应变。囚犯们起初被关在临时建筑中，党卫队的行政机构则在斯特鲁托夫（Struthof）的旅馆中办公。[90]像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一样，纳茨维勒扩建的速度大大落后于党卫队之前的预期；直到1943年底，纳茨维勒才达到了容纳2500名囚犯的初始目标。[91]

党卫队新建的最后一座集中营坐落于威斯特法仑（Westphalia）的帕德伯恩（Paderborn），源自希姆莱自己的奇思妙想。他崇尚神秘主义，希望建立一座党卫队的精神家园，于是选定了下哈根（Niederhagen）的维威尔斯堡（Wewelsburg），这是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堡，从1934年起变成了巨大的党卫队神殿。1939年5月，德国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于是希姆莱召集集中营的囚犯帮助他完成这项工程。最开始，这些人被关在城堡对面山上的一个小型劳动营中，那里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之一。但到了1941年9月1日，希姆莱将它变成了一座正规的党卫队集中营。不过因为其特殊的情况，它一直是所有主营中规模最小的。1942年初，这里只关押了不到600名囚犯。虽然人数不多，但它像其他集中营一样致命。一些囚犯死在了采石场里，一些囚犯在修建城堡北塔下的“地窖”（应该是用来朝拜党卫队领袖的场所）时死去。希姆莱诡异的设想直到最后也没有完全实现。到了1943年初，德国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战争，即使是他也无法推进这项工程。幸存的囚犯们被送往其他地方，这座主营也在1943年4月30日关闭。总体来看，下哈根集中营存在了不到两年时间。[92]

集中营体系虽然在战争初期迅速扩张，但并没有相互割裂。没过多久，新营的生活就和老营别无二致。这其中有许多原因，从宏观来说，所有集中营都在集中营督察组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统辖之下。从微观来说，集中营间还有着许多个人联系。五座新集中营的第一批审头都来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些人使集中营扩张成为可能，很快便融入他们本就熟悉的日常操行。[93]他们的党卫队主子多年来也一直浸淫于集中营。新任指挥官都是如霍斯一样有野心的青年官员。党卫队领导人也借此机会给了那些失败的老人第二次机会，就像卡尔·奥托·科赫那样。另外一个受益者是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第一任指挥官阿图尔·勒德尔（Arthur Rödl），他曾经在利赫滕堡集中营、萨克森堡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担任高级官员。勒德尔无论去哪里都会冒犯上级；上司们抱怨他没什么能力，字也认不全，根本不配担任这样的职位。连特奥多尔·艾克都觉得他是个笑话，但也没办法摆脱他。作为一名参加过1923年政变的纳粹坚定分子，勒德尔被塑造为模范，受希姆莱保护。1941年升职成为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指挥官是他最后一次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94]

这些新营为散布战争的恐惧添砖加瓦。如前文所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设计成打击怀有异见的波兰人民。而其他三座新营——诺因加默、格罗斯-罗森和纳茨维勒集中营也有政治功能。三座集中营都建立在德国边境附近，目的是进一步驯服占领区的人民。诺因加默集中营靠近丹麦和荷兰，成为德国西北部最重要的集中营。纳茨维勒集中营则建立在新占领的法国领土上。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位于德国东部，位于被占波兰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之间，一开始便有约四成囚犯来自波兰和捷克。[95]不过，战争早期集中营体系的扩张并不仅仅是为了散播恐怖，也是为了强制劳动。随着德军实力越来越强，党卫队的经济野心也在逐步增大。

砖与石

在全面战胜法国之后，阿道夫·希特勒完成了一个夙愿：简短地游览了这个自己与之斗争了二十多年的国家，一血1918年德国惨败的前耻。1940年6月28日早晨，出访的重头戏到了，希特勒的奔驰车队开进巴黎。法国的首都在夏日的晨光中微微发亮，希特勒仔细地审视他的战利品，像游客一样游览着。在游览过程中，他担任起导游的角色，向随从们讲述他从书本上看到的巴黎历史、艺术和建筑的细节。其中一名阿谀奉承的随从就是阿尔贝特·施佩尔，他被邀请前来分享导师的喜悦。

晚上回到临时指挥所，兴致不减的希特勒命令施佩尔加速推进重建柏林和其他所谓元首城（汉堡、林茨、慕尼黑和纽伦堡）的重大计划。该计划在战争开始之后就陷入停滞。希特勒称之为“德意志帝国最重要的建设计划”，一直持续了十年。不过，希特勒为什么把范围限定在这几座城市呢？希特勒相信，德国人在欧洲的统治将持续千秋万代，所以必须向世界展示出引以为豪的一面。到了1941年初，他的计划扩展为改造20多座德国城市，他憧憬着新的街道、广场、剧院和高塔。[96]

党卫队像施佩尔一样渴望帮助希特勒梦想成真，在战前便开始与施佩尔的办公室合作，两者的关系变得史无前例地紧密。施佩尔需要建筑材料，于是党卫队希望由自己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来提供。施佩尔非常愿意为其提供资金援助，到1941年中期，他至少为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提供了超过1200万德国马克，助其成长为一家中型公司。[97]而实际的工作则落在了集中营囚犯身上。1940年9月，希姆莱在对党卫队官员的一次演讲中说道，为了元首伟大的建筑，囚犯们“采石烧砖”是非常必要的。[98]

不仅仅是土地与采石公司，整个党卫队的经济版图都在扩张，战争初期是其发展最辉煌的黄金阶段。[99]整个经济仍由奥斯瓦尔德·波尔掌控，他将几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升至顶层，决心将他的草台班子变成专业团队。[100]并不是所有的生意都依赖强制劳动，至少初期还不是。但对囚犯的剥削仍然是党卫队经济发展的基石。此时，由于私人企业还未对集中营产生任何真正的兴趣，党卫队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囚犯。[101]

强迫囚犯劳动刺激了德国设备厂（DAW）的快速发展，这是一家党卫队企业，将许多集中营的作坊都纳入其中，生产从面包到家具等一系列产品。该厂于1939年5月建立，在战争开始后逐步成形。到了1940年夏天，达豪、萨克森豪森、布痕瓦尔德的制造车间都被纳入其中。到了1941年初，共有1220名囚犯在三座集中营中为德国设备厂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设备厂进一步扩大，成了党卫队经济系统内最大的企业。[102]另外一家主要的党卫队企业被冠以德国营养与供给实验所（DVA）的大名。该所于1939年1月成立，也在战争期间迎来了快速成长。其领军产业就是在达豪农场的园艺和草药种植，并很快成为营内最大的生产队伍之一。到了1940年5月，大约有1000名达豪囚犯每天在园内耕作。[103]而对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农业生产计划，党卫队官方有着更大的野心（基本上脱离实验所独立运营）。希姆莱一直密切关注着计划的推进，他希望能在德国东部迎来一个巨大的突破。[104]

希姆莱的注意力很快就转移到了奥斯维辛一项野心更大的计划上——党卫队和私企的合作首次展开。1941年初，化工巨头法本公司（IG Farben）决定在波兰小镇德沃里（Dwory）建一座巨大的工厂，离奥斯维辛所在的镇子只有数英里的距离。法本公司本来是被当地丰富的资源和便捷的交通吸引，后来对当地集中营的廉价劳动力持欢迎态度（每名囚犯每天的工钱只有3或4德国马克）。希姆莱立刻抓住了和该企业合作的机会，希望借此提高党卫队的专业性和经济地位。在里夏德·格吕克斯的陪同下，他于1941年3月1日首次到访奥斯维辛集中营。在那之后他下令扩建集中营，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给法本公司提供更多工人。不久之后，1941年4月中旬，第一批囚犯工人开始在法本公司新厂的工地周围工作，这里计划要建一座生产合成机油和橡胶的大型工厂综合设施。到了1941年8月初，超过800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在条件恶劣的工地上劳作，而到了秋天，人数又进一步上升。[105]

虽然希姆莱积极推动奥斯维辛化工厂的发展，但在战争早期，他的关注点主要还是砖头与石料。1940年，每天有6000～7000名囚犯在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6个工地劳作。希姆莱在1940～1941年还亲自视察了这6座工地以示重视。[106]在建立新集中营时，是否适合生产建材成了希姆莱和他的党卫队管理者们重点考虑的因素。诺因加默集中营一开始就是为了制砖设立的。1938年12月，它作为一个卫星营开始运行，由土地与采石公司购买的一座废弃砖厂改建而成。不过它的生产在战前一直没有真正展开。当诺因加默集中营升为主营之后，生产开始提高，在德国战胜法国之后又进一步增加。砖块的需求量非常大，尤其是为建造附近的汉堡市的建筑。[107]

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与纳茨维勒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兴趣点在于花岗岩而不是砖头。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黑白花岗岩吸引了他们的目光。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于1940年5月买下了采石场，而后来将格罗斯-罗森升级为主营也是主要考虑到可以提高产量。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情况亦是如此，党卫队从一开始便打算在采石场中剥削囚犯。1940年9月6日，希姆莱视察当地的采石场之后，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便在该地设厂。显然，阿尔贝特·施佩尔是看中了这里的稀有红色花岗岩，正好适合建造纽伦堡的新德国体育场。[108]

原有的集中营也受到了党卫队建筑热潮的影响，增加了更多的工厂、机器和囚犯来加快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生产。在施佩尔的提议下，奥拉宁堡于1940年夏末建立了石材加工厂。而在附近，萨克森豪森的其余囚犯仍然在重建失败的奥拉宁堡砖厂。就像对其他工程一样，希姆莱密切关注着这些项目的进度。他此前承诺给施佩尔提供大量砖料，也因此在1940～1941年两次视察问题不断的奥拉宁堡工厂。同时，在弗洛森比格，党卫队效仿毛特豪森集中营，从1941年4月开始也建立了一座采石场。这里的采石场扩建过几次，特别是在古森（Gusen）建立新的次级营之后（从1940年5月25日开始正式运营）。古森位于毛特豪森西部，只有几英里之遥。因此毛特豪森成了党卫队最大的花岗岩产区，在1940年7月，平均每天有3600名囚犯被派往三个主要采石场生产。[109]

党卫队希望通过囚犯来提升产量，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经理甚至希望给集中营犯人们提供石匠的技能培训。1940年9月6日，公司与奥拉宁堡的指挥官们会谈之后，宣布所有为公司工作的囚犯将会得到优待，比如金钱、水果和单独的营房。另外，他们还用自由来诱惑囚犯，声称如果他们做得好，他们将“很有希望”被尽快释放。[110]但这些都是空头支票。实际上，囚犯们得到的福利仅限于香烟和加餐，而且几乎没有囚犯得到过这些福利。到了1941年初，只有不到600名囚犯在各个集中营接受了石匠的训练。[111]尽管如此，这种做法预示了未来事情的走向。确实，这不是集中营党卫队首次为囚犯们提供奖励。但在过去，这种奖励基本上只提供给那些维持秩序和纪律的审头。而在战争期间，意识到强制劳动的重要性之后，党卫队已经准备好为那些生产力高的囚犯提供更好的待遇。

在战争初期，党卫队经济的总体收支情况有喜有忧。除了国家补助和施佩尔的资金注入之外，党卫队还通过使诈获取收益。[112]比如他们的龙头企业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它的采石场主要依赖人工，利润颇丰。毕竟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极低，党卫队的企业给每个囚犯的工钱微薄，每人每天不到0.3德国马克。正是这种近乎免费的劳动力才使党卫队的采石场能够盈利。[113]除了这点优势之外，土地与采石公司的其他生意都失败了。尤其在需要更复杂技术的生产上，党卫队一直无法成功，比如奥拉宁堡的砖厂就因此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损失。[114]

从德国整体来看，战争初期党卫队的生意仍然微不足道。确实，他们为希特勒的宏伟建设计划提供了材料。但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就像整个党卫队经济一样，从未兑现当初许下的承诺：生产达不到目标，囚犯们的产出只有自由劳动力的一小半，石料的质量也不高。[115]到了1941年夏天，党卫队在经济领域的地位和战争初期相比已是一落千丈。虽然就经济方面而言，党卫队对德国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其对铁丝网后面的生活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给集中营工地和采石场带来了更多的破坏和死亡。

毁灭之路

“如果让我用一个画面体现我们时代的所有邪恶，”普里莫·莱维在他的奥斯维辛回忆录中写道，“我会选择我熟悉的画面：一个形销骨立的男人，低垂着头，佝偻着肩，脸上和眼中见不到一丝思想的光芒。”这些囚犯能动，但他们已经不是活人了，莱维继续说道：“神圣的光辉已经随着他们死去。”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消逝于无形，只剩旁边田地里的几捧骨灰”。莱维将这些没有人记得的死者称为“被淹没的人”。[116]在战时的集中营，这些男男女女有别的称呼，比如“残废”、“弃人”或是有着讽刺意味的“犹太人”（jewel）。奥斯维辛和其他几个集中营中最常用的则是这个词——Muselmänner（活死人），对女性有时则用Muselweiber。[117]

Muselmänner都是活死人。他们失去了一切，精疲力竭、毫无生气、饥饿难耐。他们的身体只剩下骨头，以及布满了疮与疤的干枯皮肤。他们几乎已经不能行走、思考或是说话，只能用空洞的眼神呆呆地看着前方。其他犯人认为自己最终也会沦为此类，不需要太多——一次感冒、一次殴打甚至脚上的一次疼痛——就能将一名犯人送上这条毁灭之路。起初，对食物的渴望还能让他们有一些活力，后来却成了他们死亡前最后一点生命的征兆。一些人在进食时死亡，手里仍抓着最后一片面包。[118]对活死人来说，生命和集中营里的求生策略都已经失去了意义。操练、洗涮、缝补、交易，同时保持低调——任何一点都已经无法做到。听不见了，他还怎么执行命令？已经糊涂了，他还怎么遵守规矩？已经站不起来了，他还怎么踏步前进？

活死人的形象让人毛骨悚然也让人心碎，在解放后成了集中营内恐怖生活的证据。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形象与大屠杀以及集中营体系的最后阶段紧密联系在一起。[119]但事实上，这些将死之人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从1939年秋天开始，集中营内的条件急剧恶化，使得数千名囚犯丧生。战争初期出现了活死人的称呼。

饥饿与疾病

在党卫队残暴的“欢迎仪式”之后，初来乍到的囚犯最想不到的就是在集中营内能见到花坛。在春夏两季，营房外、党卫队建筑周围以及主干道两边到处是盛开的鲜花和打理整齐的草坪。在战争初期，集中营党卫队仍然维持着秩序与体面，为了来访的人和他们自己，将这里粉饰成一处正常的场所。“有时候，当我想到这帮盖世太保恶棍如此爱护这些花花草草，却视人命如草芥，”一名1939年来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回忆说，“我就觉得非常恼火。”[120]

营房外繁花似锦，营房内苦海无边，再没有比这更强烈的对比了。营内拥挤不堪，每当有新囚犯进来，就立刻会被肮脏、患病的人体淹没。[121]虽然党卫队一直坚持让囚犯们定期清扫营房，这种惩罚性的打扫也是所谓的营内教育的一部分，但这对改变里面可怕的环境并没有什么帮助。

在战争初期，过度拥挤是集中营的一个严重问题。布痕瓦尔德是成长最快的集中营。在四周之内，它的人数增长了一倍，从5397人（1939年9月1日）变成了10046人（1939年10月2日）。[122]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人数在年内也增长了几乎一倍。[123]这给囚犯生活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影响。制服、肥皂、床铺还有其他许多东西都短缺。营房被塞得满满当当，已经超过能承受的最大容量的两倍或是三倍。到了1940年底，随着囚犯人数的减少，布痕瓦尔德和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在布痕瓦尔德，囚犯数量在最高峰时达到12775人（1939年10月31日），这一数字直到1943年春天才被超越。[124]新增加的囚犯被其他集中营吸收：重新开张的达豪集中营、扩张的毛特豪森集中营，以及新建的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些集中营很快也变得拥挤不堪，囚犯不得不为了睡觉、洗漱和更衣空间而打斗。

汤越来越寡淡，面包的分量越来越少，囚犯们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这种短缺一方面是因为开战之后物资紧张，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党卫队故意为难。1939年9月1日，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在战争开始时缩减了囚犯们的口粮，这也许是来自上面的命令；战争意味着牺牲，而囚犯们应该是第一批受苦的人。这种思想也解释了纳粹政府为何在1940年1月统一缩减官方配给。集中营囚犯（以及监狱中的囚犯）所获得的肉、油和糖远远少于普通民众，哪怕他们的劳动比普通人繁重得多。[125]更糟糕的是，囚犯们真正得到的比应得的还要少很多，因为党卫队和审头们层层克扣。盛上囚犯餐盘的往往是那些最糟糕的饭菜。上菜时“腐烂的蔬菜味充斥了整个房间”，一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前囚犯作证说；一些囚犯不停作呕，最终把饭都吐了出来。[126]

饥饿笼罩着营房。许多囚犯只能想到食物，有的人甚至幻想把党卫队队员的狗炖了。囚犯们常常讨论丰盛的大餐、想象中的牛排；有囚犯把不常见的可口菜肴记录下来，最终汇总成了一本食谱。就连夜晚也被饥饿占据着。1939年底的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许布施（Alfred Hübsch，他是从达豪集中营临时转移过来的一名囚犯）躺在弗洛森比格营房的床上。他梦见了家乡的一个肉店，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香肠，屠夫跟他说：“您好好看看，想要什么我都给您。”[127]

囚犯们尽其所能养活自己。黑市非常兴旺，而那些没有资本去交易的囚犯甚至会冒着食物中毒和被党卫队惩处的风险，去捡拾腐烂的蔬菜和厨余垃圾。偷拿集中营物资的囚犯将面临更加残酷的处罚。1941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名法国囚犯因为从羊圈里拿了两根胡萝卜，被党卫队分区主管殴打致死。[128]越来越多的囚犯开始互相偷窃食物，甚至包括一些好同志。面包贼越来越多，一些营区长不得不出面主持公道或是在囚犯储物间巡逻，威胁对窃贼施以残酷的惩罚。但饥饿的力量有时甚至超过了被抓的恐惧。[129]

饥饿往往是灭亡的开始。筋疲力尽的囚犯们很快便跟不上工作的进度。党卫队队员们于是将他们视为不愿工作的人进行惩罚，进一步把他们推向坟墓。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普通囚犯进餐的时候，所有“懒惰”的囚犯必须远离盛汤的大锅。直到其他人吃完了之后，饥饿难耐的人才被允许靠近。阿尔弗雷德·许布施吓坏了，他看见绝望的人们抢夺着食物残渣，对审头们的拳打脚踢毫无反应：“他们用自己的汤勺刮着锅底，用手指去抹锅内最后一点食物。”[130]

消瘦的囚犯们更容易染上疾病。传染病在战争初期的集中营非常流行。囚犯们从劳教所、监狱和强制劳动营来到集中营时，健康状况往往已经很糟糕了。连把这些病人扔在集中营门口的警察都有些于心不忍。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运来的囚犯包括一名80岁的塞尔维亚瞎子，他几乎都站不直，却被列为危险的惯犯。[131]不论他们到来时健康与否，几乎所有没有特权的人都得病了。极度的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囚犯们的皮肤、组织和器官。营养不良性水肿和大面积溃疡的症状迅速增多。[132]冻伤和感冒也很常见，往往会引发肺炎。营内的状况在1939～1940年的寒冬中已经很糟，当时德国一连几个月都被冰雪覆盖。一些营房一点暖气都没有。只要有炉子，囚犯们都会试着去偷（或“组织”，用他们营内的说法）一些木头。其他人则会在囚服内塞一些毯子和纸袋。但无论他们怎么做，都无法从每天的严寒和恐惧中逃离。而集中营党卫队往往还会雪上加霜，扣留或是收回暖和的衣物。[133]

传染病也比战争开始前要严重得多。疥疮这样有害的传染病到处都有。1941年1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至少有八分之一的囚犯被传染。[134]糟糕的卫生条件导致痢疾大规模暴发，引起恶性腹泻和严重脱水。许多囚犯饱受饥饿性腹泻之苦，每天都会弄脏自己。奥斯维辛第一批囚犯中的麦可·焦乌科夫斯基（Michał Ziółkoswki）回忆说，生病的囚犯夜里在去厕所的路上甚至会忍不住直接便溺在那些睡在地上的人身上。[135]集中营内另外一种流行病是斑疹伤寒，这是一种大规模拘禁的常见病，通过跳蚤传播，而跳蚤在集中营中一直活跃着。[136]

面对集中营内越来越凄惨的状况，党卫队的解决办法让人触目惊心。1939年到1940年，他们没有做出任何改善，只允许少部分患病的囚犯前往医务室，大多数生病和将死的囚犯被隔离在单独的地方。[137]患有肺结核、开放性伤口、疥疮和其他传染病的囚犯有单独的营房。囚犯们分别给这些地方起了别称：达豪的腹泻营房被称为“屎区”，病人和残疾人的住处则被唤作“蠢货俱乐部”。[138]许多身体状况比较好的囚犯赞成隔离，因为害怕被传染或被病人打搅睡眠。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自发地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强迫生病的犯人去冰冷的洗手间合宿。[139]

即使是集中营的老兵也对隔离区的状况感到震惊，他们基本上避免靠近这些地方。营房里全是骨瘦如柴的犯人，除了床铺或稻草口袋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漫长的日夜偶尔会被审头的暴力虐待打断。最难熬的是噬人的饥饿。1939年底建立的萨克森豪森病弱营房也被称作“饥饿区”，这并非什么巧合。在这里和其他为生病的人准备的区域，集中营党卫队进一步削减了他们本就很少的口粮，希望能加速病人之中的“自然选择”。[140]

工作与死亡

在亲眼见过魔鬼之后，《神曲》中的但丁最终离开地狱，开始登上通往天堂的阶梯。当然，他首先要经过炼狱，向导维吉尔（Virgil）指给他看一列怪异可怕、几乎已经不像人类的人，背上的巨石几乎将他们的身子压到了地面。就连“看起来最能忍耐的人也哭着说：‘我再也受不了了’”。[141]但丁这首中世纪的诗歌经常被集中营内的囚犯引用（甚至还被一些党卫队队员引用）。布痕瓦尔德的囚犯们向解救自己的美国人解释在采石场的痛苦经历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这幅在地狱中搬运巨石的图景。一名囚犯回忆道：“仅仅是听到采石队这个名字，也能让那些最强壮的人胆战心惊。”[142]

各地的囚犯都害怕采石场。[143]战后，波兰犯人安东尼·格拉迪茨（Antoni Gładysz）仍然清晰地记得他在1941年第一次被迫爬下格罗斯-罗森矿场晃晃悠悠梯子的情景。他和其他三名囚犯都穿着不结实的木鞋，拖拽沉重的石块。“那是可怕的一天，”格拉迪茨回忆说，“我们弄伤了手，试着用膝盖支撑自己的身体，当时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甚至可以说失去了意识，都无力去想这一天何时才会结束。”[144]当囚犯们最终走回集中营时，他们身上满是采石场的烙印。

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将采石视为惩罚性的工作，帝国中央安全局也同意这一点。在希姆莱的授意下，中央安全局将集中营划分为三类（和早期集中营中将囚犯划分等级的体系类似，该体系后来被艾克废弃），关押的囚犯性质各有不同，囚犯的性质由他们的“品格”和“对国家的威胁”决定。“绝对可被改造”的囚犯会被带到1类集中营，比如达豪和萨克森豪森（这里没有采石场）。2类集中营包括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等，是给那些“误入歧途”，但仍然“可被改造”的人准备的。最差的3类集中营留给那些“执迷不悟”的人，特别是“反社会分子和刑事惯犯”，他们“几乎不可能被改造”。最开始只有一座3类营——毛特豪森集中营，那里有最大也最为致命的采石场。一名毛特豪森前看守后来承认，实际上，3类集中营意味着“不打算让囚犯活着出去”。囚犯之间称这座集中营为“死亡豪森”。[145]

在纸面上，党卫队非常重视新的分类方案。[146]但它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从一开始，集中营的级别就无法代表其真实的情况。比如在1940年，萨克森豪森（1类）的囚犯死亡人数是布痕瓦尔德（2类）的两倍。[147]后来这个方案变得毫无参考价值：虽然奥斯维辛被官方列为1类或2类营，但它的囚犯死亡率在所有集中营里是最高的。[148]到了后来，其他因素——比如囚服上三角的颜色——比集中营的官方分类更能决定囚犯的命运。

不过，建立集中营分类制度的尝试让我们得以一窥党卫队和警察高层在战争初期的想法。面对不断发展的集中营体系，他们首先试图加大不同集中营的区分度。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继续强调要改造囚犯。这并非政治宣传的需要，因为对集中营的分类本身就是机密。官员们不过在自欺欺人罢了：他们仍然想要相信集中营除了恐怖制裁之外还有别的功能。事实上，集中营的教育任务比战前时期还要荒唐。囚犯们所学到的新技能都是为了生存——如何在忍受鞭打的同时还能计数，如何靠一小片面包撑上几天，如何假装努力工作以保存体力。

在战争初期，无论有没有采石场，繁重的体力劳动都是所有集中营的共同特点。建筑工作是最突出的，囚犯们面对着劳累、折磨和死亡的威胁。在奥斯维辛这样的新营里，几乎所有囚犯都被赶进工地，自己给自己建集中营——其中包括自己走的小路、自己站的点名广场、自己住的营房以及将自己与外界隔离开的围栏。[149]当然，施工并不仅限于新集中营。随着囚犯数量的增加，老集中营也开始大刀阔斧地翻建。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在不断地新建或翻建，而买单的则是囚犯。1939年12月到1940年4月间，毛特豪森有约1800名囚犯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在建设古森次级营时丧生的。一名古森集中营囚犯在1940年3月9日的秘密日记中写道：“没什么特别的。在这里，死人不算新鲜事，每天都会发生。”[150]

在1940年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每天平均有2000人在砖厂工地上干活，这是集中营内最危险的工作。许多囚犯被迫去拆除坏掉的旧工厂，这个大工程导致数百人丧命。其他人则在建设位于奥拉宁堡的新次级营，以省去每天从主营到工地的路程（该营在1941年4月底投入运营）。更多的囚犯则在几个产砖的窑炉工作。最后是附近的黏土坑，这里被称作“地狱中的地狱”；囚犯们必须在齐膝深的水和泥中站好几个小时，将黏土铲进推车里。德国政治犯阿诺尔德·魏斯-吕特尔（Arnold Weiss-Rüthel）总结说：“古代给法老修建金字塔的奴隶待遇都比在奥拉宁堡砖厂的希特勒的奴隶强得多。”[151]

虽然党卫队的经济野心给强制劳动设定了大方向，但并没有令劳动更高效。大部分地方党卫队队员对产量没什么兴趣。在他们眼中，集中营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功能是与纳粹德国的敌人做斗争。那些为了在工作中折磨囚犯而设立的规矩就是证明。比如在1939～1940年的古森集中营，囚犯们在严寒中辛苦工作，不能穿外套也不能戴手套，更不能靠近党卫队队员和审头们的火堆。[152]

有时，囚犯们因为太虚弱、没被分配任务、坏天气或无事可做等没有进行强制劳动，看守对待他们的方式更能说明集中营党卫队的优先次序。因为普通囚犯（除了将死之人）不可以无所事事，所以集中营党卫队就想别的办法让他们忙活起来。在战前，一些看守喜欢让囚犯进行毫无意义的劳动和惩罚性的训练。不过党卫队还发明了新的折磨手段。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在1939年秋天引入了所谓的立正突击队，在战前就开始把“立正”作为无工作之人和病人的惩罚手段。几百名囚犯挤进营房中立正站上一整天，只有午饭时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一名囚犯后来写道。一连八九个小时，他们不能移动、交谈和坐下；他们甚至不能靠在墙上。很快他们身体各个部分就开始疼痛。但不可以有任何移动：囚犯不管是真违规还是被党卫队和审头认定违规，都将立刻受到责罚。[153]

这是战争初期集中营党卫队恐怖行动升级的一部分，死亡的威胁无处不在。在集中营里，跟谋杀联系最紧密的地方是医务室和地堡，那里是集中营暴力的核心地带。但现在，看守已经开始随处杀人，更关键的是他们杀得越来越频繁。从前，党卫队谋杀之后都会收手一段时间。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就肆无忌惮了呢？

处决

1939年9月7日午夜，一辆警车停在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在车里面，几名警察押着一名戴手铐的男子。此人体格健壮，有一头粗粗的卷发，名叫约翰·海嫩（Johann Heinen）。他的生命只剩下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了。海嫩三十岁了，但看起来要更年轻一点，他这一辈子没交过什么好运。在动荡的魏玛时代，这名娴熟的钢厂工人丢掉了工作。在纳粹时代早期，他因为对共产党抱有同情被抓进监狱。释放之后，他到德绍的容克工厂工作。但二战爆发前不久他又被逮捕了，这次是因为拒绝给德国防空部队挖壕沟。他的抵抗精神让他丢了性命，纳粹领袖们决定杀了他以儆效尤。得到希特勒的亲自首肯之后，希姆莱在1939年9月7日黄昏给海德里希发了一封电报，命令他立刻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处决“共产党人海嫩”。集中营指挥官迅速将这一消息告知督察官特奥多尔·艾克，后者立刻从奥拉宁堡赶了过来。海嫩来到萨克森豪森后得知了自己的命运。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中疯狂地抽烟，并给妻子写了一封诀别信：“请一定要勇敢，想想我们的孩子；你必须为他活下来。我觉得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请原谅我的语无伦次和毫无章法。我觉得我已经死了。”萨克森豪森时任副官鲁道夫·霍斯领着囚犯来到工厂大院里，退后站好，下令三名士官开枪。海嫩立刻倒了下去，但霍斯还是走近又补了一枪。之后，党卫队队员们走回了办公区。“很奇怪，大家基本上没什么交谈，每个人似乎都在想心事。”霍斯回忆说。[154]

约翰·海嫩的死标志着纳粹开启了一种新程序。几天之前，也就是1939年9月3日，法国和英国对德宣战，希特勒公开宣布任何破坏家园前线的人都会被“当作国家的敌人消灭”。[155]同一天，希特勒私下向希姆莱再次强调了这点，让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维护德意志帝国境内的安全。[156]希姆莱很快将元首的心愿变成政策，启动了政府处决计划。集中营作为半官方的男性（后来也包括女性）处决地点，可以不经审判就执行死刑。根据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提出的观点，这是典型的为元首工作的例子。[157]

这项新政策的行政基础是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9月3日那天下的一道指令。按照指示，地方盖世太保在逮捕危险的嫌疑人之后，海德里希的办公室可以选择“将这些坏分子残酷地清除”。也就是说，这些受害者一般会被带到最近的集中营处决。[158]但新措施的落实并没有像党卫队领导人期望的那样。四天之后，海德里希向地方盖世太保官员发出了一封紧急电报，要求处决更多的犯人。12个小时之后，约翰·海嫩便死在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过海德里希仍不满意。两周之后，他再次发出电报，坚持说所有做出危险举动的人——比如搞破坏或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必须被“毫不留情地清除（也就是说被处决）”。这也是海德里希又一次直白地给下属们下命令。后来，随着纳粹杀害的人数不断增多，官员们也开始在内部文件中用暗语来掩盖自己的血腥行径。[159]

党卫队在1939年9月处决了约翰·海嫩和其他两人，引起了德意志帝国司法部的警觉。他们是通过报纸才得知处决的消息，比如一些标题为《颠覆分子被枪决：社会绝不容忍这样的人》的文章。[160]这样的法外处决挑战了司法部门在死刑上的绝对权威，帝国司法部部长居特纳请求希特勒改变主意，他认为正规的司法系统完全可以给予罪犯恰当的处罚，不需要党卫队来插手（确实，司法部门判处的死刑数量在战争期间急剧增长，在1941年达到1292人）。[161]但居特纳的抗议适得其反。当总理府秘书长汉斯·海因里希·拉默斯（Hans Heinrich Lammers）在1939年10月13日提出这个问题时，希特勒不仅揽下了集中营内早期几起处决的责任，还要求处决两名在司法审判中被判十年监禁的银行劫匪。[162]党卫队行刑的权力就这样被确定下来。随着战争越来越残酷，希特勒再次要求处决了几十名犯强奸、偷盗、诈骗和纵火罪的德国人。[163]

集中营内登记在案的犯人也没逃过新政策的魔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再一次成了实验田。第一个受害者名叫奥古斯特·迪克曼（August Dickmann），是一名29岁的耶和华见证会信徒，也是一名老囚犯了。当年他因为拒绝应征入伍而被捕。当他的情况被纳粹领导人知道后，在希特勒的首肯下，希姆莱下令将他处决。1939年9月15日傍晚，所有囚犯在点名广场集合，指挥官宣布迪克曼死刑，然后冲他吼道：“转身，你这头猪。”一名党卫队队长冲迪克曼背后开了一枪，然后鲁道夫·霍斯给了他致命一击。如党卫队所愿，其他囚犯都吓坏了，其中包括迪克曼的兄弟，他还要负责将尸体收殓进棺材。但希姆莱还想震慑更多人，于是又将这次处决通过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广而告之。[164]

希姆莱在走访集中营时也会处决囚犯，就像他1939年11月22日巡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那样。在那天早上视察了地堡之后，他要求守卫处决一名和他短暂交谈过的囚犯——奥地利少年海因里希·佩茨（Heinrich Petz）。佩茨涉嫌参与了几起骇人听闻的汽车抢劫谋杀案。14岁的他因为未成年所以未被起诉，最近刚被关进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当地的党卫队立刻行动，他们把佩茨带到地堡前的空地上，要求他往围栏那里走，然后在他走的过程中从背后枪毙了他。因为这并不合法，所以党卫队队员便将少年的尸体挂在铁丝网上，“假装这是一起未成功的越狱”。其中一名参与谋杀的队员后来如此承认。[165]

起初，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抱怨说处决囚犯会脏了自己的手。但没过多久，在希姆莱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命令下，执行死刑成了家常便饭，鲁道夫·霍斯夸张地称萨克森豪森的行刑队“几乎每天都一字排开，枪决死囚”。[166]集中营内的处决十分频繁，以至于党卫队专门制定和分发了处决指南，用文字详细叙述了处决的标准流程。[167]一般来说，囚犯们要被带到人们视线之外处决，通常是在靶场、地堡或是医务室。在个别情况下，如果党卫队想要震慑其他囚犯，就要强迫所有囚犯观看行刑的过程。[168]刽子手自古以来都是不光彩的职业，由一些专门挑选出来的囚犯担任，这些人时而会得到香烟、咖啡、酒或者食物作为酬劳。[169]

当纳粹领导层决定将集中营作为执行死刑的场所之后，这个政策很快得到了进一步扩展。从1940年起，集中营党卫队一批批地处决德国人和外国人，有时一次会杀死数十人。[170]几座集中营还会进行联合处决。这样凶残的杀戮第一次发生在1940年11月，在海德里希和希姆莱的命令下，几百名波兰人在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和奥斯维辛被处决。他们中有的是常规囚犯，其余的则是为了处决特地送到集中营的。这场疯狂屠杀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显然和德占波兰的政策有紧密联系——从公开谋害反对派转为更隐蔽的处决。[171]受害者之一是著名的医生约瑟夫·马尔琴斯基（Józef Marczyński），他曾经担任华沙市医院的副院长。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后他加入了抵抗组织，在盖世太保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突袭中被逮捕。1940年5月，他从华沙的帕维尔克（Pawiak）监狱转移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六个月后，就在11月9日早上，他被带出营房，跟其他32名从帕维尔克转移过来的波兰人会合。他们以为自己将被释放，但结果恰恰相反。党卫队队员在他们的脑门写下囚号以便认尸，然后将他们驱逐到附近的工厂空地上；他们在半脱光衣服之后就被枪决了。当天晚上，萨克森豪森的波兰囚犯展开了一场追悼仪式，牧师们领着大家唱赞歌，只不过都是在心中默唱，以免被看守发现。[172]

在接下来的数月甚至数年间，集中营内一直有大规模处决波兰人的情况。[173]一些囚犯是作为“人质”被处决的，因为党卫队怀疑波兰人民在搞破坏。[174]其他人则是被警方即决法庭判了死刑，来时就已经注定了死亡。所谓的即决法庭自1939年起出现在德占波兰，虽有其名，但实际上是警方在法律之外的仲裁机构，每一次都判嫌疑人死刑。[175]这种即决法庭和集中营党卫队展开了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奥斯维辛，审判程序最终移到了集中营之内，这样党卫队就可以在荒唐的审判之后直接将被告处决。[176]

集中营党卫队杀手

处决政策给地方集中营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随着国家的处决命令不断增多，第一线的党卫队队员们感觉自己有义务伸张正义。他们的道德观已经扭曲了，一旦纳粹领导人开了法外处决犯人的先例，当地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自发的谋杀行为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因为党卫队领导人想将集中营控制在自己手中，所以这种未经许可的处决在官方层面上是被禁止的。[177]但“正确”谋杀和“错误”谋杀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一些指挥官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的就是布痕瓦尔德的卡尔·奥托·科赫，他在1939年秋天监督了第一场未经上级授权的大规模处决。导火索是11月8日发生的一起针对希特勒的暗杀。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一名抵抗者只身引爆了炸弹，造成七人当场死亡，但希特勒逃过了一劫，也使他更坚定了自己的神圣使命［1945年，嫌疑人格奥尔格·埃尔泽（Georg Elser）在达豪集中营被处决］。[178]希特勒当时深得民心，许多德国人都被暗杀事件吓坏了。[179]没有人比集中营党卫队更坚决地要复仇，他们对犹太囚犯展开了凶残的攻击。据传犹太人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这个传言连纳粹宣传部都觉得太牵强，但对那些极端反犹主义者来说已经足够，他们再次对犹太人展开了疯狂的报复，此时距1938年的水晶之夜刚好一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11月9日折磨了犹太人一整夜；而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犹太女人被锁在她们的营房整整一个月，看守她们的是一个尤为恶毒的女看守。“只要她一出现，我们的心就不停地跳。”一位囚犯后来作证说。[180]

这些都无法跟布痕瓦尔德的情况相提并论，那里犹太人的生活在战前本就已经十分艰难。1939年11月9日早上，所有囚犯像往常一样在点名广场集合。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今日与往常不同，党卫队将他们赶回了营房，接着要求犹太人重新返回广场。党卫队在他们之中选中了一群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大部分在20岁到30岁之间。其他人则再次被遣回营房，关在里面长达数天，不见天日，也没有食物和水。同时，被选中的囚犯被带到集中营大门前焦虑地等待着未知的命运。而党卫队看守们则在一起庆祝1923年纳粹政变的周年纪念日，其中一些人前一晚的酒还没有醒。在一场小规模的游行之后，党卫队返回大门处立刻行动。在指挥官科赫的命令下，21名犹太人从集中营走到采石场。当他们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地时，党卫队队员们掏出了枪，从后面枪毙了他们；试图逃跑的人也很快被抓住杀掉。[181]

这次屠杀是史无前例的。地方党卫队此前从未在没有上级指令的情况下，在光天化日之下处决这么多人。也许狂热的科赫认为自己有权力进行报复，因为他的营区负责人勒德尔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爆炸案中受了轻伤。无论科赫的动机是什么，他没费什么劲儿就在布痕瓦尔德的部下中找到了志愿行刑人。[182]尽管上级们对他编造的托词有所怀疑——这些犹太囚犯是在一次大规模越狱行动中被击毙的——但内部调查最终不了了之。科赫逃脱了谋杀的罪名。[183]

陶醉在权力之中的指挥官科赫很快就变得无法自拔，越来越频繁地下令枪毙囚犯。有几十名新来的囚犯不巧被他看到，结果都丢了性命。其中一个人被杀仅仅是因为科赫曾经在别的集中营见过他。“现在这只小鸟没法儿再跟着我了。”科赫开玩笑说。其他人被杀，有的是因为触犯了纪律，有的是因为知道了太多党卫队腐败的内情。被判死刑的人会被带到布痕瓦尔德的地堡，这里由二级小队长马丁·佐默（Martin Sommer）管理。佐默会成为集中营非官方的行刑人其实一点儿都不奇怪。作为资深纳粹积极分子（他在1931年便加入纳粹党，那时他只有16岁），佐默是一个极度凶残的人。他不仅负责执行正规的鞭刑，还参与那些私下的虐待行为，不给囚犯食物，掐他们的脖子，对他们实施性虐待，打碎他们的头盖骨；他后来承认，有时在地堡里殴打囚犯能达到2000多下。虽然佐默并不是唯一一个从施虐狂上升成刽子手的集中营看守，但他的冷血即使在党卫队队员中也是罕见的；杀人之后，他有时会睡在办公室里，将囚犯的尸体塞在床底下。[184]

死在佐默手中的有一些是非常知名的囚犯。其中最著名的或许就是恩斯特·海尔曼，曾经的普鲁士州社民党领袖。不出他所料，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他的苦难就以可怕的形式结束了。1940年3月31日，在集中营关了将近7年之后，海尔曼被叫到布痕瓦尔德的地堡，几天后在这里遇害身亡。海尔曼的一些同志怀疑他是被一名囚犯揭发了违规行为所以才遇害的，于是他们后来一起杀死了这个叛徒为他复仇。集中营内囚犯间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沉重。[185]

有了这么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处决，杀戮的氛围感染了许多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从1940年起，越来越多的党卫队队员变成了谋杀犯。集中营官员鲁道夫·霍斯就是其中一个。1939年9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参与执行死刑之后，他很快就开始亲自下手。1940年1月18日，一个寒冷的冬日，霍斯下令立正突击队全员集合并在室外列队站好，囚犯超过800人。点名广场上寒风肆虐，几个小时后，集中营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向霍斯求饶。在他的自传中，瑙约克斯描述了他用规范的军队用语说：“报告集中营长官，请求解散（囚犯）。”但霍斯没有回应，于是瑙约克斯用更紧迫的语气又说了一遍：“集中营长官，人都要不行了。”霍斯回复说：“这里没有人，只有囚犯。”终于解散后，瑟瑟发抖的囚犯在营里的火炉前挤作一团。有一些人被送到了医务室。留在被雪覆盖的广场上的则是死尸，更多虚弱的人在之后几天相继死去。[186]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将这些病弱者视为累赘，但霍斯此举是他在战前想都不敢想的。他也并非特例。当集中营里的谋杀变得越来越随便和频繁之后，在其他地方，党卫队队员也开始通过注射毒药或其他方式系统性地杀害生病的囚犯。[187]

萨克森豪森行刑队

正是在二战开始后的几个月内，28岁的萨克森豪森副考勤主管古斯塔夫·佐尔格（Gustav Sorge）蜕变为一名刽子手。佐尔格以前杀过人，1934年底他加入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后就第一次参加了枪毙囚犯的处决，那时他刚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不久。接下来的几年，他在集中营这所暴力学校里继续修行，不过在战争爆发后他才开始大规模杀人。与其他的看守不同，佐尔格并不是个一事无成的人。他在学校成绩很好，并且成了一名钢铁工人。波兰在一战后占领了他的老家西里西亚，于是佐尔格像不少纳粹杀手一样成了在国外长大的德意志裔人。在青少年时期，他脑子里充满了极端的德国民族主义思想，最终于1930年前往德国。在那里，他因为失业变得更加极端。佐尔格全身心投入纳粹事业，在1931年19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于次年加入了党卫队。虽然他的外形并不高大，身形矮小且声音尖细，但他在魏玛共和国末期成了街头一个让人闻风丧胆的人物。在一次与共产党的斗殴之后，他得到了“铁人古斯塔夫”的外号（借用了当时一位德国名人的名字），这一“荣誉徽章”后来被他带到了集中营。[188]

战争初期，古斯塔夫·佐尔格在萨克森豪森领导了一小队党卫队杀手，组成了一支非官方的行刑队。一名逃脱的囚犯向英国情报员形容佐尔格是执掌生死的“判官”，“他的帮凶和助理们经常通过不道德、残忍的手段相互竞争”。这群人大部分由负责监视囚犯营房和劳动分队的分区主管组成，只有那些行径凶残的党卫队队员能够成为分区主管。剩下的人则被佐尔格这样的上司点评为“太软弱”或“太懒散”，被调往边缘岗位或是去担任守卫了；1941年初，一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因为做了太多坏事而噩梦缠身，甚至被送进了精神病病房。[189]

加入萨克森豪森队行刑队的途径有很多。队里大概有十几人，大部分是20多岁的士官。最年轻的是威廉·舒伯特（Wilhelm Schubert），他在1931年14岁时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1936年志愿作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利赫滕堡集中营服役，并于1938年春天进入萨克森豪森指挥参谋部，到了次年夏天，22岁的舒伯特成了分区主管。党卫队同事们嘲笑他不成熟不稳重，但他通过公开展示自己的凶残很快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舒伯特总能很快掏出武器，所以囚犯给他起外号为“快枪舒伯特”。他在1941年被提拔为二级小队长，他一如既往地通过随意殴打囚犯和朝囚犯营房开枪来庆祝。[190]

行刑队中最让人畏惧的角色可能要数里夏德·布格达勒（Richard Bugdalle），囚犯们称他为“凶残达勒”。1937年，29岁的布格达勒成为分区主管，比其他人当上主管的年龄稍微大一些。但像其他人一样，布格达勒从骨子里就是一名纳粹积极分子，他在1931年10月加入党卫队，并在集中营工作多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布格达勒领导着臭名昭著的惩罚连。不同于舒伯特在折磨囚犯时情绪激动，凶狠的布格达勒非常镇定冷静。他的特长是用拳头击打囚犯：作为一名业余拳击手，他能精确地瞄准肋骨和胃部，几拳就可以把囚犯打死。“如果要除掉囚犯，”古斯塔夫·佐尔格后来作证说，“舒伯特和我总会带上布格达勒。”[191]

行刑队的人有时会根据上级的指令行事，但有时自己也充当法官和刽子手，以各种“罪名”判囚犯死刑。当佐尔格一伙决定升级“欢迎仪式”之后，有几名新来的囚犯刚到就被杀死了；其他人则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被盯上了，因为党卫队“打算慢慢消灭（他们）”，正如佐尔格在战后承认的那样。[192]一些被杀的新囚犯涉嫌性犯罪或是同性恋。[193]重要的政治犯和其他政敌也被当作目标。1939年11月15日，奥地利检察官卡尔·塔皮（Karl Tuppy）被送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他曾经在1934年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Dollfuss）遇刺案中审讯过纳粹杀手。他一到营内，党卫队立刻开始了疯狂的报复。塔皮被关在政治办公室中殴打了20多分钟。名叫鲁道夫·文德利希（Rudolf Wunderlich）的囚犯被叫来将塔皮拖走，他后来回忆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况。他的脸已经被打变形了，只是一块不成形的肉，上面满是血和伤痕，眼睛全肿得凸了出来。”文德利希将塔皮运到大门口，佐尔格和舒伯特两人继续轮流殴打他。塔皮在当天晚些时候就死了。[194]

行刑队不仅看囚犯们的身份，还看他们在萨克森豪森的行为，稍有差池就立刻处决。1940年的一段时间内，佐尔格杀了一个没有立刻问候他的囚犯，杀了一个跌倒的囚犯，杀了一个在信上留下墨渍的囚犯（党卫队怀疑是某种暗语）。任何胆敢冒犯党卫队的人——大部分是不知轻重的新来者——都会落入险境。当著名的前工会官员洛塔尔·埃德曼（Lothar Erdmann）在1939年秋天来到集中营时，他对这里的暴力程度感到震惊。当被威廉·舒伯特殴打时，他大胆回嘴说：“干什么？你打我？我在一战时是一名普鲁士军官，现在还有两个儿子在前线。”结果，埃德曼成了重点关注对象，被戏称为“长官”。他被殴打了几天，尤其是舒伯特和佐尔格，一直打到他不能动为止。他在1939年9月18日死去了，此时距他来到集中营仅有两周左右。[195]

虽然萨克森豪森看守的暴力行为在战前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谋杀运动真正进入高潮是在战争开始之后。1939年10月，党卫队建立了自己的形式法庭，让集中营党卫队完全逃脱了司法部门的监管，这极大地鼓舞了看守。[196]此外，饥饿和传染病让囚犯们不成人形，这样党卫队可以更自然地将他们当作“人渣中的人渣”来对待，一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这样形容。[197]但更重要的是党卫队的升级处决政策。看守们知道他们的上司想要囚犯的命，那他们还有什么可顾忌的呢？

最后，在战争的大环境下，暴力整体爆发出来。希特勒关于种族灭绝的言论和德国在1939年秋天残酷的战事都清晰地表明新时代已经开始了，看守们也不能免俗。囚犯们猜测可能是远方频频传来的捷报让集中营党卫队越发野蛮。当德军在国外消灭敌人时，看守们感到他们也应该在“内部前线”做相同的事。[198]这也呼应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纳粹领导人对胜利的狂喜催生了第三帝国的灭绝政策。[199]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因为觉得第三帝国坚不可摧而随意杀人，另一些人则是在战事不利之后大开杀戒；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人是为了“报复”那些子虚乌有的对德国人的袭击而拿起了屠刀。

没过多久，像古斯塔夫·佐尔格这样的地方党卫队队员就要求得到自由处决权。虽然他们明知公开杀人需要得到上级的许可，但这些杀人犯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义的，就像佐尔格后来在法庭作证时说的：“当我们虐待和杀死囚犯时，我们认为是在帮助国家和领袖们。”[200]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言论是自欺欺人。毕竟党卫队队员有时候只是用酷刑找乐子。[201]无论如何，杀手们确实感受到了上层的意思，就像佐尔格后来解释的那样：“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坚信之所以下达行动的命令，是为了让下级官员们朝着一个方向做事，让他们出于自己的意愿去努力，去迎合最高层的愿望。”[202]这样，党卫队杀手们相信他们是在为领袖们办事。[203]这最终造成了一个致命的结果：自上而下的处决命令和下面自发的谋杀行动相互促进，让集中营变成了毁灭的漩涡。

苦难无边

囚犯的存活概率在战争初期大为下降。有的日子里，集中营工厂的囚犯们除了棺材什么也不生产，就是为了能跟上死人的速度。[204]1938年是战前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大约有1300名囚犯在集中营内死去。[205]到了1940年，至少14000名囚犯失去了生命。据了解，有3846人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死去（大约占其囚犯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也让毛特豪森成了当时最为致命的集中营。[206]饥饿与疾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大部分死者都十分消瘦、憔悴、眼球深陷——第二个原因就是党卫队的暴力虐待和处决。[207]囚犯的自杀率提升了。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仅在1940年4月就有26名囚犯自杀身亡。其中一些人是因为一时绝望，一头冲向了电网。有些人则是详细设计好自杀的方式。其他囚犯很快就对死亡司空见惯。有时候，他们在上厕所的时候甚至会对脚下的尸体视而不见。同情在战争初期的集中营已经越来越少见。[208]

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们对堆积如山的尸体有些担心。不过困扰他们的并不是自己的良心，而是怎么处理这些尸体。在战前，囚犯们的尸体一般被运往附近的停尸房火化。但现在已经不现实了。不仅仅是因为储存和运输尸体太耗费时间，而且党卫队也不打算将集中营的致命性广而告之。解决的方法非常简单——党卫队在集中营内设立自己的焚化炉。虽然这个计划以前就讨论过，但直到1939年底在两家私人承包商——海因里希·科里股份有限公司（Heinrich Kori GmbH）和托普夫父子公司（Topf & Sons）——的合作下才得以实现。到了1940年夏天，所有在战前建立的男子集中营都装上了焚化炉。而新建立的集中营也安装了类似的设施。奥斯维辛的火化场在1940年8月投入运行。[209]其他一些必要的措施也相继出台。比如从1941年开始，集中营内成立了登记办公室，这样一来死亡事件就由党卫队队员记录，而不是外面的正规公务员。党卫队官员们自然而然地将所有死去的囚犯都记作自然死亡或是意外死亡。[210]

战时的集中营内没有一条生存的坦途，却有数不尽的道路通向死亡。不过，一些群体所面临的危险比其他人大得多。集中营内的苦难从来都具有歧视性，而囚犯之间的区别在战争初期变得更大。纳粹领袖指定的政治和种族等级非常关键。总的来说，波兰人比德国人更容易死亡，犹太人的情况比波兰人更糟。[211]性别也很重要，集中营体系仍然以针对男性为主。1940年底，女性囚犯只占囚犯总数的十二分之一，而这4300名女性囚犯的命运仍然和男性囚犯有着很大的差别。[212]

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

当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在1940年8月2日来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她为期六个月的艰苦旅程也宣告结束。她是从3000多英里外卡拉干达（Karaganda）的古拉格而来。1901年，她生于德国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在青年时期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她已经开始全身心投入这项事业，在共产国际杂志的柏林办公室工作。她在这里遇见了自己的丈夫——海因茨·诺伊曼（Heinz Neumann），一名怀揣雄心壮志的报纸编辑，为富有煽动性的报纸《红旗》（Rote Fahne）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一次党内斗争之后，海因茨·诺伊曼身败名裂，玛格丽特跟着他流亡国外。他们像难民一样从一个欧洲城市转移到另一个，最终于1935年初夏来到莫斯科。此时肃反行动已经展开。斯大林怀疑党内充满了间谍和反动派，因而展开“大清洗”。这场运动在1937～1938年导致无数人丧命，包括数千名德国共产党员。诺伊曼夫妇虽然成功从纳粹手中逃了出来，却在苏联遭迫害。海因茨·诺伊曼被监禁、折磨并最终在1937年底被处决。几个月后，他的妻子也被逮捕了。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被判五年有期徒刑，被关进了哈萨克大草原的卡拉干达——苏联最大的劳改营之一，里面3.5万名犯人每天都要在恶劣的条件下辛勤劳动。1940年初，她突然被带回莫斯科，之后一路西行。在1939年11月到1941年5月间，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生效期间，共有约350名像她一样的犯人被移交。纳粹从这些人口中问出情报之后就把许多人释放了。但布伯-诺伊曼并不在其中。盖世太保指控她犯了严重的叛国罪，将她置于保护性拘禁之中。[213]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立刻就发现了这里与古拉格的显著区别。卡拉干达是在一片中型欧洲国家大小的广袤土地上散落的巨大营区。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则更集中，在20多个营房中关了3200名囚犯，周围环绕着高墙和电网。另外，因为党卫队系统此时仍对男女有严格的区分隔离，所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只关押女犯人。布伯-诺伊曼也被党卫队的操练震惊了，她觉得所有事情都体现出一丝不苟的普鲁士风格。虽然十分痛苦，但这样严格的规章制度也有好处。新建的营房里面有床铺、桌子、储物柜、毯子、厕所和盥洗室，和脏乱的卡拉干达相比“简直就像天堂”。[214]

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不知道的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与当时其他的党卫队集中营也不一样。因为党卫队领袖一直坚持要区别对待，所以在战争初期，恐怖活动像战前时期一样并没有降临到女犯人的头上。海因里希·希姆莱认为女犯人不像男犯人那样危险，更容易被改造。[215]虽然热衷于体罚，但希姆莱多次强调对待女犯人最严厉的惩罚止于鞭打。他最终要求所有的鞭刑需要直接向他汇报。[216]这种介入与其说是个例不如说是整体传达了一个信息：女人作为“弱势的性别”，应该得到更温和的对待。

在战争初期，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生活条件比其他集中营要好很多。在1940年，衣服和床单都会定期更换，食物也相对充足。比如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就对自己在集中营的第一餐的分量非常惊讶，其中包括水果粥、面包、香肠、人造黄油和猪油。在医疗方面，重病的囚犯仍然会被送去外面的医院救治，有些人甚至直接被释放了。[217]

在强制劳动方面，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也与男子集中营不同，劳动虽艰辛但不致命。也有很多女人在工地工作，但并不是在夺走众多男囚性命的砖厂或采石场。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更重视营内大批量生产制服的大裁缝工作坊，因为女人“最适合干这种活”，一名党卫队经理如是记录道。前期生产于1939年底展开，在希姆莱的敦促下，到了1940年夏天，这些裁缝坊被纳入新成立的党卫队企业——织物与皮革应用公司（Texled）。囚犯们的工作效率几乎赶上了平民，又因为女劳力比男劳力更廉价，所以织物与皮革应用公司可能是党卫队唯一一家初始便盈利的公司。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裁缝坊在1940年7月到1941年3月间，生产了7.3万件囚犯衬衫以及其他服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织物与皮革应用公司一直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大的雇主。截至1940年10月1日，几乎17%的囚犯在为这家公司工作，到了1942年9月则达到空前的60%。女人们害怕党卫队监工，工作也很辛苦，但和筋疲力尽的建筑作业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裁缝坊配备有缝纫机，部分生产是机械化的，囚犯们也在室内工作。[218]

更重要的是和男子集中营相比，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暴力行为没那么频繁，也没那么致命，看守们的行为也远没有那么凶残。最高级的职位仍由党卫队男队员占据，比如严厉的指挥官马克斯·克格尔（Max Koegel）。作为一名老兵和右翼极端主义者，克格尔于1933年4月成为达豪集中营看守，自此一往无前。在拉文斯布吕克开营之前，他就要求在新营建立一大片号房，以便像他说的那样，挫败“那些歇斯底里的女人”的傲劲儿。[219]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官员却与他截然不同。集中营高级监督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Johanna Langefeld）直到1937年快40岁时才加入纳粹党。她来自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在社会福利部门和监狱署工作过，1938年加入利赫滕堡集中营。与克格尔不同，朗格费尔德真正将再教育视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并且拒绝克格尔的一些暴力倡议。这非常重要，因为朗格费尔德为集中营内的氛围定下了基调，没有过分驱使女看守们。[220]尽管大多数新来的女看守很快就习惯了扇犯人巴掌，甚至踢她们，但在战争初期看守们很少有更进一步的举动。[221]国家现行的处决政策显然影响了她们的举止，也使得男子集中营里暴力横行，但这种暴力最开始并没有扩展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直到1941年2月才首次出现处决女囚的情况，到了1942年这种处决才变为常态。[222]

因为这样，几乎所有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囚在战争初期都活了下来。在两年时间里（1940～1941年）约有100名女囚死亡，不到女囚总人数的2%，和男子集中营相比更是九牛一毛。直到1943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党卫队才觉得有必要建一座自己的焚化炉。这种性别差异即便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也显而易见。从1941年4月开始，这里又建起了一座独立的男子营区，以便为扩建集中营提供劳动力。这本身就是一个变化。接下来，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将男女兼收，不过男囚犯和女囚犯的营区还是会隔离开。到了1941年底，1000多名男囚犯来到了新建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次级营，这里的条件很快就变得和其他男子营一样。1941年的最后三个月里，超过50名男囚犯死亡。对比下来，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一个月内死去的男囚犯比过去两年死去的女囚犯还要多。[223]

在很多方面，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仍停留在战前状态。对囚犯们而言，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42年而不是1939年。但这并不代表该集中营没有受外界变化的影响。生活条件在开战之后逐渐恶化。食物缩减加上极端的严寒，造成了第一年冬天集中营内疾病肆虐。约6400名囚犯在1940年到1941年间来到集中营，使得营内拥挤不堪。[224]除此之外，囚犯们每天还要面对艰苦的生活和羞辱。当地的党卫队策划出一套对新来者的侮辱仪式，所有女人必须脱光衣服、洗澡，然后被检查身体；许多人还被剃了光头。“我们不得不放弃一切试图维持端庄体面的尝试。”布伯-诺伊曼写道。“头被剃光之后，我们看起来就像男人。”另一名囚犯在日记中写道。这种对女性身体和女性特征的伤害在战前并不常见。这种伤痛因为党卫队男队员的在场而进一步加深，他们色眯眯地盯着裸体的女囚们，淫荡地评论或是扇她们巴掌。[225]

跟其他集中营一样，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也有许多的苦难。德国政治犯可以享受一些优待，比如营房没那么拥挤。同时，波兰女人在1941年代替“反社会分子”成为最大的囚犯群体，她们从一开始便受到歧视。在医务室中，一些党卫队医生拒绝给不会说德语的人看病。[226]而（1939～1942年）占囚犯人口约10%的犹太女人依然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受最严酷的虐待，进行最繁重的劳动。[227]随着战争初期整个集中营体系对波兰人和犹太人迫害升级，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至少在这方面与党卫队的政策保持一致。

战争与报复

在二战开始的最初几周，第三帝国到处流传着有关波兰暴行的谣言。纳粹原本就将开战的责任赖在波兰头上，现在又指控波兰在战争中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再次颠倒黑白。从侵略第一天开始，德国士兵们就捏造了被“狙击手”袭击的报道。经过纳粹领导人之手，这类谣言很快便甚嚣尘上。[228]纳粹的宣传部门尤其抓住发生在波兰城市比得哥什（Bydgoszcz）的事件不放。1939年9月初，几百名德意志裔人在与波兰部队的冲突中被杀（包括两个骷髅营在内的德国部队之后屠杀了大量当地波兰人）。连续几天，纳粹报纸都发表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文章，其中甚至还有想象出来的行刑仪式。据9月10日《人民观察家报》的报道，波兰人“割下了一位老妇人的左乳，将她的心挖出来扔进了盛血的碗里”；类似的文章都配有被肢解的人体部位的照片。[229]几天之后，希特勒还亲自火上浇油。9月19日，他在刚占领的但泽（格但斯克）发表了一篇疯狂的演讲，宣称波兰敌人“就像杀动物一样”宰杀了数千名德意志裔人，其中包括女人和孩子，除此之外还用残忍的手段把数不尽的德国俘虏弄残，“残忍地把他们的眼睛挖了出来”。[230]

许多德国人都相信了关于波兰暴行的宣传，要求立即展开报复行动。[231]被关进集中营的波兰人充分感受到了公众的愤怒。1939年9月13日，当534名波兰犹太人在柏林火车站集合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一名暴民吼叫着要“比得哥什的杀人犯们”流血（事实上这些囚犯都是柏林市民）；在奥拉宁堡车站有更多的民众等着他们，朝他们扔石头和粪便。[232]更糟的还在后面，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摩拳擦掌，准备等波兰人一到就展开残酷的报复。

在战争初期，集中营系统的暴力中心位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绝大多数波兰囚犯被关在那里。就像在1938年种族清洗之后那样，布痕瓦尔德的党卫队开始即兴发挥，将新来的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关进点名广场旁的营房，在四周围上带刺的铁丝网。这个所谓的特别营，或者说迷你营，是在1939年9月底建立的，它成了苦难极度深重之地。第一批囚犯是110名波兰人，随着德军的推进，他们从边境地区被抓到这里。其中几名真正来自比得哥什的人成了整批囚犯的催命符。党卫队给他们贴上“狙击手”的标签，将他们关在由木板和铁丝网制成的小笼子里，任由他们慢慢饿死。到了圣诞节，笼子里的110人只有2个还活着。[233]

布痕瓦尔德特别营的其他囚犯也在为生存斗争。由于天气寒冷，几百名波兰人和在波兰出生的犹太人在木制营房和4个帐篷里瑟瑟发抖。最开始，囚犯们还必须到采石场工作。在维也纳被逮捕的雅各布·伊尔（Jakob Ihr）仍然记得：“我们是如此绝望，仅仅过了几个小时，有一些人就承受不住了，恳求党卫队队员将自己射死。”[234]1939年10月底，因为特别营中闹痢疾，强制劳动被停止了。“囚犯们纷纷死去。”另一位目击者在战后说。那些想要逃去更安全的主营区的人会遭到党卫队的鞭打。[235]管理特别营的两名党卫队队员组成了恐怖二人组。一级小队长布兰克（Blank）是一名集中营老队员，有着冷血行刑官的称号。而他的同事，另一名一级小队长欣克尔曼（Hinkelmann）则是一个暴虐的酒鬼，喜欢将精力用在变着花样虐待囚犯上。他特别喜欢在发汤时殴打那些饥饿的囚犯。有时候，欣克尔曼和布兰克还会给犯人们断食。[236]

布痕瓦尔德特别营最终在1940年初关闭。到那时，里面大约三分之二的囚犯都死了。[237]当最后活下来的人在1940年1月和2月陆续回到主营区时，即使是像恩斯特·弗罗姆霍尔德（Ernst Frommhold）这样长期待在集中营的囚犯都震惊了：“17岁的男孩只有五六十磅重，身上一丁点儿脂肪也没有，只有皮包骨。即使到了今天，我也想不出来这么瘦的人是怎么活下来的，但他们就是活了下来。”[238]总共有超过500名波兰犹太人和300名波兰人死在了特别营。[239]

在战争初期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波兰犹太人的处境也是最糟糕的。在1939年9月到12月间，约有1000人来到这里，其中一些是波兰人，但大多数是德国人。其中大约有一半是1939年9月13日第一批从柏林车站出发的，那时正值全民激愤的时候。莱昂·沙莱特（Leon Szalet）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他是一名中年房地产代理人，在华沙长大，自1921年开始便在柏林生活。他在战争爆发前冒险一搏，于8月27日在没有签证的情况下登上了一架前往伦敦的飞机，但到了伦敦之后却被一丝不苟的英国移民官赶了回来。两周之后，他就落入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帮尖叫的党卫队队员的手中。他们“像野兽一样扑向了我们”，沙莱特被一名分区主管打得不省人事。第一天的傍晚，在经过数小时的折磨之后，他和其他新来的囚犯倒在营房中的稻草堆上。但几乎无人入睡：在前几个小时的惊悚经历之后，对未来的恐惧使得他们中大部分人失眠了。

莱昂·沙莱特和其他波兰犹太人被关在萨克森豪森的迷你营中，这里建成于1938年夏天，最开始是为“反社会分子”准备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惩罚手段，党卫队将营房的窗户用木板钉上，这种特别的隔离形式在战前的达豪就已经盛行。没有光也不通风。“一些人几乎要窒息而死，”沙莱特回忆说，“有人真的活活渴死了。”党卫队队员逼着那些讨水喝的囚犯喝自己的尿。这种情况直到9月29日华沙投降才结束，到这时已经有35人死去了。[240]活下来的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遭受折磨。最开始，波兰犹太人只是去点名广场“运动”，剩下的时间则待在营房中，任由审头和党卫队分区主管“快枪舒伯特”摆布，后者经常在晚上对营房突然袭击。他们发明了许多邪恶的游戏，党卫队队员会迫使囚犯们为了面包决斗，那些拒绝的人会遭到殴打甚至被杀。[241]后来许多囚犯开始被强迫劳动。他们的第一站就是奥拉宁堡砖厂。沙莱特写道：“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挨冻、被追打、用衣服兜着雪或沙子、踉跄而行、跌倒、再次被追打。”[242]

大屠杀之前

很快，集中营内所有犹太囚犯都面临致命的危险。在二战开始后的头几个月，党卫队仍然有所区别，将最大的愤怒发泄在波兰犹太人身上。但这种区分很快就消失了，警察将指控的对象扩大到了德国犹太人身上——怀疑他们里通外敌——集中营党卫队随即将恐怖行动也扩大到他们身上。“与犹太人的斗争是一场种族斗争。”萨克森豪森行刑队队长古斯塔夫·佐尔格在战后承认说。[243]即使一些被认为有人性的看守在面对犹太人时也变得铁石心肠。比如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监督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就是狂热的反犹主义者，她让犹太犯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她的仇恨。[244]

1940年3月9日是个关键的日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当天下令禁止释放任何犹太人。只有那些持有效签证，并且能在4月底前完成移民的犹太人可以重获自由。[245]犹太人的释放情况从少变为更少，最终完全消失。[246]在最后一刻逃脱魔爪的幸运儿就有莱昂·沙莱特，多亏了他永不言弃的女儿。作为鳏夫，他独自抚养女儿长大。1940年初，集中营内波兰犹太囚犯的情绪在希望与绝望之间来回切换。当沙莱特听说自己可能被释放时，一些狱友无法掩饰他们的嫉妒。当他又可能不会获释时，一名幸灾乐祸的犯人还改编了一首当时的流行歌曲：“船要出发去上海，上面没有沙莱特。”[247]但在1940年5月7日，他真的被释放了，连管理营区的党卫队队员都很震惊。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待了8个月后，他又病又饿又沮丧，也从来没有真正从这段阴影中走出来。[248]但至少他逃离了党卫队接下来更凶残的折磨。那些被留下来的犹太人现在面对的几乎是必死的命运。

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在战争初期执行反犹恐怖行动的先行者，要了许多犹太人的命。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0年有将近700名犹太囚犯死亡。[249]那些被指控与“雅利安”女人有亲密关系的人最容易被攻击，他们的档案与囚服上都标明了“种族亵渎者”的身份，这种结合了性与种族两种要素的囚犯是党卫队最无法容忍的。比如在1940年5月3日，古斯塔夫·佐尔格就将一名刚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犹太老人生生打死了。佐尔格在打断受害者骨头时喊道：“你这头猪，你是犹太人却操了我们基督教的女人。”[250]就像这位囚犯一样，许多犹太男人在刚到的几天或几周内便死去了。那些活得稍微长一些的人身上则留下了被党卫队折磨的深重痕迹。压垮人的强制劳动伴随极端的暴力虐待，摧毁了众多囚犯，有好几个人甚至同属一个家族。集中营党卫队也在继续减少口粮，时常开展“禁食日”，让犹太人一点儿食物都吃不到，有时还会禁止犹太人进入医务室。年轻力壮的人很快变得苍老瘦弱，即使是最坚强的人也陷入了绝望。“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还算不算一个人，”波兰出生的拳击手兼技师，外号“霸王”的塞勒姆·肖特（Salem Schott）回忆说，“我除了饥饿之外再没有其他感觉。”[251]

在其他集中营，犹太人也失去了全部希望。在达豪，最可怕的地方是新近扩建的农场，被称为自由地二号，从1941年春天开始投入生产。[252]卡雷尔·卡沙克（Karel Kašák）是一名受优待的捷克囚犯，以插画家的身份在农场工作（党卫队准备出版一本植物图谱），他秘密记录了当时的情景：“（1941年）3月21日。小队长佐伊斯（Seuss）命令犹太囚犯把在医务室包扎好的绷带立刻解开，让他裸露着绷带下可怕的伤口在潮湿泥泞的土地上工作。集中营内200名犹太人都遭到了虐待，极度痛苦，精疲力竭，骨瘦如柴；90%的人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253]几乎每一天，农场里都有谋杀或是强迫自杀的情况发生，以下摘自卡沙克的记录：

（1941年）5月9日。又一名囚犯在自由地二号被杀。他开始奔跑。看守告诉我们虽然按照规定他不必做出警告就可以开枪，但他还是警告了两次。囚犯停下来解释：“我想去那里。”可两枪之后他就倒在了地上……他们再一次将失去生命和失去意识的犹太人一起装在推车上。人类的肉体，上帝之子的身体就像木头一样堆在一起，胳膊与腿软绵绵地摆动着——这是我们每天都会见到的骇人景象……

5月14日。下午他们又在自由地二号射杀了一名犹太人……

5月15日。又一名犹太人被射杀。他们将他的帽子扔到警戒线后面，审头用警棍逼他去捡。体力枯竭使他们（犹太囚犯）视线不清，就像被催眠了似的，目光呆滞……

5月16日。早上9点，两名犹太囚犯在自由地二号被射杀。他们将这两个筋疲力尽的人扔到水里，按住他俩的头直到他们几乎失去意识，肯定也失去了思维能力。审头扎梅廷格尔（Sammetinger）用铲子殴打他们，逼他们越过警戒线，刚越过警戒线就把他们击毙了。[254]

达豪已经如此可怕，但毛特豪森集中营更甚。这座集中营在战前并没有关押过犹太人，从战争初期开始，犹太人源源不断地被送来，在1940年到1941年间达到了将近1000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死在了这里。[255]大部分被送来的囚犯是在德占荷兰被捕的犹太人，第一大批在1941年2月抵达：此前，德国政府及其当地的盟友在迫害荷兰犹太人时遭遇了激烈的抵抗，为了报复，希姆莱下令大规模逮捕犹太人。他们最初的目的地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1年2月28日，389名犹太人作为“人质”抵达那里。[256]“环境很快就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其中一名犹太人后来作证说。到了1941年5月22日，已经有40多人死去。在集中营督察组的命令下，341名幸存者登上了前往毛特豪森的列车。党卫队高层应该已经决定除掉这帮人了。[257]囚犯们在午夜时分到达毛特豪森，党卫队看守直接让他们去了工地。三个月之内就有超过一半的人死去。他们大多都死在采石场，被石头砸死，被看守打死，或是被逼着跨过警戒线。还有一些人是自杀，手拉手走向死亡。比如1941年10月14日，党卫队记录了16名犹太人因“跳下矿井”而死亡。无论他们是自杀还是被人推下去的，党卫队队员都难辞其咎，不过他们并不在意。当接下来的几批犹太人抵达毛特豪森时，党卫队官员们戏称欢迎“新伞兵队”的到来。[258]

到了1941年，集中营已经成为犹太人的死亡陷阱。死亡率和战前相比急剧升高，这主要是因为底层看守们无法无天的行为。但他们的上司也参与其中。几名囚犯作证称集中营指挥官曾明确下达过杀死犹太囚犯的指令。[259]显然，集中营党卫队受到了纳粹反犹政策的影响，整体大环境在1939到1941年之间变得越发狠毒，而党卫队则“身先士卒”。集中营内早就开始了系统性的谋杀，比纳粹整体政策的转变要早许多。虽然在1941年初夏的时候纳粹还未决定是否要消灭欧洲的犹太人，但集中营内犹太人的命运几乎已经成为定局。

不过，这并不是说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开始得比我们所想的要早。虽然有零星的纳粹积极分子呼吁将所有犹太人关进集中营，但集中营在战争初期的纳粹反犹政策中只是边缘手段。[260]官方在大规模拘禁方面依赖的主要是其他地点，纳粹在波兰、德国和其他地方建立了数百座强制劳动营和犹太人聚居区。1941年3月，华沙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关押了44.5万名犹太人，他们承受着大规模的饥饿、传染病和死亡。[261]相比之下，集中营专门为特定的犹太人准备，收押的都是些被视为极度危险的罪犯和恐怖分子。党卫队关押这些人是为了惩罚和震慑他们，就像之前党卫队对荷兰犹太人的围剿，关于他们的命运，整个荷兰犹太群体尽人皆知。[262]不过此时，如果犹太男人、女人和小孩的“罪过”只是因为自己是犹太人，那他们更可能是在别的地方受苦，而不是集中营。

攻击波兰囚犯

1940年8月13日，毛特豪森的日常生活被打破了。两名中年波兰囚犯维克托·卢考夫斯基（Victor Lukawski）与弗兰克·卡派基（Franc Kapacki）从古森次级营逃跑了。逃跑在当时十分罕见，当看守们发现两人不见后，他们怒不可遏。作为集体惩罚，两人所在工作队的全体囚犯（一共有800人，几乎都是波兰人）被迫以跑步的速度在采石场搬运沉重的石块；那些累倒的人会被审头和党卫队队员殴打。当他们回到集中营时，所有人不得不立正站一整夜，还没有饭吃。这一整天的虐待结果十分惊人：古森有14名波兰囚犯当天就死亡了。而两名逃犯的命运也十分凄惨。几天之后他们被抓了回来，被看守们殴打致死。[263]

新建的古森次级营从一开始便被设定为波兰囚犯的“改造营”。第一批1084名波兰囚犯在1940年5月25日正式开营时抵达，之后囚犯们被陆续分批转移过来。1940年春夏两季总共约有8000名波兰人被送来，其中许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从达豪和萨克森豪森等集中营转移过来的。到了1940年末，超过1500人在古森集中营丢了性命，这里每月的平均死亡率达到了5%。[264]这座人间炼狱由党卫队的卡尔·赫梅莱夫斯基（Karl Chmielewski）领导。他原是黑森一名技艺娴熟的木匠，在大萧条期间失去了自己的作坊，之后在1932年加入党卫队。在进入希姆莱的办公室之后，他开始飞黄腾达。1935年夏天，31岁的他请缨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他先是在哥伦比亚屋接受凶残大师卡尔·奥托·科赫的训练，之后几年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为升官打好了基础。赫梅莱夫斯基的机会在1940年到来，他被调到古森集中营，成为60多名党卫队队员的指挥官。到他任期结束时，也就是1942年底，囚犯死亡率高达50%。身高体壮的赫梅莱夫斯基以身作则，向部下展示应该怎么去拳打、脚踢、鞭抽和杀死囚犯。这给他的上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特豪森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就曾经称赞他“公认的强硬作风”。[265]

随着囚犯数量在1940年到1941年激增，针对波兰人的致命虐待也在其他集中营扩散。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波兰人被隔离到迷你营中。之前的犹太人已经被清走，如今这里成了“波兰检疫营”，他们像原来的犹太人一样备受折磨。[266]极度的恐怖也是小营的特质。1941年夏天，当一名囚犯从弗洛森比格集中营逃脱之后，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让剩下的波兰囚犯连续立正站了三天三夜，也不给他们食物。这也许是集中营历史上最长的一次点名了；一些失去意识的囚犯摔倒后就被审头杀了，审头会把一个有水的高压水管塞进他们的喉咙。[267]

不过对波兰人最凶狠的还是奥斯维辛集中营，1940年到1941年，波兰囚犯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绝对主体。自该营建立之后，囚犯的人数就不断增加，死亡人数也在不断飙升。这里的生活和其他集中营并没有什么不同：暴力、无休止的劳动、点名、饥饿、疾病和肮脏。“我们在集中营的生活就是一天又一天，只为了明天还能活着。”维斯瓦夫·凯拉回忆说。[268]在开营第一年里，数千人死在奥斯维辛，而情况只会越来越糟。根据党卫队官员的记录，在1941年10月7日到12月31日12周的时间里，一共有2915具尸体从主营区的停尸房被送进焚化炉。[269]

除了波兰人和犹太人，党卫队的愤怒也扩大到其他囚犯群体。说德语的吉卜赛人在战争早期也经常是被攻击的对象，部分原因是党卫队队员根深蒂固的偏见（鲁道夫·霍斯就是一个，他深信小时候曾经有吉卜赛人想把他拐走）。1939年秋天，大约有600名罗姆人从达豪转移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们将面对极度的艰苦和饥饿，约有200人没能挺过第一个冬天。许多人肢体被冻伤，不得不去医务室截肢；党卫队的医生毫不犹豫地给一些囚犯直接注射毒药。“我朋友都不想去医务室，因为没人从那里回来，”一名年轻的囚犯跟他的狱友说，“我觉得咱们吉卜赛人肯定会死在布痕瓦尔德里。”[270]

党卫队也会选出一些政敌来“特殊对待”。1941年上半年，古森次级营的大部分新囚犯都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老兵。这群人在囚犯中间很快就博得了勇敢和坚强的美名。这正应了党卫队的担心，他们认为这些老兵是久经考验的敌人，所以要单独隔离出来进行最严酷的惩罚。1941年，近60%被归类为“红色西班牙人”（或“西班牙人”）的囚犯都死了；在3046名遇难者中，许多人都死在采石场。囚犯每天必须背着巨大的花岗岩石块攀登一条陡峭的石阶，就像“长长的送葬队伍”，一名幸存者后来写道。[271]

囚犯间的关系

随着条件不断恶化，不同囚犯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紧张。集中营的基本规则本就会让他们互相敌对，而他们的背景、信仰和经历也差异太大，没法令他们联合起来与党卫队对抗。比如许多波兰囚犯就对德国囚犯充满敌意，因为他们是敌国人。这种仇恨甚至延伸到与纳粹政权为敌的德国人身上，比如德国共产党人。许多波兰人都蔑视德国共产党人，因为共产党人不仅是无神论者，还是苏联的朋友。在臭名昭著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下，苏联在1939年9月中旬入侵了波兰东部，数万波兰公民和士兵被逮捕、流放或是处决。[272]

德国囚犯也没有免于纳粹种族主义的思想，也就是长久以来针对斯拉夫人的沙文主义。在诺因加默集中营，一名德国审头警告新来的人提防波兰人：“我们都知道这帮流氓：懒惰、肮脏，大部分人都是鸡鸣狗盗之徒。”[273]犹太人也会遭到一些德国囚犯的欺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莱昂·沙莱特曾经在惩罚连跟政治犯短暂相处过。他们干的是工地上的重活，48岁的沙莱特不太熟悉这份新工作，没能跟上进度：“我的工作伙伴利用这点疯狂地羞辱我。他们大叫着说我跟所有犹太人一样懒惰。”之后，他们还殴打沙莱特，直到他失去意识。[274]

当然，并不是所有德国囚犯都被种族主义蒙了心神。沙莱特就称赞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后者曾尽一切可能帮助自己。沙莱特也对另一名营区的老囚犯，一位勇敢的左翼德国政治犯充满钦佩。[275]其他波兰人和犹太人也得到过德国囚犯的帮助。在集中营内的残酷世界里，滴水之恩都重如泰山，许多人几十年之后仍然铭记于心。[276]不过随着战争愈发激烈，囚犯群体之间的摩擦也越来越频繁。

囚犯之间的紧张关系因为党卫队给一部分德国囚犯特殊优待而进一步加剧。[277]在集中营系统中，囚犯们梦寐以求的审头岗位大多落在德国囚犯身上。这批囚犯和其他人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在1939年到1940年的寒冬，数百名萨克森豪森的囚犯在室外和冰冷的营房中死去。与此同时，像埃米尔·比格一样受优待的囚犯却能以职员的身份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工作。和其他德国的囚犯办事员一样，比格能够享受额外的三明治、牛奶和香烟，并且在庆祝同事生日时还吃到了蛋糕和咖啡，这是大部分囚犯只能在梦中实现的奢求。[278]

德国审头不仅能享受特殊的待遇，他们往往还掌握着外国囚犯和犹太人的命运。约翰·布吕根（Johann Brüggen）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名德国政治犯，一直对犹太人怀有强烈的复仇心态。1940年时他管理着达豪工地上的200多名囚犯，大家都十分害怕他。遭到布吕根虐待的有一个叫格哈德·勃兰特（Gerhard Brandt）的人，是一名27岁的平面设计师，1940年5月24日来到达豪，在几天后加入了布吕根的小队。每当勃兰特进度落后，审头布吕根就会边对他拳打脚踢边喊着“脏犹太”、“犹太猪”，还有“你根本连人都不是”。1940年6月5日，这名重伤的囚犯被送到达豪医务室，他在那里详细地描述了自己遭受的折磨：“当我倒下时，布吕根会在我的身上踏。他每天都会用木棍打我的脸和头，有时也用拳头打我的脸，所以我总是会流很多鼻血。手帕都浸透了血，我根本无法用它再擦干任何东西。”他说完这些话之后过了几小时就死了。[279]

审头布吕根并非特例，数百名德国审头在战争初期也是施暴者。但其他囚犯并不认为审头的暴力行为都是错的。相反，当时有一个流传甚广的协定，如果囚犯越界就应该被殴打惩戒。埃米尔·比格就记录了这样一件发生在1939年至1940年冬天的事。一天夜里，一名波兰囚犯呻吟着求些水喝，还将营房中其他犯人的被子拿走。担任营区勤务员的囚犯最终忍无可忍，用警棍打了他。“我们都觉得打得好，”比格写道，“这名囚犯很快就‘懂事’了，不再打扰我们。”事实上，这名囚犯后来死了。在黑暗的夜里，没人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捣蛋鬼，而是一个将死之人。[280]

这位不知名的波兰囚犯是战争初期数千名在集中营内丧命的受害者之一，此时正是集中营体系发生变化的阶段。战时集中营的许多特质在早期便显露出来：更大的营区，在德国核心区之外的新营，大量外国囚犯，致命的生存条件，每天恶毒的暴力虐待以及有计划的处决。恐怖行动在后来的几年愈演愈烈，但在战争初期就已露狰容。不过在这个时期，即使最糟糕的时候，受害者的人数仍然只以十为单位，而不是成百上千。直到1941年春夏，才发生了从囚犯的大规模死亡向大规模灭绝的转变，纳粹领导人也在大屠杀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

[1] Quote in Domarus，Hitler，vol.3，1315. See also ibid.，1311-14，1318. 希特勒的计时是错的：德国是凌晨4点45分开战的。集中营的囚犯，参见Naujoks，Leben，139；Schrade，Elf Jahre，197。

[2] Speech to commanders in chief，August 22，1939，in Akten，D/7，p.172，ND：1014-PS. See also Baumgart，“Ansprache”；LaB，B Rep.057-01，Nr.3865，Bl.171-80：Vernehmung E. Schäfer，September 14，1965.

[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B，B Rep.057-01，Nr.3870，Bl.1051-65：Vernehmung K. Hoffmann，August 15，1969；ibid.，Bl.1072-1101：OStA Düsseldorf，Verfügung，August 26，1969；M. Crombach，Lebenslauf，1953，in AS，Projektordner Sender Gleiwitz；Runzheimer，“Grenzzwischenfälle”；Schrade，Elf Jahre，194-96。Müller quote in “‘Grossmutter Gestorben，’” 72-73. 对格莱维茨的伪造袭击中，至少留下了一具尸体；这名遇害者不是集中营囚犯，而是当地一名波兰事业的支持者。

[4] 数字参见附录表1；Beevor，World War，946。

[5] Fröhlich，Tagebücher，I/5，May 30，1938，325.

[6] Broszat，Kommandant，104.

[7] 新的主要集中营有奥斯维辛、格罗斯-罗森、马伊达内克、纳茨维勒、诺因加默、下哈根和施图特霍夫。囚犯人数参见附录图1。

[8]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Gellately，Backing，261。

[9] Rossino，Hitler，227-29.

[10] Wildt，Generation，421-28，quote on 426；Rossino，Hitler，53-57.

[11] Rossino，Hitler；Böhler，Auftakt；Mallmann and Musial，Genesis.对犹太人的暴行，参见Pohl，“Judenpolitik，” 22-25。

[12] Sydnor，Soldiers，37-63，87-312；idem，“Theodor Eicke，” 155；Merkl，General，137-43；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4-77，89；Kárný，“Waffen-SS，” 242；Orth，SS，157；Leleu，Waffen-SS，541-677.艾克死后，党卫队骷髅师的指挥官换成了马克斯·西蒙（Max Simon），他也是一名战前集中营党卫队的老成员；Merkl，General。

[13] Merkl，General，159-60；Zámečník，Dachau，113-15.

[14] Orth，SS，163，171-72.

[1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ArchB（ehem. BDC），SSO，Glücks，Richard，22.4.1889；ibid.，RS（ehem. BDC），B 5195，quote on Bl.2748：Glücks to Rasse-und Siedlungshauptamt，November 19，1935；Tuchel，Inspektion，58；idem.，Konzentrationslager，339；IfZ，F 13/7，Bl.38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Hördler，“Ordnung，” 49；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375。格吕克斯在1939年10月接到任命（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7），1939年11月15日正式生效。他直接从属于希姆莱，直到1941年12月31日（因人事调动，IKL正式归属于1940年8月15日成立的党卫队领导层总办事处）；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28。

[16] Quotes in IfZ，F 13/7，Bl.389-92：R. Höss，“Arthur Liebehenschel，” November 1946；BArchB（ehem. BDC），SSO，Liebehenschel，Arthur，25.11.01，R. Baer，Stellungnahme，July 3，1944. See also ibid.，R.u.S. Fragebogen，August 28，1944；ibid.，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September 18，1946；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382；Cherish，Kommandant，28.关于格吕克斯的观点，参见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Glücks to Wander，January 14，1941。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利布兴切尔曾在利赫滕堡担任了两年多的副官；Hördler，“SS-Kaderschmiede，” 92。

[17] Orth，SS，60，81；Sofsky，Ordnung，121.

[18] Orth，SS，95-96，99，136-37，181-89，233-40.

[19] Quote in IfZ，F 13/7，Bl.387：Rudolf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 See Orth，SS，164. 奥尔特暗示说格吕克斯几乎不干涉其他指挥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20] 1940年2月先是初稿在集中营里流传，一年以后颁布了完整版；显然，对艾克在战前的规则只有少数修订。BArchB，NS 4/Ma 1，Bl.2：Glücks to LK，February 22，1940；Himmler，DV für KL，1941，ND：011-USSR，IMT，vol.39，pp.262-64（extracts）；Tuchel，Inspektion，100.

[21] Quote in IfZ，F 13/7，Bl.389：R. Höss，“Arthur Liebehenschel，” November 1946.

[22] Schulte，“London”；BArchB，NS 3/391，Bl.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5-6，15.

[23]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204.

[24] 关于会议，参见BArchB，NS 4/Na 103，Bl.57：Glücks to LK，September 7，1940。关于非正式聚会，参见StAAu，StA Augsburg，KS 22/50，Vernehmung I. Koch，April 29，1949，p.11。

[25] 从1940年起，保护性拘禁的指令完全由地区盖世太保办公室来发布，而不是柏林中央；Wildt，Generation，348。

[26] 例子参见BArchB，NS 3/425，Bl.56：Glücks to LK，February 3，1942；Heiber，Reichsführer！，docs. 109a，184，227；Longerich，Himmler，511。

[27] 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172-73，229，232，244，325，330，366，394；Schulte，“Konzentrationslager，” 144.

[28] Kárný，“Waffen-SS，” 248；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82.

[29] IfZ，Fa 127/3，Bl.418：SS-Hauptamt to TS et al.，September 2，1939；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210.

[30] Broszat，Kommandant，104-105.

[31] Das Schwarze Korps，December 21，1939，in Overesch et al.，Dritte Reich，CD-Rom，doc.220.

[32] Wegner，Soldaten，124-29；Buchheim，“SS，” 178；Tuchel，“Wachmannschaften，” 139；Maršálek，Mauthausen，190. 即便是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私人信件也被官方分类为战报，好似他们是在前线奋战一样。

[33] Buchheim，“SS，” 178；idem，“Befehl，” 269；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73，80-81，210. See IfZ，Fa 127/1，Bl.165-70：T. Eicke，Einberufung der Verstärkung der TS，August 30，1939；Tuchel，“Wachmannschaften，” 138-40，144-45.

[34] Poller，Arztschreiber，208.

[35] Riedle，Angehörigen，75；IfZ，F 13/6，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380；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178-79.

[36] Poller，Arztschreiber，210. See also Gostner，1000 Tage，137-38.

[37]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75.

[38] Quotes in BArchB，NS 31/372，Bl.116：Glücks to TS，January 22，1940. See BArchB，R 187/598，Erklärung E. Hinz，September 6，1940.

[39] 例子参见BArchB，NS 4/Na 9，Bl.88-89：KB，September 5，1941。

[40] Mailänder Koslov，Gewalt，140；Browning，“One Day，” 179.

[41] K. Heimann to Herr Dostert，November 22，1939，in Schnabel，Macht，158，165.

[42] BArchB，NS 4/Bu 33，Sonderbefehl，August 31，1939.

[43] Ibid.，KB，Nr.130，November 22，1939；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

[44] Ibid.，KB，Nr.124，October 20，1939.See also ibid.，Sonderbefehl，August 31，1939.

[45] 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

[46] Ibid.，KB，Nr.124，October 20，1939；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

[47] Ibid.，KB，Nr.128，November 9，1939；ibid.，Sonderbefehl，August 31，1939.

[48] Ibid.，KB，Nr.130，November 22，1939. 关于科赫利用密探，参见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Bl.854-64：Ermittlungsergebnis，December 5，1943。

[49] BArchB，NS 4/Bu 33，KB，Nr.128，November 9，1939. See also ibid.，KB，Nr.126，October 31，1939.

[50]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600-601.

[5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 und andere，1944，ND：NO-2366；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Bl.854-64：Ermittlungsergebnis，December 5，1943。See Kogon，SS-Staat（1947），268-69；Stein and Stein，Buchenwald，52-55.关于皮斯特，参见Orth，SS，191-97。

[52] 科赫后来成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指挥官（见下文）。

[53] Wachsmann，Prisons，192-94.

[54] Cited in Domarus，Hitler，vol.3，1316.

[55] Wildt，Generation，passim.

[56] Tuchel and Schattenfroh，Zentrale，125-30；Röll，Sozialdemokraten，124-34.

[57] 在布痕瓦尔德，大约七分之一的政治犯在战争前两年被归为“再犯”；OdT，vol.3，313。

[58] Quotes in IfZ，Dc 17.02，Bl.136：RKPA to Kripoleitstellen，July 7，1939；ibid.，Bl.147：RdI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September 12，1939；ibid.，Bl.157：RSHA to Kripoleitstellen，October 18，1939. See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33-34.

[59]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33.

[60] IfZ，Dc 17.02，Bl.143：RKPA to Kripoleitstellen，September 7，1939.

[61] Zámečník，Dachau，116；Sládek，“Standrecht，” 327；Jochmann，Monologe，197.

[62]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quote on 215-16；OdT，vol.3，34-35；Pingel，Häftlinge，100，267.虽然有残忍暴行，但捷克囚犯起初也享受过一些特权，或许是因为种族；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必被要求强制劳动。

[63] Ruppert，“Spanier”；Landauer，“Spanienkämpfer”；Maršálek，Mauthausen，111-13.

[64] Borodziej，Geschichte，191-201；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3，323-36.

[65] Longerich，Politik，251-92.

[66] Rossino，Hitler，21-22. 几个月后，奥斯瓦尔德·波尔希望能有4万名波兰囚犯在德国境内劳动；Niederschrift über die Besprechung beim Reichsstatthalter am 23.1.1940，in Johe，Neuengamme，52-53。

[67] August，“Sonderaktion，” 7.

[68]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 404；BArchB，R 58/825，Bl.1-2：Amtschefbesprechung am 7.9.1939；Külow，“Jüdische Häftlinge，” 180.

[69] Herbert，Fremdarbeiter，67-95. See Wachsmann，Prisons，205-206.

[70]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75. See Kosmala，“Häftlinge，” 96；Zámečník，Dachau，172-73；Escher，“Geistliche，” 302-303；Eisenblätter，“Grundlinien，” 173.

[71] 到了1940年8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有三分之一的囚犯是波兰人（AdsD，KE，E. Büge，Bericht，n.d. ［1945-46］，112）。1941年春天，诺因加默集中营里波兰囚犯的人数甚至超过了德国人（Kaienburg，“Vernichtung，” 155）。

[72] Quote in Buber-Neumann，Dictators，209. See Strebel，Ravensbrück，139.

[73] BArchB，NS 19/4004，Bl.278-351：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besprechung，November 8，1938，Bl.293.

[74] IfZ，Heiβmeyer，Vorschlag für endgültige Standortfestlegung，n.d.（November 1939），ND：NO-1995.

[75] Quote in BArchB，NS 19/1919，Bl.4-5：Himmler to Hildebrandt，December 1939.See also ibid.，Bl.1：Glücks to Wolff，December 16，1939；ibid.，Bl.10：Himmler to Heiβmeyer，January 15，1940；IfZ，Fa 183，Bl.42：Himmler to Heydrich，Glücks，February 26，1940. See Orth，System，68-69.

[76] Quote in BArchB，Film 14429，Glücks to Himmler，January 30，1940.

[77] Steinbacher，“Musterstadt，” 26-28，66-78；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17-65；BArchB，NS 19/1919，Bl.25-27：Glücks to Himmler，February 21，1940；IfZ，Fa 183，Bl.46：Heiβmeyer to Himmler，January 25，1940.

[78] Steinbacher，“Musterstadt，” 28，68-69. 这个地方并没有被完全弃用（正如先前提到的那样）。1940年2月，隶属于德国军队的一家建筑公司依然驻扎在此；BArchB，NS 19/1919，Bl.25-27：Glücks to Himmler，February 21，1940。

[79] Steinbacher，Auschwitz，22-23. See USHMM，RG-11.001M.03，reel 32，502-1-192，Neubauleitung Auschwitz to Hauptamt Haushalt u. Bauten，June 7，1941；ibid.，Erläuterungsbericht，November 19，1940.对卡托维兹的德国警察来说，兴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决定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一直在游说兴建一座集中营来缓解当地监狱人口过多的情况；Konieczny，“Bemerkungen”。

[80] Strzelecka，“Polen，” 21-24；Wildt，Generation，483-84.

[81] Quote in Kielar，Anus Mundi，17. See Strzelecka，“Polen，” 11，26-27；Lasik，“Organizational，” 199-200.

[82] Broszat，Kommandant，135-36，268-69，quote on 141. See Orth，SS，177；Rees，Auschwitz，48.

[83] 关于党卫队的评估，参见USHMM，RG-11.001M.03，reel 34，502-1-218，Erläuterungsbericht，August 11，1941。

[84] Czech，Kalendarium，6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63-67.

[85] Schulte，“London，” 220-26（奥斯维辛的数字，1942年1月6日）。毛特豪森集中营（包括古森集中营）总共有超过15000名囚犯；Maršálek，Mauthausen，126。

[86] 在这些波兰囚犯中，有一些犹太人是因为违反了纳粹数不清的规章制度而被捕；Fulbrook，Small Town，164-65，171-72，217-18。

[87] 此处并未包括辛泽特集中营。这座集中营起初是为在齐格菲防线惩戒德国工人而建（1938年5月德国西部边境防御工事），但很快就被归入集中营系统的轨道。1939年10月，它被指定为党卫队特别集中营，希姆莱在1940年7月将它置于IKL的监管下；看守换成骷髅部队的成员，更多的外国政治犯陆续到来。虽然辛泽特在一些层面上效仿其他集中营（这座小规模地区性特别营平均关押着大概800名囚犯），但它从未真正变成一座党卫队集中营。鉴于它的特殊地位，它通常被排除在IKL和集中营之间的通信之外。See OdT，vol.5，17-42；Orth，System，94-95.

[88] Kaienburg，“Vernichtung，” 152-56，quote on 153；Schulte，“Konzentrationslager，” 146.

[89] Sprenger，Groβ-Rosen，44-46，88-89，100-103；Konieczny，“Groβ-Rosen，” 309-12；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366.

[90] Steegmann，Struthof，44-45，323. See BArchB，NS 4/Na 9，Bl.75-76：KB，April 28，1941. 从1940年8月起，纳茨维勒就不再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了（cf. Orth，System，85）。

[91]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Bl.71；Steegmann，Struthof，64（1943年12月31日有2428名囚犯）。

[92] John-Stucke，“Niederhagen.” 下哈根主营关闭后，几十名囚犯被留下，成了布痕瓦尔德卫星营突击队队员。See Schulte，SS；idem，“London，” 224.

[93] 三座主要的集中营（格罗斯-罗森、诺因加默和下哈根）起初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另外两座（奥斯维辛和纳茨维勒）也切断了联系。

[94] 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197-99；389-90. 诺因加默的新指挥官艾斯费尔德（Eisfeld）也处在和勒德尔相似的境地；Broszat，Kommandant，132，261；Kaienburg，“Vernichtung，” 152-53。

[95] 起初，囚犯是从老集中营里被调来的。只有到1940年底时，诺因加默才变成了教学营（Einweisungslager，从警方手中直接接手囚犯），而格罗斯-罗森是在1941年初，纳茨维勒是在1942年8月；Kaienburg，Neuengamme，155；idem，“Funktionswandel，” 259；Konieczny，“Groβ-Rosen，” 312；Orth，System，85。

[96] Quote in Hitler order，June 25，1940，in Dülffer et al.，Hitlers Städte，36（据施佩尔而言，这项指令是在6月28日签发，倒填的日期）。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peer to Reichsschatzmeister，February 19，1941，in ibid.，64-79；ibid，22-24；Speer，Erinnerungen，185-88；Kershaw，Nemesis，299-300；Van der Vat，Nazi，94-95。

[97] Kaienburg，Wirtschaft，763，768. See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Bl.73.

[98] Ansprache an das Offizierskorps der Leibstandarte-SS，September 7，1940，IMT，vol.29，98-110，quote on 108，ND：1919-PS.

[99] Kaienburg，Wirtschaft，26-27；Schulte，Zwangsarbeit，176-78.

[100] Schulte，Zwangsarbeit，159-67.

[101] BArchB，NS 4/Bu 31，Bl.13：IKL to LK，April 19，1941；Kaienburg，Wirtschaft，27.

[102] Kaienburg，Wirtschaft，857-78；Schulte，Zwangsarbeit，125-31.

[103] Seidl，“Himmel”；Kaienburg，Wirtschaft，771-92.

[104] Kaienburg，Wirtschaft，840-55. See 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Glücks to Wander，January 14，1941.

[105] Wagner，IG Auschwitz，37-73；Hayes，Industry，xii-xvi，347-54；Schmaltz，“IG Farben-industrie.” Wagner和Hayes不认为法本公司是因为集中营现成可用的劳动力才决定在附近建工厂。

[106]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173，229，232，325，366；Kaienburg，Wirtschaft，660；Maršálek，Mauthausen，248；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65.

[107] Kaienburg，“Vernichtung，” 97-112，149-56，190-99.

[108]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Sprenger，Groβ-Rosen，41-44，88-89；Kaienburg，Wirtschaft，695-96，715-18；Jaskot，Architecture，69-70；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330.

[109]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Kaienburg，Wirtschaft，616，626，635，660，664，671，727-45；Maršálek，Gusen，3-5. Lungitz砖厂也归属于古森。

[110] Quote in BArchB，NS 4/Na 103，Bl.58：“Ein Weg zur Freiheit，” n.d.（1940）. See also ibid.，Bl.57：Glücks to LK，September 7，1940；ibid.，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Bl.60.

[111] Kaienburg，Wirtschaft，672，1060.

[112] 例如，DAW的创立有望带来意外之财；Kaienburg，Wirtschaft，858，867-70。

[113] StANü，Chef Amt D II，Häftlingssätze，February 24，1944，ND：NO-576. See also Schulte，Zwangsarbeit，117-19.

[114] BArchB，NS 3/1346，Bl.56-76：DESt Geschäftsbericht 1940；Kaienburg，Wirtschaft，633，681；Schulte，Zwangsarbeit，440；Allen，Business，85-86.

[115] Kaienburg，Wirtschaft，613，637；Schulte，Zwangsarbeit，119；Fabréguet，Mauthausen，272-73.

[116] Quotes in Levi，If，95-96.

[117] Quotes in Marszałek，Majdanek，105；Caplan，“Gender，” 95. Muselmann是指穆斯林的德语词，普遍用于19世纪（Herders Conversations-Lexikon［1809-11］，in Directmedia，Lexika，51214；Pierer’s Universal-Lexikon［1857-65］，ibid.，212659）。对于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集中营里的活死人，有不同的说法；Wesołowska，Wörter，115-21。关于Muselweiber这个词，参见ibid.，120；Kremer，“Tagebuch，” 219。

[118] Ryn and Kłodziński，“Grenze.”

[119] 关于战后的表述，参见Körte，“Stummer Zeuge”。一个突出的例子参见Agamben，Remnants，82。

[120] Quote in Szalet，Barracke，97. See Naujoks，Leben，262；Maršálek，Mauthausen，67.

[121] 关于气味，参见Gigliotti，Train Journey，156-57。

[122] BArchB，NS 4/Bu 18，Bl.21，34，37. 10月的统计数据包括了2200名来自临时关闭的达豪集中营的囚犯。布痕瓦尔德的数据没有包括不参与点名的劳动分队的囚犯。

[123] 由6536名囚犯（1939年8月末）增长到12168人（1939年末）；AS，R 214，M 58。

[124] NMGB，Buchenwald，698-99.

[125] BArchB，R 3001/alt R 22/1442，Bl.125：RM Ernährung u. Landwirtschaft to Landesregierungen et al.，January 16，1940；Naujoks，Leben，139；Kaienburg，“Systematisierung，” 63（n.19）.

[126] Quote in 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 See Maršálek，Mauthausen，57-58.

[127]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22. See August，“Sonderaktion，” 244.

[128]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p.701.类似的例子参见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86，596。

[129] Zámečník，Dachau，147；Naujoks，Leben，161-62；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28.

[130]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85.

[131]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77.

[132] 总体情况参见Helweg-Larsen et al.，Famine。

[133] Naujoks，Leben，159-67；Schlaak，“Wetter，” 180. IKL最终允许囚犯接收家里寄来的衣服，但对许多人来说已经太迟；BArchB，NS 3/425，Bl.34：IKL to LK，September 24，1941。

[134]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2，138.

[135] Ziołkowski，Anfang，27. See Szalet，Baracke，322；Helweg-Larsen et al.，Famine，124-60；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20-21.

[136] 例子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38。See Süβ，“Volkskörper，” 223-24，233.在战争初期，最大的集中营毛特豪森至少两次流行过斑疹伤寒；Maršálek，Mauthausen，47。

[137] 1940年12月，不到4%的布痕瓦尔德囚犯在医务室里；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December 2，1940。显然，集中营党卫队对能进入医务室的囚犯有名额限制。萨克森豪森的一名党卫队医生在1940年夏天曾试图改变这种做法，结果无功而返，很快便离开了集中营；Naujoks，Leben，162，209-10。

[138] Quotes in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59，282.

[139] Urbańczyk，“Sachsenhausen，” 221-22.

[140]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45-46；Naujoks，Leben，162-64；Zámečník，Dachau，162-66.

[141] Dante，Divine Comedy，241-42.

[142] Quote in “The Stone Quarry，” 1945，in Hackett，Buchenwald，184. See also ibid，51. 囚犯和党卫队提及但丁，参见Levi，If，115-21；SMAB，Inmitten，263；Świebocki，Resistance，260；Kremer，“Tagebuch，” 211。

[143] 党卫队在格罗斯-罗森一处采石场的公开案例研究，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708-15。

[144] Ibid.，713.

[145] Quotes in USHMM，RG-11.001M.01，reel 17，500-5-1，Bl.98：Chef Sipo und SD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1320-23：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6，1946. See Pingel，Häftlinge，81，260（n.74）；Dillon，Dachau，chapter 4；Maršálek，Mauthausen，35；Kaienburg，“Vernichtung，” 41-42.关于“死亡豪森”，参见Gross，Zweitausend，298。女性囚犯不受分类的影响，因为战争初期只有一座女子集中营；BArchB，NS 4/Bu 31，Bl.3：RSHA to Sipo，July 30，1942。

[146] 囚犯文件按理说应该包括分类（BArchB，NS 4/Na 6，Bl.12-13：Glücks to LK，July 7，1942；ibid.，Bl.14：Liebehenschel to LK，September 4，1942）。久而久之，更多的集中营被加了进来，一些集中营的等级也有所改变。比如，另一座有致命采石场的集中营格罗斯-罗森后来从2类被升为了3类（BArchB，NS 4/Bu 31，Bl.1：IKL to LK，n.d.，autumn 1942）。

[147] 在萨克森豪森有3809人登记死亡，布痕瓦尔德有1772人；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OdT，vol.3，347。

[148] 1941年初，奥斯维辛I营被归为1类营，II营被归为2类营（USHMM，RG-11.001M.01，reel 17，500-5-1，Bl.98：Chef Sipo und SD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这令人困惑，因为直到1943年秋天，奥斯维辛才正式被分为独立的营（参见第7章）。无论如何，在1942年秋天，奥斯维辛集中营整体被正式划归为2类（BArchB，NS 4/Bu 31，Bl.1：IKL to LK，n.d.）。在战争后半程，更普遍的分类，参见StANü，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pp.13-14，ND：NO-4728。

[149] Piper，“Exploitation，” 80-8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67.

[150] 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51-61，quote on 756.数字参见AM Datenbank（感谢Andreas Kranebitter为我提供本章用到的有关毛特豪森囚犯数据库的详细信息）。

[151] Weiss-Rüthel，Nacht，65-67，quote on 66；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01-20；Trouvé，“Klinkerwerk，” 122-35；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708-709.

[152] 关于古森，参见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52。

[153] Quote in AS，62/1，“Sachsenhausen.Mahnung und Verpflichtung，” n.d.，160. See Naujoks，Leben，166-67；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6.

[154] Quotes in Vermerk H. Müller，September 8，1939，in Engelmann，“Sie blieben，” 76；Heinen to his wife，ibid.，127-28；Broszat，Kommandant，107. See also ibid，106；Morsch，Mord，153-55；Wysocki，“Lizenz，” 238；Gürtner note，October 14，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11.

[155] Hitler Proklamation，September 3，1939，in Domarus，Hitler，vol.3，1341.

[156] Gruchmann，Justiz，676. See Gürtner note，September 28，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08-409，ND：NG-190.

[157] Kershaw，“Working.” 希特勒给希姆莱的最初指令可能相当概括；Gürtner note，October 14，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11。

[158] Quote in BArchB，R 58/243，Bl.202-204：Chef der Sipo to Stapo（leit）stellen，September 3，1939. See 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Broszat，Kommandant，105.

[159] BArchB，R 58/243，Bl.209 and 215：Heydrich to Stapo（leit）stellen，September 7，1939，and September 20，1939.

[160] Morsch，Mord，158-61，quote on 158.

[161] Gürtner note，September 28，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08-409，ND：NG-190；Gruchmann，Justiz，677-78；Wachsmann，Prisons，401-403.关于死刑，参见Evans，Rituals，689-737。

[162] Gruchmann，Justiz，679-81；Gürtner note，October 14，1939，in Broszat，“Perversion，” 411.

[163] Broszat，“Perversion，” 400，412-15；Gruchmann，Justiz，686，689.

[164] Morsch，Mord，79-85，quote on 83；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Naujoks，Leben，142-43；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2.

[165] Quote in USHMM，RG-06.025*26，File 1551，Bl.249-67：Interrogation K. Eccarius，December 20，1946，Bl.263. See AS，J SU 1/61，Anklageschrift UDSSR，October 19，1947；ibid.，D 30A，Bd. 8/2 A，Bl.126-29：E. Eggert，“Meine Erlebnisse im Zellenbau Sachsenhausen，” n.d.；ibid.，D 1 A/1024，Bl.387：Veränderungsmeldung；LG Munich，Urteil，December 22，1969，JNV，vol.33，309-45；ITS，ARCH/HIST/KL Dachau 4（200），Bl.59：Glücks to LK，February 25，1939；BArchB，R 3001/alt R 22/1467，Bl.314-17：Besprechung mit den GStA am 23.1.1939.

[166] Broszat，Kommandant，107-109，quote on 107.关于集中营党卫队的处决秘密统计，参见Glücks to 1. Lagera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167] 第一个详细的规定显然是1940年10月17日通过的；IfZ，H. Müller to HSSPF，January 14，1943，ND：NO-4631。

[168] 集中营党卫队行刑者偶尔会在集中营外执行死刑。例如，1942年8月，弗洛森比格党卫队跋涉三个巴伐利亚城镇去处决波兰强制劳工；NAL，HW 16/11，Flossenbürg to IKL，August 24，1942；StAAm，StA Weiden Nr.81/8，Bl.1624-29：LG Weiden，Beschluss，July 15，1955。

[169] 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ibid.，MA 414，Bl.6117：WVHA-D to LK，June 27，1942；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Prince zu Waldeck，November 15，1947，58；Evans，Rituals，passim.

[170] 例子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25。

[171] 在死亡的人中，有33名波兰人于11月9日在萨克森豪森被处决，128人甚至更多的囚犯在毛特豪森被处决（11月12～25日的六次行动中），40人于11月22日在奥斯维辛被处决；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23；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691；KL Auschwitz to IKL，November 22，1940，in HvA2（1959），131。详情参见Broszat，Polenpolitik，passim。

[172] Morsch，Mord，93-95；Naujoks，Leben，214-17；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6），123，150；AS，J D2/43，Bl.86-98：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6，1957；ibid.，Ordner Nr.10，Vernehmung R. Rychter，November 14，1946.

[173] 在弗洛森比格，184名波兰囚犯“依党卫队全国领袖的指令”被处决（1941年2月6日至9月8日）；StAAm，StA Weiden Nr.81/1，Bl.185-87，192-97：Augenscheinprotokoll，September 15 and 24，1953。

[174] 背景参见Madajczyk，Okkupationspolitik，187-89；Majer，“Non-Germans，” 453-54；Broszat，Kommandant，154。

[175] Majer，“Non-Germans，” 449-69，512-19；Strebel，Ravensbrück，284. 在被侵占的领土，即决法庭在1940～1942年暂时闭庭了。

[176] Steinbacher，“‘Mord，’” 274-80. 奥斯维辛法庭第一次记录的开庭是1943年1月25日；Piper，Mass Murder，46。

[177] 关于最后一点，参见NAL，HW 16/11，Glücks to Hinzert，September 1，1942；BArchL，B 162/7999，Bl.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906。

[178] Kershaw，Nemesis，271-75；Domarus，Hitler，vol.3，1415.

[179] Kershaw，“Myth，” 146.

[180] Apel，Frauen，143-44，quote on 144；Szalet，Baracke，193-99；LG Cologne，May 28，1965，JNV，vol.21，113.

[181] Kautsky，Teufel，36；Hackett，Buchenwald，252-53；Poller，Arztschreiber，133-34；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ND：NO-2366，pp.53-54；Stein，Juden，93-95；LG Frankfurt a. M.，Urteil，February 27，1970，JNV，vol.22，785-87.

[182] LG Frankfurt a. M.，Urteil，February 27，1970，JNV，vol.22，785. “志愿行刑人”一词因Goldhagen的Executioners 变得通俗。

[183]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p.53-54；LG Frankfurt a. M.，Urteil，February 27，1970，JNV，vol.22，787-88；BArchB，NS 4/Bu 18，Bl.56.

[184] Quote in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53.See also Hackett，Buchenwald，170-71，196-204；LG Bayreuth，Urteil，July 3，1958，JNV，vol.14，809-16；Anklage gegen Sommer，in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21-27.

[185] Röll，Sozialdemokraten，89-102；LG Nürnberg-Fürth，Urteil，October 21，1953，JNV，vol.11，455-63.

[186] Naujoks，Leben，176-79. 680名萨克森豪森的囚犯死于1940年1月，大约160人在1月18～20日死亡，其中许多是霍斯行动的牺牲者［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1；AS，Totenbuch；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187] 在毛特豪森，死亡注射大概始于1939年秋天到1940年夏天；Maršálek，Mauthausen，162；Hördler，“Ordnung，” 108-109。

[188] Riedle，Angehörigen，163-79；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16-21，653-54；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p.7.详情参见Mann，Dark Side，212-39；Orth，SS，87-90。货车司机古斯塔夫·赫尔曼（Gustav Hermann）在20世纪20年代因为一路从波兰开到巴黎而被称为“铁人古斯塔夫”；他的功绩还给了Hans Fallada灵感，写出了一本小说 Der eiserne Gustav（Berlin，1938）。

[189] Prisoner quote in NAL，WO 208/3596，CSDIC，SIR Nr.727，August 11，1944；Sorge quotes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8. See also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93-94；Kogon，Theory，52；BArchB，NS 3/391，Bl.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20-21.

[190] Riedle，Angehörigen，204-14，quote on 208；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21-22，655-56；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87.

[191] Quote in Naujoks，Leben，179. See also LG Munich，Urteil，January 20，1960，JNV，vol.16，277-85；Trouvé，“Bugdalle.”

[192] 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quote on 147.

[193] 例子参见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7-98。

[194] Quote in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6. See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74-75.

[195]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35，538，601-602，quote on 571.

[196] 党卫队的法庭系统，参见Vieregge，Gerichtsbarkeit，6-17，247-48；Longerich，Himmler，501-505；Gruchmann，Justiz，654-58。理论上，常规法庭保留亲自对集中营囚犯起诉的权力。实际上，此类起诉十分罕见。一些例外参见Eiber，“Kriminalakte，” 32-33。

[197] Quote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6.

[198] Kautsky，Teufel，35-36；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48.

[199] Browning，Origins，309-30.

[200] Quote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7.

[201] 关于佐尔格，参见Riedle，Angehörigen，184。

[202] 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quote on 152.

[203] Kershaw，“Working.”

[204]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45.

[205] 死亡人数：布痕瓦尔德802人（BwA，Totenbuch），达豪243人（DaA，Häftlingsdatenbank）弗洛森比格12人，（AGFl，Häftlingsdatenbank），毛特豪森15人（AM，Zugangslisten und Totenbücher），萨克森豪森243人（AS，Totenbuch），利赫滕堡0人（Fahrenberg and Hördler，“Lichtenburg，” 173）。

[206] 死亡人数：布痕瓦尔德1838人（BwA，Totenbuch），达豪至少1574人（DaA，Gedenkbuch，19），弗洛森比格242人（StAAm，StA Weiden Nr.81/1，Bl.185-87），毛特豪森-古森3846人（Maršálek，Mauthausen，146），诺因加默430人（Kaienburg，“Vernichtung，” 473），拉文斯布吕克36人（Strebel，Ravensbrück，506），萨克森豪森3809人（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奥斯维辛没有确切数据，合理猜测为2500人。毛特豪森的比例，参见Kranebitter，Zahlen。

[207] 关于瘦骨嶙峋的尸体，参见NMGB，Buchenwald，177-78。集中营内死因概述，参见Buggeln，Arbeit，200-203。

[208]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28-29，139-40；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51；Kamieński，“Erinnerung，” 130.

[209] Pressac，Krematorien，4-15；OdT，vol.4，30.

[210] 在毛特豪森和奥斯维辛等更大的集中营里，1941年设立登记办公室（Lasik，“Structure，” 180；Maršálek，Mauthausen，150）。在死亡率更低、较小的一些集中营里，直到1942年底才设立登记办公室（StAAm，StA Weiden Nr.81/1，Bl.192-97：Augenscheinprotokoll，September 24，1953；Sprenger，Groβ-Rosen，221）。

[211] Pingel，Häftlinge，99-100；Fabréguet，Mauthausen，168.

[212] Strebel，Ravensbrück，180.

[213] Wachsmann，“Introduction，” in Buber-Neumann，Dictators，vii-xxii.

[214] Buber，Dictators，186-93，quote on 192.

[215] 关于改造，参见IfZ，Himmler to Pohl，November 15，1942，ND：PS-1583。

[216] Ibid.；BArchB，NS 3/426，Bl.16：Glücks to LK，January 20，1943.

[217] Strebel，Ravensbrück，189-93，250；Buber，Dictators，190.

[218] IfZ，Geschäftsbericht Texled，June 28，1941，ND：NO-1221，quote on 11；Kaienburg，Wirtschaft，939-77；Allen，Business，72-78；Strebel，Ravensbrück，213-28. 党卫队支付给没有技能的女工每日10芬尼，男工30芬尼。

[219] Quote in Koegel to Eicke，March 14，1939，NCC，doc.258. See Strebel，Ravensbrück，56-65；Segev，Soldiers，232-36.

[220] Heike，“Langefeld，” 10-16；Buber-Neumann，Flamme，30-43；Buber，Dictators，263-65；Strebel，Ravensbrück，67-68.

[221] Mailänder Koslov，Gewalt，157，483.

[222] Strebel，Ravensbrück，283-84. 起初，几乎所有死者都是被即决法庭指控犯有抵抗罪的波兰女性。

[223] 估算基于Strebel，Ravensbrück，180，293，506，509。Strebel争辩说，男囚非比寻常的高死亡率是因为直到1942年底，次级营都被划归为惩罚营（Strebel，“‘Unterschiede，’” 120）。然而，其死亡率事实上比其他一些集中营要低。关于焚化炉，参见OdT，vol.4，476。

[224] Strebel，Ravensbrück，105-108，185，250；Buchmann，Frauen，8-9.

[225] Quotes in Buber-Neumann，Dictators，164；Rózsa，“Solange，” 186（referring to Auschwitz in 1944）. See Amesberger et al.，Gewalt，70-85；Caplan，“Gender，” 93-94；Strebel，Ravensbrück，269-71；Suderland，Extremfall，298.

[226] Strebel，Ravensbrück，140，251；Buchmann，Frauen，9.

[227] Apel，Frauen，47-48，138-52，339-44.

[228] Böhler，Auftakt，158.

[229] Kees，“‘Greuel，’” 87-126，quote on 106（n.69）；Krzoska，“‘Blutsonntag’”；Wildt，Generation，432-47；Weckbecker，Freispruch，442-45；Sydnor，Soldiers，40.

[230] Quotes in Domarus，Hitler，vol.3，1360.

[231] Deutschland-Berichte，vol.6，1031-32.

[232] Szalet，Baracke，28-31；Külow，“Jüdische，” 180-82.

[233] Stein，Juden，83-84. See also BArchB，NS 4/Bu 18，Bl.48.

[234] Quote in BwA，5244-16，Bericht J. Ihr，n.d.，1.See Stein，Juden，83-88.

[235] Quote in WL，P. III.g. No. 998，F. Rausch，“Allen Gewalten zum Trotz，” 1959，3. See BArchB，NS 4/Bu 18，Bl.53-54.

[236] Hackett，Buchenwald，184-86，271-76.

[237]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118.

[238] BwA，31/450，Bericht E. Frommhold，n.d.（1945），71-72.

[239] Stein，Juden，88.

[240]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zalet，Baracke，especially pages 31-42，quotes on 31，64；Meyer，“Nachwort”；Külow，“Häftlinge，” 182-83，198；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13。沙莱特的文件保存在纽约利奥·贝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AR 10587。

[241]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58；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63；Szalet，Baracke，222.

[242] Szalet，Baracke，320. See Külow，“Häftlinge，” 191-92.

[243] Quote in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27. See Wünschmann，Before Auschwitz，chapter 6.

[244] Buber，Dictators，265；Heike，“Langefeld，” 15. See also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1.

[245] BArchB，R 58/1027，Bl.128：RSHA，Vermerk，April 23，1940.

[246] 1940年4月以后的释放情况，参见Strebel，Ravensbrück，175；Stein，Juden，65。

[247] Szalet，Baracke，quote on 417.

[248] Ibid；Meyer，“Nachwort.”沙莱特及其女儿在1940年5月10日前往上海，后来定居美国。

[249] Stein，Juden，82.

[250] Quote in LG Bonn，Urteil，February，6，1959，JNV，vol.15，482.See Sprenger，Groβ-Rosen，125；OdT，vol.1，105；YVA，O-51/64.

[251] Quote in Kwiet，“‘Leben，’” 236.详情参见Stein，Juden，74-82；Naujoks，Leben，21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39；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564-65，578-79，588-89。

[252] Seidl，“Himmel，” 169-70；Zámečník，Dachau，120-24. Zámečník于1941年在自由地二号工作。

[253]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73.

[254] Quote in ibid.，175-76.

[255] AM Datenbank. 根据党卫队的统计，1939～1942年，2064名犹太人被送入该集中营；到1942年底，1985人死亡；BArchB，NS 19/1570，Bl.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1943），Bl.24。

[256] Browning，Origins，203；Hilberg，Vernichtung，vol.2，610；Moore，Victims，71-72；Stein，Juden，96. “人质”一词的使用，参见Befehlshaber Sipo und SD，Meldungen aus den Niederlanden，Jahresbericht 1942，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rk 1593，Bl.420673。

[257] Testimony M. Nebig，1945，in Hackett，Buchenwald，250-51（Nebig是少数留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之一）。See also Perz，“‘Vernichtung，’” 97；Stein，Juden，99-100；ITS，KL Buchenwald GCC 2/193，Ordner 168，KL Buchenwald to Hauptamt Haushalt und Bauten，May 21，1941；ibid.，KL Buchenwald to Deutsche Reichsbahn，May 16，1941.

[258] Quotes in AM，Totenbuch（感谢Andreas Kranebitter提供给我的复印件）；testimony A. Kuszinsky and L. Neumeier，1945，in Hackett，Buchenwald，251-52。See also AM，Datenbank；Maršálek，Mauthausen，85（1941年6月14日的日期有误）。

[259] 例子参见August，“Sonderaktion，” 269；Hackett，Buchenwald，251。

[260] 这种零星的呼吁，参见NSDAP Kreisleitung Kitzingen-Gerolzhofen，Stimmungs-Bericht，September 4 and 11，1939，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s. 2986，2988。

[261] Pohl，Forced Labor；Corni，Ghettos.

[262] Moore，Victims，82-83；NAL，FO 371/26683-0033，Memorandum for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Holland，December 16，1941；LG Munich，Urteil，February 24，1967，JNV，vol.25.

[263] Maršálek，Mauthausen，219，260-61，275（两名逃犯的名字并不清楚）。1940年，只有七名囚犯逃离了毛特豪森。

[264] Maršálek，Mauthausen，145-47，218-19，303-304；idem，Gusen，5-6，14，39；Fabréguet，Mauthausen，167-69；OdT，vol.4，371-72.即1940年4月至1941年6月间的每月平均死亡率。

[265]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Chmielewski，Karl，16.7. 1903，Personalbericht 1940. See also ibid.，Lebenslauf，n.d.；LG Ansbach，Urteil，April 11，1961，JNV，vol.17，153-231；OdT，vol.4，373.

[266] Naujoks，Leben，192-95.

[267] Siegert，“Flossenbürg，” 458；JVL，DJAO，RaR，United States v. E. Ziehmer，January 16，1948.

[268] Kielar，Anus Mundi，99. See Strzelecka，“Polen.”

[269] Piper，Zahl，153-54.这一数据既不包括直接被送去焚化的囚犯尸体，也不包括此期间死亡的苏联战俘（参见第5章）。

[270] Quote in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76. Ibid.，74；Zimmermann，Rassenutopie，121-22；Broszat，Kommandant，31；BwA，31/450，Bericht E. Frommhold，n.d.（1945），67.

[271] Quote in “Der Steinbruch.” See AM Datenbank；Kranebitter，Zahlen；Maršálek，Mauthausen，305；idem，Gusen，15；Pingel，Häftlinge，101-102；Fabréguet，Mauthausen，169；Sofsky，Ordnung，142.详情参见Pike，Spaniards。

[272] Snyder，Bloodlands，123-41，150-51；Maršálek，Mauthausen，304-305；Pingel，Häftlinge，98；Naujoks，Leben，196-97，201-203.

[273] Quote in Kupfer-Koberwitz，Häftling，273.See Maršálek，Mauthausen，309.

[274] Szalet，Baracke，95，285，quote on 388.

[275] Ibid.，120-21，125，198，290，349，351.

[276] August，“Sonderaktion，” 137.

[277] 在毛特豪森，条件优良的医务室只面向德国囚犯，而外国囚犯则在所谓的特别病房（Sonderrevier）等死；Maršálek，Mauthausen，159-62。

[278]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31，37.

[279] Quote in StAMü，StA Nr.34398，KL Dachau，Vernehmung G. Brandt，June 10，1940. See also ibid.，LG Munich，Vernehmung P. Höferle，June 10，1940；ibid.，LG Munich，Urteil，November 4，1940.一般来说，死在其他囚犯手中的遇害者没有上报司法系统；原因至今不明，不过布吕根的案子是个例外，慕尼黑地区法庭指控凶手过失杀人，判处他在监狱服刑八年。背景参见Eiber，“Kriminalakte，” 20-21，32。

[280]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8-99.

第5章 大规模灭绝

1941年4月4日是一个周五，清晨有两名德国医生到达奥拉宁堡火车站，他们是36岁衣冠楚楚的弗里德里希·门内克（Friedrich Mennecke）和43岁又矮又胖的特奥多尔·施泰因迈尔（Theodor Steinmeyer），后者留着希特勒式的胡须。两人的目的地是附近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除了外表之外，两名精神科医生有着许多共同点。他们冷酷无情且野心勃勃，推崇极端的种族优生理论，而且都从很早开始便投身于纳粹事业（施泰因迈尔与门内克分别在1929年和1932年加入纳粹党），两人年纪轻轻便被培养为第三帝国的救济院总管。日后成为挚友的两人也许在从车站走到集中营的这半小时路程中聊起了前一天第一次来这里的经历，当时他们的上级维尔纳·海德教授赋予了他们一项秘密任务：给大约400名囚犯做身体检查，这些人是集中营党卫队从1.2万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中挑选出来的。[1]

到了集中营之后，门内克医生与施泰因迈尔医生便开始在医务室为这些被选出来的囚犯做检查。两名医师工作了一整天，只有中午在党卫队官员食堂吃饭时休息了一会儿。他们下午6点钟的时候结束了工作，这一天他们各自检查了几十名囚犯。下班后，施泰因迈尔回到了柏林的酒店，而门内克则回了他在奥拉宁堡艾勒斯酒店的豪华双人间。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火速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有趣。”他如此对她说。第二天上午9点，经过了一夜好眠和一顿丰盛的早餐之后，门内克医生与施泰因迈尔医生在奥拉宁堡车站会合，接着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检查更多囚犯，他们在午饭时分开去过周末。周一早晨，两人重新展开了工作，一位名叫奥托·黑博尔德（Otto Hebold）的心理医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4月8日星期二，他们加快了进度，在检查完剩下的84名囚犯之后圆满完成了任务。[2]

医生们忽然之间便离开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像来时一样匆忙，那些接受过检查的囚犯仍留在营中。其中大部分人瘦得只剩皮包骨。“他们太虚弱了，几乎站不直。”黑博尔德医生后来回忆说。很多人都丧失了劳动能力，已经在医务室待了一段时间，饱受一系列疾病的困扰。其他人则是被党卫队从营房中选出来的。其中就有从柏林来的西格贝特·弗伦克尔（Siegbert Fraenkel），他是一名体面的艺术品与书籍交易商，57岁。弗伦克尔在折磨人的立正突击队内结交了不少犹太朋友，通过与他们谈论艺术、文学、哲学来打发没完没了的日子。“是他的演讲让我们找回了一些人类的尊严，生活的尊严。”一名囚犯后来回忆说。颇为肥胖的弗伦克尔在集中营里待了五个月之后仍然很健康。但党卫队仍然让他在1941年春天接受了医生的检查，也许是因为他弯曲的脊椎。[3]

医生们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检查对囚犯来说是一次短暂但揪心的折磨。在几分钟内，他们询问了每名囚犯的背景、健康和家庭情况；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还常常插嘴，增添一些他们行为不端、工作表现差劲的评价。而最糟的是囚犯们不知道医生的意图。在集中营的极端环境下，囚犯们总是无时无刻不在猜测党卫队的意思，想从队员们的一举一动中看出端倪，医生们在1941年4月初的这次访问也是一样。当时流传最广的传言是医生们将选择一些体弱的囚犯去达豪集中营做些更轻松的工作，党卫队队员们也为这个说法推波助澜。其他囚犯则怀疑有什么更加不可告人的企图，但没人能说得准。几周后并没有任何动静，许多囚犯肯定已经忘了这些神秘医生的检查。他们没能想到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了。[4]

门内克、施泰因迈尔、黑博尔德三名医生并不是普通的医生。他们是“安乐死”行动的资深参与者，这是纳粹一项大规模谋杀残疾人的计划。这些医生早早便打破了他们立下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他们来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并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杀人；他们判定接受检查的犯人大多数是“不配生存的生命”，医生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并将他们的情况上报给“安乐死”计划总部。[5]那边审阅过这些文件后，一份最终的名单被送回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1年6月3日一早，距离施泰因迈尔和门内克首次到访整整两个月之后，党卫队将第一批95名囚犯召集到医务室。在那里，囚犯们先被注射了镇静剂，然后被装进了一辆盖着油布的大卡车。几天后又有174名囚犯被分成两批运走。犹太商人西格贝特·弗伦克尔也在其中。在6月5日离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前不久，他曾经跟集中营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说：“很显然我们已经被当作必死之人了。”弗伦克尔是对的。卡车将他和其他人运到萨克森州的索嫩施泰因（Sonnenstein）收容所。他们一到那里便遇害了。[6]

这次谋杀并不是一次性的。在1941年4月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门内克医生就知道这次出差只是他集中营死亡服务的开始。两个月后，当西格贝特·弗伦克尔和其他萨克森豪森囚犯被杀时，门内克已经完成了新一轮的检查，这次是在奥斯维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他还要前往布痕瓦尔德、达豪、拉文斯布吕克、格罗斯-罗森、弗洛森比格和诺因加默。[7]几千名囚犯因为他的检查结果而死。

1941年是集中营从大规模死亡向大规模灭绝转变的一年。从初秋开始，虽然是否要杀死体弱的囚犯仍未有定论，但集中营党卫队已经展开了一项更加激进的计划——杀死数万名苏联战俘。集中营变成了修罗场，毁灭成了行凶者们生活的主要内容，集中营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有史以来第一次，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联合起来大规模屠杀囚犯。

杀死弱者

纳粹的“安乐死”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便已经成形，当时希特勒批准了一项处决残疾人的秘密计划。该计划由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卡尔·勃兰特（Karl Brandt）和元首个人事务办公厅主任菲利普·鲍赫勒（Philipp Bouhler）负责。作为纳粹政权的一个边缘人物，鲍赫勒将大规模谋杀视为平步青云的好机会，并将日常的管理工作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维克托·布拉克（Viktor Brack）。这些行凶者很快就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机构，总部设在柏林动物园街4号（Tiergartenstrasse 4）的一栋别墅里（“安乐死”计划的代号“T-4行动”也因此而来）。德国的救济院需要向他们提交特殊的表格，里面详细描述了病人的情况。这些表格会被送到如门内克和施泰因迈尔这样特聘的医生手中，由他们初步决定病人的命运，然后由海德教授这样的高级医师草草审核一遍。他们主要关注病人是否能工作：被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都要被杀掉。但怎么杀呢？

行凶者们考虑过几种方式。最开始他们想到的是致命性注射。但很快另一种方法博得了他们的青睐，取代了注射。他们最终决定用毒气处死残疾人，希特勒显然支持这一方案。在1939年底到1940年初，党卫队在柏林市外一座废弃的监狱中建立了一间毒气实验室。几名残疾人被锁在充满一氧化碳的封闭房间里，在“安乐死”行动高层领导们的密切监控下死亡。不久之后，新招聘的T-4员工就运营起几座杀戮中心（大部分由救济院改建而成），每个都配有一间毒气室。德国上下大规模毒杀病人的行为直到1941年夏天才在希特勒的命令下停止，因为该项计划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引起了公众对杀戮的广泛忧虑（谋杀行为继续存在于地方救济院中，只不过更加隐秘）。此时已经有七万到八万人在毒气室中被杀。借用历史学家亨利·弗里德伦德（Henry Friedlander）的话，这种“纳粹德国独一无二的发明”后来成了纳粹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行动的核心。不过，它的首批受害者是救济院中的病人，很快就延伸到了集中营的囚犯。[8]

“安乐死”与集中营

当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41年1月20日踏进达豪集中营时，他肯定被吓坏了。这里已经与九个月前他带领一队党卫队高官和荷兰纳粹来参观时大不相同。[9]每当他来视察时，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都会忙于掩盖集中营内的种种问题，但这一次希姆莱最心爱的集中营已经陷入重大的危机，无论怎样也掩盖不了了。对当地集中营党卫队而言，问题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出现了。集中营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面对越来越多的病弱囚犯，决定将达豪变成一座“活死人”集中营。以往各个集中营都会辟出一个区域专门隔离病弱的囚犯。现在，格吕克斯为了减轻其他集中营的负担，下令将情况最糟糕的所有囚犯移交达豪集中营统一关押。[10]自他下令后，从1940年夏末起，数以千计的病弱囚犯拥入达豪。仅在8月28日到9月16日这段时间就有约4000名病弱囚犯（大多数来自立正突击队）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分四批来到达豪。作为交换，达豪党卫队向对方送出了大约3000名健康一些的囚犯。[11]也有来自其他集中营的小批囚犯。比如1940年10月24日，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就向达豪发出了一辆特别列车，上面载着371名被党卫队形容为“不适合工作的病人和残废”。[12]

达豪集中营很快变成了一场噩梦。那些死在输送途中的“活死人”被丢弃在火车站。挺到集中营的人被摆在点名广场上，或是躺在特地腾空的营房中。他们骨瘦如柴，大多数人手脚都被冻伤，身上满是跳蚤和水肿，伤口化脓；每当这些半死的人显露出生命迹象时，路过的党卫队看守便会非常讶异。他们哭泣、低语、讨饶，或是在有人撕开他们和痂粘在一起的衣服时惨叫。许多人都饱受恶性痢疾之苦，达豪集中营内很快充满了地狱般的恶臭。囚犯阿尔弗雷德·许布施清晰地记得，1940年9月初，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运来一批恐怖的人”：“我们看到十几个（新囚犯），粪便从他们的裤子中流出来。他们的手上也都是粪便，他们尖叫着把脏手在脸上蹭来蹭去。他们肮脏、干枯的脸上，颧骨高高凸起来，看上去触目惊心。”许多人因为太虚弱已经无法行走和进食，被送到达豪集中营只是等死。[13]

1940年9月到12月间死去的犯人超过了1000人。在这地狱般的4个月里，死去的人数是整个战前时期达豪死亡人数总和的2倍。情况越来越糟。1941年1月，也就是希姆莱视察的时候，达豪死亡人数达到了新高——至少有463名囚犯死亡。[14]与此同时，集中营内暴发了疥疮。据估计在1941年有四五千名囚犯被感染，几乎达到了总人数的一半。许多人得不到医疗救助，直接被隔离起来，留给他们的仅有一点食物和睡觉用的稻草席。被关起来的波兰红衣主教亚当·科兹洛维柯基（Adam Kozlowiecki）曾见到那些患病的囚犯去洗澡，他们每周能有一次打理自己的机会，他在秘密日记中记下了那些人的外貌：“他们如黄色皮肤包裹的骷髅，眼睛巨大而悲伤。他们看着我们。一些眼神在寻求帮助，一些则是彻底的冷漠。”[15]

希姆莱1941年1月20日到达豪集中营视察时，即便下属们没有让他见到最糟糕的一面，但眼前肮脏不堪、疾病横行的景象已经摧毁了希姆莱理想中的集中营形象。希姆莱想要的是井然有序、干净整洁的集中营，肮脏的无用之人在那里没有立锥之地；他们的存在既是对资源的浪费、对健康的威胁，更是沉重的经济负担。许多党卫队队员都赞同希姆莱的观点。其中一个人在1941年初解释说，所有“不能工作的人”和“残废”给集中营造成了“天大的负担”。[16]到了这时，党卫队领导们一定认识到把达豪集中营变成病弱犯人坟场的决定弄巧成拙了。这座老牌模范营因此变成了垃圾场，而其他集中营的情况却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确实，囚犯们的死亡率在病弱囚犯被送往达豪之后有过短暂的下降。[17]但死者人数很快再次升高，到了1941年初，所有男子集中营又被濒死的囚犯填满。[18]是时候采取一些行动了。

大约就在视察达豪期间，海因里希·希姆莱选定了一个激进的方案：系统性地消灭病弱的犯人。[19]大规模屠杀在当时已经出现。在第三帝国及新占领的土地上，纳粹领袖和追随者们已经习惯用谋杀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政治反抗到精神疾病。而对于病弱的集中营犯人，许多党卫队队员很乐意让他们去死。据一名曾经的犯人所言，1940年达豪党卫队领导们对病弱囚犯的态度可以总结如下：“让他们呻吟吧——我们很快就能摆脱他们了。”[20]事实上，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地方集中营的党卫队已经开始更进一步、自发地杀害一些病弱囚犯。这又是一个“累积式激进”的例子，希姆莱要捍卫自己作为生死判官的权威；与此同时，过度狂热的地方党卫队队员未经许可的随机谋杀，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成了处决体弱囚犯的中央政策。[21]

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希姆莱找到了T-4的杀人专家。自1940年起，“安乐死”行动将扩展到集中营的传闻已经在德国流传开来。[22]但实际上直到1941年初与元首个人事务办公厅的鲍赫勒和布拉克讨论之后，希姆莱才真正下定决心。[23]对希姆莱来说，与“安乐死”行动合作是一个便利之选。这是一个运转顺畅的机器，已经收割了数万人的生命。而且希姆莱知道自己可以信任T-4的官员们，他们中许多人都是资深党卫队队员（其中还包括几名1939年底从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调到T-4行动的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有些人与他还有私交：维克托·布拉克曾经是希姆莱的司机，维尔纳·海德曾经在战前集中营负责囚犯绝育计划。[24]希姆莱下定决心之后便立刻行动。在1941年3月28日和布拉克第二次会晤之后——也许是获得了希特勒的最终许可——行动便开始了，一周之后，门内克医生和施泰因迈尔医生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始工作。[25]

希姆莱决定将第一次大规模灭绝计划外包给T-4杀手们，而不是留给集中营党卫队，这点非常耐人寻味。我们只能猜测他的动机。也许希姆莱想让他的党卫队队员们在亲自动手之前先向T-4的专家们学习。又或许他担心在集中营内开展大规模屠杀会引起囚犯暴动，将谋杀放在遥远的“安乐死”中心也许可以把其余的囚犯蒙在鼓里，让他们对党卫队政策的血腥转变一无所知。[26]

筛选

起初，地方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应上级的要求参与这个计划，上级告诉他们希姆莱要求杀掉患病和体弱的囚犯。虽然地方党卫队队员们不是刽子手，但他们也扮演着一个残酷的角色：为T-4医生筛选囚犯。集中营督察组强调，最重要的任务是把“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挑出来（这与“安乐死”计划的目标相同）；一名奥斯维辛的高级官员回忆说，那些被重点关注的人是“残疾”、“无药可救”和“有传染病的囚犯”。[27]

虽然集中营督察组布置了交给T-4医生处理的囚犯名额，但地方集中营党卫队在初选时有相当大的发挥余地。比如在达豪集中营，党卫队要求所有劳动队的囚犯在点名广场集合；领导们记下那些特别瘦弱的人，以及缺胳膊少腿或跛足的残疾人的名字。达豪党卫队还从所谓的病弱营区和医务室挑出更多的囚犯，逼着审头们进行配合。在达豪肺结核区当值的囚犯瓦尔特·内夫（Walter Neff）后来承认，自己曾挑出那些卧床不起的囚犯交给党卫队。[28]

党卫队准备得当后，T-4医生们就会出发前往集中营，有时几人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在1941年4月首次前往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之后，医生们去了更多的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1941年5月）、布痕瓦尔德（1941年6月和11～12月）、毛特豪森（1941年6～7月）、达豪（1941年9月）、拉文斯布吕克（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格罗斯-罗森（1942年1月）、弗洛森比格（1942年3月）和诺因加默（1942年4月）。[29]总共有十多名T-4医生参与其中。[30]他们由“安乐死”计划资深医学专家维尔纳·海德教授与赫尔曼·尼切（Hermann Nitsche）教授领导，有时教授们也会亲自参与筛选。其他人大多数是T-4计划的老成员。以前，门内克医生和施泰因迈尔医生等人去精神病院挑选要杀的病人。现在他们来到了集中营。[31]

一到集中营，T-4医生们就会同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高层官员见面——指挥官、他的副官和集中营的医师——后者会给医生简单介绍营内的准备情况。[32]T-4医生们可以在集中营里自由走动，有时会要求看看更多的囚犯。医生的权力有可能同当地集中营党卫队领导的产生冲突。[33]但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大体还算密切。他们一起工作，有时还会一起社交，比如在党卫队官员食堂吃完午餐后一起围着营区散步消食。[34]

在筛选的过程中，T-4医生们会简单浏览囚犯们的档案，然后给每位囚犯填一份登记表，表格由党卫队准备，内容依照“安乐死”计划制定的标准。大部分问题都与囚犯们的身体状况有关，问一些“诊断”、“主要症状”和“身体残疾”方面的问题。[35]医生们通常会扫一眼囚犯，就像门内克医生和施泰因迈尔医生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所做的那样。囚犯们通常需要脱光衣服一个一个地排好队走过来，医生们就像阅兵似的；那些无法走路的人则被抱过来。医生们会在表格上潦草地写几笔；偶尔，他们也会问问囚犯们的出身。[36]然后医生又开始检查下一个受害者。

筛选的过程很快——好似“传送带”，门内克医生在达豪记录道——随着医生们经验逐渐丰富，速度也越来越快。到了1941年11月，门内克只需要不到3分钟就可以判定一名囚犯，而在4月时，他的平均判断时间是8分钟。“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他告诉妻子。[37]显然，T-4医生们只饶过了很小一部分接受检查的囚犯。影响他们评判的因素不得而知，不过其中一些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暂时逃过了一劫。[38]门内克和他的同事们会在表格左下角写下最终的判断。[39]囚犯们的命运就被钢笔这轻轻一画决定：“+”意味着死，“-”意味着生。[40]

柏林T-4总部的官员们会对这些表格进行审核，确定最终的受害者名单。[41]这份名单被送往一个“安乐死”中心［一共有三个，分别是哈特海姆（Hartheim）、贝恩堡（Bernburg）和索嫩施泰因］，由承办中心联系相应的集中营组织囚犯运输工作。[42]到了运输的那天——从选择囚犯到运输之间大约有几个月的时间——集中营党卫队护送囚犯们来到杀戮中心；毛特豪森集中营党卫队就用一辆奔驰大巴和两辆黄色邮政公交车将受害者们送上不归路。[43]囚犯们启程的消息会用电报发至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督察组，督察组会持续跟进整个行动。[44]

当这些输送队伍抵达杀戮中心时，车上许多囚犯都起了疑心，恐惧不已。而周围空气中弥漫的肉体烤焦的味道更提高了他们的警觉。在中心员工与党卫队队员进行交接和检查文件时，有些囚犯谎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和身份背景，以期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有少部分人尝试逃跑，不过都被党卫队队员按在了地上。他们无路可逃。不久之后这些囚犯便被带走，他们以为是去洗澡。在脱光衣服进入毒气室后，T-4员工们便将门锁上，将毒气抽送进去。这些装在钢罐里的一氧化碳都是由法本公司提供的。一些人开始呕吐、颤抖、尖叫，拼命想呼吸空气。几分钟之后，最后一个人也失去了意识。又过了几分钟，所有人就全死了。过了一阵之后，T-4员工们打开毒气室的通风设备，将尸体拖出去。他们把尸体投入附近的焚化炉，不过在此之前要把金牙拔走（有金牙的囚犯在进毒气室前会被特别标记出来）。这些金子被装在一起送到T-4总部，由总部统一熔化售卖。据一名曾经的官员透露，这大概能覆盖杀人的开销。通过用囚犯的钱杀囚犯，这台谋杀机器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给自足。[45]

杀人犯医生

跟其他T-4医生一样，弗里德里希·门内克陶醉于自己的身份。有人曾经提出，像门内克这样狂热的纳粹爪牙在执行恐怖行动的时候都过着双面人生。他们既是集中营里的杀手也是家中贴心的丈夫，据说他们已经在工作与生活之间树起了一座不可逾越的围墙。[46]然而，从门内克的身上和他内容丰富多彩的海量通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观点绝对是胡扯。每当门内克出差时，他都会用书信和明信片轰炸妻子；他偏执地记录着自己的生活，从早上如厕到晚饭之后选餐后甜酒，事无巨细。[47]从他在集中营工作时的信件可以看出，门内克这位一级突击中队长没有任何必要对妻子有所隐瞒，因为她也是一名狂热的纳粹党员。门内克甚至拿自己的杀人工作开玩笑：“开始下一场愉快的狩猎！”这是1941年11月的一个早晨，他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之前写下的话。[48]门内克不仅没有明确地区分工作与生活，还邀请妻子加入自己——她也欣然接受，不止一次陪他前往布痕瓦尔德、拉文斯布吕克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49]

弗里德里希·门内克对自己的工作很自豪，这份工作让他可以和著名的医生以及党卫队高官打交道。每当上司表扬他的时候他都会很自豪地告诉妻子。[50]门内克的好胜心很强，每当比其他同事完成了更多表格的时候，他都会欢欣鼓舞（“那些高效工作的人可以节省时间！”）。在集中营工作的时候，门内克没有一点儿良心上的不安，吃得香睡得好。给那些饥肠辘辘的囚犯做检查还能刺激他的食欲。“这天上午我们又特别忙。”他这样记录1941年11月29日在布痕瓦尔德的工作。到11点时，他已经完成了70份表格，感觉肚子很饿。他走到党卫队食堂，吃掉了“一个巨大的肉饺子（不是汉堡包），还有拌了酱的咸土豆和卷心菜”。[51]

除了唠叨之外，门内克医生和其他T-4医师没什么不同。这些人对大规模谋杀没什么心理负担。其他人跟门内克医生一样把杀人当作一次机会——这既是第三帝国重要的一步，也是他们自己职业生涯重要的一步。另外，他们很快就可以从一个集中营到下一个集中营，因为他们所判的死刑也不需要自己亲自执行。行程的总体气氛十分轻松，大家互相做伴。T-4医生们通常住在同一家酒店，一同社交，然后将花费记在差旅费上。外人看来，他们一定看起来像是正在出差的销售员。这个印象并不算全错，只不过这些“销售员”的生意是死亡。

T-4医生们的兴致在1941年9月初尤为高涨，他们齐聚慕尼黑，准备在附近的达豪集中营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任务。营里的情况跟希姆莱1月份来时没什么两样：集中营系统内所有老弱病残的囚犯都云集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整个行动开始之后，达豪集中营成了最后的目标。[52]1941年夏末，达豪集中营党卫队选出了2000多名囚犯供T-4医生们检查；其中的许多人是“病弱专车”从其他集中营送来的。为了尽快消灭这批囚犯，T-4项目的管理层至少派出了7名医师，由海德教授和尼切教授亲自带队；后者想借此机会一览德国南部风光，还带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们一家一起前往阿尔卑斯山远足。同时，T-4官员们在1941年9月3日前往达豪进行准备工作。因为党卫队还没有完成文书工作，医生们待了一小会儿便解散了。门内克医生、尼切教授还有其他几个人一起前往附近的施塔恩贝格湖景区，一边沿湖散步一边享受阳光。晚餐前他们还在慕尼黑游览了一番。后来这个旅游团解散；大部分医生去看电影，而门内克则和好友施泰因迈尔一起去一间有名的酒吧对饮。第二天清晨，大家重新集合前往达豪，开始筛选工作。[53]

在达豪集中营内，T-4医生们表现得非常专业，以符合他们纳粹科学家的形象。为了向囚犯隐瞒其最终的命运，医生们开始演戏，就像此前在其他集中营里所做的一样。他们故意与集中营党卫队形成鲜明对比，平静且礼貌地接近囚犯。其中一名T-4官员甚至因为一名年轻的达豪分区主管太凶狠而斥责了他，这让围观的囚犯们十分讶异。这名医生举止“非常奇怪且前所未见”，卡雷尔·卡沙克1941年9月在秘密日记中写道。他猜测也许这是囚犯们生活变好的开始。[54]当T-4医生跟选中的囚犯承诺，他们将被送去条件更好、工作更轻的集中营时，囚犯们的期望进一步升高了。[55]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在旁边搭腔，向犯人们描绘出一幅美好的愿景：他们将被送往疗养院、医院和康复营。[56]一切谎言都是为了让将死的囚犯们乖乖地服从安排。跟“安乐死”行动时一样，囚犯们在临死之前仍被蒙在鼓里；就连毒气室也被伪装成盥洗室，里面还有毛巾、长椅和淋浴喷头。[57]

并不是只有囚犯们被蒙在鼓里。“安乐死”计划之所以被中断就是因为当时的舆论压力，为了防止再出现这样的情况，整个行动都在秘密中进行。[58]为了达到隐秘的效果，门内克这样的T-4医生们大部分都是当面或通过电话接受指示。[59]同时，集中营官员们必须签署一份保密协议。[60]跟1939年9月第一次在集中营实施大规模处决不同，内部通信中也没有公开提过这次杀戮。当谈到大批处决病弱囚犯时，官员们会用代号14f13称呼此次行动（知道内情的人立刻能理解代号的重要含义：集中营党卫队的公文中，前缀“14f”通常暗指囚犯的死亡）。[61]自然，对受害者的家属也要保密。集中营党卫队的医生有时会在给家属的信中编造治疗细节，为突如其来的死亡向他们表示哀悼，并保证已经为挽救死者的性命竭尽全力（如果是犹太囚犯就不会费心编这种故事了，一纸简单的死亡告知书就已足够）。[62]

虽然做了这么多准备，但14f13行动的展开并不像杀手们预期的那样顺利，出现了许多突发情况，也引发了很多困惑，比如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筛选。1941年11月19日下午，被T-4领导当作集中营专家的弗里德里希·门内克医生来到营地附近的菲尔斯滕贝格。他是从柏林直接过来的，在那里他与海德和尼切两位教授确定了接下来几周的行程。在当地酒店放下行李之后，门内克走到集中营与副官们简短地交谈了一番。副官告诉他，党卫队挑出了259名囚犯准备送去灭绝。接着门内克与指挥官马克斯·克格尔一起在党卫队食堂就着啤酒和咖啡讨论了接下来的步骤。然后门内克便踱步回到了镇上。

第二天一早，门内克给身在柏林的海德教授打电话，告诉他自己一人就可以完成这次任务，不需要别的T-4医生前来协助。接着他回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检查了第一批95名女囚，她们必须在他面前脱得精光。他还与克格尔和营区医生又进行了一次会面，让他们再送六七十名囚犯过来。一切似乎都按计划进行，门内克回酒店时甚至比往常还要开心。但当天晚上，他惊讶地发现两名同事来到了酒店，还带来了柏林方面的新指示：维克托·布拉克下令让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选出2000名囚犯接受检查——这相当于每四个人中就要检查一个。门内克立刻给妻子写了一封信抱怨这种行政上的混乱。“没人在乎是不是真有这么多（囚犯）符合被检查的条件！”他愤怒地写道。

第三天上午，三名医师到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与指挥官商谈，传达了柏林方面的新指令。但是，在大规模检查开始之前，海德教授又给刚到这里的两名医生打电话，命令他们立刻返回柏林总部。两个医生气坏了，而门内克则要孤军奋战，他对“柏林的高度无能”感到非常气愤。一天后，也就是1941年11月22日，门内克又接到了总部的另一通电话，通知他海德教授现在希望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能够在12月中旬前准备好1200～1500名囚犯的文件，这是三天之内的第四个目标数字。1941年11月24日，门内克在周一最后一次会面时尽责地将这个信息告诉了指挥官克格尔，然后便动身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截至此时，门内克已经检验了近300名女性。当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选好了追加的囚犯后（其中包括了当地次级营的男囚），门内克于1942年1月5日回到这里完成工作。他又选了几百名囚犯赴死，在一周多一点儿的时间内完成了850份表格。在下个月，第一批囚犯启程，可能前往的是贝恩堡的杀戮中心。[63]

门内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执行任务时充分体现了14f13行动的随机性。同时，这也意味着女囚待遇的巨大转变。以往，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能够免受党卫队最致命的折磨。但现在她们也被纳入集中营的灭绝政策，不过男女之间仍然有一些区别。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交给医生检查的男囚数量比女囚更多，也许是因为男囚犯居住的营区条件恶劣。这也显示了这项谋杀计划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对不同囚犯群体的冲击是不同的，集中营内的苦难并不平等。[64]

扩展14f13行动

1941年7月中旬，当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Ferdinand Itzkewitsch）和其他92名布痕瓦尔德囚犯登上卡车时，他是否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小时了？伊茨克维奇是一名49岁的俄国犹太人，一战后定居在德国，成了一名鞋匠。他从1938年起就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罪名是“种族亵渎”（因为他与自己的德国伴侣长期保持关系）。他曾经希望获得释放并移民，但都落空了，一直在集中营里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磨难。但在1941年6月29日的一封信中，他仍然努力保持乐观。他告诉自己年少的儿子，“就健康而言，我保持得还不错”，并且希望儿子迅速回信。也许伊茨克维奇认为自己马上就能离开集中营了。两周前，他和其他200多名囚犯一起被T-4医生选中（伊茨克维奇被选中也许是因为他身体上的残疾）。在T-4医生博多·戈加斯（Bodo Gorgass）没有按剧本行事之后，许多布痕瓦尔德囚犯开始对这类体检有所警觉。门内克医生几个月之后再来到这里时写道，他那粗心的同事“据说看起来不像个医生，更像个屠夫，损害了整个行动的声誉”。为了安抚囚犯，布痕瓦尔德的党卫队队员们向他们保证没什么可害怕的，被选中的人将会被送到康复营。并非所有囚犯都被蒙蔽，但仍有不少人愿意相信这个谎言。囚犯们越虚弱，就越容易相信党卫队编织的童话。1941年7月中旬布痕瓦尔德送出的两批囚犯中，一定仍有许多人心存希望，以为自己将获救。但所有人，包括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都在索嫩施泰因被毒气处决了。[65]

随着14f13行动继续进行，集中营内谎言的高墙开始崩塌。一些囚犯从嘴巴不严的党卫队队员那里听说了这些谋杀。[66]一些审头也通过党卫队队员带回来的受害者的遗物明白了真相。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那批人在索嫩施泰因被杀之后不久，布痕瓦尔德医务室的囚犯职员鲁道夫·戈特沙尔克（Rudolf Gottschalk）就看到党卫队队员带回了受害者们的假牙、眼睛和拐杖。之后戈特沙尔克被命令为所有离开的人开具死亡证明。当他问到这些人的死因时，集中营党卫队医生递给他一本医学词典说：“你自己随便挑吧。”在伊茨克维奇的证明上，他选择了“肺炎”。[67]同其他集中营的情况一样，在第一批囚犯走后，他们真实的遭遇很快传遍了布痕瓦尔德。许多囚犯非常震惊。他们感到集中营党卫队跨过了一条界线。他们虽然知道这些人穷凶极恶，能够犯下恶毒的罪行，但很少能想到这些罪行会演变成大规模系统性的谋杀。[68]从现在起，没有人再像过去那样自愿报名前往所谓的疗养院。那些被选中的人也使出浑身解数想要从名单上去掉自己的名字，但成功的希望很小。[69]

囚犯们对14f13行动的了解不断增多，T-4的筛选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根据希姆莱最初的命令，筛选的主要对象是病弱残疾的囚犯，这些人都被划为丧失生产力的人。因为各座集中营里囚犯人口的构成不同，所以受害人的国籍背景也不尽相同。比如在古森集中营，1941年夏天T-4工作组来到这里时，囚犯大多是波兰人和西班牙人，因此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波兰人或西班牙人。[70]而达豪仍然关押着大量的德国人，所以1941年9月T-4医生挑选出来杀死的人中几乎一半都是德国人。[71]

虽然所有体弱的囚犯都被14f13行动威胁，但其中一些人更容易成为被杀的目标。病弱的“反社会分子”和“罪犯”是首要目标，也许是因为党卫队队员认为没有劳动能力再次证明了他们“不愿工作”的天性。[72]罪犯在官方表格中也占了大多数，而T-4医生们在早期为“安乐死”计划筛选时将反社会视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如今在集中营里也采用了类似的规则。[73]门内克医生对1941年4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选出的囚犯们的整体印象，就像他跟妻子说的那样：毫无例外，他们都是“反社会分子”——还是程度最高的那种。[74]

针对病弱囚犯的狩猎冲击着集中营最底层的囚犯，因为他们的健康状况本就最差。对社会边缘分子来说是如此，对犹太人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都是集中营的弃儿。自战争爆发以来，在集中营里遇害的人中犹太人占了大部分，到了1941年只有很少的犹太人没有受伤、生病或挨饿。随着希姆莱的14f13行动启动，身体虚弱和残疾的囚犯（如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和西格贝特·弗伦克尔）的末日也到来了。[75]他们并非仅仅因为身体状况而显眼。在“安乐死”计划期间，T-4医生们已经习惯于大规模种族谋杀，监督消灭所有的犹太病人。在集中营里筛选老弱病残时，首当其冲的是有犹太背景的人。[76]因此，在遇害者中犹太人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虽然犹太人仅占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人口的17%，但和费迪南德·伊茨克维奇一同在1941年7月中旬被送到索嫩施泰因用毒气杀死的187名囚犯中，45%都是犹太人。[77]

不过，在1941年春夏，当集中营内的T-4筛选刚刚开始时，囚犯的健康状况比意识形态更为重要。而囚犯所佩戴的黄色、绿色或黑色三角——代表他们是犹太人、罪犯或反社会分子——只是一个附加因素。最重要的标准还是他们的健康状况。正如我们在1941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看到的那样：虽然犹太人比其他囚犯群体更容易被选中，但T-4医生们只挑出了一小部分犹太人——占所有犹太人的约6%，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处死。[78]而其他犹太人还没有被这个杀人计划波及，当然这情形并没有维持太久。

1941年秋天的某一时刻，14f13行动的领导们决定提高对犹太囚犯的清除力度：从现在起，集中营内所有的犹太囚犯都要接受T-4医生的评估。[79]这一新举措无疑跟纳粹最近升级的全面反犹政策有关；1941年夏天，希姆莱的党卫队与警方开始在占领的东欧地区谋杀数以万计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很快就要将毒手伸向其他地方的犹太人。[80]作为回应，对集中营内犹太犯人的恐怖行动也开始升级。在纳粹政权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屠杀欧洲犹太人之前的几个月，几乎所有集中营内的犹太人都被当作了T-4毒气室的候选人。

T-4医生们在1941年11月重返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进行第二轮筛选，也展现了新的侧重点。[81]他们5个月之前第一次来时仅仅检查了一小部分囚犯。而这一次，门内克医生在11月26日告诉妻子，一切都不同了。除了常规的筛选外，医生们还将决定1200名犹太人的命运——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超过85%的犹太囚犯。[82]为了节省时间，医生们不再对每个人进行单独检查。门内克解释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会被‘检查’”，他只会根据囚犯们的档案做出判断。[83]最终，384名布痕瓦尔德囚犯在1942年3月2日到14日间被带到贝恩堡毒气室。这些全部是犹太人；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超过四分之一的犹太人都被杀死了，这也成了未来T-4筛选的标准。[84]

1941年底至1942年初，门内克和其他T-4医生是怎样挑选犹太受害者的呢？身体状况仍然很重要：许多囚犯是老年人或是体弱多病者。[85]但T-4医生们还选了一些可以工作的犹太人。[86]在这些例子中，医师们被其他标准左右。门内克在战后承认，他判过一些身体健康的犹太囚犯死刑；选他们并不是出于健康原因，而是因为当时激进的种族政策。[87]

根据门内克医生留在囚犯相片背后的笔记，我们可以重新推理出他的思想（他当时正策划出版一本有关纳粹种族科学的著作）。这本相册在战后被找到，所有相片的主角都是集中营内的囚犯，其中很多是在T-4的毒气室中死去的。[88]门内克的笔记里没有一句是关于他们的健康状况的，反而大量记下了他们的反纳粹观点，尤其是那些外国人；“极度不礼貌，说了许多德国的坏话”，他在其中一个案例中写道。门内克对“反社会”行为更加不齿，特别是那些他认为属于道德败坏的表现。在他的照片集中，许多犹太女人都是因为跟德国男人有性关系而被选出的（“与德国士兵滥交，严重地亵渎种族，跟公交车似的”），其中几乎一半的人被他打上了娼妓的标签（“纯种的犹太婊子，还有性传染病”）。他戴着色情与憎恶的有色眼镜，记录下她们所谓的淫乱与堕落（“性冲动、永不满足的犹太女人”）。门内克也将他的道德评判标准用在男人身上。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乎所有被怀疑是同性恋的男人都被送进了毒气室。[89]最后，门内克还会记下集中营党卫队关于囚犯言行的结论。比如来自维也纳的34岁裁缝助手爱德华·拉丁格（Eduard Radinger），他被指控“赌博、懒惰、不礼貌”。正是这一评价促成了他的死亡，让门内克毫不犹豫地在他的名字旁边画上了“+”。拉丁格一开始被关进集中营的罪名是“不愿工作的犹太人”，之后又成了一名“保护性拘禁”的犹太人。在集中营待了将近三年之后，他和其他104名犹太男人于1942年3月12日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送往贝恩堡疗养院，在那里被毒气处决。[90]

集中营党卫队接手

14f13行动在1941年底扩展了不久，纳粹当局便将其缩减。门内克和其他T-4医生的最后一趟集中营之行于1942年春天在弗洛森比格和诺因加默收官；1942年6月，最后一批受害者从诺因加默被送往贝恩堡杀戮中心。这标志着14f13行动初始形态的完结，自西格贝特·弗伦克尔等第一批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的囚犯被谋杀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个月的时间。[91]在一年之内，大约有6500名甚至更多的囚犯死在了T-4毒气室中。[92]

1942年3月26日，一则秘密通信告知各位指挥官14f13行动将被缩减。集中营督察组的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宣布屠杀（他称之为“特殊待遇”）的规模必须缩减。他声称这项计划的基本规则已经被漠视，党卫队交给T-4工作组的囚犯太多了。利布兴切尔强调，从现在开始只有那些永远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才会被处死。而其他人——包括那些可以康复的人——将被留下继续完成“上面交付给集中营的工作”。[93]乍一看，政策的突然反复似乎是党卫队工作重心的转移引起的；1942年春天，海因里希·希姆莱要求集中营为德国的战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见第8章），于是利布兴切尔等集中营管理者争相贯彻领导的指令。

但实际上，14f13行动的终止和经济没有半点关系，[94]而是因为集中营党卫队和T-4的“联姻”走到了尽头。T-4组织的重点已经转向了一个更大的灭绝计划——纳粹种族大屠杀。到了1942年春天，许多官员已经转移到东欧新建的死亡营——贝乌热茨（Belzec）、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这里急需他们的加入。相比之下，德国境内处决集中营囚犯的“安乐死”杀戮中心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同时，集中营党卫队也不再需要T-4的杀手了。党卫队队员在最近几个月里已经证明，他们自己也可以成为职业屠杀者，而活死人就是他们主要的屠杀对象。在1941年下半年，当几千名病弱囚犯被挑选进入T-4毒气室时，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也开始当场处决更多的囚犯。[95]从前，党卫队在集中营内只会零零星星谋杀老弱病残的囚犯。但现在成了系统性的工作，并且很快超过了14f13行动的规模。虽然1942年时还有一些囚犯被送往外部的T-4毒气室（在那些毒气室被关闭之前），但大部分的杀戮行为已经转移到了集中营内。[96]

为什么在T-4计划进行的同时，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还要对病弱囚犯进行大规模谋杀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可以这么做。14f13行动中的经验告诉他们，将处决转移到集中营之内是安全的。此前所担忧的囚犯暴动也没有发生；虽然越来越多的囚犯明白了谋杀的真相，但T-4的筛选一直毫无阻碍地继续进行。另一方面，地方集中营党卫队也发现了其中的实际好处：将活死人都杀死就意味着没有医生工作组和遣送，也不会浪费时间。党卫队队员也认为自己有杀人的权利。当希姆莱批准了14f13大规模谋杀行动之后，地方集中营党卫队也就觉得没有任何收敛的理由了。类似的情况在1939年秋天也发生过。当希姆莱下达了中央的执行政策后，地方上兴起了一波杀人行为。党卫队高层的激进行动再一次引发了底层的热烈回应，集中营内恐怖的气氛再次弥漫开来。

集中营里对活死人的第一次屠杀发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941年7月，在接收了两批从达豪而来的囚犯后，布痕瓦尔德党卫队队员认为病弱的囚犯太多，担心新来的人会携带传染病。当地的党卫队决定自己杀掉病弱囚犯，而不是等T-4工作组回来。几百名筋疲力尽的囚犯被关在医务室中，他们被怀疑携带了肺结核病毒。党卫队医生给他们施行了注射死刑。[97]

其他集中营在1941年下半年跟上了布痕瓦尔德的步伐。不同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开发了不同的处决方式。就杀人方法而言，党卫队非常具有探索精神。比如在古森集中营，几百名病残囚犯在所谓的“洗澡行动”中被杀。在恐怖的集中营领导卡尔·赫梅莱夫斯基的领导下，古森党卫队强迫囚犯在刺骨的淋浴下待上三十分钟甚至更久，一些人被积水溺死，其他则被冻死，濒死者绝望的号叫回响在整个集中营。[98]其他地方的集中营党卫队采取别的方法杀死病弱囚犯。注射毒剂成了党卫队的最爱，或是通过静脉注射，或是直接扎入心脏。主要毒剂是苯酚；如果没有的话，党卫队医生通常会代之注射空气。据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医生罗尔夫·罗森塔尔（Rolf Rosenthal）回忆，他1942年1月初来这里时亲眼看见了一名女犯人接受注射死刑。别人告诉他：“这是处理重病难愈的囚犯的惯常做法。”[99]

到了1942年，系统性地杀死病弱囚犯已经成了集中营的固有特色。有时，地方党卫队官员在囚犯刚到达没几天便开始挑选受害者。[100]一般情况下，病弱的囚犯在医务室例行检查时就会被拉出来。医生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就像在14f13行动中那样；不过这次送囚犯上路的成了集中营医师，而不是像门内克医生这样的外人。[101]

虽然对活死人的大规模谋杀不是集中进行的，但这种行为是集中营督察组的高官们允许甚至鼓励的。奥拉宁堡的官员们原来一直坚持执掌此类谋杀行动——就像在14f13行动时那样。但随着患病的囚犯越来越多，他们一定觉得管理所有的谋杀是不可行的，因此放松了规定。据一份党卫队的内部文件记载，集中营医生如今有权“根据自己的判断”杀死那些“重病难愈”、“患有传染病”或“可能患有某种传染病”的囚犯。[102]

为了维系中央控制，集中营管理者们在1942年10月重拾将达豪变成“身体虚弱、不再具备利用价值的囚犯”集中地的计划。这一次，所有囚犯都将被处决。[103]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许多其他集中营的活死人被送到达豪处死。[104]一些人中途就死去了。[105]最骇人的一次运输是在1942年11月19日，几百名囚犯几天前从施图特霍夫集中营（Stutthof）出发，被塞进运牲口的车里，自上车后几乎就没吃到任何食物。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车门终于被打开时，车里已经躺了数十具尸体。死者被丢在了集中营里，勉强活着的人也进了营，一些人被饿得肩胛骨像翅膀一样凸了出来。即使最冷酷的党卫队分区主管也“不忍直视”，卡雷尔·卡沙克在笔记中这样写道。据说这批新来的人中有几十个在几小时内就死了；其中至少有一个是被党卫队看守杀死的，后者踩在他的喉咙上直到他窒息而死。[106]

这些1942年被运到达豪的病弱大队中很少有人能多活几天。那些熬过疾病、饥饿和忽视的人在接受党卫队筛选后也会被注射毒剂死去。[107]达豪党卫队也考虑采取另外一种屠杀方式——毒气。毒气室的建设从1942年春天就已经开始，它首要的目标就是处决病弱囚犯。不过至今仍不清楚这间毒气室是否启用过。[108]达豪不是第一个用毒气室杀死病弱囚犯的集中营，在1942年秋天，其他几座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已经开始这样做了。[109]不过那些毒气实验的对象并不是活死人，而是苏联战俘。自1941年夏末起，数千苏联战俘陆陆续续被送进了集中营。

处决苏联战俘

1941年6月22日，德国陆军入侵苏联——巴巴罗萨计划由此展开，这是史上最大且最残酷的军事行动。超过300万德军在战争开始时势如破竹，所过之处留下的是敌人的尸体和城市的废墟。[110]希特勒梦想这一刻很久了，认为此次与“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终极对决将决定德国的命运。在入侵前两个月，他就让将军们做好全方位灭绝战的准备。[111]从1941年6月开始，德国军队在经过特训的党卫队和警察杀手部队，比如特种部队等半军事化力量的协助下完成了希特勒的命令。同时，德国政府也在着手制订长期占领苏联的计划，规模宏大，意在将整个种族灭绝，把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活活饿死。[112]

德国政府对苏联士兵也将毫不留情。希特勒觉得他们和动物没什么两样——愚蠢、危险、堕落——德军最高统帅部（German Army High Command）在入侵前就决定不用约定俗成的战争规则对待他们（与西线的战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13]被俘虏的苏联军人全死在了德国人手中。“这些囚犯死得越多，对我们就越有利。”一些纳粹高官得意地说。1941年10月到12月间，每月估计有30万到50万苏联战俘死去。大部分人死在战俘营中，在临时帐篷和泥洞中冻饿而死。其他苏联士兵则死在了别的地方，在纳粹的灭绝战争也进入集中营系统以后，有的苏联士兵死在了集中营内。[114]

寻找“人民委员”

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对苏联人民委员非常执着；他们认为，潜藏在东方的所有敌人中，人民委员是最凶恶的那个，几乎跟神话中的怪物一样。纳粹领袖们坚持认为凶残疯狂的人民委员是“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化身，会迫使自己的军队战斗到底，还会残忍迫害德国士兵。为了避免这种暴行，也为了击破苏联的抵抗，德军最高统帅部在1941年6月6日下令处决所有与德军作对的“政治委员”。这一命令在德国激烈的反布尔什维克官员集团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无论在战场还是后方，无论对抗的是敌军还是俘虏，这个命令都得到了贯彻落实。这也使得前线和占领区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115]

希姆莱的警察和党卫队机器密切参与了处决。为了确保没有人民委员漏网，帝国中央安全局派出了特种警察部队在战俘营和劳动营中搜寻“不能被接受”的苏联囚犯。嫌疑人的名单又长又模糊，其中不仅包括所谓的人民委员和党政官员，还有“狂热的共产主义者”、“苏俄知识分子”和“所有犹太人”。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在1941年7月中旬下令，必须将这些敌人在各个战俘营中找出来，然后处死。[116]

得到海德里希的命令之后，警察突击队在各个战俘营进行了地毯式搜索。警察简短地审问了嫌疑人的身份和经历。如果没有得到真实的答案，警官会对囚犯进行暴力折磨。另外，他们还会利用那些想要活命的告密者提供的情报。比如格里戈里·叶菲莫维奇·拉迪克（Grigorij Efimovitsch Ladik）就是被一位同志背叛的。拉迪克被拷问时承认自己撒了谎：“在个人信息上我说了假话，因为我害怕自己会被当作一个政治领袖枪毙（他后来很快就被处决了）。”不过这样的坦白很少。更多情况下，海德里希的警察依靠的是自己的猜测和偏见。他们中许多人甚至不理解“知识分子”的含义。但他们确实知道怎样虐待和侮辱受害者。比如，被怀疑是犹太人的士兵要脱光衣服，看看是否割过包皮，这样便决定了许多犹太人和活死人的命运。[117]当警察在一座战俘营中完成了筛选之后，他们请求处决所有的嫌疑人，有时嫌疑人的数量会超过总人数的20%。而犹太战俘，普遍被当成人民委员的同义词，比非犹太人更容易被杀。[118]

行凶者们会将准备处决的人隔离起来，等候下一步指令。[119]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年轻人，只有二十几岁，背景出身五花八门。绝大部分人是普通士兵，还包括农民和工人，他们和纳粹想象中魔鬼般的人民委员有天壤之别。[120]举例来说：要被处决的410名战俘中，盖世太保只把其中3人描述为“干部和官员”。剩下的都是普通人：25人被标记为“犹太人”，69人被归类为“知识分子”，146人是“狂热的共产党员”，85人是“煽动者、闹事者和小偷”，35人是“越狱犯”，还有47人“病入膏肓”。[121]

对于在东部占领区处决“人民委员”（我会称这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人”），帝国中央安全局相当随意。已经发生了这么多屠杀，再多几个也没什么差别。唯一的要求就是要在远离战俘营的偏僻处实施处决。[122]但在第三帝国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政府已经建起了更多的战俘营和劳动营。为了不让德国大众知晓，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在1941年7月21日下令，被选出来的囚犯应在“最近的集中营里秘密”处决。[123]党卫队延续了对屠杀计划加以掩饰的一贯做法，将这次的行动代号定为14f14。

1941年初秋，第一批苏联战俘抵达集中营。大多数输送队伍的规模都较小，一次20名囚犯左右，不过也有规模相对较大的时候，能达到数百人。很多受害者甚至没能活到集中营。在德军战俘营中遭受了数周或数月的折磨，又在运输车里被长时间铐在一起，有的人便没能撑下来。还有的人死在从火车站到集中营的途中。[124]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致死率最高的一次运输发生在1941年10月11日，从200英里外的波美拉尼亚战俘营被送来的600多名“人民委员”中，有63人死在路上。[125]

运输过程中的死亡引发了集中营党卫队的担忧。1941年秋天，几名指挥官向盖世太保首长米勒抱怨称，有5%～10%的苏联战俘在到达集中营时已经死亡或濒死。指挥官们担心战俘这种半公开的死亡会损害党卫队在当地的声誉。[126]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公众的反应和1939年秋天时对波兰“狙击手”的喊打喊杀已经相当不同。一些德国民众对苏联战俘遭受的非人待遇感到非常震惊。1941年11月，一名德国教师在日记中写下了他所听到的苏联战俘抵达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传言：“他们饿得手脚无力，一些人甚至从卡车上摔下来，毫无生气地踉跄着朝营房走去。”[127]因为担心公众舆论，海因里希·米勒下令停止运输那些“反正马上就要死掉”（这是他的原话）的苏联战俘。[128]这当然没能救下那些“人民委员”。他们已经被判了死刑。唯一的问题是在哪儿死——在战俘营，在路上，还是在集中营。

大部分挺到集中营的苏联“人民委员”在几天内就被处决。跟其他新囚犯不同，他们甚至没有被正式登记。因为在集中营党卫队的眼里他们已经是死人了，没有登记的必要。大部分集中营从1941年秋天开始实施大规模屠杀，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夏，直到德国官方出于战术原因正式撤销了处决“人民委员”的命令，并且缩减了在战俘营里的筛选工作。截至此时，已有4万名甚至更多的苏联“人民委员”被送进集中营处死。[129]几乎所有人都是男子，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是少数没有被波及的集中营。[130]对于苏联“人民委员”的系统性谋杀是集中营史上一个灾难性的时刻，令之前所有的杀戮行动都相形见绌。集中营党卫队首次展开大规模处决行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是屠杀的中心：在1941年9月和10月这段疯狂时间内，党卫队处决了约9000名苏联战俘，比其他任何集中营都多。[131]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的死亡

1941年8月的某一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一群党卫队领导在任期时间最长的指挥官汉斯·洛里茨的办公室碰头，参加了一次秘密会议。参会的有汉斯·洛里茨和他的手下，以及集中营督察组的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和他的参谋长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后者负责做会议记录。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一位特殊来宾的身上——特奥多尔·艾克。[132]作为骷髅师的指挥官，艾克在德国入侵苏联时参与了激烈的战斗。在1941年7月6日晚到7日凌晨之间，艾克乘坐的车在拉脱维亚碾到了一颗地雷，他因此负伤。[133]此时艾克正在自己位于奥拉宁堡党卫队地盘上的别墅中疗养，所以回萨克森豪森很方便。他现在成了战功赫赫的指挥官，曾经的下属们对他更加崇拜，热烈欢迎他的到来。他们也知道艾克现在仍然能与希姆莱直接对话。党卫队全国领袖将他视为“最忠实的朋友”之一，屠杀苏联“人民委员”的行动期间，还于1941年夏末两次与他会面。事实上，也许正是希姆莱授权艾克，让他去动员萨克森豪森党卫队的。[134]

1941年8月的这次萨克森豪森会议上，艾克公布了屠杀苏联战俘的计划。跟以往一样，艾克将第三帝国描述为受害者，面对凶残的敌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展开反击。萨克森豪森行刑队队长古斯塔夫·佐尔格后来这样总结艾克的演讲：“为了报复苏联人枪杀德军俘虏，元首同意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请求，决定展开报复……通过射杀俘虏，也就是那些所谓的人民委员和苏共的支持者。”因为提到了元首，还有艾克在东线受的仍然可见的伤，这番话被增添了不小的分量。[135]

艾克简单介绍之后，大家开始探讨实际问题。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们讨论了许多种大规模屠杀方法，都想通过更巧妙的提议胜过其他人。[136]最终他们选择了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需要建一座特殊的行刑室，由分区主管具体执行。参会的每个人似乎都参与了这个计划，大家之后还一起喝酒来庆祝。[137]屠杀的前期准备工作很快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展开。木工工坊的囚犯在党卫队的监督下将工厂空地上的一个谷仓改建成了一间行刑营房，依照的是指挥官洛里茨的方案。[138]建好之后党卫队试用了两次，小规模杀死了一些苏联囚犯。[139]随后行刑室便完全投入运营。

1941年8月31日，第一批苏联“人民委员”从哈默施泰因战俘营（Hammerstein）被运到了萨克森豪森（艾克当天还与希姆莱会面）。这一批总共有近500名囚犯，大部分来自明斯克，其中还有数量众多的犹太人。在接下来的几周还有数千人会被送来。[140]新来的囚犯既困惑又害怕；远离家乡来到敌人的领土，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虽然这些战俘都很年轻，有的甚至还不超过15岁，但看起来已经油尽灯枯。他们衣衫破烂，身上沾染着污泥，裤子用一根带子系起来，伤口上是肮脏的绷带。没有鞋子，许多人用破布裹脚或是打着赤脚。[141]

一些萨克森豪森看守将种种苦难视作囚犯野蛮天性的证明。党卫队官员甚至照了相片以做宣传（从战前集中营时就开始这样做了）；一些照片还被再次刊登在党卫队的出版物《次等人》（The Subhuman）上，书中指出“可怕的面孔，是噩梦的现实写照”。[142]事实上，党卫队队员才是真正的野蛮人。分区主管残忍地殴打囚犯，将他们锁在两座单独的营房内，铁丝网将这里与营区内的其他地方隔离开。为了进一步隔离，窗户也被油漆涂上。[143]

新囚犯在隔离营房中会度过一段严酷的时光。不过这时光一般只有几天，然后分区主管就会把他们召集起来，一般是一小批几十人。这些人乘坐盖有帆布的卡车被送往刑房，木栅栏将刑房和其他地方隔开。有了14f13行动的经验，集中营党卫队直到最后仍将囚犯们蒙在鼓里。经过医疗检查之后，党卫队队员告诉囚犯们，他们将被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事实却是这些囚犯直接走向死亡。刑房内有一间大房间，党卫队让囚犯们在这里脱光衣服，然后第一名囚犯被带到隔壁一间更小的、像医生办公室的房间里。这里就像一个舞台布景一样，有医疗工具和解剖图。一名穿白大褂的党卫队队员扮成医生等在这里。他假装为囚犯进行简单的体检，其实是在检查囚犯有没有金牙，如果有的话就在囚犯身上做一个十字标记（这是另一个从“安乐死”计划得来的经验）。然后囚犯会被带到隔壁一个更小的房间里，这里就像一个淋浴间，天花板上还有一个莲蓬头。一名党卫队队员命令囚犯背靠一根固定在墙上的测量杆上。杆子上有一条小缝隙，藏在隔壁的另一名党卫队队员从中将枪对准囚犯的脖子。囚犯到位之后，杀手会得到信号然后扣下扳机。根据受害者头部的弹孔推测，党卫队用的是一种特殊的达姆子弹。

当尸体倒在地上后，另一扇门开了。火化队的审头出来将尸体拖入刑房的最后一间屋子——临时搭建的停尸房。审头们戴着橡胶手套，将死者的金牙拔下来。还有生命迹象的囚犯会被分区主管了结。之后审头会将尸体扔进停在营房外面的一个移动焚化炉内。而在刑房之内，凶手们用水管冲掉地上和墙上的血迹、机体组织和骨头碎渣。接着第二名囚犯被带进来。一些人感觉到自己会死。其他许多人则还不清楚自己的命运。疾病与疲劳让他们的思维变得迟钝，被党卫队骗得团团转。党卫队还掩盖了枪声。不仅杀手所在的隔间是隔音的，另一个赤裸之人等待着的更衣室里还有一架留声机在播放音乐。欢快的曲调弥漫在刑房里，这也是苏联士兵们被杀前听到的最后的声音。[144]

萨克森豪森党卫队很快就习惯了这种流水线式杀人。1941年11月中旬，行动因斑疹伤寒的暴发而暂停，在此之前，这类处决可以在一周内进行数次。根据一位前分区主管回忆，行动从清晨一直进行到深夜，每两三分钟就有一名囚犯被杀，一天总共有300～350人被杀。[145]审头们也忙个不停，每小时起码要在焚化炉内烧掉25具尸体。[146]焚化产生的烟雾和臭气很快就传到了营区之外，让奥拉宁堡当地人产生了警觉。私下里有许多关于谋杀的议论，还有胆大的孩子会接近经过的党卫队队员，询问下一个俄罗斯人什么时候会被烧死。[147]

1941年9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射脖子行动开展了大约两周后，萨克森豪森党卫队自豪地向20多名党卫队大人物展示了行刑的过程。[148]访客被带到刑房观看几名苏联战俘被射杀，然后尸体“被粗暴地扔到一堆”，其中一名官员后来作证说。访客中包括督察官格吕克斯和他的下属，这些人还用酒精给这个残酷的发明喝彩。一起前来的还有恩斯特·格拉维茨（Ernst Grawitz），他是一名长期参与纳粹屠杀的党卫队医师。更重要的人物当属特奥多尔·艾克，他在回东线战场之前再次来到这里，使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感到无比荣幸。艾克临走时向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发表讲话，鼓励他们将这项恐怖的事业继续下去。党卫队队员们用欢呼声和礼物给他们的英雄饯行，其中包括三个蛋糕和一张写给“艾克老爹”的贺卡。[149]

在回到东线前，艾克抽时间去见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两人在1941年9月15日傍晚会面。希姆莱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过格拉维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党卫队全国领袖当天在跟进萨克森豪森屠杀的最新情况。[150]毕竟，党卫队领导们都知道希姆莱正在迫切地寻求屠杀的新方法。在占领的苏联地区，每日将犹太人排队射死在万人坑中的行动显示，并不是所有纳粹杀手都能接受血流成河的景象，能忍受伤者刺耳的惨叫声和那些排队等死之人的哭喊声。[151]这迫使希姆莱寻找一种更加人道的屠杀方式——当然是对凶手来说更加人道。格拉维茨或者艾克一定向他汇报了萨克森豪森的新方式，也许两人都推荐了，这种方式跟传统枪决相比具备一些“优势”。毕竟凶手不需要看到受害者便可以扣下扳机，大部分受害者在毫无察觉中死去，不会有反抗和恐慌。

大规模谋杀的实验

1941年9月中旬受邀前来参观萨克森豪森射脖式处决的党卫队官员中就有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集中营督察组邀请他和其他指挥官来这里学习“如何消灭红军政治指导员（Politruk）和俄国人民委员”，他后来供述说。此行让齐赖斯印象极深。他回到毛特豪森后便在自己的地盘督促建起了一处相似的场所，1941年10月21日处决了第一批苏联军官。[152]齐赖斯并不是唯一受到萨克森豪森同事启发的指挥官。在布痕瓦尔德，卡尔·奥托·科赫也修建了一座和萨克森豪森非常相似的刑房。[153]不过其他人则尝试了不同的方式。督察官格吕克斯仍然非常重视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允许指挥官们选择自己喜爱的方法。因此，集中营在1941年秋冬时期变成了大规模处决方式的实验场。

跟萨克森豪森一样，达豪也从1941年9月初开始处决苏联“人民委员”。不过他们并没有尝试最新的形式，而是采取了一种被其他纳粹杀手遗弃的方法——公开枪决。一开始，达豪党卫队像以往一样在地堡外枪杀苏联战俘，不过随着处决人数的增加，他们将刑场移到了约1.5英里外的黑伯茨豪森（Hebertshausen）靶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这里逼苏联战俘们脱光衣服排队站好。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党卫队队员扑向第一排囚犯，5名队员各拖着一个俘虏，将他们拖进靶场，铐在靶子的位置上。之后党卫队便会开火，朝着受害者无情地扫射。剩下的战俘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命运；他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越堆越多的尸体。有的人被吓瘫，有的哭泣，有的挣扎，有的尖叫，有的双手画十字祷告，有的在求情。但枪声只有在所有战俘都被处决之后才停止。然后，杀手们会用从营内带来的热水和毛巾擦掉身上的血迹和污泥。[154]

28岁的伊格纳特·普罗霍洛维奇·巴比奇（Ignat Prochorowitsch Babitsch）是4400名在1941年9月到1942年6月间于达豪被杀的苏联战俘之一。他来自乌克兰北部的一个小镇，已婚。巴比奇中尉曾在一个陆军师中服役，于1941年7月在别尔基切夫（Berdychiv）附近被俘虏。他最初被关在德国东部占领区扎莫希奇（Zamosc）的325号战俘营里，然后被转移到德国的哈默尔堡集中营（Hammelburg）。1942年3月中旬到达这里时，他拍了张存档照片，照片中的他被剃光了头，面容清秀，表情迷惑。两周之后盖世太保工作组将他选出来准备处决，也许是因为巴比奇当过老师，所以被当作知识分子。帝国中央安全局在1942年4月10日批准了他的死刑。几天后他就被送往达豪，在靶场中被处决。[155]

像伊格纳特·巴比奇这样在黑伯茨豪森死亡的苏联战俘，他们的尸体会被带回达豪集中营焚化。当一名审头询问集中营分区主管埃贡·齐尔（Egon Zill）在哪里存放骨灰时，他被告知“把这些布尔什维克猪的灰尘倒掉”。[156]达豪集中营领导本可以采用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那些更干脆的方式，却仍然延续这种传统的屠杀方法，其中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他们太骄傲，不屑于跟随其他集中营的脚步——毕竟达豪是党卫队集中营系统内第一座模范营。也许他们想要显示自己足够坚强，能够不加遮掩地直面杀戮，用这种恐怖的方式展示集中营内流传的男子气概。

并不是只有达豪党卫队喜爱集体枪决。在弗洛森比格，党卫队队员从1941年9月起也是在靶场消灭苏联“人民委员”。不过这种枪决在几个月后戛然而止，因为附近的河流将血液和尸块冲到了弗洛森比格的村子里，引起了当地人的抗议。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也发生了类似的事，当地四起的流言给集体枪决画上了句号，那里的枪决最初是在火化场旁的空地上进行。集中营党卫队强迫其他囚犯用最大的力气高声歌唱，但这并没能盖住枪声。[157]

弗洛森比格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党卫队均用注射死刑替代了枪决。党卫队队员让苏联“人民委员”参加一场假体检，给他们测量身高体重，然后注射致死的毒剂。杀手们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毒药，包括氰酸、石炭酸和汽油。[158]这种杀人的方式被证明更有效率，虽然并不是什么新方法。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集中营党卫队谋杀活死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注射死刑。结果，弗洛森比格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在杀戮中的作用因此遭到了限制。但远在东方的一座集中营在处决苏联战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那里，1941年秋天的实验产生了毁灭性的结果，也将对纳粹大规模处决产生本质性的影响。那里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

发明奥斯维辛毒气室

1941年9月初的一天——可能是9月5日——一列从下西里西亚纽汉麦战俘营（Neuhammer）开来的列车抵达奥斯维辛。数百名囚犯从车内出来，他们都是被盖世太保认定为“人民委员”的苏联战俘。[159]他们穿过奥斯维辛营区时天已经黑了。警犬的吠声，党卫队队员的抽鞭子、殴打和咒骂声，被打囚犯的惨叫声打破了夜晚的宁静。营房内已经睡着的囚犯们有的被噪声吵醒。他们不顾党卫队的严格规定，从窗户偷偷往外看。借着探照灯的强光，他们看到一列列战俘消失在11号营房。在奥斯维辛的所有地方中，那里是最可怕的。那是地堡，党卫队实施酷刑和谋杀的中心。囚犯们称之为“死亡营房”，而集中营党卫队也将那里和死亡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将那里改造成一间临时毒气室来处理苏联战俘。[160]奥斯维辛党卫队即将在营内第一次用毒气进行大规模屠杀。[161]

受到早期在T-4毒气室中杀死囚犯的启发（即14f13行动期间），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们决定也展开毒气实验。[162]他们选择了氰酸，也就是市面上常说的齐克隆B，集中营曾用这种药剂熏闹虫害的建筑。党卫队勤务兵们认真学习过如何使用这种杀虫剂，明白它有多危险；又因为它比T-4杀戮中心所使用的一氧化碳更方便，不用安装管道和气罐，杀手们只用将齐克隆B晶体放进密封的房间就行。[163]第一次杀人实验大概在1941年8月底进行，奥斯维辛党卫队用这种方法处决了一小队苏联战俘。该行动由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卡尔·弗里奇监督，他在集中营中工作多年，后来还向同事们吹嘘是自己发明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164]很快，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就同意进行更大规模的实验。作为前期准备，党卫队清空了整个地堡；门被密封好，地窖的窗户也用水泥砌上。

地堡由一个个小格子间和走廊组成。在1941年9月初这个决定命运的夜晚，奥斯维辛党卫队领着苏联“人民委员”来到这里。战俘们被赶下楼梯后发现地上还蜷缩着250名囚犯，这些人是医务室送来的病弱犯人，被选中和战俘们一起死。当最后一名苏联战俘被塞进地窖之后，党卫队将齐克隆B晶体扔进去后锁上了门。甫一接触到温热的空气和俘虏的身体，剧毒的氰酸立刻被释放，绝望的尖叫声也就此响起，连隔壁的营房都听得到。毒气很快破坏了受害者的黏膜并进入血液，使他们由内而外窒息而死。一些快死的人用布掩住口鼻想挡住毒气，但没有一个人生还。[165]

和其他党卫队队员一起在门外的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摘下防毒面具，为自己喝彩；党卫队队员没有使用一颗子弹便杀死了几百名囚犯。[166]不过想法实际的霍斯仍然觉得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首先，11号营房离奥斯维辛的火化场太远，运送尸体需要经过整个营区。另外，11号营房没有换气系统。整个建筑必须通风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派其他囚犯进来收尸。到了那时，尸体已经肿胀、扭曲、僵硬，开始腐烂，很难移动。一名目击者——波兰犯人亚当·扎哈尔斯基（Adam Zacharski）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太过恐怖，因为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在死前陷入了疯狂，抓咬其他人，许多人的制服被撕烂……虽然我已经习惯在集中营内看到一些毛骨悚然的画面，但看到这些被杀的人时我真的恶心了，呕吐得厉害。”[167]

为了让屠杀更有效率，奥斯维辛党卫队将毒气室搬到了火化场的停尸房里。这里在营区之外，可以避免被普通囚犯看到。停尸房可以容纳数百人，已经装有一个高效的通风系统，很方便就能改成一间毒气室。门换成了密封门，天花板上被开了一个个小洞，方便党卫队从屋顶投放齐克隆B。事后，尸体可以扔进旁边的焚化炉内火化。奥斯维辛的党卫队无意中创造了死亡工厂的雏形。[168]

新毒气室的第一次实验是在1941年9月中旬，党卫队在奥斯维辛火化场里毒杀了900名苏联战俘。[169]囚犯刚来到这里，党卫队就以除虱为名要求他们脱光衣服，将他们赶进停尸房。之后党卫队队员关上门，将毒气丸扔进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再一次到场监督：“放入毒气丸后，一些人大喊‘毒气’，哀号声四起，囚犯们拼命撞门。不过门很坚固。”花了好几天才将所有尸体烧完，他补充说。[170]

霍斯坚信这是奥斯维辛党卫队的重要发明。他的下属虽然还在使用其他杀人方式，[171]但当需要大规模屠杀时，比起枪决，霍斯更喜欢毒气，因为这对党卫队来说压力更小。“现在我真的松了一口气，”他后来写道，“我们所有人都不用再沾血了。”霍斯还称毒气对受害者也更为人道，完全忽视了毒气室里遇难者在死前的可怕挣扎。[172]

自奥斯维辛党卫队首次在集中营使用毒气后，其他集中营也纷纷效仿，就像模仿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射脖式枪决一样。集中营官员们已经对毒气的使用规则很熟悉（从T-4杀戮中心学来的），他们很愿意尝试最新的屠杀方式。毛特豪森集中营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再一次迫不及待了。1941年秋末，他监督着将营内临近火化场的一间地窖改造成毒气室。毛特豪森第一次大规模毒杀发生在1942年5月，231名苏联俘虏死于齐克隆B。[173]同时，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医生还要求添置一台毒气车，这种车由帝国刑事警察局的刑事技术研究所（KTI）制造。毛特豪森党卫队从1942年春天起开始用这种货车处决了数百名囚犯，其中包括生病的囚犯和苏联战俘。[174]

可移动的毒气车原本是为了让纳粹更有效率地在苏联消灭犹太人而发明的。不过，这种车在投放到东部占领区之前，刑事技术研究所于1941年秋天首先在德国境内展开实验。实验的地点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实验的对象是苏联战俘，他们被毒气处决而不是枪决。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强迫裸体的囚犯上车，这种车经过改造，可以将一氧化碳从引擎抽入车厢。车随后便开动了。当它停在火化场门口时，车内的囚犯已经全死了，身体因为毒烟变成粉色。[175]这些实验肯定引起了萨克森豪森不少官员的兴趣，不过直到1943年夏天，萨克森豪森才建起了第一座固定的毒气室，第一批受害者依然是苏联战俘。[176]另外几座集中营追随奥斯维辛的脚步，在1942～1943年添置了毒气室。比如诺因加默集中营就在1942年秋天，通过往改造过的地堡里投放齐克隆B药丸，毒杀了约450名苏联战俘。[177]

虽然许多集中营都在使用毒气，但它从未是集中营党卫队的主要选择：毒气只是他们武器库中的一件兵器。奥斯维辛是个例外，死在此处毒气室的受害者很快就超过了10万。[178]奥斯维辛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在1942年转型成了大屠杀灭绝营。指挥官霍斯曾亲自向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阿道夫·艾希曼介绍了齐克隆B的实验，两人一致同意将其用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奥斯维辛第一次使用毒气处决后不到一年，每月从欧洲大陆各处被送来处死的犹太人就达到了数千名之多。[179]不过，虽然奥斯维辛的毒气室已经成了大屠杀的同义词，但毒气室其实起源于别处。[180]

党卫队行刑人

1941～1942年针对苏联战俘的大规模屠杀把数百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变成了职业杀手。[181]他们中大多数都是指挥参谋部的低级员工，自战前就在集中营内工作，很早就习惯了恐怖与暴力。[182]比如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些行刑队的队员就被提拔成分区主管。而像威廉·舒伯特这样的人早在射苏联俘虏脖子之前就已经是杀手了。[183]但对战俘的大规模屠杀开创了新局面，即使最有经验的党卫队队员也从没经历过。他们从前是偶尔杀人，现在却是连续杀人。组织大规模谋杀成了这些人的日常工作。

许多集中营党卫队队员都根据新要求与时俱进。他们自诩的政治军人形象——这是他们集体身份的根基——帮助他们将杀死手无寸铁的人美化为与“犹太-布尔什维克”敌人英勇作战；在铁丝网内继续纳粹的灭绝行动，这就是他们为东线战争做出的贡献。关于苏联暴行的传闻也进一步鼓励了这样的想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纳粹就开始在国内图文并茂地宣传布尔什维克犯下的野蛮罪行。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也告诉自己的部下，苏联“人民委员”是凶残顽固的反抗分子，对德国士兵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同时表扬党卫队刽子手为祖国做出巨大的贡献。[184]纳粹领导层能放心将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自己，这种想法一定让集中营党卫队的许多杀手充满了骄傲和使命感。[185]

除了思想上的因素之外，在集中营这间恐怖戏院中，处决行动给了党卫队刽子手们一个向同事们展示自己的舞台。参与大规模屠杀被一些党卫队队员简单看成“射击比赛”，甚至被视为性格测验。那些一往无前通过测试的人会得到同僚的尊重和上司的赞扬。就像德国空军飞行员向其他士兵吹嘘自己击落过多少架敌机一样，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会炫耀自己杀死了多少“人民委员”。[186]一些党卫队队员还通过嘲笑死者，侮辱他们的尸体来展示自己的冷血。党卫队的幽默毫无道德底线。在达豪的靶场上，曾有一名党卫队队员一边用长木棍指着一名被杀的苏联囚犯的生殖器，一边朝他的同事喊道：“瞧这儿，还立着呢！”[187]

不过，还有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对屠杀不大适应。有的人害怕感染，因为许多人怀疑苏联“人民委员”携带可怕的病菌。党卫队那些射脖子的刽子手都会穿上防化服，戴上塑料面罩。不过即使有这么多的防护措施，许多人还是感染了从战俘营传来的斑疹伤寒。一名分区主管甚至因此丧命。[188]许多党卫队队员对整个行动是否正义心存怀疑。一名没直接参与屠杀的萨克森豪森官员警告说，红军将会处决德国士兵以示报复（国防军官员们都有这样的担心）。纳粹集中营内的屠杀是错误的，他在1941年秋天对老囚犯哈里·瑙约克斯说，屠杀意味着德国已经输掉了战争，至少在道德层面上。而在靶场和刑房，一些杀手因受不了屠杀的场面而晕倒、崩溃（东部占领区的特别部队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其他人则不愿意参与屠杀，甚至试图抽身。当上司宣布下一轮处决的杀手名单后，这些人不是迟到就是在行刑队集结时溜号。[189]

但做正确的事很难。集中营是个颠倒的世界，那些勇于挑战屠杀现状的人被视为懦夫。几名不情愿行刑的人在狂热同事们的压力下屈从，这种团结将集中营党卫队逐渐变成一个庞大的犯罪集团。队员的任何一丝犹豫都会被其他人逮住。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威廉·舒伯特就曾经公开嘲笑另一名党卫队分区主管是个“湿毯子”（扫兴的人），因为后者杀的俘虏较少。那些想要完全逃避杀戮的党卫队队员会遭到更严重的讥讽，被嘲笑不是男人，这些人最后往往会屈服。他们对于耻辱的恐惧战胜了杀人的恐惧。没有人想被视作“软老二”，一名萨克森豪森杀手后来说道（他使用了这个叫法）。[190]如果社交的压力不能使人屈服的话，党卫队官员们还会用其他方式迫使不愿杀戮的队员屈服。[191]只有极少数人能顶住压力，却将面临惩罚。[192]二级小队长卡尔·芒德莱恩（Karl Minderlein）自1933年起便是达豪党卫队的一员，他坚持拒绝参与行刑。与指挥官激烈对峙之后，党卫队法庭判处这名不服从命令的党卫队队员监禁；他在达豪被隔离监禁了几个月，然后于1942年夏天被调到东部前线的犯人连。[193]

集中营党卫队的高官们很清楚，许多杀手对杀人十分纠结，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就担心部下可能会在处决犯人时“受到伤害”。[194]屠杀苏联“人民委员”时，党卫队领导本可以将任务交给少数职业的刽子手（就像他们后来在奥斯维辛毒气室所做的那样），但他们尽可能多地让指挥参谋部成员参与。“几乎所有分区主管都参与其中。”一名萨克森豪森党卫队队员在战后承认说，他们会轮流前往刑房执行射脖子的任务。另外一名杀手作证：“每个分区主管都参与了，每次他们扮演的角色都不同，有时候通过细缝开枪杀人，有时扮成医生，有时清扫血迹或是干别的。”[195]通过这种方式，杀人的负担被分散了，许多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的手上都沾了血。这种同谋经历让杀手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也让脱离这个团体变得更加困难。

为了让杀手们忘却这些毛骨悚然的经历，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们会定期举行晚间活动。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一天漫长的屠杀结束之后，领导们会说：“来吧，咱们一起找点儿吃的。”然后直奔党卫队食堂。食堂已经准备好了如炸猪排配炸土豆这样的美食。[196]免费的杜松子酒和啤酒则更受欢迎。[197]酒精从最开始就是集中营内暴行的帮凶。这里的美酒总是喝不完，尤其是那些年轻人和没结婚的底层人员，他们在食堂中度过了许多闲暇时光。在工作日，午餐和晚餐（直到深夜）都有酒，周日则是全天供应。[198]酒精不仅助长了暴力，也排解了暴行之后的烦忧。跟东部前线的纳粹杀手们一样，屠杀苏联战俘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靠酒精来麻痹自己的良心。[199]但一些杀手无论怎样努力仍然无法泯灭自己的良知。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马克斯·霍曼（Max Hohmann）就是一位不大情愿的杀手，在一次喝醉之后，他曾经问一名政治犯自己看起来像不像个谋杀犯。当囚犯回答说不像时，霍曼却说：“但我就是！”并坦白了自己杀人的事。[200]

为了鼓舞行刑者们的士气，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向他们许诺了金钱和荣誉。为了表示祖国对他们的感谢，集中营督察组在1941年11月下拨了一笔一次性的奖金。比如，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杀手们就平分了一笔600德国马克的奖金。同一个月，集中营督察组还向各个集中营询问所有“参与处决的党卫队队员”的名字，给他们颁发军事勋章。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眼中，那些射苏联战俘脖子、执行毒气或注射死刑的人都应该因他们的勇气而受到嘉奖。他们被授予二级战功佩剑骑士十字勋章，这一荣誉原先只有集中营指挥官才能获得。[201]

刽子手们得到的最高奖励是去国外度假，这对大部分党卫队队员来说是无法想象的奢侈行为。他们的目的地是意大利。1942年春天，20多名萨克森豪森的杀手启程去南部旅游；几个月后，达豪的杀手们也走了同样的线路，前往卡普里岛。杀手们用党卫队的方式庆贺；一些萨克森豪森的看守喝醉之后将酒店的房间糟蹋得不成样子，造成了相当大的破坏。而在小城索伦托（Sorrento），这些人抽出时间为一本德国杂志当了模特，其中一幅照片后来还上了杂志的封面：一位意大利女郎跳着塔朗特舞，背景是几名萨克森豪森分区主管放松地瘫坐在柳条椅上。这些人穿着全套制服，戴着帽子和黑色皮手套，还挂着装饰性的佩剑。不过，即便是阳光明媚的假日也不能让所有杀手忘掉烦恼。在回程的路上，至少有一名萨克森豪森杀手向同事承认，自己仍然被噩梦困扰，梦见被杀掉的战俘。[202]最终事实证明，大规模屠杀远比一些党卫队队员想象的难。在与无助、裸体的受害者们面对面时，他们发现自己很难成为毫不留情的政治军人。[203]

即便如此，谋杀行动大体上仍按计划进行。党卫队队员偶尔的疑虑和普通囚犯对谋杀不断增多的了解都没有造成真正的阻碍。几周之内，消息灵通的囚犯就知道发生了什么。集中营洗衣房的审头们接到了一车车的苏联军人的衬衫、大衣和制服；而在火化场帮忙烧尸体的审头则在骨灰中发现了苏联勋章和硬币。[204]屠杀很快成了集中营内公开的秘密。“我们都被这些大规模屠杀搅得心烦意乱，据说已经死了一千多（红军士兵），”萨克森豪森的政治犯于1941年9月19日在一份秘密记录中写道，“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办法帮助他们。”[205]囚犯们又一次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他们也为自己的命运担心。现在党卫队已经开始在集中营内实施大规模谋杀，下一个会轮到谁呢？萨克森豪森的共产党审头鲁道夫·文德利希后来回忆，没过多久，所有囚犯都“感到愤怒和无力，同时也被恐惧和抑郁笼罩”。[206]与此同时，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把对大规模灭绝的首次尝试视为一次胜利，很快便展开了规模更大的暴力与屠杀计划。

致命的乌托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对希特勒的世界观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希特勒被写成一个疯子和机会主义者，没有人关注他的核心信念。虽然希特勒写过一些杂乱无章的文章，发表过许多演讲，还在午餐和晚餐时滔滔不绝地发表长篇大论，但从没形成系统性的思想。至于他的观点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第三帝国，如今学界仍在争论。不管怎样，希特勒显然有强大的政治信仰，引导他塑造理想中的新德国。[207]

希特勒的世界观里除了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疯狂的仇恨之外，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信念——德国必须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否则将无法生存。希特勒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已经下定决心，那时他只不过是政坛里的一个无名小卒。他坚信德国需要扩张，德国的未来在东方，特别是在苏联，因为那里有广袤的土地和丰富的农业资源。希特勒一生中都未曾放弃过这一目标。即使在1945年4月自杀前不久，躲在被轰炸的帝国总理府花园下的地堡里，希特勒依旧狂热地谈论着在东方获取生存空间的任务。[208]

回到1941年夏天，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后不久，希特勒的梦想似乎已经近在咫尺。德国已经要取得对苏联的全面胜利，至少看起来是这样；在一个月内，国防军已经渡过了第聂伯河，攻下斯摩棱斯克，基辅也已经触手可及。在1941年7月16日的一次最高级会议上，希特勒描绘了他的愿景。苏联在欧洲的全部领土都将在德国的掌控之中。他说：“我们必须将新获得的东部领土变成伊甸园。”[209]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幻想着德国在东方的辉煌未来。他的脑海中一直在规划这片新的疆土，畅想他要修建的乡镇城池。希特勒想象在未来三百年内，这片广袤无垠的空旷土地将会变成花团锦簇的风景。德国统治者住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奴役着留下的斯拉夫人，巨大的交通网络贯穿全境。希特勒在1941年9月私下里叹息说：“如果我能说服德国人民，让他们明白这个空间对未来意味着什么就好了。”[210]

开拓东部

有一个人不需要希特勒说服，那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也沉迷于生存空间的想法。在1939年秋天德国战胜波兰后不久，他便与朋友汉斯·约斯特（Hanns Johst）一同游览了这片新攻下的领土。汉斯·约斯特后来写道，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年轻时曾学过农业，他跳出车子，望着田野，捧起了一把泥土。“我们现在像古代的农民一样站在这里，朝对方笑着眨了眨眼睛。现在这些都是德国的领土了！”[211]希姆莱把殖民这片土地当成自己的工作。希特勒在1939年秋天要求他通过大规模转移人口来“建设新的德国定居点”，用德国人替换危险的“外国族裔”。[212]希姆莱谨遵希特勒的指示，在一个新的大型组织的支持下，他监督着将数十万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野蛮地遣送到东部，同时往波兰西部占领区注入了大量的德意志裔人。[213]

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希姆莱立刻在占领区开始宣告自己的主权。作为纳粹恐怖机器的首脑，希姆莱负责这片新占领区的警务工作。[214]而作为德意志民族强化委员会的帝国委员，他努力用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改造这片土地。1941年6月24日，德国入侵仅仅两天之后，希姆莱就要求他的总设计师康拉德·迈尔（Konrad Meyer）教授为“东部的新定居点”绘制蓝图。[215]希姆莱的部下们开始实施所谓的“东部整体规划”，该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变得无比宏大。其目标是改变整个东欧的面貌。党卫队设计者们并不是想美化，而是彻底地屠戮，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将广大地区德国化，将数千万平民流放、奴役和杀害。[216]

德国未来的殖民计划需要巨量的建设工作。这简直是为奥斯瓦尔德·波尔带领下不断扩张的党卫队经济量身定做的任务。到1942年初，希姆莱已经让波尔负责东部所有和平时期的建设项目，这是一项宏大的任务，包括在曾经属于苏联的土地上建立几十座新基地。[217]时间回到1941年12月中旬，波尔向希姆莱递交了战后在德国境内和欧洲占领区的整体建筑规划方案。预估的成本高达130亿德国马克，其中近一半的预算是为了在苏联之前的领地上建立党卫队和警察的设施。但在1942年1月，希姆莱否决了这些计划。不是因为项目太荒谬，而是因为太保守了。思维还要更远大，希姆莱教育波尔，要创建“庞大的殖民地，我们要用这些把东方变成德国的”。在希姆莱的坚持下，纳粹的建设计划在接下来几个月被修改得越来越庞大。[218]

预计大部分的建设工作由集中营犯人承担。在党卫队领导们的脑中，这在经济上十分划算。希姆莱提醒波尔，战争给德国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在战胜之后需要精打细算。不过，党卫队的计划也不能拖延。希姆莱的解决方案很简单：提高集中营采石场和砖厂的产量以供新项目使用，成本就可以降下来。[219]这种预期是殖民狂喜和种族灭绝的乌托邦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党卫队从最高层到基层士兵都是这样想的，比如毛特豪森的一级小队长就命令囚犯们给一座克里米亚的城堡画详细的蓝图。[220]像所有狂热分子一样，党卫队信徒们希望尽快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虽然他们最有野心的计划在战后才开始，但这些人觉得建设工作应该立刻展开。毕竟他们认为胜利已经近在眼前。因为囚犯是计划的关键，所以党卫队开始改造集中营体系。

毫无疑问，党卫队领导对强制劳动越来越重视。首先，他们展开了对集中营劳动体系的阶段性调整。1941年9月底，碌碌无为的囚犯劳动局——这是一年前由波尔领导的党卫队预算和建筑办公室设立的，连带着办公室派驻各集中营的地方代表，也就是所谓的劳务长（Arbeitseinsatzführer），都被直接纳入了集中营督察组。虽然这项举措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就像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说的，它体现了集中营党卫队越来越具备“重大的远见，肩负起关键的经济和战争任务”。[221]

党卫队领袖主要关注的不是组织形式，而是囚犯本身。希姆莱开始对他们的培训上心。党卫队此前教授囚犯们技能的计划并不太成功。现在希姆莱想要组建一支囚犯工匠大军。1941年12月初，他命令波尔将至少15000名集中营的囚犯培训成石匠和砖匠。希姆莱还补充说要在战争结束前完成这项任务，如此一来囚犯就可以参与“即将展开的大规模建筑工程”，比如希特勒宏伟建城的计划，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开始，它就一直是党卫队经济的主要推动力。[222]不过希姆莱的目光已经从重新建设德国移到在东部占领区扩张，而后者需要更多的囚犯劳动力。因此训练囚犯成了希姆莱和其他管理者脑海中的第一要务。一名集中营督察组的高官在1941年底称：“任何一名健康的囚犯都必须成为一名有一技之长的工人。”[223]就像希姆莱其他心爱的计划一样，这个计划最终也成了一场白日梦。培训需要良好的待遇、充足的食物，以及合理的居住环境，而这些跟集中营的情况简直是天渊之别。如果希姆莱的计划能够实现，那集中营就不是集中营了，没有一位党卫队管理者愿意考虑这一点。无论如何，单单对囚犯展开培训远无法满足党卫队建设计划的需要。党卫队领导真正想要的是大量的新奴工。

成为奴隶的苏联人

当设计师们在重新绘制欧洲的蓝图，将各个国家都翻个底朝天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强制劳动的问题上也没有克制。他畅想自己的大集中营里装满了奴隶，以此实现他宏大的愿景；东部的新殖民地将建在集中营囚犯用血汗浇灌的土壤上。1941年9月时希姆莱有了一个主推的想法，他的目光落在了苏联战俘身上。[224]当时，苏联囚犯的供应源源不断，似乎永远不会枯竭。许多人已经落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还有更多人即将被捕获（到1941年10月中旬，国防军俘虏了300多万人），希姆莱将他们视为取之不尽的资源。纳粹领袖原先禁止让这些人投入德国的军需生产，所以他们通常闲置在国防军手中。等到1941年夏末，对于苏联战俘的隔离政策有所松动时，希姆莱看到了机会：为什么不挑些人关进集中营，把他们当作强制劳工压榨呢？[225]

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希姆莱迅速行动起来。[226]1941年9月15日，希姆莱与最亲密的心腹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以及奥斯瓦尔德·波尔讨论了自己的计划；当天他或许还把计划告诉了集中营的教父特奥多尔·艾克。第二天早晨，他又给波尔打了个电话；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对话的具体内容，但希姆莱的笔记透露了计划的规模：“将10万俄罗斯人收进集中营。”[227]这个数字十分可观，但希姆莱很快又将它翻了一番。在党卫队的栏板上，一个激进的计划往往很快就被另一个更激进的计划取代。到了1941年9月22日，当希姆莱与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会面时（格吕克斯在几天前被简单告知了这项计划），希姆莱想要集中营接收20万战俘。[228]与德军最高统帅部的谈判已经在进行中，双方很快就达成了协议：9月底，军队同意给希姆莱10万苏联战俘。[229]看起来，党卫队全国领袖轻而易举便以极快的速度完成了自己的最初目标。

在和军队的谈判结束前，集中营党卫队就已经开始为苏联士兵的拥入做准备。希姆莱决定让一些现有的集中营吸纳部分囚犯。1941年9月15日，就是他同海德里希、波尔、艾克谈话的同一天，集中营督察组给各集中营的指挥官发了一封紧急电报，询问各自的集中营可以容纳多少战俘。原计划是将战俘安置在简陋的新营房中，但为了加快速度，地方党卫队也腾出了一些其他囚犯住的老营房。到了1941年10月，诺因加默、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格罗斯-罗森、萨克森豪森、达豪、毛特豪森都匆匆为战俘们划定了特殊区域，跟营区内其他地方隔开，挂有类似“战争劳动营囚犯”的标识。其中，毛特豪森的规模在战前德国的边境内算是最大的。[230]

不过，大部分苏联战俘有别的去处。党卫队设计师们决定在波兰占领区建两座新的大型集中营。第一座建在卢布林（Lublin），位于华沙东南约100英里外，后来被称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以北边的迈丹塔塔尔斯基地区（Majdan Tatarski）命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波兰总督府的第一座集中营。在占领波兰的初期，纳粹领袖们不同意在这里建集中营。就像总督汉斯·弗兰克在1940年5月跟德国警方高官们说的那样，这是多此一举：“我们地盘上的嫌疑人都会被就地正法。”但在1942年7月20日，希姆莱在巡视时选择在卢布林建立一座新的大集中营，以便将该地尽快转变成德国殖民地的前哨。不过，希姆莱的命令并没有立刻得到贯彻，也许是因为那时还不清楚囚犯们从哪里来。直到两个月后，希姆莱开口索取苏联战俘之后，党卫队才开始推进这项计划。1941年9月22日，汉斯·卡姆勒（Hans Kammler）博士下令在卢布林的郊区开工建营，他刚刚被任命为波尔领导的党卫队预算和建筑办公室的建设办主任。这座新营从1941年10月7日开工，预计可以容纳5万名囚犯；但马伊达内克的蓝图在画出来时就已经过时了。随着希姆莱对苏联战俘的胃口不断增长，马伊达内克预计要容纳的囚犯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到了1941年11月初，卡姆勒博士已经预计将有12.5万名战俘到来，而到12月初时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了15万。[231]

波兰占领区的第二座大型新营建在集中营党卫队掌控的地盘上。1941年9月26日，建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指令刚公布没几天，卡姆勒博士便下令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附近开工建设一座巨大的新营。1941年10月2日视察时，卡姆勒选定了奥斯维辛主营以西两英里处的一个地方作为建设新战俘营的地点。几天后，在指挥官霍斯的坚持下，选址稍有改动：新营将建在党卫队利益区中一个名为比克瑙的村子，这里所有的居民几个月前已经被迁走。1941年10月15日开始施工，跟建马伊达内克一样，党卫队设计师们的目标很高。1941年9月底，党卫队预计这里将有5万名囚犯，几周后上升为10万。[232]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比克瑙将会成为未来种族屠杀的中心。[233]这座新的次级营并不是为了谋杀犹太人而建，而是为了剥削数量巨大的苏联战俘、给德国争取生存空间而建。党卫队在一定程度上希望将奥斯维辛建设为一个殖民地的范本。更重要的是，为设立其他殖民地做准备。跟随着传说中条顿骑士团的脚步，党卫队将已经建成的最靠东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扩张的基地。[234]

出于相同的考虑，1941年底第三座新营在东欧占领区开建，地点在但泽附近一个名为施图特霍夫的小镇旁边。与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比克瑙不同的是，这里的营地已经建好了。德国入侵波兰后，施图特霍夫营由一支地方党卫队于1939年9月2日建立，以威慑当地民众。营地周围有茂密的森林、沼泽和运河。1940年初，党卫队曾短暂考虑过将该处变成一座集中营。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希姆莱没有同意。但在1941年秋天，他又改了主意。1941年11月23日星期日，希姆莱来这里视察，最终决定应该建立一座集中营。1942年初，他正式下达命令。[235]按照设计，这座新营将为但泽和西普鲁士地区的德国殖民地提供劳动力。因为该方案远没有马伊达内克和比克瑙那么庞大，所以希姆莱打算送来的苏联战俘数量也比另外两座集中营少；1941年底，他提议送2万人。这座新营区的设计方案在柏林如期制订完成，并于1942年3月初送至施图特霍夫，此时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已经开始动工了。[236]

希姆莱针对苏联战俘的宏伟计划值得我们深思。他在1941年秋天的提议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对集中营体系最为深远的一次改变。希姆莱期望囚犯数量能有一个巨大的增长。当时整个集中营系统总共关押了不到8万囚犯，而他想要再关20万甚至更多人进来。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将会在巨大的新营里工作，这些新营区将比现有的集中营大很多。奥斯维辛的主营区（关押了1万人，是当时最大的集中营之一）和比克瑙的附属营区相比黯然失色。[237]而随着大量苏联战俘被送往波兰占领区的新营，整个集中营体系的天平也迅速向东方倾斜。对东方的重视也点明了集中营的一个新作用：为新的生存空间而殖民。让囚犯们进行生产劳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让他们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也不是。但1941年秋天的计划却是相当不同的。希姆莱希望能在党卫队的监管下，强制大量囚犯劳动，完成纳粹一项重要的建设计划。集中营将会发展，党卫队经济将会发展，德国将会发展。希姆莱觉得自己再一次为党卫队和国家做了一件好事。

集中营坟场

1941年10月7日，一列货运火车驶入奥斯维辛主营附近的车站，并慢慢停了下来。车内装的是2014名男人，他们是第一批被派往集中营进行强制劳动的苏联战俘。车门被打开了，脏兮兮、茫然不知所措的囚犯们蹒跚走出闷热的车厢，来到灯光下，迫不及待地大口呼吸着。其中包括来自莫斯科的28岁陆军中尉尼古拉·瓦西尔尤（Nikolaj Wassiljew）。“我们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他后来说，“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营。”党卫队的看守很快就给了他们答案：棍棒像雨点一样落在瓦西尔尤和其他人的身上，随之而来的还有党卫队的吼叫。一些人担心他们会被直接枪决。但党卫队要求他们脱光衣服跳到一个盛满消毒剂的大桶里。瓦西尔尤回忆那些“不愿意跳进去的人被棍打脚踢，逼着跳了进去”。消毒之后，骨瘦如柴的苏联战俘被迫赤着身子蹲在地上。[238]

新来的囚犯们还来不及喘口气，就在奥斯维辛看守的命令下徒步走向集中营。此时已经是寒冷的深秋时节，屋顶上都结了霜，地上还有残雪。苏联战士们走进营区时因为寒冷不停地打着哆嗦，更多的党卫队队员正等着他们。一些人拿相机对准战俘，拍照以作战利品。其他人则开始殴打囚犯，然后命令他们列队站好。然后是进一步的消毒，以及更多的暴力。但因为处理不当，反而使疾病滋生。“之后我们被赶到营房中。”尼古拉·瓦西尔尤回忆道。奥斯维辛新的战俘营区包括9座空荡荡的营房。“我们一直赤身裸体地过了好几天，”瓦西尔尤补充说，“我们总是裸着。”为了保持体温，囚犯们集体抱在一起。最虚弱的囚犯只能靠着墙，或是躺在水泥地上。[239]

接下来的几天有更多的囚犯来到这里，狭小的战俘区很快便人满为患。1941年10月7日到25日，几乎有1万名苏联战俘被塞进来，18天内就使奥斯维辛的人口翻了一番。[240]这一切都是希姆莱与军队协商的结果。9月底达成协议后，德军最高统帅部开始履行他们移交战俘的承诺。1941年10月2日，军方将2.5万名战俘送到第三帝国境内充当劳工；几天之后军方开始向集中营输送囚犯，其中大部分是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整个输送工作在月底完成了。还有另外2000名苏联战俘被送往位于波兰总督府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241]

迎接这些苏联囚犯的是炼狱般的环境。不仅在奥斯维辛，在萨克森豪森，他们也被塞进了空荡荡的营房。这里“没有床，没有铺，没有椅子和桌子，没有毯子”，本杰明·列别杰夫（Benjamin Lebedev）回忆道，他跟其他1800名苏联士兵在1941年10月18日被送进了萨克森豪森。“我们睡在地上，只能枕着我们的木鞋。”[242]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第一批到来的苏联战俘甚至不能住进营房，不得不在室外待了几天。第一晚据说就有200～300人死亡。[243]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因为没有足够的营房，一些苏联战俘也不得不睡在室外。为了能有个蔽体的遮挡，一些绝望的囚犯甚至在坚硬的土地上挖洞。[244]

按照希姆莱的计划，集中营党卫队很快强迫一部分战俘开始劳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苏联囚犯从1941年秋天起开始投入比克瑙新营区的建设工作。他们伐木、挖沟、拆除破旧的农房，将拆下来的砖头用于建造新营。俘虏们在滴水成冰的气温下徒手劳作，许多人都支撑不住死去了。“他们都冻僵了。”一名波兰地下党战士在秘密日记中写道。有的战俘在工作时被枪杀或殴打致死。当幸存者们拖着疲惫的身体从比克瑙工地回到主营区时，总会跟着一辆两轮马车，上面载着同伴的尸体。[245]

绝大多数苏联战俘都极度虚弱，完全不能工作。在弗洛森比格，1941年10月中旬来的1700名苏联战俘养了几个月才能出去工作。[246]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2500名苏联战俘中只有150人被派往采石场，而这150人也几乎什么都没有生产出来。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驻当地的办事人员在1941年12月中旬的时候抱怨说：“这些俄罗斯人身体状况太糟，几乎什么活儿都没法干。他们比最糟糕的囚犯还要糟糕。”[247]苏联战士们在德军的手中已经饱受折磨，来到集中营之前身体状况就已经很差了。“我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生病了，”尼古拉·瓦西尔尤回忆说，“我有肾脏感染、肺炎和痢疾。”在奥斯维辛挨过一周后，他被转移到一间为苏联战俘设立的医务室中，那里说是医院，但更像个停尸房。在这里几乎没有治愈的希望，囚犯护理员们甚至用厕纸当绷带给病人们包扎伤口。[248]

大部分苏联战俘都在逐渐走向死亡——所有集中营里都是如此。许多人是被饿死的，因为集中营党卫队将他们的口粮削减得比普通囚犯更少，几乎没给他们留下什么吃的。也许是集中营史上第一次，一些绝望的犯人开始吃人。在奥斯维辛，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以人类学家的眼光看待苏联士兵的垂死挣扎，就像此事与他毫不相干。“他们已经不再是人类，”他1946年写道，“他们成了动物，只关心怎样猎取食物。”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为了消遣，往战俘营里扔面包，看那些发狂的囚犯为每一块面包屑打到你死我活。[249]饥饿很快就引发了更多的疾病。[250]传染病也十分猖獗。到了1941年11月底，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半数的苏联士兵都饱受斑疹伤寒及并发症之苦。[251]

集中营党卫队在杀死生病、感染和体弱的苏联士兵时毫不犹豫，也许他们明白希姆莱同意这么做，以解决传染病和物资短缺的问题。[252]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尼古拉·瓦西尔尤病好之后就留在医务室工作。他目睹了党卫队在1942年初大规模筛选战俘的过程。党卫队队员坐在一张桌子后面，囚犯们必须脱光衣服，从党卫队面前跑过去。后者会把身体最虚弱的战俘挑出来。然后，受害者们一个接一个被带到手术室，接受注射死刑。[253]在其他集中营，党卫队也会定期杀害生病的战俘（他们也开始杀掉其他所谓的伤残囚犯）。比如1941年秋冬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应对斑疹伤寒的对策就是杀死大量苏联士兵；谋杀被视作控制疾病传播的最有效手段。[254]

即使这些苏联战俘都是来充当苦力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也会因政治因素处决他们。帝国中央安全局仍执迷于“人民委员”的威胁。1941年10月，战俘们刚被送进集中营几周，中央安全局便派盖世太保工作组到各个集中营，揪出隐藏在新来者中的假想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盖世太保检查了所有苏联奴工，选出了1000名“狂热的共产党员”和“政治上不能接受的（分子）”处死。集中营党卫队在1941年底将这些人或枪决或送进毒气室。[255]

被送进集中营当苦力的苏联战俘和被送来处决的苏联战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941年11月，海因里希·希姆莱甚至同意暂时免除“人民委员”死刑，不过前提是这些人能够工作。从此时开始，地方党卫队可以从被送来处决的战俘中挑出身强力壮的人去采石场工作。这些人不久之后也会死，但党卫队要在他们死前榨干他们最后一点儿力气。[256]这是“劳动灭绝”概念的早期表现，党卫队也考虑用相同的办法对待犹太人，最终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集中营内无数囚犯丧命。[257]

但这是后话。回到1941年秋冬两季，集中营党卫队几乎没从集中营的苏联奴工身上榨取什么价值。但死亡人数触目惊心。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到1942年1月中旬，2000名苏联战俘中几乎无人生还。[258]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写道：“年轻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大约80%的人——约7900名甚至更多囚犯——在1942年1月前死亡，这时距他们刚到奥斯维辛仅仅过去了不到三个月。最严重的一天是1941年11月4日，奥斯维辛一天之内有352名苏联战俘死亡。[259]1941年底苏联战俘的大规模死亡并不局限于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据说将近30%的战俘在刚来的第一个月内就死了（其中不包括被射脖子处决的“人民委员”）。[260]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2500名苏联战俘中只有89人到1942年1月25日时还活着。[261]

当时，地方的集中营党卫队更多地将前所未有的高死亡数字视为一个后勤问题。奥斯维辛集中营就是如此，这里死去的苏联奴工数量比其他任何集中营都多。一开始，奥斯维辛党卫队很难识别死者的身份，因为军队标牌在混乱的战俘营中经常遗失，而写在身上的标号也很快模糊得无法辨识。为了避免搞错身份，党卫队采取了一个新办法。从1941年11月起，苏联奴工的编号被烙在他们的皮肤上。党卫队把一个特别的金属印章烙在囚犯的胸口上，然后把墨水抹到伤口上，渗入皮肤。囚犯们因为身体太虚弱，根本站不住，党卫队便把他们抵在墙上，唯恐他们在烙章的时候瘫倒。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刺青就此诞生，后来这一举措被广泛用在集中营内大部分囚犯的身上（虽然有的集中营曾经用过油墨印章，但没有任何一座集中营使用刺青）。[262]

奥斯维辛党卫队还找到了处理尸体的新方法。主营内现有的火化场无法烧掉所有的战俘尸体，整个营里到处都有尸体，还越堆越高，结果腐烂后的尸臭传遍了整个集中营，并开始向外散发。1941年11月11日，新上任的奥斯维辛建设办公室主任卡尔·比朔夫（Karl Bischoff）给德国的集中营熔炉供应商去了一封电报：“急需第三座焚化炉。”因为新炉还需要几个月才能装好，所以党卫队决定将尸体丢在比克瑙新挖的壕沟中，而挖沟的是还活着的战俘。比克瑙成了埋葬苏联士兵的巨大坟场。[263]

希姆莱的挫败

1941年秋冬时节，在希姆莱狂妄的计划和集中营里的现实之间出现了一道巨大的鸿沟，希姆莱设想通过剥削大批苏联战俘，为德国建立庞大的殖民地；但集中营里只有死亡。就连一些党卫队队员也发现了党卫队政策的矛盾之处。萨克森豪森一位官员的提问更是很好地总结了所有人的困惑：“所以这些人到底是来这里送死还是工作？”[264]作为“劳动灭绝”的提倡者，希姆莱的回答可能是“两者都有”。但对于1941年10月作为奴工来到集中营的苏联战俘来说，党卫队只做到了其中的一点；战俘们确实被消灭了，但大多数人死的时候并没有被压榨殆尽。帝国中央安全局警告集中营党卫队不要混淆来“做苦役”的战俘和要被“处决”的战俘。[265]但并非所有的地方党卫队都能分清其中的区别，毕竟纳粹的宣传早已将苏联战俘定义成危险的次种人类。[266]

因此苏联战俘们的死亡还在继续。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分区主管马丁·克尼特勒（Martin Knittler）是射脖刑房出身的经验丰富的刽子手，1941年11月的一天，他得知有9名苏联奴工在当天死亡，他的反应是：“什么？今天才9个？我们得加把劲儿。”然后，克尼特勒命令其余刚刚洗完澡的苏联士兵到营房外面，在冰天雪地中站了几个小时。第二天有37人死亡。[267]像克尼特勒这样的党卫队队员认为谋杀对经济有好处。按照纳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党卫队在集中营创造的恶劣条件正是为了优胜劣汰；那些活下来的苏联士兵肯定是最合适也最皮实的劳动力。[268]

奥拉宁堡的党卫队领袖们很清楚针对苏联奴工的屠杀。但里夏德·格吕克斯和他的部下既不惊讶也不阻止。[269]事实上，他们还加剧了集中营内的死亡氛围。在准备建设新营时，阿图尔·利布兴切尔从一开始便非常凶残。他在1941年9月中旬宣布，苏联战俘必须住在“最原始的环境里”。[270]他话中的意思在1941年10月中旬绘制完成的比克瑙新营的方案中得到了明确的体现。疾病和死亡也被设计到了方案之中，12.5万名苏联战俘将被塞进174座营房里，每名囚犯占有的空间面积大约只有棺材那么大。7000名囚犯共用一个厕所，7800名囚犯共享一个盥洗房。这些配比标准跟集中营的常规设计标准比起来差多了。但在那些和希姆莱一样将苏联战俘看作“人类动物”的党卫队设计师眼中，这标准刚刚好。[271]

乍一看，苏联战俘在1941年底的遭遇令人困惑：为什么这么多来到集中营当奴工的人却被推进坟墓？但从党卫队的角度来看，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只有苏联奴工的生命有价值的时候，死亡才会引发担心。但他们的生命没有价值。集中营党卫队对战俘的忽视和谋杀背后存在这样一种观念——1941年10月来到集中营的2.7万名苏联士兵只是先头部队；更多的苏联战俘会相继而来，接替死去的人。带着纳粹特有的那种自大，集中营党卫队以为苏联战俘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272]

但后补梯队并没有到来。在党卫队向军队索要苏联战俘后不久，希特勒果断介入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他在1941年10月31日下令，要求将大批的苏联战俘投入军需生产。很快，在国家和私营企业的迫切需求面前，党卫队只好靠边站。另外，新俘虏的人数远比预期少。国防军再也没有能像巴巴罗萨计划初期时一样捕获那么多的俘虏。希特勒那些自命不凡的将军所预言的闪电战最终变成了无止境的消耗战。德军止步于莫斯科之外，苏联随后在1941年12月展开了第一次大规模反击。到了那时，拜国防军战俘营恶劣的环境和对“人民委员”无情的猎杀所赐，大部分苏联俘虏已经死亡或是濒临死亡。[273]希姆莱想象中汹涌的苏联俘虏大潮从未冲到集中营。

因此，希姆莱扩张集中营系统的宏图伟愿——把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的新集中营作为关押苏联士兵的主要基地——没能实现，至少和他预期的不同。1941年12月19日，党卫队建设办主任汉斯·卡姆勒给希姆莱去了一封信，客观地向他汇报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两座集中营的建设进度。卡姆勒虽然尽量保持乐观，但还是承认两座预计各容纳15万人的集中营，其建设进度已经远远落后于原计划。目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只建起了26座营房，而比克瑙只有14座。除了零度以下的气温和缺少建筑材料以外，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劳动力。根据1941年秋天的计划，建设项目主要依赖大量拥入的苏联战俘。但目前为止，到手的战俘对党卫队毫无用处。卡姆勒承认，让战俘给自己建营房的计划必须放弃，因为囚犯们的“身体状况非常糟糕，现在让他们做任何劳动都是不可能的”。[274]

最终，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从未发展成强制劳动的中心。临时营区到1942年夏天时距离完工依然遥遥无期。那里只有2座给党卫队看守住的营房，瞭望塔也没建好，营区内四处散落着建筑材料。[275]马伊达内克也远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大多数时候，它关押的囚犯数量在1万到1.5万之间，这里面没有一个人为德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打基础。[276]比克瑙的进度也很慢。直到工程启动半年之后，也就是1942年3月，比克瑙才初步落成，幸存下来的苏联战俘才从奥斯维辛主营区被转移到这里。这些苏联士兵的数量还不到1000人，其中大部分人很快就死了。1942年4月中旬，一名刚刚从斯洛伐克（此时是德国的傀儡国）被送到这里的年轻犹太人看到最后残存的苏联士兵“处于极度被忽视的状况”，住在“没完工的工地上，没有任何遮风挡雨的东西，正在快速走向死亡”。[277]

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一次尝试使用苏联奴工的努力最终惨淡收场。集中营没有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反倒因为苏联战俘的到来兴起了新一轮的屠杀。1942年春天，剩余的大部分战俘营区被关闭，剩下的人被正式归为集中营的囚犯。此时，1941年秋天来集中营服苦役的2.7万苏联战俘中只剩下不到5000人。[278]其中一名幸存者正是尼古拉·瓦西尔尤，他在1942年3月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转移到了比克瑙。当战后被问到其他同志的下落时，瓦西尔尤直白地回答：“被枪毙了。在工作时被杀。饿死了。病死了。”[279]

盘点

回顾1941年底到1942年初的集中营，二战的爆发让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虽然它们还是集中营，但整个系统在其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1942年初有13座主营，而不是此前的6座，其中有4座建立在纳粹新占领的欧洲土地上：奥斯维辛集中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和纳茨维勒集中营。[280]囚犯数量也大幅提升，从2万多人增长到8万人左右。大部分新增的囚犯都来自德国刚刚占领的欧洲国家，其中以波兰和苏联为主。1939年时，集中营的囚犯们也许已经以为情况不能更糟了，但很快就越来越糟。纳粹的恐怖在战争期间进一步升级，无论是在集中营内还是营外。营内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和党卫队部署的武器就是最好的证明。到了1942年，集中营党卫队已经实践过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杀人方式：打死、吊死、枪杀、饿死、淹死，还有用毒气和毒药毒死。

1941年是关键的一年，集中营从战争初期的恶劣条件转变为大规模灭绝，开发了双重功能。从前，集中营党卫队是剥削、虐待和杀死个别囚犯。但现在集中营成了系统性谋杀的地点，核心的计划是杀死病弱囚犯和苏联“人民委员”。以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座党卫队的模范营为例。1941年间，平均有1万名囚犯被关押在这里。这里的每一天对他们都是折磨——强制劳动、操练、拥挤不堪的营房、饥饿、疾病和极端的暴力。死于营养不良和疾病无比寻常，尤其是对犹太人和波兰人来说。不过，集中营党卫队并没有计划杀死所有的囚犯，大部分人仍活了下来。[281]但对于数万名苏联“人民委员”来说正好相反，他们在1941年9月到11月间被送进集中营，很少有人能活过几天；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就是针对这些人的灭绝营。

随着种族大屠杀进入集中营系统，系统性的大规模谋杀在1942年变成了种族灭绝。但这个改变并非凭空出现。令人惊讶的是，在党卫队跨过最终的门槛，展开种族屠杀之前，大屠杀的许多结构性元素已经逐渐出现在了集中营里。这些元素包括直接将受害者们送去处决；紧凑的运输时间表；用假的淋浴间和假的医生办公室掩饰大规模谋杀；使用包括齐克隆B在内的毒气；建立新的火化场，并不断改建、维修、扩大，以跟上处理死人的需求；不断清除囚犯中“不适合工作的”人；在受害者死后冒犯他们的尸体，拔下金牙。所有这一切在纳粹大屠杀开始之前就已经产生。甚至对抵达的囚犯进行筛选——将体弱的人直接杀掉，剩下的人送去劳动，直到被折磨死——也在1941年秋天，在苏联“人民委员”身上试过了。简单来说，大屠杀的核心机制在1941年底就已经建立——像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已经做好了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准备。

但是，对于病弱囚犯和苏联战俘的大规模谋杀并不是种族大屠杀的预演。如果这样解读，就成了由后往前倒推历史。这些杀戮的背后有各自可怕的逻辑，那时还没有考虑专门谋杀犹太人。确实，当早期谋杀计划于1941年春夏开始的时候，纳粹政权还没决定要立刻消灭欧洲犹太人，并将此当作一项国家政策。1942年前，没有一座集中营被指定为大规模杀死犹太人的地点。直到纳粹领袖们做出那个引领党卫队集中营和第三帝国进入历史新阶段的重大决定之后，集中营向大屠杀中心的转变才全面展开。

[1] Mennecke to his wife，letters of April 2，4，5，and 6，1941，in Chroust，Mennecke，183-85，192；ibid.，1-14；Kersting，Anstaltsärzte，286-96；Ley and Morsch，Medizin，309-10；Klee，“Euthanasie，” 226；idem，Was sie taten，301（n.19）；Burleigh，Death，222；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1469-PS.

[2] Quotes in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4，1941，in Chroust，Mennecke，185. See also ibid.，185，191-96；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7. 196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庭判处黑博尔德终身监禁，他于1975年死在狱中；Klee，Personenlexikon，234-35。

[3] Quotes in AS，P 3 Hüttner，Johann/1，part 1 and 2，Interview J. Hüttner，n.d.（20世纪70年代初；感谢Monika Liebscher提供此文件）；BStU，MfS HA IX/11 ZUV 45 Bd. 1，Bl.362-64：Vernehmung O. Hebold，October 23，1964，Bl.363。See also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41；Naujoks，Leben，247-49；Ley and Morsch，Medizin，317.

[4]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7；Naujoks，Leben，247-48；AdsD，KE，Büge，Bericht，n.d.（1945-46），141.

[5] Quote in BStU，MfS HA IX/11 ZUV 45 Bd. 1，Bl.358-61：Vernehmung O. Hebold，August 12，1964，Bl.360. See also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1941，in Chroust，Mennecke，195.

[6] Naujoks，Leben，248-49，quote on 249；Ley，“‘Aktion，’” 235（n.16）；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27. 感谢Astrid Ley提供这些遣送的日期。

[7]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1941，March 18，1942，in Chroust，Mennecke，195，335；BArchL，B 162/7995，Bl.271-304：Aussage F.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Bl.289-91.

[8] Quote in Friedlander，Origins，93. 详情参见ibid.，passim；Burleigh，Death；Schmuhl，“Bouhler”。

[9]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11（n.46）；In’t Veld，SS，323；Moors and Pfeiffer，Taschenkalender，244.

[10] 格吕克斯的指令见StANü，KL Buchenwald，Hauptabteilung I/5 to Koch，October 28，1940，ND：NO-2102。秘密警察说达豪关押的是老囚犯和部分能在种植园工作的囚犯；IfZ，RSHA，AE，2. Teil，Bl.204-205：Heydrich to RSHA et al.，January 2，1941。

[11] ITS，KL Sachsenhausen GCC 10/84，Ordner 93；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2，136；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1946，Bl.173.

[12] 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quotes on 35；ITS，KL Buchenwald GCC 2/191，Ordner 164，Transport nach Dachau，October 24，1940.

[13]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quotes on 252-53.

[14] 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

[15] Zámečník，Dachau，162-64，quote on 163（日记条目是1941年2月4日）。

[16] Quotes in 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35.

[17]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12.

[18] 很大程度上是集中营内恶劣的条件所致。另外，达豪党卫队部分推翻了格吕克斯将一些残疾囚犯送去其他集中营的指令；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35（n.19）。

[19]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5.

[20] Quote in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53.

[21] “累积式激进”一词，参见Mommsen，“Radicalization”。

[22] Goerdeler，“Zeit”（written in November 1940）.

[23] 希姆莱在1941年1月13日与布拉克谈论起“安乐死”（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07）。关于与鲍赫勒的讨论，参见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5。

[24] Friedlander，Origins，68，142-43；Berger，Experten，41，300-301.

[25]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7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41.

[26]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5.

[27] Quotes in August，“Auschwitz，” 72，citing notes by M. Grabner；StANü，WVHA to LK，March 26，1942，ND：1151-P-PS. See also ibid.，EE by Dr. J. Muthig，April 16，1947，ND：NO-2799；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22；HLSL，EE by Dr. W. Hoven，October 1946，ND：NO-429.

[28] StANü，Aussage W. Neff，December 17，1946，ND：NO-2637；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H. Schwarz，July 11，1960；ibid.，Vernehmung W. Leitner，October 17，1961；Zámečník，Dachau，215.关于名额，参见StANü，SlF to Kommandantur Gross-Rosen，December 16，1941，ND：1151-G-PS。

[29] 大多数的日期参见Ley，“‘Aktion，’” 235-40，修正与补充见Chroust，Mennecke，265-70，318-21。集中营的名单并不完整。根据1941年11月12日IKL的文件（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年底之前已计划好了T-4医生再访达豪、萨克森豪森、奥斯维辛、毛特豪森集中营的行程。至少毛特豪森之行看上去真的践行了；此外，T-4医生也计划在1942年初造访下哈根。

[30] 除了尼切和海德，其他医生还有门内克、施泰因迈尔、维舍、洛瑙尔、雷诺、罗伯特·米勒、施马伦巴赫、拉特卡、戈加斯和黑博尔德。关于个人细节情况，参见Klee，“Euthanasie，”227-29，242-43。

[31] 关于造访精神病院，参见Klee，“Euthanasie，” 242-48；Chroust，Mennecke，6。

[32]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19，1941，in Chroust，Mennecke，203-204；BArchL，B 162/7995，Bl.271-304：Aussage F.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Bl.296.

[33] 例子参见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185-86。

[34] 例子参见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0，1941，in Chroust，Mennecke，205。

[35] Quotes in HLSL，Meldebogen 1，ND：1151-A-PS.1941年夏天在布痕瓦尔德筛选时第一次用到了这种表格，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36] 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K. Zimmermann，February 25，1960；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6，1941，in Chroust，Mennecke，243；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5.

[37] Quotes in Mennecke to his wife，September 3，1941，and November 20，1941，in Chroust，Mennecke，199，205.估算来自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November 22，1941，in ibid.，195，222。因为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在T-4医生们到来前就完成了更详细的表格，筛选进一步加速；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

[38] 一些老囚犯被免于“安乐死”，参见Friedlander，Genocide，81。集中营内使用的T-4表格会问及战伤（HLSL，Meldebogen 1，ND：1151-A-PS）；因此，一些T-4医生会问囚犯是否受过伤；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H. Schwarz，July 11，1960；StANü，Aussage W. Neff，December 17，1946，ND：NO-2637。

[39]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7. 标准的“安乐死”表格，参见Klee，“Euthanasie，” 176。

[40] “安乐死”计划的流程也用于14f13行动（Friedlander，Origins，83）；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41] StANü，testimony Dr. Mennecke，n.d.，ND：NO-2635，pp.7，14.

[42] StANü，Pflegeanstalt Bernburg to KL Gross-Rosen，March 3，1942，ND：1151-J-PS.

[43] BArchL，B 162/1281，Bl.18-23：Vernehmung Walter M.，October 23，1964.

[44] NAL，HW 16/18，KL Flossenbürg to IKL，May 12，1942.

[45]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9-21，233，245，248-49，261，275；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ibid.，vol.26，718；Friedlander，Genocide，95-97；Trunk，“Gase，” 27-30.

[46] 这个观点参见Lifton，Doctors，419；Todorov，Facing，241。Lifton根据门内克的文件得出结论，但显然忽视了一些证据。关于类似的评论，参见Burleigh，Death，224。

[47] 门内克的信（以及给妻子的回信）重印于Chroust，Mennecke。他的唠叨最终给了他致命一击：战后，这些信件被当作呈堂证供，坐实了他的死刑。

[48]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8，1941，in Chroust，Mennecke，248.

[49] BArchL，B 162/7996，Bl.310-20：Vernehmung E. Mennecke，June 1-2，1960.

[50]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1，1940（错误记作1941年），in Chroust，Mennecke，177.

[51] Mennecke to his wife，December 2，1941，and November 29，1941，in ibid.，269，253.

[52] 1941年上半年，大约2000名囚犯死在了达豪集中营。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Kimmel，“Dachau，” 385.

[53] Mennecke to his wife，September 3 and 4，1941，in Chroust，Mennecke，197-200；Ley，“‘Aktion，’” 241（n.35）；BArchL，B 162/491，Bl.229-50：LG Limburg，Vernehmung W. Heyde，November 20，1961，Bl.244.

[54]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5.关于其他集中营，参见Kłodzinski，“‘Aktion，’”142，138。

[55] 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K. Krämer，August 27，1960.

[56]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7.

[57] “安乐死”计划，参见Friedlander，Genocide，89-96。

[58] Friedlander，Genocide，106-107.

[59]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2 and 4，1941，in Chroust，Mennecke，183，185；Bezirksgericht Cottbus，Urteil，July 12，1965，in Rüter，DDR-Justiz，vol.2，730.

[60] 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38.

[61] 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66；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62] Stein，Juden，110.

[63]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19-22，November 25，1941，January 5，1942，January 6，1942，January 12，1942，January 14，1942，in Chroust，Mennecke，202-10，221-27，236-41，284-90，312-16，318-30，quotes on 207，208（partially underlined in original）。See also Ley，“‘Aktion，’” 238-39；Strebel，Ravensbrück，323-36.

[64] 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明确将334名男囚（占男囚总数的42%）和810名女囚（占女囚总数的12%）交给了门内克；Chroust，Mennecke，205，208-209，222；Ley，“‘Aktion，’” 239（n.26，计算有略微的不同）。

[65] Quotes in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5，1941，in Chroust，Mennecke，237；Itzkewitsch to his son，June 29，1941，in Stein，Juden，107. See also ibid.，100-110；idem，“Vernichtungstransporte，” 39-40，43-45，49-50；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Kłodzinski，“‘Aktion，’” 139-40.

[66] Kłodzinski，“‘Aktion，’” 143-44；StAMü，StA Nr.34868/18，Vernehmung F. Eberlein，November 30，1961.

[67] Quotes in BArchL，B 162/7996，Bl.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Stein，“Vernichtungstransporte，” 50.

[68] 例子参见August，“Auschwitz，” 81-83。

[69] 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7，220；Kłodzinski，“‘Aktion，’” 141-42. 一名达豪的审头从遣送中努力救出了一些“残疾囚犯”，参见StAMü，StA Nr.34433，LG Munich，Urteil，December 30，1948。

[70] 1941年8月在哈特海姆被毒气处决的510名古森囚犯中，475人来自波兰或西班牙；ITS，ARCH/KL Mauthausen，Ordner 231。See also Maršálek，Gusen，15.

[71] Ley，“‘Aktion，’” 238.

[72] 在拉文斯布吕克，“反社会分子”占囚犯总数的4%，但在14f13行动中却占到14%（Strebel，Ravensbrück，302，332）。在萨克森豪森，1941年6月被带到索嫩施泰因的269名男囚中有115人被定为职业罪犯，这个比例远高于在囚犯总人数中的比重（Külow，“Häftlinge，” 194）。

[73] HLSL，Meldebogen 1，ND：1151-A-PS；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5-86. “犯罪”和“反社会”因素在T-4筛选中的影响力，参见LG Frankfurt a. M.，Urteil，May 27，1970，JNV，vol.34，196。

[74] Mennecke to his wife，April 7，1941，in Chroust，Mennecke，195.

[75] 1940年从其他集中营被送到达豪的众多残疾囚犯中，很多是犹太人。1940年9月从萨克森豪森送出的囚犯中几乎包含了原来营中近一半的犹太囚犯（Külow，“Häftlinge，” 198）。1940年10月24日从布痕瓦尔德遣送来的371名囚犯中有169名犹太人（ITS，KL Buchenwald GCC 2/191，Ordner 164，Transport nach Dachau，October 24，1940）。

[76] Friedlander，Genocide，263-83. 将可以劳动的犹太囚犯定为无业者，参见BArchB，NS 4/Bu 143，Unbeschäftigte，October 14，1940；ibid.，Unbeschäftigte，January 6，1941；ibid.，Unbeschäftigte，January 4，1941。

[77] BwA，KL Buchenwald，Transportliste，July 14，1941；ibid.，Transport II，July 15，1941；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July 6，1941.

[78] 参见注77。1941年7月中旬，在索嫩施泰因被毒气杀死的布痕瓦尔德犹太囚犯平均年龄超过50岁。

[79] Testimony Dr.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215-16，and BArchL，B 162/7995，Bl.271-304.门内克在1941年11月来到布痕瓦尔德时，预计要检查1200名犹太人（见注82）——当时营里大概有1400名犹太人，几乎是全部（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November 30，1941）。

[80] Longerich，Holocaust，219-304.

[81] 1941年11月，门内克出发前往布痕瓦尔德之前，他在拉文斯布吕克接到了一波令人迷惑的指令，这可能是14f13行动延期造成的；Strebel，Ravensbrück，324-25。

[82]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5，1941，in Chroust，Mennecke，243；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November 30，1941.

[83] Quote in Mennecke to his wife，November 26，1941，in Chroust，Mennecke，243.

[84] Stein，Juden，117；Schulte，“London，” 221.

[85] HLSL，LK Gross-Rosen to Pflegeanstalt Bernburg，March 6，1942，ND：1151-K-PS；ITS，OuS Archiv，1.1.5.1.，Ordner 679，Lagerarzt Buchenwald to Pflegeanstalt Bernburg，February 2，1942.

[86] 这与集中营党卫队有些分歧。在格罗斯-罗森，党卫队撤回了42名被T-4医生指定送去毒气室的犹太人，因为他们还能劳动；HLSL，LK Gross-Rosen to WVHA，March 26，1942，ND：1151-N-PS。

[87] Testimony Dr. Mennecke，January 16-17，1947，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215-16，and BArchL，B 162/7995，Bl.271-304.

[88] HLSL，ND：NO-3060；Hördler，“Ordnung，” 103.关于门内克的野心，参见给他妻子的信，April 7，1941，in Chroust，Mennecke，195。

[89] Quotes on photos in HLSL，ND：NO-3060.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325；Stein，Juden，117.

[90] Quote on photo in HLSL，ND：NO-3060. See also ITS，docs. 6891552-6891562；BwA，Nachtrag zur Veränderungsmeldung vom 12. März 1942.拉丁格是“二进营”。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938年6月，关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1939年8月被释放。但他在1940年6月再次被逮捕，1940年8月回到了布痕瓦尔德。

[91] Dates in Ley，“‘Aktion 14f13，’” 240；Römmer，“‘Sonderbehandlung.’”

[92] 死于14f13行动的人数：萨克森豪森至少269人，奥斯维辛575人，布痕瓦尔德571人，诺因加默295人，拉文斯布吕克大约1000人（估算，门内克在1941年11月和1942年1月检查了约1150名囚犯）。关于这些数字，参见Ley，“‘Aktion，’” 235-36，239-40。此外，格罗斯-罗森127人（HLSL，LK Gross-Rosen to WVHA，March 26，1942，ND：1151-N-PS），弗洛森比格209人（NAL，HW 16/18，KL Flossenbürg to IKL，May 12，1942）。还有达豪2013人，分两批遣送到哈特海姆（第一批的1452人在1942年1月15日至3月3日被遣送，第二批在1942年5月4日至6月11日被遣送，有561人；ITS，KL Dachau GCC 3/92 II E，Ordner 152，Invaliden-Transporte KL Dachau，May 18，1945）。有争议说，第二批从达豪的遣送其实不算14f13行动，因为包括达豪党卫队医生自己挑选的囚犯（Ley，“‘Aktion，’” 238）。这种说法似乎不成立，因为遣送的时候恰好是14f13行动主要开展的时期，而且达豪的第二轮T-4筛选也定在此时进行（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再则，14f13行动还杀害了毛特豪森的约1380名囚犯，他们分三批被送到哈特海姆，分别为1941年8月、1941年12月和1942年1～2月（Maršálek，Mauthausen，222-23，225，227）。鉴于14f13的整体情况和T-4工作组将在1941年底回到毛特豪森的事实（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1941年底或1942年初前往哈特海姆的遣送绝对是14f13行动的一部分，而不是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单独行动（cf. Ley，“‘Aktion 14f13，’” 237）。遇害者的真实数字依然会比记录的高，因为被杀的下哈根囚犯人数不明（OdT，vol.7，23）。而且，1941年底或1942年初在奥斯维辛和萨克森豪森可能执行过更多T-4筛选（StANü，IKL to LK，December 10，1941，ND：1151-C-PS）。

[93] StANü，WVHA to LK，March 26，1942，ND：1151-P-PS. 此时，IKL正式被称为WVHA的D处（参见第6章和第8章）。然而，我在本章中依然用集中营督察组，避免弄混。

[94] 书面上，该行动一直持续到1943年；直到1943年4月，格吕克斯依然提到T-4医生的筛选（DaA，3220，WVHA to LK，April 27，1943）。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T-4医生在1942年春天后再去过集中营（Ley，“‘Aktion 14f13，’” 234，240）。

[95] See also Orth，System，133-34.

[96] 1942年10月，萨克森豪森党卫队遣送了232名囚犯去贝恩堡（Ley and Morsch，Medizin，320）。1942年8～12月，达豪党卫队遣送了500多名囚犯到哈特海姆（ITS，KL Dachau GCC 3/92 II E，Ordner 152，Invaliden-Transporte KL Dachau，May 18，1945，September 20，1968）。索嫩施泰因和贝恩堡在1942年停止运营，哈特海姆在1943年关停（Ley，“‘Aktion 14f13，’” 234）。

[97] Stein，Juden，110-12；Hackett，Buchenwald，76-77.

[98] LG Ansbach，Urteil，April 11，1961，JNV，vol.17，174-78；LG Hagen，Urteil，October 29，ibid.，vol.30.更多细节，参见Orth，System，134-37。

[99] Quote in NAL，WO 235/307，Examination of Dr. Rosenthal，January 21，1947，25.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243，248-49；Klee，Auschwitz，22-23；Hördler，“Ordnung，” 139-40；Kaienburg，“Funktionswandel，” 265；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58.

[100] 毛特豪森就是这样。See Maršálek，Mauthausen，46，94；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1326-27：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11，1946.

[101] 党卫队有时依然用“14f13行动”的代号称呼这些谋杀；NAL，HW 16/11，Maurer to LK Dachau，October 29，1942。

[102] Quotes in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p.47，69.战后，有几名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作证说，他们曾接到命令杀掉体弱和有传染病的囚犯；YVA，Tr-10/1172，LG Düsseldorf，Urteil，June 30，1981，78；IfZ，EE by F. Entress，April 14，1947，ND：NO-2368。

[103] Quote in BArchB，NS 3/425，Bl.119：WVHA to LK，November 4，1942.1942年10月29日下午，IKL通知达豪指挥官，要将其他集中营最“需要治疗的病人”送到达豪，这项指令背后的杀意昭然若揭（NAL，HW 16/11，Maurer to LK Dachau，October 29，1942）。第一批此类遣送事实上已经展开。当天早些时候，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党卫队给达豪发电报，称181名“操劳过度且残废的囚犯”即将出发（NAL，HW 16/11，KL Buchenwald to KL Dachau，October 29，1942）。向达豪输送“残疾”囚犯的老计划从没有完全停止，尽管其他地方大规模屠杀开始后，输送的数量有所减少（1942年夏天的一次遣送，参见NAL，HW 16/21，GPD Nr.3，Pister to WVHA-D，August 24，1942）。

[104] 萨克森豪森前任指挥官凯因德尔作证说，1942～1944年，超过5000名残疾囚犯被送到达豪灭绝；BStU，MfS HA IX/11，ZUV 4/23，Bl.320-46：Vernehmungsprotokoll，September 16，1946，Bl.344。

[105] 因为疲于应付从火车上跌落的尸体，达豪党卫队向IKL抱怨，由此适当禁止了遣送将死的囚犯。BArchB，NS 3/425，Bl.119：WVHA to LK，November 4，1942.

[106]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206-10，quote on 210；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1-32，36，41.

[107]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213-14；DaA，A 3675，testimony F. Blaha.

[108] “遣送病弱囚犯”和建造达豪毒气室之间的直接联系，参见Rascher to Himmler，August 9，1942，in Comité，Dachau（1978），161。对比之下，毒气室并不像是为大规模处决苏联战俘而建（cf. Zámečník，Dachau，297-98），因为对他们的系统性处决其实在施工开始时就已经结束了。背景参见Distel，“Gaskammer”。

[109] 关于毛特豪森，参见Maršálek，Mauthausen，174；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1326-27：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11，1946。

[110] Overy，Russia’s War，72-85；Kershaw，Nemesis，388-93.

[111] Halder diary，in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3，483.

[112] Gerlach，Krieg，15-30；Aly and Heim，Vordenker，365-76.

[113] Jochmann，Monologe，60；OKW，Kriegsgefangenenwesen，June 16，1941，ND：PS-888，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3，pp.510-12.

[114] Quote in Rosenberg to Keitel，February 28，1942，in Michaelis and Schraepler，Ursachen，vol.17，350.详情参见Gerlach，Krieg，30-56。

[115] OKW，Richtlinien für Behandlung politischer Kommissare，June 6，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12，pp.500-503. See also ibid.，457-58；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122，199；Römer，Kommissarbefehl，passim.

[116] Quotes in RSHA，Einsatzbefehl Nr.8，July 17，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4，pp.512-16.

[117] Quote in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2. See also Otto，Wehrmacht，61-69，111.

[118] 数字参见Gestapo Regensburg to RSHA，January 19，1942，IMT，vol.38，452-54，ND：178-R。犹太人参见Nolte，“Vernichtungskrieg”；Römer，Kommissarbefehl，299。

[119]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0.

[120] Otto，Wehrmacht，110-11.

[121] Gestapo Munich，Überprüfung der russischen Kriegsgefangenen，November 15，1941，IMT，vol.38，424-28，ND：178-R.

[122] RSHA，Einsatzbefehl Nr.8，July 17，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4，pp.512-16.

[123] Quote in RSHA，Einsatzbefehl Nr.9，July 21，1941，in Jacobsen，“Kommissarbefehl，” doc.26，pp.517-19. See also Otto，Wehrmacht，33-38.

[124] Otto，Wehrmacht，9，71；StANü，EE by P. Ohler，August 15，1947，ND：NO-4774；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 一些战俘是由大巴车或卡车运送，不是火车。

[125]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71.

[126] Müller to Gestapoleitstellen et al.，November 9，1941，IMT，vol.27，42-44，ND：1165-PS.

[127] Quote in Johe，“Volk，” 339-40.其他地方的反应参见Steinbacher，Dachau，184-85。

[128] Quote in Müller to Gestapoleitstellen et al.，November 9，1941，IMT，vol.27，42-44，ND：1165-PS.

[129]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33，41；Ibel，“Kriegsgefangene，” 120；Römer，Kommissarbefehl，567.关于1942～1943年对苏联“人民委员”的进一步处决，参见LaB，B Rep.057-01，Nr.296，GStA Berlin，Abschlussvermerke，November 1，1970，142-44，224-27。

[130] 没有关于纳茨维勒处决的报告，诺因加默里的处决也极为罕见（Otto，Wehrmacht，268）。尽管据说德国土地上的战俘营中没有女囚犯被选中（Strebel，“Feindbild，” 164），却有报告称在达豪，有女囚跟男性“人民委员”一起被处决（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6）。

[131] 数字参见OdT，vol.3，64。

[132] Orth，System，124-29；Riedel，Ordnungshüter，257-58；AS，JD 21/66 T1，Vernehmung G. Sorge，August 5，1946（感谢Jörg Wassmer提供此文件）。这次会议不会早于8月初（cf. Orth），因为艾克那时还在柏林一家医院休养；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Universitätsklinik to Himmler，August 4，1941。

[133]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Totenkopfdivision to Reichsführer SS，July 7，1941.详情参见Sydnor，Soldiers，152-66。

[134]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Himmler to Frau Eicke，March 2，1943. See also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99-200；Hördler，“Ordnung，” 111；IfZ，F 13/6，Bl.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380-81；Tuchel，Inspektion，50.

[135] Quote in AS，J D2/43，Bl.86-98：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6，1957，Bl.89.艾克的伤情参见BArchB（ehem. BDC），SSO，Eicke，Theodor，17.10.1892，Universitätsklinik to Himmler，August 4，1941。

[136] Sorge testimony in Dicks，Licensed，102.

[137]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25-26；AS，J D2/43，Bl.86-98：Vernehmung G. Sorge，April 26，1957；ibid.，JD 21/66 T1，Vernehmung G. Sorge，August 5，1946；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46；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Bl.165.

[138] 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58；ibid.，B 162/16613，Bl.95-104：Vernehmung G. Link，November 17，1964，Bl.101.

[139] Naujoks，Leben，266-67.

[140]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65；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3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99；Hördler，“Ordnung，” 111-12.

[141] Otto，Wehrmacht，71；AS，JD 21/66 T1，Vernehmung G. Sorge，August 5，1946；USHMM，RG-06.025*26，File 1560，Bl.243-58：Vernehmung M. Knittler，December 20，1946，Bl.248.另见党卫队在1941年9月于萨克森豪森拍摄的战俘照片；Morsch，Mord，172-73；Naujoks，Leben，277。

[142]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60.

[143]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65-66；Naujoks，Leben，266；USHMM，RG-06.025*26，File 1560，Bl.243-58：Vernehmung M. Knittler，December 20，1946，Bl.247-48.

[144] 此段及前一段，参见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 126-27，134；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in ibid.，vol.15，451-52；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65；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 gegen M.，November 18，1963，151；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101-105：M. Saathoff，“Erklärungen zu meiner Zeichnung，” September 6，1946；ibid.，Bl.115-25：Gegenüberstellungsprotokoll，June 21，1946；ibid.，Bl.207-30：Vernehmungsprotokoll P. Sakowski，August 3，1946。1934年清洗罗姆党派的行动中，达豪集中营党卫队也是通过放大音乐音量来盖住枪声的；Internationales Zentrum，Nazi-Bastille，100-101。

[145] BStU，RHE-West 329/1，Bl.282-88：Vernehmungsprotokoll F. Ficker，August 22，1946（感谢Kim Wünschmann帮忙检查这份文件）；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52。

[146] 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207-30：Vernehmungsprotokoll P. Sakowski，August 3，1946，Bl.224.

[147] 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Bl.167-68；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22.

[148] 关于见面，参见Orth，System，128-29。

[149] Quote in DöW，Nr.5547，Vernehmungsprotokoll F. Ziereis，May 24，1945，6. See also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31；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18，2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15；Friedlander，Origins，66，224.

[150]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08.

[151] 背景参见Beer，“Gaswagen，” 407；Browning，Origins，353；Hilberg，Vernichtung，vol.2，937。

[152] Quote in DöW，Nr.5547，Vernehmungsprotokoll F. Ziereis，May 24，1945，6.McCauley，Longman，221.关于毛特豪森，参见Speckner，“Kriegsgefangenenlager，” 46。

[153] LG Kassel，Urteil，October 20，1953，JNV，vol.11，432-51；LG Waldshut，Urteil，June 13，1953，in ibid.，vol.10，746-72.据说，布痕瓦尔德的刑房从1941年8月初开始建造，跟萨克森豪森的设施是同期的（OdT，vol.3，337-38）。这不太可能。据一名消息灵通的布痕瓦尔德前囚犯所说，射脖子的装置直到1941年10月中旬才装上（Polak，Dziennik，89）。战后，一名党卫队前队员证实了布痕瓦尔德的死刑是“遵循了奥拉宁堡的系统”（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rger，RaR，February 20，1948，10）。

[154] DA，37.144，Vernehmung J. Thora，October 20，1950；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96-97，102-107；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6.

[155] Otto，Wehrmacht，40-41，111-12；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110.

[156]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8.

[157] Siegert，“Flossenbürg，” 465-66；Otto，Wehrmacht，93-94.弗洛森比格处刑的开始，参见Stapostelle Regensburg to Stapoleitstelle Munich，January 17，1942，IMT，vol.38，449-51。

[158] Otto，Wehrmacht，93；Siegert，“Flossenbürg，” 465-66.

[159] Otto，Wehrmacht，87-90. 日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虽然几名前囚犯和历史学家认为是1941年9月3日（e.g.，Czech，Kalendarium，117），但1941年9月5日的可能性更大，因为两份接近同期的文件中有提及（Kłodziński，“Vergasung，” 271；Piper，Mass Murder，120）。

[160] Kłodziński，“Vergasung”；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174-75.

[161] 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第一批被杀的苏联“人民委员”大概死于1941年8月底，党卫队在采石坑或11号营房外枪杀了这些人（Broszat，Kommandant，188，240）。认为数百名战俘早在1941年7月就抵达的说法（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15-16；Smoleń，“Kriegsgefangene，” 131）或许并不正确（Hałgas，“Arbeit，” 167；Otto，Wehrmacht，90，n.17）。

[162] 几名奥斯维辛官员曾在1941年7月底见过索嫩施泰因的毒气室；Czech，Kalendarium，105-106。

[163] Kalthoff and Werner，Händler，152，156，173；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92-93；Morsch，“Tötungen，” 260-62.

[164] Czech，Kalendarium，115-17；Broszat，Kommandant，188；IfZ，Interview with Dr. Kahr，September 19，1945，p.3，ND：NO-1948. 弗里奇的集中营党卫队生涯始于1934年的达豪；DAP，p.220。

[165] Kłodziński，“Vergasung”；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82-85；Broszat，Kommandant，188-89；Trunk，“Gase，” 37，40.

[166] Broszat，Kommandant，189-90，241.

[167] Kłodziński，“Vergasung，” 272-74，quote on 274.

[168]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93；Piper，Mass Murder，128.

[169] 一些历史学家认定这次行动发生在1941年9月16日（Czech，Kalendarium，122），不过1941年9月13日的可能性更大（DAP，Aussage Lebedev，October 1，1964，19870）。

[170]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89. See also ibid.，241；DAP，12705-07.

[171] Otto，Wehrmacht，92；Czech，“Calendar，” 139.

[172]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90.

[173] Perz and Freund，“Tötungen，” 248-55；Maršálek，Mauthausen，198-200. 齐赖斯想要建毒气室可能是受附近哈特海姆杀戮中心的启发，而不是奥斯维辛的实验；Hördler，“Ordnung，” 119。

[174] Maršálek，Vergasungsaktionen，16-17；OdT，vol.4，323；Freund and Perz，“Tötungen，” 257-58；BArchB，R 58/871，Bl.7：Rauff letter，March 26，1942.

[175] Beer，“Entwicklung”；Morsch，“Tötungen，” 262-64；Kalthoff and Werner，Händler，188.

[176] Morsch，“Tötungen，” 264-74.

[177] Möller，“‘Zyklon B.’” 集中营党卫队也在马伊达内克（1942年夏天）、纳茨维勒（1943年4月）和施图特霍夫（1943年6月）建造了毒气室；Kranz，“Massentötungen”；Orski，“Vernichtung”；Schmaltz，“Gaskammer”。

[178] 另一个例外是马伊达内克（参见第6章）。马伊达内克也是到1945年才持续使用毒气室，不过规模小得多；Hördler，“Ordnung，” 377。

[179] Broszat，Kommandant，189-90，240-41.

[180] 一名地位较高的前囚犯估计，在1941～1942年，有5000名甚至更多苏联战俘死在奥斯维辛的毒气室里（Piper，Mass Murder，129，n.405）。这个数字可能包括了最初被带到奥斯维辛从事强制劳动的苏联战俘（见下文）。经盖世太保筛选，苏联战俘里被处决的“人民委员”更可能是在2000人左右（Otto，Wehrmacht，268）。

[181] 仅在达豪集中营，据说每次大规模枪决就有40名党卫队队员参加；Affidavit J. Jarolin，n.d.（c. autumn 1945），in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2-25。

[182] Hördler，“Ordnung，” 125.

[183] 关于舒伯特，参见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52。

[184] Affidavit J. Jarolin，n.d.（c. autumn 1945），in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3；Musial，“Konterrevolutionäre，” 200-209；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20；ibid.，Nr.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46；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135-36.关于对党卫队行刑者的赞扬，参见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

[185] 背景参见G. Sorge testimony in Dicks，Licensed，103。

[186] Quote in Gruner，Verurteilt，90. See also 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rger，RaR，February 20，1948，14；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3；Neitzel and Welzer，Soldaten，14-15，101.

[187] Quote in DA，37 144，Vernehmung J. Thora，October 20，1950.

[188] 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27-28；JVL，DJAO，United States v. A. Berger，RaR，February 20，1948，8-11；Riedle，Angehörigen，241（n.355）. 战俘营里的传染病，参见Gerlach，Krieg，34-35，49。

[189] Naujoks，Leben，273-74；Major Meinel to Kommandeur der Kriegsgefangenen im Wehrkreis VII，January 12，1942，IMT，vol.38，439-40，ND：178-R；Siegert，“Flossenbürg，” 465；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8；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43；LG Kassel，Urteil，October 20，1953，JNV，vol.11，443-44；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60.关于特别部队，参见Klee et al.，“Schöne Zeiten，” 64-70。

[190] Quotes in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453；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21. See also LG Kassel，Urteil，October 20，1953，JNV，vol.11，443；Naujoks，Leben，274；Kühne，Kameradschaft，272-73.

[191] 例子参见Riedle，Angehörigen，239-40。

[192] 党卫队队员不参与执行死刑（虽然不一定是在14f14行动的背景下），参见Langbein，Menschen，326-27。

[193] StAMü，StA Nr.28791/3，Bl.114：Vernehmung K. Minderlein，July 25，1949；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107-108.

[194] IfZ，Himmler，Durchführungsbestimmungen für Exekutionen，January 6，1943，ND：NO-4631.

[195] Quotes in 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16；Vernehmung F. Ficker，August 22，1946，in Orth，SS，174. See also Hördler，“Ordnung，” 125-26.

[196] Quote in 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207-30：Vernehmungsprotokoll P. Sakowski，August 3，1946，Bl.223. See also BArchL，B 162/4627，OStA Cologne，Anklageschrift，November 18，1963，152.

[197]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28；BArchL，B 162/16613，Bl.15-32：Vernehmung Erwin S.，October 11，1965，Bl.21.

[198] AS，J D2/43，Bl.146-54：Vernehmung G. Sorge，May 6，1957，Bl.153；BArchB，NS 4/Na 9，Bl.78：KB Nr.3/41，May 26，1941.

[199] 大屠杀期间的酒精和杀戮，参见Browning，Männer，103，122。

[200] Quote in Riedle，Angehörigen，241.

[201] Quote in BArchB，NS 4/Gr 3，Bl.35：Liebehenschel to LK，November 14，1941. See also Orth，SS，175-76. 希姆莱在1941年11月14日跟至交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讨论了军事勋章（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60），同一天，利布兴切尔就给集中营指挥官们发了电报。

[202] Riedel，Ordnungshüter，273-75；Morsch，Mord，179；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109-1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22.

[203] Riedle，Angehörigen，241.

[204]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187；DaA，6170，A. Carl to H. Schwarz，December 3，1967.

[205] Quote in Morsch，Mord，175.

[206]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quote on 35；Naujoks，Leben，274-75.

[207] 对第三帝国最好的编史分析是Kershaw的Dictatorship。

[208] Jäckel，Weltanschauung，29-54；Kershaw，Nemesis，775-76.

[209] Schulte，Zwangsarbeit，260-61，quote on 261.

[210] Quote in Picker，Tischgespräche，93. See also ibid.，94-95；Jochmann，Monologe，63，90.

[211] H. Johst，Ruf des Reiches-Echo des Volkes（Munich，1940），translated in Van Pelt，“Site，” 101-103. 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33-65；Düsterberg，Johst.

[212] Erlaβ zur Festigung deutschen Volkstums，October 7，1939，IMT，vol.26，255-57，ND：686-PS.

[213] Aly，“Endlösung，” 29-203；Aly and Heim，Vordenker，125-256.

[214] Schulte，Zwangsarbeit，261.

[215]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179.

[216] 背景参见Aly and Heim，Vordenker，394-440；Roth，“‘Generalplan Ost’”；Madajczyk，Generalplan Ost。

[217] Schulte，Zwangsarbeit，296-99，311，345；Allen，Business，158，176.

[218] Quotes in BArchB，NS 19/2065，Bl.8-9：Himmler to Pohl，January 31，1942. See also ibid.，Pohl to Himmler，（mid）December 1941；ibid.，Bl.20-32：Kammler，Aufstellung von SS Baubrigaden，February 10，1942；ibid.，Bl.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219] BArchB，NS 19/2065，Bl.8-9：Himmler to Pohl，January 31，1942.

[220] Maršálek，Mauthausen，189.

[221] BArchB，NS 4/Na 103，Bl.147-49：Glücks to LK，September 29，1941.详情参见Allen，Business，117-22；Schulte，Zwangsarbeit，381-84。集中营劳务长依然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即便他们如今向当地指挥官和IKL直接汇报。See BArchB，NS 4/Na 103，Bl.140-42：Burböck to SlF E，November 28，1941；Schulte，Zwangsarbeit，385-86.

[222] IfZ，Himmler to Pohl et al.，December 5，1941，ND：NO-385. See also BArchB，NS 19/2065，Bl.8-9：Himmler to Pohl，January 31，1942.

[223] IfZ，Dienstanweisung für SlF E，November 7，1941，ND：3685-PS，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See also BArchB，NS 4/Na 103，Bl.26：WVHA to LK，April 14，1942.

[224] 早在战前，希姆莱就设想过集中营党卫队有拘留战俘的权力；Himmler to Hess，July 23，1938，in IfZ，Akten，vol.3，230。

[225] Streit，Kameraden，192-95；Herbert，Fremdarbeiter，132-40；Keller，Kriegsgefangene，158-72；Gruchmann，Krieg，120.

[226]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3

[227]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08-10.希姆莱与波尔在1941年9月15日就“囚犯”的对话并没有记录在他的正式日记里，参见BArchB，Film 3570。

[228]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15；IKL to LK Flossenbürg，September 15，1941，in Tuchel，Inspektion，73.

[229] Streit，Kameraden，220-21.德军最高统帅部起初在9月25日下令，划拨多达10万战俘用于卢布林附近的一个项目。

[230] Otto，Wehrmacht，187-88，quote on 188；Hördler，“Ordnung，” 113；Schulte，“Kriegsgefangenen-Arbeitslager，” 82-83；USHMM，RG-11.001M.03，reel 19，502-1-13，Kammler，Bericht des Amtes II，December 1941，p.4；IKL to LK Flossenbürg，September 15，1941，in Tuchel，Inspektion，73（其他集中营一定也接到了类似的信息）。

[231] 起初，虽然马伊达内克隶属于IKL且属于集中营体系，但它被称作战俘营；1943年2月16日，它被正式指定为集中营。See Kranz，“KL Lublin，” 363-69；Kranz，“Konzentrationslager，” 237-39；OdT，vol.7，33-36，39；Schulte，Zwangsarbeit，332-36；White，“Majdanek”；IfZ，Himmler Vermerk，n.d.，ND：NO-3031.关于卢布林的党卫队经济，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529-63。Frank quote in Präg and Jacobmeyer，Diensttagebuch，219.

[232] 规划的利益区是用于保护党卫队，给他们提供耕作和垂钓的地方。有关上文内容，参见Steinbacher，“Musterstadt，” 238-39；Schulte，Zwangsarbeit，336-3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70-74，80-81；USHMM，RG-11.001M.76，reel 421，folder 156，Erläuterungsbericht zum Vorentwurf，October 30，1941，p.6；ibid.，Vorgang für die Erstellung eines Kriegsgefangenenlagers，October 9，1941，pp.1-2。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希姆莱早在1941年3月1日便下令建造比克瑙集中营。但Steinbacher和Schulte拿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是1941年9月才下的命令。

[233] Michael Thad Allen认为，新的奥斯维辛火葬场（1941年10月开始施工，后来成为比克瑙Ⅱ号火葬场）从最开始设计时就包括毒气室，他将这个决定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联系在一起（Allen，“Devil”；idem，“Not Just a ‘Dating Game，’” 186-87）。这和Robert Jan van Pelt的研究相冲突，后者争论说直到1942年，Ⅱ号火葬场才改造出毒气室（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69-71，321-24）。然而，即便Allen的论点被证实是正确的，这也不意味着党卫队（在1941年秋天）打算用毒气室处决欧洲犹太人（Schulte，“Auschwitz，” 571）。

[234] Schulte，Zwangsarbeit，338-39，362；Steinbacher，“Musterstadt”；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Wegner，Soldaten，46，62.

[235] 格吕克斯在1942年1月7日把施图特霍夫称为集中营，但一个月后才正式生效。See Orski，“Organisation”；Kaienburg，Wirtschaft，516-22；OdT，vol.6，477-80；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271（n.84）.关于1940年的讨论，参见IfZ，Fa 183，Bl.53-55：IKL to Himmler，January 30，1940；BArchB，NS 19/1919，Bl.25-27：IKL to Himmler，February 21，1940；ibid.，NS 19/3796，Bl.2：IKL to Himmler，April 30，1940。施图特霍夫首次被否决纳入集中营可能和在前波兰土地奥斯维辛上建立一座新营有关。

[236] Kaienburg，Wirtschaft，519-23；OdT，vol.6，479，483-85；IfZ，Maurer，Besichtigung von Stutthof，December 11，1941，ND：NO-2147.

[237] 1942年1月6日，奥斯维辛有9884名囚犯，不算苏联战俘；Schulte，“London，” 222。

[238] Quotes in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43-44；瓦西尔尤是以Iwanow这个名字登记的（ibid.，22437-38）。See also ibid.，Vernehmung A. Pogoschew，October 23，1964，22641-47；ibid.，Vernehmung P. Stjenkin，October 29，1964，23066；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19；Czech，Kalendarium，126.

[239] Quotes in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46，22533. See also 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18-20；Halgas，“Arbeit，” 167-69；Kielar，Anus Mundi，101-103.详情参见Smoleń，“Kriegsgefangene”；Strzelecka，“Quarantine”。

[240] Figures in Czech，Kalendarium，126-34；Schulte，“London，” table 7，p.222.

[241] Otto，Wehrmacht，188-89；Keller and Otto，“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25-27；Kranz，“Erfassung，” 242（n.67）. 显然，没有囚犯被遣送至下哈根、纳茨维勒或拉文斯布吕克，这些也都没列入IKL的关键通信（e.g.，BArchB，NS 4/Gr 2，Bl.6-7：IKL to LK，October 23，1941）。

[242] Quotes in NARA，RG 549，000-50-9，Box 440A，statement B. Lebedev，April 22，1945（列别杰夫记下了他抵达的日期，1941年10月19日）。See also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82；Otto，Wehrmacht，189.

[243] Sprenger，Groβ-Rosen，190-92；Streim，Behandlung，116.是因为营房还没准备好，还是衣服没完成消毒，所以囚犯被关在室外，这一点尚未可知。

[244]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0-31.

[245] Quote in Świebocki，Resistance，346. See also Halgas，“Arbeit，” 170-71；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3-25；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72.

[246] Ibel，“Kriegsgefangene，” 132-33.

[247] Sprenger，Groβ-Rosen，190-94，quote on 194；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 25.

[248]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12-14，quote on 22415；Halgas，“Arbeit，” 168，171.

[249]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59. See also 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157-75：Vernehmung G. Sorge，December 19，1946，Bl.167；Halgas，“Arbeit，” 169；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JNV，vol.21，126；Vernehmung A. Joseph，December 1，1958，in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210.

[250] 一个例子，参见BArchB，NS 4/Fl 388，Bl.54：Lagerarzt to Kommandantur，February 15，1942。

[251] Marszałek，Majdanek，123.

[252] 希姆莱的观点，参见Süβ，“Volkskörper，” 229（n.72）。

[253]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416，22457-58，22465-67，22489-91，22501.

[254] OdT，vol.4，322；ibid.，vol.7，51；Mailänder Koslov，Gewalt，298-99.

[255] 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1-22，quote on 22；Smoleń，“Kriegsgefangene，” 142-45；Otto，Wehrmacht，193-95.

[256] BArchB，NS 3/425，Bl.45-46：IKL to LK，November 15，1941；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 99.

[257] 犹太人被杀，参见Longerich，Holocaust，314-15，429。

[258] 1942年1月16日，马伊达内克关押了112名苏联战俘；Schulte，“London，” table 10，p.224。

[259] Quote in Broszat，Kommandant，157. 截至1942年1月6日，奥斯维辛关押了2095名苏联战俘（Schulte，“London，” table 7，p.222），意味着1941年10月抵达的囚犯里至少有7900人死亡。其他数字，参见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33，35。

[260]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75.

[261] Sprenger，Groβ-Rosen，194.

[262] Iwaszko，“Reasons，” 22-23；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0；Hałgas，“Arbeit，” 169. 德国囚犯（除了犹太人）一般不会被刺青；参见Strzelecka，“Women，” 182，以及其他一些例外。1938年11月种族清洗后的几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的犹太人在胳膊上被烙上了囚号；NCC，doc.247；Stein，Juden，45。

[263] Bischoff quote in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177. See also Piper，Mass Murder，128；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6；Hałgas，“Arbeit，” 172.

[264]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81.

[265] RSHA to KL，October 11，1941，cited in Otto，Wehrmacht，199，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266] Himmler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121-22，ND：1919-PS；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0-31.

[267]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5.关于克尼特勒的罪行，参见USHMM，RG-06.025*26，File 1560，Bl.243-58：Vernehmung M. Knittler，December 20，1946，Bl.252-53。

[268] 集中营党卫队的这种认知，参见Broszat，Kommandant，159。

[269] BArchB，NS 4/Gr 2，Bl.6-7：IKL to LK，October 23，1941；ibid.，NS 4/Fl 389，Bl.11：IKL to SlF E，November 29，1941；ibid.，NS 4/Na 103，Bl.126：IKL to SlF E，October 27，1941.

[270] IKL to LK Flossenbürg，September 15，1941，in Tuchel，Inspektion，73.

[271] Quote in Himmler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123. See also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262-68；Streit，Kameraden，197.

[272] 显然，1941年深秋便已经计划将更多的苏联战俘送去集中营；Keller and Otto，“Sowjetische Kriegsgefangene，” 26-27。

[273] Streit，Kameraden，191-208；Keller，Kriegsgefangene，215-17，322-23；Gerlach，Krieg，42-43，52-53；Herbert，Fremdarbeiter，137-43.

[274] USHMM，RG-11.001M.76，reel 421，folder 156，Kammler to Himmler，December 19，1941.

[275]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Koch to SS und Polizeigericht VI Krakow，August 2，1942.

[276] Kranz，“KL Lublin，” 369；Kaienburg，Wirtschaft，536-37.

[277] Quote in “Bericht von Rudolf Vrba，” 200. See also Brandhuber，“Kriegsgefangenen，” 25-26；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 86.

[278] Figures in Schulte，“Kriegsgefangenen-Arbeitslager，” 89；idem，“London，” 220-24；Sprenger，Groβ-Rosen，194；OdT，vol.3，35；Kaienburg，“Vernichtung，” 156. 现有数据显示，1942年春天集中营内有5000～6000名苏联战俘。这些人并不全是1941年10月遣送批次中的幸存者，其中也有一些“人民委员”暂时幸免于难。

[279] DAP，Vernehmung N. Wassiljew，October 23，1964，22564-66.

[280] 1942年初的其他9座主要集中营是布痕瓦尔德、达豪、弗洛森比格、格罗斯-罗森、毛特豪森、诺因加默、下哈根、拉文斯布吕克和萨克森豪森。

[281] OdT，vol.3，29；Pingel，Häftlinge，301（n.174）.

第6章 大屠杀

1942年7月17日下午，刚过3点，一架飞机载着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及其随员降落在卡托维兹机场。在机场列队等待的是一群党卫队高级官员，其中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他这几天一直为迎接希姆莱的到访紧锣密鼓地做准备。霍斯陪同着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其他要员一路向南，前往奥斯维辛，营内的官员食堂已经为迎接希姆莱准备好了热腾腾的咖啡。[1]自1941年春天希姆莱初次到访后，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营区。党卫队极大地扩展了他们在当地的利益区。主营区也有了很大变化，多了一个可以关押几千名女囚犯的临时区，这些女囚之后会被送到比克瑙的新营区。另一个变化则是附近的法本公司新建起了一座卫星营——莫诺维茨（Monowitz）。最重要的是，比克瑙刚刚成为一座系统性灭绝欧洲犹太人的集中营。

在为期两天的访问中，希姆莱综合考察了奥斯维辛营区。他重点视察了多种多样的企业，既有农业的也有工业的。希姆莱接受过专业的农学教育，此次他专门留出时间跟当地党卫队的农场负责人约阿希姆·凯撒（Joachim Cäsar）探讨有关农业的想法；他还去参观了农业项目，在牛棚前停下了脚步，让一名囚犯给他倒了一杯牛奶。[2]希姆莱还视察了法本公司的施工现场。虽然他对现代化的建筑理念印象深刻，但他更关心何时才能启动合成燃料和橡胶的生产。他已经急不可耐，再一次敦促企业加快进度。[3]在主营内，希姆莱巡视了过度拥挤的女子营区，并观看了一名女囚接受体罚被鞭打的场景。[4]他站的地方离集中营火葬场不远，1941年秋天这里发生过大规模毒气杀害苏联战俘的事情。不过到了希姆莱视察的时候，奥斯维辛的大规模杀戮中心已经从主营转移到了比克瑙的新营区。

在第一期即将竣工的比克瑙囚犯区外，几座矗立着的其貌不扬的农舍——在几百码开外，隐藏在树林中——新近被改造为毒气室。据鲁道夫·霍斯说，希姆莱在这里近距离观察了一批新来的犹太囚犯的死亡过程：“在灭绝过程中他没有说一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5]党卫队领导是冷静的观察者，就像一年前他在明斯克附近处决大批犹太男女时一样。[6]

但希姆莱并没有沉默太久。1942年7月17日晚上，他和奥斯维辛党卫队的领导层一道参加了节日晚宴——所有人都身着制服，聊着彼此的工作和家庭。之后，希姆莱与霍斯夫妇以及其他几位官员一起在纳粹大区长官位于卡托维兹附近树林中的现代化别墅里小聚，那里不仅有高尔夫球场还有游泳池，因为是非正式场合，所以希姆莱很放松。那晚他超乎寻常地开心，甚至可以说兴致高昂。虽然他避免直接提及几个小时前发生的事情，不过他肯定还想着杀害欧洲犹太人一事，甚至允许自己喝几杯红葡萄酒、抽一支烟来庆贺。“我从没见过他这样！”鲁道夫·霍斯回忆说。[7]第二天早晨，希姆莱回到奥斯维辛，在临走前特意拜访了霍斯一家。他在霍斯家别墅做客时展现了自己最和蔼可亲的一面，还与霍斯的孩子合影留念，孩子们亲热地称呼他为“海尼叔叔”（后来，霍斯自豪地把这些照片摆在家里）。[8]或许他认为此种文质彬彬的姿态对于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尤为重要，在那里他的部下每天都会参与攻击、掠夺和大规模屠戮。

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奥斯维辛之旅恰逢第三帝国的重大发展。从1942年春季起，希姆莱一直敦促将集中营内的强制劳动力翻倍，反映出纳粹的新重点。随着对苏快攻的失败以及美国加入战局，德国政府面临着一场持久战，急需扩大军工生产。从希姆莱个人来说，他在1942年3月初便决定让整个集中营系统——之前只是松散地纳入了党卫队的组织框架——成为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WVHA）的一部分，同时集中营督察组成为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D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是党卫队新成立的组织和经济中心，由一心一意抓经济的奥斯瓦尔德·波尔领导，他如今已经升入了党卫队的顶层梯队。[9]

但是当海因里希·希姆莱1942年7月到奥斯维辛视察时，他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而不是党卫队经济。欧洲犹太人的清除工作在1942年夏天进一步升级，身为集中营大师的希姆莱也负责监督此项工作。他在去奥斯维辛前曾与希特勒碰面，随后加速推动了种族屠杀的实施。视察结束后，他紧接着飞往卢布林，策划在总督府的三大新死亡营——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消灭波兰犹太人的方案。他在7月19日参观了索比堡，当晚从卢布林下发指令，要求“立刻重新安置总督府的所有犹太人口”；除了从几个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挑选出来的劳动力之外，其余的本地犹太人到年底之前必须被清除。[10]

因此，希姆莱1942年7月的奥斯维辛之行正值重要的时刻。与之前相比，劳动力越来越重要，纳粹在整个欧洲驱逐和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计划也开始进行。希姆莱的视察还涉及两个方面，奥斯维辛既是党卫队发展经济的重点，也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实施中心。希姆莱在1942年7月18日离开了奥斯维辛，走之前他让霍斯继续加大对囚犯的经济剥削以及毒气处决，因为被驱逐出境的人数每个月都在增多。在会面结束时，希姆莱主动将霍斯提拔为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以此显示出奥斯维辛对纳粹计划的重要性。[11]但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怎样从最开始就成为这些计划的一部分的呢？它和集中营体系在大屠杀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奥斯维辛和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

奥斯维辛集中营长期以来一直是大屠杀的象征。纳粹在这里屠戮了将近一百万犹太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纳粹只在奥斯维辛有序地消灭欧洲大陆各地的犹太人，把来自匈牙利、波兰、法国、荷兰、希腊、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克罗地亚、意大利和挪威的犹太人推向死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奥斯维辛如此致命是因为它比其他死亡营存在的时间更久。1944年春末，当总督府的三个死亡营再次被长期关停时，奥斯维辛才刚刚开始冲击屠戮的高峰。1945年1月，当苏联军队最终解放这里的时候，许多屠杀设备仍然在运行，而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早就小心地隐藏了大屠杀的痕迹。这也是在所有死亡营中我们最了解奥斯维辛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丰富的证词。数万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在战后幸存下来，许多人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相比之下，其他死亡营鲜有活口，因为它们本就是为了杀人而建的。只有三名幸存者提供了有关贝乌热茨的证言。[12]

世人对大屠杀的印象中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名字如此突出，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座集中营并不是为了消灭犹太人而建。这也并不是它存在的唯一原因。与总督府下属的目的单一的死亡营相比，奥斯维辛一直都是肩负多项任务的集中营。[13]而且，它参与种族屠杀的时间非常靠后。一些人认为奥斯维辛从一开始就是死亡的代名词，但其实早在1941年的时候，它还没有成为一个针对欧洲犹太人的死亡营。[14]直到1942年，它在这方面的作用才逐渐显现，从当年夏天起，它才开始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波兰总督府的死亡营

大屠杀的开端历时漫长且复杂。历史学家曾认为希特勒在某时某刻突然做出的一个决定导致了大屠杀的发生，但这种说法早就被推翻了。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大屠杀是持续杀戮的高潮，来自上层和下层越来越多的激进提议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从越来越致命的犹太“居留地”计划转为立即清除，其间经历了几次关键的激进时期。德国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就是其中之一，随着军队大规模射杀犹太人逐渐升级为更大范围的种族清洗，每天都有妇孺和老人倒在血泊之中。到了1941年底，在纳粹新占领的东部领土内大约有60万犹太人被杀。

彼时，纳粹政府已经开始清洗欧洲所有的犹太人。随着希特勒下令将所有犹太人迁出帝国，第一批从德国到东方的大规模流放于1941年秋季按计划展开。尽管大多数受害者并没有在抵达流放地时被立即处死，但显然也不会活太久。与此同时，对犹太人的屠杀从苏联扩展到了塞尔维亚和波兰部分地区。而且在德占波兰和苏联地区，针对东欧犹太人，特别是那些被判定为“无工作能力”者的数个地方性毒气工厂也已经规划完毕。在波兰西部、被德国吞并的瓦尔特高地区（Warthegau），切姆诺（Chelmno）是第一个建立的灭绝营，1941年12月8日投入使用。在4个月的时间里，5万多人死在了毒气车里，其中大多数是来自罗兹（Lodz，距离该营大约40英里）犹太人聚居区的波兰犹太人。继续往东走，1941年11月初在波兰总督府的贝乌热茨，第一座常设灭绝营开始动工，随后在索比堡（同样位于卢布林）的第二座灭绝营也于1942年2月竣工。

种族灭绝计划也就在这期间最终形成。自1942年3月末起，从西欧和中欧而来的遣送趋势逐渐蔓延，第一批被选中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犹太人被送往德占波兰。党卫队管理层从1942年7月开始准备更全面的方案，以迎接整个欧洲的犹太人。纳粹在东欧的杀戮也愈演愈烈。在被德国占领的苏联地区，清理犹太人聚居区的行动和大屠杀越来越频繁，在德占波兰更是如此，越来越多的地区沦为人间地狱。行凶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清空了一个又一个聚居区。据纳粹的数据显示，截至1942年底，曾居住在波兰总督府的200万犹太人中只有30万人活了下来。[15]

1942年在波兰总督府殒命的犹太人大部分死在三个新死亡营中。贝乌热茨的大规模种族灭绝行动始于3月，索比堡则始于5月初；大概在同一时期，位于总督府北部华沙地区的第三座死亡营特雷布林卡开始动工，于7月下旬投入使用，它的主要目的是屠杀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人口。[16]在历史文献中，针对波兰总督府犹太人的大规模种族清洗被称为“赖因哈德行动”（Operation Reinhard），而这三座死亡营则是“赖因哈德集中营”，这样的称呼是为了纪念赖因哈德·海德里希（1942年夏天被暗杀）。[17]然而这是误导。纳粹官方并没有把赖因哈德行动的代号局限于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死亡营，还用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这两座集中营同时被作为死亡营投入使用）对犹太人的清洗和掠夺财产的行动。[18]不过，尽管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波兰总督府的三座新死亡营却独立于奥斯维辛以及马伊达内克（还有集中营体系的其他部分）。为了体现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特殊性，我们在这里以卢布林地区党卫队和警察统领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Odilo Globocnik）的名字命名它们为“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

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是希姆莱最恭顺的追随者，也是凶残的刽子手，他年轻时就成了狂热的纳粹暴力分子，或许在参与奥地利非法纳粹运动时便已初试牛刀。德奥合并后，他曾短暂担任过维也纳大区长官，陷入了涉嫌贪污腐败的泥潭。但是跟许多“老战士”一样，希姆莱给了他第二次机会，格洛博奇尼克也十分积极。他在1939年末被调到卢布林后，很快就成了极端反犹政策的领军人物。从1941年秋季起，他开始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大规模清洗犹太人，随后又将范围拓展到整个总督府。希姆莱结束了奥斯维辛的视察工作后，“格洛博斯”（Globus，意为全球）——这是希姆莱对他的戏称——在1942年7月欣然遵从主人的命令，负责监督即将在总督府展开的犹太人清洗行动。“党卫队领袖之前就在这里，给我们指派了许多新任务，”他滔滔不绝地说，“我对他充满感激，他尽可以放心，他想要实现的愿望很快就将成为现实。”据鲁道夫·霍斯回忆，格洛博奇尼克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想要将更多的犹太人遣送到他的死亡营中：“他永远都嫌不够。”[19]

1942年下半年，在总督府一直以来严密的军事把控下，纳粹大屠杀拉开帷幕。一趟又一趟列车将数十万犹太人送进格洛博奇尼克的死亡营。很少有人能活过几个小时；一旦犹太人被塞进毒气室，强大的发动机就开始启动，将一氧化碳注入房间。遣送的协调工作由格洛博奇尼克的卢布林办公室负责。同时，死亡营配备的是参加过“安乐死”计划的经验丰富的杀手。1941年秋天起，120多名T-4老成员——大多数都在30岁上下——被调到总督府创建并运营新的死亡营。领头的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Christian Wirth），他曾是一名警官，在“安乐死”行动期间成了解决问题的骨干。现在他以本地T-4代表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督察官的身份，充分发挥自己的残忍本领，因此人送绰号“狂野的克里斯蒂安”。从1942年夏天起，随着纳粹大屠杀进度加快，他负责监督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重大整改工作，包括扩建杀戮设备以确保种族屠杀顺利进行。[20]与此同时，西边的奥斯维辛也在追求同样的目标。当地的党卫队也努力改善和扩大处决机器。

“犹太人进集中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集中营在纳粹反犹政策中的地位并不起眼；当时主要的执行处是犹太人聚居区和强制劳动营，然后又转为致命的居留地。相比之下，集中营则处于边缘位置。甚至在第三帝国开始有序地消灭欧洲犹太人后，也没有迹象表明集中营不久后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集中营的外围地位从囚犯数量上就可以体现出来：1942年初，营内囚犯总人数有8万人，其中犹太囚犯还不到5000人。[21]

1942年1月20日，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柏林郊外的万湖（Wannsee）召开。午餐时，一群高层纳粹党员和国家官员聚在一起，探讨在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全面管理下整合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事宜。会议由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他设定了大方向。有些方面仍然没有定论，但总体目标已经明确：欧洲犹太人将被集中到德国占领的东部地区处决，或是直接杀掉，或是用其他方法将他们逼死。“劳动灭绝”的想法算是比较重要的方案之一。按照海德里希在万湖的指示——据帝国中央安全局负责运输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司务员阿道夫·艾希曼总结——大批劳动力将被送到东方卖苦力、修建公路，“这必然会自然地消耗掉大部分人”。[22]尽管具体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在这些种族屠杀方案中显然没有集中营的位置，它既不是灭绝中心也不是致命劳动的中心。集中营并没有被提上万湖会议的日程，集中营系统也没有代表受邀参会。

然而，党卫队领导人在万湖会议期间改变了原本的基调。或许因为众人最终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永远不可能实现在东方安置苏联战俘的宏伟计划；很少有战俘能活到被送进集中营的那一天，大多数早就已经死了。[23]党卫队如今正在寻找替代品，且很快就找到了：犹太人可以顶替苏联士兵，成为大规模安置的对象。1942年1月26日，就在万湖会议闭幕后六天，希姆莱给格吕克斯发了一封电报，概述了未来发展方向的改变。由于近期内不会有更多的苏联战俘，希姆莱解释说，因此他决定将大批犹太人送进集中营：“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集中营要接收10万犹太男人和5万犹太女人。”[24]

纳粹政府顶层领导人大力推动用犹太人替代苏联战俘的方案。1月25日，就在希姆莱给格吕克斯发电报的前一天，他跟奥斯瓦尔德·波尔还探讨过犹太劳动力的用途。很快，希姆莱就将自己的方案提交给元首指挥部。在午餐时，希特勒激情澎湃地阐述了将犹太人清除出欧洲大陆的必要性：“如果（犹太人）在过程中出了问题，我无能为力。我只看重一件事：如果他们不主动离开的话，就要被彻底消灭。我为什么要对犹太人另眼相待呢，他们跟俄罗斯囚犯本就是一样的。”这次会餐后不久，希姆莱就将海德里希也拉下了水，在布拉格给他打了个电话。希姆莱的工作日志中对此次通话的记录是：“犹太人进集中营。”[25]

希姆莱的新方案完全出乎党卫队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和下属们的意料。在最近几周，集中营督察组已经制订了一套剥削部分犹太囚犯的方案，相对来说保守了许多。当马伊达内克的宏伟计划显然无法在苏联战俘身上实现后，集中营督察组于1942年1月19日向其他集中营下令，让其将“适合工作”的犹太囚犯送到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然而就在一周后，希姆莱突然传来消息说大批犹太人正从其他地方被送往集中营，将之前的方案全盘推翻。位于奥拉宁堡的集中营督察组管理层迅速舍弃了从其他集中营向马伊达内克小规模输送犹太囚犯的打算，开始将全部精力放在集中营系统的筹备工作上，以便接纳从外界而来的大批犹太人。[26]

不过，希姆莱宣布将15万犹太囚犯立刻送入集中营的做法确实操之过急了。他的野心再次超出了党卫队的能力范围，两个月后第一批遣送才开始。这一次，党卫队做出了几个关键的决策，其中一个涉及遇害人群。最初，希姆莱锁定了德国犹太人，想把他们迅速关进集中营，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实施。[27]党卫队转而将注意力放在了另外两个国家——斯洛伐克和法国——“适合工作”的犹太人身上。[28]同时，集中营督察组确定了这些即将到来的大批遣送人口的最终目的地——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集中营。[29]这个决定完全在意料之中。两座集中营都曾被指定关押大批苏联战俘；而犹太人将代替他们成为强制劳动力，按照这个逻辑，党卫队认为犹太人也应该被关到这两座集中营。在实际操作中，奥斯维辛成了被遣送的西欧和中欧犹太人的首要目的地，因为它的距离更近，交通更便捷，基础设施更完备。

奥斯维辛的新功能促使党卫队领导在1942年2月做出了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决定在比克瑙建造一个大焚尸炉，能够在24小时内处理800具尸体。新建大焚尸炉的方案早就存在。1941年秋天，党卫队规划者们准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区建立多个容纳苏联战俘的新营时，就决定在主营区建立一个大容量的焚尸炉，以应对预期中飙升的囚犯死亡人数。1942年2月27日，经过本地调研后，党卫队建设办主任汉斯·卡姆勒最终将焚尸炉的选址定在了比克瑙。[30]很快，大批的犹太囚犯将抵达比克瑙，所有人最后都会“被劳动灭绝”，难逃一死。卡姆勒肯定会想，为什么还要大费周章地将尸体运回主营区呢，直接在比克瑙烧掉不就好了？

第二，奥斯维辛准备接纳大批的女囚，这也是希姆莱流放计划的一部分。在女子监禁方面，希姆莱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专家请教。他于1942年3月3日参观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第二天向波尔简单做了说明，随即开始一通折腾。[31]1942年3月10日，集中营督察组命令两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官员前往拉文斯布吕克“学习管理女子集中营”。[32]不久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高级监督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前往奥斯维辛监督新女子营区的建造；后来又过来了十多名拉文斯布吕克的女看守。朗格费尔德到来时，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已经着手准备女子营区了，最开始时是主营内1区到10区。根据霍斯的指示，一堵墙很快拔地而起，将女囚区和男囚区分隔开来。[33]这一切都为在战争后半段容纳越来越多的女囚做好了准备。

目的地奥斯维辛

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系统性地大规模遣送犹太人始于1942年3月末。第一辆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列车载着999名女人从斯洛伐克出发，3月26日抵达奥斯维辛；两天后，另一趟从斯洛伐克来的列车载着798名女子到达奥斯维辛。随后在3月30日，从法国来的第一批犹太人，1100多名男子被运到了集中营附近。[34]他们几天前就从法国启程，被塞到运货的车厢中，只有很少的食物和水。有几个人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死了。3月30日清晨抵达的这批人中有斯坦尼斯瓦夫·扬科夫斯基（Stanisław Jankowski）。跟其他许多从法国来的犹太人一样，31岁的木匠扬科夫斯基是波兰流亡者。他生长于奥特沃茨克（Otwock）一个贫困的家庭，在那里加入了共产主义运动。1937年，他赴西班牙参加了内战。1939年初，随着共和党军的失利，他随军撤到法国边境时被捕。他在法国境内被拘禁了两年多，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后来，他想方设法从位于滨海阿热莱斯（Argelès-sur-Mer）的营地逃脱，到了巴黎。然而，他很快再次被法国警察逮捕。起初他被关在德朗西（Drancy），这是一座位于巴黎郊外专门关押犹太人的新营，绝大多数被送去奥斯维辛的法国犹太人都是从这里启程的。随后，他又沦为德国军队的“人质”，被关在贡比涅。也是在这里，1942年3月的一天，扬科夫斯基跟其他犹太囚犯一起被单独关押起来，他们被告知将远去东方从事繁重的劳动。

在奥斯维辛，扬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在党卫队棍棒的驱赶下，五个人一排走进主营区。他们在集中营里遭到了更多的暴力虐待——他们第一次体会了党卫队所谓的“运动”——而且每日的食物供给少得可怜。很快，他们又开始行进。他们还要在骑着高头大马的党卫队看守的环绕下，以双倍的速度徒步前往比克瑙，脚上趿拉着沉重木鞋走泥地。在新营区的大门处，党卫队看守和审头正手持大棒等着他们。据扬科夫斯基回忆，有几个囚犯直接被打死，“后面的人不得不跳过他们的尸体才能跑进集中营”。随后他们全体集合，完成了在比克瑙的第一次点名。所有人筋疲力尽，又累又怕还流着血，新囚服上沾满了泥巴。这些囚服有特别的含义，都是之前被杀的苏联战俘穿过的。几天前刚到的斯洛伐克女囚穿的就是这样的囚服，这批从法国来的犹太男囚也一样。集中营党卫队或许将此举视为解决囚服短缺问题的便捷之法。但这也象征了新来者的命运：他们到奥斯维辛是为了顶替苏联战俘，所以跟前人一样，他们很快也会死。犹太囚犯在了解了苏联战俘的命运后，对这个寓意也心知肚明；甚至有传言称，比克瑙集中营里犹太人所住的营房正下方就埋了数千名士兵。[35]

1942年春，奥斯维辛距成为历史学家彼得·海斯（Peter Hayes）口中的“大屠杀首府”还有很长的一段历程。可以确定的是，这座集中营如今已经加入了逐步展开的泛欧洲灭绝计划。[36]但是，犹太囚犯的数量仍然远远落后于希姆莱在1月末宣布的目标。到了1942年6月底，在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遣送行动进行了3个月后，法国和斯洛伐克先后向奥斯维辛遣送了16批、大约1.6万名犹太人。[37]而且，这些犹太人并没有在刚抵达的时候就被处死。他们的耳朵上被做了记号，表明了苦力的身份，奥斯维辛党卫队也只给他们提供最少量的供给。集中营督察组管理层希望能够避免犹太人重蹈苏联战俘急速死亡的覆辙；就在几个月前，阿图尔·利布兴切尔还提醒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们说，“要尽一切可能保存犹太人的劳动能力”。[38]

然而，现实截然相反。即便奥斯维辛还没有完全成为一座死亡营，对犹太人来说已经够致命了；1942年春季和夏季新登记的犹太囚犯中，有三分之二甚至更多人在8周内就已死亡。[39]帝国中央安全局有几批遣送人员几乎全军覆没；4月19日，464名犹太男子从中转营日利纳（Z ˇilina，斯洛伐克）抵达奥斯维辛，但三个月后只有17人还活着。自从斯洛伐克当局在遣送时开始以家庭为单位，死的人里就出现了未成年的男孩；年龄最小的遇害者是7岁的埃内斯特·施瓦茨（Ernest Schwarcz），他在集中营里活了不到一个月。[40]

犹太人在比克瑙忍受着恶劣的生存条件、致命的暴力虐待和榨干人精力的繁重劳动。当地党卫队认为这些有罪的犹太人应该死在比克瑙集中营里，并且在1942年春季见证了一大批死亡。营区仍在建设当中，只有寥寥几座简陋的营房完工了。所有的一切都厚厚地糊上了尘土和排泄物，连最基础的设施都没有，医疗资源和食物都严重匮乏。许多犹太人被迫去修建集中营，此外还要进行许多没有意义的劳动。从1942年5月初开始，随着清除病弱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的做法在比克瑙逐渐兴起，那些熬过了繁重劳动的囚犯最终还是会被枪杀、打死或者死于其他的折磨。[41]

相隔不到两英里的地方，同在奥斯维辛主营区的犹太女人们在1942年春天也面临着恐怖的命运。她们成了新女子营区中囚犯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且规模迅速扩大。这里临时由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人负责管理（只有到了1942年7月才并入奥斯维辛集中营统一管理），并很快就超过了拉文斯布吕克的规模。到了1942年4月底，奥斯维辛关押了6700多名女囚，而拉文斯布吕克则有大约5800名女囚；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拉文斯布吕克就被奥斯维辛地区这座匆匆建造起来的营地赶超了——这是一个早期信号，显示了纳粹大屠杀对更广泛的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影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更多的女囚被送到奥斯维辛，使这里拥挤不堪；到了1942年6月末，党卫队在原有的石头营房之间又建起了更多的木制营房。

女子营的健康状况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到处都是痢疾、肺炎和开放性伤口，斑疹伤寒也在增多，囚犯还要忍受着伤痛进行繁重的农业劳作和建筑施工。许多患病或者虚弱的女囚都被挑出来杀掉了；有的被送进了毒气室，其他人则被注射了苯酚。奥斯维辛女囚的大批死亡在集中营历史上前所未有。1942年8月，当活下来的女囚被转移到比克瑙的新营BIa时，这些从3月底开始进入主营的1.5万到1.7万女囚中，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死了。[42]

地区性杀戮中心

纳粹大屠杀开始改变奥斯维辛。集中营营区日益扩大，囚犯数量直线飙升，从1942年1月初的1.2万人达到了5月初的2.14万人，其中包括3000名女囚。[43]但奥斯维辛的变化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毕竟，大规模杀戮在此之前就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标志，特别是从1941年秋季开始，那时苏联战俘抵达此处，而比克瑙的扩建也正在规划之中。不过，在1942年春天时，奥斯维辛仍然处于大屠杀的外围。它还要历经三个重要的步骤，历时几个月才能成为大屠杀的主要参与者。第一步就是以上提到的，帝国中央安全局从1942年3月末开始向这里大规模遣送犹太人。紧接着在几周后，第二步行动就展开了。

1942年5月，奥斯维辛成为系统性屠杀西里西亚犹太人的一个地区死亡营。[44]正如切姆诺集中营会杀掉丧失劳动能力的瓦尔特高犹太人，奥斯维辛也会处决不适合工作的西里西亚犹太人。[45]奥斯维辛党卫队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的两种方式贯彻到底——即时消灭或者安排囚犯进行致命的强制劳动——具体用哪种方式取决于囚犯的来处：“无劳动能力”的西里西亚犹太人刚一到达就会被处死，而其他犹太人则像普通囚犯一样进行登记，然后劳作到死。这种双管齐下的政策以前也出现过，那还是在1941年秋季奥斯维辛党卫队处理苏联战俘的时候采取的致命方案。[46]

奥斯维辛发展成为地区性杀戮中心的细节如今仍然笼罩在迷雾之中，不得而知。原始文件都已经遗失，像鲁道夫·霍斯和阿道夫·艾希曼等关键参与者在战后的证言也前后不一致，缺乏准确性。[47]已知的是艾希曼曾多次到访奥斯维辛，协调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事宜。他和“亲爱的同志以及朋友”霍斯建立了紧密的关系，艾希曼欣赏霍斯的“严谨、谦逊以及模范的家庭生活”。而沉默寡言的霍斯也视艾希曼为同道中人，用非正式的“你”而不是“您”来称呼他，而且在经历了一天的工作后，比如视察集中营或者驾车到其中一个新营地，这两个负责大规模杀戮的狂热分子会结伴消遣，一起抽烟喝酒，然后第二天早上共进早餐。[48]艾希曼第一次到访奥斯维辛似乎是在1942年的春天，3月或者4月。在他的策划下，帝国中央安全局从法国和斯洛伐克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已经开始进行，他还亲自到奥斯维辛跟指挥官霍斯商讨有关遣送的事宜以及下一步的行动。艾希曼可能告诉了霍斯，那些被挑选出来即时消灭的犹太人很快就会从上西里西亚被送过来。[49]当然，这只是他们众多会面中的一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在大批量遣送开始之前，艾希曼经常跟霍斯以及集中营党卫队高层官员见面，确定奥斯维辛的“承载能力”；“毕竟”，艾希曼在多年之后解释道，奥斯维辛党卫队需要知道“我准备送多少人类原料过来”。[50]

奥斯维辛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点必定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一把手奥斯瓦尔德·波尔的议事日程之上，当时大概是1942年4月初，他正在奥斯维辛访问，这是自他接管集中营系统以来对奥斯维辛的第一次官方视察。[51]在这个时期，波尔跟希姆莱保持着紧密的联系——4月中旬时两人频繁会面——波尔必定知道纳粹领导层的总体规划，而领导者们正在最终确定泛欧洲犹太人灭绝政策的大致轮廓。[52]

波尔从奥斯维辛离开后不久，针对西里西亚犹太人的死亡流放就开始了。1942年5月，大约有6500名不适合参加劳动的犹太人从上西里西亚的几个城镇中被挑选出来，送抵奥斯维辛。许多人都来自小镇本津（Będzin），距离奥斯维辛不过25英里。5月12日，德国警察和犹太人聚居区对小镇上拥挤不堪的犹太人区展开了大规模“行动”，这里曾是当地犹太人文化和经济生活的中心，如今却分外凄凉。第一批受害者就是在这里遭到了围捕。在接下来的一个月，还有约1.6万名犹太人从西里西亚被送到奥斯维辛，令多个片区的纳粹官员自豪地宣称“摆脱了犹太人”。[53]

小红房子

菲利普·米勒（Filip Müller）见证了大批西里西亚犹太人被杀的过程，这名年仅20岁的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4月13日被送进奥斯维辛，很快就被分到了一个特殊的囚犯小分队，在主营区的火葬场工作。自1941年秋天建立了毒气室以来，这个小分队的人数翻了一番。战后，米勒为1942年5月和6月抵达奥斯维辛的几批波兰犹太人作证，其中包括许多老人和妇女，还有许多带着小孩和婴儿的母亲。党卫队将囚犯们带到火葬场外的院子里，让他们脱掉衣服准备洗澡。然后，党卫队将这些犹太人关进了火葬场里没有窗户、灯光微弱的毒气室。恐慌很快在被困的囚犯中蔓延开来。党卫队看守还冲他们喊话说：“别在浴室烧坏了自己。”引擎的巨大轰鸣声本应盖过人们垂死挣扎的声音，但菲利普·米勒等紧邻火葬场的人却听到了全过程：“我们听到里面突然开始剧烈地咳嗽。然后人们开始惨叫。你还能听到孩子们的哀号，所有人都在惨叫。”过了一会儿，惨叫声逐渐减弱，最后彻底消失了。[54]

在主营区毒气室（后来被称为Ⅰ号火葬场）里上演的批量残杀继续在比克瑙的新杀人设施里展开。[55]在桦树林旁边一个隐蔽的地点，党卫队把一间空农舍改造为毒气室。这座简单改造过的小房子被称为1号地堡，或者是“小红房子”；窗户都被砖石砌上，门被加固且做了隔音隔温，墙上还钻了小孔（上面都罩了层薄片作为遮掩）以便投放齐克隆B弹丸。两个房间可以塞进数百名囚犯，房间里还有木刨花来吸收血迹和排泄物。[56]1号地堡大约在1942年5月中旬或者下旬开始投入使用，几个月后，主营区火葬场里的毒气室就销声匿迹了。[57]

党卫队杀手们认为，将大批量毒气谋杀搬到比克瑙是解决大屠杀实际问题的一个方法。在破破烂烂、过度使用的老旧火葬场展开大规模屠杀以及处理尸体越来越成问题，也给主营区引来了太多的关注；将毒气室搬到偏僻的比克瑙农舍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更加隐蔽。[58]更重要的是，比克瑙成了一座关押必死囚犯的大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正在前来的路上——在登记的囚犯中，大规模的筛选越来越普遍。从党卫队的角度来看，在比克瑙杀掉这些被挑选出来的囚犯，比将他们送回主营区的毒气室要容易得多。因此，比克瑙被指定为奥斯维辛集中营区内大规模清除犹太人的新中心。

“死亡工厂”

1942年6月11日，以阿道夫·艾希曼为首的几名负责大屠杀的党卫队管理者齐聚帝国中央安全局犹太人事务部位于柏林的办公室，商讨纳粹在欧洲范围内驱赶犹太人计划的细节。他们的情绪都十分低落。就在两天前，希姆莱最亲密的伙伴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按国葬级别风光大葬，他被两名在英国受训的捷克斯洛伐克特工暗杀了。纳粹领导人已经对捷克人展开了残忍报复，并认为犹太人也参与其中，同样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在6月9日为海德里希致悼词时，希姆莱告诉党卫队将军们，对犹太人展开“彻底扫荡”的时刻到了：“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圆满完成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迁移，毫无疑问；之后，再没有犹太人会迁移了。”奥斯维辛在希姆莱的构想里占了重要地位。正如艾希曼两天后在帝国中央安全局会议上所说的那样，希姆莱下令将大批的犹太男女送进奥斯维辛进行强制劳动。党卫队管理层随后敲定了细节：从1942年7月中旬开始，大约12.5万名犹太男女将乘列车从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来到集中营。希姆莱还把其中大部分囚犯设想成奴隶；他下令，大批运送到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应该是能够劳动的青壮年（16岁到40岁之间）。但是他也设定了例外：运送中可以包括一小部分无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十分之一左右。在艾希曼和其他党卫队领导们眼中，这些人的命运已经注定，抵达奥斯维辛之日就是他们丧命之时。[59]

为种族灭绝做准备

在希姆莱眼中，奥斯维辛已经准备好在纳粹大屠杀中发挥重要作用了。1942年初，这里曾被指定为关押犹太人的大型劳动营，如今希姆莱也将它指定为大型的死亡营。它足够偏僻，适合进行隐蔽的大屠杀；它四通八达的铁路又令它方便接收从西欧和中欧来的遣送队。[60]更重要的是，自从大批量毒气处决所谓的苏联人民委员和西里西亚的犹太人后，它已具备了大屠杀所需的基本设施。奥斯维辛证明了自己可以成为地区性的灭绝营之后，它被提升为纳粹的一级死亡营。第二年，指挥官霍斯自豪地说，奥斯维辛党卫队被赋予了一项重要的新任务：“解决犹太人问题。”[61]

1942年6月，奥斯维辛的新计划引发了集中营党卫队的一阵忙碌。与此同时，经销齐克隆B的公司领导也被召去柏林，这并非巧合；不久，奥斯维辛的毒气订单就显著增多。[62]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内，奥斯瓦尔德·波尔参与了重要的讨论，他1942年6月18日和20日均在希姆莱身侧。[63]就在几天前，他的集中营管理者里夏德·格吕克斯（如今已经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D处的主任）曾到访奥斯维辛，跟当地的处决者当面交流。鲁道夫·霍斯在战后抱怨说格吕克斯并不喜欢听到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64]从后来看这或许是真的，因为格吕克斯越来越被边缘化，不过最初他还是亲身参与的，跟阿道夫·艾希曼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且定期跟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同侪——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会面。[65]而且，他还向自己的新上司波尔积极表现，经常找波尔商讨大屠杀事宜。[66]

格吕克斯在1942年6月16日将近傍晚的时候抵达奥斯维辛，或许待到了第二天。他肯定谈到了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因为自打他离开后，正式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的死亡率就开始急速上升。[67]格吕克斯还巡视了整座集中营。他参观的地点包括主营区的老火葬场（如今正在维修）和储存被杀囚犯衣服的库房。[68]格吕克斯特别想去比克瑙看看新的灭绝设施。1号地堡已经投入使用。同时在几百码以外，党卫队正把第二座更大一些的农舍——“小白房子”——改造成毒气室，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最近将奥斯维辛作为欧洲死亡营的决定导致的结果。2号地堡可能是在1942年6月末到7月初开始运转的。[69]

格吕克斯的奥斯维辛之行结束后一周，鲁道夫·霍斯就到访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Berlin-Lichterfelde）的总部，波尔于周四晚上，也就是1942年6月25日在这里举办集中营指挥官全体会议。无疑，霍斯在动身前往德国首都时就已经想到奥斯维辛即将迎来大批量的遣送。在他6月24日离开集中营搭乘火车连夜赶往柏林之前，他的下属就给格吕克斯发了一封密电，请求在第二天上午或者下午与格吕克斯私下会谈，以便霍斯可以“与旅队长您探讨紧急重要的事情”。格吕克斯的下属很快就安排了会面，地点定在党卫队工程师汉斯·卡姆勒的办公室，后者密切参与了奥斯维辛所有重要的建筑项目。[70]我们不知道这三名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在此次会面时谋划了什么。但他们肯定谈到了奥斯维辛为迎接大批犹太人所做的准备工作，这些被遣送过来的囚犯注定要死在集中营里。

大规模遣送

按照计划，载满犹太人的列车于1942年7月开始从欧洲各地抵达奥斯维辛。在之前的几个月，只有零星几次大规模输送犹太人的情况。但如今，特别是从1942年7月中旬开始就变得更常规。每次输送在1000人左右，基本一天就可以抵达奥斯维辛；偶尔也有两趟列车同一天抵达的情况。总之，1942年7月和8月，超过6万名犹太人从法国、波兰、荷兰、比利时、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被送进奥斯维辛。[71]帝国中央安全局下决心尽快消灭尽可能多的犹太人，因此进一步扩大遣送规模。1942年8月28日在柏林的一次会议上，阿道夫·艾希曼告诉下属，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增加欧洲犹太人的遣送数量。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也从奥斯维辛被召集来参加此次会议，艾希曼的指示对他来说算是新闻（第二天，霍斯就将此事简要报告给了格吕克斯）。自1942年秋天起，从第三帝国及其占领地区的定期遣送拉开帷幕，最初从泰雷津（Terezín）和柏林开始。随后在1943年春，来自萨洛尼卡（Salonika）的遣送队伍也抵达奥斯维辛：3月份的第一批4支遣送队伍给奥斯维辛集中营送来了1万名希腊犹太人。在1943年10月，意大利背叛盟国后，德国军队拥入意大利，第一趟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列车押送着1031名犹太囚犯离开罗马前往奥斯维辛。尽管从地理上看遣送的犹太人来自欧洲各地，但是在1942～1943年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46.8万名犹太人中，波兰犹太人所占的比例依然是最大的。[72]

虽然帝国中央安全局的触角稳步延伸，但死亡列车的数量波动很大，随大屠杀的总体节奏而增减。例如在1943年7月，帝国中央安全局送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超过7200人。而一个月后，随着上西里西亚东部犹太人聚居区被肃清，5万名犹太人拥入集中营。[73]大多数列车都是从犹太人聚居地、中转营或者拘禁营而来。像扬科夫斯基那样，囚犯们通常从一个营地被分流到另一个，而集中营则是漫长旅程中的最后一站。欧洲有许多犹太营，有的如荷兰的韦斯特博克（Westerbork），至今仍广为人知，而有的如斯洛伐克的日利纳，则长期被人遗忘。[74]这些地方并不全由德国当局管理。比如德朗西就是由法国警察看守，直到1943年夏天才由党卫队接管。[75]这些营地的条件也千差万别；虽然一般来说这里的条件都比较差，但通常并不致命。重要的是，跟党卫队集中营不同，临时营都不是由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来运营，除了荷兰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Herzogenbusch，菲赫特）。

海泽根布什位于北布拉班特省（Noord-Brabant），最初并不是一座党卫队集中营。1942年夏天，荷兰的党卫队以及警察高层领导汉斯·阿尔宾·劳特尔（Hanns Albin Rauter）决定建立一座专门关押犹太人的大营：“荷兰大清洗”期间，犹太人在“前往东方”之前应该被关在这里面。但在1942年12月，这处营地被归在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之下，成了一座正式的集中营（不过劳特尔依然参与其中，结果导致跟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反复发生冲突）。这座所谓的犹太人中转营在1943年1月16日开张，“许多建筑只建起了一半”，律师阿图尔·莱曼（Arthur Lehmann）回忆说，他是一名刚过五旬的德国犹太人。这座新营很快就被填满了，截至1943年5月初，8600多名犹太男女和儿童被关在这里。许多人都享受官方豁免，可以不被立刻遣送，这导致他们产生了错误的希望，以为海泽根布什会成为一处正常的聚居点，不过是变了个名字而已。[76]

此时的海泽根布什只是在表面上与奥斯维辛等党卫队集中营相似。的确，这里也有为特定目的建造的营房、点名广场，以及党卫队看守和劳动。但是也仅此而已。为了不让犹太囚犯们洞悉他们最终的命运，海泽根布什党卫队表现得极为克制。起初，囚犯们还可以保留自己的衣服和财物；阿图尔·莱曼还戴着眼镜，头发略微有些凌乱，看起来更像是一位教授而不是囚犯。劳动——后来包括给飞利浦电子公司工作——时的条件基本上还是可以忍受的。尽管囚犯按性别分开管理，孩子随母亲在一起，但男女仍可以定期会面。最重要的是，营内的许多机构掌握在被囚禁的犹太人手中，就像在纳粹管辖下的犹太人聚居区一样。像莱曼这样的犹太人领袖成了内部行政机构的一把手，掌管着用于从食堂购置食物的资金，负责食物的分配，与外界的律师和亲属保持联系。这里还有犹太营警，负责在营内和仓库巡逻，还有到火车站接新来的囚犯。囚犯们如果被指控盗窃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会由当过法官的人领导的囚犯法庭审理，而不是接受党卫队的惩罚。总之，营内很少有虐待行为，集中营党卫队也保持低调。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相当低的死亡率反映出来，大约有100人死亡——几乎都是婴儿或者老人，1.2万人活了下来。

抵达海泽根布什中转营的犹太人发现这里的条件比自己预期的更好，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当来自蒂尔堡（Tilburg）的18岁少女海尔格·迪恩（Helga Deen）于1943年6月1日来到海泽根布什集中营时，她在秘密日记中写道：“目前还不算太糟，这里没有什么好怕的。”但党卫队的邪恶企图只不过暂时被掩盖了起来；恐怖潜伏在暗处，很快就将显露狰容。1943年7月，仅仅在这里待了一个月后，海尔格·迪恩和她的家人就被送到东边处决了。这属于党卫队在1943年夏天开展的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其间绝大部分海泽根布什的犹太囚犯——超过1万人——被送到索比堡处死。对他们来说，在集中营里的存活时间只剩下去往死亡营路上的这段短暂的时光了。剩下没被送走的小部分囚犯都是在飞利浦工厂做工的技术人才以及少数犹太人领袖，比如阿图尔·莱曼，他们享受的特权也被取消了。他们逐渐摸清了纳粹的真实意图，可他们在集中营里的特殊地位没能使自己免于遣送，1944年6月初，党卫队将最后一群犹太人清出了海泽根布什。“我非常抑郁。”其中一个人在去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上草草记了几个字。莱曼自己已经在1944年3月被送走，最终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的劳拉赫特卫星营（Laurahütte）。他后来写道，跟奥斯维辛这样的党卫队集中营相比，海泽根布什的条件“格外好”。[77]

虽然从1942年夏天开始，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但它在初期仍然是个小角色，远不如其他机构可怕。犹太人强制劳动的主要地点另有所在。1942年底，奥斯维辛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只有12650人。相比之下，根据党卫队的统计，仍有将近30万犹太人生活在总督府，大多数都在大型聚居区做苦工，比如华沙聚居区（5万人）。欧洲其他地方的聚居区，比如罗兹（8.7万）和泰雷津（5万）的犹太人也比奥斯维辛多。即便在西里西亚本地，奥斯维辛也不敌党卫队区队长阿尔布雷希特·施梅尔特（Albrecht Schmelt）管理下的地区性犹太人劳动营。[78]作为死亡营，奥斯维辛更是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的映衬下黯然失色。1942年，大概有19万犹太人死在奥斯维辛，绝大多数死于比克瑙的毒气室。[79]而同年，3座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号称清除了约150万人；仅在特雷布林卡死亡营就有超过80万人遇害，其中包括少数吉卜赛人。[80]只有到了1943年——当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完成了它们屠杀总督府大部分犹太人的使命后归为沉寂，大多数保留下来的聚居区和劳动营也被关闭——奥斯维辛才成了大屠杀的中心。[81]

到达奥斯维辛

1942年底一个寒冷的清晨，大批波兰犹太人从位于齐青劳区（Zichenau）的莫瓦（Mława）犹太人聚居区大门外的广场出发，踏着乡村道路上的烂泥和积雪艰难跋涉，前往镇上的火车站。男女老幼都又冷又累，他们前一夜是在聚居区附近一座阴暗破败的大磨坊里度过的。而凶狠的德国看守还要求他们快速行进，他们不得不挎着背包，携着行李箱，背着自己仅剩的财物跌跌撞撞地前行。这里面有个叫勒吉布·郎弗斯（Lejb Langfus）的人，30岁出头，是一位宗教学者。他的妻子德博拉（Deborah）和8岁的儿子塞缪尔（Samuel）也跟他在一起。跟其他同行的人一样，他们也是最近才从一个小聚居区马佐夫舍地区马库夫（Maków Mazowiecki）被送进莫瓦的，因为在1942年11月下旬那里被纳粹清空了。郎弗斯和其他人终于到了火车站，汗流浃背。警察和党卫队队员让他们在火车旁边排成一队，然后将他们往车厢里推。有的家庭在混乱中被冲散了，但郎弗斯显然牢牢抓住了妻子和儿子，最终一家人挤进了同一个车厢。大概中午时分，所有车门都关闭了，列车缓缓开动。这趟列车的目的地是奥斯维辛。[82]

大部分从东欧前往死亡营的列车都一样，车厢内的条件极为恶劣，令人难以忍受。自从1942年夏天开始大规模遣送犹太人以来，位于东部的德国当局就青睐于没有窗户的封闭式货运车，很快，车厢里就散发出恶臭，地上洒满了屎尿。由于过度拥挤，勒吉布·郎弗斯和其他人只能直挺挺地站着，无法坐下、屈膝或者躺下，甚至连随身带着的包裹都无法打开。很快，所有人都开始感到窒息和极度的干渴。“渴的感觉主宰了一切。”郎弗斯后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偷偷写道。可怕的寂静笼罩着他所在的车厢。大多数人已经陷入半昏迷的状态，渴得连话都说不出了。孩子们也失去了精神，他们的“嘴唇已经干裂，喉咙也彻底干了”。中间只有一小段喘息的时间：中途短暂停车的时候，两名波兰警察出现在车门处，用水来换取囚犯的婚戒。[83]

除了饿和渴，还有令人崩溃的恐怖。在这趟和其他遣送列车上，大部分男女和儿童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被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但许多波兰犹太人听说过这座集中营。比如郎弗斯就知道奥斯维辛是一座臭名昭著的惩罚营，是遣送犹太人的目的地。还有关于集中营内大规模屠杀的传言。居住在奥斯维辛附近的犹太人甚至听说囚犯会被扔进“炉子”或者“毒气室”，一名来自本津的女孩于1943年初在日记里写道。尽管有这些传言，车上一些波兰犹太人仍然保持乐观。“往好处想。我们是去劳动的。”1942年末，另一趟从波兰犹太人聚居区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上丢弃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但是，没有任何办法掩盖人们的焦虑。那些从中欧和西欧被输送来的犹太人和居住在离大屠杀中心较远的犹太人普遍更乐观，认为等待自己的不过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出发前德国官员就是这样承诺的，来自亲友的明信片也似乎肯定了这种说法，只不过那些明信片是在党卫队强迫下写的），可波兰犹太人已经在聚居区遭受了数月的痛苦和暴力折磨。郎弗斯一家熬过了物资短缺和传染病，亲眼看见了暴力殴打、奴役劳动、公开处决和谋杀。跟波兰其他被占领的地区一样，有关纳粹在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展开大屠杀的传言在1942年开始流传开来，所以当居住在马佐夫舍地区马库夫的犹太人得知自己很快也将被遣送时就陷入了深深的恐慌和焦虑。小塞缪尔·郎弗斯哭得不能自已，一遍又一遍地叫着：“我想活着！”心烦意乱的父亲心中也极度恐惧。就在他即将登上开往奥斯维辛的列车前，郎弗斯在莫瓦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跟其他人一样为自己的命运揪心：“我们一直在想，旅途的尽头等待我们的是什么：生还是死？”[84]

奥斯维辛党卫队知道答案。当地警方或者帝国中央安全局（或者二者同时）负责把即将抵达的遣送批次的信息通知集中营，以便集中营提前做好准备。[85]一旦有列车抵达——这随时都可能发生——运转顺畅的党卫队机器就发动了。当值的官员吹响哨子通知指挥参谋部，并且大喊：“遣送队伍已到站！”党卫队官员、医生、司机、分区主管和其他人迅速到位。医护人员有时会直接前往比克瑙的毒气室。同时，数十名党卫队看守爬上卡车和摩托车前往“犹太站台”（Judenrampe），那是位于奥斯维辛和比克瑙之间的新货运站的一部分（从1944年5月开始，遣送人员抵达的是位于比克瑙内部的另一个犹太站台）。随着列车停靠进长长的木制站台，党卫队看守“围绕列车站成一圈”，党卫队官员弗朗茨·霍斯勒（Franz Hössler）在1945年供述称；然后党卫队得到指令，打开车门。[86]

对车上的犹太人来说，列车到站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冲击。1942年12月6日，勒吉布、德博拉和塞缪尔一家以及其他从莫瓦而来的犹太人坐了一天的车，现在突然停车令他们感到迷茫。然后，所有的事情似乎发生在一瞬间。车门被拉开，党卫队看守和一些身着条纹制服的囚犯冲上去催促犹太人下车。为了提高效率，他们对那么踟蹰不前的犹太人大喊大叫、上手推搡。看守们会对囚犯拳打脚踢，不过仅止于此。看守们的克制可以更好地确保指令的执行，让囚犯顺从，这有助于隐瞒他们的命运。从莫瓦来的约2500名犹太人以极快的速度拥入站台，他们拉着彼此，紧抓着自己的物品；被留在车厢里的是旅途中被挤死的老人和孩子的尸体。

从黑黢黢的列车里乍然来到刺眼的光线下，头晕目眩的囚犯们不停眨眼，“大脑陷入了一片混乱”，勒吉布·郎弗斯几个月后偷偷写道。路灯点亮了他们所在的一大片区域，还有大量佩着武器和警犬的党卫队看守。在混乱和恐惧中，茫然的犹太人被迫下车，并且把自己的包裹、行李箱留下，这些行李堆由所谓的“加拿大”突击队的囚犯看管。失去财产令新来者们感到不自在，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思考就被党卫队分成了两组，男人在一组，女人和大部分孩子在另一组。这个命令让许多囚犯惊呆了。他们来的时候是一大家人，但看守很快把他们拆开了，一时间兄弟姐妹、配偶、儿子和女儿疯狂地想要跟家人再拥抱一次。“哭喊声悲痛欲绝。”勒吉布·郎弗斯写道，他不得不跟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分开。随着人群被分成两拨，相隔几码之遥，许多囚犯此生再也没能见到自己的挚爱。每拨人都被排成五人一行，走向一小批党卫队队员，郎弗斯知道，这些人将决定他们的命运——“筛选开始了”。[87]

奥斯维辛党卫队对刚抵达的犹太人的常规筛选始于1942年夏天，那时希姆莱决定，不能劳动的犹太人应该登上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遣送列车。[88]由于所有上车的犹太人命已注定，希姆莱显然赞成通过筛选来决定这些犹太人何时要被处死以及用何种方式。有的人可以登记入营，面临致死的强制劳动；而其他人则直接被送进毒气室。等到勒吉布·郎弗斯和其他从莫瓦来的犹太人于1942年12月抵达奥斯维辛时——当月还有十几趟这样的遣送——这种筛选早已成为惯例。[89]根据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佩里·布罗德（Pery Broad）在战后的供述，党卫队队员在筛选时匆匆忙忙，行事“相当草率”。筛选通常一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每个犹太人跌跌撞撞地走到犹太站台站长，即主管的党卫队官员面前——通常是当值的集中营医生，受到其他高层官员，比如分区主管和劳动行动的领导人的支持——他们飞快地瞥一眼，简单地问一问囚犯们的年龄和职业，然后点头或者挥手，随意地指向左边或者右边。此时，很少有囚犯知道，这个简单的动作意味着即刻死亡或者短暂地苟活。[90]

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同意在筛选犹太人时定一个更宽泛的标准，超越早期制定的对苏联“人民委员”的筛选标准。[91]医生弗里茨·克莱因（Fritz Klein）是奥斯维辛的一名医师，他简明扼要地总结说：“挑出那些不适合或不能劳动的人是医生的职责。这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92]在纳粹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中，无论在哪里，孩子都是最脆弱的。1942年到1945年间，大约有21万儿童被送到奥斯维辛。年龄在14岁以下的孩子基本上在刚到的时候就被送进了毒气室；大部分年龄稍大的孩子也没能逃脱厄运。初选后活下来的犹太儿童总共不到2500人。[93]许多犹太女人的处境也极度危险，即便她们健康状况良好，党卫队还是习惯将大多数母亲跟幼童一起送进毒气室，而不是在犹太站台上将她们拆散。[94]同时，有的母亲甚至好心办坏事。奥尔加·伦杰尔（Olga Lengyel）到达奥斯维辛后决心保护自己的儿子阿尔瓦德（Arvad），不让他参加恐怖的强制劳动。所以当克莱因医生问她孩子的年龄时，她坚称孩子不满13岁，尽管他看上去更大。于是克莱因医生按例将阿尔瓦德送进了毒气室。“我怎么会想到是这样。”伦杰尔在战后绝望地写道。[95]

一些新抵达的犹太人及时了解到了真相。就在他们爬下列车，在站台上等待的时候，“加拿大”突击队的囚犯违背了党卫队的命令，偷偷告诉了他们三条基本的筛选窍门：尽可能表现得健康强壮，称自己的年龄在16岁到40岁之间，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年长的亲戚。[96]这些建议挽救了一部分犹太人，至少是暂时的。[97]但也给许多人造成了两难的抉择。特别是年轻的母亲们不得不在瞬间做出决定，是听从陌生人泛泛的建议抛弃自己的孩子，还是跟孩子一起站到满是老弱病残、感觉不妙的队伍中？如果按照正常的道德准则来看，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这就是学者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所谓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98]

在站台完成筛选后几小时内，大部分犹太人就被杀害了。总的来说，指挥官霍斯一直想要更多的劳动力；但党卫队区队长施梅尔特在中途拦截前往奥斯维辛的遣送车，拽出年轻的犹太人充入自己的劳动营，霍斯和艾希曼都反对这样的预选，因为会让奥斯维辛丧失最好的劳动力。[99]然而，到奥斯维辛站台筛选的时候，霍斯又强势规定“只有最健康强壮的犹太人”才能获得赦免。不然的话，集中营就会充满了需要照顾的囚犯，让每个人的生活条件更恶劣。[100]尽管内部对霍斯的强硬方法有些意见，但奥斯维辛党卫队的许多成员都支持他。据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佩里·布罗德的证言，尽管对强制劳动力有需求，但这些党卫队队员把“最大限度消灭‘国家敌人’视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01]一些党卫队高层官员也对此表示认同，其中就包括在奥斯维辛负责监督大规模屠杀的帝国医生恩斯特·格拉维茨，他支持把毒气作为消灭集中营病人的根本武器。[102]相比之下，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高层管理者经常指责霍斯，认为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应该在筛选时尽可能多地留活口进行劳动，哪怕是体弱的人，哪怕只能劳动一小段时间，也应该留下。[103]党卫队最高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则在争论双方间来回摇摆。[104]

最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站台上的党卫队官员的默认选择还是毒气室；平均只有大约20%的犹太人被选中参加强制劳动，登记成为奥斯维辛的囚犯（不过，在不同的遣送批次和时间下，这一比例的波动也非常大）。[105]1942年12月6日夜里，党卫队处理来自莫瓦的这批犹太人时采用的也是相似的手段。只有406名年轻力壮的犹太男人通过了筛选，暂时活了下来（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党卫队没有留任何的犹太女人）。通过筛选的少数人里就有勒吉布·郎弗斯。他的妻子德博拉和儿子塞缪尔消失在另一群人中，那其中起码有2000多名身体强壮的人。郎弗斯紧盯着妇女和儿童安静地爬上党卫队的大卡车，消失在明亮的灯光中。许多囚犯都被党卫队礼貌地帮助体弱者爬上卡车的举动蒙骗了，误认为这是善良的信号。其他党卫队队员则向剩余的犹太男人再次保证，他们很快就能再次见到自己的爱人。郎弗斯被告知以后他每周都可以在一个特殊的营房与家人会面。然后，这些卡车陆续发动，驶向了毒气室。[106]

火与气

被选中进入毒气室的人追随之前的卡车，从车站出发行进了1.5英里，经过比克瑙集中营，穿过一片草场，前往改造后的农舍。“这是一条单行道，”夏洛特·德尔博（Charlotte Delbo，1943年初从法国而来）后来写道，“但是没有人知道。”行进时，党卫队队员带着看门狗，始终让囚犯保持队列整齐。但他们继续欺骗囚犯，偶尔还会问问犹太人的职业和背景，并告诉他们这是要去洗澡，为了消毒杀菌。一些囚犯注意到后面还有救护车跟着，还觉得松了一口气。救护车缓慢地跟在人群后面，偶尔上面会载着无法走路的犹太人。但救护车并不是为了救护。它真实的目的是搭载负责监督大屠杀的党卫队医生，还有成罐的齐克隆B。“没有人在意亵渎了红十字的标志，”指挥官霍斯回忆说，“他们还毫无压力地开着带有红十字标志的车前往灭绝设施。”[107]

当最终目的地映入眼帘时，第一印象令囚犯们再次感到安心：一间小小的农舍以及两座木头房子（更衣用的），周围还有郁郁葱葱的果树环绕。在场的党卫队队员更多，还有一个囚犯组成的特别工作队（Sonderkommando），他们都是来协助大规模屠杀的。当这些囚犯到达后，之前坐卡车来的人已经在农舍里面了。不久之后，两队人马会合。那些行动太慢的人会遭到党卫队的殴打和看门狗的袭击。他们蹒跚入内，最后看到的东西是敞开的大门上一块写着“通往浴室”的指示牌。等到屋子里挤满了男女孩童后，沉重的大门被锁上，党卫队医生命令卫生员往屋里投放齐克隆B晶体。党卫队医生约翰·保罗·克雷默（Johann Paul Kremer）曾在1942年秋天监督了大量毒气屠杀，他后来供述说，等到“囚犯们的惨叫和声音”消失后他就开车走了。[108]毒气室在一段时间内成了禁区，通常需要隔夜，因为1号和2号地堡没有机械通风设备来抽出毒气。[109]

当毒气室的门再次开启时，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便开始工作。勒吉布·郎弗斯就在其中。自从1942年12月6日党卫队把他跟妻儿分开后，他就跟其余被选中做奴隶劳动的犹太人一起徒步走到了比克瑙营区。第二天早上，他们从自己的营房被带到了所谓的比克瑙桑拿间去完成例行的程序。洗完澡后，他们被剃光了头发，拿到了条纹囚服；然后被文上了刺青。两天后，1942年12月9日晚上，以一级小队长奥托·莫尔（Otto Moll）为首的党卫队官员突然出现在囚犯营房，宣布要挑选一批囚犯到橡胶厂执行特别任务。囚犯们一个个走出队列供莫尔挑选。这300多名犹太囚犯并不知道他们被选入了特别工作队。他们也不知道，就在此时，他们的前辈——第一批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尸体正在老火葬场的焚尸炉里。

第二天，12月10日，新特别工作队的大多数队员在看守的押送下走出比克瑙营区，但并不是去什么橡胶厂，而是前往满负荷运行的毒气室（当天将近有4500名从荷兰、德国和波兰来的犹太人被送进去）。在党卫队看守和警犬的簇拥下，莫尔对新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发表讲话。囚犯们此时还不知道，这个脸庞圆润、看起来相当有亲和力的小个子金发男人是整个集中营都害怕的煞神。不仅因为他超乎寻常地野蛮，还因为他是集中营党卫队里少数精于大屠杀和焚尸的专家之一。他向囚犯们揭示了他们的真实任务后威胁说，拒绝服从的人会遭到毒打并丢去喂野狗。[110]

一共有两支特别工作队——两座被改造的农舍各有一支——现在每支队伍的囚犯被分为两组。其中十几人负责在1942年12月10日把尸体拖出毒气室，什洛莫·德拉贡（Shlomo Dragon）就在这一组，他是个体格结实、宽肩膀的20岁青年。他生长于一个波兰小镇，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生活了一年多，他的父亲和姐姐死在了那里，随后他跟哥哥亚伯拉罕（Abraham）逃了出去。在没有证件、躲躲藏藏了数月后，筋疲力尽的兄弟俩最终上了一辆遣送列车，以为是去强制劳动营。1942年12月6日，他们跟身材魁梧的勒吉布·郎弗斯乘同一趟车，抵达了奥斯维辛；跟郎弗斯一样，德拉贡兄弟被选入了特别工作队。[111]

1942年12月10日，毒气室的门重新开启，什洛莫·德拉贡戴着面具跟其他队员一起走了进去；“里面特别热，”几年后他作证说，“还有毒气残留的味道。”随后，他们要把交缠在一起的尸体拖出去。莫尔嫌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动作太细致，亲自给他们示范。“他卷起袖子，”德拉贡回忆说，“把尸体直接从门内扔到外面的院子里。”而在院子里，另一组队员负责把尸体上所有党卫队认为值钱的东西扒下来。有的囚犯不得不把死者的头发割下来，还有所谓的牙医要把死人带血沫的嘴撬开，拔下嘴里的金牙（一些“牙医”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吐一下）。等毒气室被清空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还要刷洗地面，撒新的木刨花，重新清洗白色的墙面，等待下一批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112]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什洛莫和亚伯拉罕兄弟、勒吉布·郎弗斯和特别工作队其他成员的全部生活。

跟此前大规模屠杀一样，奥斯维辛党卫队很快发现处理尸体比杀人麻烦得多。在他们匆匆建立起大型死亡营时，规划者们根本没想到尸体的问题。当1942年夏天清除大批遣送队时，这里根本没有可用的火葬场：比克瑙里的老火葬场已经损坏，新的还没建起来。随着比克瑙毒气处决的犹太人的尸体越堆越高，党卫队重新启用了几个月前临时采取过的老方法以解燃眉之急，跟此前处理大批苏联战俘的尸身一样，将死去的犹太人埋在比克瑙树林里（其中也包括数千名正式登记过的囚犯）。但这个方法很快就不可行了。等希姆莱1942年7月中旬视察的时候，整个集中营都陷入尸臭之中。在夏季的高温之下，腐烂的肢体溢出了万人坑，人们开始担心地下水源也会被污染，危及整个地区。更多需要灭绝的犹太遣送队正在前往奥斯维辛的路上，于是集中营党卫队赶紧加速在比克瑙建立新火葬场。[113]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建筑专家们以汉斯·卡姆勒为中心，早就展望未来，认为以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只建一个火葬场是远远不够的。到了1942年8月，他们决定在比克瑙再建三座火葬场；这四座火葬场每个月一共可以焚烧12万具尸体。很快，党卫队规划者们又给比克瑙的新火葬场添加了一个额外的设施——毒气室。把农舍里的毒气设施搬到新的火葬场里便于党卫队在同一个地方屠杀和处理尸体（就像主营里的老火葬场一样）。屠杀的效率更高了。Ⅱ号和Ⅲ号火葬场基本上一样，如今都被重新设计便于进行集体屠杀，地下室里的停尸房被改造成更衣室和毒气室；添加了机械通风设施用来抽出毒气，还有一座升降机，用来把尸体从地下运到地上的焚尸炉里。相比之下，规模更小的Ⅳ号和Ⅴ号火葬场就简单多了，最初设计的时候它们就配有毒气设备；这两座火葬场都是长条形地上砖石建筑，有更衣室、毒气室（自然通风）和焚尸炉，都在同一层。[114]

党卫队决定，在比克瑙的新火葬场投入使用之前，要用燃烧坑来处理尸体。希姆莱在1942年7月中旬视察完奥斯维辛后不久就发布了一道指令，要求把比克瑙所有腐烂的尸体从地里挖出来焚毁。党卫队分队长保罗·布洛贝尔（Paul Blobel）是露天焚烧的专家，被指派来培训奥斯维辛的看守。他曾经是德占苏联地区杀手部队的指挥官，最近刚刚被希姆莱调来领导一个党卫队秘密部队，专门研究销毁大屠杀遇害者尸体的最有效方法。他用切姆诺死亡营里大批的尸体练手，迅速实践出一套有效的方法：先把尸体扔进地洞里焚烧，然后挫骨扬灰。1942年9月16日，布洛贝尔离开奥斯维辛后不久，指挥官霍斯亲自前往切姆诺观看集体焚尸的过程。这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迅速下令购置必要的设备，包括一个重型碎骨机。几天之内新流程准备就绪，基本模仿了切姆诺模式。

1942年秋天，党卫队连续几周强迫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们夜以继日地徒手将埋在比克瑙的所有尸骨都挖出来。最终，囚犯们挖出了超过10万具尸体（据鲁道夫·霍斯估计）。特别工作队中有一名囚犯叫叶尔科·黑杰布勒姆（Erko Hejblum），他后来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我们行走在烂泥和腐烂的尸体间。我们本来需要防毒面具的，但是没有。尸体看起来已浮出了地面——就好像大地将他们退了回来。”特别工作队的许多囚犯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噩梦。一周后，黑杰布勒姆“感到自己要疯了”并决定自杀；他被一个朋友救了，那个朋友想办法把他调去了另一个不同的劳动小队。几名拒绝工作的囚犯直接就被枪毙了。其他人不得不继续将腐烂的尸体堆到一起以便焚烧，起初是摞到火葬用的大柴堆上，后来改成了长方形的地沟。与此同时，被运到奥斯维辛集体处决的新遇难者尸体在1号和2号地堡附近的燃烧坑里被销毁。焚烧后的骨灰和残骸被倒进河里或者沼泽里。这些东西在冬天被撒在路上防滑，还能成为附近农田里的肥料，那里正进行着希姆莱相当重视的农业实验。如此看来，德国未来的殖民地扎根于这些被屠戮的遇害者的遗骸。[115]

比克瑙杀人营区

比克瑙的新设施——四座巨大的内置毒气室的火葬场——确保了最先进的种族屠杀方案。但是新杀人设施的建造却比预期拖延了不少。集中营党卫队一直在加班加点地赶工，将所有问题都推到焚尸炉的私人承包商托普夫父子公司身上。经过几个月的延期和互相指责，四座火葬场终于在1943年3月到6月间陆续投入使用。[116]1943年6月底，奥斯维辛党卫队建设办公室主任、二级突击大队长卡尔·比朔夫向柏林的上司汇报说，这四座火葬场24小时内可以将4416具尸体变为灰烬。[117]比朔夫如此得意，甚至将火葬场的照片挂在奥斯维辛的主楼里给所有来访者观看。[118]党卫队高层官员也自豪地带来访者参观新设施。1943年3月，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观看了Ⅱ号火葬场里第一次火化。一旦整个设施准备就绪后，党卫队就开始将新设施也纳入参观内容。当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3年8月来到奥斯维辛例行视察时，他对新的火葬场区进行了彻底的巡视。希姆莱也派党卫队的干部和成员来参观学习。“他们被深深地震撼了。”鲁道夫·霍斯回忆道。[119]自从奥斯维辛被匆忙定为死亡营，党卫队如今终于发明了更持久和更系统的流程。用普里莫·莱维的话来说，集中营变成了一家转化工厂：“每天列车满载着活人而来，然后产出的是他们的骨灰、头发和金牙。”[120]

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形象唤起了它的现代本质，因为它是依赖官僚体系、铁路和技术发展起来的。[121]机械化甚至延伸到了死者登记上。每次对刚抵达的犹太人进行筛选后，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队员——他们负责监督火葬场的灭绝过程——需要确定有多少犹太人被送进了毒气室。然后他骑着摩托车回办公室准备一份统计报告，注明遣送队伍抵达的日期、来源地、到站的犹太人总数、被选中进行强制劳动或者“特别安置”“特殊处理”的男女人数（党卫队一直在文件中使用掩饰性的暗语，很少会说漏嘴）。随后，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将这些详细信息通过电报发给帝国中央安全局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大多都是在屠杀的当天进行；有时官员们还会添加一些额外的简短说明，比如1943年2月这封电报：“这批人全被特别安置了，因为男人们太虚弱，女人大多都带着孩子。”[122]如此一来，柏林的党卫队管理层，比如阿道夫·艾希曼和里夏德·格吕克斯就能迅速掌握奥斯维辛内大屠杀的开展情况——几乎是实时跟进。

但是，流水线式屠杀并不像部分历史学家所想的那样顺畅、自动化、卫生。[123]比克瑙杀人营区的运作效率比党卫队预期的低。[124]不论过程设计得多么程序化，屠杀从来都不是纯粹的机械操作，其中必定有实施机构和情绪波动。每个遇难者背后都有行凶人。[125]囚犯们临死前的几个小时——在抵达和死亡之间——充满了疲惫、恐惧和折磨。在站台上经历了痛彻心扉的分离，被转移到比克瑙后，这些将死之人在毒气室外还要面临羞辱和暴力虐待。那些拒绝脱衣服的女子会遭到侵犯，衣服被强行扒下来。拒绝进入毒气室的人会被当场枪毙或者拖进屋殴打。[126]当隐约的怀疑变为恐怖的事实——囚犯们挤在黑暗的毒气室里，毒气晶体还没投放进来就已经几乎无法呼吸——接下来的事情无法用语言形容。站在门外的特别工作队囚犯能够听到人们在最后几分钟垂死挣扎。有的人开始撞门，有时会打碎玻璃的窥视孔以及起保护作用的格栅，还会踩踏挤压那些已经倒在地上的人。[127]偶尔，毒气室实在装不下了，党卫队就会让囚犯们在旁边等着。他们听到里面的痛苦哀号，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轮到自己去死，这简直是“世界上最可怕的痛苦”，勒吉布·郎弗斯在秘密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果你没有经历过，你根本就想象不出来，一点儿都不能。”[128]

另一个不解之谜——也跟奥斯维辛的死亡工厂形象贴合——就是遇害者完全消极的态度。[129]在这里，将死的囚犯就像呆滞的物体，完全不想打乱现代化屠杀的步骤，而是直接迈向死亡。这种观点被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推向极致，他本人就是一名战前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1938年6月到1939年5月间曾先后被关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几十年之后仍然恐惧不安的贝特尔海姆在1960年一篇简短的论文中猛烈攻击遇难者：欧洲的犹太人放弃了求生的欲望，然后“像旅鼠一样”，自觉地“走进毒气室”。[130]

贝特尔海姆大错特错。首先，只有一小部分犹太人在到达奥斯维辛毒气室的时候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燃烧的地沟和火葬场冒着浓烟的烟囱都是不祥的信号，但即使是那些对最坏的情况深感恐惧的人也仍然怀有一线希望。党卫队也一直维系着这种希望。尽管偶尔有暴力行为，集中营党卫队还是努力欺骗受害者直到最后一刻，以防他们出现任何反抗的举动。屠杀开始前，党卫队官员一般都会在毒气室外简单地宣布类似如下的内容：“保持冷静，你们是来洗澡的——所以要脱衣服并把衣服叠好后再走进浴室。然后你们就能收到咖啡和食物。”

为了进一步安抚这些必死的犹太人，特别工作队的囚犯一般都要重复相同的故事，他们非常明白，任何多余的话都可能令自己丧命（1943年夏天，一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告诉一名年轻的犹太女人，她将被送进毒气室，结果前者当着队友的面被活活烧死）。看到这些人凄惶无助，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认为真相只能令他们更痛苦。[131]“我们说的全是谎话，”其中一名特别工作队成员在战后接受采访时说道，“我总是尽量避免直视他们的眼睛，这样他们就不会发现我的异样。”[132]奥斯维辛营区内其他地方的一些囚犯也十分能理解特别工作队所处的尴尬境地。[133]

即便囚犯们知道了自己即将要被处死的实情，想要组织一场暴动起义也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处于茫然失措的状态——劳累、饥饿、被看守不停驱赶——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或者商量。据一名特别工作队的队员所说，来自塔尔努夫聚居区的犹太人从毒气室外的特别工作队那里得知自己即将被杀后，他们“变得严肃且安静”。然后，“他们开始用颤抖的声音吟诵悔过祷”（这是犹太人在临死前忏悔自己所犯过错的祷文）。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自己会死；一个年轻人站到长凳上让大家冷静，告诉他们不会死，因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发生大规模屠杀无辜之人的野蛮之举。[134]这一切痛苦和煎熬——有时也会转化为无意识的反抗和蔑视——都跟贝特尔海姆口中“自愿走进帝国火葬场”的行为相去甚远。[135]

种族屠杀和集中营体系

1942～1943年，种族屠杀整体上改变了集中营体系。它从地理上一分为二。自从党卫队开始努力让战前德国境内的集中营彻底“摆脱犹太人”，西集中营系统中的犹太人很快就绝迹了。而在东集中营体系中，那些被挑选出来劳动到死的犹太人（不会立即被处决）如今成了正式囚犯的主体。到了1943年秋天，东边关押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数十万人已经被杀），不光是奥斯维辛，还有马伊达内克和几座专门为犹太囚犯而建的新集中营。

马伊达内克死亡营

波兰总督府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是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除奥斯维辛以外唯一一座以种族屠杀为目的的死亡营。它的转变也遵循了相似的轨迹。就像在奥斯维辛一样，1942年春天开始有大批犹太人被遣送过来，起初是为了顶替苏联的奴隶劳工，实现党卫队规划的殖民地方案。1942年3月末至4月初，约有4500名年轻的斯洛伐克犹太人被送到马伊达内克。他们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填平万人坑，里面埋的是此前几个月死亡的苏联战俘——不祥地预示着犹太人即将到来的命运。[136]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更多的数以千计的犹太人从斯洛伐克、波兰总督府、德占捷克和德国被运送过来。[137]马伊达内克如今急速发展。1942年3月25日那天，这座集中营还几乎完全空置，只有差不多100名囚犯，其中没有一个是犹太人。仅仅过了3个月，到1942年6月24日，营里关押了10660名囚犯，几乎全是犹太人。很快，这里也开始接收女囚犯。希姆莱在1942年7月下令，以奥斯维辛为榜样在卢布林建立一座关押女囚的集中营；于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将它定为了马伊达内克的附属营。第一批犯人于1942年10月抵达，到年底时营里已经有2803名女囚，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138]随着马伊达内克被拉入纳粹大屠杀的队伍，它变成了一座专门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

马伊达内克仍然是一个大建筑工地，环境肮脏，全是泥地。这里没有电，没有污水管道系统，没有干净的供水，大多数囚犯都挤在简陋、拥挤、没有窗户的木制营房里，冬天冻得要命，夏天又跟蒸笼一样热（只有到了1943年条件才有所改善）。有一名囚犯叫迪奥尼斯·莱纳德（Dionys Lenard），他是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4月被送进马伊达内克。没过多久他就逃跑了，并在同年晚些时候记下了自己的经历。莱纳德生动地记述了囚犯们如何被逼着修建集中营、建起更多的营房、平整土地、进行其他折磨人的劳动，总是在党卫队的逼迫和骚扰下。这种疯狂的劳动节奏是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设定的，他于1942年初来到这里；跟他一起上任的还有从布痕瓦尔德指挥参谋部来的深受信赖的党卫队老成员。他们刚刚参与了对苏联“人民委员”的集体处决。莱纳德还写了许多有关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奴隶劳动的内容，囚犯们甚至自愿加入“屎队”以逃避施工任务；在马伊达内克，拎粪桶也好过在党卫队的驱赶下背着沉重的砖头或者木头满院子跑。

迪奥尼斯·莱纳德这样的囚犯永远被饥饿和干渴折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的食物既贫乏又恶心，几乎全是寡淡的野菜汤。这里也没有水可以喝，因为刚开始囚犯们不得使用唯一的一口水井，那口井正好紧挨着满得要溢出来的公共厕所，据说已经被污染了。水资源的极度匮乏也意味着囚犯们每周只能梳洗一次。莱纳德梳洗得更频繁，因为他用的是每天早晨发给囚犯们的温暖的液体（所谓的咖啡）：“反正也不能入口。”虱子和跳蚤到处都是，据莱纳德观察，一半囚犯都患有痢疾。然后就是这里的泥土。只要一下雨，哪怕很小的雨，整个营地就会半陷入烂泥之中。“没见过卢布林集中营里面的烂泥就不知道真正的烂泥是什么样。”莱纳德写道。他穿着木鞋根本没有办法顺利走过浸水的泥地。摔倒甚至可能致命。有一次，一个斯洛伐克犹太老人跌倒了，弄脏了路过的一名党卫队队员的裤腿，后者当即“拔枪打死了他”。[139]

莱纳德是少数1942年登记在册并且活下来的马伊达内克犹太囚犯。大部分人屈服于冷落和虐待；那一年，14000多名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死在了营里，还有大约2000名其他的犯人。一名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在1943年1月视察后记录道，马伊达内克的两个焚尸炉几乎“无法跟上”死人的速度。[140]许多囚犯经过党卫队在医务室和主营区的筛选后被杀害。例如1942年夏天，当斑疹伤寒在营区内扩散，数千名囚犯（基本都是斯洛伐克犹太人）被党卫队隔离枪毙。1942年7月14日，在集体筛选了1500名囚犯后，一名波兰囚犯秘密记录了遇害者被卡车拉到附近的树林里杀掉和掩埋。“这就是马伊达内克对抗斑疹的方法。”他补充道。[141]

哪怕在1942年中期死亡现象如此寻常，党卫队仍没把马伊达内克作为死亡营（因此没有对新来者进行筛选）。当总督府要执行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时，党卫队将目光投向了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哪怕这意味着遣送距离更远。党卫队在1942年春天清空了卢布林犹太人聚居区，将3.6万居民中的3万人遣送，然而并没有选择几步之遥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作为目的地，而是将他们塞进了驶向贝乌热茨的列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马伊达内克（以拘禁和致命劳动为目的）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即时灭绝）之间的功能性差别依然存在。实际上，通往贝乌热茨和索比堡死亡营的列车偶尔会在卢布林停下休息。在这里，适合劳动的犹太男人会被拉出来送去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参与施工建设；其他人则留在车上，被送进死亡营。[142]

马伊达内克的地位从1942年下半年才开始改变。自入夏以来，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就计划着建造毒气室，新设施大约在10月竣工。尽管党卫队做得很隐秘，把这个在集中营入口旁的小石头房子标记为“浴室”，但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里面的乾坤。不同寻常的是，这里的毒气室既可以用齐克隆B（跟奥斯维辛一样），也可以用一氧化碳（跟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一样）。刚开始的几个月，在这里被杀的人大部分是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登记过的、患有斑疹伤寒的囚犯。但是，集中营党卫队也开始对新来者进行筛选，从那些来自卢布林劳动营和当地迈丹塔塔尔斯基聚居区（它代替了卢布林老聚居区）的犹太人里挑出身体虚弱或者患病的人送去毒气室。[143]

1942年底，马伊达内克彻底转变成了一座死亡营。显然，这跟1942年12月中旬突然暂停向贝乌热茨集中营大批输送犹太人密切相关。[144]在接下来的两周里，直到12月31日，数千名波兰犹太人被送进马伊达内克的毒气室。[145]自1943年春天起，随着党卫队加大对剩余犹太人聚居区的清除，更多的灭绝遣送队抵达这里，营中也首次出现了孩子的踪影。一个个完整的家庭从华沙和其他地方被送到马伊达内克，而党卫队如今会对新来者进行常规筛选。跟奥斯维辛一样，首先被送进毒气室的是孩子、妇女和老人。列夫卡·阿沃隆斯卡（Rywka Awronska）于1943年春天从华沙被遣送过来，同车的还有数百名妇女和儿童。在浴室里，他们必须脱光。党卫队会挑出那些“看起来足够健康，可以劳动”的人，给他们登记，并将他们押送到集中营。而其他人，据阿沃隆斯卡回忆，“很快就被带走了，我认为他们都被送进了毒气室”。1943年1月到10月，总共有至少1.6万犹太人死在了马伊达内克，大多都丧命于新建的毒气室。他们的尸体被拉到离集中营有一定距离的树林里焚烧。为了学习露天火化的技术，马伊达内克火葬场负责人、党卫队二级小队长埃里希·穆斯班德（Erich Muhsfeldt）还在1943年2月去奥斯维辛向同行们取经，寻求灵感。[146]

但是，马伊达内克从来都不是奥斯维辛的对手。身为一座奴隶劳动营，它一直都无足轻重。党卫队将资源和囚犯着重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被征服的东部地区，它就是党卫队集中营的杰出示范。对比之下，马伊达内克被督察官格吕克斯形容为“差劲的集中营”——破旧、偏僻、肮脏。囚犯们也被两座集中营的差别惊呆了。当鲁道夫·弗尔巴（Rudolf Vrba）回想起两年前，也就是1944年4月他从马伊达内克被送到奥斯维辛的情景时，他说“体验过卢布林肮脏简陋的营房后，这里的砖石建筑（在奥斯维辛主营区里）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们以为自己选对了”。当奥斯维辛推动光鲜的经济项目时，在小小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里，大多数囚犯还在进行营地建设和维修；尽管死亡率很高，但这里的劳动力总是供过于求。[147]同样身为大屠杀死亡营，马伊达内克却只能居于二线。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领导都认为，从交通的角度考虑，奥斯维辛更便于接收来自西欧和中欧的遣送队，而在波兰总督府捕获的犹太人大多被送进了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148]

剖析参与赖因哈德行动的集中营

历史学家试图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和两座最密切参与种族屠杀的党卫队集中营（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的确，这两类集中营在结构和组织上有根本性的区别。首先，它们分属不同的上级部门——格洛博奇尼克办公室（位于卢布林）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里的职员由元首总理府安排，主要人员都来自“安乐死”项目，这些人总聚在一起，即便他们1943年秋天在东边完成杀戮任务之后依旧如此。与此同时，身为纳粹恐怖统治的奇袭部队，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自成一派，看不起格洛博奇尼克杂七杂八的杀手帮派，按鲁道夫·霍斯的话来说，那些人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被挑选出来聚在了一起”。[149]

两类集中营的行凶者不同，受害者也不同。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丧命的绝大部分犹太人都来自波兰总督府，而在奥斯维辛被杀的人大多来自西欧和南欧地区。[150]而且，两类集中营的运营也有巨大的差别。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只有一个目的：快速消灭遣送过来的犹太人。相比之下，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即使成了大屠杀死亡营，也一直都储备着奴隶劳工；这两种性质并存，通过对遣送来的犹太人进行大规模筛选就可以体现出来。这跟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完全不同；筛选在遣送队伍出发以前已经完成——在犹太人聚居区和其他地方——那些上了车的人注定都是要死的。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党卫队官员只需要非常少的囚犯来维持集中营的运行；据估计，每100个囚犯中只有1个能多活几个小时。即使在1942年秋天大规模屠杀到达顶峰的时候，这三座死亡营里也总共只有不到2500名所谓的“犹太工人”负责维持营内的正常运转，协助开展大屠杀，给死者的财物分类。正因如此，这三座死亡营都不大。比如索比堡最初测量时大概只有600码长，400码宽；它的核心工作人员包括20～30名德国官员、约200名外国帮手（所谓的特拉维尼基人），还有200或300名犹太囚犯，这些犹太人因为被选出来工作所以暂时免于一死。但是，所谓的奥斯维辛利益区大概有25平方英里之大（不包括几个更遥远的卫星营）；到1943年1月末，在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区有40031名囚犯（包括14070名犹太人），由数千名党卫队看守管理。[151]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的恐怖远甚于奥斯维辛，已经成了它最本质的特性。

但是，这两类死亡营间的联系比外界设想的更紧密。首先，大规模屠杀的程序基本相同。跟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下属的死亡营（和切姆诺）一样，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也依靠欺骗、速度、威胁和暴力相结合的手段。伊莱亚斯·罗森贝格（Eliasz Rosenberg）是特雷布林卡的少数幸存者之一，当他1942年8月从华沙被遣送到这里时，他看到一个大标语告诉犹太人“此路通往浴室。领取干净的衣服，然后转往其他集中营”。那里有干净整洁的花坛和安抚人心的讲话，党卫队告诉受害者洗完澡就会被转移到工作营，而且衣服都是消过毒的（有些骗人的把戏后来不用了，因为大屠杀的事已经在波兰犹太人中传开了）。遇难者们根据性别被分开，在特殊的营房里脱掉衣服，然后以飞快的速度被驱赶进毒气室，其间经常伴有党卫队队员的拳打脚踢。每次屠杀后，跟营里其他人隔开关押的一群犹太囚犯就要开始行动了。他们跟奥斯维辛里的特别工作队一样负责处理尸体，剥下死人身上的黄金制品，为下一场屠杀做好准备。伊莱亚斯·罗森贝格就是这些囚犯中的一员。他和其他同伴必须跑着将尸体搬运到巨大的万人坑（后来改用铁路电车运送尸体）。1943年2月底，在党卫队的监督下，腐烂的尸体被重新挖出来扔进浅沟里进行焚烧。[152]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跟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相似之处一目了然，主要归因于保罗·布洛贝尔等党卫队火化专家的影响，以及在“安乐死”项目中试行过的大屠杀技术。[153]

其次，在贝乌热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的小型劳动营区内，许多基本构造直接效仿党卫队集中营系统，可能是以前通过T-4行动来到这里的一些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带过来的，如今这些人都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里占据高位。比如，营内也有点名场，有严格的囚犯等级，包括营区长、监工和营头。对囚犯的惩罚措施也跟党卫队集中营如出一辙。一名索比堡的士官在战后作证说，为了“维持营内的纪律”，“犹太工人”经常会遭到鞭打，在集合的囚犯面前被打上10～25鞭。[154]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管辖下的集中营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的联系不只是结构相似这么简单。它们之间在机构运营上也有联系，因为双方都参与大屠杀。1942年夏天，希姆莱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负责处理赖因哈德行动期间积累的所有贵重物品，包括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里劫掠的财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高级官员视察了死亡营，以确保中央的命令得到落实。[155]除了发死人财以外，双方还合作剥削犹太劳动力。[156]双方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上的合作最为紧密。纳粹地方头目通常会参与附近集中营的事务。[157]但格洛博奇尼克不断插手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事务实属罕见。他密切参与了营内的施工项目，甚至把搜刮犹太人得到的一部分资金用于资助马伊达内克的扩张。[158]尽管这座集中营隶属于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他却可以不经正式通报就进入营区。他经常会到访此地，有时甚至在夜里；他最大的兴趣似乎在新建的毒气室上，那也是他提议的。[159]很多次，格洛博奇尼克将马伊达内克当作他自己的集中营，直接给集中营党卫队下命令，甚至提议给指挥官赫尔曼·弗洛施戴特（Hermann Florstedt）升职。[160]

但这并不意味着参与赖因哈德行动的各个单位是一个无缝衔接的整体。正如我们所见，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下属的大屠杀集中营和格洛博奇尼克的死亡营在定位和组织结构上相互独立。双方的官员也对彼此心存敌意，在杀人和掠夺财物时互相竞争。格洛博奇尼克的主要对手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后者在战后回忆说自己的对手“一门心思要凭‘他’的大屠杀战绩拔得头筹”。但霍斯认为自己才是种族屠杀的大师，格洛博奇尼克不过是一个只会高谈阔论的外行，通过歪曲事实、夸大其词和谎言来掩盖“卢布林地区在执行赖因哈德行动时的混乱”。[161]

霍斯和格洛博奇尼克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参观彼此的死亡营时进一步加剧。霍斯参观特雷布林卡——格洛博奇尼克最致命的死亡营——时不以为意。他认为一氧化碳“效率不高”，因为马达经常不能将足够的气体送进毒气室，达不到立即杀死犹太人的效果。“我们另一处比特雷布林卡强的地方，”霍斯写道，“就是我们的毒气室可以一次性容纳2000人。”即使在联合囚禁方面，霍斯对自己的残忍发明也充满了职业自豪感。[162]对他而言，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和手下显然顶着压力不去将毒气从一氧化碳改为齐克隆B，因为奥斯维辛在这方面是先驱。[163]格洛博奇尼克还利用参观比克瑙的新火葬场和毒气设施的机会贬低当地的运作，令霍斯十分恼火。格洛博奇尼克不仅没有像其他参观者一样对最新的屠杀设备赞叹不已，还声称自己的属下动作更快，而且向霍斯宣讲自己营里更高的屠杀能力。他“在所有场合都极度夸张”，霍斯在战后写道，格洛博奇尼克试图超过他，把自己奉为第三帝国最优秀的屠杀大师的事依然让他愤愤不平。[164]霍斯和格洛博奇尼克之间的杀戮竞争再一次显示了两类集中营的纠缠。鉴于这些和其他方面的联系，再不能说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和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之间没有制度和组织上的关联了。[165]东欧不同类型的纳粹死亡营里展开的大屠杀是党卫队的集体努力。

犹太人的新营

大屠杀持续得越久，集中营的参与就越密切。1943年，集中营系统在纳粹大屠杀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为大屠杀的重心从东欧的战场和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转移到了比克瑙的新杀人营区，在较小的程度上甚至也移到了马伊达内克。与此同时，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也成为一个更大的犹太奴隶中心。1942年10月，希姆莱告知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其他党卫队领导，波兰总督府剩余的犹太苦力应该被塞进集中营，直到这些犹太人也“顺应元首的意愿，在某一天消失”。第二年，希姆莱又持续在德占波兰和德占苏联地区削减劳动营和犹太人聚居区的数量。为了确保重要项目能够继续进行，党卫队在原先的犹太人聚居区和劳动营建立了几座新集中营，扩大了对剩余犹太劳动力的控制。[166]奥斯瓦尔德·波尔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刚接手集中营系统时就开始设想建立新的集中营。[167]从1943年春天起，扩张成了现实，并且速度很快。短短几个月内，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就在东欧的华沙、里加（Riga）、瓦伊瓦拉（Vaivara）和科夫诺（Kovno）建起了4座主要的集中营，还有几十个卫星营。跟其他党卫队集中营不同，这些新营专门为剥削犹太奴工而建。

其中一座位于东欧的新集中营于1943年7月在华沙开始运营，它建在一个大型犹太人聚居区的废墟之中。1943年1月，德国试图围捕此地的犹太人并遣送到集中营，但遭到了武装抵抗，希姆莱大怒，下令摧毁整个聚居区。德军在1943年4月19日发起攻击，遭遇了犹太人绝望的抵抗。经过4周的屠戮，起义被粉碎，数千名犹太男女和儿童丧生。希姆莱随后命令经济与管理部夷平聚居区的废墟。这个计划包括建立一座新集中营（此类方案从1942年秋天就被摆到了桌面上），关押的囚犯可以用来拆除遗留的建筑。尽管有几批大规模的遣送，但华沙集中营仍比预期的要小；跟1万人的目标比起来，截至1944年2月，只有2040人协助进行拆除工作。集中营本身建立在一个曾经的军用监狱之上，使用被摧毁的聚居区的材料进行扩建。废墟中的工作——拆墙、搜集废金属、码砖——既辛苦又危险，而且这样一座被纳粹血洗的鬼镇对囚犯们的心理也有巨大影响。“聚居区的街道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恐怖的场所。”波兰犹太人奥斯卡·帕斯曼（Oskar Paserman）回忆说，他是1943年11月底从奥斯维辛被送来这里的。起义过后已经数月，帕斯曼依旧会被腐烂的尸体绊倒。“地下室里或者废墟下的尸体发出阵阵恶臭。街上到处都是家具的碎片和被烧毁的衣服。”[168]

华沙犹太人起义之后，党卫队领导人立刻加紧清除东部占领区剩余的劳动营和聚居区。他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帝国东方总督辖区（Reich Commissariat of the Eastern Land），也就是在德国民政管理局统治下的区域，包括部分白俄罗斯地区，以及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这三个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被苏联吞并的波罗的海国家。1943年6月21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关闭东部地区的所有犹太人聚居区。幸存的犹太人被强行关进集中营劳动，而那些无法进行努力劳动的人则会被消灭。尽管德国军队和民政管理局中有一些官员表示反对，担心失去“他们的”犹太劳动力，影响军工生产，但这个命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依然得到了落实。[169]

波罗的海地区第一座新集中营设施出现在拉脱维亚。自1941年夏天德国入侵此地后，当地的党卫队官员就开始游说，想在里加附近建一座专门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一份当年秋天党卫队内部的备忘录显示，这样一座地区性集中营跟犹太人聚居区相比有诸多优势：可以更彻底地剥削劳动力，而且男女分开管理还可以“避免进一步繁育犹太人”。[170]但是，直到党卫队的势力扩展到波罗的海地区后才终于建起了这样一座犹太人集中营。1943年3月，大约在希姆莱到里加视察期间，从萨克森豪森运来500名囚犯，他们在凯萨瓦德（Kaiserwald）——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独特的海水浴场闻名——的近郊地区开始修建集中营。新集中营的规模比标准的党卫队集中营小，男囚和女囚的营房各四座，中间用电网隔开，营区周围也有电网将其与外界隔离。从1943年7月开始，这里就装满了犹太囚犯，包括大批从1941年到1942年被遣送到波罗的海地区的德国和捷克犹太人。起初，大队人马携带着自己剩余的物品，从附近的里加聚居区来到这里，聚居区在1943年11月被清空；随后，大批的遣送队伍从波罗的海地区其他较远的聚居区以及匈牙利（经过奥斯维辛）来到这里。但是大部分囚犯并没有在这里停留太长时间。党卫队很快意识到，把当地所有犹太人强制劳动的地点搬进这样小的里加集中营并不现实，于是很快在工厂附近建了卫星营。总共至少建起了16座这样的营地，大多数位于里加。凯萨瓦德主营如今更多地发挥了中转站的作用；登记之后，新囚犯很快就被分流到各个卫星营。到了1944年3月，里加大大小小的卫星营一共关押了大约9000名囚犯，主营里大概只有2000人。[171]

这种失衡在另一座波罗的海的新集中营——位于爱沙尼亚东北部的瓦伊瓦拉更明显。里夏德·格吕克斯承认，一小支党卫队分遣队必须在那里即兴发挥，“彻底从零开始”开辟一片天地。经过仓促的准备，这座集中营于1943年9月19日正式开始运营，在短短几周内蓬勃发展，至少拥有了11座卫星营；其中7座——比如西边150英里外的科隆卡卫星营——在规模上可以媲美甚至超越了瓦伊瓦拉主营。囚犯中很多都是一家人，年幼和年老者最先被党卫队的暴力统治和繁重的劳动压垮，这里的劳动内容包括基建工程、生产炸药，以及从沼泽地带开采油页岩。仅在1943年11月，9207名关押在瓦伊瓦拉集中营区的囚犯中就有296人死亡。在随后的寒冬里又有数百人丧生。[172]

帝国东方总督辖区第三座主要的集中营位于立陶宛的城市科夫诺。跟里加一样，当地的党卫队早在1941年夏天就申请建造一座犹太人集中营，但直到1943年秋天才建起来。在党卫队最后一次大力清除聚居区时，科夫诺聚居区变成了集中营的主营，到年底时关押了约8000名犹太囚犯。该地区其他聚居区和劳动营变成了科夫诺的卫星营，其中包括立陶宛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区维尔纳（Wilna）。党卫队怀疑维尔纳是犹太人暴动的温床，于是在1943年夏秋时节摧毁了它。大概1.4万犹太人被遣送，大部分被送进了集中营当奴工，在爱沙尼亚开采页岩，这是希姆莱的重点工程。一名被遣送的囚犯从瓦伊瓦拉寄回维尔纳的信中说：“我们还活着，在劳动……这边总下大雨，而且特别冷。条件很差……你能留在维尔纳真好。”事实上，那些留下来的人面临着党卫队的残暴统治，因为这里已经从以前的聚居区变成了集中营。截至1943年底，在维尔纳的4座卫星营里总共只有2600名犹太人还活着。[173]

东欧的这些新集中营有一些独特之处。第一眼看去，这些营区就跟集中营体系在20世纪30年代创立的标准模式有很大差别。许多囚犯依然穿着平民服装，有时一家人还住在一起。在像科夫诺这样的前聚居区里，囚犯们甚至仍住在以前的房子里（犹太人委员会起初也保留了下来）。跟老一些的集中营相比，波罗的海地区集中营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蓬勃兴起的卫星营，它们关押的囚犯数量开始超过主营区。至于新集中营的行政管理方面，机构设置并没有严格按照党卫队指挥参谋部的五大办公室模式，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已经成了党卫队集中营的标准架构。相反，党卫队的内部组织被极大地精简。[174]而且，当地集中营党卫队员工的管理也采用了新方式；虽然最高权力依旧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总部手中，但波罗的海地区的指挥官不仅需要向柏林方面汇报工作，还要向位于里加的地区经济与管理办公室汇报，这个办公室由所谓的党卫队经济官员（党卫队的管家）领导，负责该地区的集中营以及其他经济和行政事务。[175]

但是在德国占领的东欧地区，这些新集中营并没有脱离党卫队集中营体系。首先，这些集中营仍隶属于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大多数规矩和人员都来自常规的集中营党卫队。其次，整个集中营体系从1943年秋天开始转变，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去中心化，重心从主营区向众多卫星营转移就是具体的表现。从这点来看，东欧的新集中营代表了即兴出现的一种集中营类型，体现了纳粹执政末期集中营系统的特性——彼时中央集权被削弱，为了支持日益衰落的第三帝国做最后一搏，许多惯例都被废除了。

“丰收节”行动

集中营党卫队在波罗的海地区落地生根的同时也在德占波兰地区继续扩张。在被吞并的波兰地区，集中营系统迎来了许多新成员。从1943年9月开始，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开始从党卫队区队长阿尔布雷希特·施梅尔特手中接管西里西亚地区剩余的大型强制劳动营；大约有20座集中营成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卫星营；还有几座成了奥斯维辛的卫星营。其中最大的卫星营是布拉霍夫尼亚（Blachownia）：它在1944年4月被划给奥斯维辛时有3000多名囚犯在合成燃料工厂做苦工。[176]在东边更远一些的地方，在波兰总督府，以前的犹太人劳动营也到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手中。移交的具体细节是在1943年9月7日波尔、格吕克斯和格洛博奇尼克在高层会晤时敲定的，格洛博奇尼克还同意把自己在卢布林地区的劳动营（大概有10座）变成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卫星营。此外，波兰总督府其他的大型劳动营也成了党卫队集中营，正如波尔所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体清剿”；过了几周，在下属去当地视察之后，波尔批准了一个新集中营的选址清单，里面包括拉多姆（Radom）和克拉科夫-普拉绍夫（Krakow-Plaszow）。[177]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扩张计划在1943年11月初被波兰总督府突如其来的血雨腥风打断了。仅在卢布林一地，党卫队和警察就屠戮了集中营里约4.2万犹太人。显然，希姆莱下这道指令是因为格洛博奇尼克手下唯一仍在运营的索比堡死亡营最近发生了囚犯起义。1943年，索比堡里大规模屠杀的频率已经比前一年低了许多，一旦希姆莱放弃将索比堡变为党卫队集中营的计划（由于波尔和格洛博奇尼克的介入），这座死亡营和剩余的囚犯被清除就只是早晚的问题。然而党卫队还没来得及实施清除方案，囚犯们就起义了。1943年10月14日，囚犯们袭击并杀死了12名党卫队队员和2名乌克兰帮手，350多名囚犯试图逃跑，许多人都成功了。此时的党卫队领导已经处在风口浪尖，两个月前刚在特雷布林卡发生了类似的暴乱，春天在华沙也发生了犹太人起义，而且党卫队越来越惧怕剩下的犹太人聚居区和劳动营存在的危险，因此希姆莱下令在波兰总督府东部对犹太劳工实施大规模屠杀。[178]

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成了大屠杀的中心。1943年11月3日，在“丰收节”这个充满田园风情的代号下，1.8万余名犹太人在这里被杀。当天早晨，营内8000名犹太囚犯被隔离，那些试图躲藏的人被看守和警犬拖了出来。在集中营党卫队的驱赶下，囚犯们沿着营内的主干道前行，1万名从附近卢布林劳动营来的囚犯陆续加入行进的队伍。他们走到新火葬场（从1943年9月开始建设）的建筑工地后面停了下来，这里是营里较远的一处角落。在这里，男人、女人、儿童被逼着脱光衣服趴在大土沟里，然后从脑后被一枪打死，或者被机关枪扫射；那些没有被打死的人被压在后来死去的尸体底下，惨遭活埋。大多数杀手是军官和警察，专门被派到马伊达内克的。战后，其中一名杀手约翰·B.（Johann B.）操着一口轻快的巴伐利亚口音向一个影片摄制组随口提到了这些受害者：“他们的确会做些挣扎。他们会拉拉扯扯，有的人还举着拳头冲到我们面前。他们还会大喊‘纳粹猪’。不过你没办法责怪他们，如果我们遭到这样的惩罚也会这么做的。”

为了掩盖枪声，马伊达内克的党卫队特地立起扬声器在营区内播放轻音乐——维也纳华尔兹、探戈和进行曲。最终在夜里，最后一名囚犯被处决之后，枪声和音乐声都停了下来。集中营党卫队里几名参与枪决的志愿者返回住处后还开起了狂野的派对，捧着特别奖励的伏特加大喝特喝；一些人甚至没有擦去靴子上的血就开始喝酒。[179]他们为了党卫队集中营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进行庆贺。在1943年11月3日被杀的人比任何时候、任何党卫队集中营，包括奥斯维辛在内杀的都多。这次屠杀也标志着马伊达内克作为大屠杀集中营的日子正式结束。早在1943年9月，这里的毒气室就关闭了，现在所有剩余的犹太奴工都死了；在11月底，主营区里再没有一个犹太囚犯。[180]

1943年11月初的这波大屠杀广泛影响了整个集中营体系。几个注定要被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接管的犹太人劳动营被彻底扫清了，其中就有格洛博奇尼克位于卢布林老机场的大营，那里是犹太死者的衣服收集站。[181]还有几个劳动营在1944年初被照常纳入了集中营系统，虽然这个过程比党卫队预期的更漫长：一些营区在1944年春天才建起来，但几个月后随着苏军的逼近便被遗弃了。在新营中有三个比较大的前劳动营，分别在布利任（Blizyn）、布尊（Budzyń）和拉多姆，它们后来成了马伊达内克的卫星营以及在卢布林利珀瓦街（Lipowa Street）的一个小营。到了1944年3月中旬，这四座新卫星营关押了约8900名囚犯（大多数是犹太人），几乎跟马伊达内克主营一样多。[182]

1944年初被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吸收的犹太人劳动营里只有一座成了集中营主营——普拉绍夫，这是波兰总督府第三座主要的党卫队集中营，也是东欧地区的最后一座。1942年秋天，德国政府开始在克拉科夫郊外的普拉绍夫地区建造一座强制劳动营，主要关押将被消灭的当地聚居区的犹太人。直到1944年1月，这个营区才从地方党卫队和警察领导的手中转给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到了1944年3月，普拉绍夫的规模已经超过马伊达内克，关押了大约11600名犹太男女和儿童（在另一个独立的区域还关了1393名波兰人）。数千名囚犯被关在六个附属的卫星营里；然而跟里加和瓦伊瓦拉不一样的是，劳工主要在主营的作坊、工地和采石场里。

普拉绍夫向党卫队集中营的转变也给它的行政管理带来了各种改变，包括迎来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统治。有些囚犯如今已经穿上了典型的条纹囚服，他们刚开始还对新的统治者抱有极大的希望，前囚犯亚历山大·比贝尔施泰因（Aleksandar Biberstein）在战后写道。但这些希望很快就破灭了。在集中营党卫队的支持下，这里的条件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恐怖。“对犹太人的随机谋杀和枪击逐渐减少”，比贝尔施泰因回忆说，取而代之的是“对剩余的犹太居民的系统性灭绝”，筛选越来越频繁，有些人还被送去了奥斯维辛。[183]在这里，受害者们很可能会碰到在战前第三帝国境内的老集中营里最后幸存下来的一些犹太囚犯，他们在1942年秋天被一起遣送到了奥斯维辛。

党卫队的期望：德国境内的犹太囚犯

1942年9月29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和指挥官安东·凯因德尔（Anton Kaindl）的陪同下视察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安东·凯因德尔希望能用集中营各种各样的企业来打动希姆莱。虽然奥斯维辛已经成了最大的集中营，但希姆莱仍然保持着对自己老营的兴趣。他也许已经得知，几个月前萨克森豪森党卫队自1938年屠杀之后再次在德国腹地实施反犹大屠杀。为了给赖因哈德·海德里希“报仇”，党卫队于1942年5月28～29日，在此前为苏联战俘修建的射脖子刑房里处决了约250名犹太人。大部分受害者是从柏林抓过来的，其他人则是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随意选择的，这些囚犯被拽走时还在不断求情。一些党卫队高官和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官员监督了这次屠杀。其他党卫队领袖则在远方为他们鼓掌。柏林大区长官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这些肮脏的渣滓消灭得越多，德意志帝国就越安全。”[184]

当希姆莱于1942年9月29日来到萨克森豪森时，营内仅剩下几百名犹太囚犯。谋杀与致命的环境不断蚕食着德国战前边境内集中营里已经很少的犹太囚犯。这些集中营中总计只剩下不到2000名犹太囚犯，大部分是德国或波兰犹太人。[185]即使仅存的犹太人已经这样少，对希姆莱来说却仍然太多了。当时希特勒正在推动将所有犹太人都赶出德意志帝国的计划，希姆莱乐意效劳。当他访问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便下令遣送所有德国集中营内的犹太人。[186]书面指令在几天后正式下达。除了一些关键职位上的犹太人（这些人暂时得到了豁免），其余所有人都要被送往奥斯维辛或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这样，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终于能真正实现“无犹化”，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如是通知所有的指挥官。[187]同时，它还要求奥斯维辛党卫队送来一批波兰囚犯作为替代。[188]

开往东方的遣送列车不久便开动了。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是第一批响应希姆莱号召的集中营中的一个，于1942年10月16日将营内最后一批犹太囚犯送走。[189]而在萨克森豪森，遣送却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骚乱。1942年10月22日傍晚，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将犹太囚犯集合起来，命令他们交出自己的财物。恐慌很快在囚犯们之中蔓延，他们担心再次发生像5月大屠杀那样的事情。一群犹太年轻人跑到点名广场上推搡党卫队看守，大喊道：“开枪啊，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不过骚乱并没有造成什么影响，集中营党卫队很快便恢复了秩序。他们决定按原计划进行遣送，暂时忍住没有惩罚闹事的犯人。同一天晚上，载有454名犹太人的列车出发开往奥斯维辛，其中就有我们之前提过的拳击手塞勒姆·肖特。10月25日列车抵达奥斯维辛，囚犯们被带进主营中进行登记。但他们并没有活太久。五天之后，党卫队对新近从西边集中营来的囚犯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筛选。塞勒姆·肖特在内的约800人被派往法本公司在德沃里附近的建筑工地，准备让他们通过劳动被灭绝。还有百余人直接被送进了比克瑙的毒气室。[190]

没过多久，几乎所有德国中心地区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都被遣送完毕。到了1942年底，帝国内所有集中营里关押的犹太人仅有不到400人（除奥斯维辛之外）。[191]剩下的这些人中大多数被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虽然当地的指挥官很恼火，但盖世太保还是将新逮捕的犹太人送进了布痕瓦尔德。[192]1942年底，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还有227名犹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训练成了砖匠，因为紧急的建筑工程才留下了。技术工的身份使他们免于遣送和党卫队的虐待。从这时起，这些犹太人比集中营系统内其他犹太人都安全。比如28岁的奥地利犹太人恩斯特·费德恩（Ernst Federn）就在集中营外的一个党卫队示范工地上工作。费德恩回忆说，这里每日的供给是普通布痕瓦尔德囚犯的双倍，党卫队看守的举止“很人道也很得体”，毕竟在周围民众的眼皮底下，要有所收敛。[193]

在萨克森豪森也是如此，少数技术工人得以免于遣送。1942年夏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开始将一小群犹太绘图员和平面设计师聚集到19号营房，目的是完成一项国家级的重大任务，虽然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什么工作。然后到了1942年12月，帝国中央安全局外事办公室的一名党卫队高官伯恩哈德·克吕格尔（Bernhard Krüger）来到营内召集这批技术人员，参与了一项由希特勒支持、希姆莱下令的绝密任务，代号为“伯恩哈德行动”（Operation Bernhard，无耻的克吕格尔用自己的名字命名），要囚犯们伪造外国的钞票和邮票。

萨克森豪森的犹太人造假行动队最终从29人发展为140多人，大多数是从奥斯维辛来的。其中一位名叫阿道夫·布格尔（Adolf Burger）的囚犯回忆说，自己“好像从地狱来到了天堂”。囚犯们不再挨打，有充足的食物，在有暖气的房间里工作，有时间阅读、打牌、听收音机，还能睡在正常的床上。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伪造英国货币（尝试复制的美元从没能通过测试阶段）。这些囚犯后来估计，他们总共生产了币值超过1.34亿英镑的假钞。帝国中央安全局认为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可以以假乱真，用来购买黄金和外国商品，雇用间谍；其余的纸币都被投入英国，扰乱它的货币市场。为了让这个古怪的计划取得成功，整个伯恩哈德行动都要保密。这就是这些造假者几乎完全隔绝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其他人的原因（但他们的秘密还是被泄露了）。这也是帝国中央安全局只选择犹太人的原因，因为他们可以随时被灭口。最终，经过一系列的侥幸，这些囚犯从集中营幸存下来。他们劳动的产物最终拯救了他们的性命，也留存了下来，因为许多假钞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依然在流通。[194]

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造假行动队的经历算是特例。但这些特例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因为它们拯救了像阿道夫·布格尔这样的犹太人，也因为它们证明了纳粹政府在必要时也会变得实际——在这种情况下，希姆莱于1942年秋天发布的将所有犹太囚犯逐出帝国的命令被部分搁置。从中也体现出大屠杀更广泛的一条真理：在追求批量灭绝欧洲的犹太人时，党卫队领袖也经常愿意考虑“战术性撤退”。[195]或许，1943年党卫队下令在帝国境内建立新的犹太人集中营时，这种意愿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1942年下半年，随着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屠杀达到了疯狂的高潮，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决定赦免少数犹太人，把他们作为“有价值的人质”来剥削，海因里希·希姆莱如此称呼他们。纳粹领导人沉迷于国际阴谋论，一直谋算着把犹太人当作“人质”，以对抗那些由犹太政治家和资本家领导的敌对国家。现在，党卫队和德国外交部同意用一些犹太人和他们的家人——比如与巴勒斯坦或者美国有关系的人——来交换被关押在国外的德国人或者外汇和商品。在希特勒的同意下，1943年春天希姆莱下令建立一个集中营，专门收押这些能被用来交换人质的犹太人。他明确要求营内的条件需要达到让犹太囚犯“健康活着”的标准。[196]

新营建在德国北部汉诺威市和汉堡市之间的贝尔根-贝尔森，占用了现有的一座战俘营半边空置的场地。[197]尽管从其官方名称“居民营”（Aufenthaltslager）中就能看出它的功能与众不同，但希姆莱仍然将它指定为党卫队集中营，由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运营。起初这里的员工都从维威尔斯堡里的下哈根集中营而来，那里刚刚被关闭。第一批囚犯大军于1943年4月30日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而来，为了给所谓的“交换囚犯”准备好一切，后者在1943年7月抵达；到了1944年12月，总共有大约1.5万犹太人被送进贝尔根-贝尔森，他们根据自身背景被关在不同的营区里。越来越多的营区让集中营的布局越来越混乱，最终成了一片挤满营房和帐篷的棚户区。党卫队后来又围起了一个区域来关押保护性拘禁的囚犯，虽然刚开始人数比较少，但也让本就混乱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943年到1944年，贝尔根-贝尔森成了一座以犹太囚犯为主的集中营。[198]

贝尔根-贝尔森的犹太囚犯梦想着踏上交换的列车。1944年2月，范妮·海尔布特（Fanny Heilbut）同丈夫和两个儿子（三儿子死在了毛特豪森集中营）从韦斯特博克集中营被送到这里，她回忆说对自由的憧憬“支撑着我们走下去”。但只有一小部分犹太囚犯美梦成真。到1944年底，只有大约2300名囚犯获准离开第三帝国。范妮·海尔布特和家人并不在此列。其中一个幸运的人是西蒙·海因里希·赫尔曼（Simon Heinrich Herrmann），1944年6月30日他跟其他221名囚犯被送往巴勒斯坦（用来交换一群住在新教圣殿区的德国移民，他们被巴勒斯坦国内的英国军队捕获，后来被送回了德国）。西蒙·赫尔曼后来写道，随着列车开动，这些曾经的囚犯将贝尔根-贝尔森抛在身后，就好像“一只无形的手解除了我们肉体和灵魂上的镣铐，打开了我们心灵的门窗”。赫尔曼和其他人于1944年7月10日平安抵达海法（Haifa）。但是，1943～1944年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离开的许多列车并没有驶向自由。实际上有2000多名波兰犹太人从这里被送往奥斯维辛。德国当局认为他们不是交换的合适候选人，不愿意承认他们即将能拿到的拉丁美洲居民证明（Promesas）。到此时为止，最大的一批输送队，大约1800人，在1943年10月21日出发，所有人两天后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杀。[199]

大多数犹太人滞留在贝尔根-贝尔森，日日被逐渐减退的希望折磨着。不同营区的条件也不一样。1943年，星营（star camp）的条件最差，这里是交换营里最大的区域，以犹太人衣服上的黄色大卫星标志命名。这里的食物永远不够（官方的配给跟其他集中营一样），除了老人以外，所有成年人都要辛苦地工作，通常是维修营内的设施。但即便是这种营区也享有其他党卫队集中营从没听说过的特权，除了关押“特权”犹太人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星营里的囚犯可以穿着平民的服装，保留部分私人物品。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和晚上都可以见面（这里还有几百名儿童）。跟在聚居区里一样，这里的一些内务由犹太人委员会负责，还有营区警察。此外，像海泽根布什一般也有犹太囚犯法庭。党卫队看守们按规定要称呼囚犯的姓名而不是代号。这里也有虐待，但跟其他集中营不可相提并论。总之，这里的条件虽然差劲但可以忍受，直到1944年春夏，情况才开始恶化；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妮·海尔布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还有数千名犹太人纷纷离世。[200]

贝尔根-贝尔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是党卫队集中营系统中的异数。此时，它是德国战前领土内唯一一座关押了如此多犹太囚犯的集中营，也是唯一不以除掉犹太人为目的的集中营。几乎所有其他犹太人集中营里的囚犯会发现自己最终到了东欧，这基本意味着死期不远了。这在最大的灭绝营奥斯维辛绝对是真的。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从1942年夏天开始，大部分被送进来的犹太人在抵达后的几个小时内就被杀了。奥斯维辛里那些被挑出来当奴工的犹太人以及东欧其他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命运也是如此，我们接下来就会对此展开分析。

[1] 希姆莱的路线（下文同）参见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91-93。

[2] Langbein，Menschen，327；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106-107；Longerich，Himmler，34-66；Kaienburg，Wirtschaft，841-42.

[3] Wagner，IG Auschwitz，80-81；BArchB，Film 44564，Interrogation O. Pohl，January 25，1947，p. 17.

[4] Strebel，Ravensbrück，352.

[5] Broszat，Kommandant，243，quote on 275；Czech，Kalendarium，250-51；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6-88.希姆莱在奥斯维辛的一次大规模处决时亲临现场，参见Langbein，Menschen，327-28；Adler et al.，Auschwitz，204。

[6] Longerich，Himmler，552.

[7] Broszat，Kommandant，276-78，quote on 278；Laqueur and Breitman，Mann，9-11；Mulka to Führer des Standortes Auschwitz，July 17，1942，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154-55.

[8] Broszat，Kommandant，278-79；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287-92.

[9] Himmler order，March 3，1942，cited in WVHA Befehl，March 13，1942，in Tuchel，Inspektion，88；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69-71；Schulte，Zwangsarbeit，201. 1942年3月16日，IKL正式从名义上的党卫队总办公室管理归为WVHA管理；Pohl to Glücks，March 11，1942，in Tuchel，Inspektion，89。

[10] Longerich，Himmler，590-92；Arad，Belzec，46-47；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91-93；Berger，Experten，91；Browning，“Final Hitler Decision.”7月18日晚些时候，希姆莱还会见了波尔，后者没能陪他去奥斯维辛。

[11] Broszat，Kommandant，279；BArchB（ehem. BDC），SSO，Höss，Rudolf，25.11.1900，Bl. 258：WVHA to SS-Personalhauptamt，July 27，1942. 希姆莱到访后，奥斯维辛其他几名参与种族屠杀的党卫队队员也得到了表彰或提拔；Hördler，“Ordnung，”152。

[12] Hilberg，“Auschwitz”；Piper，Zahl，table D；Arad，Belzec，370-76；OdT，vol. 8，359-60.

[13] 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中，Robert Jan van Pelt将奥斯维辛定义为“寻找使命之所”；Van Pelt，“Site”。虽然这个短语抓住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不断变化的性质，但仍然过度目的论，暗示说种族屠杀是奥斯维辛的真正使命。然而对党卫队来说，奥斯维辛的早期使命——残酷镇压波兰反对势力或关押苏联战俘——同样重要。

[14] OdT，vol. 5，140.

[15] 此段和前一段有关种族大屠杀的起始，参见Longerich，Holocaust；Browning，Origins；Pohl，Holocaust；Friedländer，Jahre。关于死亡营，参见Berger，Experten；Montague，Chelmno；Krakowski，Todeslager；OdT，vol. 8，301-28。

[16] 关于华沙犹太人聚居区，参见Arad，Belzec；Berger，Experten，71。

[17] Arad，Belzec.

[18] 关于马伊达内克，参见Witte and Tyas，“Document”。关于奥斯维辛，参见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后两位作者指出，集中营和“赖因哈德行动”的联系已经被波尔于1942年9月的奥斯维辛之行证实。在这里，被用来分类和储存遇难犹太人财产的营房（“加拿大”营）被称作“灭绝及效果室/赖因哈德行动”，而2号地堡的毒气室被称作“赖因哈德行动2号站”；USHMM，RG-11.001M.03，reel 19，folder 19，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其他例子参见NAL，HW 16/21，GPD Nr. 3，October 22，1942。

[19] Quotes in Browning，“Final Hitler Decision，”7；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 详情参见Pohl，“Judenpolitik”；Longerich，Himmler，especially pages 361-64。

[20] 此段及前一段参见Berger，Experten，quote on 41；Arad，Belzec；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146-86；Rieβ，“Wirth”。帝国总理府的T-4机构也参与管理死亡营。

[21] 英国情报机构拦截的党卫队数据显示，1942年1月时有2024名囚犯被归为犹太人。然而，这些统计只覆盖了75%～80%的集中营囚犯；Schulte，“London，”210，227。而且，统计不包括苏联战俘营里的犹太人。

[22] 万湖会议纪要，参见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 3，535-41，quote on 538。See also Longerich，Politik，466-72；Friedländer，Jahre，367-71；Haus der Wannsee-Konferenz，Wannsee-Konferenz；Berger，Experten，79. “劳动灭绝”的说法（并没有出现在官方会议纪要中），参见Wachsmann，“‘Annihilation’”。

[23] IKL对集中营里苏联战俘糟糕的健康状况和高死亡率的认识，参见BArchB，NS 4/Gr 9，Bl. 63：Glücks to LK，January 23，1942；KL Gross-Rosen to IKL，January 27，1942，referenced in Sprenger，Groβ-Rosen，194。

[24] IfZ，Fa 183，Bl. 61：Himmler to Glücks，January 26，1942. See also Van Pelt，“Site，”148-49；Allen，“Anfänge，”568-69；Schulte，Zwangsarbeit，356-62.

[25] Quotes in Jochmann，Monologe，229；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26-27.

[26] ITS，KL Buchenwald GCC 2/313，Ordner 519，IKL to LK，January 19，1942；ibid.，IKL to all ［LK］，January 26，1942. 被排除在IKL初始指令外的集中营有规模较小的纳茨维勒和施图特霍夫。撤销指令时，只有极少的犹太囚犯被选中送去马伊达内克；1942年2月3日，马伊达内克并没有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Schulte，“London，”224。

[27] IfZ，Fa 183，Bl. 61：Himmler to Glücks，January 26，1942. 从德意志帝国遣送犹太人的行动在1942年3月中旬重新启动，但接下来几周没有一趟遣送是去集中营的；Longerich，Politik，483-86。

[28] Longerich，Politik，491-95.

[29] 最开始可能有计划把一些有技能的犹太囚犯送到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然后将他们转移到其他生产军备的集中营；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

[30] Pressac，Krematorien，31-34，45-48；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199，210-12.

[31]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67-69；Strebel，Ravensbrück，342-43.

[32] NAL，HW 16/17，GPD Nr. 3，March 10，1942.

[33] NARA，RG 549，000-50-11 Ravensbrück CC（Box 522），testimony J. Langefeld，December 26 and 31，1945；Strebel，Ravensbrück，344；Strzelecka，“Women，”172；USHMM，RG-11.001M.03，reel 19，502-1-6，WVHA to Bauinspektion Posen，March 18，1942.

[34] Czech，Kalendariüm，189-93.

[3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扬科夫斯基（另称Alter Feinsilber）的证词，April 16，1945，in SMAB，Inmitten，25-57，quote on 32。See also 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2，Bl. 7-17：testimony V. Walder，n.d.（1945-49）.

[36] Longerich，Politik，584；Hayes，“Auschwitz.”

[37] Piper，Zahl，187，195. 5月时还有1000名斯洛伐克犹太人经马伊达内克抵达奥斯维辛；Czech，Kalendarium，215。

[38] Quote in ITS，KL Buchenwald GCC 2/313，Ordner 519，IKL to LK，January 19，1942.这一命令针对的是准备遣送到马伊达内克的犹太囚犯。See also IfZ，Verwaltung Auschwitz to WVHA，March 25，1942，ND：NO-2146.

[39] 党卫队的统计数据总结在APMO，Proces Höss，Hd 6，Bl. 114-20：O. Wolken，Kommentar，n.d.（c. spring 1945）。

[40] Grotum，Archiv，255-56；Longerich，Politik，492.

[41] 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6-87；testimony of S. Jankowski，April 16，1945，in SMAB，Inmitten，32-33；Schulte，“Kriegsgefangenen-Arbeitslager，”87；Czech，Kalendarium，206.

[4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78-79；Strzelecka，“Women，”172；Strebel，Ravensbrück，349-51；WL，P.III.h. No. 1174a，Vernehmung R. Kagan，December 8-10，1959；APMO，Oswiadczenia，vol. 124，Bl. 152-66：testimony of M. Schvalbova，June 8，1988；Broszat，Kommandant，172-73；IfZ，RSHA，AE，2. Teil，Runderlaβ RSHA，July 10，1942。

[43] Figures in Schulte，“London，”222；Strebel，Ravensbrück，349.

[44] 几位历史学家曾争论说，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党卫队便对不劳动的西里西亚犹太人展开了零星谋杀，1941年底有几小批囚犯被送到奥斯维辛处决。Sybille Steinbacher在她对奥斯维辛的出色研究中提供了最详尽的记述。她认为，从1941年底开始，在党卫队区队长施梅尔特管理的强制劳动营里，已经开始筛选犹太人（主要是在上西里西亚）；那些被选中“不适合劳动”的囚犯被送去奥斯维辛，在Ⅰ号火葬场被处死（Steinbacher，“Musterstadt，” 276-77；关于施梅尔特的集中营，参见ibid.，138-53）。不过她的资料来源不足以支撑她的结论：一个来源是1940年底抵达奥斯维辛的一趟遣送，另一个来源是从1941年中期开始的小规模遣送（BArchL，B 162/20513，Bl. 83：Vermerk，October 11，1967；ibid.，Bl. 47-54：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Hirsch B.，September 21，1961）。至于1942年2月15日在火葬场谋杀比托姆（上西里西亚）犹太人的假设，是基于奥斯维辛编年史的错误数据（Czech，Kalendarium，174-75）；当时并不存在这趟遣送（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 393）。Christopher Browning也认为第一批“不适合劳动”的犹太人是在1941年秋天被送进Ⅰ号火葬场毒气室的（Browning，Origins，357）。Browning的依据除了Steinbacher的著作之外，还有一个：党卫队队员汉斯·施塔克（Hans Stark）在战后的叙述。Browning表示，施塔克在向德国司法官员作证时明确说道，1941年10月有小批次的犹太人被卡车送到奥斯维辛，然后被毒气杀害（Browning，Origins，527，n. 211）。施塔克是第一批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遭到指控的被告，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在审判前的第一次审讯中，施塔克的确说过他参与毒杀了小群犹太囚犯，这些人是在1941年秋天被送到奥斯维辛，要即刻在Ⅰ号火葬场处决的（DAP，Vernehmung H. Stark，April 23，1959，4537-50）。但是，在随后的审讯中，施塔克做了修正，说他之前给出的日期是错误的。他改口称不知道1941年秋天发生过任何毒气处决，还说自己曾提到的杀害犹太男女老幼的情况只有在他1942年春天休完进修假返回奥斯维辛之后才有可能发生（法兰克福法庭经查证，确认施塔克在1942年3月15日前一直在休假；DAP，36765）。修改日期对施塔克而言没有任何好处，他也依然承认自己参与了毒气处决。因此，他很可能改正了他认为真有错误的地方（DAP，Vernehmung H. Stark，July 24，1959，4578-79）。在1964年审判取证时，施塔克重申了第一批死于Ⅰ号火葬场的“不适合劳动”的犹太人是1942年4～5月被遣送来的。他也承认1941年10月参与毒气处决了150～200名波兰和犹太男女。但是，这些受害者并不是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被选中“不适合劳动”的人。相反，施塔克作证说，他们是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人（DAP，Aussage H. Stark，January 16，1964，4813-26）。这种说法看似可信，因为1941年底奥斯维辛的大规模处决受命于临时法庭。

[45] Browning，Origins，421，日期不同（见上文）。

[46] Schulte，“Vernichtungslager，”65.

[47] Orth，“Höβ”；Gerlach，“Eichmann”；Wojak，Memoiren.

[48] Quotes by Eichmann in his postwar talks with W. Sassen，in BArchK，All. Proz. 6/97，Bl. 24-25. See also ibid.，Bl. 22-27；ibid.，6/106，Bl. 23；State of Israel，Trial，vol. 7，371-72；Broszat，Kommandant，199.

[49] Broszat，Kommandant，191，238.奥斯维辛集中营前任营区负责人奥迈尔作证说，艾希曼（他错称为希尔德布兰德）在第一批RSHA遣送抵达时出现在了奥斯维辛；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Aumeier，July 25，1945，p. 2。

[50] Quote by Eichmann in his postwar talks with W. Sassen，in BArchK，All. Proz. 6/99，Bl. 31.

[51] 波尔到访的日期，参见USHMM，RG-11.001M.03，reel 19，folder 19，R. Höss，Bericht über Schlussbesprechung des Hauptamtschefs am 23.9.1942；NARA，RG 549，000-50-11 Ravensbrück CC（Box 522），testimony of J. Langefeld，December 26 and 31，1945。

[52]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97-98；Longerich，Himmler，582-83.

[53] Piper，Zahl，183；Steinbacher，“Musterstadt，” 286-87，290；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393-94；Fulbrook，Small Town，2，31，222-24.

[54] Broad，“Erinnerungen，”170-73，quote on 172；DAP，Aussage F. Müller，January 5，1964，20489-20507，quote on 20494. See also Müller，Eyewitness，30-39；Van Pelt，Case，224-25；Piper，Mass Murder，128-33；DAP，Vernehmung H. Stark，April 23，1959，4517-62；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6.

[55] 党卫队的视角，参见Broad，“Erinnerungen，”173；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p. 6-7（日期是错误的）。

[56]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2；Pressac，Krematorien，49；Piper，Mass Murder，134.

[57] 5月的日期，参见Pressac，Krematorien，49。鉴于大量的历史材料作证，这似乎是最可信的日期。相反，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更早的日期，认为是1942年3月20日首次使用1号地堡，他们依据的是Danuta Czech的研究。然而，Czech所用的两个来源（Kalendarium，186-87）都不能支撑她的结论，这也是Schulte提出的问题（“Vernichtungslager，”64，n. 121）。Czech的第一个资料来源是所谓的鲁道夫·霍斯回忆录，有名的记载日期不准确。第二个来源，即佩里·布罗德的叙述，其实跟Czech的时间推理相冲突，因为佩里·布罗德在1942年4月才来到奥斯维辛，起初在看守团任职，不可能近距离观察到比克瑙毒气室的谋杀。只有在他大约1942年6月调到政治部（跟毒气处决密切相关）后，他才得以近距离观看处决流程（DAP，Vernehmung P. Broad，April 30，1959，3424-25）。Ⅰ号火葬场的毒气室明显在1942年秋天就停用了（Piper，Mass Murder，133）。

[58] Piper，Mass Murder，131-32；Friedler et al.，Zeugen，64；Broad，“Erinnerungen，”173；Müller，Eyewitness，16-17；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5.结构性故障最终迫使党卫队在1942年6月拆除了旧烟囱，重新建了一个；Pressac，Krematorien，49-50。

[59] Himmler quote in Friedländer，Jahre，378. See also Dannecker，Vermerk，June 15，1942，in Klarsfeld，Vichy，379-80；Longerich，Himmler，586-91；idem，Politik，495-96；Cesarani，Eichmann，139-40. 对强制劳动的持续关注，参见NAL，HW 16/19，GPD Nr. 3，WVHA-D to Auschwitz，June 17，1942。

[60] Broszat，Kommandant，237；interrogation R. Höss，April 1，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 12，81.

[61] Höss quote in USHMM，RG-11.001M.03，reel 20，folder 26，Vermerk，Besprechung mit Kammler，May 22，1943.

[62] Kalthoff and Werner，Händler，148-51. See also UN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95. 关于Degesch监督生产齐克隆B以及后续分销，参见Hayes，Cooperation，272-300。

[63]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61-62.

[64] IfZ，F 13/7，Bl. 38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

[65] State of Israel，Trial，vol. 7，392；BArchK，All. Proz. 6/99，Bl. 31；ibid.，6/101，Bl. 36；YVA，M-5/162，D. Wisliceny，Betrifft：Adolf Eichmann，October 27，1946.

[66] O. Pohl testimony，June 4，1946，extract in NCA，supplement B，1590.

[67] APMO，D-AUI-1/3a，Bl. 58：Führer vom Dienst，June 16-17，1942；ibid.，Proces Höss，Hd 6，Bl. 114-20：O. Wolken，Kommentar，n.d.（c. spring 1945）.

[68] 菲利普·米勒证实，1942年6月17日或18日，曾有党卫队高层官员视察火葬场（Kraus and Kulka，Todesfabrik，131-32）。跟Wolken一样（参见上一个注），米勒相信这名党卫队高官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但希姆莱7月中旬造访奥斯维辛时，米勒已经离开了主营的火化突击队（DAP，Aussage F. Müller，October 5，1964，20507）。

[69] 2号地堡，参见Piper，Mass Murder，134-36；Van Pelt，Case，267；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3-14；Broszat，Kommandant，242。

[70] Quote in NAL，HW 16/19，GPD Nr. 3，KL Auschwitz to Glücks，June 24，1942. See also ibid.，WVHA-D to KL Auschwitz，June 24，1942；ibid.，Liebehenschel to KL，June 18，1942.

[71] Piper，Zahl，183-97；Longerich，Politik，521.除此之外，1942年7月，可能还有大约1700名犹太人从德国被遣送到奥斯维辛；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 395-96。

[72] Piper，Zahl，191，198，and table D；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397-98；Longerich，Himmler，710-12；Ahnert，Vermerk，September 1，1942，in Klarsfeld，Vichy，447-48；NAL，HW 16/21，GPD Nr. 3，WVHA to Auschwitz，August 22 and 24，1942.

[73] Piper，Zahl，table D and 15；Steinbacher，“Musterstadt，” 295-302.

[74] 关于韦斯特博克，参见Boas，Boulevard；Hillesum，Letters。从党卫队的视角看斯洛伐克集中营，参见YVA，M-5/162，Verhör D. Wisliceny，May 7，1946。

[75] 关于德朗西，参见Wellers，L’Étoile。

[76] Quotes in Stuldreher，“Konzentrationslager，”328；WL，P.III.h. No. 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5. See also OdT，vol. 7，133-50；Van Pelt，“Introduction.”

[7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WL，P.III.h. No. 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quote on 15；Deen，“Wenn，” quote on 21；Koker，Edge，20，104，198，256，340，369，quote on 341；Stuldreher，“Herzogenbusch”；OdT，vol. 7，133-50。

[78] 犹太人聚居区的数字参见BArchB，NS 19/1570，Bl. 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这些数字并不都准确，引用时需谨慎。施梅尔特在西里西亚和苏台德部分地区掌管的集中营，参见Rudorff，“Arbeit”；Steinbacher，“Musterstadt，” 138-53。

[79] 1942年，大约有20万犹太人被送到奥斯维辛；Piper，Zahl，table D。1943年1月初，奥斯维辛里有11112名犹太男人和1540名犹太女人幸存；Schulte，“London，”223。

[80] Berger，Experten，177，254-55.

[81] Pohl，“Holocaust，”152-54.

[82] SMAB，Inmitten，62，70-71；Langfus，“Aussiedlung，”80，87（n. 9），104-105，114，117-120；Friedler et al.，Zeugen，204-207，374，380；Greif，Wir weinten，56.

[83] Langfus，“Aussiedlung，” quotes on 121. See also Steinke，Züge，58；Gigliotti，Train，101-10；Greif，Wir weinten，57.大屠杀期间，对于波兰地区牟取暴利的综述，参见Gross，Golden Harvest。

[84] Quotes in Langfus，“Aussiedlung，”81，114；Fulbrook，Small Town，288；Bacharach，Dies，99. See also Friedländer，Jahre，549-50；Dörner，Die Deutschen，324-25；Koker，Edge，256-57；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283-84.

[85] RSHA，Richtlinien zur Durchführung der Evakuierung von Juden，February 20，1943，in Gottwaldt and Schulle，“Judendeportationen，” 373-79；NAL，HW 16/21，Höss to Eichmann，October 7，1942.

[86] Quotes in Broad，“Erinnerungen，”174；Van Pelt，Case，240. See also DAP，VernehmungStark，April 23，1959，4540-41；Iwaszko，“Reasons，”17；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57-90

[8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angfus，“Aussiedlung，”121-22，quotes on 122；Greif，Wir weinten，57-58；Czech，Kalendarium，352。针对遣送列车抵达情况的概述，参见Adler et al.，Auschwitz，59-62；Gradowski，“Tagebuch，”156-57；Friedler et al.，Zeugen，145；Gigliotti，Train，179，185-90。如果党卫队设想犹太人会抵抗，他们行事就更凶残；Fulbrook，Small Town，303-304。

[88] Czech（Kalendarium，241）认定第一次筛选的日期是1942年7月4日。即便后来站台筛选成为例行公事，仍有一些遣送列车是开到比克瑙中转营并在那里完成筛选的；Piper，Mass Murder，109。

[89] Piper，Zahl，183，190，193，198；Czech，Kalendarium，347-70；Broszat，Kommandant，208.

[90] Quote in Broad，“Erinnerungen，”188.头几个月，筛选的责任明显落在集中营领导身上。大概从1943年春天开始，就由党卫队医生来主管；Dirks，“Verbrechen，” 101-104；Wagner，IG Auschwitz，174；DAP，Vernehmung H. Stark，April 23，1959，4540-41。然而，一些囚犯作证说，医生早在1943年春天之前就开始参与其中（e.g.，Greif，Wir weinten，58）。关于劳动行动的领导人，参见BArchB，Film 44840，Interrogation G. Maurer，March 13，1947，p. 9。

[91] 1941年筛选苏联“人民委员”时，党卫队并没有碰到儿童、妇女和老人。

[92] Quote in Van Pelt，Case，238.

[93] Kubica，“Children，”205，217，289；Buser，Überleben，116-21；Pohl，Holocaust，106-107；数字不包括从泰雷津而来的遣送（参见第7章和第9章）。对年龄不满18岁的，我统称为“儿童”。

[94] Strzelecka，“Women，”171；IfZ，EE by F. Entress，April 14，1947，ND：NO-2368；APMO，Proces Höss，Hd 6，Bl. 46-50，O. Wolken，“Frauen u. Kinderschicksale，” February 18，1945.

[95] Lengyel，Chimneys，27（首次出版于1947年）。

[96] Gerlach and Aly，Kapitel，290；男子可以自称年龄略微超过40岁。

[97] 例子参见Wiesel，Nacht，50-53（首次出版于1958年）。

[98] Langer，“Dilemma，” quote on 224.See also Shik，“Erfahrung，”108.

[99] NAL，HW 16/21，Höss to Eichmann，October 7，1942；Steinbacher，“Musterstadt，” 278.

[100] Broszat，Kommandant，205-206，quote on 205.

[101] Broad，“Erinnerungen，” quote on 188；Dirks，“Verbrechen，” 102.

[102] Broszat，Kommandant，246；IfZ，F 13/8，Bl. 480-85：R. Höss，“Dr. Grawitz，” January 1947.

[103] 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Broszat，Kommandant，246；testimony of R. Höss，April 2，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 12，109.

[104] Broszat，Kommandant，208，246.

[105] Piper，Mass Murder，143.

[106] Langfus，“Aussiedlung，”123；Czech，Kalendarium，352；Greif，Wir weinten，58；APMO，Proces Höss，Hd 5，Bl. 24-38：testimony of Dr. B. Epstein，April 7，1945；Lewental，“Gedenkbuch，”204；BoA，testimony of H. Frydman，August 7，1946.

[107] Quotes in Delbo，Auschwitz，7；IfZ，F 13/8，Bl. 480-85：R. Höss，“Dr. Grawitz，” January 1947，Bl. 485.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71；Piper，Mass Murder，136-37.

[108] Quotes in IfZ，G 20/2，testimony of J. P. Kremer，July 18，1947；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73；Broad，“Erinnerungen，”173. 两座木制营房是1942年8月中旬后建成的。

[109]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3-14；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9.

[110]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45-46；Friedler et al.，Zeugen，92-98，206；Greif，Wir weinten，60-63；Hördler，“Ordnung，”142；Schmid，“Moll，”125-28；Czech，Kalendarium，356。经历了一连串越狱事件后，1942年12月9日，党卫队杀掉了上一批特别工作队的所有囚犯。

[111] Greif，Wir weinten，49-58；Czech，Kalendarium，352；Piper，Zahl，204.

[112] Quotes in 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47，51.关于“牙医”，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176。

[113]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5-16；Van Pelt，Case，255；Friedler et al.，Zeugen，88；“Bericht Tabeau，”154.

[114] Van Pelt，Case，80，214，352，465-66；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6-19，223-24；Piper，Mass Murder，164-73；Fröbe，“Kammler，”310-11. 党卫队规划者认为新火葬场更高效的另一个原因跟齐克隆B的化学反应有关。在漫长的冬季，不能加热的1号和2号地堡里，氰化物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蒸发。相比之下，新的Ⅳ号和Ⅴ号火葬场可以用炉子预热，位于Ⅱ号和Ⅲ号火葬场毒气室地上的焚尸炉也有相似的效果（感谢Robert Jan van Pelt的清楚解释）。

[11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88-92，quote on 91；Broszat，Kommandant，243-44；Arad，Belzec，170-71；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p. 3-4；USHMM，RG-11.001M.03，reel 43，folder 336，W. Dejaco，Dienstfahrt nach Litzmannstadt，September 17，1942；Strzelecki，“Utilization，”412-13；Broad，“Erinnerungen，”166；Montague，Chelmno，114-19。1942年9月到1943年3～4月，仍有小批次的犹太人被送去切姆诺，就在该营关停前。营地后来在1944年6～7月曾短暂重开了一段时间；OdT，vol. 8，310-17。

[116]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23，232-36；Van Pelt，Case，450-51.关于托普夫父子公司，参见Knigge，Techniker；Schüle，Industrie。

[117] Bischoff to WVHA，June 28，1943，in 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19；Van Pelt，Case，342-50. 另外，Ⅰ号火葬场仍可以焚化340具尸体。

[118] Broad，“Erinnerungen，”181.

[119] Broszat，Kommandant，quote on 199；USHMM，RG-11.001M.03，reel 20，folder 26，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 in Auschwitz，August 17，1943；deposition H. Tauber，May 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255.

[120] P. Levi，“A Past We Thought Would Never Return，” Corriere della Sera，May 8，1974，in Belpoliti，Levi，31-34，p. 33.

[121] Bauman，Modernity，7-9.

[122] Quotes in KL Auschwitz to WVHA，February 20，1943，in 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22；DAP，Vernehmung H. Stark，July 24，1959，4581-82；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p. 108. See also Van Pelt，Case，296；Kagan，“Standesamt，”153；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895；ibid.，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41；testimony of defendant Sommer，TWC，vol. 5，677-78.比克瑙党卫队显然另有一份焚烧尸体的记录；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262。

[123] 一个例子，参见Kotek and Rigoulot，Jahrhundert，416。

[124]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3-39. 错误和故障导致Ⅳ号火葬场很快就关停了。

[125] 针对纳粹种族屠杀背后机械性能的一些想法，参见Bauman，Modernity，83-116。

[126] DAP，Aussage R. Böck，August 3，1964，14149-50；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28；Kremer，“Tagebuch，”222.

[127] 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251-57；Friedler et al.，Zeugen，164-65.

[128] Quote in Langfus，“Aussiedlung，”126.

[129] 编史参见Marrus，“Jewish Resistance”。

[130] Quotes in Bettelheim，“Foreword，”7，12. See also Wünschmann，“‘Scientification，’”112（n. 5）.

[13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150，158，quote on 147；Greif，Wir weinten，xxxi-ii；Müller，Eyewitness，75-80。

[132] Quote in Greif，Wir weinten，32.

[133] Borowski，“This Way，”89（首次出版于1946年）。

[134] Quotes in Unbekannter Autor，“Einzelheiten”（1943-44），180，183.

[135] Bettelheim，“Foreword，”12.

[136] YVA，03/2874，protocol I. Gönczi，January 11，1966；Longerich，Politik，492-93.

[137] Marszałek，Majdanek，74-75；Schwindt，Majdanek，103-11.

[138] OdT，vol. 7，42，47；Schulte，“London，”224；Glücks to Pohl，July 15，1942，in Marszałek，Majdanek，155.

[139]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Lenard，“Flucht，” quotes on 149，150，161。莱纳德的踪迹在1944年夏天后消失了。See also OdT，vol. 7，56-59，62；Mailänder Koslov，Gewalt，86-90；Marszałek，Majdanek，97-99；Hördler，“Ordnung，”128，133；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 2，ND：NO-2366；YVA，03/2874，protocol I. Gönczi，January 11，1966；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quote on 187.

[140] Quote in USHMM，RG-11.001M.76，reel 421，folder 157，WVHA-C/III，Dienstreise zur Zentralbauleitung Lublin，January 20，1943. 死亡率参见Kranz，“Erfassung，”234，241。

[141] Marszałek，Majdanek，quote on 136-37；Mailänder Koslov，Gewalt，288-93；OdT，vol.7，51；YVA，Tr-10/1172，LG Düsseldorf，Urteil，June 30，1981，78.

[142] Arad，Belzec，56-58；White，“Majdanek”；Marszałek，Majdanek，14-15；Berger，Experten，82. 有的情况下，甚至会在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筛选犹太人，送去马伊达内克当作奴隶劳工；ibid.，391。

[143] Schwindt，Majdanek，158-67，289；Kranz，“Massentötungen，”220-22；Mailänder Koslov，Gewalt，310-12. 在杀人营区完工前几周，第一次毒气处决可能就已经发生了。

[144] OdT，vol. 8，354-55；Arad，Belzec，370-71. 贝乌热茨集中营在1943年时零星处决过犹太人；Berger，Experten，190。

[145] Witte and Tyas，“Document，”471-72；Kranz，“Erfassung，”234.

[146] Quotes in testimony of R. Awronska，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01. See also Schwindt，Majdanek，290；OdT，vol. 7，54；Marszałek，Majdanek，150；Longerich，Politik，539；Mailänder Koslov，Gewalt，322-23；Kranz，“Massentötungen，”219；idem，“Erfassung，”243.

[147]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Florstedt，Hermann，18.2.1895，Glücks to SS-Personalhauptamt，March 5，1943；“Bericht Vrba”（1944），282. See also Conway，“Augenzeugenberichte，”269；OdT，vol. 7，61-65. 大多数时间，马伊达内克关押的囚犯大概在1万人以下；ibid.，50。

[148] Arad估计，在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殒命的170万犹太人中，大概有13.5万人来自波兰和苏联以外；Arad，Belzec，149，379。See also Hayes，“Auschwitz，”339；BArchK，All. Proz. 6/106，Bl. 24.

[149] Quote in 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 See also Black，“Globocnik，”112；Berger，Experten，85.

[150] Berger，Experten，252-53；Piper，Zahl，tables D and 15.

[151] Arad，Belzec，30，69，84，153；Pohl，“Holocaust，”153；Berger，Experten，224-25；YVA，TR-10/1069，vol. 8，Bl. 78-88：Vernehmung Erich B.，December 10，1962；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73；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Schulte，“London，”223.

[152] Quote in YVA，O.3/4039，Bl. 1921-29：Vernehmung E. Rosenberg，February 11，1961，Bl. 1921-22. See also Arad，Belzec，23-88；Berger，Experten，52，78，96，110-11，129，144-46，207，210-13；Krakowski，Todeslager，passim.

[153] Friedlander，Genocide，279-302；Berger，Experten，190.

[154] YVA，TR-10/1069，vol. 6，Bl. 74-76：Vernehmung Karl F.，April 10，1962，quotes on 74；Arad，Belzec，105-13；Berger，Experten，300-301.

[155]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1-93；Berger，Experten，180-81.

[156] 为了充分剥削营里的劳动力，格洛博奇尼克和WVHA合资建立了东方工业股份有限公司（Ostindustrie GmbH）；Kaienburg，Wirtschaft，550-51。

[157] 例如上奥地利州大区长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August Eigruber）参与毛特豪森的事务；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Affidavit A. Eigruber，February 19，1946。

[158] 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p. 12，ND：4024-PS.

[159] Schwindt，Majdanek，75-76；Kranz，“Konzentrationslager Majdanek，”239-41；idem，“Massentötungen，”220.

[160] BArchB（ehem. BDC），SSO，Florstedt，Hermann，18.2.1895，SS Personalhauptamt to SS Oberabschnitt Fulda-Werra，September 14，1943；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

[161] 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quotes on 364，367.

[162] Affidavit of R. Höss，April 5，1946，IMT，vol. 33，275-79，ND：3868-PS，quotes on 277；Broszat，Kommandant，256-57.

[163] Hilberg，Vernichtung，vol. 2，955；Arad，Belzec，100-104；Berger，Experten，98.

[164] Quote in 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Bl. 366.

[165] 这种观点参见Orth，System，199。

[166] Quote in Himmler to Pohl et al.，October 2，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189-90（另一份出版物将信的日期写为1942年10月9日；TWC，vol. 5，616-17）。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684-88；Pohl，“Holocaust，”156-57，下文同。

[167] Kárný，“Waffen-SS，”246.

[168] Paserman，“Bericht，” quotes on 151-52. See also OdT，vol. 8，91-109；Finder，“Jewish Prisoner Labour”；Longerich，Himmler，684-85；Snyder，Bloodlands，286-92；Friedländer，Jahre，550-53. 希姆莱起初在1942年10月下令在华沙建立一座集中营，将聚居区工坊置于党卫队的管控之下。不过，这项命令从未得到执行，一旦希姆莱决定摧毁聚居区，原定集中营的功能就改变了。

[169] IfZ，Himmler to Pohl et al.，June 21，1943，ND：NO-2403.详情参见Snyder，Bloodlands，189-94，228；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 1，451；ibid.，vol. 2，1248-49。

[170] Quote in USHMM，RG-11.001M.05，reel 75，504-2-8，Einsatzgruppe A，Vermerk，October 1，1941. See also ibid.，Stahlecker to RSHA，August 21，1941 and October 6，1941；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 207-11.

[171] OdT，vol. 8，17-87；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 391-405，420；IfZ，F 37/2，Himmler diary，entries for March 13，14，and 16，1943.

[172]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Aumeier，Hans，20.8.1906，Glücks，Personal-Antrag，August 22，1944. See also OdT，vol. 8，131-83.

[173] Quote in unknown correspondent to M. Lubocka，August 27，1943，in Harshav，Last Days，660. See also 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 2，especially pages 1268-1321；idem，“Ghetto”；IfZ，Himmler to Pohl et al.，June 21，1943，ND：NO-2403；OdT，vol. 8，185-208. Jürgen Matthäus认为科夫诺不隶属于WVHA（OdT，vol. 8，200）。这个结论是基于对地区性党卫队经济办公室的错误理解（见下文）。WVHA当然将科夫诺视为自己管辖内的集中营（e.g.，BArchB，NS 4/Na 9，Bl. 9-11）。

[174] OdT，vol. 1，223；ibid.，vol. 8，18，106，133，200；Dieckmann，“Ghetto，”454；idem，Besatzungspolitik，vol. 2，1282，1287-96；Megargee，Encyclopedia，I/B，1230.

[175] 党卫队经济官员归更高层的党卫队和警方领导管理，他们向上级汇报地方集中营指挥官提交的报告；Schulte，Zwangsarbeit，313-20；Allen，Business，180-81；OdT，vol. 8，132。

[176] Steinbacher，“Musterstadt，”305；Rudorff，“Arbeit，”35-36；OdT，vol. 5，186-91；OdT，vol.6，204.

[177]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Aktenvermerk，September 7，1943. See also 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此处参考波尔在1943年10月22日发布的命令）。

[178] Schelvis，Sobibor，145-72；Pohl，“Zwangsarbeiterlager，”427-28；Berger，Experten，254；Friedländer，Jahre，588；Longerich，Himmler，687.

[179]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Mailänder Koslov，Gewalt，205，302-308，324-26，quote on 305；OdT，vol. 7，52-53；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85，98，183。

[180] OdT，vol. 7，48-49；Kranz，“Massentötungen，”226.

[181] Kaienburg，Wirtschaft，540-48，551-52；Berger，Experten，261-64；Goldhagen，Executioners，300-311；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

[182] Kaienburg，Wirtschaft，559-61；Longerich，Himmler，686；Pohl，“Zwangsarbeiterlager，”429-31；Friedländer，Jahre，614-15.希姆莱被瓦尔特高的大区长官格赖泽尔（Greiser）深深挫败，没能将罗兹聚居区改造为集中营。

[18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ArchL，B 162/1124，Bl. 2351-2418：Dr. A. Biberstein，“Das Lager Plaszow，” n.d.，quotes on 2396，2398；OdT，vol. 8，239-87；Megargee，Encyclopedia，vol. 1/B，862-66。

[184] Fröhlich，Tagebücher，II/4，June 2，1942，432. See also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572-73；APMO，Proces Maurer，6，Bl. 52-56：EE by A. Kaindl，June 15，1946，ND：NI-28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57-58；BStU，MfS HA IX/11 ZUV 4，Bd.24，Bl. 190-96：Vernehmungsprotokoll H. Hempel，August 23，1946；Wein，“Krankenrevier，”51（n. 27）.

[185] 数字参见前文和Schulte，“London”。犹太囚犯的国籍，参见BArchB，NS 4/Bu 143，Rapport，October 17，1942。

[186] 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894；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573（n. 155）；Longerich，Himmler，644.

[187] Quote in HLSL，WVHA to LK，October 5，1942，ND：3677-PS. See also ITS，DE ITS 1.0.6，RSHA to Stapo（leit）stellen，November 5，1942，ND：NO-2522.如文件所示，一些党卫队和警方领导错误地认为奥斯维辛不属于德意志帝国境内。

[188] Buggeln，System，47-48.

[189] Sprenger，Groβ-Rosen，130.

[190] Külow，“Häftlinge，”197-98，quote on 197. See also Piper，Mass Murder，105；Czech，Kalendarium，325，328-29；Kwiet，“Leben，”238.

[191] BArchB，NS 19/1570，Bl. 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Bl. 24. 当然，德国当局没能辨识出集中营里所有的犹太人（Kogon，Theory，2006，192），哪怕用了囚犯举报的手段（NAL，HW 16/11，Buchenwald to Auschwitz，October 19，1942）。

[192] NAL，HW 16/21，GPD Nr. 3，Pister to WVHA，October 29，1942.

[193] WL，P.III.h. No. 228，Bericht E. Federn，n.d. 费德恩于1945年4月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被解放。

[19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de Rudder，“Zwangsarbeit，”206-19，quote on 212（n. 36）；Burger，Werkstatt，89-198（the source for the film The Counterfeiters，2007）；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75；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38-39。

[195] Quote in Bauer，Jews，252.

[196] OdT，vol. 7，quotes on 188.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33-93.

[197] 关于战俘营，参见Stiftung，Bergen-Belsen，41-141。

[198] OdT，vol. 1，220-21；OdT，vol. 7，188-93；WVHA to LK，June 29，1943，in Kolb，Bergen-Belsen，208-209.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passim.

[199] Quotes in WL，P.III.h. No. 555，F. Heilbut，“Bergen-Belsen，” n.d.（1945-49），p. 3；S.H. Herrmann，“Austauschlager Bergen-Belsen，”1944，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53.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58-70，147-55，180-81，220-28；OdT，vol. 7，190-97.

[200] Wenck，Menschenhandel，248-60；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36-37；OdT，vol. 7，191-96；Buser，Überleben，267.

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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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在佐拉赫特度假。第一排从左至右依次是：副官卡尔·赫克尔、火葬场主管奥托·莫尔（部分被遮挡）、霍斯、指挥官里夏德·贝尔（部分被遮挡）和约瑟夫·克拉默、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弗朗茨·霍斯勒（部分被遮挡）、约瑟夫·门格勒（部分被遮挡），还有其他两名官员。

1944年5月，一名身穿制服的党卫队医生（中）在监督筛选，3500名犹太人从喀尔巴阡山罗塞尼亚被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背景里）那些被选中即时处决的囚犯被带去火葬场。

1944年5月，党卫队对刚抵达的囚犯进行筛选后，比克瑙Ⅲ号火葬场外等待被送入毒气室的犹太妇女和儿童。

1944年5月，享有特权的“加拿大”突击队的男女囚犯在比克瑙党卫队仓库外，将被害犹太人的财物进行分类。

1944年8月，囚犯从比克瑙毒气室里偷拍的照片，记录了当时露天焚烧被害犹太人尸体的场景。

1943年，党卫队拍摄的比克瑙Ⅱ号或Ⅲ号火葬场里所谓的特别工作队囚犯。

1942年7月18日上午，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第一排，左）视察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的法本公司建筑工地，随行的有平民首席工程师马克斯·福斯特（中）和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右）。

1944年，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中）到访奥斯维辛，陪同他的是指挥官里夏德·贝尔。他们两人之间（后面）是火葬场设施的主要设计者卡尔·比朔夫。

1944年3月，马伊达内克的看守们在卢布林一家舞厅兼餐厅庆生。

战时诺因加默集中营党卫队的宿舍，大多数常规看守在铁丝网外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

大约1944年，从事战时生产的奴隶劳工：由一名平民工头指挥，法尔格卫星营的囚犯在建造生产潜水艇用的防空洞。

1944年，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中右）和上奥地利州的大区长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中左）与林茨卫星营的囚犯在一起。

1943年10月，科隆的一位德国平民从自家厨房窗户偷拍到的照片。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囚犯被编入党卫队建筑旅，负责清理轰炸后的疮痍。

1944年夏天，多拉卫星营的一名囚犯正推着手推车前往隧道入口，这里是V2火箭的生产地。

1944年6月，一名法国囚犯偷拍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简陋的“小营”。囚犯睡在帐篷（中）或没有窗户的马厩（左）里；马厩的设计容量大约是50匹马，如今却容纳了2000人。

考弗灵一座卫星营的小屋（解放后拍摄）。党卫队把囚犯塞入这样一间害虫滋生、稻草或泥土为顶的小屋。

年轻德国犹太人彼得·埃德尔的自画像，显示出集中营如何改变了他。画中是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前两个迥然不同的形象，写着“这是谁？”——“你！”——“我？”——“是的！”

不知名的奥斯维辛囚犯在1943年所绘，画出了所谓审头的权力和特权。

这张照片是施塔恩贝格湖景区的一名居民偷偷拍摄的，记录了1945年4月28日从达豪开始死亡行军的囚犯。

1945年4月底，囚犯在贝洛森林，他们从被遗弃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始死亡行军。前景中有的人拿着红十字会的食物包。

1945年4月30日，从被遗弃的利托梅日采卫星营驶出的列车载着数千名囚犯在捷克的一座小镇停留，当地居民无视党卫队的禁令，给囚犯分发食物并拍照。

拍摄于12岁的乔治斯·科恩在诺因加默接受医疗实验的时候。1945年4月20日他被绞死。他是在最后关头被集中营党卫队杀害的无数遇难者之一。

达豪被解放后不久，一名美国士兵站在一节满是囚犯尸体的车厢外。这些囚犯大约三周前从布痕瓦尔德出发。

苏联士兵在爱沙尼亚科隆卡卫星营查看被焚烧的尸体。1944年9月19日，就在红军到达前不久，党卫队屠杀了囚犯并把集中营付之一炬。

1945年4月29日，达豪囚犯欢迎美国军队（从瞭望塔拍摄）。

1945年4月13日，在马格德堡附近解放了一列贝尔根-贝尔森的死亡列车。

1945年4月18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英国军队抵达三日后。数千名幸存者在接下来的几周不幸身亡。

1945年5月6日解放后两天，年轻的幸存者们在埃本塞卫星营做饭。

1945年6月1日，布痕瓦尔德幸存者从魏玛火车站出发，前往法国的一家儿童福利机构。一名年轻人在车厢上写道：“我们的父母呢？你们这些凶手。”

1947年4月16日，在原奥斯维辛主营的广场处决鲁道夫·霍斯。

1945年4月16日，美国士兵带着尸体在布痕瓦尔德火葬场附近与魏玛平民对峙。这是盟军报道中出现的众多独家照片中的一张。

1955～1960年的达豪明信片，难民聚居区，主路（右下）旁边是曾经的囚犯营房，如今变成了住宅。

第7章 污秽丑恶之地——世界的肛门

1942年9月5日，几名党卫队队员来到比克瑙27区的女子医务室，协助集中营医生进行筛选。对党卫队队员来说，这样的筛选已经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但对囚犯来说，这是最可怕的折磨。生病的女人们猜到了可能面临的命运，有些绝望地试图躲藏。但没有用。那一天，几百名犹太女人被判处死刑，赶上卡车。在毒气室旁，她们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脱个精光。和那些刚来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不同，这些囚犯知道这间伪装成农舍的房子里将会发生什么。一些人安静地站在或坐在草地上，一些人则开始啜泣。在旁监视的党卫队官员中有约翰·保罗·克雷默医生，他后来作证说这些女人“向党卫队队员大声哭泣，请求饶过她们的性命。但所有人还是被赶进毒气室毒死了”。坐在自己的车里，克雷默听着尖叫声逐渐平息。几个小时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另一名奥斯维辛医生的对话：“（海因茨医生）蒂洛（Thilo Heinz）说我们今天是在世界的肛门，他说得真对啊。”[1]

可以想象58岁秃顶的克雷默医生对着这个词傻笑的表情（日记揭示了他粗鄙的幽默感）。但他也领会了蒂洛医生此话的深层含义。毕竟，克雷默从来没打算来奥斯维辛，也不想待在这里。作为明斯特大学的解剖学教授，他在暑期加入党卫队医疗服务。他在1942年8月底被意外地调到奥斯维辛几周，来代替一名生病的同事。在和蒂洛医生聊天的同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这里没有任何可让人兴奋的地方。”每周几次的筛选和毒杀显然没能带给他什么满足感。[2]更糟的是，克雷默医生不适应这里的天气。他抱怨这里的湿气和“大量的害虫”，包括旅店房间里的大量跳蚤。除此之外，还有“奥斯维辛病”。刚来没几天，克雷默就被病毒性胃病击倒，之后还反复发作过几次。但他真正担心的是其他疾病，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当年早些时候，一名奥斯维辛党卫队的医生死于斑疹伤寒。1942年10月，克雷默驻扎在集中营期间，党卫队在10天内发现有13名队员患上了斑疹伤寒，其中包括主管农业的约阿希姆·凯撒，这病刚刚夺去了他妻子的性命（凯撒最终康复，并在一年后娶了他的实验室助理，结婚地点就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登记处）。[3]东部占领区内其他集中营的状况也不好。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女守卫们经常因为传染病出入医院。党卫队队员们对原始的卫生条件感到恶心，也担心自己会被囚犯们传染，这种忧虑加重了他们的暴力倾向。[4]

与此同时，党卫队队员们也发现了东部的好处。比如克雷默医生就充分利用了这段在奥斯维辛意外任职的时间。营内恐怖的工作并没有影响他对户外的热爱。闲暇之余，他和其他党卫队队员在酒店晒日光浴，还骑自行车游览了党卫队控制的巨大领地，惊叹于“绝美的秋日胜景”。作为一个老饕，克雷姆在党卫队食堂大快朵颐，并在日记中尽职尽责地记录了吃到的各种美食，从鹅肝和烤兔肉到“完美无瑕的香草冰激凌”。他也很享受集中营内的娱乐。9月的一个星期天下午，他欣赏了一场由囚犯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会，他也很喜欢晚上定期的各种余兴表演，有时还能喝到免费啤酒。克雷默尤其喜欢看小狗跳舞和一群可以按照命令啼叫的小母鸡。其他时间里，克雷默和同事一起联络感情。1942年11月8日，他在比克瑙毒气室外度过了一个下午，监督处死了大约一千名刚从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犹太人聚居区送来的男女老幼。之后的傍晚，他和党卫队首席医师爱德华·维尔茨（Eduard Wirths）医生一起品尝了保加利亚的红酒和克罗地亚的李子杜松子酒。除了吃喝玩乐，克雷默还抽出时间进行专业研究。他很高兴自己有机会拿到“新鲜的人体肝脏和脾脏”，以研究饥饿对人体器官的影响。克雷默后来还就这个主题在一份医学期刊上发表了论文。[5]

但对克雷默来说，在奥斯维辛的短暂经历给他带来的更多是经济上的好处。遇害犹太人的行李堆满了整个集中营，像克雷默这样腐败的党卫队队员随心所欲地取用。了解其中的伎俩后，他尽可能多地从车站旁边的储藏室里搜罗财物，一共给家里寄了五个鼓鼓囊囊的大包裹，其中有香皂、牙膏、眼镜、钢笔、香水和手袋，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总价值达到1400德国马克。仅仅五周，官任三级突击中队长的克雷默偷走的物品已经抵得上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半年多的薪水。[6]无论在奥斯维辛还是其他集中营，许多集中营党卫队官员都这么干。最终腐败情况太严重，以至于警方派了一支特别工作组到集中营。在奥斯维辛，1943年的一次事件触发了调查。一名党卫队队员给妻子寄的包裹出奇地重，心存疑惑的海关官员打开后发现，包里有两个大金块，每块都有两个拳头这么大，是由被杀囚犯口中的金牙熔成的。[7]

这时，奥斯维辛已经成了集中营系统的中心，就像战前的达豪集中营和战争初期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不仅奥斯维辛集中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他集中营也一样。到处都是饥饿、虐待、筛选和大规模谋杀。但这一切在奥斯维辛更极端。这里的囚犯和员工比任何一座集中营都多。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遣送使得奥斯维辛迅速壮大，自成一家。1942年9月间，所有集中营的日均关押囚犯人数是11万人。其中估计有3.4万名囚犯关押在奥斯维辛，大约60%是犹太人。多达2000名奥斯维辛党卫队员工管理着这些囚犯。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官员里许多人像克雷默医生一样，对在东方的生活充满矛盾。[8]

当我们查看囚犯死亡率时，奥斯维辛的阴影显得更加巨大。根据党卫队的秘密数据，1942年8月有12832名登记过的囚犯在集中营内死亡，其中几乎三分之二的人（6829名男人和1525名女人）死在奥斯维辛（不包括这个月内大约有35000名未经登记、甫到奥斯维辛便被筛选送进毒气室的犹太人）。[9]1942～1943年，总共约有15万登记囚犯在奥斯维辛死去（同样不包括一来便被屠杀的犹太人）。[10]他们的死亡被记录在各种官方文件上，死因大多都是虚构的。不过很少有像格哈德·波尔（Gerhard Pohl）这么离谱的，记录显示3岁的他因为“年老”于1943年5月10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死亡。[11]一些表格长达20页，囚犯书记员必须夜以继日地赶进度。同时，奥斯维辛医生也抱怨说不停签署死亡证明让他们的手抽筋。为了省事，医生们特地制作了自己的签名章。[12]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奥斯瓦尔德·波尔均对奥斯维辛非常感兴趣，这里是他们最大的死亡营，也是最佳的强制劳动中心。1940年刚建成时，指挥官霍斯还要到处寻找废弃的铁丝网。但如今，他的上级们把大笔的资金和大量珍贵的物资投给这座东方的旗舰营。霍斯后来吹嘘说：“我恐怕是整个党卫队唯一获得全权委托，可以随心所欲给奥斯维辛购买一切所需物资的官员。”[13]如果把早期集中营比作小城市的话，那奥斯维辛就是大都市。到1943年8月，这里关押了7.4万名囚犯，当时整个集中营系统关押的在册囚犯也不过22.4万人。[14]鉴于奥斯维辛营区的巨大规模，波尔在1943年11月将其分割成三个主营，每个营区都有自己的指挥官。奥斯维辛Ⅰ号是原先的主营，由资历最深的本地党卫队官员负责（他还对整个营区负责）；奥斯维辛Ⅱ号是比克瑙营区（这里有毒气室）；奥斯维辛Ⅲ号则包括散落在西里西亚东部的一些小型卫星营（1944年春天时共有14座），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莫诺维茨集中营。[15]

我们会看到，巨大的奥斯维辛营区内各个区域的条件存在差异，正如在1942～1943年，分布在东欧占领区的其他集中营条件也不尽相同。一名奥斯维辛囚犯描述自己在1943年夏天从主营被转到比克瑙的感觉，就像从大城市到了乡下，所有人的穿着破旧寒酸。另一名囚犯的描述更鲜明：奥斯维辛主营有砖房、盥洗室和饮用水，跟比克瑙地狱般的环境比起来就是天堂。[16]虽然条件有区别，但东欧占领区内所有集中营的终极目标都一样。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那些被选作奴工而不是立即处死的人——都不应该长期存活。

东方的犹太囚犯

从纳粹集中营被解放一年多之后，内哈马·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Nechamah Epstein-Kozlowski）和新婚丈夫生活在意大利科莫湖附近的一座城堡里，犹太人在这里建立了一间合作社，焦急地等着搬到巴勒斯坦。也是在这里，1946年8月31日，这位怀上第一胎的23岁波兰女人同来到欧洲采访这些难民的美国心理医生大卫·博德（David Boder）进行了一次交谈。钢丝录音机记录了这次对话，博德记录道，在访谈开始前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看起来十分开心，而她接下来90分钟的讲述却充满了恐惧。

在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她已经多次从死神手中逃脱。她曾经从一辆开往死亡营的火车上逃走，在华沙和缅济热茨的犹太人聚居区中活了下来。到1943年春天时，她所有的家人都被杀了，她被关进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集中营历险。她先被转到奥斯维辛，然后回到马伊达内克，再转去普拉绍夫，再回到奥斯维辛，接着转去贝尔根-贝尔森，还有布痕瓦尔德的卫星营阿舍斯莱本（Aschersleben）。最后经过两周的死亡行军，她来到泰雷津的犹太人聚居区，1945年5月8日，她在那里被解放。

当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于1943年6月26日第一次来到比克瑙集中营时，和她同行的还有其他625名从马伊达内克来的女囚，她们被分配到一支被称为死亡队的道路施工突击队。她回忆说，一个月之内就有150个女人死亡。而剩下的大多数人则在后来被谋杀。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自己逃过了几次这样的筛选，其中有三次是在比克瑙的医务室中，她当时因为痢疾神志不清，躲在了非犹太人的房间里。犹太小孩最容易被选中，但在1944年的几个月里，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保护了一个名叫柴科勒·瓦塞尔曼（Chaykele Wasserman）的八岁孤儿。“那个孩子跟我非常亲。我很爱她。我走到哪里这孩子便跟到哪里。”在普拉绍夫时，柴科勒藏在厕所里逃过了筛选，之后也活着迁到了奥斯维辛。但当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被选中遣送到贝尔根-贝尔森时，她们最终不得不分开：“那孩子哭得很厉害。当她看到我被带走时，她哭喊说：‘你要离开我了，现在谁来当我妈妈啊？’但，哎，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哭得很厉害，孩子也哭。之后我离开孩子走了。”[17]柴科勒可能在战争结束前就死了，就像奥斯维辛的大部分孩子一样。同样，内哈马·爱泼斯坦-科兹洛夫斯基的经历也是大屠杀时期许多东欧犹太大人的经历，他们面对着可怕的劳动、暴力和不间断的筛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她的命运与众不同——她活了下来。

法本公司的奴隶

历史学家长久以来一直认为大屠杀突出反映了纳粹主义核心的一个鲜明矛盾：虽然德国的战争机器急需劳动力，但纳粹政权仍然对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18]在纳粹强硬派眼中，并不存在矛盾。经济与灭绝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胜利的基础。赢得战争需要无情地消灭所有潜在的威胁，也需要调动所有剩余的资源。对于可以工作的犹太人，官方将两者合二为一，形成了“劳动灭绝”的政策。强制劳动对被选中的犹太人来说意味着暂时的生存；可在党卫队眼中，这些还能动的男男女女几乎已经是死人了。[19]

东欧占领区内各个集中营的劳动情况千差万别。有时，劳动只是为了让囚犯受苦，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20]更常见的情况是，官方的目标不仅包括要囚犯们遭罪，还有其他内容。在致命的新营建设，以及后续的扩张和维护阶段，都少不了对犹太囚犯的剥削压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半的女囚犯是为集中营本身劳作。[21]除此之外，囚犯们还为党卫队企业、私企和纳粹政府工作。奴工的生活取决于许多变量，比如工作的种类、工作量、工作队的监督（很少有囚犯长期待在同一支工作队，他们经常流动，而且地点随机变化）。但集中营里的大部分犹太劳工面临着相同的威胁——劳动和死亡。

在德沃里附近的法本工厂，这一政策被贯彻得最为彻底。普里莫·莱维写道，这里唯一的活物只有“机器和奴隶——而前者比后者看起来更有生气”。奥斯维辛的犯人自1941年春天起就在这里劳动。起初，他们仍然要在4英里外的主营中睡觉，所以每天必须在泥泞的道路上往返几个小时（后来改坐火车）。法本公司的经理们抱怨，这种精疲力竭的长途跋涉使得囚犯们产量低下，因此要求在工厂旁边建一座卫星营。党卫队官员一番犹豫之后便同意了，这也是因为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越来越强调产量。莫诺维茨集中营（又称布纳集中营）的建设从1942年夏天开始，于1942年10月底完工，采用党卫队标准的集中营模式。这座集中营建在莫诺维茨村的废墟上，建设成本为500万德国马克；法本公司负责提供建设资金，并且同意提供物资补给和医疗服务。党卫队则负责管理营内外的囚犯。

新成立的莫诺维茨集中营属于更大一片园区的一部分。法本公司巨大的建设工业区里有8个辖区，莫诺维茨只是其中之一。1942年11月，整个工业区一共有约2万名工人。其中一些人，比如德国公民，享受相对良好的待遇。而其他的人，比如来自苏联的工人（无论是战俘还是其他人）则会遭受压榨。但在集中营，德沃里一带唯一一处由党卫队运营的辖区，情况最为糟糕。“我们是奴隶中的奴隶，”普里莫·莱维写道，“谁都可以命令我们。”随着大批囚犯从奥斯维辛主营来到这里，这座新集中营迅速壮大。1943年初，这里已经有3750名囚犯，一年后增长到约7000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大约占到90%。[22]

莫诺维茨集中营由法本公司倡议建立，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个工业巨头对劳动力的渴求。工业区内的工作被缩减到最少，约有五分之四的囚犯被派到外面的建设工地劳动，普里莫·莱维形容是“由钢铁、混凝土、污泥和烟雾交织成的混沌世界”。绝大部分囚犯被编入施工队没日没夜地劳动，很多时候没有手套、工作服和其他保护措施，即使在冬天也是一样。囚犯们立起巨大的混凝土板，将砖头、木材和铁管从工地的一头搬到另一头。所有工作队中最恐怖的是水泥队——“名副其实的谋杀队”，一名幸存者这样说。水泥队的囚犯必须从火车上取下水泥袋，将它背在背上跑到库房。水泥袋大概有110磅重，比许多囚犯都要沉。在管理者眼中，这些劳动队中的人可以被随意替换，几乎毫无价值。只有少数经过训练、岗位吃香的囚犯能够享受较好的待遇；比如塞勒姆·肖特就凭借着自己的机修手艺活了下来，直到1944年8月从集中营逃脱。但在莫诺维茨集中营，即使像他这样有一技之长的囚犯也通常要面对繁重的劳动。加入一支化学家小队之后，普里莫·莱维必须搬运沉重的装着苯基β的口袋。他一度担心“我们的力气终将消耗殆尽”。直到奥斯维辛解放前的最后几周，他才真正开始在实验室中工作。[23]

对囚犯的普遍鄙夷造成了莫诺维茨集中营内恶劣的生存环境。这里人满为患，250多人挤进了原本设计容纳55名工人的营房。营房中同样多的还有泥土和疾病。党卫队逮住任何可能的机会让苦难加倍。比如犹太囚犯（只有犹太囚犯）在工作前必须把皮鞋换成不合脚的木屐，很快他们的脚上便伤痕累累。最磨人的是饥饿，就像莱维写的：“自由人不明白长期饥饿的滋味，这感觉充满肢体，使人不能安眠。”党卫队每日提供的口粮少得可怜，据一名囚犯说，法本公司给囚犯们额外提供的所谓布纳汤里面有泥土和“从来没见过的植物”。饥饿与精疲力竭的劳动使人急剧消瘦，囚犯们平均每周掉4～9磅。囚犯医生贝特霍尔德·爱泼斯坦（Berthold Epstein）在1945年4月作证说，在法本工厂工作3～4个月之后，“大部分囚犯因为力竭和过度劳累死亡”。3.5万名被送去莫诺维茨的囚犯中，总计约有2.5万人死亡。[24]

暴力虐待加速了他们的死亡。莫诺维茨一名带头的看守是伯恩哈德·雷克斯（Bernhard Rakers），他是一名凶残的党卫队老兵（1934年便签约加入）。雷克斯的暴力记录很长，虽然囚犯们尽力不去招惹这位“布纳的狮子”，但他的暴行依然每天不断。[25]除此之外还有莫诺维茨的审头们。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集中营审头约瑟夫·温德克（外号为“约普”，Josef “Jupp” Windeck），他是一个中年德国人，因为小罪被关进集中营。莫诺维茨开张的那天，他给集合的囚犯们训话。一名幸存者记得他这样说：“你们不是来这里玩的，你们很快就完了，所有人都会变成烟从烟囱冒出去。”温德克言出必行，他在集中营里总是穿着马靴，挥舞着皮鞭，将其他囚犯打得血肉模糊。[26]

劳动时折磨囚犯的一般是党卫队看守和审头。但在莫诺维茨集中营，法本公司的老爷们也有这种权力。为了尽可能压榨囚犯们的劳动力，公司主管们为虚弱的囚犯们定下了繁重的工作量和严苛的纪律。虽然首席工程师马克斯·福斯特（Max Faust）反对党卫队的一些做法，比如“在工地枪决囚犯或是将他们揍得半死”（他在1943年这样写道），但他仍然坚持要有“适度的惩罚措施”，这在实践中往往意味着更多的暴力行为，不是被审头和公司高管殴打就是被党卫队处以正式的鞭刑。[27]

法本公司是“劳动灭绝”政策的积极参与者。公司没有改善囚犯的待遇和对患病囚犯的治疗，而且得到了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保证，“所有虚弱的囚犯都将被遣送走”，由更适合工作的囚犯顶替。这便是莫诺维茨集中营常规筛选的出发点。集中营医务室中的筛选最为频繁，党卫队医生每周都会来这里“腾床”（党卫队的说法）。医师们匆匆走过一间间病房，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往往只需要几秒钟。他们挑出已经在医务室待了两周或三周的人，还有那些被认为不再适合工作的人。通过这种方式，数千名囚犯（几乎都是犹太人）在莫诺维茨医务室被挑出来，送往比克瑙。[28]大多数人到那里后被直接送往焚化营区，正如一名前比克瑙分区主管在战后描述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甚至在毒气释放前就“已经死了”。[29]

筛选

1942年底，在谈到为什么像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要进行筛选时，一名党卫队官员是这样总结的：“为了缓解集中营的压力，有必要尽快消灭那些傻瓜、白痴、残废和病人。”[30]此时，对于囚犯的筛选已经成了常态。但事情正在发生变化。随着经济压力越来越大，党卫队开始不情不愿地着手降低集中营系统中极高的死亡率（见第8章）。这其中就包括对筛选进行限制，至少在部分集中营里。[31]早在1942年12月，奥斯维辛营区负责人汉斯·奥迈尔就曾经跟一位同事抱怨说，现在禁止毒杀波兰的病弱囚犯了，这些人本应该“自然死亡”（原话如此）。[32]不过，禁令并不适用于登记的犹太囚犯。这种针对犹太人的死亡筛选仍然是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的一大特点。而在如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这样同时有犹太人和非犹太人的集中营，党卫队现在开始进行区别对待。大多数登记过的囚犯可以逃脱注射死刑和毒气室，但无数生病、受伤和瘦弱的犹太人仍面临筛选之后的死亡。[33]

筛选并没有固定的形式，集中营党卫队会定期筛选，也会即兴而为，有时针对一大群人筛选，有时则针对单独的人。总体来看，刚到集中营的一段时间最为危险。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些逃过在火车站最初筛选的囚犯很快就被判了死刑：当他们在集中营内脱光洗澡时，衣服下面的伤口和病症也随之暴露。[34]更多的犹太人陆续到来，他们是从等待着更多新囚犯的检疫区中筛选出来的。作为党卫队消灭病弱囚犯的一部分，这种对新来囚犯的选择性谋杀逐渐成为整个集中营系统的通用做法。1942年夏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也参与其中，要求所有新囚犯在到达集中营后应该在单独的营区中隔离四星期；任何生病的人应该被移送到别处“特别对待”。[35]东部占领区集中营的官员们将这项命令视为在检疫区进行屠杀的通行证。[36]

主营区内仍有许多针对犹太人的大规模筛选。比如在1943年的下半年，里加主营中每周至少会在点名时进行一次筛选。其中一名幸存者后来形容负责筛选的党卫队队员时说：“他会把看不顺眼的女人从队列里挑出来，还有戴眼镜的、脸上有斑的，甚至手指上有伤的，然后下令将她们处死。”洗澡时或是劳动前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检查。[37]党卫队的这种检查经常会变得稀奇古怪。波兰政治犯达努塔·梅德瑞克（Danuta Medryk）曾经几次目击过马伊达内克的筛选，他描述了犹太女人会掀起自己的裙子将大腿暴露出来，党卫队医生会将那些腿部流血浮肿的人挑出来。消瘦的臀部也被视为饥饿的表现。那些被选出的囚犯会撕掉自己的绷带，将头抬得尽可能高，甚至会朝刽子手们微笑，徒劳地希望能得到赦免。[38]

东欧集中营的条件往往使人无法逃离筛选和死亡。犹太囚犯在慢慢饿死；比如在科隆卡，每天的口粮是一片面包配一碗稀汤，面包还掺了一半沙子。除此之外还有难耐的口渴、磨人的劳动、极端的暴力和噩梦般的卫生条件。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几万人在来到这里几周之后便成了活死人，成了筛选的首要目标。[39]

通常来说，党卫队反射性地将营内的肮脏和疾病归罪于囚犯。但东部集中营的情况实在太恶劣，甚至一些当地的官员都要求进行改进。1943年5月在与党卫队建设办主任卡姆勒的一次会谈中，奥斯维辛指挥官霍斯和他的首席医师维尔茨就抱怨说比克瑙（此时仍没有中央供水系统）的情况太悲惨，连最基本的卫生和医疗标准都达不到。霍斯并非突然良心发现，而是有着更实际的考虑。从他的角度来说，许多囚犯的死法错了，他们应该被剥削死而不是病死，现在这样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40]在条件得到改善之前，地方党卫队官员们将这种谋杀性的筛选作为防止自己和家人染上传染病的有效方式。霍斯就同手下们说，毒杀病弱犹太人是阻止疾病传播的有效手段。通过这种方式，地方党卫队官员将屠杀合理化，将其视作控制疾病传播、保护自己的手段。这使得纳粹基层的恐怖行动进一步升级。[41]

事实上，正是党卫队的筛选帮助扩散了传染病，因为病人更加不敢向医生报告病情。大部分犹太犯人都知道会在病人中进行筛选。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第一次筛选就是在囚犯被医务室接收之后进行的，那些被判定为太虚弱或是病得太重不能复原的人会被隔离处死。[42]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医务室里地狱般的条件使他们康复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曾是医生的法国囚犯西玛·魏斯曼（Sima Vaisman）这样形容她对1944年初比克瑙女子营医务室的第一印象：“到处是尸体和粪便的臭气……那些身染重病、骨瘦如柴的人全身几乎长满了疥疮、脓疮，正被虱子慢慢蚕食。所有人都赤身裸体，在肮脏的毯子下冻得瑟瑟发抖。”[43]医务室对大多数犹太囚犯来说意味着死亡。请求进入医务室是最后不得已的手段，要冒极大的风险。就像俄罗斯轮盘赌的游戏一样，只不过手枪弹夹中并不只有一颗子弹，而是几乎填满了弹药。

在医务室的员工中，低级别的党卫队官员，也就是所谓的党卫队护理员（Sanitätsdienstgrade）在筛选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往往还会因谋杀得到表彰。[44]这其中的一员就是二级小队长海因茨·维斯纳（Heinz Wisner）。维斯纳于1916年出生于但泽，是一名热切的纳粹分子。他当过几年航运书记员，后来在战争期间作为实习医生全职加入党卫队。1943年夏天，他从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调到了里加集中营主营，他在那里成了男女医务室的主管。[45]年老的集中营医生爱德华·克雷布斯巴赫（Eduard Krebsbach）只会偶尔出现。维斯纳和他不同，每周不止一次地巡营。维斯纳在制服外面穿上白大褂，看起来像个医生。他将军事纪律推行到了变态的程度，他在逐一查床时甚至要求那些半死不活的病人也要躺得笔直。做出决定之后，他往往会在即将被杀的人的床架上画一个大大的“X”。这些囚犯要么被射杀在附近的森林中，要么在自己的床上被注射毒剂（里加集中营并没有毒气室）。虽然他通常把注射的工作留给囚犯医生，但维斯纳在集中营中还是被称为“带针管的男人”。[46]

当然，死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降临，并不只在筛选之后，这是犹太囚犯头顶散之不去的阴影。一名波兰犹太囚犯写道，1942年底来到比克瑙集中营时，别人告诉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没有人能在集中营里活过三个星期。[47]大家对尸体习以为常——床上、厕所中、卡车上、工地上都是。同样习以为常的还有火葬场不断冒出的黑烟。雷纳特·拉斯克-阿莱（Renate Lasker-Allais）是一名年轻的德国犹太人，1943年底被送进比克瑙，他常常因为空气中焚烧尸体的臭味而呕吐。[48]虽然大多数犹太囚犯仍然抱有生还的希望，但他们也明白最终只有极少数人能活着出去。囚犯们甚至开始猜测党卫队各种杀人方式的好坏：在毒气室中多久才会窒息而死？注射死刑有多痛苦？脑袋上挨一枪来得更痛快，还是在医务室中病死更好？[49]

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

在普里莫·莱维的眼中，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的诞生是“国家社会主义十恶不赦的罪孽”。[50]这个由囚犯组成的队伍负责引导即将处决的囚犯进毒气室，火化他们的尸体，收拾他们的残骸。迫使囚犯协助党卫队行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越是繁重肮脏的工作，集中营党卫队越愿意留给囚犯去做。这条规律也适用于火葬场。比如在达豪集中营，火化工作队是由德国、俄罗斯和犹太囚犯组成的。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要做焚烧尸体之外的工作。1944年初，德国囚犯埃米尔·马尔（Emil Mahl）加入达豪的工作队后不久便被强迫参与处决。“作为一具行尸走肉，我不得不做一些可怕的事。”马尔后来作证说。[51]

但没什么比得上奥斯维辛的特别工作队。最开始只有少数几名囚犯在奥斯维辛的老火葬场工作。但自1942年奥斯维辛成为死亡营之后，党卫队在比克瑙杀人营区成立了大型永久性的囚犯工作队。这些人的工作暂时能让他们自己免于处决，但通常也不会持续太久。虽然党卫队并不会定期杀死特别工作队的全部囚犯（就像一些幸存者和历史学家暗示的那样），但筛选仍然照常进行。病弱的囚犯会被送去医务室注射毒剂杀死，有时一周达到20人，甚至更多。而且，当来到这里的遣送列车比较少时，党卫队还时常杀死一定比例的囚犯，以减少特别工作队的规模。最终，只有很少的人从1942年活到了1945年，其中就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什洛莫·德拉贡和亚伯拉罕·德拉贡兄弟。

总共有超过2200名囚犯曾被迫加入奥斯维辛特别工作队。工作队由一些德国人和波兰人主管，比如审头长奥古斯特·布吕克（August Brück）。布吕克是一名佩戴绿色三角的德国囚犯，他从1940年起在布痕瓦尔德火葬场工作，直到1943年3月被党卫队调到奥斯维辛新近完工的比克瑙火葬场，监督那里的特别工作队。和其他管理者不同，奥古斯特审头（许多囚犯都这么称呼他）是一个正派的人（不过奥古斯特作为囚犯领导所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没有让他活下来，1943年12月底，他因感染斑疹伤寒死亡）。而特别工作队其他人几乎全部是犹太犯人。他们和集中营其他囚犯不住在一起，一开始是在比克瑙的一片隔离的营区，之后在1944年初夏直接搬到了火葬场区之中。跟集中营里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的教育、信仰、年龄等各方面背景都十分不同，最老的已经50多岁，最小的还不到20岁，来自十几个不同的国家，有时会根据国籍形成松散的小团体。因为文化和语言上的隔阂，他们交流起来十分困难，尤其是那些既不说意第绪语也不说德语的人（这两种是特别工作队主要通用的语言），比如希腊犹太人。[52]

也许是命运可笑的安排，大屠杀期间离地狱最近的犹太囚犯反而有最好的生活条件。回想起1944年11月初在特别工作队的生活，43岁的波兰犹太人哈伊姆·赫尔曼（Chaim Herman）在一封给妻子和女儿的密信中说，像他这样的囚犯除了没有自由几乎拥有一切：“我穿得很好，住得很好，吃得很好，现在身体十分健康。”（这封信没能送到她们手中，赫尔曼在三周后被党卫队处死了。）[53]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可以随意取用被送进毒气室里的人留下的财物。他们穿着暖和的衣服和干净的内衣裤，很少忍饥挨饿。在死人身上，他们不仅找到了咖啡和香烟，还有来自全欧洲的美食：希腊的橄榄、荷兰的奶酪、匈牙利的鹅肉。[54]跟奥斯维辛其他犹太囚犯不同，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可以在他们的生活区里自由行动。搬到位于Ⅱ号火葬场和Ⅲ号火葬场的宿舍之后，他们有了暖气、自来水和厕所，这是集中营里其他犹太囚犯想也不敢想的奢侈品。他们用死者的财物把住处装饰一新：餐桌上有瓷盘子和桌布，卧室中有舒服的床具和毯子。[55]

因为一起在“死亡工厂”中并肩工作，特别工作队和党卫队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囚犯们仍然十分害怕党卫队，他们也确实有害怕的理由。但因为有了私交，所以也少了许多暴力。对党卫队来说，他们不再是千人一面的囚犯，而是有名有姓的人。有时在星期天，当他们都下班之后，看守们甚至会和囚犯在火葬场旁边踢足球。其他党卫队队员和囚犯一起作为观众鼓掌喝彩，普里莫·莱维写道：“感觉比赛不是在地狱门口进行，而是在乡村的绿色草场上。”[56]

跟党卫队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奥斯维辛里其他的犹太人对特别工作队心存鄙夷。通过非犹太审头传播的细节，比如谁住在舒适的营房，特别工作队的作用变得众所周知，有关特别工作队凶恶对待死囚的传闻也不绝于耳。[57]还有传言称党卫队只会选择最暴力的罪犯进入特别工作队。两名来自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在1944年很好地总结了对特别工作队的敌意：其他人对特别工作队的成员避而远之，因为他们身上“臭气熏天”，“人也完全堕落，变得无比凶残和无情”。[58]即使是那些将死的人，在去毒气室的路上也会将特别工作队称作“犹太刽子手”。[59]而队员们也自知声名狼藉。当菲利普·米勒在比克瑙营区见到自己的父亲时，他感到极其羞耻，不敢跟父亲坦白自己是特别工作队的一员。[60]这种耻辱感在解放后一直持续，甚至直到今天仍没有消失。[61]

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是被关在党卫队打造的地狱中。他们没有人是自愿加入的，许多人（一开始）也无法接受。“我觉得我快疯了。”一名幸存者回忆说。起初，他们像机器人一样麻木地工作。波兰学生扎尔门·雷文塔尔（Salmen Lewental）和家人一起于1942年12月来到奥斯维辛。他在1944年秋天将一份秘密文件装进罐子，埋在了Ⅲ号火葬场附近，他在里面写道，进入特别工作队的第一天，“我们中没有人是完全清醒的”。[62]

被选中进入特别工作队的人很快就明白，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服从或者死亡。少数人选择了自杀。还有一些人因为反抗被杀。1943年的某天，五名犹太囚犯在火葬场工作第一天之后集体告病假，党卫队直接把他们全杀了。即使很小的错误也能招来杀身之祸，至少一名囚犯“牙医”因为漏看了一名死者口中的金牙而被党卫队以蓄意破坏的名义活活烧死。[63]大多数囚犯为了活下去选择顺从，至少暂时活下去。扎尔门·雷文塔尔在秘密笔记中通过呐喊，记录了特别工作队的痛苦：“真相就是人想要不惜任何代价活下去，人希望活着，因为人是活着的，因为世界是活着的。”[64]

对于奥斯维辛的囚犯来说，在比克瑙特别工作队中生活是一个无奈的“没有选择的选择”。[65]在死人堆里算什么生活？一些人习惯了苦难，变得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只关注物质享受。其他人则感觉每天灵魂都在被腐蚀，不得不用酒精麻痹自己。不仅仅是大规模谋杀的恐怖场面——那些哀求、尖叫、尸体和血——在他们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还有深深的负罪感。用普里莫·莱维的话说，他们就连“最后一点良知的慰藉”也被党卫队夺走了。[66]但工作队中也有勇敢和善良的行动。知道自己活不长久，特别工作队中的几名囚犯将亲眼看见的罪行记录了下来，他们知道不会有其他囚犯能够像自己一样接近纳粹罪恶的中心。写下这样的秘密记录需要勇气、团队协作和机警。囚犯们觉得自己所冒的险是值得的，他们是在为后世留下声音。解放之后，在比克瑙杀人营区的地下挖出了9份不同的文件。其中一份文件的作者是最后少数几名幸存的特别工作队成员之一。不过他的身份一直没有曝光。这份文件是他在1944年11月26日写下的。他自认时日无多，将最后一份笔记同之前藏在盒子和器皿里的几份文件一样，埋在Ⅱ号火葬场、Ⅲ号火葬场附近。在笔记的最后，他写下了最后一个请求：“我请求你们将所有材料编撰成册出版，书名就叫《于罪恶的梦魇中》。”[67]

女人和男人

种族大屠杀期间，女人从集中营体系的边缘来到了核心。多年以来，女性囚犯的数量都是微不足道的。但自从1942年纳粹决定在东欧占领区利用集中营来“劳动灭绝”犹太人，而不论他们的性别，一切都改变了。在马伊达内克，犹太女人在1943年春天占了囚犯总人数的三分之一。[68]在奥斯维辛，囚犯男女比例自1943年底起低于了2∶1；其中大部分女囚犯是犹太人。[69]在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最残酷的暴行起初并不会落在女性头上。但在东欧完全不同。自从女囚们1942年春天首次踏入奥斯维辛开始，就要面对糟糕的生活条件、毁灭性的劳动和极端的暴力。党卫队的官方数据验证了这一可怕的事实。1943年7月，奥斯维辛登记的女性囚犯的死亡率是拉文斯布吕克的20倍，[70]总计约有5.4万名登记的女囚在1942～1943年死去。[71]

党卫队掌控的所有女性犯人中，犹太女人的处境最危险。在东欧集中营内，她们的死亡率几乎和犹太男人相同。[72]事实上，如果算上未经登记便被处死的人，死亡率会更高（比起犹太男人，更多的犹太女人一到集中营便被挑出来即刻处决）。总体上，女性免于集中营党卫队暴力的好日子在1942～1943年结束了，至少在东欧集中营是这样。但这也不意味着她们的遭遇和犹太男人完全一样。很多性别差异仍然存在，而且具有了新的意义，比如怀孕。

以前，囚犯有了身孕对集中营党卫队来说不值一提。因为女囚的总体数量相对较少，还有不许将怀孕的女人送进监狱和集中营的禁令（至少在纸面上如此）。[73]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这项禁令成了一纸空文，尤其是在大屠杀期间的大规模遣送：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针对的是所有犹太人。在奥斯维辛，已经显怀的犹太女人一到集中营便被选出来送去毒气室。少数人在站台就遭遇了虐打，比如1943年夏天一个希腊女人被党卫队狠狠踢了肚子，当即流产。[74]而那些登记成为奴工，后来被发现怀孕的犹太女人也通常会被送入毒气室，无论是生产前还是生产后，她们新生的孩子也会被杀死。“犹太小孩会被直接消灭。”前比克瑙集中营营区负责人约翰·施瓦茨胡伯（Johann Schwarzhuber）在战后承认说。东部其他集中营也是一样，营内的新生儿会被杀死。在里加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甚至在防腐液中保存了一些婴儿的尸体。与此同时，在死产或是由囚犯医生秘密堕胎之后，一些母亲得以返回工作岗位。[75]在奥斯维辛，囚犯医生和护理员甚至联手杀死新生儿，以挽救母亲的生命。“就这样，德国人让我们也成了杀人犯，”曾在比克瑙医务室工作的奥尔加·伦杰尔在战后写道，“直到今天，我仍然不能忘记这些婴儿被杀的画面。”[76]

当听说要新建女性营区时，奥斯维辛的许多男性囚犯觉得难以置信。[77]但男女囚犯之间依然很少接触，至少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是这样，这里的囚犯严格按照性别划分隔离。[78]大多数时候，与异性的接触只限于远远的一瞥，看到的景象也只会让人觉得可怕可怜。党卫队通过除去男性和女性的特征来显示自己的权威。男女都被剃了光头，饿得皮包骨。同时，集中营里也没有镜子，以便让囚犯们忘却自己的性别，忘记自己是人。[79]有时，男女囚犯得以在铁丝网两侧简单地交谈几句，或者扔一些食物给对面。一些夫妇甚至还可以通过信件联络，传信的是集中营的平民职工或是非犹太囚犯。但这种联系非常少。没有能力做一个男人应该做的——帮助女性朋友和亲人——使犹太男人们非常气愤。[80]

而1943～1944年在东欧新建的集中营和卫星营中，情况则有所不同。犹太囚犯在这些地方通常也会按照性别分开，住在不同的营区和营房中。但这些集中营的布局很难实现完全隔离。男女犯人间这种更为紧密的接触也反映出这些集中营是由原来的犹太人聚居区或劳动营改建而来的。比如在普拉绍夫集中营，男女犯人仍然可以穿过隔离男女营区的大门，在傍晚会面。在其他地方，男女可以在同一个劳动队中劳动。[81]党卫队原本牢不可破的规矩在新建立的犹太人集中营中再次被打破了。

男女同营使淫秽的故事同时在囚犯和党卫队队员中滋生。[82]战后，这种对集中营内性生活的执迷更进一步，产生了一批以虐待为主题的色情作品。20世纪70年代，当一大批施虐和受虐主题的电影问世后，普里莫·莱维恳求说：“所有的电影制片人，请你们把脏手从女子集中营拿开。”[83]事实上，只有少数特权囚犯才能享受性生活。大屠杀期间，性生活在犹太人短暂的生命中只占很少的部分，甚至根本没有：饥饿在杀死这些囚犯之前先杀死了他们的性冲动。[84]一名1942年来到奥斯维辛的奥地利犹太人回忆说，他的性需求直接消失了。[85]大部分女囚犯也有相同的经历。1944年从匈牙利遣送来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女教师在日记中称自己“已经没有性别了”（对许多年轻女人来说，这种感觉更强烈，因为她们到集中营后就不再来月经了）。[86]任何切实发生的性接触往往伴随着压榨和强迫，至少对于犹太囚犯是这样。性交大多是为了生存，囚犯们做出与特权囚犯（大部分不是犹太人）发生性关系的现实决定，以换取食物和衣服之类的必需品。[87]一名幸存者回忆说，这里男人给女人的不是花，而是人造黄油。就这样，性成了集中营欣欣向荣的地下市场中的另一件商品。[88]

孩子

很多人说大屠杀是史无前例的，因为纳粹的目的是要灭绝一个种族，用埃利·维泽尔（Elie Wiesel）的话说就是：“一直杀到最后一个人为止。”[89]大规模灭绝的计划意味着无数家庭被拖进党卫队集中营，刚进去便被拆散，几小时之内就被杀死，至少在奥斯维辛这样的死亡营是如此。幸存者需要承受双倍的痛苦。除了奥斯维辛本身对所有新到囚犯的冲击之外，他们很快得知自己的妻子、丈夫、母亲、父亲或是孩子已经死在附近的毒气室里。

1942年底，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格罗德诺（Grodno）犹太人聚居地的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Salmen Gradowski）被遣送到比克瑙集中营，他在集中营的初次筛选中幸存了下来。一到营房安顿好，他和其他刚来的人便开始向其他老囚犯打听自己家人的下落：火车到站之后我们就分开了，他们会怎样？老囚犯们的回答既诚实又残酷，格拉多夫斯基在他埋在集中营地下的秘密笔记中记录了老囚犯的原话：“他们已经在天堂了。你的家人已经随着烟雾离开了。”奥斯维辛是一座灭绝营，老囚犯们告诉新囚犯，这里的第一条规矩就是“将失去家庭的悲痛抛在脑后”。[90]

许多新来的囚犯刚开始都会做同样的事——打听自己家人的下落，了解残酷的真相之后，他们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人试着压抑自己的悲痛。1943年9月，34岁的荷兰犹太人埃利·科恩（Elie Cohen）医生从韦斯特博克集中营来到奥斯维辛。当他知道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已经被杀死之后，他只是想要“坚持下去”——活下去（他后来如此写道）。[91]有的男人和女人则崩溃了。玛格达·泽丽科维茨（Magda Zelikovitz）还记得当自己知道7岁的儿子和妈妈以及其他所有家人都被毒杀后，她“完全疯掉了”（她当时刚刚和全家一起从布达佩斯遣送至此）：“我一点儿都不想活了。”其他囚犯几次拦住她不让她冲向电网。[92]

受奥斯维辛冲击最大的是那些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为孤儿的孩子。虽然大部分犹太小孩一到这里便被处死，但在奥斯维辛和其他东部集中营内，仍有数千名孩子成为登记在册的囚犯。1943年4月，来自萨洛尼卡的阿尔贝特·亚伯拉罕·布顿（Albert Abraham Buton）和双亲在奥斯维辛火车站分离，这时他仅有13岁。他的双亲直接被带进了毒气室，留下他和他的兄弟。“我们吓傻了，无法思考，”他回忆说，“我们还理解不了发生了什么。”[93]随着越来越多像布顿一样的孩子登记成为囚犯（既有犹太人也有非犹太人），囚犯总体的平均年龄开始下降。面对这种情况，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官方设立了一个新的囚犯职位：除了营区长之外，现在新增加了一个集中营少年的职位，这名少年可以享受一些党卫队的特权。[94]

党卫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囚犯的年龄，强迫这些少年和成年人一样劳作。许多儿童也遭受了虐待、饥饿，和成年人一样要点名，忍受繁重的劳动。玛莎·罗尔尼凯特（Mascha Rolnikaite）当时只有16岁，她需要在斯特拉斯登霍夫集中营（Strasdenhof，里加集中营的一座卫星营）附近的工地上搬运沉重的石块，推运装满砂石的手推车。其他小孩则充当园丁和砌砖工。至于那些年纪太小干不了活儿的小孩，马伊达内克集中营要求他们绕圈走一整天。[95]儿童囚犯也难逃党卫队的殴打，有时也会被处罚送进惩罚性质的劳动队。[96]一些孩子的命运更为悲惨。比如在瓦伊瓦拉集中营的卫星营纳尔瓦（Narva），10岁的莫德查吉（Mordchaj）在逃跑失败之后被一名党卫队突击队队长处以绞刑，以此警示其他囚犯（这名党卫队队员后来割断了绳子，莫德查吉最后活了下来）。[97]

筛选是常悬于头顶的一柄利剑，集中营的孩子非常明白这点。比克瑙检疫营的一次例行筛选过后，一位囚犯医生曾经和来自本津的小男孩尤雷克（Jurek）短暂交谈，这名小男孩刚刚被选中处死。当医生问他感觉怎么样时，小男孩回答说：“我不害怕，这里的一切都这么可怕，天上的生活只可能更好。”[98]一些党卫队行动专门针对孩子。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犹太儿童和婴儿会被带到一间特别的营房，这里和女子营房之间用铁丝网隔开。每隔一段时间，党卫队队员就会清空这间营房，将所有孩子送进毒气室。一些小孩试图逃走，不过最后都被警犬找了出来。其他一些孩子则与看守抗争。“孩子们尖叫着不想去，”马伊达内克幸存者亨利卡·米特罗恩（Henrika Mitron）在战后作证说，“可最终还是都被拎走，扔到了卡车上。”[99]

集中营内没有天真可言。孩子们必须按照集中营的规则生活，有时不得不表现得像个大人。[100]恐怖甚至渗透到了他们平时玩的游戏之中，比如“脱帽子”和“点名”。在游戏中，大孩子扮演审头或是党卫队看守，追逐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在比克瑙集中营还有个游戏叫“毒气室”，不过没有小孩愿意假装自己死了。他们用石头来代表那些要死的人，把他们扔到水沟，也就是“毒气室”中，然后模仿这些受害者的尖叫声。[101]

没有小孩可以单凭自己活下来。偶尔，成年囚犯会试图保护那些和亲生父母分开的孩子，成为所谓的集中营父亲和母亲。“我们……被照顾得很好，”詹卡·阿夫拉姆（Janka Avram）是为数不多在普拉绍夫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犹太孩子之一，他回忆说，“因为死亡营中有几千名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把我们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一般。”[102]通常情况下，孩子随亲生父母中的一位一起生活，不过他们的关系或多或少发生了改变。年纪小的孩子害怕和父母分离，而年纪大一些的则成长很快。他们父母的权威因为自身的无助和疾病受到破坏，孩子们有时会反过来承担保护者和养家的责任。[103]

除了马伊达内克之外，东部还有几座集中营设立了专门隔离犹太小孩的营房。[104]在瓦伊瓦拉，犹太小孩和病人一起被安置在埃雷达卫星营（Ereda）地势较低的区域。这里的环境非常可怕。建在湿地上的简陋木房无法遮风挡雨。冬天时房中尤其冷，在睡觉时囚犯的头发有时会和地面冻在一起。这些受苦的孩子中包括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她和母亲在1943年夏天时从爱沙尼亚的维尔纳犹太人聚居区被送来这里。母亲被关在埃雷达卫星营地势较高的地方，离她不到 一英里。虽然党卫队明令禁止，但母亲仍然每天躲过看守来看望女儿。当女儿生重病时，母亲将她从儿童营区偷偷带了出来，藏在一个成人营房中。但是在一次死亡遣送的前一天，小女孩被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发现了。“我哭了一整夜，”这位母亲后来写道，“我跪在他脚边，亲吻这个杀人犯的靴子，请他不要将孩子从我身边带走。但这一点儿用也没有。”第二天一早，这个女孩和其他几百个孩子一起被带走，几天后在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被杀。[105]

离比克瑙灭绝区不远，在毒杀和焚化那些从埃雷达来的孩子的地方，存在着所有集中营里最特别的一个营区：所谓的家庭营，专门为从泰雷津聚居区遣送来的犹太家庭设立的一个特殊区域。泰雷津是捷克保护区内年长和受优待的犹太人聚居的地区，和集中营有许多相似之处。[106]1943年9月，有两批囚犯从泰雷津被遣送到比克瑙，共有约5000名犹太男女和孩子，几乎都是捷克人。家庭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到了12月，又有几批人从该聚居区来到家庭营（比克瑙并不只有一座这样的营区，党卫队还会强迫家庭住进所谓的吉卜赛营）。一条大路把整个营区一分为二，犹太男人和女人分别住在道路两侧的营房中，但男男女女可以在傍晚点名前碰面，或是在厕所中秘密见面。

家庭营的条件很糟糕——1943年9月来到这里后的半年时间内，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犹太人死亡。但这里仍然比奥斯维辛其他许多地方要好。和在比克瑙的其他犹太人相比，这里的人享受着大量的特权。他们可以保留一部分财物、衣服，甚至可以留头发，有时还可以接收外面送来的食物包裹。更让人惊讶的是，这里的犹太人，不论是在刚来时还是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可以免于筛选。我们不清楚这种特例产生的原因。希姆莱很可能想把比克瑙家庭营作为一个宣传的窗口，以备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前来考察（就像党卫队想用“模范”犹太人聚居区泰雷津来欺骗红十字会一样）。无论原因如何，奥斯维辛的其他犹太囚犯对此都难以置信，也对家庭营充满嫉妒。[107]

比克瑙家庭营中住着几千名小孩。白天，许多14岁以下的孩子被允许进入儿童营房，这里由弗雷迪·希尔施（Fredy Hirsch）管理，他是一名28岁的富有魅力的德国犹太人，在泰雷津时就在青少年福利事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虽然比克瑙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儿童营房，但家庭营中的儿童营房是独一无二的，显示了该营区特殊的地位。虽然从笔到纸的各种物资都很短缺，但希尔施和其他老师还是组织起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包括音乐课、故事课和德语课，还有体育和游戏。大一些的孩子自己编写报纸，在营房的墙上绘画。孩子们还表演短剧，包括根据迪士尼卡通《白雪公主》改编的音乐剧。犹太小孩跳着唱着，而几百码之外就是比克瑙的毒气室。这种在恐怖氛围中诡异的升平之景并没有持续太久。从1944年3月8日晚上到9日，也就是阿道夫·艾希曼视察家庭营一周之后，党卫队在Ⅱ号和Ⅲ号火葬场的毒气室处决了3800名去年9月来到这里的囚犯，其中有许多孩子。他们的老师弗雷迪·希尔施听一名囚犯讲述了党卫队的计划后，在处决前几小时自杀了。[108]

幸存者包括一些用于人体实验的双胞胎，比如兹德涅克·施泰纳（Zdeněk Steiner）和伊里·施泰纳（Jirˇi Steiner）兄弟。1944年3月的屠杀夺走了他们的双亲。当两个男孩重返营区时，这里空旷得可怕。他们只看到“火葬场的烟囱中时隐时现的火光”。家庭营中只剩下寥寥的幸存者，在1944年5月又迎来了数千名新囚犯，还是从泰雷津而来。但这批人也没有活太久。7月，大约3200人被选为奴工，剩下6700人——其中大部分是女人、孩子、老人和病人——被送进了毒气室。在党卫队眼中，比克瑙家庭营已经达到目的，可以遗弃了。[109]

一些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对于清洗家庭营心怀忧虑。党卫队队员在虐待、杀死自己认识的囚犯时会犹豫不决，这并非什么新鲜事。[110]尤其在杀死比克瑙的犹太孩子时更是如此，这些孩子已经在集中营内待了几个月。这期间，一些党卫队队员对他们的心已经软化，给他们带玩具，和他们踢足球，观看他们的短剧表演。当清洗该营的命令传来时，少数党卫队员工试图劝说自己的上司来拯救孩子们。[111]但最终他们还是执行了血腥的命令，这也让党卫队队员们顾影自怜，觉得自己在东部占领区为祖国的事业完成了艰难的任务。此类抱怨之前已经出现过许多次了。

党卫队的日常

1942年9月23日星期三，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领导人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其他党卫队高级官员一早便来到奥斯维辛，开始为期一天充实的会议和视察，同行的还有波尔的爱将——建设办主任汉斯·卡姆勒。[112]一周前，9月15日，波尔和卡姆勒会见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后者签署了一项扩张奥斯维辛的宏伟计划（预算成本为1370万德国马克），反映出奥斯维辛在大屠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预算计划增加对比克瑙杀人营区的投入，同时增建营房和其他设施。全部完成之后，波尔期望奥斯维辛的囚犯数量能够达到13.2万人，也就是现在的4倍。[113]波尔立刻将与施佩尔的协议上报希姆莱，两人在9月19日进行了私人会面，敲定其中的一些细节，这回波尔又带上了卡姆勒。[114]

4天之后，波尔与卡姆勒一同视察了奥斯维辛，他们同当地建设办公室的党卫队专家一起商讨了这些计划。而这只是他们行程中的一小部分。之后波尔又主持了与当地纳粹党和政府官员的一次更大规模的会议，处理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集中营在当地社区中的位置。除了集中营供水和垃圾处理这些永恒的问题外，官员们还讨论了将奥斯维辛变成一个模范定居点的持续工作。建筑师汉斯·施托斯贝格（Hans Stosberg）提出了一些关于党卫队社区的具体方案，波尔批准他在集中营不远处为当地居民建设一座休闲公园。[115]1942年9月23日下午，波尔开启了他穿越党卫队利益区的漫长行程，他造访了主营、比克瑙、莫诺维茨和其他地点。波尔的行程比预想的更长，不过刚好赶上官员食堂的一场奢华的晚宴，宴会上有最好的啤酒和管够的鱼肉。[116]

饭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的资深队员集合在一起，波尔给他们做了演讲。波尔感谢他们将奥斯维辛变成了最重要的党卫队集中营，重申他们的工作与前线的骷髅师同样重要（集中营党卫队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他们）。波尔强调，希姆莱有关集中营的命令对于战争的胜利非常重要，不管官员们压力多大都要完成。他想到的是对于欧洲犹太人的屠杀，他将这称为“特别任务，关于这个说再多也不为过”。前一天下午，波尔视察了比克瑙集中营的2号地堡，而他也肯定看到了附近壕沟中冒起的腾腾黑烟，党卫队正在那里焚烧尸体。对于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波尔赞扬了下属们的坚定信仰和努力。[117]演讲之后，波尔将他的赞扬变为一种特别的奖励。他批准在奥斯维辛建立有史以来第一座集中营妓院，使党卫队队员可以在一天漫长的大规模谋杀之后寻求一些安慰和消遣。[118]

集中营党卫队的外国人

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2年9月23日的演讲中赞扬了紧密团结在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周围的奥斯维辛党卫队。但这赞扬不过是空谈：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中所有人都知道，奥斯维辛的管理集团上下冲突不断。[119]这种钩心斗角的基调正是由鲁道夫·霍斯自己奠定的，他经常与部下发生冲突。霍斯对手下的这种鄙夷一直持续到了战后。当他在克拉科夫监狱的号房里描绘所遇见的奥斯维辛官员时，霍斯总会用狡诈、欺上瞒下或是愚蠢来形容他们。[120]霍斯与一些部下之间的嫌恶是互相的。许多人在他背后议论他，觉得他冷漠、死板、无情。[121]当然，集中营党卫队之间从没有称兄道弟的情谊；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只是党卫队领导们的说辞，掩盖了看守团与指挥参谋部之间、官员与基层人员间的矛盾。随着战争的持续，集中营党卫队越来越松散，尤其是在东欧占领区内。

这种冲突与人员的流动和短缺有密切的联系。虽然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的数量在战争期间有所增长，但无法与剧增的囚犯人数相提并论。1942年3月，奥斯维辛有1.1万名囚犯和1800名党卫队队员（比例为6∶1）。两年之后，这里有6.7万名囚犯和2950名党卫队队员（比例为23∶1）。[122]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很清楚这给集中营员工造成了多大的压力。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减少对他们的要求：将更多事务交给审头处理，减少繁文缛节，使用更多的警犬。[123]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也努力招募新的官员，尤其是为东欧那些不断扩张的集中营。招聘的要求很低。因为不能招募那些能够去前线打仗的人当看守，集中营督察官格吕克斯只得无奈地招收“越来越多身体有残疾的人”，他在1942年如是说道。[124]

东欧的一些空缺岗位由德国境内经验丰富的集中营员工填补；1941年，约有100名党卫队队员从西部其他集中营被调到奥斯维辛。这种调动意味着快速的晋升，因为党卫队有许多空缺的高级职位急需填补。比如一名叫汉斯·K.（Hans K.）的军士，他本是萨克森豪森的一名低阶官员，1943年春天调动到里加之后迅速升为劳动行动领导人。[125]不过，集中营的许多德国员工对这种调动很反感。他们抱怨说自己被困在了这滩死水之中，将新职位视为惩罚（这种想法有些道理，集中营的管理者经常会把调职到东部当作一种惩罚性的措施）。[126]除此之外还有从武装党卫队来的人，其中包括伤员和残废，不过并不是所有指挥官都张开双臂欢迎这些老兵。鲁道夫·霍斯就抱怨说艾克老把没用的废人丢到集中营。[127]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明白，单靠德国人是无法填满这些职位的。二战期间与纳粹政权勾连的外国人中，有数万人加入了武装党卫队。1942年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在前线阵亡，党卫队在国外的招募力度也不断加强。不久之后，外国人就占据了武装党卫队的半壁江山。[128]数千人成了集中营的职员。他们一般只经过两三周的潦草培训便被派往集中营。[129]这些人绝大部分来自欧洲东部或东南部。[130]大多数是“德意志裔人”，这一定义模糊的称谓用于所有被纳粹政权接受的外国人，虽然他们一般不是德国公民。到了1943年秋天，大约7000名这种德意志裔人在党卫队看守团当看守（其中约3000人来自罗马尼亚，其他大部分来自匈牙利、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几乎占了总看守人数的一半。[131]除此之外，集中营还招募所谓的外国助理，他们被纳入党卫队扈从之中，而不是武装党卫队。他们中数千人（大部分是苏联战俘）在党卫队臭名昭著的特拉维尼基训练营（该营位于卢布林附近）受过培训。许多从特拉维尼基出来的人最先是在格洛博奇尼克的死亡营中服役。这批死亡营关闭之后，他们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在原德国境内或是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当起了看守。[132]

集中营党卫队的国际化改革加速了它的分裂，德国员工与外国员工之间有很深的裂痕（在东欧集中营尤为突出）。[133]在整个东部占领区，德国人难掩对这些外国帮手的鄙夷，在集中营里也是一样。德国上司们将这些新招募来的外国人视为傻瓜、野人或潜在的叛徒。[134]新人生涩的德语也被当作攻击的目标，不少人因此被开除。尽管党卫队领导不咸不淡地呼吁大家把外国人当作同志，但普通德国员工毫不掩饰自己的不快。党卫队二等兵马沙尔（Marschall）在比克瑙营区做行政工作。一天，他准备进入女子营时被德意志裔人管理员约翰·卡山尼克斯基（Johann Kasaniczky）拦住，让他说出理由。马沙尔狠狠地回了一句：“不关你的事，先把德语给我学利索了再跟我说话。”[135]

外国党卫队队员经常感到孤立无援，这也能够理解。首先，他们中许多人并非自愿加入党卫队，而是被拉壮丁或强迫为党卫队服务。[136]一旦进入集中营，他们只能处于员工阶级的最底层。几乎所有关键职位都被德国人占据。除了经常被德国同事们嘲笑之外，外国党卫队队员几乎没有晋升的空间。党卫队管理者甚至取消了德意志裔员工的休假，害怕他们一去不复返。[137]外国看守们深感失望。这种失望在1943年7月初的奥斯维辛被一队乌克兰看守推到了顶峰。15名乌克兰看守在到达奥斯维辛没多久后便带着枪支弹药逃跑了。在追击战时，共有8名乌克兰人和3名党卫队队员死亡。[138]

很难说外国人的加入对囚犯们意味着什么。外国党卫队队员一般负责在营区和工地周围巡逻，与囚犯的直接接触较少。一些哨兵也会参与到极端暴力之中。囚犯们怀疑一些有野心的德意志裔人想要通过实施暴力行为证明他们自己是“真正的德国人”。[139]但总体来讲，外国党卫队队员的行为比大多数德国同事更和善。[140]一些人公开表达了对囚犯的同情、对纳粹政权和集中营内苦闷工作的不满。[141]犯人们总是很乐于看到党卫队队员之间出现嫌隙，因为这样加大了他们获取更多食物和特权的希望。囚犯与外国守卫往往说同一种语言，这也使此类违规接触变得容易。[142]但有时说同一种语言也会成为危险。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一名来自库尔斯克（Kursk）的18岁囚犯因为嘲弄一名乌克兰看守是叛徒，最终在全体囚犯面前被绞死。那名被侮辱的看守坐在第一排观看了行刑过程。[143]

女看守

外国男人并不是集中营党卫队内唯一的新面孔。随着1942～1943年越来越多的犹太女人被关入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们把德国女性派往东欧所有的主要集中营和许多卫星营，担任看守。其中一些人是从拉文斯布吕克来的老手，其他一些人则是刚刚经过培训的新人。虽然党卫队仍然不将她们归为正式编制（她们被归为党卫队的扈从人员），在东部占领区的人数也比较少（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总共只有20名女员工，而男员工则有1200人），但她们的到来改变了集中营党卫队。许多老兵都觉得这些身着制服、佩带武器的女看守的到来，是对他们准军事化阳刚之师信念的公开侮辱。而一些女守卫在与男性上级发生冲突时毫不让步，这也增加了党卫队队员的愤怒。[144]男性指挥官们经常处罚不服管教或是不服从纪律的女性员工。因为惩罚过于严厉，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不得不出面进行限制。[145]鲁道夫·霍斯道出了许多大男子主义的党卫队队员的心声——他斥责新来的女同事懒惰、奸诈、没有能力，“无头苍蝇”一般在营区上蹿下跳。[146]

霍斯自己与奥斯维辛女子营的第一任长官约翰娜·朗格费尔德就产生了重大的矛盾。朗格费尔德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负责管理所有女性囚犯的日常生活。她希望在奥斯维辛也能拥有同样的权力，但遭到了强烈的反对。1942年7月，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时，朗格费尔德相伴左右。但霍斯笑到了最后，希姆莱原本命令女子营应该由女性领导，由一位男性党卫队官员辅助，此命令被集中营党卫队的男人们驳回了。毕竟，就像霍斯在回忆录中尖刻地问道，有哪个男性官员愿意屈从于女人呢？至于朗格费尔德，她最终被调回拉文斯布吕克，并遭到了波尔的训斥。1943年春天，她被彻底逐出了党卫队，被逮捕收押。[147]

除了争吵分歧之外，集中营党卫队的男男女女还有另外一种关系。党卫队职员还享受着打情骂俏的快乐时光，就像在拉文斯布吕克以及其他男女混合营一样，浪漫之花也在东欧集中营内绽放。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女看守的木营房就坐落在男看守团营区的对面。虽然官方禁止不正当的私下会面，但这并没有阻止亲密关系的产生。相对于家乡古板的生活，年轻的女守卫们更享受这种不寻常的自由（少数年轻女性自愿加入党卫队，成为电报员与无线电话务员）。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最终有四名女看守嫁给了党卫队队员。当然，这里也有心碎的故事，据说一位二级小队长在被情人抛弃之后，试图在马伊达内克的毒气室中自杀。[148]

囚犯们经常谈论党卫队看守的私生活。这并非简单的八卦，因为此类人际纠缠能够给囚犯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毕竟正如我们所见，党卫队的暴力通常带有戏剧色彩。而这种表演在混合营中变得尤为夸张，因为男女看守试图通过暴行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男同事在场时，女看守往往会表现得更加恶毒，以证明她们像男人一样凶悍。这种异性的催化作用反之亦然。冷血与铁拳被视为阳刚之气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男性党卫队队员在所谓的弱势性别面前会表现得更加强硬。马伊达内克火葬场负责人埃里希·穆斯班德是党卫队尸体处理方面的专家。他喜欢做一个毛骨悚然的恶作剧，对路过的女守卫挥舞尸体残肢。这可以理解为一个施虐成性的疯子所做的变态之举，但也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试图惹恼“弱”女子，从而展示集中营党卫队的男性力量。[149]

集中营党卫队的男人们试图划分出一些男性专属的领域。使用枪支一贯是男性的特权，这个传统在集中营也得以延续。虽然穿制服的女守卫也会佩带枪支，但使用权依旧属于党卫队的男人。除此之外，比克瑙和马伊达内克的女守卫也不能染指毒杀和焚烧囚犯尸体的工作。显然党卫队认为，只有男人有这个能力担当屠杀的重任。不过，东欧集中营的女守卫会参与筛选，也会做出过分的暴力举动，比在拉文斯布吕克时更进一步。掌掴、殴打、鞭打、脚踢囚犯是每日的家常便饭。[150]一些暴行太极端，以至于上级官员采取了不同寻常的方式训斥她们。[151]

暴力

库尔特·潘尼克（Kurt Pannicke）看起来就像是纳粹宣传海报中的男孩。他年轻英俊，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身材瘦削挺拔；脸颊上的小伤疤更添了几分英气。[152]可潘尼克也是个醉醺醺的暴徒、窃贼、虐待狂和杀人狂。1943～1944年，他担任瓦伊瓦拉集中营和其他几个卫星营的营区管理员时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这位二十多岁的士官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他有个外号叫“犹太人之王”，而他也确实百无禁忌。他可以与囚犯们闲聊，给予最喜欢的囚犯一些特权，然后再杀掉他们。他一次次地对囚犯们说：“我自己的犹太人，我自己杀。”[153]潘尼克这种友善和复仇之神融合的公众形象也许不常见，但他的所作所为不是特例。他是集中营党卫队许多沉浸在自己权力中的青年低阶官员中的一员，正是他们建立起了横贯东欧占领区的恐怖政权。

在东部占领区，暴力与谋杀是集中营日常的一部分。暴力的形式有许多种，像掌掴和脚踢这种暴力行为远比其他行为更常见，比如性虐待。但性暴力还是存在的。最近几年，历史学家逐渐开始关注种族清洗和大屠杀期间发生的系统性的性犯罪，特别是东部占领区的纳粹士兵。[154]在集中营里，一些囚犯被党卫队队员强奸，不过其他形式的性虐待更常见。女囚刚进集中营和接受筛选的时候经常会被骚扰，因为平时党卫队队员禁止与囚犯亲密接触，在筛选时就可以声称自己只是在尽职工作，比如在搜查囚犯们藏起来的财物。除此之外，也有囚犯与看守产生亲密关系的例子，囚犯以此获得食物和其他特权，但这种行为有很大的风险。不仅对囚犯，对党卫队官员也是一样。[155]

“集中营里的每个德国人都是生死的主宰，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用了这权力。”——这是一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幸存者对集中营党卫队不可预测的行为所做的总结。[156]东部占领区的许多党卫队队员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就连一些同事也认为他们在集中营内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使命。[157]其中就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行政主管卡尔·恩斯特·默克尔（Karl Ernst Möckel），他1943年时宣称，自己工作很快乐，永远都不想离开这里。[158]不止默克尔这样的官僚享受集中营的生活。集中营里从不缺少充满热情的施虐者和刽子手，这群人在挖出囚犯眼睛后，在尸体上撒尿时会开怀大笑。[159]有一小部分人是变态杀人狂。比如奥斯维辛火葬场的主管、一级小队长奥托·莫尔在做那些无法想象的凶残行为时就乐在其中。[160]

同样也有些杀手不是那么情愿。一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1941年杀苏联战俘时内心十分挣扎，其他人则在大屠杀时犹豫不前。尤其是每天对妇女和儿童的屠杀冲击着他们的良知，尽管他们不愿意承认。[161]少部分党卫队官员会逃避这种杀人任务，或是直接拒绝参与。在莫诺维茨集中营，一名党卫队哨兵公开对一名犹太囚犯说，自己永远不会杀囚犯：“这会让我良心受到谴责。”[162]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即使这种行为并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处罚。事实上，有的上级告诉下属可以不必参与某些令人不快的工作。[163]

即使是那些申请调离集中营（如奥斯维辛）的党卫队官员也仍然在离任前履行自己的职责。其中就包括33岁的爱德华·维尔茨医生，他于1942年9月被任命为首席驻营医师，工作到1945年1月。他是一名有野心的医生，热切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对种族优生尤为感兴趣。维尔茨是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向指挥官霍斯坦白说自己对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以及处决囚犯心怀忐忑，不断要求调到别的岗位上。然而同时，维尔茨又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的主角。他招募新的党卫队医生，拟定人员名单，监督火车站旁的筛选以及之后的毒杀。[164]

正如我们之前了解的，参与这种极度的暴力活动可以被解释为群体压力所迫。参与大屠杀也是如此：那些不愿与同志们沆瀣一气的人会被孤立，并被排除在未来的奖励与升迁之外。[165]在回忆录中，鲁道夫·霍斯声称就连他也难以忍受血腥的大屠杀。然而为了给下属们起表率作用，宣扬自己作为一个强悍领导人的权威，霍斯还是参与了毒杀和火化，并全程保持“冷酷和铁石心肠”。某种变态的荣誉感也是罪魁祸首之一。在官方视察时，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喜欢用大屠杀肮脏的场面来吓唬来访者，以此炫耀他们的凶悍。阿道夫·艾希曼回忆说，“向文职人员展示绞索时，鲁道夫·霍斯表现得极为快乐”，他还声称自己在近距离观看屠杀时不忍直视，移开了目光。[166]

在东部占领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们也能从大屠杀中获得切实的好处。集中营虽然对犹太人来说是致命的，却是党卫队队员的安乐窝，至少和在前线打仗相比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即便党卫队队员们不想杀人，却也不愿申请调去别处。[167]除此之外还有物质上的好处。除了可以获得被谋杀的犹太人的财物，杀手们还可以获得官方的认可，获得晋升和嘉奖（就像他们在屠杀苏联“人民委员”时那样）。[168]士兵们还可以从每次筛选、毒杀和焚化中分得一点好处。动员这些人并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克雷默医师在1942年9月5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党卫队队员排队参加“特别行动”，以获取“特别供给品”：五支香烟、一百克面包与香肠，还有最重要的，七盎司杜松子酒。集中营党卫队再一次用酒精来舒缓大屠杀之后紧绷的神经（格洛博奇尼克灭绝营也是用酒精刺激杀手们）。[169]党卫队四级小队长亚当·赫拉迪尔（Adam Hradil）是一名所谓的毒气室司机，职责是用卡车将老弱的犹太囚犯从奥斯维辛火车站送到毒气室。他战后供述说，过程“没什么乐趣”。然而他喜欢自己的工作：“当我获得一份杜松子酒的时候非常开心。”[170]

从前折磨和虐待囚犯的经验使参与大屠杀变得更为轻松。东欧集中营的主要领导们都有过极端暴力的历史。一些人是在集中营外成名的。阿蒙·戈特（Amon Göth）在1944年成为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之前，已经在清洗犹太人聚居区和作为普拉绍夫强制劳动营指挥官时犯下了无数的恶行。[171]不过大多数人都是集中营党卫队的老兵，对他们来说，大屠杀是他们的凶残不断累积所达到的高潮。[172]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在党卫队的战前营受过暴力教育。奥斯维辛主营的三名高级指挥官中有两人［鲁道夫·霍斯和里夏德·贝尔（Richard Baer）］，五名营区负责人中有四人是从1933～1934年的达豪集中营开始职业生涯的。[173]低阶军士们也有类似的经历。古斯塔夫·佐尔格在1934年加入集中营党卫队，成为萨克森豪森行刑队的队长。1943年下半年，他被调到东欧。过去，佐尔格经常显示自己对犹太人施以极端暴力的偏好。在成为里加的几个卫星营的领导之后，“铁人古斯塔夫”（他在当地的外号）继续着自己的罪行。一名前囚犯供述称佐尔格有一套特别的方法来挑选想要杀掉的男囚犯。点名时，他会用尽全力踢那些囚犯的下体；之后这些人就会被营区长拖走，再也见不到了。[174]

对于佐尔格这样的党卫队队员来说，大屠杀是他们暴力生涯的卫冕时刻。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不是机械地实施暴行。有经验的凶手们仍然会在上级所界定的道德界限内行动。即使在近乎百无禁忌的大屠杀阶段也依然有一些界限，这些界限的存在是为了希姆莱所说的体面以及一些战术因素。这些禁令是如何影响铁石心肠的集中营党卫队杀手的呢？我们需要暂时将目光移向西部，来到德占荷兰地区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

几位资深党卫队队员于1943年1月开始在海泽根布什集中营任职。新工作服务主管不是别人，正是古斯塔夫·佐尔格（此时他还未调任里加）。他和其他几位臭名昭著的分区主管一起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被调来，同时还有一位让人胆寒的地堡看守，他成了新任的营区负责人。第一任指挥官是另一位铁石心肠的党卫队队员：卡尔·赫梅莱夫斯基。他在毛特豪森的古森次级营中当营区负责人时，成功证明了自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刽子手，在1941年屠杀荷兰犹太人时也是如此。[175]集结这些凶徒看似是要酝酿新的暴行。但现实恰好相反。如我们所见，荷兰的党卫队和警察高层领导汉斯·阿尔宾·劳特尔对集中营相当有影响力，他认为在中转营中对待犹太犯人更温和的话，可以误导囚犯，不让他们发觉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真实意图。他敦促保护性拘禁营区（于1943年1月中旬开营）也要采取相似的温和态度，那里关押的大多是荷兰人，包括政治犯、经济犯和其他刑事罪犯；劳特尔想以此展示出德国严格但公平的占领政策，囚犯的待遇在这里也相对温和。[176]

海泽根布什集中营这种出乎意料的限制让古斯塔夫·佐尔格这样的老党卫队队员十分困惑，他们抱怨说这与现有的集中营党卫队实践背道而驰。[177]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大多数守卫适应了这一不常见的要求。那些不遵守规定的党卫队队员则会因为虐待囚犯或其他违规行为面临惩罚。劳特尔非常认真地维护“模范党卫队集团”的表象，他在党卫队和警察法庭发起了一系列诉讼。[178]其中最有名的被告就是指挥官赫梅莱夫斯基，当他对暴力与腐败的嗜好变得尽人皆知之后，他于1943年秋天被逮捕。第二年夏天他被判15年徒刑，作为犯人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179]

地点真的很关键，无论是在海泽根布什还是别处。集中营在德占欧洲地区的位置非常重要，相较于所谓更“靠后”的东部地区，占领当局在西部的行事作风更谨慎。此类战术上的考虑导致海泽根布什集中营比其他集中营的环境更为宽松。而纳粹侵略者在东欧建立的政权则残忍得多，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没有任何收敛的理由。在那里，死亡暴力是如此平常，一位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前哨兵称：“分区主管谋杀一名囚犯甚至不会引起任何注意，无论是枪杀还是活活打死。”[180]

殖民地的主人

东部占领区的党卫队集中营的轮廓是由种族优越论的意识形态决定的，这种思想整体塑造了纳粹所占领的波兰和苏联地区。根据这一思想，党卫队员工们位于种族阶层的顶端，下面依次是波兰人、苏联人和犹太人，这三者构成了绝大部分的囚犯人口。集中营党卫队对这些群体施以极度的暴力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不过，这种暴力在东欧殖民式的纳粹统治下必然进一步升级。[181]与囚犯们的接触加深了党卫队的偏见，因为东部集中营的恶劣条件使一些囚犯看起来就像纳粹宣传中讽刺画里的角色。[182]但部分党卫队官员并不满足于此，他们不断剥夺囚犯们所剩无几的尊严；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囚犯们时不时被要求穿着舞会礼服、高跟鞋或小孩的衣服在泥地里行走。[183]对囚犯们的去人性化往往可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让集中营党卫队在屠杀时更轻松。党卫队队员佩里·布罗德在1945年写道，他在奥斯维辛的同事“单纯地不把犹太人当人看”。[184]

有的说法称那些亲自动手的纳粹刽子手不会良心不安，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行为是必要的。[185]这个观点有些道理。鲁道夫·霍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自认为是犹太事务专家，在一战期间还去过耶路撒冷。他把犹太人视为必须根除的外部威胁。[186]但像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等集中营内的大规模屠杀也在不少官员心中播下了怀疑的种子，迫使他们的上司不得不重申最终解决方案的道德正确性。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霍斯和其他党卫队领导定期开展讲话，鼓舞士气，告诉分区主管们犹太囚犯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通过炸桥或是给水井投毒来破坏德国的大业（改编了古老的反犹主义传闻）。[187]霍斯还再三向手下保证，杀死犹太小孩同样重要。为呼应希姆莱的观点，他解释说这些看似无辜的小孩以后会成长为顽强的复仇者。霍斯用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阐释自己的观点：如果不杀死小猪仔，它们就会长成大肥猪。[188]

这种邪恶的观点一定要有肥沃的土壤供其生长。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的恐惧也为其滋长增添了养分，东部集中营恶劣的生存条件最初会让他们震惊，随即让他们普遍产生了对自己生命安全的焦虑。他们或许感觉像是殖民地的主人，但孤立而陌生的异国环境、对来自外界党派攻击的担忧、集中营内囚犯的袭击和流行病的侵扰，都削弱了他们的优越感。[189]特别是对传染病的畏惧一直笼罩着集中营党卫队，即便有一部分疫苗，也无法缓解党卫队队员的恐惧。比如，疑神疑鬼的三级小队副队长伯恩哈德·克里斯坦（Bernhard Kristan）打开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犹太职员办公室的门时，总是用手肘而不是手，以避免任何接触。[190]从这个角度看，犹太囚犯不仅被视为德国未来的一大威胁，更是对当地党卫队官员健康的直接威胁。[191]

塑造大屠杀刽子手的关键是让他们适应大规模灭绝。流血和谋杀与轮班、休息、培训和分工一样，被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党卫队员工视为工作的一部分。[192]大屠杀成了例行公事，即便不在屠杀一线的党卫队官员也浸染其中。[193]尤为惊人的是新人的适应速度。以党卫队医师克雷默为例。1942年秋天在奥斯维辛的十周里，他参与屠杀了帝国中央安全局押送的十三批犹太人，还有其他的囚犯筛选和人体实验；他还亲临体罚和处决现场。对于克雷默这样的人，极度的暴力已成为每天的日常。[194]

即使那些刚开始被大规模屠杀动摇的党卫队官员，最终往往也会随大流。一名1944年夏初到奥斯维辛的德国士兵告诉党卫队队员，自己永远不会参与大规模灭绝。这名党卫队队员回答说：“你会习惯的，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变得忍气吞声，服从命令。”[195]这句话在汉斯·德尔莫特（Hans Delmotte）医生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作为一名年轻的党卫队医师，德尔莫特在第一次目睹了奥斯维辛火车站的筛选之后崩溃了。他仿佛瘫痪一般，靠人搀扶才回到营房，之后他在里面喝得酩酊大醉，呕吐不止。第二天他仍然惊魂未定，要求调往前线，因为参与不了大规模屠杀。但德尔莫特很快冷静了下来。更有经验的同事约瑟夫·门格勒医生将他收入羽翼，逐渐向他灌输在奥斯维辛进行大规模灭绝的重要性。德尔莫特还与妻子团圆了，不久之后他便安心地留在了工作岗位上，负责筛选工作，甚至还获得了上司的表扬。[196]妻子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履行这些谋杀工作。这也让我们将焦点移到了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东部集中营党卫队的私人生活。

“奥斯维辛的美好时光”

1947年初，鲁道夫·霍斯在克拉科夫监狱撰写回忆录时，用整齐的小字密密麻麻地写了114页纸，正反面都写满了，全是对奥斯维辛生活的怀念。尽管他自己忙于集中营的各项事务，但他的家人享受了一段美好时光。“我妻子和孩子的每一个愿望都得到了满足。”他们住在临近主营的一座巨大别墅中，大部分采用原木家具，这也是党卫队最喜欢的风格。霍斯和妻子在那里为当地的党卫队队员和其他要员举办了不少晚宴。他的孩子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悠闲生活”，霍斯怀念地写道，而他的妻子“拥有天堂般的花园”。园丁是波兰犯人斯坦尼斯瓦夫·杜比尔（Stanisław Dubiel），会种植异国花草。霍斯夫人还拥有多名女囚犯（包括犹太人）作为私人裁缝、理发师和仆人。同时，四个孩子（第五个生于1943年9月）也跟两名女囚犯非常亲近。她们二人是耶和华见证会的德国年长信徒，负责照顾这四个孩子。霍斯的孩子们喜欢跟动物一起玩耍，有马和小马驹，还有囚犯抓来的乌龟、猫和蜥蜴等。但霍斯回忆说，孩子们最大的快乐还是“和爸爸一起游泳”，无论是在索拉河里，还是在距主营几步之遥的花园池塘里。[197]

奥斯维辛党卫队的社交生活大部分围绕集中营展开。体育运动尤其受欢迎，体现出党卫队对体能锻炼和竞争的重视。1944年7月14日，霍斯甚至在员工通告中祝贺三级小队副队长温特（Winter），后者获得了上西里西亚地区的铅球、铁饼和标枪冠军。集中营党卫队也会同外面的队伍比赛。比如1942年9月6日下午，他们在当地的田径场上同来访的奥拉宁堡集中营党卫队踢了一场足球赛（比赛结束后几小时，数百名从德朗西送来的犹太人就被送进了旁边比克瑙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处决）。体育锻炼或是集中营一天的工作后，为了放松，各个等级的党卫队队员常常光顾指挥参谋部的桑拿房。那里还有许多娱乐设施。营地上的一间旧戏院被用来表演舞蹈、戏剧、杂技和杂耍（其中一些表演会在各个集中营巡回演出）。直到1944年12月，集中营被废弃一周之前，尤普·胡塞尔斯（Jupp Hussels）还来到这里娱乐奥斯维辛党卫队的官兵，他是第三帝国有名的电影喜剧演员和早间广播节目主持人。[198]

音乐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奥斯维辛营区里有几个管弦乐队，其中包括一个80人的交响乐团，以及集中营内唯一的女子管弦乐队［由犯人阿尔玛·罗塞（Alma Rosé）领导，她是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小提琴家的女儿］。虽然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囚犯劳动队出发干活时（还有回来时）奏乐，为各个小队行进的步点打节拍，但他们也会定期举办音乐会。不少党卫队官员很看重这样的场合，不仅是因为音乐本身，也因为它们给奥斯维辛带来了寻常的生活气息。除此之外，囚犯们还必须进行私人演出，就像在其他集中营那样，从为品位高雅的官员演奏古典音乐到演绎流行音乐或是舞曲。比如荷兰犯人理查德·范达姆（Richard van Dam）就经常被叫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政治办公室，不少可怕的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理查德·范达姆被要求演奏美国爵士乐曲，比如《我现在不是谁的宝贝了》。手风琴伴奏是四级小队长佩里·布罗德，他的琴技和狡猾的审问技巧一样出名。[199]

而在营区之外，奥斯维辛镇上还有一家电影院。不过最让集中营党卫队和客人们流连忘返的还是火车站附近的武装党卫队大厦，里面有给旅客准备的客房以及德国人专属的大饭店和酒吧；集中营的女犯人被迫作为服务生和厨师在里面工作。而党卫队的官员们则有自己专用的地方，一座更靠近主营的大楼，他们可以在里面吃饭、喝酒、打牌。作为特别优待，他们可以前往集中营党卫队的度假寓所佐拉赫特（Sola-Hütte）。那是一座乡间木屋，是囚犯们在奥斯维辛主营25英里外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的。里面大约可以容纳20人，党卫队官员们夏天可以去附近的湖中游泳，冬天去滑雪。[200]

除此之外，还有为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设立的妓院。在德国腹地，党卫队队员经常造访城市中已有的妓院。因为奥斯维辛没有，所以官方设立了一家有德国妓女的新妓院，这是1942年9月奥斯瓦尔德·波尔视察时下达的指令。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大体认同这种场所，因为他怕自己的队伍会性饥渴。但奥斯维辛这所新的妓院并非对所有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开放。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迫使乌克兰党卫队队员不得不去另一家由法本公司为外籍员工开设的妓院。[201]

虽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较为封闭，但还是与营外的世界建立了联络。被要求避免与当地波兰人接触，党卫队官员们与城中的德国人建立了社交联络，这些搬进来的德国人是“德国化”计划的一部分。关于奥斯维辛镇的规划非常宏伟，包括庞大的公寓大楼、宽阔的道路、游行广场以及几座体育馆。随着大屠杀在集中营内逐渐展开，旁边的城镇也变成了一个大工地（到德国人1945年初逃走的时候，只有少数工程完工）。当地人口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纳粹的种族清洗驱逐了数以千计的波兰人和犹太人，并在1943年秋天引入了7000名德国人；他们中大多数是为法本公司工作，被东欧优渥的入职奖励吸引。这群新的社会精英与集中营党卫队建立了联络，在戏院、圣诞庆祝、晚餐派对和各类晚间活动中打成一片。[202]

很难忽视党卫队在奥斯维辛镇中的存在。随着党卫队管理者为不断扩充的队伍索要越来越多的住宅，党卫队居住区逐渐扩张成一个专门的区域。最好的房子是为高层官员们预备的，而普通职工则住在大的营房中。已婚的党卫队队员可以接待到访的家人，每次住的时间往往长达数周。有时整个家庭会搬到奥斯维辛。其中有从出生起就生活在党卫队集中营附近的孩子们。奥斯维辛第一位营区负责人卡尔·弗里奇的儿女就在其中。他们出生在达豪集中营的住宅区，上的是当地党卫队的幼儿园。七年之后弗里奇一家又举家搬迁到奥斯维辛，住进一座大宅的一层。他们很快就见到不少熟悉的面孔，包括他们在达豪集中营的邻居。事实上因为搬进城内的家庭太多，当地党卫队领导层不得不在1944年夏天下达禁令。[203]

是什么使得奥斯维辛对党卫队员工的家庭如此有吸引力？除了能和爱人相聚之外，已婚的党卫队队员也想从营房搬到私人住宅中。同时，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通常能在搬迁之后享受心灵上的平静，这里远比饱受轰炸的德国腹地更让人觉得安心。另外，背靠集中营这棵大树乘凉通常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上升：无名小卒也能成为大人物。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的家人获得了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享受着远超他们收入的生活水平。从平常人家走出来的男男女女，生活得像上层中产阶级一样，有奢华的别墅、充满花朵和果树的巨大花园，还有奴仆服侍。[204]

就像德尔莫特医生的例子一样，家人的出现让一些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工作变得更加轻松。孩子与妻子的陪伴带来了安定感和情感上的支持——一些官员会从奥斯维辛集中营赶回家吃午饭——有助于他们中和自己在营内的行为。当家人搬离党卫队住宅区之后，留守的首席驻营医生爱德华·维尔茨于1944年12月给妻子写信：“当你和孩子们与我一起在奥斯维辛的时候，我完全感觉不到战争的存在。”[205]

虽然官方禁止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谈论自己的工作，但集中营在他们的家中并非禁忌。[206]确实有一些限制。当鲁道夫·霍斯发现自己的孩子们在花园中扮演“审头和囚犯”时，他愤怒地撕下了孩子衣服上的各色三角；对他来说，自己的孩子在私人领地上表演集中营是难以承受的。[207]但就像其他集中营的官员一样，奥斯维辛的党卫队队员也经常和亲戚朋友们聊起集中营。[208]连指挥官鲁道夫·霍斯也无视自己下达的指令，与妻子探讨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后者把她的丈夫称为“灭绝欧洲犹太人的特别长官”。[209]

当地党卫队家庭的生活与集中营密不可分。食物、家具、衣服甚至玩具都来自奥斯维辛营区，囚犯们则充当仆人和杂役。党卫队队员的妻子和孩子也会参加集中营党卫队的官方活动，比如圣诞派对、电影和布偶戏。[210]至于集中营内的罪恶，比克瑙火葬场的烟和臭气“弥漫在整个营区”，霍斯后来写道，其中也包括党卫队住宅区；党卫队队员傍晚回家时，他们的制服和鞋子散发着集中营特有的腐朽和死亡的臭味。[211]

甚至奥斯维辛营区本身也对党卫队员工的亲属开放。即便明令禁止，党卫队队员仍然时常带妻子或女朋友参观，也许是为了满足她们的好奇心。[212]党卫队的家人会利用营内的医疗设施，其中一个就在老火葬场的对面，另一个则靠近所谓的吉卜赛营，他们把囚犯当成了一种娱乐手段。1944年夏天，比克瑙营区负责人约翰·施瓦茨胡伯强迫苏联囚犯在电网前跳舞，以取悦在电网另一边的家人。一些党卫队队员的孩子也进入营区，虽然妈妈们试图阻止他们目击暴力。事实上，因为孩子们进入集中营太频繁，指挥官霍斯于1943年7月下令禁止无人陪同的党卫队小孩进集中营或是劳动队。霍斯严厉地写道，任何与囚犯的直接接触在道德上都是不能原谅的。[213]

简而言之，集中营的真相在奥斯维辛党卫队的家庭中广为人知。这并没有阻止妻子们支持自己的丈夫，也没有阻止他们享受在党卫队住宅区的时光。至少在一些情况下，这种支持扎根于意识形态。一些妻子是纳粹思想的狂热追随者。霍斯夫人就是其中一个，她于20世纪20年代在极右翼组织中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一些女人也许比较人性地对待了个别囚犯，但她们站在集中营背后，或明或暗地纵容自己丈夫的罪行。通过扮演党卫队队员妻子的角色，为世界的肛门营造一种正常的假象，这些女人也成了暴行的共犯。[214]

奥斯维辛对党卫队官员妻子们的吸引之一就是物质上的收获，此前她们中几乎没有人享受过时尚和奢侈的生活。这对东欧占领区其他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妻子来说也是一样。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坦诚的谈话中，前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戈特的妻子回忆起在集中营的时光时充满了悲伤——并不是因为罪恶而悲伤，而是因为一去不返的“美好时光”：“我的戈特是那里的国王，而我是王后。谁会不想过我们这样的生活呢？”[215]霍斯夫人也是一样，她很高兴丈夫在1943年秋天被调到位于奥拉宁堡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D处总部（曾是集中营督察组）之后，自己和孩子依然留在奥斯维辛。她继续坦然享受着奢靡的生活，这财富一方面来源于当地党卫队的供给，一方面来自在比克瑙被杀的犹太人。她的衣柜里堆满了遇害女人的裙子和鞋子，她的橱柜中则装满了糖、面粉、巧克力、肉、香肠、牛奶和奶油。甚至她花园中那些异域花草的园艺用品也来自集中营。1944年底，由于苏联军队逼近，他们不得不撤离指挥官别墅时，霍斯一家需要几节火车车厢才能把所有财物转移到安全地带。[216]当然，他们并不是唯一中饱私囊的党卫队家庭；腐败在各个集中营滋生，最严重的都在东欧占领区。

掠夺和腐败

海因里希·希姆莱是个十分注重礼仪的刽子手。他一直以来把自己打造为一个极有原则的人。在二战期间，他成了纳粹新道德观的重要布道者，把大规模屠杀美化成从死敌手中保护德国人民的神圣职责。[217]与一些历史学家的观点相左，希姆莱这样的纳粹杀手并不将自己视为虚无主义者。[218]希姆莱将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视为正义的行动，是出于现实必要、理想和“对德国人民的爱”，正如他于1943年10月4日傍晚在波森（Posen）发表的一篇臭名昭著的演讲中所说。杀手们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保持“体面”和自身的洁净，这无疑是“我们历史上光辉的一页”，他如是告诉自己以及在场的党卫队大人物。[219]

在波森的演讲中，希姆莱还指出了被谋杀的犹太人的财产应该如何管理使用。希姆莱说，他下令所有的“财物”都将通过奥斯瓦尔德·波尔的经济与管理部送往德意志帝国：“我们不留一分一毫。”在希姆莱的道德观中，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大规模屠杀和劫掠是正义的，但个人的偷盗是犯罪：“我们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要对我们的人民负责，杀死这些想要杀死我们的人（犹太人）。但我们没有权利用这些战利品充实自己的腰包，无论是皮草还是手表，无论是一马克还是一支香烟，或是其他任何东西。”那些打破这一神圣准则的少数党卫队队员将会被“无情地”惩处，由他亲自下令处决，希姆莱怒吼着，一瞬间流露了自己的情绪。毕竟，他们偷窃的不是犹太人，而是拥有所有战利品的纳粹政府。[220]

希姆莱很明白，将党卫队视为一个道德高尚的团体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他和他的法官们相当同情党卫队内的小偷，将偷盗犹太人的财物视为情有可原；即使是大案要犯最多也只判处拘留（经常直接得到保释）。进一步讲，正如希姆莱所暗示的，党卫队内的偷窃和腐败并不鲜见，甚至是猖獗的：1942年，党卫队法庭所有的判决中，财物侵占罪近乎占了一半（这一比例远比德军士兵要高，士兵们中饱私囊的机会很少）。小偷在集中营内很常见，最多的就是在大屠杀第一线。在奥斯维辛这样的集中营内，在希姆莱的命令下，经济与管理部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劫掠行动。他那“国家财产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教诲最终必然沦为耳旁风：当地党卫队队员问自己，如果国家劫掠犹太人是正义的，那么自己干相同的事又有什么错呢？[221]

为德国劫掠

党卫队官方的劫掠在大屠杀期间布置得细致入微。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精心排演的流程在犯人们抵达火车站时就开始了。纳粹官方允许犹太人携带一些行李，到东方过“新的生活”。行李包括衣服、食物、工具和其他私人物品。这些财物会被火车站的一支特殊的囚犯小队没收，堆到卡车上，最终运到仓库进行分类。同时，可以食用的物品被送到一个食品仓库。一旦火车站清空之后，另一队囚犯搜索整个区域，寻找囚犯们在筛选开始前丢弃的财物。[222]

第二波劫掠是在毒气室旁。当受害者脱光衣服后，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在这里搜集衣服、鞋子和其他个人物品，比如眼镜和手表。毒杀完成后，特别工作队还会搜寻死者身体上的值钱物品。女人的头发在她们死后被剃下来，收集好之后放在焚化炉上面的房间烘干，之后被用来制作毛毡和丝线（与传闻不同，人体脂肪并没有被用来制作肥皂）。死人的金牙在一个特殊的工坊被清洗干净然后熔化，其他如珠宝一类的值钱物品也是一样。根据奥斯维辛囚犯写下的秘密报告，仅在1944年5月下半月，就有大约90磅重的金子和白合金从被杀的犹太人的假牙中提取出来（当时正是处决匈牙利犹太人的高峰期）。[223]

劫掠的大部分物品被送往集中营一处特别的地方，也就是囚犯们（后来党卫队也这么叫）口中的“加拿大”营，以拥有巨大财富的遥远国度命名。随着大屠杀愈演愈烈，指挥官霍斯于1942年6月初下令迅速建设一批木房，用来储存被杀犹太人的财物。最终，主营旁建起了六座营房，1942年9月23日奥斯瓦尔德·波尔造访奥斯维辛时还特地来此视察。但这些仓库（“加拿大”一号）很快就不够用了。集中营党卫队杀人的速度远超过处理这些战利品的速度，虽然又用了一些小屋，但袋子和手提箱依旧越堆越高。最终在1943年12月，比克瑙又启用了三十座营房作为仓库区（“加拿大”二号）。但这依旧无法赶上种族灭绝的速度，行李箱只能堆在新营房之间的空地上或者移到其他地方。[224]

在奥斯维辛的仓库区，所谓“加拿大”突击队的数百名男女囚犯夜以继日地对战利品进行分类。人数最多的劳动队负责梳理经过消毒、堆积如山的衣服，寻找藏在其中的贵重物品，分类并堆好。当他们清空夹克和大衣的口袋时，有时会发现信件和照片。“我从来不敢看那些东西，”波兰犹太人基蒂·哈特（Kitty Hart）在战后写道，“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也许就在同一时间——这些人，这些东西的主人正在被焚化。”与此同时，一支专业的党卫队小队负责筛查钞票和其他值钱的东西；德国货币被存入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一个特定账户，其他的货币则被分类归好。[225]

一些劫掠的物品被留在集中营内。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党卫队用被杀犹太人的衣服、鞋子和帽子补充囚犯衣物的库存。[226]但大部分战利品还是被送往波兰或是德国的其他地方。以对头发的运输为例，头发被送往德国经济部和私人公司，有些公司远在数百英里之外。在不来梅的一间羊毛精纺厂，工人们有一天发现粗粗的辫子中藏着一些小硬币，这些辫子是从远在奥斯维辛的希腊女孩头上剪下来的。其他集中营也会送头发过来。1942年夏天，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给几座集中营下达命令，搜集登记犯人的头发（包括男人），原本计划由党卫队工厂来制造一些产品，还有为潜水艇士兵制作袜子，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227]

大屠杀中，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搜集的大部分衣物被送到德国经济部所指定的机构中。其他一些衣物则被送往德国种族联络办公室（VoMi），这是党卫队负责德意志裔人在东方定居事宜的部门。在纳粹的新规定中，德国定居者不仅可以接管犹太人的房屋和农场，还可以接管他们的衣服。到了1943年2月初，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已经向德国种族联络办公室运送了211节火车车厢的衣物，包括13.2万件男士衬衫和11.9万件裙子，以及1.5万件儿童外套。新的主人不能知道这些衣物的来源，因此党卫队领导层下达了严格的指令，去掉了衣服上所有的黄色星星。[228]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是集中营党卫队劫掠的中心机构。它操纵着赖因哈德行动积累的所有财物（包括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以及三座格洛博奇尼克死亡营）。借用那位1947年判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死刑的美国法官的话，波尔的办公室已经成了“赃物清算中心”。[229]除了下达如何处理和运输战利品的具体命令之外，经济与管理部还监管账户，甚至亲自处理赃物。

到1942年秋天时，党卫队的快递员经常将装满手表、闹钟和钢笔的箱子送往奥拉宁堡的经济与管理部D处。150名囚犯技师在萨克森豪森的一间特别工厂中将它们修好，这些技师中三分之二是犹太人；就像集中营制作伪钞的囚犯小队一样，这些人也受到特别优待（党卫队原计划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建立一个类似的工厂，但该方案没有被通过）。最终的成品在希姆莱的命令下，通过D处分发给武装党卫队的官兵。空军和海军也分了一杯羹。不同的机构为了这些战利品互相竞争，尤其是金表和钢笔；一名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曾于1943年请求希姆莱，在圣诞节期间给予那些受伤的党卫队队员“大量真正的快乐”。持续的大屠杀意味着供给源源不断，直到1944年11月，经济与管理部D处的官员们仍然拥有2.7万块手表和时钟，还有5000支钢笔。（当听到这个消息时，阿道夫·艾希曼简直不敢相信经济与管理部的这些“怪胎”竟然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样的“狗屁”上。）[230]

与此同时，赖因哈德行动搜集的珠宝、外币、金牙和其他贵金属被送往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的总部。奥迪路·格洛博奇尼克经常亲自交付自己集中营里掠夺的贵重物品。之后这些物品由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布鲁诺·梅尔默（Bruno Melmer）送到德意志帝国银行的保险箱里。[231]梅尔默是个大忙人：1942年夏天到1944年底，他至少运送了76次。通常，帝国银行会将和物品价值相等的钱存入一个特别账户。提纯后的金子由普鲁士矿业熔成金条，其他贵金属则被送去进一步精炼。[232]同时，帝国银行也会处理来自其他集中营的金子。战争初期，死囚的金牙被党卫队队员及其家人用来镶自己的牙。但到了1942年秋天，党卫队的金牙库存已经足以支撑数年之久，所以经济与管理部决定将过剩的部分存入帝国银行。[233]

党卫队在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劫掠的财产，总价值难以计算，但很可能达到数亿德国马克；一部分财物由党卫队扣留，但绝大部分进了德意志帝国的保险箱。[234]当然，这只是纳粹政权从占领区的受害者手中抢走的一小部分财产——欧洲犹太人的财物早在他们到集中营前就已经被系统性地剥夺了——相比德国更宏大的战争行动，根本无足轻重。[235]

总而言之，集中营内的劫掠体现了党卫队管理者凶残的功利主义。他们坚信，所有东西都应该为德国所用，包括死人，哪怕根本不符合经济逻辑。毕竟死人的头发是没有利润可言的，要花大力气搜集、烘干、打包和运送，结果只是处理价：从1942年9月到1944年6月，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共收集了730千克头发，最终只卖了365德国马克，还没有赖因哈德行动中劫掠的一个金质香烟盒贵。[236]对党卫队来说，杀死犹太人并掠夺他们的财产还不够，犹太人生活的所有痕迹都要被抹去。一旦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完成，什么都不会剩下：亡者已经成灰，他们的财产也成了战利品。

发死人财

腐败跟恩惠与裙带关系一样，是纳粹政权的结构特征。[237]二战期间，腐败在各个层级生根发芽。在德国境内，因为物资短缺与配给制度，黑市发展猖獗。[238]而在其他地方，纳粹对欧洲的劫掠催生了个人腐败，大屠杀为德国侵略者、外国支持者和当地的投机分子带来了巨大的利益。[239]特雷布林卡集中营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Franz Stangl）还记得他1942年9月刚上任时，当地的党卫队队员告诉他：“这里的钱和物资超乎人的想象，就在这里等着被拿走。你要做的就是去拿。”[240]

东部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抓住一切机会，用被杀犹太人的财物装满自己的口袋。犹太幸存者贝内迪克特·考茨基（Benedikt Kautsky）在1938年作为奥地利社会主义者被捕后辗转了数座集中营。他写道，和“奥斯维辛规模巨大的腐败”相比，布痕瓦尔德这样老集中营里的小偷小摸根本不算什么事。[241]一些低阶的党卫队队员开始对上司积累的财富产生妒忌之心，但腐败是没有阶级之分的。大部分东部集中营的党卫队员工都参与其中。[242]

腐败漩涡的中心是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它们也是与大屠杀最密切的两座集中营。在火葬场、仓库和火车站工作的党卫队队员最容易获取金钱和值钱的财物。马伊达内克毒气室的守卫格奥尔格·W.（Georg W.）后来供认说，他曾经“溜达到放置珠宝的地方，将它们拿走”。普通的党卫队队员们则一夜暴富。一位名叫弗朗茨·霍夫鲍尔（Franz Hofbauer）的奥斯维辛官员曾经在一天之内将一万德国马克装进自己的口袋。甚至连运送囚犯的火车司机都想分一杯羹。犹太人离开之后，司机会在附近徘徊，假装检修发动机，实际上是想搜寻被遗落的值钱物品。[243]在这个是非颠倒的世界里，一些恶徒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视为自己发财的机会。

东部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不仅偷新囚犯的财物，也偷登记囚犯的财物。分配给集中营的物资经常被售卖以获利。在普拉绍夫集中营，大部分囚犯的口粮被党卫队拿到当地的黑市售卖。这种行为获得了指挥官戈特的许可，后者更愿意将分配给囚犯的肉喂狗吃。党卫队队员还会扣留囚犯的衣服。比如在华沙，党卫队队员将内衣卖给当地的波兰人，让囚犯们没有换洗的衣服。[244]虽然此类与平民的交易是党卫队销赃获利的一种途径，但大部分的交易还是和囚犯在集中营内完成的。

每座集中营都有自己的地下经济，囚犯们将所有能卖的东西都拿来出售。黑市在所有集中营里都至关重要，在东欧占领区更是如此。因为那里的条件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糟糕，所以生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囚犯们是否有能力通过易货来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有计划”，而大屠杀的战利品也给他们提供了机会。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加拿大”突击队是所有集中营囚犯嫉妒的对象，因为他们能够获得食物和衣服，不仅够自己使用，还足以拿到黑市中出售。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成员也可以利用职位获得便利。比如“牙医”莱昂·科恩（Leon Cohen）就用金牙和党卫队队员交换杜松子酒、鸡肉和其他食物。[245]即使是什么都没有的囚犯，也满脑子都是交易。在奥斯维辛溜达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一直盯着地面，希望能发现些什么——也许是一颗扣子或是一段纺线——这些都可以用来交换。[246]

交易可以发生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在许多集中营，黑市都有一个实体的空间。在科隆卡集中营，黑市位于下级食堂里。一名犹太囚犯在日记中写道，那里很像“犹太村庄里的市场”，可以买到牛奶、水果、蜂蜜、罐头食品和其他东西。[247]而在莫诺维茨集中营，黑市位于集中营内里离党卫队营房最远的角落。普里莫·莱维回忆那里“永远都有熙熙攘攘的人群，夏天在室外，冬天在盥洗室，劳动队们一回来便开始”。人群之中有挨饿的囚犯们，他们希望能用一小片面包换些更好的食物，或是用衬衫换食物（那些“丢失”自己衬衫的囚犯会被审头殴打）。而交易的另一方则是专业的交易商和窃贼，他们能够进入党卫队的厨房和库房。囚犯之间主要的货币是面包和香烟，一些常备货物（比如每天供应的汤）的价格相对稳定，而其他一些商品的价格则会因为供需关系而发生变化。[248]

大部分黑市的交易发生在囚犯之间，但最重要的顾客是党卫队官员，最大的财富也必然流入他们的腰包。毕竟对一个快饿死的囚犯来说，金币又有什么意义呢？贪婪的党卫队队员压榨着绝望的囚犯们，除了同意交易之外，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在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犹太囚犯们几乎要渴疯的时候，立陶宛守卫们用一小杯水来换取囚犯的衣服和鞋子。[249]如果价钱合理，党卫队队员也可以提供其他服务，包括将囚犯转移到受优待的劳动队或是送密信。一些党卫队队员还敲诈囚犯，威胁说只要他们付钱就可以免他们虐待或死刑。[250]

党卫队队员与囚犯的这种违法勾当使得他们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有那么一瞬间，他们因为共同的利益联合在一起。不过他们并不是平等的交易伙伴。首先，党卫队员工经常欺骗囚犯。有一个出名的例子，一名党卫队队员答应帮一名囚犯逃跑。可在囚犯付钱之后，这名党卫队队员直接开枪打死了他。[251]那些对党卫队交易知道太多的囚犯也会被杀，拒绝党卫队贪官无理要求的囚犯也会被杀。如果交易没能顺利进行，囚犯们知道最好还是保持沉默，不要说出党卫队违约者的名字。不然的话，囚犯很可能在做出任何伤害性的披露之前就被打死或是射杀。[252]

党卫队官员们找到了很多挥霍不义之财的地方。有时他们会共享财富。比如奥斯维辛党卫队就设立了一个秘密账户，其中存有数万德国马克，都是从受害者身上剥削来的，专门用于购置聚会用酒。[253]更多的党卫队刽子手会偷偷将战利品运出集中营，寄回老家，就像克雷默医生那样。当地的党卫队官员靠长期贪污来维持家人在东部占领区奢华的生活。如果没有了美食美酒、亚麻桌布和时尚的晚礼服，就不是奥斯维辛的晚宴了。但贪婪也很危险。1942年秋天，党卫队官员格哈德·帕利奇（Gerhard Palitzsch）的妻子因斑疹伤寒而死。她住在集中营外五百码的地方。囚犯们传言，她偷拿了“加拿大”库房中的衣服，是衣服上面的虱子将这病传给了她。妻子死后，帕利奇更加肆无忌惮。他贪污起来更加明目张胆，还强行侵犯女守卫和女囚。帕利奇最终没能逃脱制裁，他被关进了地堡之中。在那里，他曾经折磨无数囚犯，如今自己也沦为阶下囚。但就像许多党卫队老兵一样，帕利奇得到了第二次机会。他被派到奥斯维辛的一座卫星营继续当领导，但最终还是被踢出了党卫队，派往前线（1944年12月死于匈牙利）。[254]帕利奇的落马并非个案，他是二战后半段被抓的众多党卫队贪官之一。党卫队的这次反腐运动是由希姆莱下令展开的，为的是恢复“体面”。

党卫队的自我调查

1942年夏天，两名高级指挥官因腐败被抓后，集中营党卫队内部发生了短暂的震动。第一位是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亚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Alex Piorkowski），他继汉斯·洛里茨之后担任达豪指挥官，因为在集中营内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被停职；希姆莱下令让党卫队法庭对皮奥尔科夫斯基采取行动，后者在此之前已经失去了希姆莱的宠爱。[255]而另一位更显赫的落马官员是党卫队区队长汉斯·洛里茨本人，他是官阶最高的集中营指挥官。此事还要从1942年3月说起，当时发现有几名萨克森豪森的党卫队队员从厨房、贮藏室和花园中有组织地偷运食物。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司空见惯，洛里茨的反应也一如既往，他很快封锁消息，将罪责都推到一名囚犯身上。但这个策略失败了。一名不满的党卫队队员将此事捅到了盖世太保那里，矛头直指洛里茨：营内所有人都知道，指挥官本人是“最大的蛀虫”，劣迹斑斑。同时，一封含有更多指控的匿名信（最终发现此信是萨克森豪森一名守卫的妻子所写）被递交到海因里希·希姆莱手中。[256]

党卫队全国领袖迅速下令展开正式调查，各种腐败行为随之曝光。洛里茨迫使囚犯为他制作地毯、油画、花瓶、家具甚至帆船，最过分的是萨尔茨堡附近一座正在建造的别墅。1938年，洛里茨在沃尔夫冈湖（Wolfgangsee）的圣吉尔根（St. Gilgen）购置了一大块土地，命令囚犯为他建设梦想中的庄园，其中包括梯台式的花园和喷泉。1942年针对洛里茨的调查开始时，庄园大体已经完工，他的妻子和儿子已经住了进去，透过窗户监督囚犯做最后的收尾工作。[257]1942年6月，洛里茨被要求说明情况，他用极为悲怆的语言抗议说，自己作为党卫队官员的尊严正在被损害。这也暴露出党卫队官员们对权力的一种不当认知。洛里茨不明白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有他被揪了出来，他的行为在其他地方都是可以容忍的。他也不是唯一想要在沃尔夫冈湖旁住大房子的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离他湖边别墅不远的地方，集中营囚犯们正在为经济与管理部的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建私家宅邸。[258]

党卫队领导层为何在1942年夏天对洛里茨下手呢？战争后期，普通德国人的生活越发艰难。考虑到舆论对腐化官员的抨击可能会侵蚀纳粹本就摇摇欲坠的公众形象，纳粹领导层对官员腐败越发难以容忍。1942年春天，希姆莱宣布政权的领导人物必须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1942年夏天，希姆莱承认腐败问题已经激怒了更广泛的民众（他自己的家庭依然过着相当奢侈的生活）。[259]因此，希姆莱决定用洛里茨杀鸡儆猴，毕竟他知法犯法的行为早已传出了萨克森豪森，尽人皆知。

对于汉斯·洛里茨的落马，经济与管理部主管奥斯瓦尔德·波尔也有自己的考虑。随着他逐渐将集中营系统收入自己的掌控，波尔急需立威。还有什么比打倒洛里茨这样的人更合适的呢？洛里茨从集中营早期开始便是一个坚定分子，还是波尔老对手特奥多尔·艾克的拥护者。[260]同时，波尔也想借此机会显示自己的两袖清风，他开除亚历克斯·皮奥尔科夫斯基的过程仿佛一场表演。波尔命令这位达豪的指挥官来柏林，当场将他解职，尽管波尔并没有这个权力。他最后还将象征党卫队荣誉的装饰性的短剑从皮奥尔科夫斯基身上没收，以此羞辱他。[261]

不过，如波尔这样的党卫队领袖并不愿意处理腐败真正的根源。尽管经济与管理部知道大量集中营党卫队守卫行为不当，但只有很少的指控被真正当成一回事。[262]即便是像洛里茨和皮奥尔科夫斯基这样的铁案查起来也是浮皮潦草，也许是因为这些案子还没有传出党卫队的圈子，闹得尽人皆知。希姆莱虽然最终将皮奥尔科夫斯基逐出党卫队，但对犯罪的打击并没有持续下去。[263]至于洛里茨，他保住了自己的党卫队军衔，得到了一份新工作——在挪威建立一个强制劳动集中营网络。而他的家人仍然住在沃尔夫冈湖旁的别墅中。[264]

不过，海因里希·希姆莱仍然很注意维护表面形象。1943年，他开展了一次更完善的反腐行动，导火索是对集中营资深官员卡尔·奥托·科赫的调查。科赫是战前时期最显赫的指挥官之一，但其职业生涯在战争期间走向了歧路，他的倒台是所有集中营官员当中最惊人的。如我们之前所述，他因为贪污第一次被逮捕后，希姆莱在1941年底赦免了他并给了他第二次机会，去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当指挥官。可他很快又垮台了。1942年7月14日夜里，80多名苏联战俘从营内逃走，他们翻过铁丝网，消失在黑夜中。为了掩盖此次囚犯们轻松越狱的过失，科赫下令立刻处决剩余的几十名苏联战俘，同时向上级汇报说，自己已经杀死了参与大规模越狱的囚犯。他还试图推卸责任，将囚犯越狱归咎于营区简陋的条件、看守们低下的素质，还有两名值班的哨兵，其中一位恰好还叫古斯塔夫·施拉夫（Gustav Schlaf，Schlaf意为“睡”）。希姆莱不为所动，他几天后前来卢布林视察，并于1942年7月25日下令由党卫队法庭将科赫召回，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对他进行调查。科赫回到了他在布痕瓦尔德的家中等待结果。最终，他的案子被撤销了，他却再没有官复原职。[265]

科赫很快发现自己惹上了更大的麻烦。1943年3月，希姆莱到访布痕瓦尔德，惊讶地发现科赫和妻子还住在富丽堂皇的指挥官别墅中。希姆莱要求“又懒又颓废”的科赫（科赫比希姆莱大三岁）滚出来，让人送他上前线。[266]在有关科赫腐败的新证据曝光之前，希姆莱的命令还没有被执行。新证据的出现促使希姆莱下令再次对他展开调查。第二天，科赫的别墅被彻底搜查。1943年8月24日，科赫和妻子伊尔莎被逮捕并押送到魏玛的盖世太保监狱。[267]

科赫的案子由年轻傲慢的党卫队法官康拉德·摩根（Konrad Morgen）主理，后者于1943年夏天花了几个月在布痕瓦尔德搜集科赫犯罪的证据。摩根于1909年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一路努力考入大学学习法律。他曾在纳粹常规法庭短暂任职，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党卫队生涯。1940年，他作为法官加入了党卫队总办公室，负责相关的法律事务。之后，他被派往总督府，通过打击党卫队腐败和其他越轨行为获得了声誉。1943年6月底他被调回了帝国中央安全局，在希姆莱授意下，他接手了科赫的案子。[268]战争结束之后，精明的摩根指证了一些原党卫队队员，并将自己形容成一个孜孜不倦地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一些历史学家相信了他的话，一些法官也相信了。[269]不过，他战后的证词是为了自我开脱，其中充斥着省略和赤裸的谎言。[270]康拉德·摩根是一名尽职的党卫队官员。在调查科赫一案期间，中央安全局处决囚犯、在医疗实验中杀死囚犯、屠杀所谓生病或被感染的囚犯，种种行为他都视而不见。他的主要目的不是阻止虐待囚犯，而是根除个人腐败（或是其他违抗命令的行为）。[271]简而言之，摩根不是维护公序良俗的骑士，而是维护希姆莱所标榜的党卫队道德的十字军，试图清除所有的污点，维护党卫队杀手“完美无瑕”的形象。

虽然科赫是摩根调查的主要对象，但因为科赫在布痕瓦尔德和马伊达内克担任指挥官多年，所以不少党卫队队员都受到了牵连。例如，摩根发现科赫手下几乎所有的士官都变成了“彻底的腐败分子”，明目张胆地中饱私囊。不过最终，只有科赫的亲信受到了处罚。[272]其中有一级小队长戈特霍尔德·米夏埃尔（Gotthold Michael），他被指控替上司进行部分腐败活动，同时偷窃囚犯财富以为己用，包括昂贵的皮箱。[273]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被告是赫尔曼·哈克曼（Hermann Hackmann）。他乘着老领导的东风，一路升至布痕瓦尔德的副官，后来又担任马伊达内克的营区负责人，是集中营内裙带关系的典型例子。哈克曼于1944年6月29日被党卫队法庭以长期贪污的罪名判处死刑，但一直没有执行。他在达豪关了半年之后被释放，去前线抗击不断前进的美国军队。[274]

与此同时，卡尔·奥托·科赫自己的案子却一直拖延。希姆莱批准刑讯逼供那些可能知道党卫队腐败内情的人。1944年3月，科赫被迫松了口。他称，上级的盲目信任使自己变成了一个自大狂。但科赫还是拒绝认罪坦白。[275]科赫的审判最终于1944年9月在魏玛的警方法庭开庭，但很快就休庭了，直到1944年12月18日后才得以继续。此前被指控参与腐败活动的伊尔莎·科赫最终被宣告无罪。但她的丈夫被判处死刑。党卫队领导们在是否行刑上犹豫不决。后来在1945年4月初，也就是战争结束前夕，关押在魏玛警方监狱的科赫被带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由党卫队行刑队枪决。为了显示自己最后的勇气，他拒绝戴上眼罩，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在贯彻着集中营党卫队那所谓的男子气概。[276]

奥斯维辛的法官

1943年，随着关于布痕瓦尔德大规模贪腐的证据越来越多，海因里希·希姆莱批准对其他几座集中营展开内部调查。[277]康拉德·摩根是调查组的负责人。截至1944年初，已经有几十名官员在他手下工作。党卫队与警方还联合组建了特别法庭，处理更复杂的案子。[278]不过，反腐败调查的范围依然有限，仅限于五六座集中营。[279]调查的大部分重心在东欧占领区，正如摩根在1944年所写的，那里唾手可得的“犹太资产”造成了“类似的腐败”。[280]多名集中营党卫队队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两名指挥官。赫尔曼·弗洛施戴特自1942年11月起开始领导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上司们曾夸他将科赫留下的烂摊子收拾得井井有条。不过事实证明弗洛施戴特并没有比前任指挥官好到哪里。1943年秋天，他因为涉嫌挪用公款和一系列其他罪行被逮捕。不过他的案子一直没有庭审，直到1945年3月时他还在魏玛监狱中候审，他之后的命运却是一个谜。[281]与此同时，普拉绍夫集中营指挥官阿蒙·戈特则在1944年9月被逮捕，此人因为对黄金的狂热而臭名昭著。但像弗洛施戴特一样，他也从未被党卫队判刑。[282]

大约从1943年秋天起，康拉德·摩根和团队的其他几名成员就一同在奥斯维辛调查党卫队的腐败和盗窃问题。起因就是此前提到的一名党卫队队员所寄出的金块。[283]为了停止摩根的调查，奥斯维辛党卫队领导层“最后一次”提醒官员们，不得拿取囚犯的财产——包括黄金和值钱的财物；那些“做出这种肮脏行径”的小偷将会被开除，并接受审判。[284]但腐败的根系太深，仅凭命令已经无法阻止。通过搜索储物柜和营房、检查文件、审讯嫌疑人，摩根的团队在几个月内从奥斯维辛逮捕了一群人（据一位调查团前成员的说法，其中包括23名士官和2名官员）。不过对这些人严厉制裁的威胁再次成为一纸空谈。即便是重犯，也不过关上几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被释放了。对其他人的惩罚甚至更轻。比如“加拿大”仓库区的士官弗朗茨·文施（Franz Wunsch），他在偷拿手套、刀、香烟和其他物资时被当场抓获，最后只是被关了5周禁闭。[285]

对奥斯维辛党卫队的调查一直持续到1944年，甚至一度还有扩大审查的说法。摩根听说希姆莱想让他展开一项“从匈牙利到奥斯维辛”的重要调查。显然，近期在比克瑙展开的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屠杀并没有像党卫队官方期待的那样收获丰富的战利品。这也再次引起了高层对腐败的怀疑。但我们并不清楚新一轮的审查是否真正开展过。[286]最终，摩根揪出来的最高阶的官员是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主任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Maximilian Grabner）。政治办公室负责与处决、屠杀相关的事务，它在二战期间集中营体系内的地位迅速提升。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政治办公室负责监督火葬场和毒气室。格拉布纳原先是维也纳的盖世太保，后来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为政治办公室争得了强有力的地位，几乎彻底独立于指挥官霍斯，他自己也成了奥斯维辛最令人害怕的党卫队官员。[287]利用他的权位，格拉布纳随意取用被杀犹太人的财产，将整箱的战利品往家里送。[288]他的行为最终被摩根的调查团发现。1943年12月1日，他被解职。[289]

1944年秋天，党卫队与警方建立的特别法庭对格拉布纳进行了审判，结果却发生了非同一般的转折，充分体现出党卫队司法的荒谬。格拉布纳不仅被指控贪污腐败，还成了唯一一名被指控不听从指挥、滥杀囚犯的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290]从格拉布纳的角度看，这种指控一定十分荒谬：他的做法不正是依据了纳粹恐怖行动的基本方针吗？他的一些奥斯维辛老同事前来作证，小心地为他抗辩。鲁道夫·霍斯也争辩说，屠杀每天都在各个集中营上演，格拉布纳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值一提。格拉布纳曾经的下属威廉·博格（Wilhelm Boger）甚至更进一步，据说他宣称：“为了元首，为了德意志，我们杀得还太少！”[291]海因里希·希姆莱或许也有这种激进的感情，他往往会支持集中营党卫队展开自发性的暴力行为。即使有的时候希姆莱批评一些党卫队官员行为太过火，但他也认可他们的这种精神。[292]不出所料，考虑到希姆莱的意见以及集中营恐怖肆虐的现状，根本无法证明格拉布纳越权。对他的审判终止了，并且再也没有继续，使公众疑惑不解。[293]

维持体面

疯狂的威廉·博格说出了奥斯维辛和其他地方许多党卫队队员的心声，他将康拉德·摩根的调查描述为“一场滑稽戏”。[294]但大多数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却笑不出来，因为摩根的调查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他们将贪污和诈骗作为第二个收入来源，已经形成了依赖，并不打算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些人对摩根又怕又恨，想尽办法阻挠、破坏、瓦解他的团队。[295]果不其然，1943年12月的一天，摩根团队在奥斯维辛储存证物的营房神秘失火。[296]

相比大多数党卫队队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腐败的态度更加模糊。他一向视自己为道德的典范。这次，和大屠杀相关的腐败盗窃发生之后，他在对集中营展开调查上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有许多集中营高官反对，但希姆莱还是力排众议，提拔康拉德·摩根为反腐败组织的领导人，并一直为他撑腰。直到1944年夏天，希姆莱依然表达了对特别小组和警方法庭的赞赏，并提议将摩根提拔为二级突击大队长。[297]不过与此同时，希姆莱对腐败行为严惩不贷的口号只是一场空谈。私下里，他不大愿意对犯罪者处以重刑。希姆莱也不愿扩大摩根行动的规模，他一定明白，对党卫队更深入的调查会使整个体系瘫痪。毕竟腐败是维持这一切的黏合剂。那么为什么希姆莱要支持摩根呢？首先，这种调查有其象征意义。纳粹其他领袖在了解集中营贪腐案的指控之后，党卫队全国领袖愿意严惩一些集中营的蛀虫，足以证明党卫队的纯洁、严格和体面。[298]

如果海因里希·希姆莱对腐败的态度是表里不一，那么他的集中营系统总负责人则更加阳奉阴违。台面上，奥斯瓦尔德·波尔和他的经济与管理部的管理层不得不支持反贪污腐败的行动。[299]尤其是在能巩固自己势力的情况下，波尔甚至愿意牺牲一两个党卫队官员，比如洛里茨。但波尔不愿意对集中营展开更大规模的调查，并多次对调查进行阻挠，抱怨称这破坏了囚犯们的纪律性，影响了战争物资的生产。[300]

波尔阻挠的原因很明显：跟其他党卫队领导一样，波尔从纳粹的恐怖机器中获利甚巨。他在1938年离婚，并于1942年12月12日在希姆莱位于东普鲁士的总部再婚［希姆莱亲自给他挑选了一位年轻的新娘——有钱的女继承人埃莱奥诺雷·冯·布吕宁（Eleonore von Brüning）］。[301]这对夫妇十分享受封建领主式的生活。他们“雅利安化”了柏林一处巨大的别墅，这里原来的主人是一名后来死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犹太女人。波尔夫妇生活得很舒适，不用交任何房租。他们从萨克森豪森调来犯人进行房屋改造，还留下了五名犯人作为用人。[302]波尔加入了赫尔曼·戈林等一众浮夸的领袖行列，成了新的纳粹贵族。[303]为了宣告他的到来，波尔甚至制作了自己的盾徽——合上的骑士头盔和一匹前蹄立起的马。[304]

总之，波尔幻想成为一个拥有土地的贵族，在乡间添置了两座庄园。他对希姆莱撒谎，宣称自己三代贫农出身。他妻子的嫁妆里包括一处在巴伐利亚乡间的房产，这里之后由达豪的囚犯进行了翻新，不过夫妇二人直到第三帝国快垮台时才开始使用这里。[305]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德国北部康姆瑟雷（Comthurey）的庄园中度过，这里占地巨大，有漂亮的壁炉。这处土地上还有一座拉文斯布吕克的卫星营，距离房屋约六英里远。有几十名囚犯在这里当奴工；一些人在田中务农，其他人则服侍波尔夫妇，还有一些人修整花园、翻修宅邸、建设新的桑拿房和其他娱乐设施。波尔穷奢极欲的生活要花费数十万德国马克，全部由党卫队买单。[306]

波尔不断增加的资产中包括党卫队分配的一间位于达豪种植园的豪华公寓，他在战时访问德国南部时会住在这里（波尔对达豪集中营并不陌生，他在战前曾经和第一任妻子住在这里）。他是个工作狂，但在达豪有时也会休闲，懒洋洋地坐在躺椅上，身边是服侍的囚犯，其中包括一名穿着白色马甲的囚犯服务生，还有私人厨师准备晚餐。有时波尔也会在私人猎师的陪同下出去打猎。[307]

奥斯瓦尔德·波尔的整个人生都与集中营缠绕在一起。对他而言，集中营并不是一个遥远、抽象的概念。他靠集中营而活。在会议、视察甚至私人生活中，他都被囚犯、暴力和死亡包围着。对于像卡雷尔·卡沙克这样近距离观察他的达豪犯人来说，波尔是一个典型的靠纳粹发迹的人，他表现得像“一个神或一个帝王”。波尔把囚犯当作个人的财产。他会穿着睡衣走来走去，命令囚犯们给他擦靴子，这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308]对他来说，囚犯是任他随意压榨的奴隶。他这种行为也为地方党卫队队员做了表率。

[1] Quotes in IfZ，G 20/2，Aussage J. P. Kremer，July 18，1947；Kremer，“Tagebuch，”213. See also Czech，Kalendarium，295；DAP，Vernehmung J. P. Kremer，June 4，1964，9857. 详情参见Lewental，“Gedenkbuch，”215-20；Vaisman，Auschwitz，27-32（1945年写作）。

[2] Quote in Kremer letter，September 5，1942，cited in Langbein，Menschen，391. See also Kremer，“Tagebuch，”209-29；Rawicz，“Dokument.”

[3] Kremer，“Tagebuch，” quotes on 212，217. See also 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Czech，Kalendarium，209；Schwarz，Frau，175-76.

[4]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18-22，484-85.

[5] Kremer，“Tagebuch，” quotes on 222，214，218. See also Czech，Kalendarium，336；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135-36；Klee，Auschwitz，407-408；Rawicz，“Document，”13.

[6] 关于战利品及其价值，参见Kremer，“Tagebuch，”219-28。1943年，一位已婚没有子女的党卫队三级突击中队长年收入大约为2640德国马克（税后）；Buggeln，Arbeit，401。

[7] DAP，Vernehmung K. Morgen，March 9，1964，5560-61.

[8] StN，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Lasik，“Historical-Sociological，”274；Schulte，“London，”223（利用奥斯维辛9月1日和10月1日的数据来计算1942年9月的平均值）。

[9] NAL，HW 16/6，Part 2，Bl. 534-35：report on German police，September 26，1942；Glücks to 1.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12832人中包括99名官方处决的囚犯）。1942年8月抵达的犹太囚犯的估测死亡人数，很大程度上基于Czech，Kalendarium，263-92。

[10] Piper，Zahl，164.

[11] Grotum，Archiv，quote on 297.

[12] Dirks，“Verbrechen，”97-99.

[13]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quote on 350；ibid.，F 13/8，Bl. 462-66：R. Höss，“Dr. Ing. Kammler，” n.d.（1946-47）.

[14] StN，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

[15]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See also 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104-105；BArchB，NS 4/Na 9，Bl. 8.

[16] APMO，Proces Ho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02；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W. Simoni），n.d.（1947），pp. 2，7. 比克瑙也有一些砖砌的营房；Iwaszko，“Housing，”54。

[17]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BoA，interview N. Epstein-Kozlowski，August 31，1946；Boder，Interview；Rosen，Wonder；Matthäus，“Displacing Memory”；Czech，Kalendarium，531。

[18] 例子参见Naasner，Machtzentren，15-17。

[19] 关于意识形态与经济学较量的争论，参见Wagner，“Work”。对“劳动灭绝”概念通用性的保留意见，参见Browning，Remembering，153。

[20]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94；OdT，vol. 7，63.

[21] Strzelecka，“Women，”193.

[22] 本段和前一段，参见Wagner，IG Auschwitz，62-107，162，180-81，286，331-33；Schmaltz，“IG Farbenindustrie”。Quotes in Levi，If，78. Schmaltz认为在法本公司的工地建莫诺维茨集中营的总体计划可能早在1941年底或1942年初就已经制订了；即便他是对的，这个计划直到1942年夏天才最终拍板。

[23] Quotes in WL，P.III.h. No. 198，F. Pagel，“Eines der Vielen Tausende［n］ von Schicksalen，” autumn 1955，p. 9；Levi，If，78，143. See also ibid.，142-47；Wagner，IG Auschwitz，141-63.

[24] Quotes in Kautsky，Teufel，254；Levi，If，43；APMO，Proces Höss，Hd 5，Bl. 24-38：testimony Dr. B. Epstein，April 7，1945（由K. Friedla从波兰语翻译而来）。See also Wagner，IG Auschwitz，97-100，125-33，165，280-81.

[25] LG Osnabrück，Urteil，February 10，1953，JNV，vol. 10，347-91，quote on 357.

[26] 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 29，421-523，quote on 514.

[27] Setkiewicz，“Häftlingsarbeit，”584-605，quotes on 599.

[28] APMO，Proces Maurer，7，Bl. 56-64：Auszüge aus IGF Auschwitz-Wochenberichten，ND：NI-15256，quote on 63（February 10，1943）；Dirks，“Verbrechen，”125-33，quote on 129；Wagner，IG Auschwitz，166-67，173-92，217-18，289.

[29] DAP，Aussage S. Baretzki，November 20，1964，25627-35，quote on 25634.

[30] APMO，Proces Höss，Hd 2a，Bl. 20-21：Untersturmführer Kinna，Bericht zu dem Transport nach Auschwitz，December 16，1942.

[31] Maršálek，Mauthausen，46，94；Kaienburg，“Funktionswandel，”265.

[32] APMO，Proces Höss，Hd 2a，Bl. 20-21：Untersturmführer Kinna，Bericht zu dem Transport nach Auschwitz，December 16，1942.

[33] 历史学家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一般认为党卫队政策转变的时间为1943年春天或夏天（e.g.，Piper，Mass Murder，103；Strzelecka，“Hospitals，”322；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03），不过实际上可能发生在1942年底（参见之前的注解）。关于马伊达内克的情况，参见OdT，vol. 7，55。

[34] Interview with L. Lady，September 19，1947，in Tych et al.，Kinder，182.

[35] Glücks to LK，July 28，1942，cited in Greiser，“‘Sie starben，’”106. See also Strzelecka，“Quarantine.”

[36] 例子参见APMO，Proces Höss，Hd 6，Bl. 38-45：O. Wolken，“Lager-Bilder，” n.d.（c. spring 1945），Bl. 43。

[37] Quote in BArchL，B 162/2985，Bl. 2029-31：Vernehmung Sarah A.，October 3，1973. See also ibid.，Nr. 26150，Bl. 541-657：LG Düsseldorf，Urteil，August 14，1985，Bl. 579-80；OdT，vol. 8，48；Piper，Mass Murder，110-12.

[38] Testimony of D. Medryk，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62-67；Langbein，Menschen，409.

[39] YVA，033/8，“Was is forgekom in di lagern fon estonia，” December 1944；Klüger，weiter，118.

[40] Quote in USHMM，RG-11.001M. 03，reel 20，folder 26，Besprechung mit Amtsgruppenchef Kammler，May 22，1943.

[41] NAL，WO 208/4661，statement of H. Aumeier，July 25，1945，p. 5.

[42] Strzelecka，“Hospitals，”311-12；“Bericht Tabeau，”132-36.

[43] Vaisman，Auschwitz，21.

[44] Hördler，“Ordnung，”142.

[45] BArchL，B 162/26150，Bl. 541-657：LG Düsseldorf，Urteil，August 14，1985，Bl. 596-606. 男子医务室大约能容纳60名囚犯；ibid.，591。

[46] Ibid.，594-95，612-17，quote on 617. See also ibid.，Nr. 26148，Bl. 174-82：Vernehmung Ewald A.，February 12，1980，Bl. 181；ibid.，Bl. 148-54：Aussage Jindrich S.，November 6，1979，and April 18，1980；OdT，vol. 8，28，41.

[47] Lewental，“Gedenkbuch，”210.

[48] WL，P.III.h. No. 158，R. Lasker-Allais，“Auschwitz，” n.d.（在1955年11月前），p. 7。

[49] Langbein，Menschen，90，citing Jean Améry’s work.

[50] Levi，“Grey Zone，”37.

[51] NARA，M-1174，roll 3，Bl. 1441-65：examination E. Mahl，December 6，1945，quote on 1447.

[5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Piper，Mass Murder，180-90，251；Kilian，“‘Handlungsräume’”；Friedler et al.，Zeugen，121，136-38，198-200，372；Nyiszli，Auschwitz，44；SMAB，Inmitten，264；ITS，document ID 5618957。

[53] C. Herman to his wife and daughter，Nov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262.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377.

[54] Friedler et al.，Zeugen，134-35；Greif，Wir weinten，190-93；Piper，Mass Murder，190.

[55] Nyiszli，Auschwitz，43-44；Kilian，“‘Handlungsräume，’”127；Piper，Mass Murder，190-92.

[56] Levi，“Grey Zone，”38. See also Greif，“Sanity，”50-53；Nyiszli，Auschwitz，60.

[57] Friedler et al.，Zeugen，136；Vaisman，Auschwitz，42.

[58] Quotes in “Bericht Vrba，”229. See also Lewental，“Gedenkbuch，”246；Levi and de Benedetti，Auschwitz Report，73.

[59] Quotes in Unbekannter Autor，“Einzelheiten，”182.

[60] Müller，Eyewitness，47-48；Lewental，“Gedenkbuch，”215.

[61] Kilian，“‘Handlungsräume，’”121；Friedler et al.，Zeugen，7；Greif，Wir weinten，xli. Greif和Kilian等历史学家最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人对特别工作队的刻板评价。

[62] Greif，“Sanity，”38-41，quote on 41；Lewental，“Gedenkbuch，” quote on 211.

[63] 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appendix 3，pp. 250，258；Nyiszli，Auschwitz，84.

[64] Lewental，“Gedenkbuch，”212.

[65] Quote in Langer，“Dilemma，”224.

[66] Levi，“Grey Zone，” quote on 37；Lewental，“Gedenkbuch，”209，213，224；Nyiszli，Auschwitz，61，134.

[67] Quote in Unbekannter Autor，“Notizen，”185.奥斯维辛州立博物馆满足了这位不知名囚犯的愿望，在将集中营地下挖出的特别工作队囚犯们的文字结集出版时，采用了他建议的标题；SMAB，Inmitten。

[68] OdT，vol. 7，48-49. 女囚的数量在西欧两座犹太人集中营海泽根布什和贝尔根-贝尔森里也是出奇地高。

[69] Czech，Kalendarium，691；Strzelecka，“Women，”180-81.

[70]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

[71] Piper，Zahl，158-62.

[72]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ND：PS-1469；Kranz，“Erfassung，”240. 以上的叙述基于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的情况。目前我们还没有关于1943～1944年在东欧建立的犹太人集中营的详细数据。

[73] BArchB，NS 3/426，Bl. 94：Runderlass，Chef Sipo und SD，May 6，1943；Wachsmann，Prisons，93.

[74] NAL，WO 208/4200，CSDIC，SR Report，statement Obergefreiter Till，September 25，1944；Lengyel，Chimneys，112.

[75] Quote in NAL，WO 309/1699，deposition of J. Schwarzhuber，January 23，1946. See also 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54；ibid.，Oswiadczenia，vol. 124，Bl. 152-66：testimony of M. Schvalbova，June 8，1988；Kubica，“Children，”240，267-73；OdT，vol. 8，139；WL，P.III.h. No. 1007，E. Wuerth-Tscherne to Zentralstelle der baltischen Flüchtlinge，April 5，1949.

[76] Lengyel，Chimneys，111.

[77] Kielar，Anus Mundi，122.

[78] Shik，“Mother-Daughter，”117.

[79] WL，P.III.b. No. 1164，N. Rosenberg，“Zwangsarbeiter fuer Siemens-Schuckert，” January 1960，2；“Bericht Vrba，”285；Lévy-Hass，Vielleicht，10-11；Sommer，KZ-Bordell，194-95.

[80] WL，P.III.h. No. 782，E. Zwart，“Incidents in Birkenau，” n.d.（1958年2月前），pp. 8-9；ibid.，No. 271，interview with L. Reig，June 2，1956，p. 3（感谢Jeff Porter的翻译）；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des Lagers Auschwitz II，” n.d.（c. spring 1945），Bl. 60；Delbo，Auschwitz，117。

[81] OdT，vol. 8，159-61，260；WL，P.III.h. No. 1007，E. Wuerth-Tscherne to Zentralstelle der baltischen Flüchtlinge，April 5，1949；Rolnikaite，Tagebuch，189.

[82] 例子参见Kielar，Anus Mundi，127。

[83] Quote in P. Levi，“Films and Swastikas，” La Stampa，February 12，1977，in Belpoliti，Levi，37-38. See also Kootz，“Nachwort，”193-94；Mailänder Koslov，“Meshes.”

[84] Frankl，Ja，67；Cohen，Human，73-74；Sommer，KZ-Bordell，196-98.

[85] 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by W. Simoni），n.d.（1947），p. 8. See also Bass，“Love，”344.

[86] Rózsa，“‘Solange，’” quote on 187.有关停经的情况，参见Amesberger et al.，Gewalt，85-88；Flaschka，“‘Pretty，’”81。

[87] Shik，“Erfahrung，”110-13；Hughes，“Forced Prostitution，”249；Sommer，KZ-Bordell，198-201.

[88] Langbein，Menschen，452；Hájková，“Barter，”516.

[89] 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35. 关于犹太种族大屠杀独特性的讨论，参见Stone，“Historiography”。

[90] Gradowski，“Tagebuch，” quotes on 162，166.格拉多夫斯基可能是1942年12月8日抵达的；Friedler et al.，Zeugen，376。

[91] Quote in Cohen，Abyss，84.

[92] YVA，03/5787，interview with M. Zelikovitz，1985，quotes on 4（由Kim Wünschmann从希伯来语翻译为英语）。

[93] Cited in Unger，“Encounter，”280.

[94] OdT，vol. 7，46；Grotum，Archiv，255-57；Kubica，“Children，”206.

[95] Interview with J. Erner，n.d.（1945-46），in Tych et al.，Kinder，106；Interview with Z. Minc，April 28，1947，ibid.，200；Rolnikaite，Tagebuch，189-93；Buser，Überleben，158-79；Kubica，“Children，”246-47.

[96] Kubica，“Children，”249-50；Lenard，“Flucht，”164.

[97] LG Ulm，Urteil，September 8，1969，JNV，vol. 33，209. See also OdT，vol. 8，170-73.

[98] Quote in APMO，Proces Höss，Hd 6，Bl. 38-45：O. Wolken，“Lager-Bilder，” n.d.（spring 1945），Bl. 43.

[99]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87，127，153，167，197，Mitron quote on 125；OdT，vol. 7，55-56.

[100] Shik，“Mother-Daughter，”124.

[101] Stargardt，Witnesses，216-17，378；Heberer，Children，300.

[102] J. Avram testimony，1955，in Heberer，Children，177-80，quote on 179。关于“集中营母亲”，参见Amesberger et al.，Gewalt，251-52。目前还不清楚当时是否有“集中营父亲”的说法，不过似乎也有这种情况。比如奥托·沃尔肯就救过一名意大利男孩（参见第10章），并把他当作自己的“集中营儿子”；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60。

[103] Shik，“Mother-Daughter，”112-21.

[104] Buser，Überleben，133，215-16.

[105] BArchL，B 162/5109，Bl. 1885-90：letter Molly I.，October 27，1964，quote on 1889. Molly I.跟女儿一起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但她幸存了下来，一直坚持到1945年4月贝尔根-贝尔森解放。概况参见OdT，vol. 8，138-39，152-55。

[106] OdT，vol. 1，20-21.

[10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árný“Familienlager”；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4-85，96-97；Kubica，“Children，”240；“Bericht Vrba，”252。

[108] Keren，“Family Camp”；Stargardt，Witnesses，215-16；Kárný“Familienlager，”134，172-73，194-97，204；Kubica，“Children，”230，289；Vrba，Forgive，190-92；Heberer，Children，168，312.

[109] Steiner and Steiner，“Zwillinge，” quote on 127；Kárný“Familienlager，”214-23；Czech，Kalendarium，731，734-37.

[110] Buggeln，Arbeit，262，550.

[111] DAP，Aussage S. Baretzki，February 18，1965，29242-43；Buser，Überleben，150，188；Stargardt，Witnesses，216.

[112] 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labelled 17 on microfilm），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

[113] 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2；Schulte，“London，”223.

[114]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557-58.

[115] 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R. Höss，Besprechungen im “Haus der Waffen-SS，” September 24，1942.

[116] Ibid.，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Kremer，“Tagebuch，”217.

[117] Quotes in 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R. Höss，Bericht über Schlussbesprechung des Hauptamtschefs am 23.9.1942. See also Friedler et al.，Zeugen，89. 尽管波尔的日程上安排了去2号地堡，但不清楚他是否真的去了；霍斯的总结上没有提及波尔视察的地点；USHMM，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19，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

[118] Ibid. 最终，这家妓院直到1944年才开；Sommer，KZ-Bordell，45。

[119] Broszat，Kommandant，145.

[120] IfZ，F 13/8，Bl. 486-87：R. Höss，“Dr. Lolling，” November 1946；ibid.，Bl. 467：R. Höss，“Karl Bischoff，” n.d.（1946-47）；ibid.，F 13/7，Bl. 393-96：R. Höss，“Hartjenstein，” November 1946；Broszat，Kommandant，137（note 2），138（note 1）.

[121] USHMM，1998.A.0247，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Dicks，Licensed，122.

[122] IfZ，KL Auschwitz to WVHA，March 25，1942，ND：NO-2146；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

[123] Pohl to LK et al.，April 30，1942，IMT，vol. 38，365-67，ND：129-R；Perz，“Wehrmacht，”69.

[124]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Glücks to Pohl，August 28，1942.

[125] BArchL，B 162/5222，Bl. 28-39：Vernehmung Hans K.，May 22，1962. See also Lasik，“SS Garrison，”329.

[126] Mailänder Koslov，Gewalt，195-201，224-29.

[127] Tuchel，“Wachmannschaften，”140-41；IfZ，F 13/6，Bl. 369-82：R. Höss，“Theodor Eicke，” November 1946，Bl. 382.

[128] Leleu，Waffen-SS，54-87，169-89，1090. 简要综述，参见Heinemann，“Rasse，”341-49，539-42；Longerich，Himmler，621-22，693-701。

[129] Tuchel，“Wachmannschaften，”142-43；Mailänder Koslov，Gewalt，130-31.

[130] 有些也来自西欧，比如荷兰、法国和丹麦；OdT，vol. 7，137；Buggeln，Arbeit，457-60。

[131] Tuchel，“Wachmannschaften，”144；Hördler，“Ordnung，”163-64.

[132] Hördler，“Wehrmacht，”13；idem，“Ordnung，”168-69；Golczewski，“Kollaboration，”179-80；Arad，Belzec，19-22；Pohl，“Trawniki-Männer”；Black，“Foot Soldiers.”被转移到特拉维尼基的其中一人是Ivan Demjanjuk，他曾是索比堡的看守，1943年秋天抵达弗洛森比格。数十年的调查、庭审和申诉后，Demjanjuk在2011年，也就是去世的前一年被慕尼黑法庭判处五年监禁；Volk，Urteil；Benz，“John Demjanjuk”。

[133] Stiller，“Zwangsgermanisierung，”118.

[134] 例子参见BArchB，R 187/598，KL Buchenwald，KB 5/43，May 12，1943。

[135] Quote in BArchB，NS 4/Au 1，Meldung an die Lagerführung Birkenau，July 13，1944. 关于党卫队二等兵马沙尔被解职和之后的命运（他被处分，重新贬为看守），参见Hördler，“Ordnung，”178-79。关于党卫队呼吁的同志友谊，参见Tuchel，“Wachmannschaften，”148。

[136] Leleu，Waffen-SS，271-77.

[137] Buggeln，Arbeit，424；Mailänder Koslov，Gewalt，269；Stiller，“Zwangsgermanisierung，”121；Golczewski，“Kollaboration，”180；Riedle，Angehörigen，84-85.

[138] BArchB，NS 3/426，Bl. 101：WVHA to LK，10 July 1943；IfZ，F 13/6，Bl. 359-68：R. Höss，“Globocnik，” January 1947，Bl. 364-65.

[139] 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38-39。

[140] Buggeln，Arbeit，427-28.

[141] WL，P.III.h. No. 228，Bericht E. Federn，n.d.；ibid.，No. 418，E. Clemm，Erfahrungsbericht über Auschwitz，November 27，1945.

[142] 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69-70。

[143] Sprenger，Groβ-Rosen，211-12；BArchL，B 162/7999，Bl. 924：KL Gross-Rosen to WVHA-D，June 16，1944；ibid.，Bl. 925：KL Gross-Rosen to WVHA-D，August 26，1944.

[144]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0-21，124-25，259-66，273，280-81，486-87.

[145] 从1944年初开始，波尔禁止指挥官用关禁闭的手段处罚女看守；StN，WVHA to LK，January 17，1944，ND：NO-1549。

[146] Broszat，Kommandant，177.

[147] NARA，RG 549，000-50-11 Ravensbrück CC（Box 522），testimony of J. Langefeld，December 26 and 31，1945；Broszat，Kommandant，177-78；Strebel，Ravensbrück，70-71；Heike，“Langefeld，”13-14；Hördler，“SS-Kaderschmiede，”119. 概述参见Schwartz，“Eigensinn”。

[148]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10-11，240，282-86. See also Tillion，Ravensbrück，147；Schwarz，Frau，170-76；Mühlenberg，SS-Helferinnenkorps，322-25，418-20.

[149] Mailänder Koslov，Gewalt，439. See also ibid.，435-39；Hördler，“Ordnung，”142；Kielar，Anus Mundi，348-49.

[150]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18，411-24，441-50，487-88.

[151] 例子参见YVA，Tr-10/1172，LG Düsseldorf，Urteil，June 30，1981，pp. 238-39。

[152] BArchL，B 162/5109，Bl. 1859-69：Protokoll Efim K.，September 19，1962；ibid.，Bl. 1853-58：Protokoll Zelik G.，November 5，1962.

[153] Quotes in BArchL，B 162/5109，Bl. 1854：Protokoll Zelik G.，November 5，1962；ibid.，Nr. 5120，Bl. 2423：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Sima S.，October 14，1965. See also ibid.，Nr. 5117，Bl. 1670-75：Protokoll Zusman S.，September 9，1962；OdT，vol. 8，133，139，172. 潘尼克战后失踪了，一直没有被起诉；ibid.，143。

[154] Mühlhäuser，Eroberungen. See also Berger，Experten，344-46；Sémelin，Säubern，315-19；Weitz，Century，227-33；Gourevitch，We Wish，115.

[155] Shik，“Sexual Abuse”；Amesberger et al.，Gewalt，142-46；Langbein，Menschen，457-58. 集中营看守强奸犯人不会被处罚，这种说法是错误的（e.g.，Hedgepeth and Saidel，“Introduction，”9，n. 6）。有关党卫队严禁与囚犯发生性行为的官方命令，参见KB Nr. 5/43，February 18，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24。风传鲁道夫·霍斯跟一名奥斯维辛女囚有不正当关系，但没有充分的证据；Sommer，KZ-Bordell，205，414（n. 123）。

[156] Quote 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202.

[157] DAP，Aussage R. Böck，August 3，1964，14194.

[158] Langbein，Menschen，421.

[159] 例子参见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51，181。

[160] Schmid，“Moll.”

[161] Broszat，Kommandant，197.

[162] Quote in Kohlhagen，Bock，87（写于1945年）。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474，480-81；Dirks，“Verbrechen，”168-69；Mailänder Koslov，Gewalt，292-93.

[163]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96；Lasik，“Garrison，”337. 在大屠杀期间，上级的此类提议并不是没有先例；Browning，Männer，22，105。

[164] IfZ，F 13/8，Bl. 488-91：R. Höss，“Dr. Eduard Wirths，” November 1946；Lifton and Hackett，“Doctors，”310-11；Lifton，Doctors，384-414；Langbein，Menschen，411-32；Beischl，Wirths，93-113，217-225，229.

[165] 纳粹种族灭绝之战中跟德国士兵的比较，参见Werner，“‘Hart’”。

[166] Broszat，Kommandant，197-201，quote on 198；Stangneth，Eichmann，quote on 359；Langbein，Menschen，331，363-64.

[167] Langbein，Menschen，473-74，476-78.

[168] 例子参见Mailänder Koslov，Gewalt，338-39。

[169] Quotes in Kremer，“Tagebuch，”213-14. See also Broad，“Erinnerungen，”166，176；Berger，Experten，119，197，332-33.

[170] Interrogation A. Hradil，August 13，1963，in Friedler et al.，Zeugen，70.

[171] BArchL，B 162/1124，Bl. 2288-2316：Volksgerichtshof Krakow，Urteil，September 5，1946；BArchB（ehem. BDC），SSO，Göth，Amon，11.12.1908.

[172] Orth，SS，202，300.

[173] 营区负责人是卡尔·弗里奇、汉斯·奥迈尔、弗朗茨·约翰·霍夫曼和弗朗茨·霍斯勒；Lasik，“Organizational，”154-55，199-201。关于霍夫曼，参见LG Hechingen，Urteil，March 18，1966，JNV，vol. 23，372。

[174] BArchL，B 162/2985，Bl. 2032-34：Vernehmung Calelzon B.，September 7，1973. See also OdT，vol. 8，65，73，83；Riedle，Angehörigen，193-94.

[175] 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 15，420；LG Cologne，Urteil，May 28，1965，ibid.，vol. 21，87，95；LG Munich，Urteil，December 22，1969，ibid.，vol. 33，313；LG Ansbach，Urteil，April 11，1961，ibid.，vol. 17，154.

[176] 大多数在保护性拘禁营的囚犯在几个月后都会换地方，不是被释放就是被移送到位于战前德国境内条件更艰苦的营地。See OdT，vol. 7，133-50；Stuldreher，“Konzentrationslager.”

[177] Riedle，Angehörigen，193；WL，P.III.h. No. 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pp. 6，30.

[178] Stuldreher，“Herzogenbusch，” quote on 327；LG Munich，Urteil，December 22，1969，JNV，vol. 33，313.

[179] Orth，“Lagergesellschaft，”127-28. 接替赫梅莱夫斯基的指挥官是亚当·格吕内瓦尔德（Adam Grünewald），此人1944年1月在牢房里掐死了10名女囚后也被开除了。尽管遮掩过，但她们的死还是在当地传开，导致劳特尔再次介入。1944年3月，格吕内瓦尔德在海牙被党卫队和警察法庭判处42个月徒刑；BArchB（ehem. BDC），SSO，Grünewald，Adam，20.10.1902，Feldurteil，March 6，1944。

[180] Testimony of Zakis，in 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96-98，quote on 98.

[181] Mallmann and Paul，“Sozialisation，”15；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6-37.

[182] Todorov，Facing，158-61；Wagner，IG Auschwitz，128.

[183] Mailänder Koslov，Gewalt，89.

[184] Broad，“Erinnerungen，”178.

[185] 例子参见Welzer，Täter，215-16。

[186] Orth，“Höβ，”55；Broszat，Kommandant，43-45.

[187] DAP，Aussage S. Baretzki，October 1，1964，19661-68.

[188] USHMM，1998.A.0247，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Bl. 189. See also Broszat，Kommandant，197；Himmler speech to generals，May 5，1944，in Noakes and Pridham，Nazism，vol. 3，618.

[189]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06-24，229-35，252-53，333，414.

[190] Kagan，“Standesamt，”148. See also DAP，44709；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

[191] NAL，WO 208/4661，statement H. Aumeier，July 25，1945，p. 5.

[192] 例子参见Welzer，Täter，202-203。

[193] Mailänder Koslov，Gewalt，327，484，489.

[194] Kremer，“Tagebuch，”211-29.

[195] Quote in WL，P.III.h. No. 418，E. Clemm，Erfahrungsbericht über Auschwitz，November 27，1945，p. 3.

[196] Schwarz，Frau，128-30；Lifton，Doctors，309-11；Langbein，Menschen，405-406. 德尔莫特在1945年即将被盟军拘留之前饮弹自尽。

[197] Broszat，Kommandant，9，174-75，202，quotes on 201；BArchK，All. Proz. 6/97，Bl. 25；Langbein，Menschen，351；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288-91. 关于霍斯在奥斯维辛的生活，也可参见Setkiewicz，Zycie，103-16。

[198] KB Nr. 16/42，September 3，1942，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169；Rundschreiben，February 10，1943，ibid.，220；Rundschreiben，April 19，1943，ibid.，248；StB Nr. 11/44，April 4，1944，ibid.，432；StB Nr. 19/44，July 14，1944，ibid.，470；StB Nr. 30/44，December 11，1944，ibid.，520. See also Steinbacher，“Musterstadt，”188-89；Czech，Kalendarium，296；Merziger，Satire，148-49，342-44；Bahro，SS-Sport. 1944年，演员Johannes Riemann到施图特霍夫和奥斯维辛巡演（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26；Hördler，“Ordnung，”186）。

[199] WL，P.III.h. No. 782，E. Zwart，“Incidents in Birkenau，” n.d.（1958年2月前），pp. 5-6。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435-37；WL，P.III.h. No. 1174a，LG Frankfurt，Vernehmung R. Kagan，December 8-10，1959，p. 7；Fackler，“‘Lagers Stimme，’”484-89；Gilbert，Music，175-90. 比克瑙交响乐团中囚犯的回忆录包括 Fénelon，Musicians；Lasker-Wallfisch，Inherit；Menasche，Birkenau。

[200] KB Nr. 5/41，April 18，1941，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1；StB Nr. 7/44，February 14，1944，ibid.，406；Steinbacher，“Musterstadt，”189；Dirks，“Verbrechen，”150-51，163-64.

[201] 在更靠近帝国腹地的集中营里也有为乌克兰看守设立的妓院（这些看守不能进入政府开设的德国妓院），这里遭到虐待的女性都是集中营里的囚犯。See Sommer，KZ-Bordell，44-47，95-97，440（n. 5）；Vossler，Propaganda，351.

[202] Steinbacher，“Musterstadt，”183-84，205-40，242-45. See also Dwork and Van Pelt，Auschwitz，passim；Dirks，“Verbrechen，”163；Wagner，IG Auschwitz，73；KB Nr. 5/41，April 18，1941，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1.

[203] Steinbacher，“Musterstadt，”184-86；Schwarz，Frau，115-19，150，158-60. See also StB Nr. 9/43，April 10，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42；StB Nr. 12/43，April 15，1943，ibid.，245-46；StB Nr. 33/43，August 21，1943，ibid.，328-29.

[204] Dirks，“Verbrechen，”154-55，165-66；Schwarz，Frau，118-19；Steinbacher，“Musterstadt，”185-86；Langbein，Menschen，511；KB Nr. 10/41，May 28，1941，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3. 在党卫队集中营里工作的女性大多数未婚。

[205] Lifton，Doctors，395-99，quote on 398；Schwarz，Frau，102，168-69.

[206]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7；KB Nr. 8/42，April 29，1942，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130.

[207] Schwarz，Frau，141-42.

[208] 例子参见Van Pelt，Case，238；BArchB，NS 4/Sa 2，Bl. 10-12：KL Sachsenhausen，Tatbericht，June 18，1942。

[209] 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quote on 290；Langbein，Menschen，353.

[210] StB Nr. 7/43，March 30，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39；StB Nr. 9/44，March 8，1944，ibid.，420；StB Nr. 30/44，December 11，1944，ibid.，519-20.

[211] Affidavit R. Höss，April 5，1946，IMT，vol. 33，275-79，ND：3868-PS，p. 278；Schwarz，Frau，151.

[212] 例子参见KB Nr. 25/43，June 11，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292。

[213] StB Nr. 25/43，July 12，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06. 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516；Dirks，“Verbrechen，”166-68；Schwarz，Frau，124；DAP，Vernehmung E. Bednarek，November 29，1960，3130.

[214] Schwarz，Frau，103，146-47，151-52，279-80.

[215] Quote in Segev，Soldiers，195.

[216] Testimony S. Dubiel，August 7，1946，in Bezwińska and Czech，KL Auschwitz，288-91；Schwarz，Frau，142；Langbein，Menschen，352；Strzelecki，“Plundering，”168.

[217] Longerich，Himmler. 关于纳粹主义和道德观的概述，参见Welzer，Täter，18-75；Koonz，Conscience；Weikart，Ethic。

[218] See contribution by Dan Diner in Frei and Kantsteiner，Holocaust，103-104.

[219]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quotes on 145-46；IfZ，F 37/5，Himmler diary，October 4，1943. 详情参见Orth，“‘Anständigkeit’”。

[220]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quotes on 146。此次讲话的录音保存在NARA。

[221] Bajohr，Parvenüs，96-97，162-63，quote on 162；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6；Scheffler，“Praxis，”232-34；BArchB，NS 19/1916，Bl. 124-31：Kriminalstatistik für das 1. Vierteljahr 1943. 详情参见Dean，Robbing。

[222] Strzelecki，“Plundering，”147-48；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4；“Bericht Vrba，”229.

[223] Strzelecki，“Plundering，”149；idem，“Utilization，”404-406，408-411；Czech，Kalendarium，790. 关乎肥皂的谣言，参见Strzelecki，“Utilization，”415；Neander，“‘Seife’”。

[224] USHMM，RG-11.001M. 03，reel 37，folder 275，Zentralbauleitung Auschwitz to WVHA-C，June 9，1942；ibid.，reel 19，folder 19，Besichtigung durch SS Obergruppenführer Pohl am 23.9.1942；Strzelecki，“Plundering，”149-52；Broszat，Kommandant，253.

[225] K. Hart，I Am Alive（London，1961），extract in Adler et al.，Auschwitz，82-84，quote on 82. See also Strzelecki，“Plundering，”137-38，151；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4-305；testimony K. Morla，n.d.，cited in ibid.，297-98

[226] 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pp. 11-12；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5；Broszat，Kommandant，254.

[227] Strzelecki，“Utilization，”407-12；WVHA to LK，January 4，1943，in Schnabel，Macht，262-63.

[228] Frank to SS Administration in Lublin and Auschwitz，September 26，1942，TWC，vol. 5，695-97，ND：NO-724；Pohl to Himmler’s office，February 6，1943，ibid.，699-703，ND：NO-1257；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uary 5，1944，ND：4024-PS，p. 13. See also Lumans，Auxiliaries，especially page 203.

[229] Judgment U.S. Military Tribunal II，November 3，1947，TWC，vol. 5，958-1064，quote on 988.

[230] Quotes in Hildebrandt to Himmler，n.d.（1943），in Schnabel，Macht，248；BArchK，All. Proz. 6/12，Bl. 53. See also Pohl to Himmler，November 29，1944，in ibid.，249；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21，1947，pp. 1-4；StN，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pp. 2-3；de Rudder，“Zwangsarbeit，”221-25；NAL，HW 16/21，GPD Nr. 3，WVHA-D to KL Auschwitz，October 22，1942；ibid.，HW 16/22，GPD Nr. 3，WVHA-D to KL Auschwitz，December 18，1942.

[231] 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NCA，supplement B，1582-85；K. E. Möckel，“Aktion ‘R，’” July 7，1947，extract in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306；ibid.，291；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57-60. 格洛博奇尼克此前一直被怀疑欺诈，他显然要下大力气证明自己的廉洁。

[232] Hayes，Cooperation，esp. 181-84. 并不是所有送回去的贵金属都要经过加工；1945年美国军队发现了数十个仓库，里面储藏的贵金属都保持着原有的状态，没有被精炼。

[233] WVHA-A to Himmler，October 8，1942，in Tuchel，Inspektion，151. See also Strzelecki，“Utilization，”400.

[234] Strzelecki认为，单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劫掠的赃物就至少价值数亿德国马克；Strzelecki，“Plundering，”169。概述参见Kaienburg，Wirtschaft，1079。

[235] 纳粹的总体所得，参见Aly，Volksstaat，311-27；Dean，Robbing，391-95。

[236] Marszałek，Majdanek，92；YVA，Globocnik to Himmler，Janüary 5，1944，ND：4024-PS，p. 23.

[237] Bajohr，Parvenüs，189-90.

[238]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16-29.

[239] Gross，Golden Harvest.

[240] Arad，Belzec，92，quote on 161-62；Bajohr，Parvenüs，120-36.

[241] Kautsky，Teufel，94.

[242] 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42。

[243] Quote in Mailänder Koslov，Gewalt，254. See also 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5-97；Kilian，“‘Handlungsräume，’”135-36；Broad，“Erinnerungen，”176；DAP，Urteil LG Frankfurt August 19-20，1965，37195-96.

[244] OdT，vol. 8，262；Paserman，“Bericht，”154.

[245] Greif，Wir weinten，277-78. 对“加拿大”突击队的嫉妒之情，也可参见BoA，testimony of G. Kaldore，August 31，1946。

[246] Rózsa，“‘Solange，’”133；Kautsky，Teufel，253.

[247] Quote in Harshav，Last Days，696，diary entry，July 19，1944.

[248] Levi，If，84-85，quote on 84；Wagner，IG Auschwitz，138-39.

[249] Lenard，“Flucht，”145.

[250] Kielar，Anus Mundi，131；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49，160，190.

[251] Testimony O. Wolken，1945，in Adler et al.，Auschwitz，120.

[252] Maršálek，Mauthausen，53；Marszałek，Majdanek，137；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19-20；OdT，vol. 8，261；NAL，WO 235/309，Aussage L. Ramdohr，August 21，1946，pp. 1-2.

[253] BArchB（ehem. BDC），SSO，Aumeier，Hans，20.8.1906，KL Auschwitz，Aktenvermerk，November 30，1943；ibid.，Vernehmungsniederschrift，January 17，1944.

[254] Langbein，Menschen，457-58；Schwarz，Frau，167-68；OdT，vol. 5，196；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162-63；Hördler，“Ordnung，”144；Broad，“Erinnerungen，”168.

[255] Orth，“Kommandanten，”760.

[256] BArchB，NS 4/Sa 2，Bl. 22-26：K. Wendland to Gestapo，April 1942，quote on 23；ibid.，Bl. 10-12：K L Sachsenhausen，Tatbericht，June 18，1942；ibid.，Bl. 14-20：RKPA，Vernehmung H. Loritz，June 20，1942；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14-15.

[257] Riedel，Ordnungshüter，273-86；OdT，vol. 2，493-95；ArchB，NS 4/Sa 2，Bl. 22-26：K.W endland to Gestapo，April 1942.

[258] BArchB，NS 4/Sa 2，Bl. 14-20：RKPA，Vernehmung H. Loritz，June 20，1942；ibid.，Bl. 27：Loritz to Pohl，June 24，1942；IfZ，statement P. Wauer，May 21，1945，ND：NO-1504，p. 5.

[259] Bajohr，Parvenüs，164-66. 希姆莱的开销，可参见最近揭露出的他的私人通信；www.welt.de/himmler/。

[260] 洛里茨的仕途，参见Riedel，Ordnungshüter，passim。

[261] 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2，1947，pp. 4-6（波尔大力辩解过自己的行为）；Dillon，“Concentration Camp SS，”84。

[262] WVHA对贪腐局势的认识，参见BArchB，NS 3/426，Bl. 82：WVHA-D to LK，June 12，1943。

[263] Orth，“Kommandanten，”760；BArchB（ehem. BDC），SSO，Piorkowski，Alex，11.10.1904，Himmler to Piorkowski，May 31，1943.

[264] Riedel，Ordnungshüter，288-326；OdT，vol. 2，494.

[265]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KL Lublin to WVHA-D，July 15，1942；ibid.，Stab Reichsführer SS to SS Personalhauptamt，July 25，1942；ibid.，Koch to SS und Polizeigericht Krakow，August 2，1942；ibid.，SS Polizeigericht Berlin，EV，February 17，1943；Mailänder Koslov，Gewalt，345-50；Marszałek，Majdanek，136（日期和数字都不对）；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93。

[266]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Himmler to Berger，March 12，1943. See also ibid.，Brandt to Berger，March 24，1943；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

[267]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Weuster to Jüttner，August 25，1943. 党卫队第一次对科赫的调查开始于1941年，在1943年7月时被希姆莱叫停。

[268] Weingartner，“Law”；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Chef des Hauptamtes SS-Gericht to Himmler，August 3，1944；testimony K. Morgen，August 7，1946，IMT，vol. 20，488-89；Gross，Anständig，145-48.

[269] 对摩根战后证词的敏锐分析，以及一些历史学家不加评判的利用，参见Wittmann，Beyond Justice，160-74。

[270] 例子参见testimony of K. Morgen，August 7-8，1946，IMT，vol. 20，490，504-505，511。苏联首席检察官在庭审时认为摩根是“最出名的伪证者”之一；ibid.，vol. 22，323。

[271]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p. 46-47，74-75，ND：NO-2366.

[272] Ibid.，quote on 35.

[273] 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K. Morgen，Ermittlungsbericht，December 5，1943；ibid.，ZBV-Gericht Kassel，Anklageverfügung gegen G. Michael，December 5，1943. 米夏埃尔是否被判刑、何时被判刑都不清楚。

[274] BArchL，B 162/4782，Anklageschrift gegen H. Hackmann，November 15，1974，pp. 120-23.See also ibid.，B 162/7998，Bl. 746-47：Zentrale Stelle to StA Koblenz，May 14，1970；BArchB（ehem. BDC），SSO，Hackmann，Hermann，11.11.1913；Hördler，“Ordnung，”50. 美国在1955年解除了对哈克曼的监禁。1981年，哈克曼在杜塞尔多夫接受审判，按罪被判10年徒刑，被关进了马伊达内克的监狱。

[275]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p. 38-39，48，ND：NO-2366；IfZ，F 65，PP. 57-68：Dr. Morgen，Die Unrechtsbekämpfung in Konzentrationslagern，December 21，1945（此处是Wiebeck的评论）；ibid.，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Bl. 19。

[276] 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pp. 40-46，ND：NO-2366；StAAu，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I. Koch，April 29，1949，pp. 13-14；BArchB，Film 2922，Bl. 2699424：Polizeipräsident Weimar to Hauptamt SS-Gericht，March 26，1945；NARA，RG 549，000-50-9，Box 437，Interrogation H. Schmidt，March 2，1947；Weingartner，“Law，”292-93.

[277] Testimony G. Reinecke，August 7，1946，IMT，vol. 20，436；testimony K. Morgen，August 7，1946，ibid.，488；IfZ，F 65，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Bl. 11.

[278] 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Chef des Hauptamtes SS-Gericht to Himmler，August 3，1944；ibid.，Morgen to Breithaupt，February 2，1944；Weingartner，“Law，”289；IfZ，F 65，Bl. 57-68：Dr. Morgen，“Unrechtsbekämpfung in Konzentrationslagern，” December 21，1945，Bl. 67；ibid.，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 其他机构也在跟进集中营内欺诈和盗窃案件，包括当地的党卫队、RSHA和WVHA（e.g.，OdT，vol. 8，110；OdT，vol. 6，652-58）。比较大的案件中有一例是警方针对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内卑劣行为的调查，1943年11月启动；据一名熟知内情的幸存者所述，1944年秋天两名党卫队队员因为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盗窃衣服和财物被枪决（IfZ，F 65，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Bl. 10；Weiss-Rüthel，Nacht，128，160-61；Banach，Elite，171；Riedle，Angehörigen，244-45）。

[279] 除了布痕瓦尔德之外，摩根的调查团队还在奥斯维辛、马伊达内克、普拉绍夫、萨克森豪森和达豪展开了调查。战后，摩根还为自己邀功，声称自己参与了海泽根布什和华沙的反腐调查，虽然他在这两个案子里并没有起到作用；IfZ，F 65，Bl. 57-68：Dr. Morgen，“Unrechtsbekämpfung in Konzentrationslagern，” December 1，1945，Bl. 66；ibid.，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

[280] Quotes in IfZ，F 65，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

[281] BArchB（ehem. BDC），SSO，Florstedt，Hermann，18.2.1895，Glücks to SS Personalhauptamt，March 5，1943；ibid.，Terminnotiz，November 10，1943；ibid.，Film 2922，Bl. 2699424：Polizeipräsident Weimar to Hauptamt SS-Gericht，March 26，1945. 有些未经确认的报告称，弗洛施戴特在战争结束之前就被处决了；Orth，SS，208（n. 13）。

[282] BArchL，B 162/1124，Bl. 2288-2316：Volksgerichtshof Krakow，Urteil，September 5，1946，Bl. 2312-13；OdT，vol. 8，271. 1946年9月，戈特在克拉科夫被判处死刑并处决。

[283] DAP，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798（日期错误），5820，5857；ibid.，Aussage G. Wiebeck，October 1，1964，19700-701。

[284] Quote in StB Nr. 51/43，November 16，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59. 这类严厉的威胁并不少见。1944年5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员工不得不承认，自己知道“私自拿取一丝一毫的犹太人财产都会被判处死刑”；Strzelecki，“Plundering，”167。

[285] DAP，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799；Langbein，Menschen，339；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7.

[286] IfZ，F 65，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quote on 112；ibid.，Bl. 72-74：Erklärung G. Wiebeck，March 22，1954.

[287] Tuchel，“Registrierung”；Lasik，“Organizational，”170-92；Langbein，Menschen，371-73；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p. 108；BArchB，RS B5261，Lebenslauf M. Grabner，n.d.（1939）.

[288] IfZ，G 20/1，Das Oberste Volkstribunal，Urteil，December 22，1947，p. 111.

[289] StB Nr. 54/43，December 1，1943，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371；DAP，Vernehmung F. Hofmann，April 22，1959，3880.

[290] DAP，Aussage G. Wiebeck，October 1，1964，19700-701；ibid.，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866. 摩根后来称，格拉布纳被指控参与2000次谋杀（testimony K. Morgen，August 7-8，1946，IMT，vol. 20，507）。然而，摩根团队中的一名成员作证说，格拉布纳被控参与不到200次谋杀（DAP，Aussage H. Bartsch，March 13，1964，5864-65）。摩根的团队还针对两位布痕瓦尔德官员非法杀戮囚犯的行为发起指控，这两个人分别是集中营医生Waldemar Hoven和地堡监督人Martin Sommer，不过这两个人直到战争结束都没有被定罪。

[291] DAP，Aussage G. Wiebeck，October 1，1964，19700-703，Boger quote on 19703；ibid.，Aussage W. Hansen，November 27，1964，26002-3；ibid.，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3-56.

[292] 海泽根布什集中营的指挥官亚当·格吕内瓦尔德因为在拘留室掐死了几名囚犯，在1944年被党卫队法庭定罪（参见注179），他的案子反映了希姆莱的态度。作为党卫队最高领袖，希姆莱很快把格吕内瓦尔德捞了出来，不仅让他免于服刑，还奖励了他一周的假期。格吕内瓦尔德随后加入了党卫队骷髅师。See BArchB（ehem. BDC），SSO，Grünewald，Adam，20.10.1902.

[293] DAP，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6-57；Langbein，Menschen，374-75；Broad，“Erinnerungen，”194.

[294] DAP，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2.

[295] 例子参见Hackett，Buchenwald，126，341。

[296] Czech，Kalendarium，672.

[297] IfZ，F 65，Bl. 111-12：Morgen to RKPA，June 16，1944；BArchB（ehem. BDC），SSO，Morgen，Konrad，8.6.1909，SS-Richter beim Reichsführer SS to Chef des Hauptamtes SS-Gericht，August 26，1944；Longerich，Himmler，311.

[298] 最后一点，参见Himmler to Bormann，February 10，1944，in Heiber，Reichsführer！，316。

[299] IfZ，F 65，Bl. 10-20：Cernely to RKPA，June 30，1944.

[300] StN，EE by G. Wiebeck，February 28，1947，ND：NO-2331；Schmeling，Erbprinz，98；testimony of G. Reinecke，August 7，1946，IMT，vol. 20，439；DAP，Aussage K. Morgen，March 9，1964，5592.

[301] Schulte，Zwangsarbeit，40-41；Schwarz，Frau，93（n. 15）；OdT，vol. 2，340-41；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643.

[302] Bindemann，“Koserstrasse 21”；Koch，Himmlers，75-77，81；StN，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ND：NO-4728，p. 7.

[303] See also Bajohr，Parvenüs，192.

[304]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40.

[305] OdT，vol. 2，340-41；Schulte，Zwangsarbeit，32.也可参见第8章。

[306] OdT，vol. 4，535-38；Koch，Himmlers，78-80；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17，1946，p. 8. 波尔手下的其中一家党卫队企业DVA为农业试验买下了一处地产，波尔用很低的价格租用了这座庄园。

[307]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5，229，240. See also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Fragebogen zur Berichtigung der Führerkartei，October 1936；ibid.，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2，1947，p. 2.

[308]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199-200，212，quote on 240.

第8章 经济与种族灭绝

奥斯瓦尔德·波尔被海因里希·希姆莱提拔为集中营系统的总负责人后不久，他就召集集中营党卫队的顶层领导人在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的总部召开了为期两天的重要会议。1942年4月24日和25日，自信满满的波尔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计划日程。他宣布，自己治下关心的全是经济问题，如今的首要目标是启动军备生产。他又补充说，唯一能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就是驱使囚犯，直到他们倒下为止：工作时间应该无限延长，午餐的休息时间要尽量压缩。“为了取得最好的业绩，”波尔总结说，“必须真正耗尽囚犯们的体力。”为了强调这一指令的重要性，波尔将贯彻落实的责任落到了每名指挥官的头上。[1]但他传达的含义不仅限于经济。他还想给新部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震慑他们。在这么多集中营党卫队老手面前——以里夏德·格吕克斯为首的14座主要集中营指挥官——波尔迫切想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尽管部分官员对他的高升有怨言，但波尔很快确立了自己集中营系统总领导的权威地位。[2]

波尔跟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亲密往来——彼此频繁通信，还会定期会面或通过经济与管理部里加密的电话进行沟通——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所有集中营党卫队队员都知道全国领袖非常尊敬他。反过来，波尔也对比自己年轻的这位良师益友卑躬屈膝、全心全意。他将希姆莱的愿望当作神圣的指令，任何胆敢质疑希姆莱和自己的人都会被严惩。[3]希姆莱仍然是集中营实际的掌门人；在战争的后半段，所有重要的决议都要先经过希姆莱的同意。他通过经济与管理部跟进囚犯的数量和死亡人数，还经常询问额外的细节。[4]希姆莱甚至抽时间去进一步视察，1942年至少五次前往集中营。[5]这类视察并不是徒有形式，希姆莱仍然是一个严厉苛刻的统治者。比如在1942年5月1日，他没有事先通知突然造访达豪，途中经过菜园时发现那里的囚犯干活太慢（在他看来），他马上跳下车子，将审头、哨兵和党卫队的小分队头目痛骂一顿，然后下令让这些囚犯一直干到夜里。当得知大多数囚犯是牧师时，希姆莱大声说道：“这些杂种就该干到死！”[6]

随着战事陷入胶着状态，希姆莱的视察和介入不如以前频繁了。作为带头支持全面战争的领导，他积累的权力越来越大。希姆莱被提拔为帝国内政部部长（1943年8月）和后备军司令（1944年7月），新职位所带来的事务占用了他大部分时间。[7]但他从没忘记集中营，还继续为集中营制定总体方略。我们即将看到，有些宠物计划——比如人体实验和为了德国战时经济而剥削囚犯——仍有他微观管理的痕迹，挑动波尔等下级接受更极端的方案。

奥斯瓦尔德·波尔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

集中营被纳入奥斯瓦尔德·波尔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时，正值德国经济发生重大改变。1942年初，纳粹领导人陷入了对未来的不确定。军队在苏联遭遇了戏剧性的挫败，军工生产陷入停滞，德国面临着一场开放式的全球大战。为了提高军备产出，政府采取了几项重要的举措，以两个重要的任命作为象征。1942年2月，希特勒将自己的门徒阿尔贝特·施佩尔提拔为军备部部长；同年3月，图林根大区长官弗里茨·绍克尔（Fritz Sauckel）被任命为劳工调动的全权总代表。他们疯狂的激进主义思想和充满热情的言谈很快令他们成了德国战时经济的主要参与者。[8]

这些人事变动让海因里希·希姆莱产生了危机感，他担心施佩尔和绍克尔会将自己挤走。[9]为了困住这两个竞争对手，让他们远离集中营的劳工，希姆莱在1942年3月初匆匆下令，将集中营督察组并入刚成立的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10]希姆莱表面上将这次重组归为经济上的考虑。将集中营纳入波尔的经济与管理部可以最大限度地剥削囚犯，“每个人每分每秒都要为我们的胜利而劳动，直到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时刻”。[11]希特勒被说服了，至少目前如此，并私下同意扩大在集中营里的军备生产。[12]

将集中营交到波尔手中对希姆莱而言是上策。波尔对集中营并不陌生，而且在过去几年也积攒了比较大的影响力。跟默默无闻、不能常见到希姆莱的集中营督察官里夏德·格吕克斯不同，波尔既是希姆莱的密友又是党卫队的显赫人物，他被提拔为党卫队全国副总指挥就是希姆莱和希特勒在1942年3月17日见面时的决定。他雄心万丈，经济与管理部在他的领导下注定要成为一支主要力量。他全身心投入纳粹事业——他自称“在国家社会主义出现以前自己就已经是一名国家社会主义者了”——心志坚定、人脉活络、具有良好的政治敏锐性，而且长期以来打造了自己令人生畏的形象；下属们惊叹于他的韧性，畏惧他的脾气。他的第二任妻子在给希姆莱的信中用“不可摧毁、健壮、极度坚强”来形容他。[13]显然，任何纳粹权贵之人要想从波尔手中分权之前都要三思而后行，这也是希姆莱的如意算盘。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内部

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是一个庞大的机构，有五个主要的部门，1700名员工，管理着整个欧洲数万名工人。它负责的事务远不止集中营系统；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它参与了党卫队生意和行政的方方面面，从房地产收购到为党卫队部队安排住处。不过，它的五个部门都与集中营有密切联系。A处负责人事、预算和工资，以及给各个集中营划拨资金。食品和衣物供应归B处负责。C处则主管建筑项目，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和火葬场，由党卫队区队长汉斯·卡姆勒领导，他已经开始成为集中营系统中一个重要的人物。至于波尔亲自坐镇的W处负责党卫队企业，比如依旧重度依赖奴工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在1943～1944年的巅峰时期，党卫队经济包括大约30家不同的企业，被剥削的集中营囚犯人数多达4万。[14]不过，集中营系统的行政中心却是D处，即曾经的集中营督察组，如今仍坐落于奥拉宁堡的T字楼中。

跟其他处相比，D处的规模相当小。[15]1944年9月初，它的员工人数不超过105人。其中有19人是官员；其余是辅助的职员，比如秘书、电报员和电话员、管理员和食堂员工，还有司机（集中营党卫队的汽车有专属的登记编号，从SS-16000到SS-16500）。[16]T字楼里的气氛反映了集中营党卫队的尚武价值观。官员们通常穿制服和靴子上班，工作时间长，直到晚上六七点才下班，还有的人会工作到深夜；个别官员甚至在纳粹武装党卫队食堂吃完晚饭，小酌几杯后直接就睡在T字楼的单间里（其他人则住在奥拉宁堡或者不远的柏林）。[17]跟大多数集中营一样，集中营总部几乎是纯男性工作的地方。1944年9月，员工名单上只有一名女性——巴德夫人（Frau Bade）；身为私人秘书，她也是唯一一名非党卫队平民员工。[18]

D处下设四个部门。[19]大约每隔两周，四个部门的主管就会到位于一层的里夏德·格吕克斯的大办公室参加例会。格吕克斯的副手阿图尔·利布兴切尔负责D-Ⅰ部，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办公室。大部分通信都经过这个办公室。它还负责整理和统计囚犯的数量、遣送、释放和死亡，并且处理各集中营指挥官提交的关于对囚犯施行正式惩罚的申请。D-Ⅰ部还需向各个集中营传达许多其他的指令——来自D处、帝国中央安全局和希姆莱——同时监督集中营内的处决和系统性谋杀。[20]例如，被送往奥斯维辛的犹太人总数、立刻被送去毒气室的人数和被选为劳工的人数都会报到D-Ⅰ部的官员处；格吕克斯定期将数据汇总，报告给波尔。[21]纳粹最终解决方案在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内部已经成了常识，其他许多罪行也是一样。“就连最基层的职工都知道，”波尔在战后供述道，“他们肯定都知道集中营内的情况。”[22]

D-Ⅱ部统管集中营的奴工，随着集中营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这个部门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它的业务量非常庞大：监督所有集中营囚犯的部署。D-Ⅱ部的官员们要给党卫队所有的企业供应囚犯，就像是党卫队经济的“劳动介绍所”，一名曾经的管理人这样形容。后来，奥拉宁堡的官员们分配了成千上万的囚犯给国企和私企。为了时刻跟进奴工的数量变动，D-Ⅱ部定期从集中营收集有关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因为死亡、疾病、疲劳或其他原因——以及当前囚犯部署的数据，总结上报给格吕克斯和波尔。[23]

集中营内的健康事务归D-Ⅲ部负责。在D-Ⅲ部工作的官员通过下达指令和检查报告跟集中营党卫队医生——曾经有数百名党卫队医师在集中营里工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D-Ⅲ部每月会对囚犯患病和伤亡的情况进行总结，上报波尔。[24]D-Ⅲ部负责人恩诺·洛林（Enno Lolling）医生频繁造访集中营，动员医生们投入各种各样的杀戮行动，那些行动需要医疗人员的参与。[25]然而，尽管他举止强硬，地位却并不牢靠。在四个部门当中，他手下的人最少，而且奥拉宁堡的同事们还屡次侵蚀他的势力。[26]除此之外，他的部门在经济与管理部中好像外来者一般，因为还需要向武装党卫队的医疗办公室（属于党卫队总领导办公室）汇报工作，后者给集中营提供设备和医疗用品。[27]D-Ⅲ部的地位因为洛林本人进一步遭到损害。洛林的上级对他还心存好意，但集中营党卫队的其他官员却对他的能力没那么宽容。更糟的是洛林丑闻缠身。关于他吗啡和酒精上瘾的故事已经成为传奇，据说他还染上了梅毒。“在视察时，他很容易就被蒙蔽了，”鲁道夫·霍斯后来写道，“特别是当他沾了酒之后，都发生过好多次了。”[28]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部门D-Ⅳ部负责行政管理事务，包括预算和协调。它还与B处协作，参与集中营党卫队和囚犯们食物和衣物的供应。[29]D-Ⅳ部起初由安东·凯因德尔统领，后来换成了威廉·布格尔（Wilhelm Burger）。[30]布格尔生于1904年，曾在商界历练过一番，于1932年9月加入党卫队。不久之后，他成了一名全职的党卫队官员，最终被调入骷髅部队的管理处（他的晋升并没有被履历上的一个意识形态污点阻碍：布格尔娶过一名犹太后裔，不过1935年离婚了）。战争初期，在骷髅师里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被调到了集中营系统内。1942年6月，正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转变为主要的灭绝中心时，他成了这里的行政主管，并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得到了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毫无保留的赞赏，没有几名高层官员能获此殊荣。霍斯对他的“组织能力”、“冷酷残忍”和“坚强意志”赞不绝口。不到一年的时间，在1943年5月1日，布格尔被晋升到了经济与管理部内的新职位。[31]

这种提拔并非个例：数名在集中营内工作过的党卫队官员后来在D处谋得了高位。最显要的当属霍斯本人，1943年11月离开奥斯维辛后，他去了经济与管理部的首要部门D-Ⅰ部。他就是经常留宿T字楼的狂热官员之一，同事们都称他为“鲁迪”（Rudi）。作为一名在最大的集中营里工作过、经验极其丰富的恐怖行动执行者，霍斯为经济与管理部贡献颇多，并且成了为波尔排忧解难的主力。[32]与此相对，许多官员也反向而行，从D处调去集中营，其中两名离开奥拉宁堡的高层管理者就被调到了集中营担任一把手。阿图尔·利布兴切尔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1943年11月），迅速与霍斯交接了工作；而安东·凯因德尔则搬去了T字楼隔壁，成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1942年9月）。经济与管理部内的高层职位或许待遇更好，但凯因德尔的调动加速了他的事业发展。他调动后刚过了一年，就被提拔为分队长，在党卫队的官阶比霍斯整整高了一级。[33]

将凯因德尔这样的党卫队管理者从总部调到集中营是有现实原因的。集中营的工作人员一直处于紧缺的状态，用有经验的官员填补突然出现的缺口是十分合理的。[34]然而，循环往复的人事调动——涉及奥拉宁堡T字楼中超过半数的官员——可不仅仅是权宜之策。[35]奥斯瓦尔德·波尔追求的是“士兵一样的官员”，能将政治技能与第三帝国战场上的实战经验相结合，因此他非常愿意雇用资深的集中营官员当管理者；奥拉宁堡的许多官员都在集中营里实习过。[36]至于那些从经济与管理部D处调到集中营的人，波尔也希望他们可以在“前线”重新证明自己是“政治军人”，以防他们像特奥多尔·艾克所说的那样，在办公室变得“安逸、肥胖、衰老”。[37]跟帝国中央安全局的恐怖专家们一样，集中营党卫队的管理者们认为自己属于“战斗的行政机构”，以党卫队为名，同时挥舞着笔和剑。[38]

管理集中营

在第三帝国垮台后，神通广大的奥斯瓦尔德·波尔第一时间从他妻子位于巴伐利亚的庄园逃走了，美国士兵没能捉到他。他逃去了德国北部，到了这个国家的另一端，他与第一任妻子生的两个女儿（她们都嫁给了党卫队军官）将他藏了起来。[39]当英国士兵于1946年5月最终捉到他后，波尔又试图逃避自己的过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和绞刑，他开始推脱责任，否认自己参与集中营内的犯罪。他抗议说，即便集中营系统归入了他的经济与管理部，他也没怎么参与其中。除了希姆莱让他监督的劳工布署之外，“所有的内部运营”都由里夏德·格吕克斯继续管理。波尔还补充说，这就是集中营督察组除了名字改为D处以外其余没有任何变动的原因。[40]尽管一些历史学家自此附和了这一观点，认为波尔是个相对来说比较边缘的人物，但他自私自利的叙述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41]

奥斯瓦尔德·波尔绝非集中营有名无实的领袖。的确，集中营系统的运营具有持续性。大多数管理者来自原先的集中营督察组，其中有里夏德·格吕克斯，四位部门负责人中的三位也都如此，他们在经济与管理部内高效地继续着原先的工作。[42]但是，如果我们继续深挖的话，呈现出来的却是不同的景象。将T字楼里的门牌从“集中营督察组”改为“WVHA-D处”不仅仅是换牌子这么简单。集中营实际上确实成了经济与管理部的一部分，波尔也成了他们精力充沛的领导。他或许将日常的事务交给了格吕克斯和奥拉宁堡的下属们，但集中营所有重大的决策中都有他的印迹。他对集中营劳工的关注并没有限制他参与其他事务。毕竟，到了战争后半段，奴工问题即便没涉及集中营的所有方面，但也至少关系到大半——依照希姆莱的心愿，波尔在敦促之下要确保“劳工绝对优先”的原则。[43]

因此，波尔参与了从医疗到建筑、从囚犯特权到大规模灭绝等一系列事务。除了定期从D处获取报告和数据外，他还每周跟里夏德·格吕克斯会面，并定期接见集中营党卫队的其他高层管理者。[44]波尔还召唤集中营指挥官参加当面会晤；从1942年4月他的就职会议以来，集中营指挥官们每隔几个月都要到德国首都参加会议。[45]同时，波尔的总部（位于柏林-里希特菲尔德）和T字楼（位于奥拉宁堡）之间的距离也因电话和特派通讯员的存在而缩短了。[46]所有这一切都使集中营的管理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越来越密不可分。

波尔虽然在柏林了解了许多有关集中营的情况，但他并非纯坐办公室的官僚。一些研究纳粹恐怖统治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党卫队管理层是一群伏案工作的犯罪者，然而恰恰相反，像波尔这样的管理者却经常亲自动手。[47]波尔将自己标榜为理想中的“军人式官员”，亲自下基层推广自己的观点，对当地的许多问题做出裁决。他的主人海因里希·希姆莱驱使他采取更积极的行动，1943年3月时要求他或者格吕克斯每周都应该去不同的集中营走走，督促每一个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我相信，在当前的时刻我们应该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外面企业里那些人身上，”希姆莱对波尔说，“用我们的话语去鞭策他们，用我们的能力去即刻帮助他们。”[48]

这些话成了波尔的口头禅。像之前的艾克一样，他经常出差，上至奥斯维辛这样的综合类大营，下至小小的卫星营，成了许多集中营里的熟面孔。在1942年4月到1944年6月间，他至少视察过四次奥斯维辛集中营。[49]地方官员们肯定很怕他来访——他有时跟希姆莱一样会搞“突然袭击”——他不仅难取悦，而且惩罚起下属来既快又狠。他跟艾克一样令下属惧怕，却远不像艾克那样受人爱戴。他不仅记仇，对工作还有着旁人难以超越的狂热。就连工作狂鲁道夫·霍斯都甘拜下风。两人一起出差的时候，50岁出头的波尔在视察完一个集中营后可以马不停蹄地前往下一站，让比他年轻的霍斯筋疲力尽。“跟他一起出差累死了，”疲惫不堪的霍斯总结说，“一点儿乐趣都没有。”[50]

波尔在集中营系统步步高升，风头盖过了里夏德·格吕克斯。可以确定的是，身为D处的主管，格吕克斯仍然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监督着集中营每日的运营，参与人事和政策决定；1943年11月，他因为长期为集中营党卫队服务而被提拔为地区总队长。但毫无疑问，波尔才是掌控全局的人，就连格吕克斯也接受了这个事实。[51]而格吕克斯的地位也被波尔的一名亲随格哈德·毛雷尔（Gerhard Maurer）从下层不断侵蚀，后者于1942年春加入D处，成了D-Ⅱ部的主管（负责囚犯劳动）。在过去，奥拉宁堡的管理者对强制劳动力的关注有限。[52]但毛雷尔的新部门和他本人却没有被忽视，他的部门还成了一支重要的力量；直到战争结束前，他一直管理着集中营劳动力，也因此成了T字楼里权力最大的人。[53]

从很多方面来看，格哈德·毛雷尔都是典型的能在波尔手下混得风生水起的党卫队管理者：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有现代商业管理的经验和对纳粹事业的坚定信念，能够为纳粹民族共同体更好地打理党卫队的经济活动。[54]毛雷尔生于1907年，离开学校之后在企业中实习，当了一名会计。跟许多人一样，魏玛共和国垮台之后他就成了激进的右翼人士。1930年12月，毛雷尔在23岁生日的前几天正式加入纳粹党，第二年又成了党卫队的一员。纳粹党攫取权力后不久，毛雷尔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和专业技能紧密结合在一起，起初在纳粹出版社担任总会计师，后来在1934年成了全职的党卫队官员。毛雷尔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他在新兴的党卫队官僚队伍中脱颖而出，一路都是亮眼的成绩报告，1939年夏天，他被奥斯瓦尔德·波尔挖到了新成立的党卫队行政和商业总办公室。等他搬到奥拉宁堡走马上任的时候，他成了最顶层的管理者之一，被授予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的职衔。[55]

尽管格哈德·毛雷尔不是来自集中营党卫队，但他可不是新手。之前的工作令他跟集中营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而且他在1942年春天一举成名。作为波尔的得力干将，他可以强势地推行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毛雷尔每周都会陪同里夏德·格吕克斯面见波尔，大多数时候讨论的都是劳工分配的内容，而且他平时也有机会直接与波尔交流。强硬、沉稳、不知疲倦的毛雷尔很快就博得了奥拉宁堡总部和集中营里的党卫队官员的尊重。他每周通常有一半的时间都花在路上，从一个集中营到另一个，有时是陪同其他高层同事，比如威廉·布格尔和恩诺·洛林。[56]在集中营，毛雷尔与领导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和那些掌管强制劳动的领导，如今他们都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他们是毛雷尔在地方的执行人，经常会被毛雷尔召集到奥拉宁堡开会，探讨新的方案。[57]毛雷尔还跟许多外界的机构保持合作关系，包括施佩尔的部门和私人产业，从而逐渐塑造他党卫队强制劳动掌门人的地位。1942年10月末，当施佩尔安排召开中央规划会议时，毛雷尔本来正在奥斯维辛视察，波尔选择了迅速将他召回，而不是派其他官员参会。[58]

党卫队对奴工的控制权抓得越紧，毛雷尔在集中营体系内的官阶就越高。他在1943年秋天正式被任命为格吕克斯的副手（在利布兴切尔前往奥斯维辛之后），其他奥拉宁堡的官员深知他才是格吕克斯宝座后的实际掌权人。跟34岁才加入集中营党卫队、随后冉冉升起的新星毛雷尔相比，大他将近20岁的格吕克斯似乎已日暮西山。就连格吕克斯的老朋友利布兴切尔也看出，这个“老男人”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对格吕克斯来说，他已经做好了退位让贤的准备，只是依旧留恋职权带给他的风光。不过，许多关键的决定如今已不是在他奢华的办公室里做出，而是在隔壁第二间小房间，也就是毛雷尔的办公室里拍板。[59]

波尔的指挥官们

1942年4月末，到柏林参加波尔就职会议的指挥官们在会后四散，回到了各自在德占欧洲地区的集中营，他们都很好奇，波尔会带来怎样的一个新时代。所有人肯定都被波尔惊到了，用鲁道夫·霍斯的话来说，波尔就是“大自然的残酷力量”；无疑，波尔是动了真格要改变集中营系统。[60]但没有一名指挥官能预见到自己多快会受到影响。波尔并不满足于重塑奥拉宁堡总部。他还决心把每一座集中营都刻上自己的印记。1942年夏天，在希姆莱的首肯之下，他对指挥官们来了个大换血。在几名官员被卷入丑闻之后，微小的换人就已经被提上日程。但波尔的野心更大，等到1942年10月尘埃落定之后，只有四座集中营的指挥官没变，其余都换新了。

波尔的人事变动还延伸到集中营党卫队官僚系统的下层，1942年5月初，经济与管理部命令各个集中营将长期担任分区主管的人员上报，以便重新调配。[61]结果，低层员工的变动打乱了原有的惯例和多年以来的派系集团，这恰恰就是经济与管理部的打算。比如在萨克森豪森，行刑队被拆散，其中几名队员被调到了另一座集中营（只有少数精于刑讯和杀戮的专家留了下来）。[62]而其他人也都离开集中营奔赴前线，因为从1942年初开始，在东线疯狂战斗的骷髅师伤亡惨重，于是党卫队领导加快输送替补人员。[63]离开萨克森豪森去接受军事训练的分区主管中有威廉·舒伯特和里夏德·布格达勒。舒伯特后来征战波兰、匈牙利和奥地利。布格达勒却相反，他的士兵生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于他不能控制暴力的冲动——这曾经令他在集中营里如鱼得水——在被指挥官批评军礼不标准的时候他打了指挥官，结果被关进了党卫队的拘禁营。[64]

在波尔的领导下，集中营党卫队进入了一个大换血的阶段，新人进入，有经验的人员纷纷被调离。尽管所有的层级都受到了影响，但只有在1942年夏天，集中营系统的顶层领导人遭遇重新洗牌时才是最大的巨变。14位指挥官中有5人被踢出了集中营党卫队。除了皮奥尔科夫斯基（达豪）、洛里茨（萨克森豪森）和科赫（马伊达内克）外，波尔还解雇了卡尔·金斯特勒（弗洛森比格）和阿图尔·勒德尔（格罗斯-罗森）；在阿拜斯多夫集中营（Arbeitsdorf）关闭之后，第6个指挥官威廉·施特立（Wilhelm Schitli）也下岗了。剩下的8位指挥官中有4位没有变动，分别是赫尔曼·皮斯特（布痕瓦尔德）、弗朗茨·齐赖斯（毛特豪森）、鲁道夫·霍斯（奥斯维辛）和阿道夫·哈斯（Adolf Hass，下哈根）；另外4人则被调到了别的集中营：马丁·魏斯从诺因加默调到了达豪，马克斯·保利（Max Pauly）从施图特霍夫调到了诺因加默，埃贡·齐尔从纳茨维勒调到了弗洛森比格，马克斯·克格尔从拉文斯布吕克调到了马伊达内克。最后，还有5名新任的集中营指挥官：弗里茨·祖伦（Fritz Suhren，拉文斯布吕克）、威廉·格迪恩（Wilhelm Gideon，格罗斯-罗森）、安东·凯因德尔（萨克森豪森）、保罗·维尔纳·霍佩（Paul Werner Hoppe，施图特霍夫）和约瑟夫·克拉默（Joseph Kramer，纳茨维勒）。[65]当集中营指挥官们第二次到柏林参加波尔的会议时，只要看看围坐在桌前的人们，就能知道从1942年4月以来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

波尔重组的规模毫无疑问，但它的意义在哪里？战后，波尔声称这么做完全是出于善意的考虑：他希望换走那些“艾克学校”培养出来的流氓，打造一个更人道的氛围。[66]不过没有一个权威的历史学家会买他的账。但是，将重新洗牌描述为同艾克时代的决裂倒是吸引了一部分目光，同样也有观点称波尔此举是为了任命更好的管理者来协调和管理劳工。[67]

显然，波尔对新任的5名指挥官给予厚望。他们都相当年轻，平均年龄37岁，都曾在集中营党卫队供职。比如约瑟夫·克拉默，他所有的专业经验都是从集中营里获得的，1934年到1942年曾在6座集中营的指挥参谋部工作过。[68]5人中有3人都来自骷髅师，霍佩和格迪恩都于1942年在杰米扬斯克（Demjansk）负伤。[69]这几个人也可以吹嘘说自己有行政管理技巧，但在这方面没有人比得上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新指挥官安东·凯因德尔（也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D-Ⅳ部曾经的负责人）。凯因德尔是个彻头彻尾的管理者，戴着圆圆的角质架眼镜，这个身材单薄的男子跟战前年代像汉斯·洛里茨那种身材健壮的暴徒完全是两类人。凯因德尔1902年出生，在魏玛共和国的军队里当了12年的会计和出纳。在第三帝国，他用自己的才能效忠冲锋队，然后进入了波尔的党卫队行政办公室。1936年，他加入了艾克的团队，很快就成了骷髅部队的首席行政官。1939年秋天，他到骷髅师担任相同的职位，2年后又回到了集中营督察组。波尔长期以来一直非常欣赏凯因德尔的组织才能，并希望他可以在1942年将这些带到萨克森豪森。[70]同样，波尔想要生产力更高的集中营，这也是他解雇部分指挥官的原因。[71]当德国的胜利不再是一件板上钉钉的事情时，无能就成了对战时努力的一种威胁。当科赫将事情搞砸了太多次之后，他也就风光不再了，徒留下一个乌烟瘴气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金斯特勒最后也落得被开除的下场。他长期酗酒，而且不知悔改。当再次传出弗洛森比格举办大型酒宴的消息后，党卫队领导失去了耐心；像金斯特勒这样失败的人跟波尔的时代是不合拍的。[72]

尽管波尔1942年的重新洗牌带来了深远的改变，但我们也不能夸大此事的影响。首先，在强制实行完全统一的人事政策上，波尔并没比他的前任好多少。一些像凯因德尔一样的新指挥官或许贴近波尔理想中军人式官员的标准，但许多人并不是这样。事实上，很多任命靠的是运气和关系，都是凑合了事。[73]就像集中营党卫队早期一样，用人的失误率很高。波尔的一些指挥官很快就堕落了，证明了自己跟前任一样无能和腐败。比如威廉·格迪恩只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待了一年。他或许是波尔最不寻常的指派，他曾是诺因加默集中营的首席行政官，是这个岗位上被升为指挥官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相较于工作他更热爱美酒，因此在1943年秋天就被开除了。[74]在后来的用人上波尔也并没有变得靠谱起来，他之后任命的三名指挥官——卡尔·赫梅莱夫斯基、赫尔曼·弗洛施戴特和亚当·格吕内瓦尔德都因暴力和腐败而被纳粹政府逮捕。[75]而且波尔并没有摆脱艾克的时代，他严重依赖的还是老对头留下的“人才库”。大多数留存下来的指挥官——像霍斯、克格尔、魏斯、齐赖斯和齐尔等经验丰富的人在艾克时代就受到重用；他们首先是恐怖行动的专家，而不是做生意的好手。新的指挥官们也是一样。就连安东·凯因德尔在1936年时都曾重归艾克麾下，直到1941年仍然是艾克亲密的同伴。[76]

最终的分析结论是，波尔的洗牌为的是更新集中营而不是重塑。显然，波尔想要为更有效的奴隶劳动铺路。不过他也想要保持集中营党卫队的精神，并继续将信任放在经验丰富的施暴者身上。这个模式在其他地方一再被使用，波尔没有从根本上做任何改变，却希望获得彻底的改变。一般来说，他的洗牌并不只是关乎经济，还关乎权力。[77]波尔是姿态政治方面的大师，他想向希姆莱证明自己可以跟腐败和无能做斗争。与此同时，他还要让集中营党卫队的人都知道，自己不像格吕克斯一样容易被蒙骗。大家都明白了波尔的意思，到1942年秋天，波尔对集中营的统治得到了巩固。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一场大戏，他对人事的重新洗牌圆满落幕。但从经济角度来说，这次换血是个失败，因为集中营从来没能成为德国经济的重要中心。[78]

党卫队军工厂

奥斯瓦尔德·波尔希望让更多的囚犯投入战时生产。以前，建立大型殖民地的想法主导了党卫队的方针，但是在1942年春天波尔接手集中营后，在短时间内无法结束战争的残酷现实面前，这些梦想迅速失色。事实上，党卫队领导人很难放弃他们的幻想，在第三帝国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这些白日梦能继续给他们提供慰藉，就像后来德国大半都成为废墟时，希特勒却沉迷于自己理想城市的建筑模型一样。[79]不过作为一项实施中的政策，在东方建造巨大的党卫队新建筑的紧迫性越来越弱。最终，大多数计划只停留在了纸面，微弱地提醒着人们应该要完成怎样的项目。

党卫队领导的注意力从未来转移到了现在，从德国的城市和殖民地转移到了武器。当整个德国经济都在为战时努力加速时，党卫队不能再置身事外了。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精英广泛达成了共识，集中营必须将重点更多地放在军工生产上。[80]奥斯瓦尔德·波尔是这一新事业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1942年4月末，他向希姆莱保证说首要任务不再是和平时期的建筑项目，而是加大军备生产。[81]但是这要如何实现呢？

对希姆莱来说，答案显而易见：是时候将党卫队打造成武器制造厂了。这很快便成了他诸多幻想中的一个。到1942年夏天时，他已经在幻想高科技武器源源不断地从“我们建造并运营的”集中营工厂里生产出来。希姆莱的热情是可以传染的。他的执行人波尔也十分乐观，认为集中营的党卫队企业能承担起“大规模生产军备的任务”。[82]不过即便短视如希姆莱和波尔，也知道不能单打独斗，起码刚开始不能这样。党卫队需要私企的帮助。不过，希姆莱还是希望在这种合资企业里取得最大的控制权，并且在1942年春夏坚持要将生产全部设在集中营内。当他准备接受（至少在理论上）私企对合资企业的经济监督时，他的综合治理方案是明确的：武器制造商们必须在他的集中营里设立工厂。[83]

希姆莱制定这样的基本原则可能是吸取了党卫队和军火商第一次主要合作的教训，那次合作很快就失败了。1942年1月11日，希特勒给党卫队签下了一单生意，让他们参与沃尔夫斯堡（Wolfsburg）大众汽车轻合金铸造工厂的建设。在字面上，党卫队被放在领头的位置，希姆莱利用“集中营的人力”来负责锻造厂的“建造、拓展和运营”。然而，大众汽车并不愿意将自己主场的控制权拱手相让，党卫队很快就放弃了。工厂归大众汽车管理，而党卫队只负责提供和看管囚犯。一个新的集中营——恰如其分地被命名为阿拜斯多夫（意为劳工村庄）——由此在工地上建了起来，1942年4月，数百名囚犯来到这里投入了施工。但他们的辛苦劳动没有半分意义。从阿尔贝特·施佩尔被任命为军备部部长的那一刻起他就在破坏这个项目，特别是因为这个项目跟战争的关系有限，他很快就运用自己的影响力，通过限制生产规划和原材料分配将工程压了下来。阿拜斯多夫集中营几个月后就关了。1942年10月这些囚犯被撤回的时候，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半完工的空架子。[84]

希姆莱对阿拜斯多夫的失败一点儿都不苦恼。按希姆莱1942年9月的说法，党卫队军备生产可谓“颗粒无收”，因此他开始大力促进成立更多的合资企业，只不过这一次是在现有的集中营之内。[85]希姆莱正在推进四个重点项目：在布痕瓦尔德生产步枪（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公司合作），在诺因加默生产手枪（与卡尔·瓦尔特公司合作），在奥斯维辛生产防空炮（与克虏伯公司合作），以及在拉文斯布吕克生产信号传送器（与西门子 & 哈尔斯克公司合作）。所有这些工厂都在建设中，希姆莱希望它们能给武装党卫队提供装备。[86]他还试图打动希特勒，勾勒出一幕大批奴隶在集中营里热火朝天地大量生产武器的场景。“元首，”希姆莱1943年3月告诉波尔，“非常倚重我们的生产和支持。”[87]

此时，党卫队计划背后的动力已经停滞不前了。但希姆莱和波尔依然在奋力开拓，一心一意想要建立更多的集中营军工厂。为此，他们甚至准备改造已有的党卫队企业。在一些集中营里，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开始为战争生产，逐渐从生产砖头石块转为生产武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从1943年开始生产战斗机，由梅塞施密特公司提供原材料和技术培训；同时，采石场里的强制劳动——从最开始就是集中营的象征——如今也全面暂停了。在党卫队圈子里，弗洛森比格被誉为一次胜利——波尔亲自视察新工厂——而且十分贴近希姆莱的蓝图：在集中营内生产，由党卫队监督（起码名义上是这样），然后将成品卖给梅塞施密特公司获取利润。[88]这次大获全胜让希姆莱更加看好党卫队经济的重要性，他就是最好的拉拉队队长。1943年10月，他向党卫队领导们吹嘘集中营里由党卫队管理的“巨大军工厂”。[89]但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幻想。事实上，党卫队根本没成为主要的武器制造者。

在所有的集中营党卫队企业中，只有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转为生产军火，但就连这个转变也只是局部的，只能依靠不复杂的生产方法。许多党卫队企业依然跟战争没有多大的关系。尽管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在1942年秋天发布了一项具体的指令，要求放弃在所有不涉及重要或关键军事生产工作的集中营常设劳动分队，但和平时期的生产依然在继续。在几个集中营里，就连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也仍在重点生产建筑材料和其他商品。比如位于贝尔施泰特（Berlstedt）的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雇用的都是附近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囚犯，实际上加速生产的是花盆，仅在1943年就生产了将近170万个花盆。党卫队的管理者们荒谬地将此指定为绝对必要的生产，甚至将瓷器生产也归为“战争必需”。事实上，党卫队的许多产出都跟打仗没有关系，更别提高科技武器了。[90]这些缺点显而易见，1943年4月，希姆莱不得不遭受阿尔贝特·施佩尔高人一等的态度和侮辱，后者抱怨党卫队浪费资源。[91]

至于党卫队和军工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合作，希姆莱寄予厚望的四个项目一个都没有落实，主要是受军队喜好改变和相应机器不足的影响。在拉文斯布吕克，生产扩张得十分缓慢；1943年夏天，也就是一年后，只有不超过600名女工在为西门子&哈尔斯克公司工作。在其他地方，情况甚至跟希姆莱雄心勃勃的设想差得更远。1943年春天，布痕瓦尔德才开始生产步枪，规模也比原计划小。在诺因加默，枪炮的局部生产开始得更晚，产量更是微不足道。而奥斯维辛压根儿就没开始生产防空炮。[92]党卫队努力统治商业伙伴的做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争夺到集中营内工厂的生产控制权。原因很简单，施佩尔直接向希姆莱指出：企业家们“不想扶植党卫队这么一个竞争者”。[93]对施佩尔来说，他虽然之前一直都支持集中营内的合资企业，现在却站在企业家的背后。而希姆莱和波尔还在梦想着让党卫队生产武器，结果施佩尔给了他们致命一击。

战争和卫星营

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2年春天接手集中营系统时，集中营内劳工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直到秋天，只剩大概5%的囚犯参与军工生产的时候，他们的前途才确定下来。[94]而且决定他们命运的不是波尔，而是阿尔贝特·施佩尔，后者迅速成了第三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在1942年9月15日一场十分关键的会议上，施佩尔摆了波尔一道。施佩尔大谈特谈要让党卫队领导大型的综合武器生产厂，波尔被施佩尔诱人的说辞（全是空话）哄得团团转，无意中就做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放弃了希姆莱坚持将所有生产搬进集中营内的原则，允许囚犯们到其他地方的军工厂做工。施佩尔抓住了这个让步，并且在几天之后，跟希特勒开会时就用上了。他说服了希特勒，称在集中营内不可能建立起大规模的武器生产——重点强调了其中简陋的设施条件——因此获得了希特勒的支持，可以将囚犯们派往已有的军工厂，不受党卫队的干预。[95]军工厂不仅没有搬进集中营，反而让越来越多的囚犯去了集中营外的私有和国有工厂。奥斯瓦尔德·波尔原本被提拔上来是为了振兴党卫队经济，可是他反而加速了党卫队经济的衰落，松开了对奴工的控制权。

希特勒在1942年9月的决定是党卫队与企业合作的催化剂。从此刻开始，党卫队开始越来越多地在军工厂和工地周围设立新的卫星营以看管囚犯。以前，就像我们所说的那样，党卫队和企业都没有显示出合作的欲望。党卫队倾向于用囚犯来完成自己的项目，而企业更喜欢灵活一些的劳动力来源。像莫诺维茨（法本公司）和阿拜斯多夫（大众汽车）等雄心万丈的项目属于例外而不是常态，而后来合资企业也是零零散散，甚至在波尔接管集中营体系后的几个月都是如此。[96]但一切从1942年底开始改变，随之改变的还有卫星营的功能、扩张和规模。虽然之前存在过几个小营，一些还能追溯到战前时代，但只有从此时开始，党卫队集中营的卫星营才开始有序扩张（行政上隶属于主营）。党卫队新建了一大批营地，大部分在工厂附近；到了1943年夏天，总共约有150座卫星营（年初的时候只有约80座）。一些卫星营里的囚犯是为党卫队工作，但更多的是从事军事产业，通常是制造环节。[97]

许多新卫星营都是为飞机产业提供劳动力的，因为该产业劳动力严重不足。两处最大的营地跟亨克尔公司和宝马公司联手经营的最先进的工厂相连。宝马公司对达豪囚犯的剥削早在1942年3月就开始了，当时它的新飞机引擎厂建在了慕尼黑的阿拉赫区（Allach）。不过，囚犯的人数起初很少，而且每晚都会被送回七英里外的集中营主营。但到了1943年3月，党卫队就在工厂大门外建了一座卫星营，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将近2000名来自集中营的男囚犯和其他苦力在阿拉赫工作。[98]在亨克尔公司位于奥拉宁堡的工厂外，卫星营的规模甚至更大，就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拐角处。此后，这成了党卫队和企业合作的模板。在这里，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起初也只派小批囚犯去工厂做工，但在1942年9月建起了固定的卫星营后，囚犯劳工的人数迅速增加；一年后，从150名囚犯变成了6000多名，生产德国最大的轰炸机——亨克尔177的全部零件。[99]

大规模派遣集中营囚犯参与军工生产需要党卫队领导和企业家的重新考量，如AFA的例子所示，它是德国最大的电池制造商［战后重命名为瓦尔塔（Varta）］。1941年，党卫队冒出了一个想法，把诺因加默的囚犯派到AFA位于汉诺威的工厂，那里生产潜水艇和鱼雷的电池。不过，党卫队严苛的条件——囚犯要跟其他工人完全隔离开——让工厂望而却步，毕竟工人的数量还是很充足的。但到了1943年春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当职业介绍所的工人供应减少后，AFA开始对集中营的囚犯感兴趣了。与此同时，党卫队也比以前更配合了。它接受了以生产为先的理念，放宽了严格的规定，允许囚犯们跟其他外国劳工一起工作。在施佩尔部门的催促下，双方达成了共识，在1943年夏天建起了诺因加默集中营位于汉诺威-施特肯（Hanover-Stöcken）的卫星营；它距离工厂约400英尺，在1943年秋天时关了1000名囚犯。[100]

除了军工生产，党卫队还为战时修复和建立卫星营。从1940年起，按照希特勒的指示，（从集中营和监狱）挑选出来的囚犯不得不拆除没有爆炸的盟军炸弹，许多人在同伴们惊恐万分的注视下被炸个稀烂。随着空袭越来越频繁，德国政府征调了更多的囚犯。1942年夏末，在视察过损毁严重的城市后，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紧急派出囚犯机动队，清理废墟。到了10月中旬，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从诺因加默、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调遣了3000名囚犯，在与施佩尔办公室以及其他纳粹机构的密切合作下，将这些囚犯驻扎到几个主要城市去翻修建筑。他们必须清理碎石，收集砖头、木材、食物和屋顶的瓦片，修筑防空洞，埋葬死者，营救幸存者。这些工作既费力又危险，但党卫队和市政部门认为这是一项巨大的成功，为扩展这些所谓的党卫队建筑旅做好了准备，1943年初一些最大的卫星营就是为建筑旅设立的。[101]

虽然在1942～1943年集中营劳动有所改变，但仍处于试验阶段。如果你认为所有囚犯如今都在为军工厂工作或修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那就错了。这些试点项目仅仅是试验，还没有成为集中营体系整体的代表。到了1943年夏天，估计20万囚犯中只有不超过3万人在卫星营工作；绝大多数人还是被关在主营内，任凭党卫队支配。[102]

改变的速度之所以缓慢，原因其实很简单：德国军工企业并不急着依靠集中营的劳动力。企业管理者们看到了同党卫队合作的许多陷阱。较高的安保等级和无数的规章制度会打乱生产的节奏；囚犯被普遍当作危险的敌人，可能会从事破坏工作，并带坏其余的工人；或者他们太疲惫了，根本无法正常工作。正如一名领军企业家在1942年10月，也就是施佩尔建议重新使用毛特豪森采石场里的囚犯后所说：“我已经亲自看过这些囚犯，他们在煤矿开采上对我毫无用处。”因此，总体来说，德国企业依然更爱用其他来源的劳动力，比如外国工人。只有当这些渠道都慢慢减少后，企业才更积极主动，从1943年秋天开始争夺集中营的囚犯资源。[103]

尽管集中营劳动力的新方向所带来的影响还没有全部展现出来，但初期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党卫队和法本、亨克尔、宝马、AFA、大众等领军企业之间突破性的合作，为党卫队的产业合作提供了蓝图。这个蓝图究竟是怎样的呢？集中营囚犯的调配由经济与管理部负责，这是波尔与希姆莱商讨后，于1942年春天所做的主要创新之一。[104]一般来说，企业通过当地的指挥官或施佩尔、绍克尔、戈林的办公室提交自己的用人申请（有的企业也会直接跟经济与管理部联系）。D-Ⅱ部的格哈德·毛雷尔和下属们经常会跟感兴趣的企业见面，他们负责评估所有的申请，然后推荐给波尔，由波尔最终拍板。如果波尔同意了企业的申请，当地的集中营官员就会同公司代表敲定合作的细节。一旦经济与管理部批准了用人合同，所有准备都已就绪，囚犯的劳动派遣就开始了。[105]

建设新的卫星营时，党卫队和企业也有明确的分工。除了囚犯和他们的基本衣食供给外，党卫队还负责提供其他人员（来自看守团和指挥参谋部）来执行站岗放哨、押送和惩罚囚犯、医疗护理的任务。企业则负责在囚犯们工作时进行技术监督，并严格按照党卫队的标准支付营地建设和维护的费用。[106]遵照1942年10月修订后的规定，企业每天还需支付租用囚犯的费用。在德国，一名有资质的男性囚犯的价格为每天6马克，没有专业技术的人是每天4马克。在德占东欧地区，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内，囚犯每日的价格分别是4马克和3马克，或许是因为这里囚犯们的普遍状况都不好，生产能力更差。至于女性囚犯就没有有无资质的区别了，她们被当作产能较低的劳动力，每日的工钱几乎等同于没有技术的男囚犯。[107]跟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相反，党卫队以一种拐弯抹角的方式从囚犯的租金里面揩油水。因为囚犯被当作国家财产，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所得——1943年时大概有2亿马克左右，第二年上涨到了4亿～5亿马克——需要上缴国库（国家以此资助集中营体系）。[108]

如果集中营党卫队不能即时从中获取经济利益，那为什么还要放囚犯去军工企业呢？首先，党卫队需要屈服于外部的影响力，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大，迫使集中营派囚犯参与军工生产的压力也与日俱增（最大的压力来自施佩尔）。但是党卫队也期待与企业合作所带来的好处。除了实质性的利益，比如优先给党卫队提供武器之外，希姆莱从没有放弃建立党卫队综合武器工厂的梦想，他希望通过跟企业合作可以增加自己麾下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另外还涉及权力和威望。劳动力越来越成为一种珍稀资源，党卫队可以把集中营打造为纳粹战时经济的重要环节；党卫队的劳动力越多，它的潜在影响力就越大。[109]毫无疑问，这是波尔和经济与管理部在1942～1943年努力增加集中营囚犯数量和产出的原因之一。

奴工

称呼党卫队囚犯为“奴隶”合适吗？这个词常见于集中营的许多报道，但一些学者质疑它的用法。这些批评家认为，奴隶主想让奴隶活着，因为他们有经济价值，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但相比之下，囚犯对党卫队来说无甚价值，党卫队甚至要刻意处死他们。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全对，毕竟囚犯对党卫队来说还是有一些价值的。即便在大屠杀的高峰期，当一些囚犯群体被挑出来灭绝的时候，集中营也从没针对所有囚犯展开系统性的毁灭。而且，针对奴隶制度有不同的定义。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形容一种建立在力量和恐惧之上，通过肆无忌惮地征服社会边缘群体来获得经济利益的统治体系——那么这个词就准确地说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集中营囚犯的命运，特别是在战争的后半段。[110]

这也是许多囚犯在试图弄明白自己所受的一切苦难时想到的词语。1943年2月，达豪囚犯埃德加·库普费尔把党卫队利用囚犯进行军工生产的行为形容为“现代的奴隶租赁”。[111]行凶者们也是这样认为的。1942年3月，希姆莱亲口对波尔说，党卫队应该低成本简单喂养集中营里的囚犯，就像“埃及的奴隶”那样。[112]希姆莱似乎很喜欢这个词语，在多个场合都说过。就在几个月后，他跟党卫队的将军们谈论集中营里的“奴工”，说用他们来建造新德国“无须考虑任何损失”。[113]

希姆莱期望他的奴隶可以创造出非凡的成果，坚持认为他们的产出应该等同于甚至超过普通的德国工人。“这里是最大的劳动力宝库。”他告诉波尔。[114]党卫队早期提高生产力的一个方案就是减少囚犯维护工的数量（在集中营的厨房、洗衣房、营房和其他地方）。为了让更多的囚犯腾出手做其他工作，里夏德·格吕克斯在1942年初宣布，被判断为适合劳动的囚犯中，承担集中营运营维护工作的人不得超过10%（在1944年初，这个标准降低到了6%）。但是，即使指挥官愿意彻底落实这些指令——事实上他们不愿意——对于满足上级的经济野心来说也是杯水车薪，领导们在1942～1943年又采取了许多其他的措施，要打造一支更勤勉的集中营奴工大军。[115]

特权和生产力

大多数囚犯劳动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恐惧。自从强制劳动的第一要义成为惩罚而不是生产以来，集中营党卫队就找不到任何现实理由去奖励勤奋的囚犯：能用大棒、鞭子或靴子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胡萝卜？但随着经济上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党卫队领导人决定打破常规，设立奖励机制。他们可以参考一些先例；例如，从1940～1941年开始，少数在采石场劳动的囚犯得到了奖赏。[116]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同意这个提议。他在1942年3月告诉波尔，奖励勤奋工作的囚犯可以确保“大幅提升劳动绩效”。总之，他认为货币和肉体上的奖励准不会错：承诺金钱和性，囚犯们就一定会被调动起来。[117]事实上，希姆莱在1941年10月就倡导过给囚犯们提供性奖励，他还下令在毛特豪森建起一座妓院；这座“特殊建筑”（Sonderbau）于1942年6月开业，是集中营内的第一家。[118]

集中营党卫队起初拒绝奖励囚犯。只有到了1943年春天，他们的态度才开始转变，再一次由希姆莱带头。1943年2月26日，希姆莱视察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混乱的威廉·古斯特洛夫步枪工厂后，命令波尔给集中营引进“绩效体系”，作为对更努力者的“激励”。希姆莱指向了纳粹最大的敌人苏联，称其利用食物和经济奖励驱动人民“取得难以置信的成就”。在他自己的集中营里，希姆莱设想了一套等级奖励制度，从香烟和小额收入到最高级的奖励：男性囚犯可以每周去集中营妓院一次或两次。在希姆莱的心中，性是囚犯们最渴望的，而不是食物、美酒或衣服。[119]

波尔立刻行动。几周内他便通过了一套囚犯的特权制度，从1943年5月15日开始生效，对集中营党卫队未来的奖励机制起了指导作用（后来还做了一些修改）。波尔解释说，这是为了迅速提高囚犯的产出。根据希姆莱的提示，他概述了奖励烟草和金钱的条件。他还将去集中营妓院的程序具体化，作为给“做出卓越贡献的明星劳工”的特殊奖励。其他奖励还包括给家人写信、额外的配给以及留头发的特权。党卫队的这些规定基本针对的都是男性囚犯；相比之下，女囚仍然被禁止吸烟，至少在拉文斯布吕克是这样。而且她们去集中营妓院绝不是为了奖励，而是被迫充当性工作者。[120]

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无疑将这些新特权当作巨大的让步。事实上，这些根本算不上革命性的变化。在纳粹德国，象征性地给强制劳动力支付报酬是长期存在的普遍现象，甚至在国家监狱里也是如此。[121]而且，绝大部分集中营囚犯从没得到过任何奖赏。他们太疲惫太虚弱了，根本达不到条件，而且他们的处境甚至比以前更差，因为党卫队会从他们原本就不多的口粮中分出一部分给“勤奋”的囚犯。[122]而且，在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推迟引进奖励体系时，许多囚犯也落得一无所有。在其他地方，贪婪的守卫和审头直接就把奖励私吞了。[123]

就连那些获得奖励的囚犯——在莫诺维茨这样的集中营里大概能占到15%——通常也会感到失望。[124]经济与管理部很快剔除了金钱奖励，因为囚犯们容易借此行贿（从1942～1943年开始，囚犯被禁止携带现金，也不能用家属寄来的钱）。经济与管理部用代金券取而代之，只有在集中营内这些代金券才具备货币价值。审头获得的利益最大；一般来说，监工每周能挣到相当于4马克的代金券，大概比集中营的普通劳工多3或4倍。不过，管理部门发放的代金券数量极少，而且集中营的小卖部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买。一些囚犯会买些香烟用于黑市交易，还有一些人会买不含酒精的麦芽啤酒。但食物的质量很差，而且是紧俏货，其他必需品也一样。[125]尼古拉斯·罗森贝格（Nicholas Rosenberg）是一名匈牙利犹太人，被关在奥斯维辛的博布雷克卫星营（Bobrek），他在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当技工。他曾多次提到代金券，称其没有意义。小卖部很少开，而开的时候通常只卖“牙刷和牙膏”。不出所料，代金券在集中营黑市上从不是主要的流通货币。[126]

代金券还是去集中营妓院的通行证，每次需要花相当于2马克（后来变成了1马克）的代金券。这些妓院的出现在囚犯中既引起了一些人的兴奋之情，也引发了愤慨，党卫队里也有些人感到非常尴尬。就连首要倡导者海因里希·希姆莱也相当局促不安，承认这一切“并不是特别光彩”。奥斯瓦尔德·波尔也这么认为，因此下令将妓院建在营区最边缘的角落；在萨克森豪森，新妓院就建在停尸房的正上方。[127]尽管党卫队严格管控去妓院的行为——男囚犯们必须提交书面申请，还要在去之前接受健康检查——但一些目击者后来回忆说，妓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据塔德乌什·博罗夫斯基（Tadeusz Borowski）所说，许多人聚集在奥斯维辛主营区：“每位朱丽叶都有至少1000位罗密欧。”[128]事实上，只有非常少的囚犯踏足妓院。比如布痕瓦尔德妓院在1943年10月每天平均接客不到53人。某些囚犯群体，基于他们的种族或者政治背景，是不许进入妓院的；虽然各个集中营的规定都不同，但犹太人和苏联战俘无论在哪里都是不可以进入的。不过，大多数囚犯从没动过去妓院的念头，他们只想着求生。对于小部分伙食更好、仍有性欲和途径（代金券）的精英囚犯来说，其中一些人会坚守原则，拒绝光顾妓院。老朋友和同志们会苦苦争论联合抵制的事情，在达豪，第一批去妓院的人会遭到等在外面的囚犯们充满恶意的嘲弄和推搡。最终，大多数常客都是那些高级审头，他们以此来显示自己的特权和男性雄风。[129]

在不同的集中营里，总共有不到200名女囚被选中，沦为营妓。大多数人身上佩戴了代表“反社会分子”的黑三角标识，许多人（并非全部）以前做过妓女。虽然党卫队官员们自称只挑志愿者并对此引以为傲，但他们实际上主要还是靠强迫、诱导，以及承诺女囚们更好的条件（真的）和最终放她们自由（假的）。对这些女人来说，去妓院而不是去致命的劳动队，这又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像其中一人在1942年秋天所说的那样：“在妓院待半年还是比在集中营待上半年要好。”但她们没有预料到的是来自其他囚犯的嘲讽。战后，一名波兰政治犯讲述了其他10名女囚和自己如何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侮辱另一名疑似当了营妓的波兰女囚：“我们剪了一点儿她的头发，在这个过程中，也稍微剪伤了她。”不过，这样的羞辱还是比较罕见的。虽然妓院可怕、不幸、堕落，但营妓们生存的概率的确有所提高，因为她们的补给增加了。对受害人来说，承受性剥削成了一项有效的生存策略。[130]

从整体上审视奖励制度，希姆莱和波尔的厚望显然放错了地方。贿赂几乎没能刺激囚犯更卖力地干活。毕竟鉴于大部分囚犯糟糕的身体状况，他们无法更卖力地工作。至于那些获益最大的囚犯群体，几乎都是审头，他们并不是因为卓越的生产力而受到奖赏的，而是因为他们已经在囚犯中占据了上层地位。集中营的生产力并没有出现重大提升，相反，波尔的方案导致小撮上层囚犯和其他囚犯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比如，留头发还有干净的衣服成了另一个直观区分少数特权囚犯的记号，将他们与绝大多数光头、肮脏、饥肠辘辘的囚犯们区分开。[131]

飞速成长的集中营

谢尔盖·欧维哈什科（Sergey Ovrashko）在1942年从家乡乌克兰被抓到纳粹德国做劳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他1926年出生在基辅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当德国的铁骑踏入苏联时，他正在当牧童补贴家用。一年后，他发现自己身在大约900英里外萨克森州的普劳恩（Plauen）一家高科技武器工厂做苦工。而更悲惨的命运即将降临。他在流水线上犯了一次错误之后就被指控暗中从事破坏活动，被盖世太保逮捕，于1943年1月末以政治犯的身份被关进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132]1943年，跟欧维哈什科一样被送进布痕瓦尔德的囚犯超过4.2万人，囚犯数量的空前激增影响了整个集中营系统。[133]

集中营囚犯的人数从没有像1943年这样飞快地增长过，从年初的大概11.5万飙升到年底的31.5万。[134]根据关押人数，主要的集中营（及附属的卫星营）在1943年末的时候被分为三类。奥斯维辛共关押囚犯85298人，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因此自成一类。接下来是一批战前建立的集中营。达豪、拉文斯布吕克、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当时的规模大概在2.4万人到3.7万人之间（新建的科夫诺集中营关押了大约1.9万人，也在此列）。最后还剩下11座主要的集中营，许多建成还不满一年，都属于规模最小的一类，平均每座集中营关押6000人左右。[135]通过对比才能显示出这些数据的意义：1939年9月，当战争刚刚爆发时，萨克森豪森是最大的集中营，但也只关押了不超过6500人。[136]

大多数新囚犯是在1942年末以后，在对德国和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一次突击逮捕中被抓进来的。虽然经济因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我们接下来会讨论），但也和纳粹的其他措施有所重叠。总之，这是种族大屠杀。1943年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较前一年急剧增多，达到了空前的规模。[137]

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帝国中央安全局决心铲除国内外一切反对和抵抗势力，随着德国对胜利的信念土崩瓦解，这种决心越来越走向极端。1918年德国战败后的大革命曾对纳粹早期恐怖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那段扭曲的记忆再次主导了德国纳粹领导人的思想，因此从1942年开始，他们越来越执迷于大后方的稳定。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对内部崩溃的这种灾难性后果想象得更加夸张。他在1942年5月22日对随从说，他个人需要承担起责任，防止“国内再发生类似1918年时各种卑鄙无耻的事件”。[138]因此，要针对罪犯、政敌和其他一切可能攻击政权的社会边缘分子展开无情的行动。希特勒一遍又一遍强调，在此危急之际，政府需要“根除、消灭、处决、打死、枪毙或清算”大量的“人渣、叛徒和反社会害虫”。[139]希特勒将集中营视为战时国内战线最强大的武器。1942年5月23日，在给纳粹顶层领导人的一场激情澎湃的演讲结尾，希特勒特别指出集中营是抵御叛乱的主要堡垒。希特勒宣称，一旦纳粹德国内部面临危机，海因里希·希姆莱必须“枪决所有集中营里的罪犯，不能让他们去祸害德国人民”。[140]

希姆莱并不期待动用这些紧急力量。他的警察力量与其等待第三帝国陷入危险，不如提前将所有反动势力连根拔起。由于日益严重的剥削、生活的颠沛流离以及战争造成的伤害，普通犯罪急速飙升，刑事警察不断升级预防犯罪的政策，把更多的德国人直接送进了集中营，有时甚至明确指示说不希望他们再出来。针对来自帝国内的囚犯，希姆莱在1943年秋天的一次演讲中宣布，关押的“反社会人士和罪犯”人数已经远远超过政治犯。其中有犯罪前科和轻微财产罪行的人，他们的不良行为被认定为对大后方的危险攻击。基于同样的原则，警察还逮捕了数千名德国女性，指控她们非法联系外国人；在被拖进集中营之前，一些被指控性行为不当的女性还要被公开羞辱。[141]

德国警察对第三帝国内的吉卜赛人也空前地关注。1942年秋天，经过纳粹多年不断升级的迫害，包括隔离、消毒、拘留、驱逐，帝国中央安全局的刑警领导主张系统解决“吉卜赛问题”。他们把吉卜赛人定义为罪犯和对帝国的生理威胁，游说希姆莱将吉卜赛人大规模遣送。希姆莱同意了。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希姆莱在1942年12月16日下令把绝大多数吉卜赛人关进集中营。几个月后出台的警方指导意见给地方官员留了一定的余地；但鉴于要在各自辖区“清空犹太人”的决心，他们一般都选择最严厉的措施。1943年2月下旬开始，大约1.4万名男女和儿童——许多是全家一起被捕——从德国和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遣送到奥斯维辛-比克瑙；作为最大的集中营，这里似乎是最佳的地点，能够在突然接到通知后接纳大批囚犯（还有8500名吉卜赛人是从其他地方来的，大部分来自德占捷克）。他们的抵达标志着比克瑙BⅡe区吉卜赛营的诞生。[142]第一批囚犯中有来自奎德林堡的43岁商人奥古斯特·拉宾格，他与妻子胡尔达（Hulda）以及四个孩子在1943年3月4日被送进奥斯维辛。这不是他第一次进集中营。1938年夏天，警察以“不愿工作”为由把他关进了萨克森豪森，但他很幸运，战争爆发之前被放回了家。可是这一次，他再无生还的机会。奥古斯特·拉宾格，囚犯编号Z-229，同年年底前死于比克瑙。[143]

然而，警察恐怖活动的首要目标既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国内的社会边缘分子，而是外国劳工。盖世太保在1943年夏天新抓的囚犯中，三分之二是外国人，他们历来被怀疑是麻烦制造者、危险分子和罪犯。由于弗里茨·绍克尔对外国劳工的需求增加，德国境内外国人的数量增多，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担忧。到了1943年底，第三帝国内外国平民劳工和战俘的人数达到了惊人的730万，让纳粹产生了种族联合形成“人民团体”的想法。绝大多数外国劳工来自波兰和苏联（尤其是乌克兰），还有成千上万来自西欧，以法国为主。最糟糕的是食不果腹、筋疲力尽的东欧人，他们需要佩戴特殊的标识，类似于集中营里的三角形，如果违反了苛刻的规定，看标识就能确定他们的身份。

警察执行的惩罚一如既往地野蛮残忍。波兰和苏联劳工最有体会，因为他们的司法处罚如今大部分由警察接手。希姆莱1943年10月4日在波森向党卫队领导保证说，“只要我们严酷对待这些最微不足道的琐碎”，就不必担心数百万外国劳工。大部分所谓的违法行为的确微不足道。工作迟到或者对德国上级有异议足以被指控为“游手好闲”或“固执”。警察对所谓重罪最常见的惩罚是把人关进盖世太保集中营（即劳动教育营，AEL或警察扩展监狱）一段时间。那里除了纳粹的恐怖管理之外还有战时恶劣的条件，旨在通过短期的严酷拘留教育并震慑“顽抗的”工人。但最严重的罪过就需要在其他地方惩处了：比如谢尔盖·欧维哈什科这样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或其他被视为特别危险的劳工会被关进党卫队集中营，1943年时那里关押了上万名外国劳工。如此一来，党卫队获得了更多的奴隶劳工，同时震慑了外面的外国工人，使他们能更好地听命于纳粹。惩罚和威慑双管齐下。[144]

跟欧维哈什科一样，许多苏联劳工被送进集中营时还是青少年。仅达豪一处在1942年就接收了大约2200名苏联青少年，年龄在18岁或以下。很快，在德国东部占领区送来更年幼的男孩和女孩为帝国工作后，他们的平均年龄进一步下降。警察把这些孩子拉进集中营时毫无愧疚和不安，而且希姆莱在1943年1月正式将苏联强制劳动力的最低年龄调低到16岁。[145]事实上，一些童工的年龄还不足16岁。俄罗斯囚犯V.科兰姆科夫（V.Chramcov）少年时被抓进达豪，据他回忆，有一个营房挤满了200多个孩子，基本都是六七岁的年纪。[146]一些老囚犯在旁看得触目惊心。埃德加·库普费尔在他的达豪日记中1943年4月11日那天写道，“集中营里的这些小俄罗斯人饿得极惨”。[147]

希姆莱这台恐怖机器的触角甚至远伸过第三帝国边境，从国外拉回了更多的外国劳工。随着1943年战况越来越不利于德国，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抵抗运动日益激烈，纳粹的反击亦然。希姆莱身先士卒，坚持使用压倒性的力量。在欧洲北部和西部，他批准当地纳粹有选择地暗杀公众人物，作为“反恐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他自己的手下却在欧洲东部和东南部肆无忌惮，用与反党派人士斗争作为地毯式清扫的理由。需要关押外国嫌疑人时，希姆莱通常选择自己信赖的集中营。一旦需要大规模遣送外国抵抗者、反叛者或人质时，希姆莱习惯性地就会想到集中营，结果导致来自德占欧洲地区的囚犯人数激增。其中就有所谓的NN囚犯，几乎处于绝对隔离的状态。为了镇压欧洲北部和西部的抵抗势力，希特勒下令将部分嫌疑人秘密押送回德国，再也见不到家人。这些人将永远消失于“夜与雾”中（德语Nacht und Nebel，简称NN）。[148]

1943年的大规模逮捕外国人也给集中营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943年初，在战前第三帝国疆域内的大多数集中营里，德国囚犯仍然是最大或者第二大的群体。如今，这些集中营开始改变。比如在1943年的布痕瓦尔德，囚犯中德国人的比例从35%下降到13%（尽管德国囚犯的人数新增了1000多人），同时东欧囚犯的比例相应上升；1943年12月25日，布痕瓦尔德有苏联囚犯14451人，波兰囚犯7569人，占了囚犯总人数（37221人）的近60%。对比之下，德国囚犯只有4850人，几乎要被4689名法国囚犯赶超，而在前一年，集中营里几乎没有法国囚犯。[149]

猎捕奴隶劳工

1942年5月底，海因里希·希姆莱提醒奥斯瓦尔德·波尔：要避免给外界留下“我们实施抓捕或在逮捕后把人关进去（集中营）是为了获取劳动力”的印象，这很重要。[150]希姆莱可能担心过形象问题，但他早已开始致力于扩张集中营内奴隶劳工大军的事业。20世纪30年代末时逮捕“不愿工作者”的行动便是受了经济因素的影响，到了1942年，希姆莱对强制劳动力的胃口更大了。[151]

从其他纳粹部门要犯人是集中营吸取奴隶劳工的一种途径。战争爆发之前，希姆莱向州立监狱索要普通囚犯的请求被驳回了。但自从强硬派奥托-格奥尔格·提拉克（Otto-Georg Thierack）于1942年8月20日接任帝国司法部部长一职后，司法系统的立场便松动了不少。司法部的声望在1942年春天时已经跌至低谷，再加上希特勒的公开批评，提拉克急需加固司法部的地位，因此愿意抛开为数不多残存的法律原则之一，即由法庭裁决的被告应在州立监狱服刑的规定。1942年9月18日与希姆莱会面时，提拉克同意移交特定类别的犯人：被判安全监禁、判刑8年以上的“反社会”德国人和捷克人，纳粹种族体系最底层的罪犯（指犹太人、吉卜赛人和苏联人），还有服刑3年以上的波兰囚犯。抛开了法律规定，或者剩下的一切，德国高层的法官们把许多囚犯送入希姆莱的集中营，判处死刑。

随后的囚犯移交加速了司法系统和党卫队恐怖势力之间的权力转移，促使集中营最终超过了监狱。尽管后者关押的人数在战时也有所膨胀，但它们比不上无法无天的恐怖机构。到了1943年6月，集中营的囚犯人数已经增至大约20万，大约比德国的州立监狱多1.5万人。希姆莱必定对能够赶超备受诟病的司法部门感到满意。但现在这已不是他首要考虑的事情了，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获得更多的奴隶劳动力。跟希特勒一样，希姆莱相信即将到手的国家囚犯身体健康，被国家条件不错的监狱养得白白胖胖；让他们在集中营内劳作到死对党卫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从德国州立监狱到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诺因加默、萨克森豪森的遣送自1942年11月开始，至来年春天为止。总之，司法系统移交了超过2万名国家囚犯。大多数都是德国人，犯了轻微的财产侵犯罪；与此同时，波兰人是外国囚犯群体中的最大组成部分。[152]伴随着希姆莱1942年12月5日下的一道命令，又有数千名身强体健、适于劳动的波兰囚犯从波兰总督府（由警察控制）的监狱被送往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153]

自1942年底起，由于德国的战略地位恶化，希姆莱扩充奴隶劳动力的念头越来越狂热。随着第六军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和北非战场的失利，就连希姆莱也不能忽略即将战败的流言了。战时生产比之前更加紧迫，要求帝国中央安全局（仍然负责逮捕和释放囚犯）运送更多的囚犯去集中营。[154]一部分压力来自经济与管理部，奥斯瓦尔德·波尔在一封1942年12月8日给希姆莱的信中坚称需要更多囚犯来进行军工生产。[155]希姆莱的反应直截了当。12月12日，他作为荣誉嘉宾参加波尔的婚礼，借此喜庆场合，他和波尔就集中营进行了一次密谈。[156]仅仅几天之后，希姆莱就给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下达了一项紧急命令：在1943年1月底之前，警察必须运送约5万名新囚犯到集中营，用于劳作。[157]米勒抓住希姆莱要求的重要性，并告诫手下的警力“每一个劳动力都要紧”。[158]

结果导致警察针对犹太人和来自东欧的外国人展开了行动。1942年12月16日，海因里希·米勒告知希姆莱有关输送4.5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的计划——其中3万来自比亚韦斯托克地区，剩余大多数来自泰雷津。他补充说，绝大多数囚犯都“不适合劳动”（换言之，这些人一进集中营就会被毒气处死），但至少有1万到1.5万名囚犯可以用于强制劳动。[159]一天后，米勒下令大规模输送德国警察监狱和AEL中的囚犯到集中营，目标集中在苏联工人和“有外族血统”的人身上，他们都是因为违反了劳动纪律被抓的。米勒希望这个提议能给集中营至少增添3.5万名“适合劳动”的囚犯。[160]但希姆莱催要更多的囚犯。1943年1月6日，他要求把在波兰总督府和苏联占领区抓获的“有党争嫌疑”的男男女女送进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的集中营工厂内当学徒。仅12天后，希姆莱向当地羁押“罪犯群体”的机构要10万人遣送至集中营，作为对马赛炸弹袭击的回应，这个惊人的目标反映出希姆莱理想中的劳工数量（最终大约6000人被捕）。[161]

1943年初的猎捕行动导致集中营囚犯人数快速攀升。在奥斯维辛，登记过的波兰囚犯的数量翻了一倍，从9514人（1942年12月1日）增长到18931人（1943年1月29日）。更重要的是，党卫队在1943年1月内遣送了超过5.7万名犹太人到奥斯维辛，这个纪录直到1944年春末从匈牙利大规模遣送犹太囚犯时才被打破。[162]集中营囚犯的人数增多，被释放的人数却比从前更少，中央安全局的释放条件本就严苛，为了扣留更多的奴隶劳工，他们的规定越来越严。[163]

如果不是因为致命的条件，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囚犯人数本可能更多。夺人性命的暴力行为以及系统性杀戮损毁了希姆莱渴望的劳动力大军。根据党卫队的不完全统计，单单在1943年1月就有将近1万名登记在册的囚犯丢了性命。[164]接下来的几个月死亡人数明显增多，党卫队集中营的领导无疑在继续忽略这些死亡人数对战时生产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开始抬高奴隶劳工的价值。结果，有史以来第一次，党卫队集中营遭到了持续不断的压力，被要求改善营内的条件。正如帝国中央安全局在1942年12月31日给波尔的告状信中所写，这么多新囚犯在集中营死得如此之快，大规模逮捕的意义何在？[165]

降低死亡率

里夏德·格吕克斯并不是一个有很多惊喜的人。但是在1942年12月28日，他给党卫队集中营传达了一个惊喜：海因里希·希姆莱已下令，集中营内的囚犯死亡率“必须降低”（这个表述是原文照搬希姆莱2周前发给波尔的指令）。格吕克斯直指糟糕的死亡数字。尽管过去6个月（1942年6～11月）有大约11万名新囚犯，但同一时期几乎有8万人丧命，9258人被处死，其余70610人死于疾病、劳累和伤重（格吕克斯还没有算上那些甫到奥斯维辛就被毒气处死，没有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居高不下的死亡率意味着“囚犯数量永远无法达到党卫队全国领袖期望的水平”。结果，格吕克斯下令，集中营高级医生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大幅”削减死亡人数。这不是党卫队集中营领导第一次提醒手下，提高产出至少需要保证最低限度的关照。但此前从没有这么紧急地下过命令。[166]

1943年，经济与管理部进一步发布了数条指令，表明了提升集中营生活标准的重要性。1月时，格吕克斯再一次接到希姆莱的指示，让集中营当地的指挥官和行政主管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留囚犯的劳动力”。[167]奥斯瓦尔德·波尔也参与其中，他在1943年10月给指挥官的一封长信中总结了自己的观点。集中营里的军工生产已经成为“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他幻想着，但为了进一步提升产出，党卫队必须照顾好囚犯。为了给德国赢得“巨大的胜利”，党卫队集中营官员必须确保集中营内奴隶劳工的“健康”和“幸福”。波尔随后列出了一系列实际的改善之法。为了强调它们的重要性，他宣布将亲自监督它们的落实情况。[168]

集中营内的暴力行径经过数年的认可和升级，党卫队在柏林和奥拉宁堡的高级官员似乎要换种不同的态度，这震惊了一部分从集中营这所暴力学校培养出来的守卫。当然，党卫队领导并没有突然从残忍转变为仁慈。波尔再三向指挥官保证，自己的要求跟“感性的人道主义”没有半点关系。这不过是单纯的实用战略，因为德国为战争所做的一切离不开囚犯的“胳膊和腿”。[169]不止经济与管理部在重新思考自己的方法。纳粹领导人开始发现，奴工的供应并不是无穷无尽的，因此其他强制劳动力的生存条件有望得到改善。[170]

饥饿可能是集中营登记过的囚犯的死亡首因，所以改善食品供应是最紧迫的任务——就连海因里希·希姆莱也认可。[171]不过，党卫队领导拒绝下拨额外资源，反而实施一些没有额外成本的措施。有一些只是希姆莱的古怪想法，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远见的营养学家。首先就是他荒谬可笑的计划，分配洋葱和生的蔬菜，这个提议会给患肠道感染的囚犯造成更多的痛苦。[172]与此同时，奥斯瓦尔德·波尔听取了党卫队专家的建议，把自己的提议传达给集中营，都是些老套的烹饪技巧（“不要把热乎乎的饭菜煮过头”），还有提醒要继续保持节俭传统（“集中营内厨房不能有剩饭”）。[173]

希姆莱的另一个提议则更重要。在1942年10月底，党卫队全国领袖允许囚犯接受外界送进来的食物，这是吸取了战前集中营的旧例。很快，来自家属、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一些国家的红十字会的包裹纷纷寄到。[174]稀少的奢侈品如今找到了进入集中营的途径，丹麦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里有香肠、奶酪、黄油、猪肉、鱼肉和其他食物。此类包裹对囚犯来说是天赐，他们所有的话题几乎都关于这个；一些人甚至做梦都梦到收包裹。法国囚犯西蒙娜·圣克莱尔（Simone Saint-Clair）在拉文斯布吕克的秘密日记中记录了她有多渴望收到邮件：“我此前从来没有这般期待过包裹和来信！”那些定期收到补给的囚犯得水肿、腹泻、肺结核和其他疾病的概率更小一些。另一名拉文斯布吕克的囚犯，来自华沙的海伦娜·德查扎卡（Helena Dziedziecka）后来作证说这些包裹“保住了我们的性命”。[175]

不过，不是每名囚犯都能受益；满怀期望的囚犯比包裹多得多。[176]首先，各国的红十字会限制了包裹的流通范围；比如在马伊达内克，波兰红十字会的包裹只能给波兰囚犯。而且，党卫队只会把写明收件人的包裹交到具体的犯人手上；那些福利机构或家属都不知道姓名和下落的囚犯，或者外面没有家属的人只能挨饿了。同时，党卫队的人员和盖世太保发现了腐败的新机会，这些包裹全凭他们处置；当奥斯维辛营内关押的德国吉卜赛人安娜·梅特巴赫（Anna Mettbach）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包裹时，她发现里面原本的物品被烂苹果和面包代替了。[177]本地的集中营党卫队还禁止整群的囚犯接受食物包裹，首当其冲的是苏联人和犹太人。“我们所有人都非常需要食物，”埃德加·库普费尔在达豪的日记中写道，“特别是苏联人，因为他们收不到包裹。”[178]

除了包裹以外，一些囚犯还能收到国家分发的额外食物，对党卫队来说又是不需额外成本的事。尽管帝国粮食农业部因为国家遭受了一场重大的粮食危机，从1942年初开始大幅削减囚犯的官方配额，但大多数囚犯仍然因为从事重体力劳动，有资格领取额外的食物补贴。不过，这些补贴并不是自动下发的，本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在完成必要的文书时拖拖拉拉（其中有些人扣留了额外的配额）。好在最终还是有越来越多的犯人能领到应得的食物，虽然可能大多数囚犯仍一无所得。[179]

党卫队领导知道，改善生活条件不能止步于供应食品，还需要对那些极度虚弱或病重的犯人做些什么。1942年末，希姆莱跟波尔抱怨说太多囚犯——据他估算约有10%——目前无法工作。[180]过去，集中营党卫队很快就会杀掉这些无法劳动的人。但现在，这种肆意妄为的谋杀有所节制，因为党卫队领导想要逼迫康复者重返工作岗位。[181]在一些集中营里，这些考虑导致在甄选本地党卫队队员时有了些许限制。[182]希姆莱还切实地摒弃了谋杀体弱囚犯的中心方案（14f13行动），此前行动规模已经缩小。1943年春天，指挥官们得知，所有“不适合工作”的囚犯经过医生的检查筛选后，可以得到赦免（精神出问题的犯人不算）。集中营党卫队遵照希姆莱的要求，不再杀害“卧床不起的残疾人”，而是逼他们去劳作。[183]

至于给病人提供医疗服务，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也在寻求新方法。“集中营里最好的医生，”格吕克斯在1942年底坚称，“不是那些极度铁石心肠的人，而是今时今日仍能尽医生之责的人……医术尽可能高的人。”[184]这个要求至少导致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党卫队在集中营的医务室里增派了更多当过医生的囚犯。这又是一个战前的传统。很快，这些囚犯医生肩负起了大部分日常职责。跟他们愚笨的党卫队上级比起来，这些囚犯医生水平很高，而且确保病人的状况得到了一定改善；新建的场所以及医疗设备和药品的供应增多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至少在一部分集中营里是这样。[185]

这些改变对囚犯个人来说虽然重要，但没有改变整体的医疗条件。所有卫生条件的改善都会被不断增长的过量人口抵消，而这也是党卫队追求更多奴隶劳工的直接结果。[186]医务室依旧充斥着令人绝望的物资短缺、忽略和虐待。1944年夏天，一名成功脱逃的囚犯写下了这样的话来描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医院，“腐肉、血和脓的臭气令人无法忍受”。[187]最好的护理只留给少数有技术、有人脉背景的特权囚犯。[188]对比之下，党卫队依然会放任病情最重的囚犯自生自灭，或者直接杀掉。特别是，党卫队继续把垂死的囚犯运送到其他集中营，奥斯维辛也取代达豪成了最佳的目的地。比如，1943年12月5日，一群所谓的无用之人从弗洛森比格被遣送到这里。挤得满满当当的车厢里还塞着250多具尸体，这些人都是死在去奥斯维辛路上的。幸存的948个人中，许多人体重不足90磅，也离死不远了。党卫队把最虚弱的囚犯扔在积雪犹存的地上，再往他们身上泼水，加速了他们的死亡。剩余的人也很快死去。到了1944年2月18日，只有393个人活了下来。[189]

但是经济与管理部并没有放弃降低死亡率的雄心。因为集中营内的残酷风气是伤病和死亡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官员们试图抑制一些最公开的过激行为。他们减少了点名（党卫队折磨人的场合）的次数和时长，下令本地看守让囚犯夜里睡个踏实觉，平时多一些休息时间。官方还施压减少了对囚犯肉体上的惩罚，废除了臭名昭著的“吊人”（至少书面上如此）。[190]总体上，经济与管理部重申了禁止凶残攻击囚犯的命令。本地集中营官员进一步下发了更多的指令，其中一些人还公开谴责甚至惩罚残暴的看守。[191]

又一次，这些措施发挥了作用，尽管日复一日的恐怖行为仍在继续。在许多本地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的认知中，对囚犯肉体上即便最残忍的虐待也可以被视为正常，哪怕是在死后（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会用囚犯的刺青皮肤制作缩水头颅和物品）。党卫队的资深队员浸染在残忍好杀的文化中，对于哪怕稍微减轻虐待的指令，他们不愿意接受也并不奇怪。[192]他们的直属上级通常也会赦免他们的行为。一些本地的党卫队官员虽然表面要求分区主管们签署正式的承诺书，不动囚犯一根汗毛，但私下仍让他们继续敲打手下的犯人。[193]

本地集中营内的恐怖行为依旧，这要拜党卫队领导所赐。如果你想象经济与管理部改革派管理者和本地集中营施暴者之间产生了简单的冲突，那就错了。[194]1942～1943年针对集中营的中央指令根本不明晰。尽管自相矛盾，但经济与管理部要求改善囚犯的生活和治疗条件的同时，也更野蛮地剥削囚犯。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2年春天时亲自定下了基调，呼吁“累死”强制劳动力。波尔的“奴隶司机”格哈德·毛雷尔努力达到他的要求。1942年6月初，他复述主人的命令，敦促集中营指挥官“最大限度地使用”囚犯的劳动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求囚犯不仅在工作日劳动，周六全天和周日上午也要工作。[195]这个指示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令人怀疑；一些私企周日并不开工，而且极度疲惫的囚犯只会产出更少，不会更多。[196]经济与管理部再接再厉，1943年11月，波尔重申这个命令：“现在开展的大规模行动对我们的战争以及最终的胜利至关重要，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囚犯每日的工作时间都不能少于11个小时。”实际上，囚犯们在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驱使下，工作时间甚至更长。[197]结果是更多的人得病、受伤、死亡。

新方向？

奥斯瓦尔德·波尔依然得意。他在1943年9月30日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吹嘘说，集中营内的囚犯死亡率迅速下降。得益于最近的创新之举，经济与管理部完成了党卫队全国领袖交托的任务。登记过的囚犯的月死亡率稳步下降，波尔宣称，从1943年1月的8%下降到6月的不到3%。这不仅是简单的季度性调整，他暗示说，而是实质性的减少（1942年7月的死亡率为8.5%）。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波尔给希姆莱展示了数据和图表，全部指向同一个结论。希姆莱听到这个好消息十分高兴——尤其当纳粹政府遭遇了一系列军事挫折时——他慷慨地感谢了波尔及其属下。[198]

一些历史学家对波尔的结论，以及他给出的数据全盘接受。[199]不过也需慎重：毕竟，党卫队迫切需要波尔减少死亡人数。再仔细看，他的数字明显不是加起来的总和。不仅集中营党卫队的官方记录漏记了许多在册囚犯的死亡，波尔的数字甚至与党卫队的其他（更多）统计也不相符。毋庸置疑，集中营囚犯的死亡人数比波尔所说的更多。[200]不过这并不是说他列出的总体趋势是伪造的。[201]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囚犯死亡率的确有所下降；整体来说，囚犯们在1943年秋天的生存概率比18个月前要高。[202]

不过，这个结论限于三个方面。第一，集中营系统依然致命。即便相对死亡率下降，但1943年时有几个集中营的整体死亡人数依然在增多，因为囚犯人数有所增加。比如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登记过的囚犯的死亡人数从6.9万（1942年）增长到8万多（1943年）。[203]尽管这期间奥斯维辛的基本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善，一名波兰囚犯甚至说“现在和过去大不相同”，但依然致命。赫尔曼·朗拜因（Hermann Langbein）是一名特权囚犯，可以接触到党卫队机密数据，他后来报告说，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月死亡率从19.1%（1943年1月）下降到13.2%（1944年1月）。换言之，党卫队延长了囚犯的痛苦，但大多数人最终仍难逃一死。[204]

第二，各集中营之间也有明显区别。德占东欧地区和西边相比，死亡的囚犯更多。根据波尔呈给希姆莱的数据所示，1943年8月时死亡人数最多的集中营是马伊达内克，那里的死亡率是布痕瓦尔德的10倍。[205]不过，即便在德国战前的领土内，主要集中营的情况也不尽相同。在毛特豪森，情况有明显改善，囚犯年死亡率几乎减半，从43%（1942年）下降到25%（1943年）。相比之下，同一时期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女囚和弗洛森比格的男囚却没有明显改善。[206]

第三，集中营系统在地理上的不平衡多归咎于具体囚犯群体的死亡率。在马伊达内克和奥斯维辛，这两个东部占领区内最大的集中营，1943年时犹太人是囚犯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登记的犹太囚犯鲜有能活过几个月的，因为党卫队针对他们的方案基本没有丝毫改变——“劳动灭绝”。党卫队集中营甚至将这个政策拓展到其他群体上，主要是提拉克和希姆莱达成协议后送进集中营的国家囚犯。截至1943年3月底，自1942年11月以来送抵集中营的12658名国家囚犯中，将近一半已经死亡。因为集中营党卫队的残忍无情，大多数人甚至没能撑过几个星期。在布痕瓦尔德，前国家囚犯的月死亡率在1943年初高达29%——相比之下，德国“绿色囚犯”（所谓的职业罪犯）的月死亡率不到1%。[207]

即便整体趋势并不像波尔所说的那样显著，但1943年的集中营系统确实不如之前那般致命，因为经济与管理部的建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虽然各项举措分开看的话成效有限，但汇集到一起后的综合效应显著。自从1939年秋天战争爆发以来，集中营便急速沦为悲惨致命的地狱，如今这个势头得到了短暂的遏止和缓解。正如我们之前所见，集中营的发展并非直线形的，而且它们也不是不受上级指令的影响。柏林的党卫队领导过去可以将恐怖升级，现在也可以加以控制。虽然有些中央指令下达到基层需要时间，有些会被曲解或忽略，但经济与管理部还是可以给集中营定下大方向的。[208]不过，党卫队虽然成功降低了死亡率，但其管理者们没想要改变集中营的整体气氛。结果就是集中营系统的主要特质——忽视、蔑视和仇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改变。

“小白鼠”

西格蒙德·瓦萨（Siegmund Wassing），36岁，奥地利犹太人，1941年11月被送进达豪集中营。5个月后，这名维也纳的前电影技师被判处最可怕的死刑。1942年4月3日，他被关进停在两个医务营房之间的特种载货汽车的压力舱，连着设备检测他的心跳和大脑活动。随后，舱内的空气被抽走，模拟迅速升到高空7英里的情况。在几分钟之内，依旧穿着条纹囚服的瓦萨开始流汗、颤抖、大口喘气；半个小时之后，他停止了呼吸，党卫队空军医生、三级突击中队长西格蒙德·拉舍尔（Sigmund Rascher）准备验尸。雄心勃勃的33岁医生拉舍尔下令把医学处决作为一系列气压实验的一部分，从1942年2月底开始实行，其中还包括模拟高达13英里时压力下降和弹射的情况。总之，数百名囚犯在达豪遭受了实验虐待，数十人死亡。但拉舍尔医生十分乐观。1942年4月5日，也就是西格蒙德·瓦萨被杀两天之后，他在一封信中设想了“航空的全新视角”。[209]

这封信的接收者，即授权这些实验的人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他也同样兴奋。他深深着迷于这样的实验，甚至决定跟之前的一些空军和党卫队官员一样亲自前往观看。在奥斯瓦尔德·波尔的陪同下，希姆莱在1942年5月1日下午来到达豪，视察了五六项模拟高海拔的弹射实验；囚犯们虽然没死，却惨叫晕倒，而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全神贯注地看着。希姆莱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临走前嘱咐几位当地的党卫队队员，让囚犯们享用他准备的最后一餐——咖啡和白兰地。[210]

大概就在希姆莱视察达豪的时期，人体实验在集中营内兴起。尽管早期也有一些实验，但随着德国军事命运衰落，这样的实验迅速发展起来。到了1942年，党卫队领导想抓住这些肩负着新希望的项目，不管要付出怎样沉重的生命代价，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把集中营囚犯的身体视为可剥削的商品——不只是奴隶劳动，还包括人体实验。许多像达豪里的实验都是明确为战争服务的。由于前线和国内的损失日益扩大，满心焦虑的官员们把目光投向了医学科学，希望凭此扭转局势。对集中营囚犯的残忍实验，为的是找到新方法从寒冷和饥饿、伤病、传染病中拯救德国士兵的生命，保护德国平民免受传染病和烧伤之苦。“我认为竭尽所能保护、挽救数千德国人的生命是我的职责。”一名医生后来这样说，试图给自己参与谋害人命的实验找借口。[211]

集中营实验

人体实验不管在德国境内还是境外，都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而出现。目前还远没有出台严格的规定，但自从几件震惊魏玛共和国的丑闻事件发生后，德国医疗机构在1931年起草了几条先驱性人体研究指导原则，禁止强迫性测试，禁止用临终者进行实验，禁止危及儿童。[212]可短短几年后，集中营里的医生便把这些基本原则抛诸脑后。第一批用囚犯做的实验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规模小，相对无害。[213]一旦德国陷入战争，党卫队就开始支持有致命风险的实验，许多实验都是受了前线事故的影响。

第一批此类实验可能发生在萨克森豪森的医务室，两名集中营党卫队的医生在1939年10月至12月期间，用芥子气毒害了数十名囚犯。指令来自希姆莱，因为他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痛记忆，总担心德国军队可能会遭到化学攻击。为了确定两种潜在疗法的作用，萨克森豪森的医生把芥子气用在了囚犯身上，造成直达胸口的大面积烧伤；有时候，医生还会用细菌感染伤口。最终，他们测试的药品被证实无效。医生们在最终报告中尽可能地承认了这个结论，报告由党卫队帝国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交到希姆莱手上，前者亲自观看了这些实验。[214]

接下来几年还有更多的实验，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段。战争期间，医生们总共用两万多名囚犯在十多个集中营做过实验，其中数千人丧命。[215]随着死亡人数增多，经济与管理部的管理者们担心可能对强制劳动力造成的影响，在1942年底曾询问过几个集中营在实验里损失了多少工人。[216]同时，医生们也在掩盖痕迹，把那些故意用于感染囚犯的病毒和毒药称为“疫苗”。[217]但偶尔他们也会有疏漏，直接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称呼这些受害者为“小白鼠”和“兔子”，一些受害者本人也用这些带有黑色幽默的称呼。[218]

海因里希·希姆莱负责这些实验，可能背后有希特勒撑腰。[219]虽然没有集中协调的项目，大部分极端提案来自基层，但希姆莱掌握着解锁“小白鼠”的钥匙，他坚称集中营内的实验必须得到他的首肯才可以进行。[220]那些跟希姆莱有私交的科学家可以直接跟他申请，比如西格蒙德·拉舍尔，其妻跟希姆莱相熟。[221]另一条途径是通过希姆莱的伪科学研究机构Ahnenerbe。该机构最初设立是为了探寻日耳曼种族的神秘根源，在战时转而进行军事研究，确保有充足的集中营囚犯用于各种实验。[222]第三条途径是通过帝国医生格拉维茨，他在战时成了一名更具影响力的人物，1943年时统管党卫队的整体医疗服务。尽管希姆莱反复攻击这位首席医生的专家地位，但格拉维茨证明了自己对集中营内的人体实验有不逊于上司的热情，协助上级评估科学家的申请。[223]

希姆莱着迷于面面俱到地管理医疗酷刑，阅读报告并建议稀奇古怪的新实验。他对于科学目眩神迷，很容易就被所谓专家的激进项目吸引，特别是当这些专家附和他自己的世界观时。他认为牺牲集中营里没有价值的次等人可以挽救德国士兵的性命，谁反对谁就是叛徒。在希姆莱的脑海里，战争是一切行为的合理解释，因此他打开了许多致命实验的大门，达豪也成了主要的实验中心之一。[224]

希姆莱最喜爱的医生

达豪集中营里人体实验的历史和西格蒙德·拉舍尔医生密不可分，他的压力舱实验是一系列致命实验的开端。拉舍尔生于慕尼黑一个富裕的家庭（他的父亲也是医生），1936年取得行医资格，自1939起在空军服役。他随后的快速晋升凭借的不是政治激进主义（他1939年才加入党卫队），更不是他的业务能力，而是勃勃野心和意志同样坚定的妻子，后者跟希姆莱交往甚密。希姆莱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永远有时间许诺年轻的煽动者，通过非正常途径取得充满前景的科学突破。在他的照拂之下，拉舍尔成了达豪集中营人体实验的首席负责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这位自负的新贵蒙骗。卡尔·格布哈特（Karl Gebhardt）教授是武装党卫队数一数二的医生，曾担任德国最著名外科医生绍尔布鲁赫（Sauerbruch）教授的助理，他认为拉舍尔不过是个庸医。他的指控明显不是因为拉舍尔灭绝人性的工作——格布哈特自己也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开展人体实验——而是因为这些工作根本毫无用途。格布哈特教授在复审拉舍尔的其中一篇报告时当面告诉他，如果这篇报告是一名大一本科生交上来的话，自己会直接把人丢出办公室。拉舍尔在空军里的上司也越发小心起来。虽然感念拉舍尔在达豪发起了航空实验，可他们也越来越不满意拉舍尔越级直接向希姆莱汇报的做法。遵从希姆莱的心愿，拉舍尔最终在1943年离开空军，一心一意为党卫队（以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的职级）杀人，在达豪经营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实验站。[225]

只要有希姆莱撑腰，拉舍尔便有事可忙。气压实验于1942年5月结束后，拉舍尔和一些同事很快开始了下一个实验，把囚犯泡在冰水里。当然，这个实验也是出于军事考虑。鉴于越来越多的德国飞行员坠落英吉利海峡，空军希望了解更多有关长时间落水的信息。在测试中，囚犯必须爬进一个冰冻的水箱，里面的水里还有浮冰。一些囚犯还需穿戴飞行员的全套装备，其他人则把衣服都脱光。一名年轻的波兰囚犯一次又一次地用不纯熟的德语恳求施虐者停止：“不要水、不要水。”另一名波兰囚犯莱奥·米哈洛夫斯基（Leo Michalowski）神父后来在纽伦堡医生法庭上就自己遭受的折磨作证，他是唯一一个站出来作证的幸存者：“我在水里冻得要死，双脚像铁块一般僵硬，双手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了呼吸。我开始再一次发抖，冷汗从头上流下来。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然后我再一次恳求他们拉我上来，因为我再也受不了泡在水里了。”

几个小时后，大多数囚犯最终被拉了上来，他们已经失去意识，医生尝试通过药物、推拿和电热毯把他们唤醒。米哈洛夫斯基被救了回来，但更多的人就此丧命。还有一些人是被故意留在水箱里等死的，因为这样拉舍尔才能更近距离地研究他们的死因。总之，大约有200～300名达豪囚犯遭受了水箱折磨。数十人死亡，大多是在拉舍尔单独监视之下。空军收集了足够的数据后，这项实验在1942年10月被官方叫停，但之后拉舍尔自己仍在继续，他为了进一步推动自己的事业，就像之前做气压实验一样，他开始加入更极端的实验内容。[226]随着1943年初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他甚至把冰冻实验拓展到了陆地上。为了研究最严重的冻伤，达豪囚犯们在冬天夜里被关在外面，为了不让他们惨叫还给他们注射了镇静剂。据达豪的一名审头回忆，拉舍尔的野心驱使着他名副其实地“踩着尸体前进”。[227]

海因里希·希姆莱对拉舍尔的冰冻实验极感兴趣，甚至亲自参与其中。他建议说，最有可能让浸泡在冰水中的囚犯恢复生机的方式是人体取暖；为了验证他的假设，他要求拉舍尔让裸女去爱抚失去意识的男人。[228]希姆莱的建议完全没有意义。即便“动物的温暖”（他的原话）有作用（实际证明并没有），就连希姆莱也不可能提议在德国海军的战舰上安排妓女，以防遇到落水的飞行员。[229]但希姆莱在党卫队内被奉若神明，他的话神圣不可侵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赶紧在1942年10月送了四名女囚犯过来——首批进入达豪的女囚——开始实验。不久，拉舍尔肮脏的余兴节目便如磁铁一般吸引了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和相关各方。[230]

头号窥淫狂要数性压抑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对这个实验“极为好奇”，必定要亲眼看看才好，所以1942年11月13日一早便来到了达豪拉舍尔实验站。希姆莱全程近距离地观看。一名裸体男囚被扔进水里；他挣扎着要出来，但拉舍尔一直把他往下压；这名男子失去意识后被拉出水；他全身冻僵，被抬到一张大床上；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尝试与他性交。希姆莱满意了，除了对波尔有一点小小的抱怨：他认为其中一个女人，一名年轻的德国囚犯，依然能为纳粹民族共同体挽救一下，而不是被当作性奴。[231]

西格蒙德·拉舍尔的一切似乎都顺风顺水。在希姆莱的帮助下，1944年初的他声名赫赫，已经接近自己的终极梦想，获得教授职位。与此同时，他继续手上的人体实验。他对一种名为Polygal的止血药物尤其感兴趣，下令抓几名达豪的囚犯来测试药效。这种药是达豪集中营里的一名在押的犹太药剂师开发的，拉舍尔想从中获利，准备在自己的工厂里批量制造。拉舍尔的专业前途和财路一片光明，私生活也有好消息。他的妻子——通过勒索释放的囚犯，威胁把他们重新抓回达豪集中营，来赚取额外的暴利——宣称怀上了他们的第四个孩子。[232]

但一切并不像看上去那般美好。随着慕尼黑发生的一桩抢掠儿童事件，刑警发现拉舍尔如画的家庭生活——希姆莱为此对他印象颇佳，还送了他礼物——其实建立在犯罪和欺骗之上。这几个孩子都不是他们夫妇亲生的；拉舍尔夫人的儿子都是从别的母亲那里抢来的，她的丈夫是同谋共犯。随后警察的调查还发现了她丈夫在集中营贪污腐败的证据。傲慢的拉舍尔在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里树敌颇多，尤其是因为他辉煌的前程。1944年5月他被拘留，就在快被释放前，党卫队在达豪地堡里枪毙了他，这个地方离他开展自己害人的实验的地方不远。几乎同时，他的妻子被绞死在拉文斯布吕克，死前她曾多次试图逃跑。[233]

但党卫队在达豪的实验并没有随着拉舍尔的倒台而停止。拉舍尔或许是集中营里最知名的医疗施虐者，但并不是唯一一个。自1942年起，还有好几名医生在进行人体实验，用细菌感染囚犯然后测试对抗血液中毒和伤口溃烂的药物，逼迫囚犯喝海水来测试一种据说能改良口感的物质。[234]事实上，达豪是一项最大规模的集中营人体实验的站点——克劳斯·席林（Claus Schilling）博士领导的疟疾研究站，他是传奇细菌学家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的学生。席林已经70多岁了，他漫长的职业生涯都浪费在徒劳地寻找一种疫苗上。鉴于他此前微不足道的记录，他在集中营里提议的人体实验也不太可能成功。可是，希姆莱渴望找到一种药物来保护军队在东部占领区免收疟疾侵扰，因此准许了席林开展实验。席林搬到达豪居住，实验始于1942年2月，直到1945年春天集中营土崩瓦解时才结束。总共约有1100名囚犯，其中一些已经虚弱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通过注射和蚊虫叮咬被传染，使席林和他的手下能够测试一系列药物。这些囚犯经受了四肢浮肿、掉指甲和头发、高烧、瘫痪等种种折磨。许多囚犯死于用药过量，活下来的则通常要经受更多的实验。[235]

达豪集中营党卫队参与了这些实验，就像参与其他活动一样。每当席林博士需要新的牺牲品，达豪集中营的医生就会给出一份囚犯的名单。这份名单被送到党卫队劳动办公室；所有登记在册的囚犯都被纳入考虑，毕竟这些被关进实验站的囚犯名义上被定义为受聘人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当“小白鼠”，受尽折磨）。然后，这份名单被送到集中营营区负责人手中，他通常会做一些调整。最终版本会被放到指挥官的案头等他签字。只有到这时，不幸的囚犯才会被拖进席林的疟疾站。[236]类似的情景在其他集中营也会上演，集中营党卫队协助医生虐待和杀害囚犯，为的是让自己的事业更进一步以及帮助德国赢得战争。

为胜利而杀戮

1942年8月14日，年轻纤瘦的教师拉蒂丝娃·卡罗林斯卡（Władislawa Karołewska）被要求去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医务室报到，德国占领波兰后，她参加过当地的抵抗运动。与她一同前往医务室的还有其他几名波兰囚犯。在那里，她的腿上被打了一针，结果导致她开始呕吐。随后，她被带到手术室又打了一针；她昏迷前最后看到的是一名戴着医用手术手套的党卫队医生。当她醒来时，她的腿在不停抽搐：“我发现自己的腿被打上了石膏，从脚踝到膝盖。”三天后，一直高烧不退、腿部肿胀且有液体渗出的卡罗林斯卡再次被同一名医生拿来做实验。“我感到剧烈的疼痛，”她在战后作证说，“而且我记得他们从我的腿里切了一些东西出去。”卡罗林斯卡在一间充满了排泄物恶臭的屋子里躺了两周，旁边有一个有同样遭遇的波兰女囚。两周后，绷带终于被取下来，她第一次看到了自己术后的腿：“创口深到可以看见骨头。”又过了一周，党卫队把她放回营房，即便她的腿还在流脓，而且无法走路。很快，她又被送回医务室，集中营医生再次对她进行了同样的手术；她的腿又肿了起来。“这次手术令我感觉更糟糕，甚至无法移动。”[237]

拉蒂丝娃·卡罗林斯卡遭受的摧残不仅给她的身体造成了极大的伤痛，还给她的心理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创伤。她并不知道，这是好几座集中营一系列协同实验的一部分，为的是测试抵抗所谓气性坏疽的药物。军队和集中营医生从1941年底开始辩论用磺胺类药物治疗伤口感染的作用，因为德国军队在东线的死亡率一路飙升。1942年6月初，赖因哈德·海德里希因气性坏疽丧命——一名刺杀者扔出手榴弹造成爆炸，导致车里的垫衬碎片刺入了他的身体——这个问题对希姆莱越发紧迫，而他坚信磺胺类药物是灵丹妙药。

海德里希死后不过数周，实验就在拉文斯布吕克开始了，那是1942年7月20日。党卫队临床医生卡尔·格布哈特教授负责该实验，他在附近的霍亨林青（Hohenlychen）经营着一家疗养院和党卫队医院。为了模拟气性坏疽的症状，医生深深地切开数十名囚犯的腿，绝大多数是像卡罗林斯卡一样的波兰女人，放入细菌、土壤、木屑和玻璃碎片。最终，格布哈特教授认定磺胺类药物对治疗此类感染效果甚微。事实上，格布哈特本就希望这些药测试失败。身为党卫队领先的外科医生，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必须维护前线外科手术的重要地位。更要紧的是，他被指控搞砸了海德里希的治疗（他被希姆莱派到布拉格照料这位受伤的副官，在治疗中反对使用磺胺类药物）。为了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格布哈特需要拉文斯布吕克的药物实验一无所成。数位女囚死在随后的手术中，其他人则要在剩余短暂的生命中背负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238]

跟拉舍尔医生在达豪集中营搞的高空和冰冻实验一样，残害拉文斯布吕克囚犯的实验也是作战实验的一部分，表面上是为了挽救遭受致命伤的德国士兵的生命。在其他几座集中营，囚犯们也为了这个原因被故意打伤和杀害。比如在纳茨维勒集中营，奥托·比肯巴赫（Otto Bickenbach）教授负责碳酰氯（光气）的死亡实验，这是一种有毒的气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用作化学武器。为了研究它的效果并测试药效以保护德国军队，1943～1944年有100多名囚犯被迫走进纳茨维勒的小型毒气室。据一名幸存者回忆，短短几分钟内他就感到了一种剧痛，几乎无法呼吸：“就好像有人用针刺穿了我的肺。”很多囚犯窒息而亡。其他人在接下来的几天死得充满煎熬和痛苦，他们会咳血，甚至是肺部组织。[239]

还有一系列作战实验旨在保护德国军队不受传染病的侵害，包括肝炎、肺结核，特别是斑疹伤寒。[240]在东欧占领区，德国士兵经常会被传染斑疹伤寒，因此德国高层视其为一个重要的威胁，不仅对军队而言，对国内的人口来说也是如此。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开发疫苗所做的工作最多。在这里的常设研究站，有24个不同的实验在展开，由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埃尔温·丁（Erwin Ding，又被称为丁-舒勒）博士负责。他是一个无能的年轻医师，来自武装党卫队的卫生研究院。他的副手是布痕瓦尔德党卫队医生瓦尔德马·霍芬（Waldemar Hoven），出身于一个受人尊敬的家庭，但在选择学医和加入集中营党卫队之前他辍学四处流浪——甚至有一段时间曾在好莱坞片场当临时演员——他上学的时间还不足五年（霍芬很无能，他甚至命令囚犯给自己写论文）。从科学角度来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设计得漏洞百出的实验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无能。最实质性的结果就是苦难。1943年夏天的一次实验需要测试赫司特公司开发的两种药物，39名受测囚犯中死了21个；幸存者里大多数人会发高烧，脸和眼睛肿胀，出现幻觉和震颤。1942～1944年，据说医生们总共在1500多名囚犯身上做过实验；200多人没能活着走出布痕瓦尔德的斑疹伤寒研究站。[241]

最后一套作战实验不是为了保护，而是为了激发德国军队的表现而设计。医生们利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展开了数个实验。1944年11月，一名海军医生运用大剂量兴奋剂，包括可卡因，想要找到一种可以让潜水艇上的士兵一连好几天听从调派、不眠不休的药物。集中营党卫队让他随意使用一支体力最透支的劳动小组，那些犯人为了测试鞋子的新款式，每天要背着沉重的沙袋绕圈走25英里。20岁的金特·莱曼（Günther Lehmann）就是被选中做实验品的囚犯之一。在为期4天的可卡因实验中，他只睡了几个小时，其余时间一直蹒跚走在测试的轨道上，背着一个25磅重的帆布包。不像许多纳粹人体实验的牺牲者，莱曼侥幸活了下来。[242]

奥斯维辛和纳粹种族科学

党卫队一级突击中队长约瑟夫·门格勒在1943年5月底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年32岁，此前两年基本在东部前线度过，是党卫队营职医官。他到集中营任职的第一年担任所谓吉卜赛营的党卫队主要医生；随后他接管了医务区，成了比克瑙的党卫队高级内科医生。跟其他奥斯维辛医生一样，门格勒执行了许多残忍的任务。他负责监督囚犯的死刑和毒气处决，凭借对流行病的致命探索而闻名于党卫队。门格勒还经常亲自到站台筛选犹太人，他样貌出众、情绪高昂、动作夸张，像指挥官一样把囚犯分成不同的组。1944年夏天，奥斯维辛党卫队首席内科医生爱德华·维尔茨表扬了门格勒工作时的“审慎、毅力和活力”。此外，维尔茨还被门格勒业余时间的狂热行为深深打动了，称门格勒“利用手中的科学材料为人类学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243]维尔茨所指的副业是门格勒最痴迷的爱好：以纳粹种族科学的名义折磨囚犯。种族科学是集中营的第二大研究课题，不同于作战实验，主要在奥斯维辛地区展开。

门格勒博士是种族生物学的信徒，信奉利用科学手段，通过辨识和除掉劣等种族来净化国家机体。尽管他的信仰和纳粹的理念高度一致，但门格勒（跟拉舍尔博士一样）早期并不是狂热的纳粹追随者。他出身于一个富裕的民族保守主义家庭，二十五六岁才申请加入纳粹党和党卫队（分别在1937年和1938年）。他的主要使命是种族科学。身为好学之士，门格勒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从一开始就专注于种族遗传学和人类学。这名勤奋的年轻科学家很快被男爵奥特马尔·冯·费许尔（Otmar Freiherr von Verschuer）教授招至麾下，后者是研究德国种族卫生学的资深元老之一，后来成为柏林威廉皇帝学会人类学、遗传研究和优生学研究所所长。门格勒成了他的一名助理，全职加入党卫队后继续与他一起工作。

种族屠杀期间的奥斯维辛对于门格勒这样努力且缺乏道德底线的种族生物学家来说是梦寐以求的研究地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测试一切假设，哪怕是自相矛盾的，而且这里总有充足的“科学材料”。他要的实验用囚犯会得到特殊的地位。他们与其他囚犯隔离，只归他私人支配；他们的身体，不论死活，都属于门格勒。[244]他的实验品主要是有生长萎缩和其他不同寻常生理特征的人，他和助手狂热地拍照、测量、拍X光片。他在1944年5月时尤其兴奋，因为一个身材极矮小的旅行表演家庭从匈牙利被送进奥斯维辛。门格勒几年前就想要拿他们做实验，如今到手后他马上开始给这些牺牲品注射、放血、滴眼药水、提取骨髓。其中一名表演者，伊丽莎白·奥维茨（Elisabeth Ovici）后来回忆“我们经常会感到恶心痛苦，不得不呕吐”。不过，她逃过了最糟糕的命运，门格勒手中很多身体畸形的囚犯都被杀了；一丝不苟地验尸后，他们的骨头被送到威廉皇帝学会收藏。特制的眼球也被送到同样的地点，是门格勒提供给费许尔的另一名助理卡琳·马格努森（Karin Magnussen）博士的，她在研究眼睛颜色不同的吉卜赛人。[245]

门格勒博士的专长是折磨双胞胎。德国和海外的种族遗传学长期关注于双胞胎的研究，这也激发了门格勒早期学术研究的兴趣。被指派到奥斯维辛之后，他开始系统性地在集中营搜罗有助于他研究事业的囚犯。他总共可能筛选出1000多对双胞胎用来做实验。其中大多数都是2～16岁的孩子，其中一些兄弟姐妹因为是双胞胎才逃过了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门格勒用他们做了一连串的实验。首先是疯狂地采集人体数据，学究门格勒坚信只要事实充足就必然可以获得重要的洞察；每对双胞胎都要完成一份表格，上面有96个不同的部分。“上百次的身体检查、测量、称重”，埃娃·海尔什科维茨（Eva Herskovits）后来这样形容她在门格勒手中的遭遇。党卫队提取的血样太多，以至于有的孩子因贫血而丧命。

然后是实验。为了改变双胞胎眼睛的颜色，门格勒和他的手下给双胞胎眼睛里注入液体，造成他们的眼睛肿胀烧伤。党卫队还让他们染上传染病，以观测他们的反应。此外，门格勒开展奇奇怪怪的外科实验，通常都没有麻醉，目的是对比儿童对疼痛的敏感性。有一次，两个不足三四岁的男孩被缝到了一起，仿佛连体婴儿；他们死前日夜不停地惨叫。死亡给了门格勒另一个机会做研究，他经常亲自给囚犯注射致命性毒剂。[246]

鉴于门格勒罄竹难书的罪行，他之所以成为奥斯维辛所有行凶者里最臭名昭著的一人，原因一目了然。但是，他的恶名掩盖了其他医生的行为。门格勒并非个例。在他身处的环境下，医疗谋杀囚犯是一件寻常事。数十位内科医生在奥斯维辛开展种族实验，这里不仅有集中营党卫队的医生，比如维尔茨博士，还有来自党卫队、军队甚至外界的民间研究人员。由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人口最多，其中许多是犹太人，因此对于那些寻求人类“小白鼠”的医生来说，这里比达豪集中营更具吸引力，死伤也绝非其他集中营可比。

在这些被吸引到东边的医生当中，两个对头——卡尔·克劳贝格（Carl Clauberg）教授和霍斯特·舒曼（Horst Schumann）博士在测试快速且廉价的大规模绝育。热衷于在东欧占领区消除多余的人口群体，希姆莱在1942年夏天批准了这些实验。这引发了两位医生之间的一场可怕竞赛，他们争着寻找最高效的绝育方法。在集中营里规模最大的这场实验中，他们屠杀了数百名奥斯维辛囚犯（绝大部分是犹太人）。

第一位医生卡尔·克劳贝格教授在1942年7月的一次午餐时，与希姆莱和格吕克斯讨论他给犹太女人做绝育的方案，他想给宫颈注射一种化学物质，通过封死输卵管达到绝育的效果。这个过程会引起剧烈疼痛，无数女人死于并发症；其他人则被杀死，好方便克劳贝格检查她们的器官。一名幸存者查娜·霍芬贝格（Chana Chopfenberg）后来回忆说，克劳贝格对待她们“如同牲畜”。注射时她被蒙住了眼睛，她被威胁说如果喊叫的话就会被杀。执迷不悟的克劳贝格在战后坚称自己的实验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并且让许多妇女逃脱了被灭绝的命运（1957年，他在德国的一家候审监狱里死于中风）。

他的对头舒曼博士也在附近狂热地工作着，以一种粗枝大叶且碰运气的态度，使用极大剂量的放射物（他从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放射科医生培训），然后开展手术。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性器官的深度烧伤、严重感染和许多人死亡。与对手不同，舒曼博士主要选择男囚作为实验对象。其中一人，哈伊姆·巴利兹克（Chaim Balitzki）在战后作证时崩溃大哭。“最惨的是，”他说，“我再也不会有孩子了。”舒曼并没有因为伤亡的代价停下脚步，反而继续向前，但最终不得不承认手术比X光更有效。克劳贝格教授获胜。1943年6月，克劳贝格告诉希姆莱自己的实验即将完成。他坚称有合适的装备和支持就能很快在一天内给1000名女性绝育。不过他的实验还没做够，1944年继续在拉文斯布吕克进行进一步的化学物质注射实验。[247]

纳粹医生甚至挑选奥斯维辛囚犯送到其他集中营做死亡项目。最声名狼藉的项目是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骨骼收藏，那里是纳粹种族科学的温床，设于1941年。1942年2月，希姆莱收到了一份来自奥古斯特·赫特（August Hirt）教授的报告，他是Ahnenerbe的领头医生，最近刚被任命为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特的报告里提议杀死“犹太-布尔什维克委员”，填补现有“骨骼收藏大全”的空白。希姆莱同意了，这个方案很快进一步拓展：通过谋杀奥斯维辛挑选出的囚犯，完成一整套种族人类学骨骼收藏。最终三名Ahnenerbe的官员在1943年6月前往奥斯维辛。他们挑选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囚犯，测量、拍照、录像。42岁的梅纳赫姆·塔费尔（Menachem Taffel）是被选中的人之一，他生于加利西亚，后来到柏林当送奶工，1943年3月被送往奥斯维辛（他的妻子和14岁的女儿刚到集中营就被送进了毒气室）。1943年7月底，党卫队把塔费尔和其他86名犹太囚犯一起送往纳茨维勒，在那里把他们赶进了新建的毒气室（除了一名女囚因反抗而被枪决）；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亲自注入氢氯酸，观看囚犯们死亡。尸体随后被送往40英里外的斯特拉斯堡解剖学院。当盟军于1944年秋天逼近阿尔萨斯时，赫特和他的同事试图掩盖痕迹。但他们没能销毁所有的证据，盟军士兵进入斯特拉斯堡研究所地下室的时候，他们发现了装满尸体的大桶，被锯断的腿和躯干，这些都是为了赫特的骨骼收藏保存的。[248]

追求科学的刽子手

战争结束后，集中营人体实验背后的医生通常被描绘成像弗兰肯斯坦博士一样隐世疯狂的科学家，秘密从事骇人的研究。[249]现实并没有这么耸人听闻，但更令人不安。大多数研究都是受主流科学理论的启发，许多行凶者是医学界受人尊敬的医生学者。像格拉维茨教授和格布哈特教授这样的人都属于德国医学界的精英（同样也是新兴的党卫队上流阶层）。[250]克劳贝格教授也是如此，他是有名的妇科医生，一位经济与管理部的高级官员甚至专程带着经历了多次流产的夫人从柏林到奥斯维辛找他私下问诊。[251]

即便是最可怕的实验，背后的负责人也不是无名之辈。有几位历史学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西格蒙德·拉舍尔博士可能是精神变态。可他的实验动机（起码最初）是出于德国的军事需要；因此才有了空军的积极合作，是空军的科学家们要求在达豪开展气压、冰冻和海水测试的。[252]至于约瑟夫·门格勒博士，尽管他罪行昭昭——奥斯维辛的一名囚犯医生后来称他是嗜虐成性的“次等人”和“名副其实的精神病”——他的同行却不这么认为。跟拉舍尔不同，门格勒是胸怀大志的学者，而且一直跟值得尊敬的老师费许尔教授有联系。门格勒获取的人体器官被送到费许尔的威廉皇帝学会研究所进行分析，那可是德国科学研究的精英机构（1948年更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曾大力支持纳粹的种族政策。门格勒还从（按费许尔的说法）“种族背景最丰富多样的人”身上采血，血样供一个蛋白质研究项目使用，该项目由备受尊敬的德意志研究联合会（DFG）资助。DFG还支持了好几个集中营里的人体实验，比如达豪集中营席林教授的疟疾实验。[253]

沆瀣一气的情况还延伸到更广泛的德国科学界。至少在一些圈子里，尽管谈论这些实验是不得体的，但它们是公开的秘密。德国武装部队的高级医官知道得尤为详尽，这都要拜医疗会议上的论文所赐。1942年10月一次这样的大会上聚集了90多位领先的空军医生和低体温症研究专家，在纽伦堡豪华的酒店里，他们得知了达豪集中营里的冰冻实验。德国基尔大学的恩斯特·霍尔茨勒纳（Ernst Holzlöhner）教授带头做报告，其中包括拉舍尔博士的讲话，内容无疑显示出有囚犯在实验中死亡的事实；参会的医生中没有一人关心此事。一些行凶者甚至在科学期刊和著作上公开发表工作中的细节。虽然他们没有提到对囚犯的虐待，但人们也能从字里行间察觉出这些实验必然发生在集中营；无须鉴定的才能也可以知道“达豪”里的“测试人员”是囚犯。[254]

德国制药行业也牵扯其中。拜耳（法本公司）的员工赫尔穆特·费特尔（Hellmuth Vetter）博士也是一名集中营党卫队医生，早在1941年，他就开始在达豪囚犯的身上测试一些磺胺类药物。他很高兴能够“把我们的新产品用于实际测试”，他写信给在公司总部的同事，告诉他们自己喜欢这里的食物、住宿条件和党卫队的陪伴：“我觉得这里就是人间天堂。”费特尔后来继续去其他集中营，在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测试具有潜在致命性的药物（由法本公司开发）。同时，正如历史学家恩斯特·克莱（Ernst Klee）所言，布痕瓦尔德成了名副其实的“制药行业实验室”，因为制药企业争相在被党卫队用斑疹伤寒感染的囚犯身上测试自己的产品。[255]

鉴于医生们积极地参与医疗折磨和谋杀，值得人们想起的是，德国医生本就是纳粹主义最狂热的支持者，纳粹主义许诺了他们国家的复兴和一个更光明的事业前景。在第三帝国期间，一半的男医生加入了纳粹党，7%加入了党卫队。纳粹的生物政治学不仅提高了医生的地位，还鼓励医疗规范的改变。像大规模绝育这样的举措从一开始就明确显示出“民族共同体”的健康至上，以及“非本族者”没有权利。[256]

集中营人体实验一旦展开，便自成气候，进一步刷新伦理界限。以格哈德·罗泽（Gerhard Rose）教授为例，他是著名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热带药物部门的主任。1943年5月，罗泽参加一次会议，来自布痕瓦尔德的丁博士提交了一篇关于斑疹伤寒实验的论文。出乎所有人意料，罗泽教授公开挑战丁博士，称他的实验从根本上打破了医疗惯例。丁博士为了辩驳，声称（并不属实）自己只用死刑犯做实验。手足无措的主席很快终止了这场讨论。但罗泽教授的原则立场并没有坚持多久；随着人体实验越来越普及，他也想要让自己的研究受益。攻击丁博士后不过数月，他便联系上了武装党卫队的卫生研究所，提出要在布痕瓦尔德测试一种新的斑疹伤寒疫苗。希姆莱同意在所谓的职业囚犯身上做实验，丁博士很乐意帮助这位昔日的批评家；实验从1944年3月起开始在布痕瓦尔德展开，夺去了六名囚犯的生命。[257]

丁博士被迫在1943年的会上捍卫自己的实验时，他的假设是正确的，那就是许多同事不会反对杀掉国家的敌人，特别是那些已经必死无疑的人。毫无疑问，使用集中营里的囚犯，那些生命不值一提的人，有助于缓解对实验的担忧。医生们还强调了实验的功利性。由于残疾人反正会被“送进特定的房间”用毒气处决，西格蒙德·拉舍尔在1942年夏天（含蓄提到14f13行动时）巧妙地问，那用他们来测试“我们不同的化学战剂”岂不是更好？[258]相似的论调在第三帝国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国家关押的囚犯也被用作“小白鼠”，一名医生收集要上断头台的囚犯的血液，用来补充本地医院的血库；他理直气壮地认为，不然这些血也只能“白白流走，毫无用处”。[259]

这种突破道德底线的科学甚至吸引了一些囚犯。米克洛什·尼斯力（Miklós Nyiszli）博士是一名成就卓著的法医病理学家，1944年5月和其他犹太人一起从匈牙利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党卫队赦免了他的性命，因为他身体健康而且会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凭借自己的医学本领，他很快成了比克瑙火葬场的一名囚犯医生。他的上级不是别人，正是约瑟夫·门格勒。尼斯力成了门格勒的病理学助手，协助他谋杀，解剖双胞胎，撰写报告，给骨骼收藏准备尸体。尽管尼斯力知道纳粹种族科学的所有邪恶，却还是被吸引，他对于科学的热情偶尔会让他情不自禁。战后，他很快开始撰写著作，提及了集中营里“巨大的研究潜力”，还兴奋地回忆自己验尸时发现的“古怪、极为有趣”的医学现象，他还跟门格勒博士像所有医学同僚一样详细探讨过。[260]

至于受害者，有的人反倒因为实验捡回了一条命。他们是待宰的羔羊，却逃过了必然死在党卫队手上的命运。比如两个年轻的捷克兄弟，兹德涅克·施泰纳和伊里·施泰纳在奥斯维辛得以幸存，只因为门格勒博士把他们要过来做实验。显然，他把他们的名字从毒气室名单上撤了下来。“幸运的是，门格勒听说了这事，救了我们一命，”这对兄弟在1945年作证说，“因为他还需要我们。”[261]

但还有更多的受害者被宰割杀害。整体而言，党卫队的目标更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不仅因为集中营里男人的数量更多，还因为这些实验本是为惠及德国士兵而设。大多数遇害者都处于纳粹种族链的底端，波兰人成了被害者最多的民族群体。不过有时，党卫队没能就目标对象达成一致。在强迫囚犯喝海水时，不同的官员提议了不同的“小白鼠”。经济与管理部的里夏德·格吕克斯想用犹太人；帝国中央安全局的阿图尔·内贝（Arthur Nebe）建议用“有一半吉卜赛血统的反社会人士”；这两个提议均遭到了党卫队帝国医生恩斯特·罗伯特·格拉维茨的反对，他认为受害者必须“在人种上更接近欧洲人”。最终，没有一个群体安全无忧。毕竟，希姆莱本人于1942年宣布，选择集中营囚犯进行具有潜在致命性实验的一个理由是他们“该死”——只要党卫队想，这个标签就可以被贴在很多囚犯身上。[262]

就连孩子也不能幸免，从1943年开始，越来越多的孩子成了目标。正如我们所见，他们是门格勒在奥斯维辛的双胞胎实验的核心，还会被送到其他集中营做实验。比如，党卫队在1944年11月把20名犹太儿童送去诺因加默进行肺结核实验，他们在那里迎来了可怕的命运。其中一个孩子是12岁的乔治斯·科恩（Georges Kohn）。他在1944年8月和父亲以及其他五位家人一起，从德朗西被送往奥斯维辛。他的父亲是巴黎罗斯柴尔德医院（法国最大的犹太医院）的主任。等到火车驶入奥斯维辛时，乔治斯身旁只剩下80岁的祖母了：他的一个哥哥和姐姐中途跳车逃走了，他的母亲和另一个姐姐被送进了贝尔根-贝尔森，他的父亲阿曼德（Armand）则在布痕瓦尔德。他的父亲是唯一一个活着走出集中营的；战后他回到了巴黎，疾病缠身，永远不知道自己最小的儿子遭遇了什么。[263]

阿曼德·科恩和大批犹太囚犯一起，在战争后期被送到布痕瓦尔德和德国境内的其他集中营。他们的到来标志着政策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到了1944年，政府对强制劳动力的渴求如此强烈，以至于胜过了纳粹种族理念中一些神圣的原则。经过数年狂热的种族清洗，帝国境内和集中营里已经像希姆莱要求的那样“摆脱犹太人”了，但政府为了建造自己的奴工大军，扭转了这种轨迹。[264]来自远方的犹太囚犯的大批拥入是集中营系统大规模转型的一部分，数百个新集中营应运而生，成千上万的新囚犯到来。当哈茨山中建成一座可怕的新营时，集中营或许在1943年秋季前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座新营的名字是多拉（Dora）。

[1] Pohl to LK et al.，April 30，1942，IMT，vol. 38，365-67，ND：129-R，quotes on 366，摘自波尔在1942年4月24～25日的会议总结。See also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n ibid.，363-65；testimony O. Pohl，1947，TWC，vol. 5，434；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anuary 2，1947，p. 11. 跟波尔在1942年4月30日给希姆莱的会议总结中暗示的不同，把强迫劳动力的责任交给指挥官并没有违背之前的实践操作，而是重申了格吕克斯的早期命令（此举终结了草率的党卫队试验，本地的劳动办公室代表开始正式监督集中营劳动力的调派）；BArchB，NS 4/Na 103，Bl. 2-4：Glücks to LK，February 20，1942。

[2] 抱怨的内容可参见Judgment of the U.S. Military Tribunal，November 3，1947，TWC，vol. 5，981。集中营工厂的管理者们也参加了1942年4月WVHA的会议。

[3] 例子参见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Bl. 352-53；IfZ，ZS-1590，interrogation of G. Witt，November 19，1946，pp. 11-12。1942年，波尔平均每月都跟希姆莱见一次面；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

[4] 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30-31；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8. 比如1943年1月，希姆莱要求对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人口进行调查；NAL，HW 16/23，GPD Nr. 3，WVHA-D to Auschwitz and Majdanek，January 26，1943。

[5] 希姆莱的官方日志记录了他访问拉文斯布吕克（1942年3月3日）、达豪（1942年5月1日和11月13日）、奥斯维辛（1942年7月17～18日）和萨克森豪森（1942年9月29日）；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

[6] Zámečnik，“Aufzeichnungen，” quote on 197-98.

[7] Longerich，Himmler，701-25.

[8] Müller，“Speer，”275-81；Kroener，“‘Menschenbewirtschaftung，’”777-82，804；Naasner，Machtzentren，445-55. 更概括的内容参见Tooze，Wages，513-89。

[9] BArchB，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February 5，1947，p. 5.

[10] Schulte，Zwangsarbeit，200-201；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71. 希姆莱最初成立WVHA的命令里并没有包括IKL（Befehl Reichsführers SS，January 19，1942，in Naasner，SS-Wirtschaft，225-26），所以它的附属关系显然是事后添加的。IKL在1942年3月16日被正式并入WVHA；R. Glücks，Stabsbefehl Nr. 1，March 16，1942，in Tuchel，Inspektion，90-91。

[11] Quote in WVHA，Befehl Nr. 10，March 13，1942，in Tuchel，Inspektion，88. See also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2] 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Protocol Hitler-Speer conference on March 19，1942，in Boelcke，Rüstung，74-82. See also Buggeln，System，15.

[13]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Warum bin ich Nationalsozialist，” January 24，1932；ibid.，E. Pohl to Himmler，July 4，1943. See also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81. 希姆莱的办公室日志在1941～1942年只记载了他与格吕克斯的三次会面。

[14] Schulte，Zwangsarbeit，201-208，447；Allen，Business，154-58；Judgment of the U.S. Military Tribunal，November 3，1947，TWC，vol. 5，993，997-1000，1004-1008，1023-31，1043-47；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79），December 17，1946（p. 36）；Naasner，SS-Wirtschaft，242-43；Kaienburg，Wirtschaft，20.

[15] 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Mendelsohn，The Holocaust，vol. 17，47.

[16] Liste Stab/Amtsgruppe D，September 6，1944，in Tuchel，Inspektion，200-203；Kaienburg，Wirtschaftskomplex，348.

[17] 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June 26，1947，p. 1；testimony Sommer，TWC，vol. 5，345-46，678；Fernsprechverzeichnis，January 15，1945，in Tuchel，Inspektion，204-207. 有关党卫队的大食堂，参见IfZ，ZS-1154，Vernehmung H. C. Lesse，November 16 and 19，1946。

[18] Liste Stab/Amtsgruppe D，September 6，1944，in Tuchel，Inspektion，200-203. 可能有些没被列在名单里的女性，被党卫队指派为电报员和无线电话务员；Mühlenberg，SS-Helferinnenkorps，322。以上所述，也可参见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8。

[19] R. Glücks，Stabsbefehl Nr. 1，March 16，1942，in Tuchel，Inspektion，90-91. 据一位了解情况的WVHA-D处官员所说，后来新增了一个负责指挥军队的办公室；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9。

[20] 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39；ibid.，Nr. 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786-89；Broszat，Kommandant，204-207. T字楼的平面图，参见Tuchel，Inspektion，208-209。

[21] 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895；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NCA，supplement B，1582.

[22] Quote in 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in NCA，supplement B，1604. See also BArchL，B 162/7997，Bl. 615-19：Vernehmung W. Biemann，December 9，1969，Bl. 618.

[23] BArchL，B 162/7997，Bl. 525-603：Vernehmung K. Sommer，June 30，1947；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42；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4，1947（quote on p. 1）and March 19，1947；ibid.，NS 4/Na 6，Bl. 30：Glücks to LK，January 13，1944；Allen，Business，183-84；Schulte，Zwangsarbeit，390-91.

[24] MacLean，Camp，276-77；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9，1947，pp. 11-13；ibid.，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p. 47-48.

[25] LG Münster，Urteil，February 19，1962，JNV，vol. 18，271；BArchL，B 162/7996，Bl. 325-38：Vernehmung J. Muthig，March 18，1960，Bl. 333；IfZ，F 13/8，Bl. 486-87：R. Höss，“Dr. Enno Lolling，” November 1946.

[26] 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Hahn，Grawitz，238-40.

[27] Hahn，Grawitz，237-38. 集中营医生的任命也经过了党卫队总领导办公室（后来还有党卫队帝国医生）；ibid.，375。

[28] IfZ，F 13/8，Bl. 486-87：R. Höss，“Dr. Enno Lolling，” November 1946，quote on 487；IfZ，Interview with Dr. Kahr，September 19，1945，ND：NO-1948，p. 4.

[29] R. Glücks，Stabsbefehl Nr. 1，March 16，1942，in Tuchel，Inspektion，90-91；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85. 更多细节，参见Bartel and Drobisch，“Aufgabenbereich”。

[30] 两次任命之间间隔了八个月（从1942年9月1日到1943年5月1日），其间这个岗位一直空置；Schulte，Zwangsarbeit，464；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Dienstlaufbahn；BArchL，B 162/7997，Bl. 525-603：Vernehmung K. Sommer，June 30，1947，Bl. 544。

[31] Quotes in BArchB（ehem. BDC），SSO，Burger，Wilhelm，19.5.1904，R. Höss，Dienstleistungszeugnis，May 7，1943. See also Schulte，Zwangsarbeit，464；APMO，Dpr-ZO，29/2，LG Frankfurt，Urteil，September 16，1966；Lasik，“Organizational，”230.

[32] Broszat，Kommandant，171，202-204，210；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3；Fernsprechverzeichnis，January 15，1945，in Tuchel，Inspektion，204-207.

[33] 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July 14，1902，Dienstlaufbahn；Buggeln，Arbeit，116.

[34] 例子参见OdT，vol. 6，66-69。

[35] MacLean，Camp，286.

[36] Kaienburg，Wirtschaft，quote on 1047-48；Orth，SS，210-11. 有关波尔招聘政策的概述，参见Allen，Business。

[37] Eicke order for Lichtenburg，June 2，1934，NCC，doc. 148.

[38] Wildt，Generation，especially page 861.海德里希所用的“战斗的行政机构”一词，参见ibid.，858。

[39] Schwarz，Frau，251-53.

[40] BArchB，Film 44564，Vernehmung O. Pohl，February 5，1947，quote on 3；testimony O. Pohl，June 3，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 17，45.

[41] Cf. Kaienburg，Wirtschaft，410-12.

[42] 利布兴切尔、洛林和凯因德尔的任命，参见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WVHA-A to Chef des SS-Personalhauptamtes，March 16，1942。凯因德尔从1941年10月1日开始在IKL担任管理处主任，利布兴切尔从1940年5月1日起成为参谋长，洛林从1941年6月1日起成为主任医生。

[43] Quote in IfZ，Himmler to Pohl，May 29，1942，ND：NO-719.

[44] Affidavit G. Maurer，May 22，1947，TWC，vol. 5，602；testimony O. Pohl，1947，in ibid.，430.

[45] APMO，Proces Maurer，5a，Bl. 115-16：EE by H. Pister，March 3，1947，ND：NO-2327；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20，1947，pp. 22-24.

[46] Judgment of the U.S. Military Tribunal，November 3，1947，TWC，vol. 5，993，1022；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8，1947，p. 13；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p. 10.

[47] 相关历史传记，参见Paul，“Psychopathen，” esp. 13-37。

[48]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quote on 246.

[49] 波尔分别在1942年4月初（第6章）、1942年9月23日（第7章）、1943年8月17日（USHMM，RG-11.001M. 03，reel 20，folder 26，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August 17，1943）和1944年6月16日（ibid.，RG-11.001M. 03，reel 19，folder 21，Aktenvermerk，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June 20，1944）前往奥斯维辛视察工作。

[50]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quote on 352.

[51] BArchB（ehem. BDC），SSO，Glücks，Richard，22.4.1889，Dienstlaufbahn.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尔和格吕克斯之间的关系紧张。

[52] 此前许多计划是由波尔当时的外部机器制订的，即便IKL劳动办公室在1941年秋天成立后也是如此。IKL的行政管理结构，参见Tuchel，Konzentrationslager，231。

[53] 劳工行动的代表Burböck在1942年春天被解雇，然后离开了集中营党卫队。至于毛雷尔，他在1945年1～3月被借调去负责V2火箭的生产，那期间D-Ⅱ部由汉斯·莫泽主管。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389-90，464，472-73。

[54] Allen，Business，especially pages 13，24-26，32.

[55] BArchB（ehem. BDC），SSO，Maurer，Gerhard，9.12.1907；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3，1947，pp. 1-3.

[56] 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October 7，1946，p. 18；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y 13，1947（pp. 6-7）and June 19，1947（p. 5）；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

[57] Buggeln，Arbeit，109-10；Wagner，Produktion，292-96；Lasik，“Organizational，”216-17；Strebel，Ravensbrück，201；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19-20；ibid.，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20，1947，pp. 24-25. 劳动行动的领导者——通常是各自领域的专家，从一个集中营迁到另一个——1942年充分融入了集中营的组织机构。他们负责工作部署的新办公室（Ⅲ/E或者Ⅲa）名义上属于Ⅲ部（集中营综合部），实际上是独立的，向指挥官或直接向毛雷尔的部门汇报。这些办公室负责本地强制劳动的方方面面，包括囚犯小队的组建和运送、监督党卫队官员和审头的工作、建立新的工作点。

[58] NAL，HW 16/21，GPD Nr. 3，WVHA-D to KL Auschwitz，October 27，1942. 1942年10月28日的会议，参见Müller，“Speer，”448。

[59] BArchB，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October 7，1946，quote on 11；StANü，EE by K. Sommer，April 4，1947，ND：NO-2739；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32；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Schulte，Zwangsarbeit，390；Allen，Business，183.

[60]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quote on 353.

[61] BArchB，NS 3/425，WVHA-D to LK，May 6，1942. 这封信由利布兴切尔起草，格吕克斯签字，不过鉴于波尔当时参与集中营事务的程度，他必定牵扯其中。

[62]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 33，640，643. 概述参见Hördler，“Ordnung，”51，137。

[63] 1942年5月，希姆莱下令30岁以下的党卫队领导应该从集中营转到前线（集中营营区负责人除外）；NAL，HW 16/18，GPD Nr. 3，May 13，1942。概述参见Sydnor，Soldiers，208-35；Broszat，Kommandant，276。

[64] Trouvé，“Bugdalle，”37-41；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 15，422.

[65] 大多数变化都被写入了波尔1942年7月28日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TWC，vol. 5，303-306，ND：NO-1994），波尔在信里把辛泽特特别营列作了党卫队第15座集中营（它的指挥官并没有改变）。这个计划后来有几处做了修改。信中，波尔还指定凯因德尔去达豪，魏斯去萨克森豪森，不过他后来撤回了这道命令。此外，波尔最初想把汉斯·许蒂希（Hans Hüttig）派去弗洛森比格当指挥官，但后者留在了挪威为党卫队服役（1942年1月他离开挪威去纳茨维勒当指挥官；OdT，vol. 6，36）。结果，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弗里奇临时代理指挥官一职，直到齐尔1942年10月接到任命（OdT，vol. 4，38）。希姆莱赞同波尔的提议，详情参见BArchB（ehem. BDC），SSO，Koch，Karl，2.8.1897，Stab Reichsführer SS to Pohl，August 13，1942。概述参见Orth，SS，213-14。

[66] 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October 28，1946，quotes on 10-11.

[67] 例子参见Orth，SS，205-206，210，250。

[68] 克拉默的情况，参见Orth，SS，103-104，137；Segev，Soldiers，67-73。

[69] Orth，SS，157，211，214. 另外几位在骷髅师服役过的战时指挥官是约翰内斯·哈塞布勒克、弗里德里希·哈迪恩史泰（Friedrich Hartjenstein）、亚当·格吕内瓦尔德和里夏德·贝尔。

[70] 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Pohl to Himmler，July 28，1942，TWC，vol. 5，305，ND：NO-1994；Sydnor，Soldiers，50.

[71] 此次人事变动和集中营功能改变之间的联系可见Orth，SS，206。但是，这次裁撤的动机不能只归因于经济上的再定位。比如，像汉斯·洛里茨这样的人——在党卫队圈子里一般被视为能干的管理者——会保住自己的职位，如果没有被卷入令人尴尬的腐败丑闻。

[72] BArchB（ehem. BDC），SSO，Künstler，Karl，12.1.1901；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207-209. 金斯特勒被送到武装党卫队师团的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上，据说1945年4月遇害。

[73] 例子参见Tuchel，“Kommandanten des Konzentrationslagers Flossenbürg，”214；idem，“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345-49。

[74] Orth，SS，211-13，219-20；Sprenger，Groβ-Rosen，93-94.

[75] 参见第7章。

[76] BArchB（ehem. BDC），SSO，Kaindl，Anton，14.7.1902. 祖伦、霍佩、克拉默等其他新指挥官，参见Orth，SS，103-104，115-24，144-45，157，215-16；Strebel，Ravensbrück，59。

[77] 如果经济因素是决定性因素，波尔会在和希姆莱的沟通中更多提到这一点；Pohl to Himmler，July 28，1942，TWC，vol. 5，303-306，ND：NO-1994。

[78] See also Orth，SS，253.

[79] 有关殖民地和城市的执着梦想，参见Himmler to Kaltenbrunner，July 21，1944，in Heiber，Reichsführer！，343-45；Kershaw，Nemesis，777-78。

[80] 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

[81]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 38，ND：129-R.

[82] Quotes in APMO，Proces Maurer，8a，Bl. 137-38：Himmler to Pohl，July 7，1942，ND：NO-598；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 See also Kaienburg，Wirtschaft，498-99.

[83] StANü，K.-O. Saur，Niederschrift über Besprechung，March 17，1942，ND：NO-569；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Buggeln，System，15-22；Naasner，Machtzentren，302-303.

[84] OdT，vol. 7，107-30，quote on 108. 简单的调查，参见Orth，System，169-71；Megargee，Encyclopedia，vol. 1/A，198-201；Kaienburg，“Vernichtung，”236。概述参见Mommsen and Grieger，Volkswagenwerk；Siegfried，Leben。文献中记载，集中营的关闭跟施佩尔在9月中旬的决定有关。但这个决定显然早就做出了（Pohl to Himmler，July 28，1942，TWC，vol. 5，303-306，ND：NO-1994）。

[85] 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quote on 131.

[86] APMO，Proces Maurer，8a，Bl. 137-38：Himmler to Pohl，July 7，1942，ND：NO-598；Kaienburg，Wirtschaft，498-99；Schulte，Zwangsarbeit，214-16.

[87]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 1943年6月17日，希特勒和希姆莱讨论认为，武器生产需要14万名集中营囚犯；BArchB，Film 4141，Vortrag beim Führer，June 17，1943。

[88] OdT，vol. 4，40-42，48；Kaienburg，Wirtschaft，618-22；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uly 31，1946，p. 6，ND：NI-389. 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在其他集中营的军备生产，参见OdT，vol. 4，374，392-94；Perz，“Arbeitseinsatz，”541-43；Schulte，Zwangsarbeit，228-29。

[89]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quote on 144-145.

[90] Schulte，Zwangsarbeit，221-32；Kaienburg，Wirtschaft，687-88；Allen，Business，240-42；NAL，HW 16/21，GPD Nr. 3，Maurer to KL Mauthausen，October 6，1942.

[91] APMO，Proces Maurer，10，Bl. 50-52：Pohl to Brandt，April 19，1943.

[92] Schulte，Zwangsarbeit，216-18；Kaienburg，Vernichtung，239-42；Strebel，Ravensbrück，384-418.

[93] Kaienburg，Wirtschaft，28，1035，quote on 500；Naasner，Machtzentren，302，306-307；Kroener et al.，“Zusammenfassung，”1010-11.

[94] Buggeln，Arbeit，38.

[95] 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protocol conference Hitler-Speer，September 20-22，1942，in Boelcke，Rüstung，187-88；Naasner，Machtzentren，303-306，452；Schulte，Zwangsarbeit，218-21.作为小小的好处，党卫队军队得到了一小部分由囚犯生产的武器。

[96] Kaienburg，Wirtschaft，434-36；idem，“Vernichtung，”243；Schulte，Zwangsarbeit，212-13.其他产业和党卫队建立的早期合资企业，参见OdT，vol. 3，205-206；OdT，vol. 4，437-40。

[97] Fröbe，“KZ-Häftlinge，”640，668-69；Orth，System，180；Buggeln，Arbeit，42；idem，System，18-19，54；Schalm，Überleben，72-74.

[98] Werner，Kriegswirtschaft，168-90；Schalm，Überleben，80，95-98；OdT，vol. 2，425-30.

[99] Buggeln，System，57-61；Orth，System，175-79；OdT，vol. 3，245-48.详细的记录，参见Budraβ，“Schritt”。

[100] Schröder，“Konzentrationslager，”52-63；Megargee，Encyclopedia，vol. 1/B，1143-45；Fröbe，“KZ-Häftlinge，”664；Buggeln，Arbeit，71-74.

[101] Fings，Krieg，48-68，84-103，94-98，188. 拆弹小分队，参见Wachsmann，Prisons，232；IfZ，RSHA，AE，2. Teil，Runderlaβ Chef Sipo und SD，September 25，1940；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97，203，205。

[102] Buggeln，Arbeit，42；idem，System，53；Orth，System，180；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103] OdT，vol. 1，quote on 189；Fröbe，“KZ-Häftlinge，”667-69；Schulte，Zwangsarbeit，394，397.

[104] Pohl to LK et al.，April 30，1942，IMT，vol. 38，365-67，ND：129-R；BArchB，Film 44564，EE by O. Pohl，March 21，1947；IfZ，Maurer to LK，November 21，1942，ND：PS-3685. 极少情况下，本地指挥官依然可以自己做主进行交易。

[105] 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August 12，1947，pp. 1-3；extract testimony of Sommer，June 30 to July 2，1947，TWC，vol. 5，595-96；BStU，MfS HA IX/11 ZUV 4，Bd. 24，Bl. 235-51：Vernehmung P. Rose，December 10，1946.

[106] Orth，System，181.

[107] StANü，WVHA-D II，Häftlingssätze，February 24，1944，ND：NO-576.

[108] Kaienburg，Wirtschaft，29-30，1078；Naasner，Machtzentren，399-402；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8，1947，pp. 18-19；StANü，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p. 5.

[109] See also Kaienburg，“Vernichtung，”236-47.

[110] Buggeln，“Slaves？”修正主义的观点，参见Spoerer and Fleischhacker，“Forced Laborers，”176；Sofsky，Ordnung，193-99。

[111]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quote on 75. 概述参见Buggeln，“Slaves？，”103。

[112]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13] Quotes in Schulte，Zwangsarbeit，351.

[114]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15] BArchB，NS 4/Na 6，Bl. 9-10：Glücks to LK，February 12，1942；IfZ，Maurer to LK，June 24，1942，ND：PS-3685；Kaienburg，“Vernichtung，”326-27；Wagner，Ellrich，62.

[116] OdT，vol. 4，43；Kaienburg，Wirtschaft，432. 也可参见第4章。

[117] BArchB，NS 19/2065，Bl. 36-37：Himmler to Pohl，March 23，1942.

[118] Sommer，KZ-Bordell，112-14.

[119]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45-47；IfZ，F 37/2，Himmler diary，entry February 26，1943.

[120] Quotes in IfZ，O. Pohl，DV für Gewährung von Vergünstigungen，May 15，1943（extracts），ND：NO-400.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198；Sommer，KZ-Bordell，76-80.

[121] Wachsmann，Prisons，95.

[122] Wagner，IG Auschwitz，221.

[123] Buggeln，Arbeit，302；Sommer，KZ-Bordell，81.

[124] Wagner，IG Auschwitz，221.

[125] ITS，KL Flossenbürg GCC 5/88，Ordner 87，Aufstellung der ausbezahlten Häftlingsprämien，September 4，1943；extracts testimony of Sommer，June 30 to July 2，1947，TWC，vol. 5，598；Kaienburg，“Vernichtung，”406-409；Sommer，KZ-Bordell，84；Sprenger，Groβ-Rosen，181-82；KB Nr. 6/44，April 22，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39.

[126] WL，P.III.b. No. 1164，N. Rosenberg，“Zwangsarbeiter für Siemens-Schuckert，” January 1960.

[127] Himmler to Pohl，March 5，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quote on 246；Sommer，KZ-Bordell，78，80，161-65；BArchB，NS 3/426，Bl. 84：WVHA-D to LK，June 15，1943.

[128] Borowski，“Auschwitz，”122. See also Sommer，KZ-Bordell，174-89；Hughes，“Forced Prostitution，”204-205.

[129] Sommer，KZ-Bordell，81-82，126，174，239，242-44，251；Hughes，“Forced Prostitution，”209；Gross，Zweitausend，207-208；Wagner，Produktion，418. 一些重要的集中营（包括马伊达内克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从没设过妓院。不同于一些说法，党卫队没有明确的系统性政策，通过把同性恋者送入集中营妓院来“治疗”他们；Sommer，KZ-Bordell，250-51。

[130] Quotes in APMO，Proces Maurer，5a，Bl. 150：Dr. Rascher，Bericht über KL-Dirnen，November 5，1942，ND：NO-323；LULVR，interview No. 239，March 20，1946. See also Sommer，KZ-Bordell，101，107-108，234-37，259-60，278.

[131] Sommer，KZ-Bordell，77，83；Weiss-Rüthel，Nacht，143.

[132] 欧维哈什科在集中营里幸存了下来；Gedenkstätte Sachsenhausen，Gegen das Vergessen（CD-Rom）。

[133] NMGB，Buchenwald，699-700.

[134] 估算是基于Schulte，“London”；OdT，vol. 3，29；ibid.，vol. 4，45；ibid.，vol. 6，513；ibid.，vol. 7，48-49，190-91；ibid.，vol. 8，25，103-104，134；NMGB，Buchenwald，699-700；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Maršálek，Mauthausen，126；Strebel，Ravensbrück，182，293，349；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Ausstellungen，22；Steegmann，Struthof，50，64；Sprenger，Groβ-Rosen，168-71，225；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Koker，Edge，301（n. 556）；Czech，Kalendarium，691；Kaienburg，Neuengamme，315；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 2，1317；Stiftung，Bergen-Belsen，163。波尔在1943年9月发给希姆莱的综合数据需要谨慎看待，特别是1942年底的部分，明显太低了（也可见Kárný“‘Vernichtung，’”143）。

[135] 党卫队辛泽特特别营不包括在此。

[136] Pohl to Himmler，April 30，1942，IMT，vol. 38，363-65，ND：R-129.

[137] 被遣送的犹太人数量从大约19.7万人（1942年）增长到27万人（1943年）；Piper，Zahl，table D。

[138] Picker，Tischgespräche，474.

[139] Quotes in Hillgruber，Staatsmänner，vol. 1，611；Jochmann，Monologe，126；Picker，Tischgespräche，282-83，617；Fröhlich，Tagebücher，II/4，May 30，1942，405.

[140] 这个讲话由戈培尔记录；Fröhlich，Tagebücher，II/4，May 24，1942，361。

[141] Wagner，Volksgemeinschaft，316-29，338-43；Roth，“Kriminalpolizei，”326-28，341-47；Strebel，Ravensbrück，117-21；Longerich，Himmler，658.

[142] Zimmermann，“Entscheidung”；Fings，“‘Wannsee-Konferenz’”；Czech，Kalendarium，423.

[143] LHASA，MD，Rep. C 29 Anh. 2，Nr. Z 98/1，Bl. 27：Bürgermeister Quedlinburg，Umzugs-Abmeldebestätigung，March 1，1943；SMAB，Memorial Book，7.

[14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 29，ND：1919-PS，Himmler quote on 133；Spoerer，Zwangsarbeit，37-39，50，66，80，89，93-95，116-44，179；Herbert，Fremdarbeiter，246，301-306。See also Gellately，Gestapo，226-27；Wachsmann，Prisons，225-26；Kárný，“Waffen-SS，”257；Buggeln，System，46；Wildt，“Funktionswandel，”85. 盖世太保集中营，参见Lotfi，KZ；Thalhofer，Entgrenzung。

[145] Walter，“Kinder，”185-86；Spoerer，Zwangsarbeit，79；Spoerer and Fleischhacker，“Forced Laborers，”199，table 9；BArchB，NS 3/426，Bl. 29：WVHA-D to LK，February 2，1943；ibid.，Bl. 30：RSHA，Richtlinien，January 29，1943. 概述参见Steinert，Deportation。

[146] Zarusky，“‘Russen，’”127.

[147]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101.

[148] Longerich，Himmler，672-82；Wachsmann，Prisons，271-74；Tillion，Ravensbrück，192-97；Nacht-und Nebel-Erlaβ，August 4，1942，extract in Schnabel，Macht，157-58.

[149] Schulte，“London，”220-22；Stein，“Funktionswandel，”179. 相反，在毛特豪森，直到1944年才有大批外国囚犯进入；Kranebitter，“Zahlen，”137。

[150] IfZ，Himmler to Pohl，May 29，1942，ND：NO-719.

[151] 例子参见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152]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Wachsmann，Prisons，208-17，223-26，284-98，392-93，quote on 285；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Jochmann，Monologe，271-72。

[153] Marszałek，Majdanek，71，167；Czech，Kalendarium，386-87，395-96；Wachsmann，Prisons，200-201，325.

[154] Himmler to all Hauptamtschefs，December 29，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18-20；Kershaw，Nemesis，538-50.

[155] Reference to Pohl’s letter in BArchB，NS 3/426，Bl. 13：Chef Sipo und SD to Pohl，December 31，1942. 概述参见BStU，MfS HA IX/11 ZUV 4/23，Bl. 320-46：Vernehmungsprotokoll A. Kaindl，September 16，1946，Bl. 322。

[156] 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643；Himmler to Pohl，December 15，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16.

[157] 这个命令尤其针对波兰反抗者，参见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Kaienburg，“Vernichtung，”304。

[158] USHMM，RG-11.001M. 05，reel 75，504-2-8，Müller to Befehlshaber der Sipo et al.，December 17，1942，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159] Müller to Himmler，December 16，1942，IMT，vol. 27，251-53，ND：1472-PS.

[160] USHMM，RG-11.001M. 05，reel 75，504-2-8，Müller to Befehlshaber der Sipo et al.，December 17，1942.

[161] Himmler to HSSPF in Russia et al.，January 6，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quote on 225；Himmler to Oberg，January 18，1943，ibid.，quote on 223；Himmler to Krüger，January 1943，TWC，vol. 5，618-19；Longerich，Himmler，669-71，678-80.

[162] Schulte，“London，”223；Piper，Zahl，table D.

[163] 比如苏联来的外国劳工只有在特例情况下才能被释放；BA Berlin，NS 3/426，Bl. 41：WVHA-D to LK，February 26，1943。

[164]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165] BArchB，NS 3/426，Bl. 13：Chef Sipo und SD to Pohl，December 31，1942.

[166] 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See also 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IfZ，Dienstanweisung für SlF E，November 7，1941，ND：PS-3685；BArchB，DO 1/32593，WVHA-D to LK，December 2，1942.

[167] BArchB，NS 3/426，Bl. 14：Glücks to LK，January 20，1943；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

[168] APMO，IZ-13/89，Bl. 168-72：Pohl to LK，October 26，1943.

[169] Ibid.

[170] Pohl，“Zwangsarbeiterlager，”425；Spoerer，Zwangsarbeit，97-99.

[171] 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Buggeln，Arbeit，131.

[172] Himmler to Pohl，December 15，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16.

[173] Quotes in APMO，IZ-13/89，Bl. 168-72：Pohl to LK，October 26，1943. See also Kaienburg，“Vernichtung，”318-19，352；idem，“Systematisierung，” 66（n. 25）.

[174] BArchB，NS 3/425，Bl. 118：Himmler to RSHA and WVHA-D，October 29，1942. 尽管希姆莱的命令仅限于亲属，但红十字会很快也开始寄包裹；Favez，Red，69-71，94-99。

[175] Quotes in Laqueur，Schreiben，48；NAL，WO 235/305，Bl. 135-42：Examination of H. Dziedziecka，December 10，1946，Bl. 137. See also Helweg-Larsen et al.，Famine，47-48，98，141，351；Kosmala，“Häftlinge，”108.

[176] 其中一种估计，参见Wagner，Produktion，464-65。

[177] OdT，vol. 7，66；Favez，Red，70，75；Strebel，Ravensbrück，196；Mettbach，Behringer，“Wer，”37.

[178]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44-45，entry August 9，1944.

[179] Buggeln，Arbeit，132-35；Kaienburg，“Vernichtung，”317-18；Kaienburg，Wirtschaft，949. 国家的常规囚犯也遵循同样的规定，但是截至1942年，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囚犯获得了额外的配额；ThHStAW，GStA OLG Jena，Nr. 430：Arbeitstagung am 30.6 und 1.7.1942，Bl. 258。

[180] Himmler to Pohl，mid-December 1942，in Pilichowski et al.，Obozy，ill. 135-36.

[181] See also Keller and Otto，“Kriegsgefangene，”31-32.

[182] 参见第7章。

[183] StANü，WVHA to LK，April 27，1943，ND：NO-1007. 希姆莱干涉之后，14f13行动在一些集中营里依然延续成风。战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医生作证，一名来自柏林的医生挑出有“精神障碍”的囚犯，然后送去哈特海姆的毒气室；Strebel，Ravensbrück，337。

[184] 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

[185] Ley and Morsch，Medizin，69，100；Ley，“Kollaboration，”123，126，132；Hahn，Grawitz，160（大约在1941年，党卫队医疗实践发生了改变）；Strzelecka，“Hospitals，”314，320，328；Kaienburg，“Vernichtung，”372-75；Wagner，Produktion，298。

[186] Kaienburg，“Vernichtung，”323-24.

[187] Quote in Hohmann and Wieland，Konzentrationslager，39.

[188] Maršálek，Mauthausen，160-66；Kaienburg，“Vernichtung，”374.

[189] 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Auschwitz II（B II a），” n.d.（c. spring 1945），Bl. 53. 把其他集中营里得病的囚犯送到奥斯维辛，这种做法出现在1942年秋天或之前；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43。

[190] Kaienburg，“Vernichtung，”327-28；APMO，IZ-13/89，Bl. 168-72：Pohl to LK，October 26，1943；Zámečník，Dachau，251；BStU，MfS HA IX/11，ZUV 4，Akte 23，Vernehmungsprotokoll A. Kaindl，August 20，1946，Bl. 246；BArchB，NS 3/426，Bl. 16：Glücks to LK，January 20，1943；KB Nr. 4/44，February 22，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12-13.

[191] BArchB，NS 3/426，Bl. 121：WVHA-D to LK，July 27，1943；ibid.，Bl. 122-28：Aufgaben und Pflichten der Wachposten，n.d.（1943），Bl. 125；Sprenger，Groβ-Rosen，179-80.

[192] Wagner，IG Auschwitz，223；OdT，vol. 3，349；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58-59.

[193] Bessmann and Buggeln，“Befehlsgeber，”530.

[194] 编史参见Schulte，Zwangsarbeit，395-96（n. 79）。

[195] Maurer to LK，June 7，1942，in Schnabel，Macht，doc. D 69.

[196] Gustloff-Werke to LK Buchenwald，June 16，1942，in Schnabel，Macht，doc. D 72.

[197] Pohl to LK，November 22，1943，TWC，vol. 5，370-72，原稿中有重点标注（印刷版中被错记成1月22日）。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381.

[198]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ibid.，Himmler to Pohl，October 8，1943.

[199] Broszat，“Konzentrationslager，”438，443；Pingel，Häftlinge，183.

[200] Kárný“‘Vernichtung.’”概述参见Orth，System，219-20（不过，奥尔特自己通过Broszat和Pingel的著作，间接使用了波尔报告中的数据；ibid.，217，n. 208；219，n. 219）；Piper，Zahl，160；Kagan，“Standesamt，”155；BArchB，NS 4/Na 6，Bl. 29：WVHA-D to LK，September 20，1943。

[201] Kárný认为波尔的数据掩盖了相对死亡数量上涨的事实；“‘Vernichtung，’”145。

[202] Buggeln，Arbeit，41-42；idem，System，72.

[203] Piper，Zahl，158-62.

[204] Langbein，Menschen，74. See also Piper，“Exploitation，”134；Hayes，“Auschwitz，”336；Pilecki，Auschwitz，quote on 278.

[205] StANü，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30，1943，Anlage，ND：PS-1469.

[206] Strebel，Ravensbrück，524；OdT，vol. 4，44-46；Freund，“Mauthausen，”261；Kranebitter，Zahlen.

[207] Wachsmann，Prisons，288-98；Pingel，Häftlinge，186.

[208] See also Buggeln，Arbeit，42.

[209] Quote in HLSL，Rascher to Himmler，April 5，1942，ND：1971-PS-a. See also Ebbinghaus，Roth，“Medizinverbrechen，”127-31；Knoll，“Humanexperimente”；Klee，Auschwitz，220；Weindling，Victims，chapter 9；Rascher to Himmler，May 15，1941，ND：1602-PS，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20-21. 感谢Albert Knoll帮我找出并确认了西格蒙德·瓦萨。

[210] HLSL，Himmler to Rascher，April 13，1942，ND：1971-PS-b；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22-2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14；BArchB，Film 44563，O. Pohl，“Medizinische Versuche，” July 23，1946，p. 2.

[211] Schmidt，Brandt，257-96，quote on 294；Weindling，Victims，table 9（感谢Weindling教授与我分享他的原稿）。关于医学实验的不同分类，参见OdT，vol. 1，167；Freyhofer，Medical Trial。

[212] OdT，vol. 1，165-67；Cocks，“Old as New，”178-79；Roelcke，“Introduction，”14.

[213] Benz，“Rascher，”193-96；Danckwortt，“Wissenschaft，”140-41.

[214] Stoll，“Sonntag，”920-24；Ley and Morsch，Medizin，329-35.

[215] Weindling，Victims，tables 6 and 7.

[216] NAL，HW 16/22，GPD Nr. 3，November 26，1942.

[217] Quote in Stoll，“Sonntag，”924.

[218] 这些术语，参见Klee，Auschwitz，380；Sachse，“Menschenversuche，”7；Tillion，Ravensbrück，182；NARA，RG 549，000-50-9，Box 437，Nebe to Mrugowsky，February 29，1944。

[219] Hahn，Grawitz，460；Schmidt，Brandt，256-57.

[220] Pohl to Brandt，August 16，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84.

[221] Benz，“Rascher，”192.

[222] Kater，“Ahnenerbe，”255-57；Hahn，Grawitz，401-402.

[223] Hahn，Grawitz，225，280-83，372-75，403-404.

[224] Himmler to Rascher，October 24，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05-206；Benz，“Rascher，”204；Schmidt，“Medical Ethics，”601-602；Wolters，Tuberkulose，94-100.

[225]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enz，“Rascher，”191-210。See also Hahn，Grawitz，60-61.

[226]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Ebbinghaus and Roth，“Medizinverbrechen，”136-46，Michalowski quote on 142；StAMü，StA Nr. 34433，Bl. 115-16：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G. Tauber，August 17，1948，Polish prisoner quote on 115；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25-27，235-36；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51-61。

[227]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41-42，quote on 221；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65-66.

[228] APMO，Proces Maurer，5a，Bl. 150：Dr. Rascher，Bericht über KL-Dirnen，November 5，1942，ND：NO-323；IfZ，Himmler to Pohl，November 15，1942，ND：NO-1583；Kater，“Ahnenerbe，”236.

[229] Quote in Himmler to Rascher，October 24，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05-206.

[230]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61-65；Holzhaider，“‘Schwester Pia，’”368-69；Schalm，Überleben，187.

[231] Himmler to Rascher，October 24，1942，in Heiber，Reichsführer！，205-206，quote on 206；IfZ，Himmler to Pohl，November 15，1942，ND：PS-1583；APMO，Proces Maurer，5a，Bl. 150：Dr. Rascher，Bericht über KL-Dirnen，November 5，1942，ND：NO-323；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612；DAP，Vernehmung F. Hofmann，April 22，1959，3858；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7-18；Kater，“Ahnenerbe，”236-37；Longerich，Himmler，760-61.

[232] Benz，“Rascher，”210-12；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70-71；BArchL，B 162/21846，Bl. 67-100：Kripo München，Abschlussbericht，June 25，1944，Bl. 90-96.

[233] Kater，“Ahnenerbe，”239-43；NARA，M-1174，roll 3，Bl. 1441-65：Examination of E. Mahl，December 6，1945；BArchL，B 162/21846，Bl. 53-57：Kripo München，Zwischenbericht，May 26，1944；ibid.，Kripo München，Abschlussbericht，June 25，1944；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249.

[234] Benz，“Versuche，”93-95.

[235] Hulverscheidt，“Menschen”；Klee，Auschwitz，117-25；Weindling，Victims，chapter 10.

[236]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7，45.

[237] Testimony of W. Karołewska，in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141-43；Klier，Kaninchen，69；Schmidt，Justice，182-83.

[238]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131-39；Hahn，Grawitz，458-62；OdT，vol. 1，171-73；Schmidt，“‘Scars，’”31-32；Strebel，Ravensbrück，256-58。概述参见Ebbinghaus and Roth，“Kriegswunden”。

[239] Schmaltz，Kampfstoff-Forschung，521-54，562，quote on 550.

[240] Wolters，Tuberkulose；Ley and Morsch，Medizin，338-61.

[241] Weindling，Epidemics，352-63；idem，Victims，chapter 10；Kogon，Theory，149-53；OdT，vol. 1，169-70；Hahn，Grawitz，326-29，396-97；Hackett，Buchenwald，73；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200-201；Werther，“Menschenversuche”；HLSL，Anklageschrift gegen Koch，1944，ND：NO-2366，pp. 65-67；BArchB（ehem. BDC），SSO，Hoven，Waldemar，10.2.1903. 有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斑疹伤寒实验的综述，参见Allen，Laboratory，chapter 11。除了为实验刻意感染的囚犯之外，布痕瓦尔德党卫队还利用那些已经患有斑疹伤寒的囚犯。更多来龙去脉，参见Süss，“Volkskörper，”226-27，236-37。

[242] Ley and Morsch，Medizin，361-70.

[243] Kubica，“Crimes，”319，328-29，Wirths’s quote on 328；Keller，Günzburg，20-35；Klee，Auschwitz，459，471-72.

[24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eller，Günzburg，17-18，39，73-94；Kubica，“Crimes，”318。

[245] Klee，Auschwitz，473-75，480-82，489，quote on 475；Kubica，“Crimes，”325-26；Keller，Günzburg，41-42.

[246]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ubica，“Crimes，”318，321-25，326；Keller，Günzburg，40-41，83-84；Klee，Auschwitz，477-79，488-90；Piekut-Warszawska，“Kinder，”227-29。Quote in WL，P.III.h. No. 161，E. Herskovits to Familie Karo，May 21-23，1945.

[247] 此段和前三段，参见Strzelecka，“Experiments”；Hahn，Grawitz，275-78；Lifton and Hackett，“Nazi Doctors，”306-308；Beischl，Wirths，117-46；Eichmüller，Keine Generalamnestie，135-42；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480；Schilter，“Schumann，”101-104；Clauberg to Himmler，June 7，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159-60；Weindling，“Opfer，”91-92；idem，Victims，chapter 14；Weinberger，Fertility Experiments（1944年，舒曼医生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还开展了一些实验）。Quotes in Fragebogen Chopfenberg，n.d.，in Schnabel，Macht，277；APMO，Proces Maurer，5a，Bl. 163-68：EE by C. Balitzki，November 22，1946，ND：NO-819.

[248] Klee，Auschwitz，356-66，371-78，Hirt quote on 359；Steegemann，Struthof，384-86，395-400；H.-J. Lang，“Die Spur der Skelette，” Spiegel Online，accessed January 8，2010；Kater，“Ahnenerbe，”245-55；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274-76；Heinemann，“Rasse，”535-39. 到2003年才确认了所有受害者的姓名。

[249] See also Hahn et al.，“Medizin，”17.

[250] Hahn，Grawitz，500.

[251] BArchL，B 162/7997，Bl. 525-603：Fall IV，Nuremberg，June 30，1947，Bl. 580.

[252] Benz，“Rascher，”202，208；Kater，“Ahnenerbe，”234，263.

[253] APMO，Proces Höss，Hd 2/1，Bl. 10-15：M. Stoppelman，“Meine Erlebnisse in Auschwitz，” n.d.（c. spring 1945），prisoner doctor quotes on 15；Klee，Auschwitz，63，92，488，Verschuer quote on 458-59；Sachse，“Menschenversuche，”10-14；Keller，Günzburg，39，41，88，92；Hulverscheidt，“Menschen，”122.

[254]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54-61，151；Klee，Auschwitz，235-43；Hahn，Grawitz，328-29，458-59；Kater，“Ahnenerbe，”262；Ebbinghaus and Roth，“Medizinverbrechen，”137；Neumann，“Heeressanitätsinspektion，”129.

[255] Klee，Auschwitz，284-321，quotes on 279，285；Maršálek，Mauthausen，176-77（with the spelling Helmut Vetter）.

[256] Cocks，“Old as New，”180，190；Evans，Third Reich in Power，445-46；Kater，“Ahnenerbe，”262；idem.，“Criminal，”79-81.

[257] 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96-102；NARA，RG 549，000-50-9，Box 437，Himmler to chief of the Sipo，February 27，1944；Klee，Auschwitz，126，310-12.

[258] Kater，“Ahnenerbe，” quotes on 243-44；Mitscherlich and Mielke，Medizin，132.

[259] Wachsmann，Prisons，316-17，quote on 317.

[260] Nyiszli，Auschwitz（written in 1946），quotes on 51，57，101；Klee，Auschwitz，489-90；Evans，“Introduction.”

[261] Steiner and Steiner，“Zwillinge，” quote on 128.

[262] Quotes in HLSL，Grawitz to Himmler，June 28，1944，ND：NO-179；Benz，“Rascher，”204. See also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Bl. 219-20；Weindling，Victims，tables 3，4，and 5.

[263] Schwarberg，SS-Arzt，7-9，152；Weindling，“Opfer，”90.

[264] WVHA 在1942年秋天和1943年夏天时就已经设想过这样一步，尽管那些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送到第三帝国境内军工厂的早期方案一无所成；BArchB，NS 19/14，Bl. 131-33：Pohl to Himmler，September 16，1942；Maurer to Höss，September 4，1943，in Tuchel，Inspektion，128；Herbert，“Arbeit，”222-24。Quote in HLSL，WVHA to LK，October 5，1942，ND：3677-PS.

第9章 不受约束的集中营

科恩施坦山（Kohnstein）深处，狭长的隧道内尘土飞扬。借着尘雾中五盏灯的微弱光亮可以依稀辨认出一排排木制的四层上下铺，它们一个挨一个，把整个隧道塞得满满当当。脚下是泥泞的土地，隧道四周墙上渗出的水落到地上，形成一个个水洼。瘫在下铺的人穿着破碎的制服，憔悴得不成人形，一些人身上盖着薄毯，另一些则只有空水泥袋；床垫里满是虱子和污垢，就跟囚犯们身上一样。其他三个邻近的地下隧道情况基本一样，都是250～300英尺长，40英尺宽。这四个地下隧道是大概一万名集中营囚犯睡觉的地方，这些人1943年底在多拉卫星营里服苦役。

多拉挑战着人类的一切感官。隧道里的空气混杂着汗水、屎尿、呕吐物和腐尸的臭味，令人无法忍受。回忆起在多拉隧道里生活的五个月，波兰囚犯文岑蒂·海因（Wincenty Hein）说自己只冲过三次澡；有的囚犯尿在手上，用尿液清洗脸上的污垢。这里也没有厕所，只有敞着盖子的汽油桶，使空气更加令人窒息。囚犯们不仅呼吸困难，还饱受着饥渴之苦，他们不允许触碰地下水管。在隧道里睡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耳畔一直有机器的轰鸣声、镐的挖掘声和旁边隧道传来的爆破声，这些噪声震耳欲聋，还会在囚犯睡觉的隧道产生回音。多拉从不曾有安静的时候，囚犯们分黑白两班，夜以继日地劳动、挖掘、搬运机器设备、在迷宫一般的隧道内铺设铁轨。户外点名早就被废止了，囚犯们已经没有了白天和夜晚的概念。“我就像是被活埋了一样。”荷兰囚犯阿尔贝特·范戴克（Albert van Dijk）后来写道。

多拉的囚犯们吃睡、劳动都在地下，不久之后就变得不成人形。荷兰囚犯亨德里克斯·埃韦斯（Hendrikus Iwes）1944年初到达多拉时，被当地囚犯的模样震惊了，“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随后的几个月，这里的条件略有改善，囚犯们陆续被转移到地上的一个新营房居住，越来越多的人被转去了技术生产岗位。但这对许多人来说为时已晚：截至1944年3月底，超过三分之一的多拉囚犯已经死亡。大多数死于疾病和劳累，不过还有很多人是自杀的。[1]

多拉是在1943年8月匆匆建立起来的，彼时英国刚轰炸过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小岛上叫佩内明德（Peenemünde）的村庄。德国中央军队当时正在测试导弹装置，而佩内明德不仅是生产工厂，还是A-4火箭（后来被称为V2火箭）的研发基地，由年轻的工程师韦恩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博士策划（他在战后受聘于美国，这位前党卫队官员成了美国宇航局太空计划之父）。对佩内明德的攻击引起了纳粹领导人的极大关注，因为他们对“奇迹武器”寄予厚望；几周前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去视察过，大约有600名集中营囚犯在那里服苦役。空袭后不过几日，希特勒、希姆莱和施佩尔一致同意利用集中营劳动力，将V2生产工厂转到地下。希姆莱保证说，这将确保项目的隐秘性。最终，党卫队、军队和施佩尔的军备部联合建起了新工厂。希姆莱的党卫队成了主要的开拓力量，包括兴建新的地下设施。

工厂的地点很快就定了下来：一处已有的隧道系统，位于德国中部城市诺德豪森（Nordhausen，图林根州）附近的哈茨山中。这是两条平行的隧道，每条将近一英里长，两条隧道之间有46条小隧道相连，形状好像一个巨大的、弯弯曲曲的梯子。这两条隧道自1936年开始建造，原本作为军事石油储备点，因此可以提供超过100万平方英尺的生产空间。依靠集中营的劳工，这个巨大的隧道系统如今得以扩展，可以用于生产火箭。多拉作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一个新卫星营设立在此，第一批囚犯是1943年8月28日抵达的，此时距佩内明德遭遇空袭仅过去了10天。几周之后，海因里希·希姆莱就前来视察。[2]

更多的地下集中营应运而生。纳粹领导人将把军工生产迁到地下视为保护关键资源不受盟军轰炸的完备之策，而集中营系统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在1943年12月中旬，海因里希·希姆莱将自己的军队描述为“新洞穴人”，他们将建立“唯一真正安全的生产工厂”。[3]那时已经出现了几个新营。除了多拉之外，还有超过500名囚犯被关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埃本塞卫星营（Ebensee，代号为“石灰”，后来改叫“水泥”）。这里的囚犯要为佩内明德的火箭开发设施挖出两条巨大的地下隧道，他们睡觉的地方曾是一座工厂，后来改成了卫星营的营房。另一座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卫星营坐落于雷德勒-齐普夫，距离埃本塞大约15英里。截至1943年底，大约有1900名囚犯在营地周围劳作（营地代号为“泥灰岩”），拓展当地一家酿酒厂的地下酒窖，挖隧道连接地窖与氧气制造厂，在后面的一座山中测试V2引擎（多拉生产）的发射距离；仅在12月就有93名囚犯死在这里。[4]德国海军还利用集中营的劳动力修建避难所。在法尔格（Farge），即不来梅外的一个诺因加默新卫星营里，囚犯们在协助建造一个巨大的防空洞（代号为“瓦伦丁”），可以容纳一个高科技潜水艇集装工厂。到了1943年底，大约500名集中营囚犯在这里的工地上劳作，睡在空的燃油箱里。[5]类似这样的开拓工程为后来一系列大规模调度囚犯、巨大但无意义的地下重新安置计划奠定了基础。

囚犯的人数和死亡人数到1944年时达到了惊人的水平。集中营的人口膨胀了不止一倍，从预计的315000人（1943年12月31日）飞速增加到524286人（1944年8月1日），然后上升到706650人（1945年1月1日）。[6]如今，成千上万人为德国的战争努力着。大多数囚犯被送到新卫星营中，这些营地以惊人的速度在工厂和建筑工地附近涌现。囚犯在持续地迁移，或看上去是如此，从一个地方转到下一个。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反映出营地高速的经济动员。近期要求改善生存条件的呼吁被直接忽视，因为党卫队官员们把精力都用在不惜一切代价剥削奴隶劳工上。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4年9月对莫诺维茨集中营党卫队的演讲中提到，“要汇报偷懒的囚犯，务必让他们受到惩罚”。[7]

多拉是第一座被重新安置的、为军工生产服务的集中营，它很好地代表了1944年集中营系统经历的更大的改变。[8]军备部的规划者们不满足于科恩施坦山隧道中的火箭项目，他们在工业的支持下，又策划了许多其他的本地项目，递交给党卫队。很快，囚犯们也开始为飞机和电机制造修建隧道。这些计划跟现实脱轨后变得更加光怪陆离，将多拉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大型集中营区。囚犯的数量在1944年10月末超过了32000人，而且还在继续攀升。大多数囚犯在周围的卫星营劳动，最终大约有40座之多，党卫队为了掩饰，将这些卫星营冠以背叛党卫队教义的汉斯、安娜和埃里希之名；此外，为了支援巨大的迁移项目，几乎所有的党卫队建筑旅都驻扎在附近。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领导在1944年秋天正式认可了多拉的重要性。以前它只是一个卫星营，如今升级为主要集中营，被称为米特堡（Mittelbau）。它是第三帝国建立的最后一座主要集中营。[9]

最终时刻

大约在1944年5月底，阿格内斯·罗饶（Ágnes Rózsa）和父母一起从家乡被遣送到奥斯维辛。她的家乡瑙吉瓦劳德（Nagyvárad）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期属于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如今依然是（奥拉迪亚，Oradea），但在1940年时曾与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其他地区一起被匈牙利吞并。这也是为什么33岁的高中教师阿格内斯·罗饶被卷入了致命的遣送漩涡。1944年3月德国入侵后不久，噩梦就开始了。罗饶在1944年6月1日到达奥斯维辛，此时比克瑙的杀戮机器运作到了顶峰。与此同时，党卫队逼迫越来越多的囚犯投入战时经济建设，规模之大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罗饶也被迫成了一名奴隶劳工。在比克瑙度过了几个月后，她被遣送到一个位于纽伦堡的小卫星营，为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做工。[10]

1944年，政府对犹太人的部署方案发生了180度转变，于是一大批犹太奴工拥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罗饶就是其中之一。犹太囚犯自1938年底以来首次成了整个集中营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从1942年起几乎没关押过犹太人的几座老营区很快也被犹太人填满。来自德占波兰地区的囚犯带来了有关纳粹最终方案的消息。在像达豪这样的集中营，一些老囚犯通过早前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运来的被害犹太人的衣服、鞋、行李箱和其他财物，已经大概猜到了东方的情况。[11]但只有到现在，他们才了解到更多关于遣送、筛选和火化的细节。真相揭晓得很快，有时就在新来的犹太囚犯被带去淋浴，尖叫着“不要毒气！不要毒气！”的一瞬间。[12]

向地下进军

一切开始于1943年秋天，最初不过是计划将德国秘密的导弹项目迁到地下，但很快扩展到整个航空工业，最终占据了超过三分之一的集中营囚犯劳工。[13]自从德国的飞机工厂在1944年2月底的一次大型盟军空袭中被击中（也称“大事周”），空军部就开始计划十多个地下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已经在落实当中，还有更多项目紧随其后。1944年3月1日，所谓的战斗机参谋部（Jägerstab）成立，这是纳粹强有力的几个新部门之一，旨在攻克军工生产中的关键挫折，也给日薄西山的纳粹多头治理独裁政权增添了更多的层级。战斗机参谋部负责保护和增加飞机生产，保卫德国领空。由于此时德国的领空只能任由盟军的轰炸机宰割，毫无还手之力，因此领导一致认为最好的方案就是将生产设施全部转移到地下。在1944年3月5日的一次会议中，希特勒亲口宣布开始将 “德国全部工业厂房迁往地下”。争分夺秒的地下建造工程如火如荼地展开了。[14]

集中营在这些计划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战斗机参谋部将军备部、空军部和私人公司的高级官员和领导召集到一起。由于到1944年时飞机制造业已经成为德国军需产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党卫队也有幸与这些高层人士坐到了一起，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格调。党卫队能够参与其中，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比以往更加紧迫，而他们掌握了庞大的奴工人口，而且承诺能提供更多劳动力。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束缚大多已经破裂，所以弗里茨·绍克尔捕获数百万外国劳动力的野蛮计划落空后，党卫队成了最后的劳动力来源之一。[15]

党卫队在战斗机参谋部里负责特殊的建造订单，在多拉取得的成功表象给阿尔贝特·施佩尔和其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快，党卫队开始与私人承包商一起负责一系列高调的飞机制造业重迁项目。这些新工地附近纷纷建起了卫星营，到1944年6月，大约有1.7万名囚犯被关在这些地方服苦役，还有更多人正在路上。一些工程是为了快速改造已有的隧道和地洞。但是飞机制造业的相关人士很快意识到这是条死路，因为腐蚀和狭窄的空间会限制生产效率。因此，政府开始转向更复杂的项目：特别定制的巨大隧道，仍由党卫队负责挖掘。第三帝国越接近战败，这些计划就越畸形，不仅体现在它们的规模和建造速度上，还体现在人力成本上。[16]

规模最大的项目之一是下奥地利州梅尔克镇（Melk）附近的隧道网络；这是为了迁入施泰尔-戴姆勒-普赫股份公司的一家工厂（代号为“石英”），当初公司花费大力气四处游说这个项目，并且深入参与了项目的落实。为了提供必需的劳动力，1944年4月，毛特豪森在梅尔克建立了一座卫星营，到9月中旬时关押了大约7000名囚犯。那里的条件如同地狱，生产事故不断，大多数隧道的挖掘和加固都是靠人的手来完成的。被送到这里的囚犯，几乎每三个人中就会死一个——死去的人比梅尔克镇上的全部人口都多。[17]

党卫队负责的这个巨大的地下工程，项目经理是经济与管理部首席恐怖技术专家汉斯·卡姆勒。这名受过专业训练的建筑师在1941年时全职加入了波尔日益膨胀的机构，负责监督党卫队的施工（从1942年起担任C组办公室的主任），他在纳粹空军部担任公务员期间，证明了自己有能力担任大型建设项目的经理一职。他凭借丰富的专业知识、积极的进取心和坚定的思想信念（他在1931年加入纳粹党，两年后加入党卫队），给党卫队的新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很快就成了几个重大项目的关键人物。从庞大的定居地计划到建造奥斯维辛的杀戮机器，都活跃着他的身影。他的事业在1943年开始腾飞，将他推向了德国军事工业的顶峰。首要的一步就是希姆莱和施佩尔在1943年8月底派他将多拉改造成为一个地下导弹工厂。1944年3月，一个更显赫的职位落到了他的手中：作为新“卡姆勒特别参谋部”的头领，管理战斗机参谋部里所有的党卫队迁移项目。他继续踏着囚犯的尸骨前进，只注重建造任务的完成速度，丝毫不关心其间死了多少人。毕竟，就像卡姆勒所说的那样，貌似还有足够多的新囚犯随时可以“注入”他的项目。

卡姆勒很快取得了令人生畏的名声。这个四十岁出头的男人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庞，却是个不知疲倦、让人害怕的工作狂。他讲话既快又果断，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人他想要什么，如何去做。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一开始就欣赏他，频繁与他见面，希特勒也十分信任他。阿尔贝特·施佩尔更是对他赞赏有加。施佩尔在1943年12月10日曾去视察多拉隧道，之后不久，他赞扬了卡姆勒建造地下工厂时“几乎不可能”的施工速度，称“欧洲其他地方都比不上”。

卡姆勒博士成了党卫队里专门处理最棘手任务的人选。海因里希·希姆莱不管遇到什么障碍，他追求的只是结果，而忠诚的卡姆勒则承诺满足上级的一切愿望。然而，残酷并不等同于效率，卡姆勒手中几个高调项目都让他折了颜面，但这并没有阻碍他的仕途发展。1944年夏天，当战斗机参谋部壮大成为军备参谋部（Rüstungsstab）后，卡姆勒负责的地下重迁项目从飞机拓展到了其他装备。他的注意力也转回了火箭生产，1944年6月盟军的诺曼底登陆更增添了紧迫性。越来越多的导弹从多拉运出，卡姆勒以陆军将军的身份亲自监督导弹的部署；第一批V2导弹在1944年9月被投放到英格兰，随后是法国、比利时和荷兰。接下来的几个月，卡姆勒又拿到了更多的项目——包括为希特勒在奥尔德鲁夫（Ohrdruf）建造巨大的地下总部，这个项目是当务之急，1944年底时征用了一万多名集中营囚犯。到1945年春天，卡姆勒掌控了空军几乎所有的武器生产，甚至被当作施佩尔的接班人，即下一任的军备部部长。当然，在第三帝国注定崩塌的后期阶段，正如施佩尔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军备部也没有更多的军备产出了。[18]

即便像汉斯·卡姆勒一样强大，也不能对德国飞机产业的地下建筑工程一手遮天。虽然战斗机参谋部的主要重迁项目大部分由党卫队负责，但托特组织（简称OT）也是党卫队不容小觑的竞争对手。这个纳粹建筑部门在1938年与军事部门一起建立，在战时迅速发展。OT主要依靠外国劳动力，在德占欧洲地区承包了大量建筑项目——包括桥梁、道路和防御工事——在德国国内也不断扩张。希特勒1944年4月指派OT为战斗机工厂修筑巨大的混凝土地堡后，它与党卫队的关系就开始紧张。虽然这个紧急项目由OT负责监督，但大部分劳动力由党卫队提供。从1944年6月开始，达豪集中营围绕考弗灵和因河畔米尔多夫（Mühldorf am Inn）建立了15座卫星营，驱使数以万计的囚犯修建4座巨大的防御工事。OT如今一跃成为驱使达豪囚犯最多的奴隶主，并将工程转包给私企。[19]

这不是OT唯一一次利用集中营劳动力修建主要项目，在1944年4月，OT接管了一个施工项目，为希特勒和政府高层修筑大型的碉堡网络（代号为“巨人”）。集中营囚犯和其他强制劳动力将下西里西亚的一大片森林变成了施工工地，建造庞大的地下结构和基础设施。总之，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大约12个新的卫星营，统称为“巨人劳动营”，关押了1.3万名犹太人，其中大约5000人在劳动中丧生。[20]

在其他地方，纳粹政权最大限度地剥削集中营囚犯，竭尽全力保障燃料供应。1944年5月，盟军针对德国的加氢工厂展开主要空袭，希特勒特别授权施佩尔军备部的高层官员埃德蒙·盖伦贝格（Edmund Geilenberg），让他确保坦克能正常跑，飞机能正常飞。盖伦贝格新的主要目标是修复受损的加氢工厂、建新工厂、向地下搬迁生产线。许多施工项目再一次由OT执掌，但党卫队也有参与，负责部分工地，并给其他工地提供奴隶劳工。到1944年11月底，大约有35万工人在盖伦贝格负责的工地上劳作，其中数以万计的集中营囚犯分散在各个卫星营。这里面有一些集中营本来是为其他目的而建，埃本塞隧道里新建的一个大型炼油厂原本是为开发V2火箭服务的。其他工地则是从无到有匆匆建起来的。比如在符腾堡，党卫队新建了3座纳茨维勒集中营的卫星营，为的是推动“沙漠”（Wüste）工程，提取当地的页岩油进行燃料生产。加上来自其他联合卫星营的囚犯，超过1万名集中营囚犯被迫加入“沙漠”工程，大多从事施工建造，其中数千人死亡。[21]

德国军工产业的重迁改造了集中营的奴隶劳工。很难准确说出究竟有多少囚犯被派往此类工程，但数量肯定非常多。到1944年底，据波尔估计，大约40%的集中营劳动力被派到卡姆勒手下，绝大多数是在重新安置的集中营里；还有更多囚犯被派往OT负责的类似工程。[22]总之，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被迫来到重新安置的新集中营，虽然各个营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都置囚犯于生命危险当中。纳粹领导人为了维系德国胜利的希望，牺牲了整个囚犯大军。

战争和奴隶劳工

海因里希·希姆莱喜欢歌颂集中营劳工对战争经济的贡献，这已经成为他在1944年对纳粹高级官员讲话的固定内容。他通常把集中营描绘成残酷高效的现代武器工厂，工作时间长，纪律严苛；约瑟夫·戈培尔听过一次讲话后总结说，希姆莱的方法“相当严酷”。但这位党卫队全国领袖强调说，完全不需要可怜这些囚犯。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他在1944年6月的一次讲话中告诉一众军事将领，他集中营里的囚犯活得比“许多英国或美国的工人”更好。至于产出，这些囚犯每个月投入数百万个小时劳作，据说打造了一个巨大的高科技军工厂。希姆莱尤其以地下导弹和战斗机工厂为傲，“这些次等人种在这里为大战生产武器”。希姆莱总结说，凭借党卫队在技术方面的才华和囚犯的生产力，囚犯比外国工人辛勤一倍，因此此方案必将取得惊人的成功。[23]这些言论没有一句跟现实沾边，不过鉴于希姆莱以往自我陶醉的能力，他很可能对自己大肆宣扬的这些内容深信不疑。

集中营里的奴隶劳工远不如希姆莱吹嘘的那样高效。许多囚犯由于太虚弱或没有活可做，根本没被聘用；据党卫队1944年春天以来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四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中至少有一个残疾或者在医务室养病。[24]而绝大多数参与劳动的囚犯则比普通工人虚弱得多。1944年，根据帝国粮食农业部的统一指令，给集中营囚犯（以及其他纳粹囚犯）的食物配给再次被削减，导致更多囚犯过劳死亡；有的囚犯每天摄入的热量不足700卡路里。[25]经济与管理部改善情况的努力基本只停留在字面，而空洞的词语是无法养活囚犯的。[26]

集中营囚犯的整体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党卫队和产业的期望。[27]的确，一些有技术且能填饱肚子的囚犯可以赶上普通工人的生产力。[28]但这对绝大多数囚犯来说是不可能的。与普通的德国工人相比，他们的生产力大概能达到工业生产的一半，在建筑施工上可能只到三分之一。[29]尽管有一些例外，比如在奥拉宁堡运行的亨克尔公司，但从整体上说，集中营的劳动力不是特别划算。刨除总开销的话，他们并没有比自由的德国劳动力更便宜，不过依然有用：不然为什么在1944年时有那么多企业竭力争取集中营囚犯？决定性的原因不是囚犯便宜，而在于他们是现成的劳动力，可以为国企和私企制造更多的武器，修建更多的工程。[30]

虽然在1944年时集中营系统在德国军工产业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但党卫队也为大量剥削囚犯付出了代价。经济与管理部开始内部争斗，汉斯·卡姆勒将格哈德·毛雷尔（来自D处办公室）挤开，成了奴隶劳工的主要负责人；在像多拉这样的新集中营里，卡姆勒才是真正的掌权人。[31]与此同时，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也将手伸向了这些劳工，甚至在1944年10月9日颁布了一道法令，确立了自己调度囚犯的主管地位。申请集中营劳工的新请求不再递到经济与管理部，而是递到施佩尔的军备部，这对党卫队的权力和声望来说都是不小的损失。[32]私人企业也在逐步削弱党卫队的掌控，因为企业经理们开始直接前往集中营挑选奴隶劳工。经理们想要强壮、有技术的囚犯，最好还会说德语。“我们就像集市上的牛一样被人挑选，”乌克兰囚犯加林纳·布舒杰瓦-萨布罗德斯卡哈（Galina Buschujewa-Sabrodskaja）回忆起亨克尔员工在1943年底突然造访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情景时说道，“他们甚至让我们张开嘴，检查我们的牙齿。”[33]经济与管理部为了掌控囚犯调度，企图在1944年建立一个现代化机读数据库，利用打孔卡片和数字代码（所谓的何勒内斯代码）。不过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抛弃了，丝毫没能帮助经济与管理部夺回主动权。[34]集中营党卫队对德国军工产业参与得越深入，对囚犯的掌控权就越小。

而且，即便希姆莱吹嘘得天花乱坠，集中营对战时经济的贡献依然不大。1944年夏天，当德国军备生产达到战时最高点时，在军工产业劳动的集中营囚犯不过占德国劳动力的1%。诚然，党卫队参与更多的是重新安置工程。[35]只是大多数工程在没搬到地下前，在战略上就已经毫无意义；将军工生产搬到地下，只不过是在一场已经输了的赌局进行最后一搏罢了。[36]党卫队是注定失败的计划的最佳搭配。像奥斯瓦尔德·波尔等党卫队领袖并没有被之前的失败吓住，依然心存幻想，认为他们的经济蒸蒸日上。[37]

即便是党卫队参与的最高调的项目也没有改变战争的进程。尽管投入了数亿德国马克和数以万计的奴隶劳工，奥斯维辛集中营内在建的巨大法本工厂直到最后也没有竣工，更没生产出任何合成橡胶或燃料。[38]同样，盖伦贝格手下的几个项目也没有坚持过初期阶段就夭折了。“沙漠”工程的第一批工厂在1945年初春短暂运营过一段时间，结果只生产出含油污泥，无法用于德国残存的坦克。[39]而多拉根本没能成为希姆莱理想中的地下高科技工厂，离1945年春天生产约6000枚V2导弹的夸张目标也相距甚远。虽然这些导弹在国外夺去了数千平民的生命，在国内成了强大的宣传工具，但它们的战略影响力微不足道。这个武器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别的地方，正如历史学家迈克尔·J.诺伊费尔德（Michael J. Neufeld）所言：“更多的人不是被它们炸死的，而是因为生产它们而死。”[40]他一语道破了党卫队参与战时经济的本质，最主要的产出既不是燃料也不是飞机，更不是枪炮，而是囚犯们的悲惨和死亡。[41]

1944年时，登记在册的囚犯比前一年死得更多。整体生存条件已夺去无数囚犯的生命，党卫队还扩大了死亡筛选（前一年时已被削减），因为病人不仅被视为高效生产的阻碍，也是对其他奴工生命健康的威胁。许多人死在卫星营中。其他人在筋疲力尽地工作之后被送回主营，死在一个专门为体虚和患病囚犯设置的区域，这类区域正迅速在集中营里扩大。[42]或者，囚犯会被送去其他地方处死。在毛特豪森，医务区内隔离的囚犯有时人数会超过主营里的健康囚犯，这时党卫队就会采取极端的做法。毛特豪森集中营与哈特海姆杀戮中心的渊源可以追溯到14f13行动时，如今它们恢复了联系，然后在1944年4月到12月，集中营将至少3228名活死人囚犯送进了毒气室。[43]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将死的囚犯送到集中营系统内其他地方，像如今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囚犯就包括了德国战前境内老卫星营里筛选出来的虚弱的犹太人。[44]

此外还有两座主要的集中营——马伊达内克和贝尔根-贝尔森基本没有受到战时经济动员的影响——被指定接收其他集中营的濒死囚犯。在谋杀了大量犹太囚犯之后，马伊达内克在1943年11月丧失了大部分用途，从12月起被当作了第三帝国其他集中营倾泻男女囚犯的目的地。有些囚犯中途死亡，还有数千人在营内丧生；仅在1944年3月一个月内，党卫队就登记了1600多人死亡，当时大约有9000名囚犯被关押在马伊达内克。[45]贝尔根-贝尔森从1944年春天开始接力，因为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准备赶在红军到来之前腾空。到了1945年1月，来自其他集中营的约5500名患病囚犯，用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的话说，已被判定为“给工业企业造成不必要负担”，被送去了贝尔根-贝尔森。[46]首批运送从多拉出发，在1944年3月底或4月初抵达贝尔根-贝尔森。根据一位多拉囚犯的说法，身体虚弱的人中有许多胳膊和腿上都缠着绷带，他们“像麻袋一样被扔进卡车里”。火车还没有发车之前就开始有尖叫声。抵达贝尔根-贝尔森后，幸存者在空荡荡的营房里待了好几天，既没有食物也没有毯子。“我们的身体急速衰弱。”法国囚犯约瑟夫·亨利·米兰（Josef Henri Mulin）后来回忆说。[47]

囚犯人口

在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不断推动下，集中营的囚犯数量在1944年达到了历史新高。他曾许诺，卡姆勒想要多少囚犯他就能提供多少，并且痴迷于显示囚犯数量增长的统计图表。鲁道夫·霍斯回忆说，希姆莱的口头禅变成了“军备！囚犯！军备！”[48]集中营不断扩张，甚至一些较小的营地的囚犯人数现在也成倍增长；例如，在弗洛森比格登记的囚犯人数增加了7倍多，从4869人（1943年12月31日）增加到40437人（1945年1月1日）。[49]后来，只有靠盟军才终结了营地扩张的势头。

党卫队机密的统计数据揭示了两大趋势。首先，集中营系统的天平从1942年开始向东倾斜后，如今又回来了。随着红军逼近，德占东欧地区越来越多的营地纷纷在1944年关闭。奥斯维辛也逐渐被清空，失去了最大集中营的地位。到1945年1月1日，最大的集中营设施是位于德国腹地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那里登记的囚犯有97633人，而奥斯维辛集中营有囚犯69752人。其次是女性囚犯的人数急剧增加，这是因为大屠杀期间大规模驱逐犹太妇女。到1944年底，集中营有近20万名女性囚犯（从1942年4月下旬的12500人增长到现在的规模），占囚犯总数的28%。女性囚犯散布于整个集中营系统。早在1939年，女性囚犯被关押在一个专门建造的营地，也就是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而现在除了多拉集中营外，每个集中营都有登记的女囚。[50]

囚犯数量的大幅增加不能只归因于希姆莱对奴隶劳工的渴望。正如前几年一样，经济动机与纳粹政权定义的其他国家利益结合在了一起。警察遵循1942年至1943年设定的模式大肆搜捕。随着战败的阴云越来越近，纳粹对国内战线的偏执越来越强烈。纳粹进一步镇压涉嫌犯罪活动、失败主义和颠覆政权的德国人。1944年8月，对希特勒的炸弹袭击失败后不久，作为雷雨行动（Operation Thunderstorm）的一部分，5000多名魏玛时期的左翼活动分子以及一些天主教政党的前任官员被拖入集中营；有些人，比如66岁的前社民党国会议员弗里茨·佐尔德曼（Fritz Soldmann），此前已经多次被关进集中营遭受折磨。[51]警方还专注于外国人在德国境内的抵抗活动，并扩大了对外国工人的日常袭击：1944年成千上万人因“违约”被捕，根据希姆莱的命令，他们通常会被直接送进集中营。[52]

与此同时，第三帝国之外爆发了越来越多的起义，德国占领者以极端的武力作为回应；许多抵抗者被当场杀害，更多人被关进集中营。[53]其中有数万名男女在法国境内被捕。[54]在注定失败的华沙起义爆发之际，更多新的集中营囚犯从被占领的波兰遣送至德国。起义活动于1944年8月1日在波兰本土军队中爆发，希望在红军即将到来之前将德国占领者驱逐出去。但是，苏联红军的前进陷入停滞，纳粹军队以极端的暴力和野蛮镇压了起义，纳粹军队长期以来将华沙视为波兰人抵抗的温床。经过可怕的9周时间，大约15万名当地平民被杀，华沙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废墟（死者中有数百名当地集中营的囚犯，他们在起义期间曾短暂地品尝过自由）。至于幸存者，党卫队官员决心将他们纳入奴工的队伍；在8月中旬，党卫队曾幻想为集中营增补40万名囚犯。最后，估计有6万名男女和儿童从化为废墟的华沙被遣送到集中营。其中有一位21岁的女裁缝（名字不详），她于1944年9月与丈夫和邻居被迫离开被毁的建筑物。经过几天的颠簸，男人们在萨克森豪森附近被拉下了车。她回忆说：“被拆散的家庭又哭又叫。”然后火车把剩下的妇女和孩子运到拉文斯布吕克，最终抵达的大约有1.2万名囚犯。[55]

尽管集中营内的囚犯人口多样，但有一个囚犯群体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群体，那就是犹太人。1944年，德国当局对犹太人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批抓捕，将更多的犹太男女和儿童送进了集中营。根据一项估计，在1944年春季和秋季之间，近三分之二的新囚犯是戴黄星的犹太人。截至年底，已有超过20万人登记为集中营囚犯；现在，德国控制的领土内的犹太人都面临着被关进集中营的危险。[56]许多此前在集中营系统外幸存的波兰犹太人，如今也不再能幸免于难。成千上万的人来自废弃的强制劳动营，包括上西里西亚所谓的施梅尔特营。[57]其他人来自最后的犹太人聚居区。在1944年8月最后一次扫荡罗兹时，将近6.7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在抵达时就被杀了。[58]

奥斯维辛集中营继续接收来自欧洲其他占领区的囚犯，因为帝国中央安全局还在追捕此前逃脱它魔爪的犹太人。1944年，法国、荷兰、斯洛伐克、希腊和意大利分别向奥斯维辛集中营大规模遣送犹太人。其中，2月26日晚从摩德纳（Modena）附近一个集中营发出的遣送列车抵达奥斯维辛，将普里莫·莱维和其他649名犹太人带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526人在抵达时被送进毒气室。[59]更多囚犯从泰雷津被送过来。1944年5月，大约7500名犹太人被逐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许多人是老人、孤儿或病患，他们曾被纳粹安置在犹太人聚居区，以应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访问；同年秋天还有数千名年轻的囚犯紧随其后到来。[60]

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在1944年被驱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来自匈牙利。自从匈牙利开始与德国盟友保持距离，与盟国另谋和解之后，纳粹军队就于1944年3月攻入了这里。德国入侵对匈牙利犹太人来说是一场灾难，在这之前，匈牙利犹太人一直幸免于被屠戮的命运。阿道夫·艾希曼及其团队随德国军队一同来到匈牙利。凭借在围捕、驱逐和处决方面的经验，艾希曼的手下以极快的速度和极高的效率开始处理匈牙利的犹太人。他们从1944年5月中旬开始大规模运输犹太人，到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Horthy）7月出手阻止他们时，至少有43万人已被送进奥斯维辛。[61]

1944年10月中旬，党卫队罢黜霍尔蒂后，纳粹再次恢复驱逐剩余的匈牙利犹太人。受交通手段短缺的影响，现在的火车很少，因此成千上万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孩子被迫徒步走到遥远的奥地利边境。到1944年底，估计有7.6万名犹太人被驱逐到奥地利。在这里，一些幸存者被迫去建造防御工事，其他人则被关进集中营。其中包括最终到达拉文斯布吕克的少女埃娃·费耶尔（Eva Fejer）。“起初，”她后来说，“我们以为要去的是一个条件相对较好的营地，特别是他们告诉我们，只要表现好就会被送去好地方，而我们相信了。”她很快了解到了真相。[62]

纳粹领导人和实业家们视匈牙利犹太人为重要的补充劳动力。甚至在大规模遣送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希姆莱就计划将10万，甚至更多的奴隶劳工送到德国境内的集中营。这些囚犯被指定用于战斗机参谋部的重迁项目。当阿尔贝特·施佩尔在1944年5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询问这些囚犯何时才能到来时，卡姆勒向他保证，人已经“在路上了”。但犹太囚犯们在到达德国境内的建筑工地之前，不得不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毕竟，党卫队只对有劳动能力的奴隶感兴趣，所有太年幼、年老或虚弱的人都会被杀掉。[63]

惨遭杀害的匈牙利犹太人

对犹太人来说，1944年春夏时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为致命。死者中许多人都是普通囚犯，大多来自泰雷津的家庭集中营。[64]不过，这才只是开始。1944年5月到7月，大量犹太人拥入奥斯维辛集中营，超过了前两年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总数——几乎所有的犹太人都来自匈牙利。他们的遇害标志着奥斯维辛集中营大屠杀达到高潮，彼时大多数在德国控制下的欧洲犹太人早已罹难。[65]

负责监督灭绝匈牙利犹太人的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张熟面孔：老指挥官鲁道夫·霍斯。在1944年4月末或5月初，即遣送开始前不久，霍斯前往匈牙利拜访临时居住在布达佩斯的好友艾希曼（后者在1944年春天曾多次回访奥斯维辛集中营）。这两人对着遣送日程冥思苦想，以确定奥斯维辛集中营“可以处理多少车的人”——这是霍斯的原话。此外，霍斯想要向经济与管理部的上级汇报，一旦把不适合劳动的人毒气处决后，还能剩下多少奴工。霍斯在匈牙利进行了试选，结论是大多数犹太人都得死；他估计，最多能有25%的人被选作奴隶劳工。[66]

霍斯紧接着回到奥斯维辛，那是他早期犯罪生涯的发源地，并于1944年5月8日以高级指挥官的身份暂时接管了奥斯维辛集中营。[67]鉴于接下来种族灭绝的规模，经济与管理部的领导人派出了最有经验的大屠杀主管。[68]不过在他们看来，对霍斯的重新任命更要紧，因为现任高级指挥官阿图尔·利布兴切尔已经靠不住了。显然，保持沉默的利布兴切尔获得了心慈手软的名声，但他被撤职的直接原因其实是一场私人闹剧。[69]他在经济与管理部工作的时候爱上了里夏德·格吕克斯的秘书，该女子在他离婚后随他来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是当利布兴切尔申请再婚许可时，他的上司发现了一个邪恶的秘密：在第三帝国早期，他的未婚妻曾因与一名犹太人相恋而被捕。奥斯瓦尔德·波尔吓坏了。他派副官里夏德·贝尔去让利布兴切尔终止这段关系。1944年4月19日，贝尔在奥斯维辛官员食堂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利布兴切尔，后者啜泣不已，喝得酩酊大醉，然后跑去质问已经怀有身孕的未婚妻，结果她辩解说自己是清白的。两天后，为爱而伤的利布兴切尔顶着哭肿的双眼告诉贝尔，自己站在爱人这一边，并补充说，盖世太保一定是多年前强迫她做了假口供。利布兴切尔打破了党卫队的种族界限（与一个涉嫌“亵渎种族”的人苟且）、潜规则（指责盖世太保屈打成招）和社会准则（贝尔称他表现得“一点儿都不像个男人”），已经无路可退了。他迅速被波尔调走，在短暂看管衰落的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之后，他满怀愤懑地离开了集中营党卫队。[70]

利布兴切尔在1944年春末的倒台，使霍斯的回归名正言顺。后者才是党卫队领导人可以信任的人，能肩负起集中营系统内规模最大的灭绝计划。霍斯身边有几个心腹和相识多年的杀人专家。其中包括集中营党卫队的老人约瑟夫·克拉默，他曾是霍斯1940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任副官，现在从纳茨维勒归来，成了比克瑙集中营的指挥官。另一个熟悉的面孔是奥托·莫尔，他在1942年到1943年在比克瑙集中营毒气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今被从一个卫星营召回，再次负责监督火葬场。[71]在霍斯和手下完成了最后一刻的准备工作之后，从匈牙利而来的大规模遣送开始了。从1944年5月中旬到1944年7月中旬，几乎每天都有遣送的列车，奥斯维辛很快就被人海淹没了；有的日子里列车甚至多达五趟，一天就送来大约1.6万名犹太人（在1944年1月到4月利布兴切尔掌权的时候，每天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平均只有200人左右）。当阿道夫·艾希曼惊叹于下属“破纪录的表现”时，霍斯恳求朋友放慢速度。但是，即使有奥斯瓦尔德·波尔的训斥也不管用，艾希曼还在推动更多的遣送，理由是“战时的不可抗力”（跟他在战后对同情自己的人所说的一样）。[72]

匈牙利犹太人在下火车的时候几乎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很少有人听说过奥斯维辛集中营，也很少有人听说过毒气室。与此同时，集中营党卫队开始行动。党卫队医生们对所有新来的犹太人进行筛选，与1944年筛选一些遣送来的犹太人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党卫队采用的是以前使用过的标准；不适合劳动的人包括孕妇、年长的囚犯、年幼的孩子以及他们的父母。每天筛选结束后，奥斯维辛党卫队会将统计数据报给经济与管理部，以便管理人员更新奴隶劳工的数量。总体来说，当地的党卫队官员遵照霍斯的预测，每四个匈牙利犹太人里挑出一个作为劳工。筛选留下的囚犯大约有11万人，他们的命运不尽相同：有的人在奥斯维辛正式登记，有的人被送到其他集中营，有的人死在比克瑙中转站。其余32万名没通过筛选的匈牙利犹太人直接被处死，狂热的屠杀一直延续到1944年7月大规模遣送停止。[73]

鲁道夫·霍斯一如既往地积极投身于大屠杀，他知道任务完成后自己将回到经济与管理部（1944年7月29日，冷血的里夏德·贝尔接替他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高级指挥官，贝尔喜欢穿以前的骷髅师制服，炫耀自己作为党卫队一线战士的经历）。[74]在他掌权期间，他尽最大的努力加速种族屠杀的进程。来自匈牙利的火车不再停在营地外面，而是沿着一条单轨开到比克瑙集中营里一个仓促完工的月台；犹太囚犯到站时会听到集中营管弦乐队不协调的曲调，从而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经过党卫队筛选后，绝大多数的新来者直接走向死亡。他们扶老携幼穿过比克瑙的几个营区，最终走进毒气室。在火车离开去运送更多受害者后，月台上留下的是手提箱、袋子和包裹，这些由快速扩员的“加拿大”突击队收集起来。[75]

特别工作队现在大约有900名身强力壮的囚犯，他们昼夜不停地工作，比克瑙火葬场燃烧的时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长。党卫队还将2号地堡重新投入使用，并激活了Ⅴ号火葬场（自1943年秋季以来就已停止使用）。但是由于党卫队杀的犹太人太多，火葬场还是不够用，所以他们决定像1942年时一样用露天的大坑进行火化。奥斯瓦尔德·波尔曾在1944年6月16日，也就是屠杀最严重的时候巡视集中营，然后下令在火葬场周围竖起一道栅栏，为的是掩盖罪行，不让新来的犹太人发现。[76]驻扎在杀戮中心的党卫队士兵失去了最后的禁忌。他们杀得如此匆忙，以至于毒气室的门打开时，一些受害者还有呼吸。有时，刽子手们甚至绕过毒气室，直接把犹太人带到焚尸坑枪决、打死，甚至活活烧死。据一名幸存者说，这个地狱由奥托·莫尔负责，门格勒与他相比都能算个人了。[77]

由于1944年夏天时大量的遣送列车到来，党卫队有时无法在比克瑙的月台完成筛选。在这种情况下，新抵达的人被带到中转营地，对他们的命运审判会稍缓一段时间。此类中转营中规模最大的是一个巨大的、未完工的比克瑙增建区，名为“墨西哥”（BⅢ区），在1944年初秋关押了从匈牙利和其他地方而来的大约1.7万名犹太妇女。“墨西哥”的生活条件比集中营里其他地方更糟糕，没有自来水，几乎没有食物。大桶就是厕所，许多囚犯没有衣服穿，只能披着毯子（这显然有些像美洲的披风，因此得名“墨西哥”）。每座营房住了大约1000名妇女，没有家具，囚犯只能躺在泥地上；女教师阿格内斯·罗饶不得不与其他4个女人共享一张尿湿的小床单。罗饶和其他一些囚犯最终被送到其他地方进行劳动。但很多人都死在了中转营或者被带到毒气室。这是制造人类灾难的犯罪者们倾向的解决方案。一名集中营党卫队的前队员后来作证说，他的同事们经常谈论谋杀在“墨西哥”的囚犯。口头禅是：“让他们穿过烟囱。”[78]

吉卜赛营

在大屠杀期间，奥斯维辛率先成为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那里的犹太人取代波兰人成了最大的囚犯群体。自从开始遣送匈牙利犹太人起，犹太人的人数进一步攀升；根据一项估计，1944年8月末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所有男人、女人和儿童中，大约有75%是犹太人。[79]在大众的记忆中，集中营向种族屠杀中心的转变会令人忽略其他囚犯群体的命运。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吉卜赛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是营内第三大囚犯群体，待遇在某些方面与犹太人相同。[80]

随着来自德意志帝国的大规模遣送陆续抵达，奥斯维辛-比克瑙中所谓的吉卜赛营从1943年2月底开始迅速发展。[81]几周时间内，这里便关押了1万多名囚犯，而且人数还在继续增加。其中有数千名儿童，占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登记儿童的一半。与此同时，年龄最大的囚犯据说已达110岁高龄。吉卜赛人被关押在BⅡe区，远在比克瑙营区的尽头，位于医务区正下方，靠近火葬场。和比克瑙内大多数区域一样，吉卜赛营将近2000英尺长，400英尺宽，在泥泞的道路两旁各有两排营房。改造过的马厩里黑暗（除了小天窗之外没有窗户）、肮脏（大部分是泥地），而且过度拥挤（一家人挤在一个铺位上）。这里没有按性别区分，是与比克瑙其他区域不同的地方之一。此外，囚犯的头发也没有都剃光，他们通常还能保留自己的衣服，不过背面要有红色十字架的标记。

1943年春天，在遣送刚刚开始的时候，吉卜赛人的命运还没有被决定。即便如此，比克瑙的恶劣条件依然造成了绝大多数人死亡。除了被称为“运动”的常见责罚，许多被贴上“不愿工作”标签的囚犯不得不承受极其繁重的劳动，下至7岁的男孩和女孩也要搬运沉重的砖头。至于卫生设施，吉卜赛营的情况比集中营内其他地方更糟糕。在最初的几个月里，由于营地仍在建设中，所以没有厕所或盥洗室。“我们只能趁下雨的时候，”德国辛提人瓦尔特·温特回忆道，“在水洼里洗……成年人和孩子们不得不到营区后面大小便。”党卫队增添了基本设施后，情况几乎没有改善；厕所满到往外溢却很少被清空，水源稀缺而且被污染。

很快，疾病开始在吉卜赛营肆虐。安置患病和垂死囚犯的地方越来越多，到了1943年秋天，营地内的医务室从2个营房增加到6个。最可怕的景象是，男孩和女孩们遭受了口颊坏疽的折磨，这是一种由极端恶劣条件引起的口腔感染，溃疡会渐渐吞噬嘴部附近的皮肤和肌肉，在脸颊上造成很深的洞。集中营几乎不提供任何治疗，相反，党卫队依靠的是死亡。当斑疹伤寒在吉卜赛营蔓延时，每天有多达30名囚犯死亡，党卫队将营地隔离起来，并将许多患病的囚犯送入毒气室。一些幸存者试图让外面的世界知道他们遭受的苦难；在一条加密的信息中，其中一人提到了Baro Nasslepin、Elenta和Marepin——这是罗马人形容“大病”、“痛苦”和“谋杀”的词语。

在吉卜赛营，往往是全家人共赴黄泉。1943年春从德国遣送过来的伊丽莎白·古滕贝格尔（Elisabeth Guttenberger）后来作证说，她失去了大约30个亲戚。“孩子们是最先死的，”她说，“他们日夜哭喊着要面包，很快都饿死了。”医务室里的太平间堆满了孩子们的尸体，上面爬满了老鼠。许多死去的婴儿是在吉卜赛营里出生的。总共有大约370名儿童被送到这里，他们的大腿上文着囚犯编号；超过一半的孩子在三个月内就死了。大多数父母很快随孩子而去。伊丽莎白·古滕贝格尔的父亲和她的四个兄弟姐妹一起饿死了，母亲也紧随其后。生存几乎是不可能的；到1943年底，吉卜赛营里大约70%的囚犯都死去了。[82]

吉卜赛营最后的清除于1944年到来，此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大规模屠杀达到了顶峰。[83]幸存者的命运与匈牙利犹太人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几个吉卜赛人受命将铁路支线延展到比克瑙；新月台完工后，开始有来自匈牙利的火车陆续抵达，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被带到了半空的吉卜赛营，这个营如今成了一个中转地。来自匈牙利的约瑟夫·格吕克（Josef Glück）回忆说，营地被一分为二，“一边住犹太人，另一边住吉卜赛人”。许多犹太人后来被带去附近的毒气室，剩下的吉卜赛人见证了这些屠杀。奥地利的埃尔米纳·霍瓦特（Hermine Horvath）在1943年4月初与家人一起被送到这里，她后来作证说：“景象如此可怕，我吓得晕了过去。”吉卜赛营中的许多囚犯预感自己将成为下一个，他们的恐惧很快便成真了。[84]

1944年8月2日晚些时候，当夜幕降临在比克瑙时，纳粹党卫队包围了吉卜赛营。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剩余的2897名吉卜赛人被卡车拉到Ⅱ号和Ⅴ号火葬场；首当其冲的是孤儿，被喝醉的党卫队队员四处围捕。一些囚犯知道自己死期将至；四处都是挣扎扭打，“杀人犯”之声不绝于耳。为了欺骗这些受害者，党卫队用迂回的路线驾驶卡车。但是，囚犯们最终被迫离开后，他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他们的尖叫声整夜回荡在比克瑙。有些人一直反抗到最后。“让他们进屋（毒气室）可不容易。”鲁道夫·霍斯后来写道。霍斯的老朋友、比克瑙集中营营区负责人、党卫队二级突击中队长施瓦茨胡伯汇报说，这是迄今为止最困难的大规模灭绝行动。[85]

很少有吉卜赛人能在比克瑙幸存。在这片营区被清理之前，只有少数人得以离开。1944年4月至7月底，纳粹党卫队遣送到德国中部地区的囚犯不超过3200人，其中大部分是通过筛选被充为奴工的。其中有一些前国防军士兵（以及他们的直系亲属），他们之中有几个在被驱逐到比克瑙之前，还曾在东线因勇敢被授予勋章。这些老兵对他们的待遇感到难以置信。“你这个懦夫！”其中一个老兵在抵达时对一名党卫队队员喊道，“你应该在前线作战，却在这里对付女人和孩子！我在斯大林格勒受了伤……你竟敢侮辱我！！”吉卜赛营的幸存者中有一部分被带到拉文斯布吕克，更多是被送去了多拉，那里是党卫队最大的重迁营。许多人从那里被送往埃尔里希（Ellrich）的一个卫星营。这不是巧合。集中营党卫队经常把犹太人和吉卜赛人送到致命的卫星营，而埃尔里希是最糟糕的一个。[86]

卫星营

1944年4月初，奥斯瓦尔德·波尔给海因里希·希姆莱寄去了一张欧洲大地图，精确地标出了所有主要的集中营及附属的卫星营。标记遍布整个地图：集中营覆盖了纳粹全部的领土，从芬兰湾的科隆卡到南斯拉夫占领区的洛布伊尔（Loiblpass）营地，从波兰东部的卢布林到被占领的英国奥尔德尼岛。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波尔不禁与已故的对手特奥多尔·艾克进行比较。他在信纸空白处对自己和艾克掌控的帝国进行了比较：“在艾克的时代，总共只有6个集中营！”希姆莱被打动了。他满意且感激地向波尔指出“看看我们的事业发展得多么好”。[87]党卫队希望能有更多的囚犯，以这种渴望为向心力，数以百计的卫星营出现在主营周围，并进一步拓展。当巨大的重迁项目在1944年下半年真正启动，一切到达了顶峰；在6个月的时间里冒出的卫星营，数量已相当于过去30个月的建造总量。[88]到1944年底，仅达豪集中营就有不少于77个卫星营，其中几个都位于125英里以外了。[89]集中营系统变化如此之快，卫星营的建立速度几乎和被遗弃的速度一样快，甚至连经济与管理部也无法计算；1945年1月，官方估计有500个卫星营，实际数量则接近560。[90]

局势转移

没有典型的卫星营，就如同没有典型的主营一样。[91]卫星营的规模各异，小到只有几个人的劳动小队，大到有数千囚犯的综合设施。[92]大多数党卫队卫星营不是专攻建设（囚犯们挖隧道和壕沟、清理瓦砾、建造掩体和工厂）就是专攻生产（囚犯们制造电池和军火，组装坦克和火箭），但都是为具体的项目而设立，并与其他部门联系紧密——比如OT、军队、国企和私企。并不是所有卫星营关押的都是奴隶劳工；少数几个主要是接纳将死的囚犯，或者作为中转站，在集中营被腾空时暂时收容被疏散的囚犯。[93]

卫星营的布局也不一而足。许多卫星营效仿主营，有木制营房，外面围着带刺的铁丝网。但还有一些非常与众不同。在匆忙建立新集中营时，当局用上了他们能找到的一切建筑，囚犯被迫住在棚屋、帐篷、工厂、地窖、舞厅，甚至废弃的教堂。[94]党卫队的住所也同样即兴；在埃尔里希，一些看守睡在当地一家很受欢迎的餐馆里，而这家餐馆还在继续营业。[95]有些新卫星营甚至是移动的。1944年夏至1945年初，党卫队设立了8个流动集中营（所谓的铁路建设旅），用于修复被毁坏的铁轨；每个营地其实就是一列长长的火车，大约有500名囚犯挤在改装过的车厢里。[96]到1944年，20世纪30年代末建立起的集中营建筑模式被随机的各种地点取代。这也算是强烈呼应了1933年最初兴起的集中营。在第三帝国崛起和灭亡之际，恐怖的集中营都以即兴创作为特征。1933年，集中营系统还没有形成；而1944年，它开始摇摇欲坠。[97]

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卫星营，最终决策权通常是在经济与管理部手中。然而，一旦营地开始启动并运行，就很少再向柏林方面报告了。这些重新安置的卫星营往往通过地方党卫队特别督察组来协调囚犯的部署，后者向卡姆勒在柏林的办公室做进一步汇报。卫星营和相应的主营之间甚至有更紧密的联系。许多囚犯经主营来到这里。此外，各主营的党卫队官员会在卫星营承担行政职务，比如给囚犯分发衣物和药品。结果就是出现了一层地区监督，从而摆脱了经济与管理部的直接控制。[98]

主营就像巨大的交通枢纽。新囚犯很少在那里长期停留，很快就会被转移到其附属的卫星营中。1944年9月，拉文斯布吕克主营登记接纳了12216名新囚犯；当月，11884人被转去了卫星营。[99]1944年，卫星营吸收了大量新囚犯，如同恶性膨胀一般增长。结果是主营和卫星营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决定性转移。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为例。1939年战争爆发时，只有一小部分囚犯（不到10%）被永久地关押在主营之外。战争初期，这个数字缓慢攀升，但到1943年夏天时依然低于15%。然而，一年之内天翻地覆，布痕瓦尔德卫星营接纳的囚犯比例上升到34%（1943年10月1日）、46%（1943年12月1日）和58%（1944年8月15日）。[100]其他集中营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结果惊人：到1944年底，大多数集中营的囚犯被关押在卫星营里。[101]

1944年时，主营与其卫星营之间的输送并不都是单向的。正如我们所知，大量囚犯运输也是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进行，将重病、受伤和筋疲力尽的囚犯运回主营；其中大多数囚犯都在建筑工地工作，被视为可以轻易替换的角色。[102]除了濒死的囚犯之外，许多卫星营还将尸体运回主营焚烧。举例来说，在1944年4月多拉建起自己的火葬场之前，上千具尸体都被运到大约50英里外的布痕瓦尔德焚烧。等多拉具备火化能力之后，也开始接收附近其他卫星营的尸体。[103]总而言之，集中营囚犯的总体行动往往如此：新囚犯从主营到卫星营当奴隶劳工，在死亡或濒死时再被送回去。

现有集中营系统结构的逐步解体反映在卫星营的管理构成上，后者并不是主营传统模式的完美翻版。卫星营的党卫队员工和岗位更少，内部组织也更简单。正常情况下，没有政治或管理部门，较小的卫星营里甚至没有医生、医务室或囚犯食堂。最有权势的人物是所谓的营地主管。他负责卫星营的日常运作，是事实上的指挥官，由一名考勤主管协助。这些地方的党卫队队员享有很大的自治权。的确，他们是由主营的官员任命和监督的，或者由经验丰富的区域卫星营群主管任命和监督。但是，尽管有频繁的检查和汇报，这些高级官员依然不能对所有的新营地保持严格的控制。随着每个营地的扩建，卫星营越来越多，中央统一控制变得更加困难，地方官员获得的独立自主权也就更大。[104]

士兵变看守

1944年，集中营几乎面目全非，成千上万的新看守加入集中营。党卫队的胃口是巨大的。所有新卫星营都必须配备人员，而且，由于监管设施较差，卫星营需要的看守比主营更多。[105]对新员工的需求给经济与管理部的管理者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他们自战争开始后就一直在努力解决人员短缺的问题。1944年，人力资源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而集中营系统还在往前线派驻较年轻的哨兵。[106]尽管如此，经济与管理部还是设法增强了它的力量。到1944年4月，集中营工作人员已经超过了2.2万人，到年底可能会增长到5万多人。[107]

大部分新人来自军方。由于集中营的奴隶劳工也惠及军队，因此经济与管理部坚持要求军方下拨士兵来当看守。在希特勒和施佩尔的支持下，经济与管理部一直和军方进行谈判，结果就是从1944年春季开始，大量的士兵拥入集中营系统。到了夏天，已有超过2万名士兵加入集中营，接下来几个月人数继续上升。大多数新看守在主营接受了一些简短的训练之后便被派往卫星营。到1945年初，集中营内超过一半的男性工作人员都当过兵；在卫星营中，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了经验丰富的党卫队官员。[108]他们中大多数是哨兵，跟从前相比，与囚犯的接触更密切。他们不仅负责押送囚犯到工地并在那里看管他们，他们在营地中的存在感也更强，因为看守团和指挥参谋部之间的区别变得更加模糊。[109]

大多数士兵都是预备役，最近才被征召成为现役。他们平均已经四五十岁了——有的囚犯称他们为“祖父”——经常要努力挣扎才能满足集中营工作对体力的需求。56岁的胡戈·贝恩克（Hugo Behncke）在加入诺因加默集中营后写道，最初的训练“非常严格，我这个年龄的男人几乎难以承受”。像他这样的人并非来自战场，而是来自国内一线的常规工作岗位。贝恩克在1944年6月应招加入集中营前曾是汉堡一家殡仪店的职员。另一位新招人员，55岁的威廉·菲尔克（Wilhelm Vierke）在1944年11月被派往萨克森豪森前是一名园丁。这些新招的人员比党卫队志愿者所受的思想洗脑更少——菲尔克甚至不是纳粹党员——而且更不情愿成为看守；战争即将结束，他们担心会受集中营内的罪行所累，遭到盟军的惩罚。[110]

在集中营党卫队老兵的眼中，女性工作人员的拥入使集中营员工的构成变得更加复杂。到1945年1月1日，集中营系统大约有3500名女性看守，反映出近期女性囚犯人数的上升。和大多数新招的男性看守一样，这些女性看守也与以前的不同。在战争初期，许多女性看守是自愿加入集中营的。但从1943年开始，当局越来越要依靠施压和胁迫，才能从职业介绍所招到人，或者直接从女囚犯所在的工厂里招募。[111]尽管党卫队拒绝了一些不合适的女性（就像遣返士兵一样），但也没办法设定太多的要求。例如，坚定的意识形态已不再是硬性标准，只有一小部分女性看守是纳粹党员。[112]

1944年，大量新员工的拥入破坏了集中营的形象，再也无法修复。宣传画上精干的政治军人形象最终被战争的现实摧毁。自1939年之后，特奥多尔·艾克的招聘标准和意识形态培训逐渐被抛弃，到1944年后期就已经完全过时了。许多看守都是被征召入集中营的年长士兵，而不是眼神清亮的党卫队志愿者；集中营也没有雇用狂热分子，反倒是招收了成千上万连加入党卫队都不够格的女性；德国的骄傲更是被大量的外国看守取代。艾克的老员工现在已经所剩不多，卫星营里更是寥寥无几。[113]

新招募的工作人员中多有抱怨，不过，他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严苛的工作上，而不是囚犯的命运。他们抱怨乏味刻板的生活、狭窄简陋的住处，还有漫长的工作时间。1945年1月，前飞行员斯特凡·保勒（Stefan Pauler）在从埃尔里希寄出的一封信里写道，纳粹党卫队是一个“虐待狂俱乐部”，自己因为辞职被拒而感到愤怒。在明显违反协议的情况下，一些女性看守甚至向党卫队上级正式投诉恶劣的工作条件。更常见的是，不满的新员工明哲保身，寻求其他的消遣。“周日，我们收到了一瓶价值3.8马克的葡萄酒，”斯特凡·保勒在1944年11月记录说，“我马上就把它喝了。”[114]

从理论上讲，大多数新员工会成为党卫队队员，只有部分例外（特别是女性看守和海军人员）。但实际上，新员工与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绝不是所有退役士兵都渴望将军服换成黑黢黢的党卫队制服。最初埃尔里希集中营分发旧的党卫队制服时，斯特凡·保勒抱怨说，衣服让像他这样的老兵看起来像“小丑”。而且，保勒和其他军人仍然要单独佩戴特别的徽章，以此跟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区分开来。甚至像胡戈·贝恩克这样热烈拥护纳粹政权的人也把自己视为一名士兵，始终跟党卫队员工保持距离，私下承认和他们“有时相处得非常不愉快”。[115]

退役士兵和老练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处于互不信任的状态。党卫队的老员工们嘲笑新来者是愚蠢的菜鸟，还担心他们的散漫可能导致囚犯逃跑或起义。这些士兵不仅与囚犯聊天，还抨击里夏德·格吕克斯，甚至对囚犯表示“怜悯”，没有意识到“每个囚犯都是国家的敌人，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116]为了遏制这样的危险趋势，格吕克斯向Ⅵ部的当地党卫队寻求支援。这个员工指导部门在1941年至1942年隶属于集中营指挥参谋部，但在1944年时便独立了出来。然而，这个部门并没有发挥教导员工的职责，仅是强调集中营的基本责任，即便是实践教训也让位于娱乐，旨在分散员工对日常苦差和阴郁未来的关注。[117]

在党卫队队员对新员工的抱怨中，有一点倒是真的。与经验丰富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相比，一些退伍士兵确实对囚犯更和善。[118]神父雅克·博卡（Jacques Boca）被关押在诺因加默集中营附属的沃尔夫斯堡-拉格贝格卫星营（Wolfsburg-Laagberg），他在秘密日记中记录了新的营地主管上任后发生的改善，这位退役的军队上尉任职后，为休养中的囚犯建造了一个专门的营房。“我在那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他写道，“我不挨冻，也不用劳作。”[119]即使是集中营里的“下等公民”——犹太囚犯，待遇也有所改善。战争结束后几年，叶菲姆·K.（Efim K.）仍然记得当时惊讶的心情，一位德国前上校在瓦伊瓦拉卫星营时，把他和其他囚犯带到一个摆满食物的桌子前，说：“吃吧，孩子们，我认为你们需要。”[120]

虽然有个别囚犯受益，但卫星营部署退役士兵这件事，对囚犯生活的整体影响还是不值一提。卫星营跟主营并无不同，依然是以贫困和虐待为主，这也引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集中营党卫队的精神是如何传输到卫星营的。显然，这种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一小部分经验丰富的官员，主要是集中营党卫队老员工。虽然这些人的数量远远不及新员工，但他们占据了新卫星营内大多数高级职位（正如他们在主营的指挥参谋部里那样）。在主营里可靠的审头的支持下，这些老员工掌控了全局。他们已经将集中营党卫队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并且知道卫星营可以提供不一样的职业前景，拥有更多的权力和更高的薪酬。就连普通军士也可以成为一营之首，掌管上千囚犯，只要施行恐怖统治就可以。

集中营党卫队的老员工将命令新员工运用暴力作为第一步。更常见的是，向冷酷转变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像此前其他的看守一样，许多新人习惯了集中营里颠倒的道德。胡戈·贝恩克成为看守后几个月，原本很少在信里提到囚犯的他，漫不经心地对妻子说起了最近从他所在的卫星营向诺因加默主营运送伤残囚犯的事情，他把囚犯描述为肮脏、恶心、愚蠢的骷髅：“他们的下场就是诺因加默的火葬场。”每日浸泡在集中营的极端恐怖中，需要具备极强的道德素养才能抵抗住，不被腐蚀。“最糟糕的是，”自我意识非比寻常的斯特凡·保勒在1945年1月中旬给母亲写信说道，“在这里，人可以变得对其他人的悲惨苦痛完全无动于衷。”

系统运行所需要的就是让集中营的新员工履行基本职责。他们有时可能不如经验丰富的党卫队员工残忍，但他们该做的仍然做了。1945年4月初，胡戈·贝恩克在给妻子的最后一封长信中提到，最好的办法是希望德国取得胜利，“把头埋在土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继续履行我的看守之责”。[121]总的来说，结果令人不寒而栗：集中营系统并不像特奥多尔·艾克设想的那样，需要大量的政治军人。在卫星营，一小群对暴力习以为常的集中营党卫队老人，足以把控一大批普通男女的思想。这突出了集中营走向灭亡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即便党卫队的存在被削弱，恐怖却依然如旧。

生产与建设

自集中营系统创立伊始，每个囚犯的命运就已经由他们所在的劳动分队决定了。条件可能天差地别，而囚犯则永远费尽心机想要逃离最艰苦的工作，或紧紧把握住条件稍好的工作。劳动分队之间的差距在战争期间进一步拉大。调换到另一个分队通常是生死抉择，同样要紧的是调换到另一个集中营。

跟以生产为主的卫星营相比，从事建设工作的集中营通常更致命。在重新安置的营地，大批不具备技术的奴隶被视为消耗品；建造工程中，当局追求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产出，因此预料到会导致大量囚犯死亡。相比之下，从事生产工作的囚犯人数略少，但通常具备相应技能，取代他们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他们受到的虐待更少，获得的食物更多，也能享受更好的医疗服务。吕特延堡集中营（Lütjenburg）是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一个小卫星营，建于1944年秋天，有200名高技能囚犯，专门生产V2火箭陀螺仪。一名吕特延堡的前囚犯表示，这里的条件跟其他集中营相比“就像疗养院”。[122]

当然，生产类集中营也不是什么好地方。住宿条件简陋，劳动节奏非常紧张，特别是交通运输等技术含量低的岗位。食物永远是不够的。“布痕瓦尔德的汤比这里的好喝多了。”法国抵抗运动的斗士罗贝尔·安泰尔姆（Robert Antelme）在1944年秋天被送到甘德斯海姆卫星营（Gandersheim）时偷偷记录道。在那里，大概有500名囚犯在生产亨克尔战斗机的机身。“饥饿缓慢且悄无声息地渗透进我们的生活，”他写道，“现在，我们被它彻底控制了。”某些生产类集中营的死亡率甚至赶上了建设类集中营，特别是在1944年底以后。[123]

不过，卫星营功能上的不同也导致了彼此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多拉集中营，这种差别尤为显著。党卫队通常把新来的囚犯关押在主营，一小撮身体健壮、技术过硬的囚犯被挑出来从事生产工作，其余大部分人被遣送到建设分队。囚犯会继续接受体检，一旦身体变虚弱，就会被送去条件更差的营地。如此一来，囚犯最开始或许能在主营里面条件稍好的生产队劳动，等他们筋疲力尽、生产力下降后，就会被送到卫星营，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在那里，党卫队会努力榨干囚犯身上最后一点劳动力，然后把囚犯丢弃到另一个卫星营（或综合性集中营）等死。结果，多拉集中营的大部分囚犯会经历不止一个集中营，每迁移一次，就离死亡更近一步。[124]

对上千名多拉的囚犯来说，最后一站是埃尔里希建设营。这个营地是在1944年5月初匆匆建成的，位于多拉集中营以北不到10英里的地方。[125]这里一直人满为患，很快就关押了超过8000名男性囚犯，几乎是周围城镇人口的两倍。这里原本是两个废弃的石膏厂，根本不适宜居住。只要一下雨，所有东西就糊上了一层泥，囚犯不得不睡在破败的建筑和棚屋里，刚开始连屋顶都没有。公共厕所更是无从谈起，纯粹是“名副其实的粪坑”，一名法国幸存者后来写道。医务室后来才出现，对救治囚犯没起半点作用；偶尔做一台手术，用的是不干净的器械，到1945年初，所有的药也都用光了。[126]

1944年夏天，埃尔里希的一天从凌晨3点20分开始，囚犯会被第一遍点名叫醒。两个小时后，他们被装上货车送去工地，一般是附近用于党卫队搬迁项目的隧道。在那里，他们要经受13个小时的折磨，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中间只有1个小时休息），比多拉其他卫星营的劳动时间都长。许多人在隧道深处劳作，有时甚至只能赤足。然后，他们通常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搭上回埃尔里希的火车。经过一天筋疲力尽的劳作后，这种延误“对我个人而言或许是有生以来最恐怖悲惨的事情，不是指被折磨的极限，而是人类悲痛的极限”，法国幸存者让-亨利·托赞（Jean-Henry Tauzin）在1945年写道。等囚犯们最终回到埃尔里希时，通常已经是深更半夜，他们还要等着再点一次名。最好的时候，他们能期盼在拥挤的铺位和肮脏不堪的稻草铺睡上5个小时。很少有人能在地下撑过8周。[127]

对于埃尔里希这些已知必死的囚犯，党卫队会扣留重要的物资。囚服一直都不足。17岁的匈牙利犹太人维尔莫什·雅库博维奇（Vilmos Jakubovics）于1944年8月被送到这里，8个月的时间里，他从没穿过干净的衣服：“我们只有令人作呕、爬满虱子的衣服穿。”到1944年秋天，许多囚犯赤裸着身子，只裹一层薄毯。党卫队在埃尔里希的官员及时给内部囚犯统计增添了一个新类别——“没穿衣服的”。在寒冷的营房，囚犯醒来时常常四肢冻僵；有些被冻死，还有一些被饿死。囚犯常常好几天都领不到少得可怜的面包配额，维系生命的只有咖啡代用品和稀汤寡水；他们平均每天只摄入800卡路里热量，几乎要饿疯了。[128]

埃尔里希的地狱也少不了暴力虐待。几乎所有的看守都曾是飞行员，而营地的主宰则是几个强硬派的党卫队队员，他们最为残暴，总是对囚犯拳打脚踢。其中一名领导者是自称奥斯维辛毒气室创造者的卡尔·弗里奇；他1944年夏天来到埃尔里希，是最有经验的党卫队队员之一。当他秋季卸任后，一把手就换成了奥托·布林克曼（Otto Brinkmann），也是一个残暴程度毫不逊色的老党卫队队员。有一次，他强迫一名囚犯把尸体的睾丸切下来，撒上胡椒粉和盐吃下去。“我只是想看看，”布林克曼战后说，“这种事是不是真能发生。”[129]

劳动和死亡是埃尔里希的全部。几个月的时间里，它成为多拉集中营区死亡率最高的地方，而这完全在党卫队的算计之中。毕竟，被挑选出来送往埃尔里希的囚犯都已是疲惫虚弱的人，在党卫队眼中，他们仅存的价值就是剩余的这点力气了。“不可挽回，囚犯一个接一个，前额被烙上了死亡的印记。”1944年12月26日，一名囚犯在秘密日记中偷偷写道。彼时，大约3000名埃尔里希的囚犯——占囚犯总数的一半——被剥削至身体极度虚弱，已经无法再劳动。1945年1月，超过500名埃尔里希的囚犯死亡，月死亡率达到7%。维尔莫什·雅库博维奇初来时，是跟一群匈牙利来的犹太人一起劳动，“其中有30个人来自我的家乡，”1945年夏天他在作证时说，“只有我一个人活了下来。”[130]

不是所有建设营的死亡率都像埃尔里希一样高。[131]许多经历过数座建设类集中营的囚犯发现，此中也有很大区别。1944年5月，16岁的匈牙利犹太人耶诺·雅各布维奇（Jenö Jakobovics）来到附属于“巨人劳动营”的埃伦布施卫星营（Erlenbusch），他或许可以松一口气。劳动依然艰辛——每天工作12个小时，修建新的火车站设施——但起码有吃的、穿的和温水。附近的沃尔夫斯贝格卫星营（Wolfsberg），条件则差上许多，雅各布维奇1944年秋天被转了过去。那里是“巨人劳动营”最大也最重要的卫星营，1944年11月22日共关押了3012名囚犯（其中510人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跟雅各布维奇一样）。大部分人不得不睡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单薄脆弱的木制营房里，累死累活地挖隧道和参与其他建筑工程。而相比于恶劣的条件，看守的残暴最让雅各布维奇震惊：“在这里，看守直接以消灭囚犯为目的。”[132]由于沃尔夫斯贝格是犹太人专属的营地，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我们所见，大多数登记在册的犹太囚犯在1942～1943年面临劳动谋杀。鉴于沃尔夫斯贝格的情况，当大批犹太人被遣送回德国内部从事战时经济生产时，难道党卫队的这套方法一直沿用到了1944年？

纳粹的种族等级论

第三帝国是种族主义国家，许多历史学家认为，纳粹领导者直到最后崇尚的都是极端种族主义。[133]把这个结论用在集中营，有些人推测，基于纳粹的意识形态，囚犯的种族等级继续决定着囚犯的生存概率，即便政权为赢得战争而做最后的疯狂挣扎时也是如此。[134]然而，近期的研究却展现出更复杂的情景，显示经济压力开始削弱纳粹种族主义政策的威力，至少暂时如此，因为集中营系统的调度开始加快为筹备全面战争服务。[135]

历史学家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Jens-Christian Wagner）称，局部的“意识形态侵蚀”在许多卫星营都很明显。在埃尔里希和整个多拉集中营区，法国和比利时囚犯的存活率远低于吉卜赛人、波兰人和苏联人，尽管后三者在纳粹种族等级论中属于下等人种。[136]多拉不是个例。诺因加默的卫星营也是如此，来自西欧国家的囚犯比东欧人的死亡率更高。[137]

是什么打破了纳粹信奉的种族理念？貌似有两个决定性的方面。其一，卫星营中囚犯抵达的时间。以法尔格营地为例，法国囚犯抵达时，关键的审头位置已经被其他先来者占据，后来者无法再得到那些救命的位置。[138]其二，囚犯的专业背景如今比其民族更重要。法国囚犯通常都是知识分子，从未学过交易，经常被分配去从事体力劳动。相反，一些苏联囚犯掌握技术，因此更容易被分到生产岗位。而且因为他们年轻、常干体力活、以前有应付饥饿和短缺的经验，因此更能承受艰苦的奴役。法国囚犯让-皮埃尔·勒努阿尔（Jean-Pierre Renouard）回忆起诺因加默附属的汉诺威-米斯堡卫星营（Hanover-Misburg）里的一段插曲。他被命令去操作沉重的风钻，结果绊倒了两次，因此被狂怒的看守打到失去意识；当他醒来后，一个身体强壮、操作娴熟的俄罗斯囚犯接替了他的工作，看上去明显更轻松，也不会挨打。[139]

但党卫队意识形态的让步也是有限的：经济压力并没有彻底推翻囚犯的种族等级。德国囚犯依然处在等级中的最顶端，而犹太囚犯大多依然是最下等的人，对他们而言，强制劳动通常还是意味着死亡。对卫星营中犹太人的致命剥削已经在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得到了“良好贯彻”，从1944年春天起，伴随着向德国腹地大规模遣送的兴起，党卫队的此类暴虐行为一路向西传播。在许多混合型集中营，管理者会把犹太人挑出来，给他们最差的待遇。“如果犹太人吞咽太多的食物，”诺因加默一座男子卫星营的党卫队领导据说这样宣称，“他就会变胖、变懒，最终成为厚颜无耻的无赖。”[140]

党卫队把许多新建的卫星营几乎全留给了犹太囚犯。它们大多数是像上巴伐利亚的考弗灵一般死亡率高的建设营。考弗灵卫星营建于1944年6月，附属于达豪集中营，可能是德国战前境内最大的犹太人卫星营区，有11个独立的营地。不到一年的时间，大约3万名集中营囚犯被输送到这里，绝大部分是犹太男子，为战斗机参谋部工作。囚犯24小时轮班，大多在建造3个巨大的地堡（其中2个后来被弃用），供飞机工厂使用；一长队一长队的囚犯背着一袋袋水泥穿过杂乱的建筑工地，其他人则在水泥搅拌机那里劳作。在这个匆匆搭建起的营地里，他们无休止地遭受折磨。没有标准的营房，他们睡在盖在地洞上的临时小木屋里，屋顶上盖着土，四处漏风。一名囚犯将这里的条件比作最黑暗的中世纪。1944年末，经济与管理部的一条允许在附近的民用医院给犹太囚犯实施紧急手术（为了激励奴隶劳工们）的指示也被直接忽视了。相反，当地管理者在削减患病囚犯的配额。年轻的匈牙利犹太人萨拉蒙·菲勒普（Salamon Fülöp）后来讽刺地记录说，行凶者依靠“饥饿疗法”来治疗病患；囚犯会吃一切能找到的东西，包括草和干木头。这里还有反复的筛选；比如1944年秋天，超过1300名囚犯被送进了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考弗灵里总共死了多少囚犯，但估算有将近1.5万人——大概是总人数的一半。[141]

像考弗灵这样的集中营区建立在囚犯的生命之上，而对党卫队来说，最不值钱的是犹太人的生命。在许多卫星营，看守一直沉浸在反犹的暴行中，即便在大范围的经济压力面前，这也相当明显。结果，相比关押其他种族的营地，关押犹太囚犯的建设营通常死亡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跟过去一样，一些掌握技术的犹太囚犯可以暂时受到保护，免于最悲惨的酷刑。党卫队高级官员也并不总会把犹太人送到条件最差的卫星营。奴隶劳工的分配通常更随机，不是由种族主义思维驱使，而是根据填补短期空缺的需要。比如，在诺因加默，大多数犹太人被派到生产营，避开了条件最差的建设营。[142]显然，反犹主义并不是决定卫星营里犹太人命运的唯一因素。在种族以外的所有因素中，性别最具决定性。

性别和存活率

“集中营里的女性，”埃德加·库普费尔听传言说法国女人被留在达豪主营区后，在1944年9月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难以想象！”[143]达豪这样的德国主要集中营曾经根本不关押女囚犯（除了少数被迫在妓院卖淫的妓女），突然之间拥入这么多女人，即便其中大多数只是临时待在这里；一旦她们登记完毕，党卫队通常会把她们遣送到卫星营从事奴隶劳动。[144]女性大批拥入集中营系统带来了几个改变。党卫队撤销了禁止男女囚犯同在军工产业工作的命令，也放松了对输送奴隶劳工的规则，响应了工业对小规模囚犯队伍的需求；党卫队不再输送超过1000人的批次，而是把女囚的最低“订购量”减到了500人，为更多的需求铺路。[145]

女性囚犯分布在德国的所有卫星营。直到1944年夏天，大多数此类营地都附属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但是随着卫星营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经济与管理部简化了行政职权。1944年秋天和冬天，拉文斯布吕克约半数的卫星营（大概关押了1.4万女囚犯），其监督管理权被移交给了其他主要集中营（不过也保留了一些联系，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比格等集中营会定期把“伤残的”女囚送回拉文斯布吕克）。因为这些主营建起了更多的卫星营，女子营的网络继续扩张。到1944年底，超过100座卫星营关押了女囚；有的是专门的女子营，有的是男女混合的卫星营。[146]然而，男女即便同在一个营，也是分开生活和劳动的。

性别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存活率。在卫星营里，男性囚犯的死亡率远高于女性，不禁令人想起1942年之前的岁月，党卫队对女性的恐怖行动推迟了。[147]很难相信，一些历史学家辩称，女性作为主妇的经历给予了她们较男性而言极大的生存优势。[148]女性囚犯之间更紧密的联系也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同样令人难以置信。[149]更重要的是女性服劳役的类型：与男性不同，大多数女囚从事生产工作。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卫星营，女性被分到生产和建设工作的比例大概是4∶1，男性正好相反。公司通常更愿意让女性从事武器制造中的精密加工，让女囚犯制作军需品、防毒面具、战舰和战斗机。[150]

女囚犯也较少遭遇来自同伴和官员的极端虐待。大多数情况下，党卫队当局不怎么害怕女子的力量。尽管一些官员告诫过要提防女性狡诈的天性，但集中营党卫队并没有过分担忧女性会有暴力袭击和越狱。这反映在人员部署的安保水平上；按比例来看，党卫队通常在男子卫星营部署的看守是女子卫星营的两倍。[151]而且，集中营区里女囚犯的看守通常也是女性。[152]跟一些男性看守不同，女性看守并没有受过前线战争的“残暴教育”。尽管她们一般行为粗野且喜怒无常，但的确较少对女性囚犯施虐；致命的极端暴力行为属于个例。[153]显然，有一点是相同的，许多上了年纪的男性预备役军人被拉来当看守。卫星营里的女性幸存者常常表示，这些男看守较为和善，允许她们多休息一会儿，也会给她们更多的食物。即便一些犹太女人对这些退伍士兵的回忆也是“非常得体”，提出了卫星营中针对女性的反犹恐怖行为的关键问题。[154]

至于卫星营中的生存概率，性别的重要程度超过了种族：犹太女性的存活率比非犹太男性更高。[155]的确，从事建设——清理废料、挥镐、挖壕沟——的犹太女性通常面临很大的危险：仅被送去考弗灵一处的女囚就超过4000人（大多数是匈牙利犹太人），其中许多人跟男囚一起在危险的工地上劳动。[156]然而，1944年时，德国集中营里绝大多数犹太女人从事的是生产工作，所以跟其他女囚一样，她们的生存概率更大。[157]比如，在格罗斯-罗森的卫星营里，犹太女人大多从事纺织和军工生产工作，死亡率大约在1%；相比之下，“巨人劳动营”建设类营区中，犹太男人的死亡率超过27%。[158]这样看来，弹药、武器和其他纳粹战时用品的生产制造将数千名犹太女人从必死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至少当时如此。

许多犹太女人和其他女囚一起被关押在卫星营里，虽然她们总会面临更多的折磨，但并没有被挑出来集体灭绝。布痕瓦尔德的莱比锡-舍讷费尔德卫星营（Leipzig-Schönefeld）里有超过4200名不同民族和背景的女囚，她们在1944年秋天时从事武器生产，技艺娴熟的犹太囚犯跟其他囚犯的待遇相差无几。据一名幸存者回忆，当时营地主管是一名集中营党卫队的老队员，他曾跟新来的囚犯们保证说会按表现来决定她们的命运，而不是制服上的黄色星星。[159]

其他犹太女人则被送到犹太人专属的生产营。有一座营地是为西门子&舒克特工厂做工，开设于1944年10月中旬，位于纽伦堡，对面是城南的大型公墓。营里关了550名女囚，本章开篇时我们提到的阿格内斯·罗饶就在其中。跟罗饶一样，其他女囚也是从匈牙利被送到奥斯维辛，然后再转到纽伦堡劳动。在铁丝网围着的这两间营房里，罗饶与其他许多女囚一起，用精密的工具制作电子产品。在纳粹的集中营里，有一个享有特权的小分队，这些女人都知道。“我们不再受日常筛选的威胁，或被毒气室的恐怖笼罩，”罗饶在1944年12月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在奥斯维辛时是死的。”她几周后补充说：“但只有在纽伦堡，我开始工作后，才重生过来。”强制劳动虽然艰苦——罗饶每天要工作15个小时——但不会面临被处决的危险；生活条件虽然恶劣——囚犯有时饥寒交迫、瑟瑟发抖——但不会致死；暴力虽然常见——工作时会挨巴掌，偶尔会被殴打——但不会致命。这对囚犯来说已是巨大的改变。营地因1945年2月21日盟军空袭而关闭之前，党卫队记录在案的死亡只有3例。[160]

那时，对大部分犹太女囚来说，被送到德国境内的卫星营意味着改善生活。[161]但这些女人在所有被关押的犹太人里只占一小部分。更多人以“不适合劳动”为由，被杀死在奥斯维辛。1944年4月26日，约瑟夫·戈培尔跟希特勒聊天时提及匈牙利犹太人的遣送，他是这样总结的：“如果说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元首对犹太人的仇恨有增无减……只要是我们够得到的地方，他们就躲不开我们的报复。”[162]至于那些被选出来服劳役的犹太男女，人们应该记得纳粹领导人曾受到短期经济或战略考虑的影响。[163]这种例外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纳粹的反犹政策，而1944年时卫星营里服劳役的一些犹太人幸存，只意味着免于处决的偶然情况。[164]这些囚犯自己也很好地意识到，他们的死里逃生纯属运气。“当一切尘埃落定，”罗饶于1944年12月22日在日记中写道，“我能活下来只是因为这个时候没人想要杀我。”[165]

外面的世界

弗里茨·昆池（Fritz Güntsche）又羞又气。这位在诺德豪森教书的老师在1951年回溯第三帝国最后的岁月时，指责了同胞们这种刻意的遗忘，那些人总是靠捏造的谎言来忽略附近多拉集中营的残暴过往。“那些说此类事情都是撒谎的人！”昆池怒发冲冠。列队经过镇上的囚犯做何解释？被送到布痕瓦尔德的尸体做何解释？与本地人一起在工厂里和建筑工地上一起干活的囚犯又做何解释？所有这一切已是铁证，昆池写道：“我们窥得了多拉集中营和里面受到威逼的人员的一角！可我们没有去干涉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敢去对抗那些卑鄙的人。我们要对那里发生的一切负责。”孤掌难鸣，这样的呼声淹没在了对纳粹暴行的缄默当中，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早期德国的普遍状态——昆池未公开的手稿被锁在柜子里，而钥匙在东德的档案馆里——而他指出了许多方法，集中营在第三帝国末期因此向社会公开。[166]随着国内遍布越来越多的卫星营，大批德国人目睹了政府以他们的名义犯下的罪行。而且，不仅德国人了解到更多集中营里的情况，盟国也比以前更清晰地了解到党卫队的恐怖行为。

眼不见，心不烦？

集中营从未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与周围社区的联系。党卫队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试图让营地与世隔绝，但战争开始后，却无法阻止它们再度现身于人前。谋杀苏联战俘和其他纳粹受害者的罪行无法被彻底掩盖，在一列列饥肠辘辘的囚犯向集中营行进的过程中，总会泄露出些许内情。“焚尸炉的烟囱，”一名达豪妇女在战后回忆说，“不分白天黑夜都冒出恶臭。”[167]另一个与当地人的接触点是奴隶劳工。理论上，党卫队依然试图阻挡外界的目光；大概在1942年，达豪哨兵接到的指示是，所有被抓到的偷窥者都要被拽到集中营当局面前。[168]但此类规则到了20世纪40年代早期已很难再彻底贯彻，因为外派的囚犯在增多（早在卫星营泛滥之前）。[169]通常，这种劳务派遣的倡议来自当地的官员和交易商。特别是农民，他们会在收获季请求集中营派人协助，这是州立监狱流传下来的传统。来自弗洛森比格的农民格蕾特尔·迈尔（Gretel Meier）就曾在1942年6月向集中营指挥官“申请派遣四人的收割小组”，因为“我的丈夫在前线”（经济与管理部批准了她的申请）。农业劳动力的短缺致使党卫队出租了数量可观的囚犯；1942年秋天，拉文斯布吕克大约13%的女囚在当地干农活。[170]

偶尔，集中营囚犯也为小公司、当地城镇和城市做工。[171]他们的存在感自1942年秋天开始不断增强，因为希姆莱决定指派新的党卫队建筑旅去清理瓦砾和废墟。囚犯们穿着条纹制服——公众长期把这种衣服跟犯罪联系在一起——伴随着党卫队的施暴，格外显眼。前囚犯弗里茨·布林格曼（Fritz Bringmann）回忆起在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的街道上发生过一起不寻常的事故。因为一名党卫队队员在殴打已经失去意识的囚犯，从围观的人群里站出了一个女人，她挡在囚犯身前申斥这名党卫队队员；当天晚上，那名囚犯兴奋地说起这次仗义援手的事，证明说依然有德国人“没有忘记人性和非人性的区别”。[172]

然而，战争刚开始的那些年，在绝大多数德国人心中，集中营和里面的囚犯依然抽象。他们与囚犯的直接接触很少，媒体报道也不多；即便是像奥斯维辛这样的大集中营落成，当地和地区报纸上也不会有消息。[173]当然，集中营系统并没有被彻底遗忘。公开演讲和流行文化中偶有提及。比如，1941年在慕尼黑举办的大德国艺术展上，有一张大幅油画描绘了几十个集中营囚犯——可以通过他们的帽子、制服和带颜色的三角形辨认出来——在弗洛森比格采石场劳作（这幅画后来被人以希特勒的名义用4000德国马克买走了）。[174]当地的纳粹权贵也依然用集中营来威胁“捣乱者”，频率之多乃至希特勒在1942年夏天发布了一则正式的警告。他坚称，德国人民是得体之人，纳粹不可以经常用集中营这种严厉的惩罚来威胁他们。[175]然而，大部分德国人仍把集中营抛在脑后，就像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那样。当他们想到那里的囚犯，或许脑海中浮现的是危险的罪犯和其他国家公敌——这个形象在那时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战后很长时间里依然存在。[176]

公众对集中营在纳粹最终解决方案里发挥的作用也不甚了解。诚然，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种族屠杀从未如行凶者所愿，被瞒得密不透风。[177]党卫队圈子里必定广为流传。约翰·保罗·克雷默医生在1942年9月第一次参与筛选后，在日记里写道：“奥斯维辛被称为湮灭之营，名不虚传！”[178]除了党卫队，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也目睹了奥斯维辛里的罪行，到1944年，军队里多位高级长官都熟知那里进行的大规模毒气灭绝。[179]铁路工人和其他政府工作人员也知道。1943年1月，德国最高层司法官员——战前曾与集中营保持一定距离——在帝国司法部部长提拉克的带领下参观了奥斯维辛集中营。[180]许多当地居民对附近集中营的大规模屠杀也略有耳闻。整个地区谣言四起，只不过有时主要的遇难者被认为是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181]通过亲朋好友的转述和盟国无线电广播，有关奥斯维辛的只言片语在帝国内部流传开来。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被遣送的德国犹太人来说，朋友和熟人死亡的报道并没有引起一些人的警觉，让他们怀疑奥斯维辛是“快捷的屠宰场”，维克托·克伦佩雷尔在1942年10月17日的日记里写道。[182]尽管如此，奥斯维辛在纳粹德国并没有家喻户晓。虽然许多普通的德国人大概知道东边对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他们主要听说的是屠杀和枪击，并不是集中营。大部分德国人只在战后才听说奥斯维辛。[183]

这种忽视主要归因于纳粹当局极力封锁有关集中营罪行的消息。集中营党卫队官员禁止用普通邮件的形式寄送染了囚犯鲜血的衣服，唯恐包裹封口不小心漏开。他们也不许给已故苏联劳工的家属发死亡通知，哪怕集中营高死亡率的谣言在东部占领区甚嚣尘上。[184]此外，党卫队开始用秘密代码来掩饰集中营登记处记录的死亡人数，以免引起猜疑。[185]至于民间谣传，纳粹当局或许后悔1939年10月盖世太保曾发布的一条指令——鼓励集中营里艰苦生活的“传闻宣传”，以提高集中营的“震慑作用”。[186]事实上，公开讨论集中营里的暴行和谋杀依然要受到惩罚。大嘴巴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轻则被解雇，重则被监禁。其他人就没这么走运了。一名1931年加入纳粹党的汉诺威牙医在1943年夏天告诉一名患者，说自己痛恨集中营里“中世纪的惩罚手段”和屠杀数百万犹太人，结果被德国法庭判处死刑。[187]

为了掌控公众对集中营的看法，纳粹当局继续对囚犯接触外界实施严格的管控。信件依然被严格控制，最好的情况下，每两周可以寄一次（许多囚犯群体的寄信频率远低于此，或者干脆不许寄）。囚犯们写信时必须用清晰的德文——这就拦住了大部分外国囚犯——也不能提到患病、奴隶劳动和集中营生活。通常，他们甚至都不准提及身处集中营的事实。[188]

尽管只允许写温和的内容，这些信件却依然对囚犯有重要意义，囚犯们热切期盼偶尔能收到的回信；深爱之人依然活着的消息可以赋予他们强大的力量。“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你的信），”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哈伊姆·赫尔曼在1944年11月给身处法国的妻女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反反复复，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189]与此同时，囚犯继续打破党卫队的规定。一些暗示——比如“温斯顿叔叔”过得怎样之类的问题——如此明显，以至于监察人员只有瞎了眼才会看不到。其他暗示则更微妙，需要一些外国文化常识。“豪拉小姐（Halál，匈牙利语，意为死亡）在这里非常忙。”比克瑙集中营里的爱丽丝·巴拉（Alice Bala）在1943年7月的信中写道。[190]一些囚犯甚至想方设法夹带秘密信息出去，会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想法。20岁的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Janusz Pogonowski）在1943年4月（他死前三个月）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寄出的最后一封信里告诉家人，他最好的朋友最近被枪杀了，请求家里多寄些东西来，因为“我最近分到的食物很不够吃”。[191]这类信息点燃了外界对集中营的流言。随着一些囚犯被释放回家，更多的细节流出。

释放和“缓刑”

集中营囚犯被释放的希望随着战争爆发而破灭。1939年秋天，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下令，保护性拘禁的囚犯在战时一般不予释放。或许会有例外，他补充说，但警官们不得释放已知的政治活动分子、危险的罪犯，“特别是不合群的人”。[192]仅仅几个月后，我们看到，海因里希·希姆莱禁止再释放犹太人，这条指令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贯彻。根据为希姆莱准备的党卫队绝密数据来看，1940年6月至1942年12月，奥斯维辛释放的犹太囚犯只有一人。[193]

但是，并没有绝对的禁令不允许释放囚犯。比如，在1940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释放了387名女性，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释放了2141名男性。跟这些集中营里的囚犯总数相比，被释放的仅占一小部分，但足以给那些被抓入集中营的人希望。[194]这些少数的幸运儿里，有佩戴绿色、黑色和红色三角的德国囚犯，也有包括捷克人和波兰人在内的外国囚犯。1940年2月8日释放的规模最大，经希姆莱首肯，克拉科夫大学的100名教授被释放，这是受国外压力所迫。[195]一些被释放的德国人直接被拖进了军队。1939年夏天起，够资格参军的囚犯在集中营里接受了军事委员会举办的体检，释放后即刻参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196]

1942年之后获释的囚犯数量较此前有所减少，因为警察害怕犯罪和暴动事件加倍发生。党卫队的数据显示，1942年下半年，集中营系统每个月平均释放800名囚犯。[197]有时，几乎会完全暂停释放。例如，1943年11月的第一周，3.3万名布痕瓦尔德的囚犯里只有3人获释。[198]与此同时，战前集中营颇为常见的大规模释放也几乎彻底停止了。少数例外之一是迅速释放了1944年夏天在雷雨行动中被围捕的前民主派人士。几周之后，公众对纳粹专横地逮捕没有参与过任何反对活动的老年德国人感到不安和愤慨，甚至有来自纳粹高层的指责，在多重压力下，警方才释放了大部分人。[199]

不是所有被释放的集中营囚犯都获得了实际的自由：数千人被送去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这个声名狼藉的党卫队特别分队把一些曾经的囚犯变成了刽子手。迭勒旺格特别分队成立于1940年，此前希特勒下令挑选国家监狱中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偷猎者组成一支特别分队。1940年5月和6月，许多人被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接受训练（1942年人数增多）。这个分队由指挥官奥斯卡·迭勒旺格（Oskar Dirlewanger）统领，他是党卫队最可憎的大恶棍之一，已经因贪婪的犯罪欲望而引人瞩目，从动用极端的政治暴力到贪污和性犯罪，无恶不作。作为这支以他名字命名的党卫队特别分队的指挥官，他如今更是涉及掠夺、强奸和大屠杀，尤其擅长在东部占领区杀害手无寸铁的平民。[200]

1943～1944年，大概有2000名集中营的德国囚犯加入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使其发展壮大。这些人包括所谓的反社会人士和刑事犯罪分子（有几个同性恋者刚刚因为“堕落的性冲动”被阉割）。不是所有人都想要从集中营里熟悉的环境换到充满未知危险的前线。“那时，我们在集中营里过得相当好，”一名老“罪犯”后来写道，“我们本可以等到战争结束。”一些人很快被送回了集中营，其他人躲避或加入了游击队。但绝大多数人步入了第三帝国最黑暗的一个领域，在那里，行凶者和被害者的界限被抹去了。这些人多年来在集中营里被当作社会边缘人群，如今为纳粹事业而战，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却依然屈服于党卫队的暴力。迭勒旺格用极端恐怖的手段对待他的人（希姆莱满意地提到用“中世纪”方法对待“我们集中营里的无用之人”），把当过囚犯的人作为炮灰。希姆莱认为，“有罪的人”去“流血牺牲”可以挽回大量“德国男孩”的生命。[201]

35岁的威廉·K.（Wilhelm K.）来自慕尼黑，是众多伤亡人员中的一个。他穷困潦倒，却有5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而开始偷猎，被逮捕判刑后，从1942年起就被关进了达豪集中营。尽管他对共产党满怀同情，对党卫队充满仇恨，1944年夏天时也只能别无选择地加入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亲爱的，”他在8月末给妻子的一封密信中写道，“你和孩子们需要好的生活，我暂时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加入他们，所以别生气。”仅仅几周后，威廉·K.在镇压华沙起义时遇难，迭勒旺格特别分队在其中扮演了残酷的角色。[202]

1944年秋天，第一批政治犯加入了迭勒旺格特别分队。希姆莱迫切需要加固德国的防御，所以愿意让德国共产党人等国家的公开敌人走出集中营。这些囚犯在虚假的承诺和威压之下加入了分队。许多人担心自己的命运，那些留在集中营里的同僚亦是如此。“当我看到他们这个样子，我本可以哭泣。”埃德加·库普费尔看到曾经的同志如今身穿党卫队制服、佩戴骷髅头的标记后，在达豪日记里写道。1944年11月中旬，将近800名前集中营囚犯抵达斯洛伐克，加入迭勒旺格特别分队。多数人意在尽快逃跑，而成功来得比他们希望的更快。一个月内，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溜走加入了红军——或许是此次战争到目前为止德国军队最大规模的一次逃亡。但是，他们逃离党卫队的狂喜并没有持续太久：大部分逃跑的反法西斯德国人被抓到了苏联的强制劳动营，许多人将客死他乡。[203]

近距离接触

1944年5月24日，希姆莱告诉德国将军们，匈牙利犹太人会被遣送到第三帝国，他坚称普通的德国民众不会注意到这点。党卫队会把这些囚犯锁在地下工厂里，让他们成为“隐形奴隶”。“没有一个人，”希姆莱保证说，“会出现在德国民众的视野里。”[204]但是，由于囚犯人数和卫星营的数量爆炸性增长，党卫队关于隐瞒集中营的老政策到1944年时并没有奏效，此前也从没成功过。无论希姆莱想不想，他的集中营系统已经跟德国社会紧密交织在一起。比如，在林茨地区，毛特豪森集中营区的无限扩张意味着最终每五名居民能使用一名囚犯。[205]

由于多数集中营囚犯在德国平民附近或脚下劳动，最近距离的接触也发生在强制劳动期间。在多拉，1944年夏天有5000名集中营囚犯和3000名德国工人一起生产V2火箭，后者中很多都是本地人。[206]其中有一名多拉囚犯，法国学生居伊·拉乌尔-杜瓦尔（Guy Raoul-Duval）后来试图总结这些德国工人的态度：

有的是猪，有的是好人，但大部分是愚蠢的杂种，不一定恶毒但凶狠，被无止境的战争磨得筋疲力尽……在警察和工程师的恐怖统治下，非常疲倦，相信帝国最终必然会战败，却还不信灾难会马上降临，因此出于惯性，继续着他们的节奏。[207]

拉乌尔-杜瓦尔口中被形容成“猪”的少数德国平民工人会成为有权势的监督者。他们甚至不需要对囚犯动手；通常，他们让审头当执行者。不过，一些监督者也会亲自上阵，特别是在建设营里，囚犯的性命尤为廉价。偶尔，暴力行为如此普遍，经理不得不给员工下书面禁令：如果囚犯行为出格，员工应举报而不是动手殴打。[208]确实常会有向党卫队的告发，即刻就会招来惩罚——比如1945年初在汉诺威-米斯堡卫星营，在一名德国工人向集中营党卫队的监督者投诉说自己的三明治被偷后，一名比利时囚犯和一名法国囚犯立刻被处决。[209]

也有一些德国平民工人对囚犯施以援手，给他们食物和其他补给品（虽然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在另一些场合表现得更加顺从）。[210]其中一些德国人是出于自身利益，跟绝望的囚犯在黑市上做利润可观的交易。[211]其他人则是出于善良。集中营的拓展并没有侵蚀每一个沾染它的人；正如一些工人的心随时间而变硬，也有一些人的心在了解囚犯之后变软。[212]少数人甚至在党卫队起疑时维护囚犯。有一次，奥斯维辛党卫队指责一名犹太囚犯蓄意破坏，因为他钻孔深度的不正确导致了珍贵的金属零件损坏，他的德国领班解释说他原本是“可靠的工人”，这纯粹是一次失误。[213]最著名也是最例外的当属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犹太人，他确保犹太囚犯在自己的金属制品和军需品工厂有较好的工作环境，并保护他们免于被灭绝，先是在普拉绍夫的扎布罗基卫星营（Zablocie，建在他的工厂），然后是1944年秋天随着公司和其中许多囚犯搬迁，在摩拉维亚布瑞恩利兹（Brünnlitz）一座全新的卫星营（附属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214]

除了恐怖和支持，还有距离和独善其身，这些无疑是大多数平民工人的反应。“事实上，我们对平民来说是不可触碰的。”普里莫·莱维记下了在莫诺维茨附近碰到德国工人时的情形。[215]许多平民不喜欢近距离接触囚犯，他们努力忽视这些可怜的穿着条纹制服的人；他们确实学着去忽略囚犯们。在甘德斯海姆，罗贝尔·安泰尔姆曾为一间满是当地人的办公室清洗地板。“对他们来说，我根本不存在。”他后来写道。其中一个人，当安泰尔姆捡起他身边的一张纸时，他无意识地转身避开。“这个德国人撤回了脚，如同睡觉时无意识驱走额前的苍蝇而不必睁开眼睛一样，都是下意识的行为。”只有一个女人没有把目光移开；她盯着安泰尔姆，然后越来越不安。“我成了她的一个重负，让她失去了镇静。如果我擦到她衬衫的袖子，我想她会生病。”[216]

这种焦虑是因为人们对敌国人，特别是集中营囚犯的整体偏见；在许多德国工人眼中，这些剃了头、得了病的囚犯只是进一步证实了纳粹宣传中的成见。集中营党卫队又火上浇油，警告平民说男性囚犯是危险的罪犯，女性囚犯是带着性病的妓女。[217]文化上的不同加上大量外国囚犯不会说德语，更加深了民众的怀疑。不过，语言上的障碍并非无法克服。在汉诺威市的大陆橡胶工厂，德国平民工人和政治犯一起生产防毒面具，对独裁者的仇恨使他们站在了同一条战线。“希特勒是狗屎（Scheiβe）。”一些德国人说。“斯大林是狗屎。”囚犯们紧跟着说。[218]

当然，这种互动是被严格禁止的。经理们会告诫员工，不许他们跟囚犯私下聊天，这是希姆莱的指示；不守规矩的人会遭到保护性拘禁。[219]毫无疑问，这些威胁大多是口头威慑，但当局偶尔也会做出实质惩罚：几名德国工人确实因为跟囚犯讲话而被逮捕。[220]德国平民如果被发现帮囚犯私下送信或者给他们吃的喝的，将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包括被拘留在盖世太保营。早在1942年2月，萨克森豪森指挥官汉斯·洛里茨就告诉手下的官员，他最近把犯了这些过错的几个平民工人送去了盖世太保那里。洛里茨坚称，其余员工必须“把每个囚犯都视为国家的敌人”。[221]结果，许多平民学会了不要多管闲事。

但是冷漠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许多平民工人对囚犯的困境视若无睹。他们已经习惯为了德国经济压榨外国人，集中营囚犯仅是最近被剥削的群体，还有更多强制劳动力。一般来说，只要战争继续，就免不了死亡和破坏，更何况许多德国人把自己视为战争的受害者，要承受定量配给、空袭和前线的死亡。许多平民工人自己尚且要挣扎求存，更没有时间去关心囚犯的命运。[222]这对其他普通德国人来说也一样。“如果我没记错，无论他们有多惨，我根本没想太多，”一个德国人后来说起1944年末他作为年轻士兵，在奥斯维辛看到一些党卫队队员和囚犯时的感受，“你会担心自己的命运，无暇去考虑其他人。”[223]

社区里的集中营

雷德勒-齐普夫是一个宁静的小镇，位于上奥地利乡下的一个山谷里，开阔的田野和郁郁葱葱的山丘围绕着农场和村舍，还有优美的花园和果园。乡间的田园生活在1943年秋天时突然被打破，因为V2火箭的测试范围被设定在附近的山区里。重型机械和高科技材料陆续被运到，新的混凝土建筑拔地而起，电线和铁路被铺设起来，引擎测试带来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和震动。然后，镇外几百码的地方建起了新卫星营，囚犯也来了。他们的痛苦居民都看在眼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列队进出营地，而且工程师、建筑工人、秘书和党卫队队员经常说起酷刑和死亡，许多人还住在当地人家里。就连营地也没有隐蔽起来，当地的孩子们爬到树上就能窥到里面。简而言之，一名居民后来说：“所有齐普夫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224]

随着战争后期卫星营兴起，相似的一幕也出现在了许多德国城镇和村庄。这些营地融入了当地的社交、行政和经济生活，成了当地的一部分。商人提供服务，侍者照料党卫队队员，当地登记处的官员记录囚犯死亡人数。不管是死是活，囚犯都无法被忽略。一些本地人能了解到营地里的情况，一些看守的家眷也能；胡戈·贝恩克的妻子在1944年9月和11月到诺因加默的萨尔茨吉特-瓦滕施泰特卫星营（Salzgitter-Watenstedt）探亲，曾多次看到囚犯。在外面街道上碰见囚犯的次数更多，因为他们的队列会经过民宅和商店。一些小分队还会在当地社区里工作，给民宅、公司、火车站和教堂铲雪或者清理碎石。公开施暴是常事，因为党卫队队员觉得没必要再遮掩他们的残暴。囚犯的大规模死亡也成了公开的秘密，因为尸体在运走时总是很显眼。事实上，一些居民还要给党卫队搭把手。在毕辛根（Bisingen），当地马车夫被指派把尸体从卫星营（属于纳茨维勒综合营区）运到乱葬岗。“有一天，我从营地拉走了52具尸体去掩埋。”一位老人在战后作证说。他甚至知道其中有哪几个是被处决的，因为鲜血会从木头棺材里渗出来。[225]

在更大的德国城市里也一样，集中营囚犯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里。再一次，在匆匆建起的营地周围生活的人们成了直接目击者。例如，布痕瓦尔德的玛格达卫星营（Magda）建在马格德堡-罗腾湖的一处居民区边上；居民从窗户和阳台上就能看到营地里面的情况，而他们的孩子就在电网旁边玩耍。[226]卫星营散布在德国许多主要城市。在慕尼黑，截至1944年秋天至少有19座卫星营，各种规模都有，从很小的营地到像阿拉赫这样容纳超过4700名囚犯的大营；另外，市里至少游走着十支清除炸弹的囚犯小分队。[227]其他大城市里也一样。“如果有人乘坐城市列车，”杜塞尔多夫的一位市民回忆，他曾经常在乘坐市郊火车时看到囚犯们列队返回营地，“无论他们想不想，都会看到那些可怜人的脸、他们剃光的头，皮肤蜡黄，瘦骨嶙峋。”[228]

公众遇到集中营囚犯时感情很复杂，看德国平民工人的反应就知道。一些围观者，包括孩子在内，公开表现出敌意，在囚犯列队经过街道时嘲讽和咒骂。偶尔会集结一群暴徒，冲囚犯扔棍子和石头。在1944年夏天的汉诺威-米斯堡，一群男孩闲逛经过一个建筑工地时发现让-皮埃尔·勒努阿尔在休息，而其他人都在辛劳工作，其中一个男孩在其他同伴的挑唆下走上前怒斥他。[229]相比之下，有的平民会帮助囚犯。个别情况下，他们会支持集中营里的地下活动。[230]更常见的是，当地人会给囚犯留下食物，有时让自己的孩子在中间跑腿。埃洛·科兹洛夫斯基（Ella Kozlowski）是匈牙利犹太人，受命在不来梅清理废墟，几十年后她告诉一名采访者，当时曾有一位路过的德国人每天带着年幼的女儿，把热粥藏在瓶子里偷偷带给她，持续了好几周：“我觉得很难告诉你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231]这些善举背后的动机有很多，可能出于政治、宗教和人道主义信念，也可能是为感谢囚犯从废墟里救出被困的当地人。[232]

不过迄今为止，德国民众最普遍的反应是冷漠。“我很高兴自己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梅尔克的一位居民这样形容她的态度。[233]囚犯们非常能体会这种沉默。在与普通德国民众接触的过程中，囚犯们会密切关注他们的面孔和姿态，寻找同情的痕迹，如果对方回避他们谨慎的偷瞄，他们会感到受伤。阿尔弗雷德·格林菲尔德（Alfred Groeneveld）是荷兰抵抗运动的斗士，1943年秋天被抓进布痕瓦尔德在卡塞尔（Kassel）的卫星营。当他发现当地居民在街上经过囚犯们时漠不关心，不禁深受打击：“就好像他们一点儿都不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巴不得越少看我们越好，好像在提前克制，不让自己记起这一切。”[234]

但是闭口不言意味着什么呢？有人争辩说，德国民众这种刻意的忽视标志着他们与纳粹在大规模屠杀上串通一气，使他们从旁观者变为行凶者。[235]但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公众被动的因果。诚然，公众的默许使党卫队能更轻松地实施恐怖统治，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背后有什么动机，而且，集中营的罪行当然不是建立在公众的准许之上。虽然战时的公众舆论很难解读，但许多德国人的态度显然不只是冷漠。很多人依然支持集中营制度。对他们来说，无视囚犯所受的虐待实际上是一种方法，让他们可以忽略自己赞同的政策中令人不快的现实。而且，这也反映了他们对囚犯的恐惧。纳粹的宣传成功地将囚犯塑造成危险的罪犯，大量外国人的拥入以及当地纳粹报纸散布的传言进一步加剧了公众的担忧，传言说逃跑的囚犯是小偷和杀人犯；有时，再次被捕的囚犯甚至会被当众吊死。[236]

不过，集中营在德国内部并非广受欢迎，这点直到纳粹统治终结也没有改变。许多德国人的确在第一次面对面接触囚犯时被吓到了。[237]随着德国战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这样的道德担忧因恐惧盟军的报复而进一步加重。“上帝保佑，别让我们遭到同样的报复。”1943年秋天，一群女人在看到一排幽灵般的乌克兰囚犯从达豪火车站列队走回集中营的时候，不由得流下了眼泪。[238]党卫队领导也充分意识到公众对集中营的不安情绪。1944年6月21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对军队将军们的秘密讲话中承认普通德国人“常常想到”集中营，“非常可怜”里面的囚犯，并且会说“哦，集中营里那些可怜人！”之类的话。[239]

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把这些批判观点视为扰乱社会治安。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炸弹阴谋失败后，纳粹夸大了同谋者从集中营解救囚犯的计划（另外，当局把密谋者的许多家人关进了集中营，包括刺客嫌疑人施陶芬贝格伯爵的亲戚）。[240]许多德国抵抗者确实反对和痛恨这些集中营，从他们的传单和私人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241]但对集中营感到不安的不仅是那些从根本上反对第三帝国的德国人，有时甚至还有纳粹的老支持者。[242]

可是，对集中营的保留意见为什么没有转化为对囚犯的更多支持呢？恐惧显然是一个原因：党卫队看守公开威胁试图帮助囚犯的德国人。而就像对那些平民工人一样，当局偶尔还会“找后账”；比如在米尔多夫（Mühldorf），1944年8月，当地一名妇女偷偷给一群犹太囚犯送水果之后被逮捕。[243]但此类情况很少见。纳粹统治的后几年，许多德国人就开始听天由命了。他们的无能为力可以由一名妇女的话语概括，1944年夏天，她目睹了从施图特霍夫走来的疲惫不堪的囚犯们在党卫队看守的鞭笞下工作：“心怀怜悯是我唯一能做的了。”[244]那么，把目光移开也可能是一种听天由命的表示。

在被纳粹占领的欧洲，许多人的心态是不同的。虽然有很多冷漠、恐惧和勾结，但更多的是反抗。反对占领者的决心是广泛的，常常形成了对集中营囚犯的鲜明看法：作为共同敌人的受害者，他们理应得到帮助。部署在德国工厂和建筑工地的外国平民工人比德国工人更有可能帮助囚犯。[245]战俘自知落入纳粹手中意味着什么，也给予了一些支持。在莫诺维茨附近，当地战俘营（建于1943年秋天）的英国士兵经常把红十字会的一些物资留给集中营囚犯。德国犹太人弗里茨·帕格尔（Fritz Pagel）会说一点英语，他以机械师的身份跟一群英国士兵一起干活，一名英国炮手会定期给他食物；这名士兵甚至写信给帕格尔在伦敦的哥哥，这对他自己来说是极大的危险。[246]

在纳粹占领的欧洲地区，集中营附近的当地居民也比第三帝国境内的居民表现得更勇敢。党卫队建筑旅的囚犯在1944年春天和夏天被遣送到被占领的法国和比利时的卫星营（为德国火箭建发射台），他们的感触最明显。尽管有党卫队的威胁，许多当地人还是给他们食物，有时会无视党卫队的威胁，直接走向囚犯。一些居民甚至帮助逃跑的囚犯，给他们提供衣服和庇护所；来自经济与管理部的格哈德·毛雷尔抱怨说，法国人给了在逃人员“一切可能的帮助”。24岁的德国耶和华见证会信徒赫尔穆特·克内勒（Helmut Knöller）是一名集中营的老囚犯了，他对西欧当地人的慷慨感到惊讶：“我们这些囚犯在佛兰德过着美好的生活，那是我们在集中营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比利时人给我们带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大量的烟草……面包和水果、甜食、糖、牛奶，等等。”几个星期后，1944年秋天，克内勒回到德国，当地居民截然不同的态度让他大受打击，这态度让党卫队感到振奋，而不是囚犯。[247]

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对集中营的敌意在反纳粹抵抗行动中最为强烈——考虑到战时集中营在地下政治组织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便不足为奇了。作为纳粹恐怖主义的象征，集中营经常在传单和涂鸦中遭到谴责。[248]在菲赫特，据说当地人甚至向党卫队看守扔石头。[249]最重要的是对囚犯的系统性帮助，让人想起1933～1934年德国左翼活动分子在他们的网络被摧毁之前的活动。波兰本土军队和其他抵抗组织设法给奥斯维辛的囚犯偷送金钱、食物、药物和衣服。“谢谢你们所做的一切。这药是无价之宝。”1942年11月19日，一名波兰囚犯在给当地地下组织的信中写道。党卫队很清楚奥斯维辛周围的地方反对浪潮。1940年夏天发生第一起囚犯逃跑事件后，鲁道夫·霍斯向上司抱怨了“狂热的波兰人”，他们“随时准备对他们仇视的党卫队采取任何行动”。[250]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的另一个任务是收集和传播关于集中营的信息。在奥斯维辛附近，波兰抵抗力量收到了大量来自囚犯的秘密信息，以及一些从集中营里偷走的文件。囚犯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收集这些材料，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251]尽管困难重重，但有些人做到了。[252]

盟国和集中营

1940年末的某个时候，位于伦敦以北约50英里的布莱切利园的英国特工取得了突破：他们破解了一个（或多个）党卫队用来编码无线电传输的高级恩尼格玛密码。现在，英国人可以窃听纳粹的恐怖活动，包括在集中营和柏林总部之间高度敏感的通信。[25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英国情报部门搜集了大量破译的信息，从1942年的资料中可以看出，他们对集中营系统有了惊人的了解。特工人员可以利用囚犯人数的每日统计数据，追踪集中营内部和各集中营之间的活动；例如，很明显，许多“不合格”的囚犯被送到达豪。这些信息也透露了很多关于党卫队的信息，包括人员配备级别和调遣，以及德意志裔人看守的拥入。鉴于集中营的功能，英国情报部门已经意识到，在希姆莱的个人命令下，奴隶劳工转向工业，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附近以及其他地方正在建造主要的工厂。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流行病、体罚、人体实验、处决和囚犯“试图逃跑时被枪杀”的报告，透露出内部恐怖统治的许多细节。至于奥斯维辛在集中营系统中的位置，很明显，大量犹太囚犯正被送往一个夺命集中营。[254]虽然这些材料被破译，却零零散散。不仅因为英国人错过了党卫队的许多信息，还因为最机密的交流根本就不会通过无线电发送。[255]这意味着在布莱切利园被破译的命令的意义常常模糊不清。例如，人们不会马上想到，把生病的囚犯送到达豪是杀害伤病员计划的一部分。同样不清楚的是，奥斯维辛是系统性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目的地，因为这些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后大多被立即杀害，英国人得不到他们的信息。

为了获得更详细的信息，除了解密之外，盟国还需要其他来源的信息。战争初期不缺乏情报，特别是在伦敦，英国当局搜集到的情报比美国当局搜集到的更广泛、更可靠。[256]一些关于集中营内部虐待和暴行的描述来自海外的英国人。[257]但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来自外部机构，如犹太团体和波兰流亡政府，他们收集并传播了大量来自波兰地下组织的报告。尽管有时令人感觉困惑和矛盾，并倾向于叙述波兰人民的苦难，但这些报告补充了有关集中营的重要细节，包括大规模灭绝犹太人的新闻，独家揭露了（特别是从1943年开始）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筛选、毒气室和火葬场。在伦敦的波兰当局不仅把机密材料交给了英国和其他国家政府，还直接给媒体提供了一些报道，从而在美国、瑞士、英国和其他地方的报纸上发表了文章。早在1941年6月，《泰晤士报》就刊登了一篇简短的文章，讲述“可怕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饥饿、苦役和对波兰囚犯的谋杀。[258]

随着战争接近尾声，盟国收到了更加详细的报告，尤其是关于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虽然盟国政府（至少）从1942年底就已经意识到纳粹对欧洲犹太人有系统性的大规模灭绝计划，但还没有充分了解到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在种族灭绝中的确切作用。1942年12月17日，著名的盟国宣言公开谴责了纳粹对东欧犹太人的大规模屠杀，但并没有直接提到集中营，只是说犹太人在“劳动营”里被活活累死。就连这一声明也很快被英国和美国的高级政府官员遗忘了，他们质疑目击者证词的可靠性，担心对纳粹暴行的过度曝光可能会分散作战精力。[259]人们过了很长时间才认识到纳粹罪行的严重性。

但到了1944年，真相变得不容忽视。可以肯定的是，盟国的情报仍然是零散的，这导致了关于集中营系统不同方面的描述依然令人困惑。[260]然而，集中营的轮廓，尤其是奥斯维辛，变得越来越清晰。在审讯过程中，德国战俘提到了集中营里的大屠杀，偶尔会提到毒气。被盟军俘虏的德国将军们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261]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信息，也是最近的信息，都来自逃犯。瑞士在1944年6月中旬收到了第一份关于屠杀匈牙利犹太人的详细报告，此时距屠杀开始仅四周。报告非常准确地总结道：“在比克瑙建成之前，从来没有这么多犹太人被毒气杀害。”[262]

最有影响力的幸存者描述来自两个斯洛伐克犹太人——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Alfred Wetzler），他们在1942年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1944年4月10日逃脱。他们穿过斯洛伐克边境后，在日利纳的犹太社区找到了庇护所，并写出了关于集中营的长达60页的书面报告。这份报告被翻译成不同的语言，全面分析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概述其发展、布局、管理，以及内部条件。最重要的是，两个人详细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死亡集中营的情况，以及来自欧洲各地的犹太人抵达奥斯维辛的情形，还有筛选、毒杀和火化。严肃的语气和大量的细节使报告显得更加可怕。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复印件被分发给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有影响力的人物，也传到了日内瓦的世界犹太人大会、梵蒂冈、美国战争难民委员会和几个盟国政府。1944年夏天，一些结论被媒体大肆报道；几个月后，弗尔巴和韦茨勒报告的全文摘录在美国出版。[263]

鉴于人们对奥斯维辛大屠杀的了解日益增多，一些幸存者和历史学家后来问，为什么盟军没有炸毁屠杀设施或通往集中营的道路？“为什么这些火车可以畅通无阻地驶进波兰？”1944年5月，15岁的埃利·维泽尔与父母、姐妹和祖母一起从匈牙利被遣送到奥斯维辛，他这样问道。[264]事实上，早在1941年，英国空军就应波兰流亡政府的要求，首次考虑对奥斯维辛进行轰炸。但这些提议只有当匈牙利犹太人遭到大规模屠杀时才有了下一步进展，1944年5月和6月，犹太领导人也紧急呼吁轰炸比克瑙及其相连的铁路线。[265]看盟军的反应，显然缺乏紧迫感。苏联对所谓的最终解决方案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西方盟国参与得更积极，但其军事领导人关注的是战争战略——制定通往胜利的最快路线——而不是人道主义使命。最后，请求被拒绝了。[266]

这并不意味着盟军在1944年夏天错过了制止大屠杀的重要机会。铁路轨道和院落很难击中，也容易被修复，火车可以改道。对比克瑙的直接攻击虽然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但可能救不了多少生命。从技术层面上说，美国轰炸机在1944年7月左右开始轰炸目标是可行的（莫诺维茨附近的法本工厂被认定为军事目标，8月20日第一次遭到轰炸），但此时绝大多数被遣送的犹太人已经死亡。此外，轰炸机的不精确性使它不太可能在不伤及附近囚犯聚集区的情况下击中集中营设施，那时还没有真正的“精确打击”。即使这样的袭击成功了，也很难阻止大屠杀。纳粹领导人灭绝犹太人的决心不会被落在比克瑙的炸弹改变（事实上，党卫队习惯性地将盟军的空袭归咎于犹太人，集中营被击中后，有时还会攻击犹太人作为“报复”）。党卫队的杀手无疑会找到其他方式继续他们的屠杀使命。[267]实际上，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在对匈牙利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中，正如我们所见，奥斯维辛党卫队不仅使用毒气室和火葬场，还采取枪击和露天活埋；正如纳粹特遣部队在1941年至1942年在苏联所证明的那样，设施的技术含量对种族灭绝并不重要。

尽管如此，从集中营死里逃生并向世界发出警告的囚犯们并没有白冒生命危险。对纳粹罪行日益增长的认识可以挽救生命。比如，引起冲击的鲁道夫·弗尔巴和阿尔弗雷德·韦茨勒可能有助于说服匈牙利摄政王霍尔蒂终止1944年7月的驱逐。[268]一般来说，逃出来或还在集中营里的囚犯提供的目击者报告向盟国描绘了集中营的情况。基于囚犯证词的文章和广播节目帮助驱散了部分冷漠和怀疑。到1944年11月，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发表时，大多数美国人知道了集中营是大规模灭绝的地点。[269]至关重要的是，盟国媒体的报道也反馈回了第三帝国。通过阅读外国报纸和收听敌方广播——数百万人偷偷在听BBC频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人了解了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中的暴行。[270]外国新闻甚至渗透进了集中营。意识到他们并没有被外界遗忘，囚犯们又燃起了新的希望，并且有了更大的决心去对抗党卫队。[271]

[1]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Wagner，Produktion，184-94，376，459，485-86，Van Dijk quote on 189；idem，Mittelbau-Dora，48；Michel，Dora，66-75；Sellier，Dora，58-61；Eisfeld，Mondsüchtig，120；NARA，M-1079，roll 5，Vernehmung W. Hein，April 16，1945；ibid.，roll 6，examination of C. Jay，August 7，1947；ibid.，examination of H. Iwes，August 12，1947，quote on 299；testimony of K. Kahr，April 10，1947，TWC，vol.5，396。感谢Jens-Christian Wagner提供更多关于隧道住宿的细节。

[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Wagner，Mittelbau-Dora，31-37，161；Wagner，Produktion，89；Neufeld，Rocket，176，184-204；Eisfeld，Mondsüchtig，112-18；IfZ，F 37/3，Himmler diary，entries June 28 and 29，1943。

[3] Himmler to Pohl，December 17，1943，cited in Wagner，Produktion，89.概述参见Fröbe，“Arbeitseinsatz，”352-56。

[4] Freund，Zement，449-57；Wagner，Produktion，87-88；OdT，vol.4，354-60，416-20. 更多地下工程正在现有集中营内进行；ibid.，375。

[5] Buggeln，“Building”；idem，Arbeit，239；idem，Bunker；OdT，vol.5，372-76.

[6] 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ibid.，Fa 183，Bl. 6-7，n.d.；Schulte，Zwangsarbeit，402，table 6.

[7] Hördler，“Ordnung，” quote on 298；Buggeln，System，95.

[8] 卡林·奥尔特（System，243）创造了“重新安置项目集中营”的说法。

[9] Wagner，Produktion，244-59，386；Fings，Krieg，14，316.

[10] Wiedemann，“Rózsa”；Jochem，“Bedingungen，”64-69；Gerlach and Aly，Kapitel，18，31-35，53. 此时，罗饶用的是婚后的姓沙皮拉（Schapira）。

[11] Nansen，Day，410；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0，224；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03，159；StANü，EE by K. Roeder，February 20，1947，ND：NO-2122.

[12] Quote in Kupfer-Koberwitz，Dachauer，349（entry for August 14，1944）. See also 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1，Bl. 1279-86：testimony J. Levine，n.d.（1945-46）；Nansen，Day，512-13；NAL，WO 208/3596，CSDIC，SIR Nr. 727，August 11，1944.

[13] 估算见Buggeln，System，135。

[14] Boelcke，Rüstung，Hitler quote on 338；Wagner，Produktion，89-96；Raim，Dachauer，28-35，37-41；Süβ，Tod，13-14.

[15] Fröbe，“Arbeitseinsatz，”357-58；Kroener，“‘Menschenbewirtschaftung，’”912-18；Kooger，Rüstung，283-84；Wagner，Produktion，94，97；Uziel，Arming，1-2.

[16] Wagner，Produktion，90-91，101-104；Fröbe，“Kammler，”312-14；idem.，“Arbeitseinsatz，”358-59.

[17] Perz，Projekt Quarz；OdT，vol.4，405-408.

[18]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Fröbe，“Kammler”。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106-10，Kammler quote on 103；Wagner，Mittelbau-Dora，41-44，Speer quotes on 44；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December 17，1946，p. 14；IfZ，F 13/8，Bl. 462-66：R. Höss，“Dr. Ing. Kammler，” n.d.（1946-47）；Broszat，Kommandant，271-75；Fings，Krieg，passim；Schley，Buchenwald，62-63；Buchheim，“Befehl，”241；Kogon，Theory，97-98；Eisfeld，Mondsüchtig，120；OdT，vol.3，539-44；Hördler，“Ordnung，”255；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402-405。

[19] Raim，Dachauer，41-60；OdT，vol.2，360-73，389-95；Wagner，Produktion，101，110；Müller，“Speer，”448-55；Buggeln，“‘Menschenhandel’”；Schalm，Überleben，76，154.虽然军备部部长施佩尔是OT的官方主管，但实际领导者克萨韦尔·多施（Xaver Dorsch）常常单独行动。

[20] OdT，vol.6，461-67；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782-83.

[21] Glauning，Entgrenzung，101-19；Megargee，Encyclopedia，vol.1/B，1012-14；Bütow and Bindernagel，KZ，77-90，106-11，223；Wagner，Produktion，111-16；Freund，Zement，451. 多达4万名集中营囚犯可能被（在任何时候）调配给盖伦贝格；Buggeln，System，131-33。

[22] Testimony of O. Pohl，1947，TWC，vol.5，445-46. 波尔谈及1944年底大约有60万集中营囚犯（他仅指能劳动的囚犯）。这些人中，他估计有23万～25万人被私人企业雇用，大约18万人派给了卡姆勒特别参谋部，4万～5万人派给了卡姆勒建设视察团（属于WVHA-C处），还有1.5万人派给了卡姆勒建设和铁路旅。

[23] Quotes in Fröhlich，Tagebücher，II/11，February 29，1944，p. 366；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des Reichsführers SS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6，162. See also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ND：1919-PS，pp.144-45.

[24] 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

[25] Kaienburg，“Vernichtung，”320-21；Buggeln，Arbeit，131-33，141.

[26] 例子参见Glauning，Entgrenzung，249-55，405-406。

[27] Wagner，Produktion，389-90；Wagner，IG Auschwitz，265-69.

[28] 例子参见Buggeln，Arbeit，309-10。

[29] Estimates in Spoerer，“Unternehmen，”68-69. See also idem，Zwangsarbeit，186.

[30] Spoerer，“Unternehmen，”70，88-90；Buggeln，System，58；Wagner，Produktion，76，394；Hayes，“Ambiguities，”14-16.

[31] Orth，System，248-49；Wagner，Produktion，580；Schulte，Zwangsarbeit，406-409，413.

[32] Schulte，Zwangsarbeit，399-403.

[33] Quotes in Strebel，Ravensbrück，439. See also Roth，“Zwangsarbeit”；Hördler，“Ordnung，”326；Spoerer，Zwangsarbeit，111；Wagner，IG Auschwitz，144，219；Fröbe，“KZ-Häftlinge，”652-54.

[34] Ibel，“Digitalisierung”；Römmer，“Digitalisierung，”10-12.

[35] Naasner，Machtzentren，454；Kershaw，End，79.

[36] Wagner，Produktion，116-18，237，240；Kroener et al.，“Zusammenfassung，”1003-1006，1016-17；Raim，Dachauer，138-41.

[37] Kaienburg，Wirtschaft，1043-44，1095.对比之下，许多实业家有更合理的日程安排：他们想把机器和工厂保存到战后；Fröbe，“Arbeitseinsatz，”371-72；Wagner，Produktion，117-18。

[38] Hayes，Industry，367；Wagner，IG Farben，263，295.

[39] Glauning，Entgrenzung，218-20；Wagner，Produktion，116.

[40] Neufeld，Rocket，264. 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202-207，220，288.

[41] Wagner，Produktion，288；Kogon，Theory，98-99.

[42] Hördler，“Ordnung，”9-11，329-30，338-40；Orth，System，260-62.

[43] Freund，“Mauthausen，”263；Maršálek，Mauthausen，161-62；LG Frankfurt，Urteil，May 27，1970，JNV，vol.34，219，229；Kogon et al.，Massentötungen，77-78；Friedlander，Genocide，149-50；Hördler，“Ordnung，”346-58，373. 正如Hördler所说的那样，哈特海姆谋杀并不是14f13行动的延续，而是有更具体的目标，主要针对来自附近毛特豪森的患病囚犯。

[44] Hördler，“Ordnung，”316，398.

[45] OdT，vol.7，48-49；Kranz，“Erfassung，”230；idem.，“KL Lublin，”376；Marszałek，Majdanek，77，133.

[46] Quote（attributed to Richard Glücks）in NAL，WO 235/19，statement of J. Kramer，May 22，1945，p. 10. See also Wenck，Menschenhandel，338-43；OdT，vol.7，200-202.

[47] Quotes in NARA，M-1079，roll 6，examination of C. Jay，August 7，1947，Bl. 62；Zeugenaussage J. H. Mulin，May 5，1945，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89-90. See also OdT，vol.7，200-201；Wenck，Menschenhandel，340；Wagner，Produktion，493.

[48] Broszat，Kommandant，205，208，263-66，quote on 264；StANü，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

[49] OdT，vol.4，45；IfZ，Fa 183，Bl. 6.

[50] 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ibid.，Fa 183，Bl. 6-7，n.d.；Schulte，Zwangsarbeit，402，table 6；Strebel，Ravensbrück，349. 布痕瓦尔德的数字包括奥尔德鲁夫的囚犯（在党卫队的表格中单独列出）。将多拉的女性囚犯排除在外似乎是故意的，或许是为了避免扰乱高调的生产突击队；感谢Jens-Christian Wagner 在此点上的贡献。

[51] Roth，“‘Asozialen，’”449-53；Wachsmann，Prisons，221-22，319-20；Longerich，Himmler，718-19；OdT，vol.1，162-63；Röll，Sozialdemokraten，185-90. 佐尔德曼在1945年春天集中营被解放后没过几周便去世了。

[52] Lotfi，KZ，235-36；Kroener，“‘Menschenbewirtschaftung，’”929；Kaienburg，“Vernichtung，”302-303（n. 37）；Herbert，Fremdarbeiter，356.

[53] Longerich，Himmler，725-26.

[54] Sellier，Dora，56；Strebel，Ravensbrück，151-52.

[55] Borodziej，Geschichte，249-51；Snyder，Bloodlands，298-309；Strebel，Ravensbrück，143-44；OdT，vol.8，109-14；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 Quotes in LULVR，interview No.357，June 13，1946.

[56] Buggeln，System，139；Pohl，“Holocaust，”159-60.

[57] Browning，Remembering，153-54，218；Karay，Death.

[58] Pohl，“Holocaust，”159；Piper，Zahl，185-86；Friedländer，Jahre，658-61.

[59] Friedländer，Jahre，636-42；Longerich，Himmler，711-13，726-27；Piper，Zahl，table D；Levi and de Benedetti，Auschwitz，32-35；Czech，Kalendarium，730.

[60] Kárný，“Theresienstädter，”213-15；Piper，Zahl，192；Friedländer，Jahre，667.

[61] Cesarani，Eichmann，159-73；Pohl，“Holocaust，”158；Longerich，Himmler，714-15；Gerlach and Aly，Kapitel，276，375.

[62] Quote in WL，P.III.h. No.233，E. Fejer，“Bericht aus der Verfolgungszeit，” January 1956，p. 7.概述参见Gerlach and Aly，Kapitel，271-73，355-67；Pohl，“Holocaust，”158。

[63] Fröbe，“Arbeitseinsatz，”360-61，quote on 361；idem，“Kammler，”314；Gerlach and Aly，Kapitel，163-71，251-52，375；Wagner，Produktion，98-99；Cesarani，Eichmann，162.

[64] 此外，超过15000名犹太囚犯很可能在1944年死于莫诺维茨；Wagner，IG Auschwitz，281。

[65] 最后一点，参见Pohl，“Holocaust，”158。1944年5月至7月，430000～435000 名犹太人从匈牙利而来，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35000人，导致这期间被遣送的犹太人总数达到465000人，甚至更多，堪比1942年5月到1944年4月被遣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人总数（456450人）；Gerlach and Aly，Kapitel，276，375；Piper，Zahl，table D。

[66] Interrogation of R. Höss，April 2，1946，in Mendelsohn，Holocaust，vol.12，121-27；Höss testimony and quote，January 1947，in Van Pelt，Case，262；YVA，M-5/162，affidavit D. Wislieceny，November 29，1945，p. 4；Stangneth，“Aufenthaltsorte，”4；BArchK，All. Proz. 6/101，Bl. 29.

[67] StB Nr. 14/44，May 8，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45-46.

[68] StANü，EE by K. Sommer，April 4，1947，ND：NO-2739，p. 3.

[69] 利布兴切尔的名声，参见Orth，SS，245-46。

[70] Quote in BArchB（ehem. BDC），SSO，Liebehenschel，Arthur，25.11.01，Stellungnahme R. Baer，July 3，1944. See also ibid.，Brandt to Pohl，June 26，1944；ibid.，Pohl to Brandt，June 6，1944；ibid.，RS，Liebehenschel，Arthur，25.11.01，Fernspruch，October 3，1944；ibid.，Ärztlicher Untersuchungsbogen，August 29，1944；IfZ，F 13/7，Bl. 389-92：R. Höss，“Arthur Liebehenschel，” November 1946；ibid.，F 13/8，Bl. 468-71：R. Höss，“Richard Baer，” November 1946；Orth，SS，243-46. 利布兴切尔最终获准在1944年秋天结婚，因为他的未婚妻即将临盆，但他永远都没有原谅波尔；BArchB，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September 18，1946，p. 33。

[71] Hördler，“Ordnung，”64，268-70.

[72] Quotes in BArchK，All. Proz. 6/106，Bl. 25；ibid.，6/101，Bl. 29. See also ibid.，6/97，Bl. 22；ibid.，6/99，Bl. 4；Gerlach and Aly，Kapitel，275，296-97；Höss testimony，January 1947，in Van Pelt，Case，262；Piper，Zahl，table D.

[73] Gerlach and Aly，Kapitel，276，285-86，289-96，375，413（这些数据否定了被反复提起的说法，即不超过10%的匈牙利犹太人在筛选时能达到奥斯维辛里奴隶劳工的标准；Longerich，Holocaust，408）。See also Braham，“Hungarian Jews，”463-64；Dirks，“Verbrechen，”111；StANü，EE by K. Sommer，April 4，1947，ND：NO-2739，p. 3；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91，98-99；Browning，Survival，234-35，240；WL，P.III.h. No.562，Protokoll Dr. Wolken，April 1945，p. 13；Wagner，Produktion，419.

[74] StB Nr. 14/44（May 8，1944），StB Nr. 15/44（May 11，1944），StB Nr. 20/44（July 29，1944），all 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45-46，475；Hördler，“Ordnung，”65. 贝尔自1944年5月11日开始领导旧主营（奥斯维辛I号）。

[75] Iwaszko，“Reasons，”17；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59；Van Pelt，Case，187，262；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78；Vaisman，Auschwitz，39；WL，P.III.h. No.867，“Eine polnische Nicht-Jüdin in Auschwitz，” August 17，1957，p. 8；“Bericht von Czesław Mordowicz，” summer 1944，303；Gilbert，Music，177-78；Gutman，Auschwitz Album.

[76]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7-38；Piper，Mass Murder，178，184-85，193；Van Pelt，Case，188，256，262；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56，58；USHMM，RG-11.001M.03，reel 19，folder 21，Aktenvermerk，Besuch des Hauptamtschefs，June 20，1944. 集中营党卫队后来建起了一个巨大的空营房，以掩盖露天火化；Perz and Sandkühler，“Auschwitz，”295。

[77] Schmid，“Moll，”129-32；APMO，Proces Höss，Hd 6，Bl. 38-45：O. Wolken，“Lager-Bilder，” n.d.（c. spring 1945），Bl. 44；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Bl. 52；NARA，RG 549，000-50-9，Box 440A，statement P. Lazuka，April 23，1945；Aussage S. Jankowski，April 16，1945，in SMAB，Inmitten，49-50；Höss testimony，January 1947，in Van Pelt，Case，262-63.

[78] DAP，Vernehmung S. Baretzki，February 18，1965，29223-38，quote on 29237；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98-99；Strzelecka，“Women，”174；Langbein，Menschen，66-67；Rózsa，“Solange，”100-108.

[79] Iwaszko，“Reasons，”40-41.

[80] Piper，Zahl，103；Bauer，“Gypsies，”453.

[81] 参见第8章。

[82] 此段和前三段，参见Zimmermann，Rassenutopie，326-38，340，letter quote on 335；Winter，Winter，45-53，quote on 47；Guttenberger，“Zigeunerlager，” quote on 132；Langbein，Menschen，52，271-73；Kubica，“Children，”289；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ibid.，No.664，“…Juden und Zigeuner，” September 1957；Fings，“‘Wannsee-Konferenz，’”333；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84-85，90-91，93-94；Szymański et al.，“‘Spital’”；Grotum，Archiv，261；Piper，“‘Familienlager，’”297；Świebocki，“Sinti，”332，341。

[83] 根据一名波兰政治犯的证词，几位历史学家提出，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渴望清空吉卜赛营，好为即将到来的匈牙利犹太人腾地方，他们在1944年5月16日开始行动，但因囚犯强烈反抗而收手，导致党卫队放弃了消灭剩余吉卜赛人的第一次尝试（Zimmermann，Rassenutopie，340；Lewy，Nazi Persecution，163；Czech，Kalendarium，774-75）。然而，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吉卜赛营前囚犯的证实（testimonies by Paul Morgenstern，Aron Bejlin，and Max Friedrich，all in DAP；accounts by Winter and Guttenberger，cited above）。

[84] Quotes in DAP，Vernehmung J. Glück，August 20，1964，15108；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p. 8. See also 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91；Zimmermann，Rassenutopie，336；Winter，Winter，83-84.

[85] Broszat，Kommandant，quote on 163；DAP，Vernehmung A. Bejlin，August 28，1964，16314-18，quote on 16318；ibid.，Vernehmung J. Mikusz，April 26，1965，32386；APMO，Proces Höss，Hd 6，Bl. 46-50，O. Wolken，“Frauen u. Kinderschicksale，” February 18，1945，Bl. 49；ibid.，Hd 5，Bl. 24-38：testimony of Dr. B. Epstein，April 7，1945；Zimmermann，Rassenutopie，343-44；Świebocki，Resistance，42；Hördler，“Ordnung，”63；Broad，“Erinnerungen，”186.

[86] See Świebocki，“Sinti，”332-35，quote（from 1943）on 335；Zimmermann，Rassenutopie，339-47；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p. 8；Winter，Winter，85-88；Wagner，Ellrich，71-73；idem，Produktion，648；idem，“Sinti，”103.

[87] Quotes in BArchB，Film 14428，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underlined in original（letter drafted by Maurer）；ibid.，Himmler to Pohl，April 22，1944. 关于奥尔德尼岛和洛布伊尔，参见OdT，vol.5，347-49；ibid，vol.4，400-404。

[88] Glauning，Entgrenzung，121-23.

[89] Schalm，“Auβenkommandos，”58-59.

[90] WVHA figure in BArchB（ehem. BDC），SSO，Glücks，Richard，22.4.1889，O. Pohl，Vorschlagsliste，January 13，1945. 根据OdT的数据，1945年1月有557个卫星营（感谢Chris Dillon为我收集了这些数据）。

[91] 卫星营是集中营主营外关押囚犯的固定地点，在管理上仍隶属于集中营。它们与外面的劳动分队不一样，劳动分队的囚犯还是会在晚上回到主营里休息；Buggeln，Arbeit，105。

[92] 这个观点是Sabine Schalm提出的，他针对囚犯人数少于250人的小营建议了一个新术语（卫星营小队）；Schalm，Überleben，45-50。

[93] 有影响力的卫星营类型学，参见Freund，“Mauthausen，”225。

[94] Buggeln，Arbeit，152-55；Wagner，Produktion，480；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346-48.

[95] Wagner，Ellrich，57.

[96] Fings，Krieg，247-70.

[97] 另一种不同的解读，认为集中营系统在1944年迎来了一个秩序化和理性化的新阶段，参见Hördler，“Ordnung”。

[98] Buggeln，Arbeit，105-106，113-14，118，121-23；Wagner，Produktion，472；Hördler，“Ordnung，”253-54，263.

[99] Strebel，Ravensbrück，450.

[100] Stein，“Funktionswandel，”170，178，184.

[101] Buggeln，Arbeit，45；idem，System，117-18，133.

[102] OdT，vol.8，48-49；Buggeln，Arbeit，164-65；Hördler，“Ordnung，”333.

[103] Wagner，Produktion，498，537；Schalm，Überleben，309.

[104] Buggeln，Arbeit，117-21，136，152，159-62，396-99，407-408，416-17；idem，“Schulung，”189-90；Glauning，Entgrenzung，149-58，404；Wagner，Ellrich，124，127-28；idem，Produktion，328；Freund，“Mauthausen，”270；BArchL，B 162/7995，Bl. 214-44：Vernehmung J. Hassebroek，March 16-22，1967，Bl. 222.

[105] Buggeln，Arbeit，394.

[106] Hördler，“Ordnung，”161.

[107] BArchB（ehem. BDC），SSO，Harbaum，August，25.3.1913，Bl. 119：R. Glücks，Personal-Antrag，April 24，1944（这2.2万名员工里面不包括女看守，因为她们不是党卫队队员）；IfZ，Fa 183，Bl. 6-7，n.d.（经常被引用的1945年1月集中营党卫队人数39969是不完全统计数据，因为遗漏了数千名从军队调到集中营的工作人员；Buggeln，Arbeit，392-93）。

[108] Perz，“Wehrmacht，”70-80；Buggeln，Arbeit，392-93. See also IfZ，Fa 127/2，Bl. 276：Himmler to Pohl et al.，May 11，1944；BArchB（ehem. BDC），SSO，Harbaum，August，25.3.1913，Bl. 119：R. Glücks，Personal-Antrag，April 24，1944；Glauning，Entgrenzung，167-68；Wagner，Produktion，332，336-37；Ellger，Zwangsarbeit，212-13；Hördler，“Ordnung，”176. 我在此处用的“士兵”一词含义广泛，也包括海员和飞行员。

[109] Glauning，Entgrenzung，168-69，173，176；Buggeln，Arbeit，436；Wagner，Produktion，332；Riedle，Angehörigen，47.

[110] Wagner，Produktion，335-38，prisoner quote on 335；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family，September 1，1944，quote on 35. 菲尔克的例子，参见USHMM，RG-11.001M.20，reel 89，folder 127。

[111] 历史学家仍在争论，被选为集中营看守的女性可以拒绝到什么程度；Mailänder Koslov，Gewalt，119-25，133-35。数字参见IfZ，Fa 183，Bl. 6-7，n.d。

[112] Strebel，Ravensbrück，102；Buggeln，Arbeit，462；Perz，“Wehrmacht，”76；Oppel，“Eβmann，”87.

[113] Hördler，“Ordnung，”9，161；Buggeln，Arbeit，393，667；Orth，SS，54.

[114] Bornemann，Geheimprojekt，190-98，Pauler quotes on 197，192；AGN，Ng. 7.6.；Heike，“Lagerverwaltung，”235.

[115] Bornemann，Geheimprojekt，Pauler quote on 198；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wife，n.d.，quote on 66；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July 15，1946；Perz，“Wehrmacht，”81；Wagner，Produktion，321，334-36；Hördler，“Wehrmacht，”14；Buggeln，Arbeit，433.

[116] Glücks to LK，December 18，1944，in Wagner，Mittelbau-Dora，109. See also Glauning，Entgrenzung，167；Wagner，Produktion，335-36，345. 党卫队有关女看守的抱怨，参见Lasik，“SS Garrison，”290；Sprenger，“Aufseherinnen，”27；Schwarz，“Frauen，”807。

[117] Hördler，“Ordnung，”23，34-35，181-90；idem，“Wehrmacht，”17-18；Buggeln，“Schulung.”

[118] Perz，“Wehrmacht，”82；Wagner，Produktion，324；Fings，Krieg，82-83（on police reservists）. 更令人怀疑的记录，参见Hördler，“Wehrmacht，”18-19。

[119] Quote in Jansen，“Zwangsarbeit，”93.

[120] BArchL，B 162/5109，Bl. 1859-69：Erklärung Efim K.，September 19，1962，quote on 1865. 该集中营的正确拼法，参见OdT，vol.8，150（n. 2）。还有几名犹太囚犯也回忆起德国士兵的友善行为；BArchL，B 162/2985，Bl. 2032-34：Vernehmung Calelzon B.，September 7，1973；BoA，testimony G. Kaldore，August 31，1946；Eichhorn，“Sabbath，”209-10。

[121]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Buggeln，Arbeit，395-96，399，404-407，417-19，437-38，442，482-83，667；idem，“Lebens-und Arbeitsbedingungen，”50；Wagner，Produktion，343-44，Pauler quote on 339；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wife，January 28 and April 2，1945，quotes on 167 and 260。See also Schalm，Überleben，153-55；Hördler，“Ordnung，”178；OdT，vol.4，51；Fröbe，“Mineralölindustrie，”175.

[122] Buggeln，Arbeit，142-43，quote on 143；Freund，“Mauthausen，”267-68；Fröbe，“Arbeitseinsatz，”365-67；idem，“KZ-Häftlinge，”656-57；Wagner，Produktion，362-71，380，476，487，500；OdT，vol.5，477-79.

[123] 关于甘德斯海姆，参见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quotes on 115；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346-48；OdT，vol.3，374-76。概述参见Buggeln，Arbeit，17，156，213，224-25，283-95，328。

[124] Wagner，Produktion，366-67，469，483，493-97.

[125] 镇上还有第二个小很多的卫星营埃尔里希-比尔格加滕（Ellrich-Bürgergarten）；OdT，vol.7，301。

[126] Sellier，Dora，quote on 201；Wagner，Produktion，478-79，487-89；idem，Ellrich，56，59-66.

[127] Tauzin，1945，cited in Sellier，Dora，208；Wagner，Produktion，382-83，479；idem，Ellrich，90-96.

[128] Quotes in YVA，O 15 E/1761，Protokoll V. Jakubovics，July 9，1945；Bornemann，Geheimprojekt，191. 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382，470-71，476-77，487；idem，Ellrich，59，96-98；Sellier，Dora，210-12.

[129] NARA，M-1079，roll 11，Aussage O. Brinkmann，June 30，1947，quote on Bl. 1069；Wagner，Ellrich，118-19，127-36；Bornemann，Geheimprojekt，188；JVL，DJAO，RaR，United States v. Andrea，April 15，1948，46-50.

[130] Quotes in YVA，O 15 E/1761，Protokoll V. Jakubovics，July 9，1945；Wagner，Ellrich，89. See also ibid.，100，104-109；idem，Produktion，314，382，477，488.

[131] 工程的工期越紧，条件越差；Buggeln，Arbeit，239-40，243，256-60。

[132] YVA，O 15 E/647，Protokoll J. Jakobovics，July 2，1945. See also OdT，vol.6，286-87，457-59.

[133] Herbert，“Arbeit.”这个术语参见Burleigh and Wippermann，Racial State。

[134] Orth，System，240；Zimmermann，“Arbeit，”747.

[135] 首先是Jens-Christian Wagner（Produktion）的创举。更近期的研究，参见Buggeln，Arbeit，282；Kranebitter，“Zahlen，”148。

[136] Wagner，Produktion，402，quote on 579；idem，Ellrich，110-11；idem，“Sinti.”

[137] Buggeln，Arbeit，333.

[138] Buggeln，Arbeit，241，245.

[139] Renouard，Hölle，39；Wagner，Produktion，403，579；idem，Ellrich，112；Buggeln，Arbeit，245，497-98，550.

[140] Quote in Buggeln，Arbeit，314（n. 104）. 混合型卫星营里的犹太人，参见Freund，“Häftlingskategorien，”880；idem，Toten，380-83；Wagner，Produktion，405-407。

[141] Raim，Dachauer，154-55，192-246；idem，“KZ-Auβenlagerkomplexe.” See also Ervin-Deutsch，“Nachtschicht”；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9，Bl. 718-27：testimony of S. Heller，July 10，1945；YVA，O 15 E/534，protokoll S. Fülöp，July 1，1945，quote on 2；Hördler，“Ordnung，”251；LG Augsburg，Urteil，June 28，1950，JNV，vol.6，653-60. 其他（主要）对犹太人来说致命的建设营包括马格德堡-罗腾湖、巨人劳动营、汉诺威-阿勒姆和施坦佩达。

[142] Buggeln，Arbeit，216，251，296，329-30；Wagner，Produktion，370，407-408.

[143]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56.

[144] Schalm，Überleben，205.

[145] Strebel，Ravensbrück，426-27；Perz，“Wehrmacht，”78；Fröbe，“KZ-Häftlinge，”667-68.

[146] Strebel，Ravensbrück，428-29，441-43；Hördler，“Ordnung，”289-92，341.

[147] Buggeln，Arbeit，217，317-18；Rudorff，Frauen，386.

[148] 缝纫和烹饪可以带来显而易见的好处，木工和类似的交易（更多是男性从事）也一样。此外，因为许多男性囚犯参过军，他们更容易适应集中营内军事化的管理；Buggeln，Gewalt，513-15；Debski，Battlefield，82-83。

[149] 针对这种说法的辩论，参见Buggeln，Arbeit，280，508，513；Ellger，Zwangsarbeit，315。我跟劳伦斯·兰格一样，都不相信幸存者证言显示出在互帮互助的程度上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即便是这样，也可能只是单纯反映出男性幸存者不太愿意提及他们在感情上曾依赖于其他男性的支持。

[150] Strebel，Ravensbrück，522；Ellger，Zwangsarbeit，134，315-16；Buggeln，Arbeit，226.

[151] Debski，Battlefield，84；Rudorff，Frauen，390；Buggeln，Arbeit，278，280-81，394-95，467-68；idem，System，126-27. 参见第10章。

[152] 女子卫星营通常由男性营地主管管理，看守团的哨兵通常也是男性；Ellger，Zwangsarbeit，190，214，311；Buggeln，Arbeit，464。

[153] Pfingsten and Füllberg-Stolberg，“Frauen，”921；Buggeln，Arbeit，466-67；Sprenger，“Aufseherinnen，”29-30；Rudorff，Frauen，389-90.

[154] Ellger，Zwangsarbeit，215-16，306-307，312，316，quote on 216.

[155] 诺因加默的情况，参见Buggeln，Arbeit，333。此处的“种族”一词是党卫队当局认定的用法。

[156] Raim，Dachauer，193-94，200；idem，“KZ-Auβenlagerkomplexe，”75-76；Schalm，Überleben，195-96；YIVO，RG 294.1，MK 488，series 20，folder 549，Bl. 718-27：testimony Dr. S. Heller，July 10，1945.

[157] 从事生产活动的犹太女人，参见Zimmermann，“Arbeit，”746-47。

[158] Rudorff，Frauen，386-91.

[159] Seidel，“Frauen，”155-56；OdT，vol.3，495-500.

[160] Rózsa，“Solange，”98，121，125，133，141，144，157-61，225，quotes on 107，188；Jochem，“Bedingungen，”83-91；OdT，vol.4，213-16.

[161] Buggeln，Arbeit，275；Ellger，Zwangsarbeit，95；OdT，vol.6，301-303，410-12.

[162] Fröhlich，Tagebücher，II/12，April 27，1944，p. 202.

[163] Browning，Remembering，153-54.另见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造假行动队和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里的“人质”（第6章）。

[164] See also Buggeln，Arbeit，658.

[165] Rózsa，“Solange，”159.

[166] Wagner，Produktion，534-55，Güntsche quote on 535.

[167] Steinbacher，Dachau，quote on 184；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10-11.

[168] ITS，1.1.6.0，folder 55，KL Dachau，Auszug aus der DV der KL Bewachung，n.d.（1942？）.

[169] 其中一些卫星营在战前就已经出现；例子参见OdT，vol.3，388-92，587-90。

[170] G. Meier to LK Flossenbürg，June 18，1942，in 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quote on 171；Strebel，Ravensbrück，207；Wachsmann，Prisons，95.1942年，出租费用是男囚每天三马克，女囚每天两马克；IfZ，WVHA to Kommandanturen，August 17，1942，ND：PS-3685。

[171] Schley，Nachbar，71-75.

[172] Bringmann，Neuengamme，quote on 43；Fings，Krieg，161-62. 关于囚犯制服，参见Schmidt，“Geschichte und Symbolik，”292-93。

[173] Steinbacher，“Musterstadt，”193.

[174] E. Mercker，“Granitbrüche Flossenbürg”（1941），oil on canvas，displayed in the exhibition Histories in Conflict，Haus der Kunst，Munich，June 2012-January 2013. 集中营党卫队依然组织国家和政党官员以及国外要人的分期访问；例子参见Wein，“Krankenrevier”。

[175] Fröhlich，Tagebücher，II/4，June 13，1942，pp.510-18.

[176] Schley，Nachbar，108-109；Horwitz，Shadow，93，109；Wagner，Produktion，157-58；Glauning，Entgrenzung，332-33；Marcuse，Legacies.

[177] Dörner，Die Deutschen，606.

[178] Kremer，“Tagebuch，” September 2，1942，211.

[179] Neitzel，Abgehört，283；Tyas，“Intelligence，”12.

[180] Czech，Kalendarium，380；NAL，HW 16/23，GPD Nr 3，Glücks to Höss，January 22，1943. 概述参见Steinbacher，“Musterstadt，”249-52。

[181] Dörner，Die Deutschen，325；Steinbacher，“Musterstadt，”247-49；Frei，1945，156-57；Broszat，Kommandant，247.

[182] Klemperer，Zeugnis，47，268，306，313，378，quote on 259.

[183] Dörner，Die Deutschen，398，416，605-608；Fritzsche，Life，240，262-64.

[184] BArchB，NS 4/Bu 31，Bl. 15：WVHA to LK，July 11，1942；ibid.，NS 3/426，Bl. 40：WVHA-D to LK，February 25，1943.

[185] BArchB，NS 3/426，Bl. 76：Himmler to Glücks，May 26，1943；Grotum，Archiv，219.

[186] RSHA circular，October 26，1939，in NCA，vol.1，962.

[187] Dörner，Die Deutschen，39-40，355-56，quote on 355；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46.

[188]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8；ibid.，NS 4/Bu 31，Bl. 19：Verhalten beim Briefe-Schreiben，n.d.；ibid.，NS 4/Na 6，Bl. 24：WVHA to LK，April 12，1943；Wagner，Produktion，463. 被禁的群体包括苏联战俘和所谓姓名不详的囚犯；Lasik，“Organizational，”168。1944年夏天对犹太囚犯书信的禁令，参见Sprenger，Groβ-Rosen，165。

[189] C. Herman to his wife and daughter，Nov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quote on 259. 其他例子，参见Bárta，“Tagebuch，”50-51；S. Sosnowski to his wife，October 27，1940，in Geehr，Letters，44-45。

[190] Quotes in Maršálek，Mauthausen，50；A. Bala to J. Esztsadnika，July 1943，in Bacharach，Worte，328.

[191]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April 21，1943，in Piper，Briefe，44-45.

[192] IfZ，RSHA，AE，2. Teil，Bl. 202：Runderlaβ Chef Sipo und SD，October 24，1939.

[193] BArchB，NS 19/1570，Bl. 12-28：Inspekteur für Statistik，Endlösung der Judenfrage，Bl. 24.

[194] OdT，vol.3，39；Strebel，Ravensbrück，175.

[19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36（n. 36）；Roth，“‘Asozialen，’”449；Strebel，Ravensbrück，174-75；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46；Eisenblätter，“Grundlinien，”167；August，“Sonderaktion，”7，42-46.被捕的克拉科夫大学教授中，犹太教授无一人被释放。

[196] BArchB，NS 3/391，Bl. 4-22：Aufgabengebiete in einem KL，n.d.（1942），Bl. 16-17；Maršálek，Mauthausen，251；Weiss-Rüthel，Nacht，175；Gostner，1000 Tage，169.

[197] Glücks to Lagerärzte，December 28，1942，in NMGB，Buchenwald，257-58，1942年7月到11月的数字。

[198] 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November 6，1943.

[199] OdT，vol.1，163；Hett and Tuchel，“Reaktionen，”382-83.

[200] Klausch，Antifaschisten，27-75.

[201] Himmler quotes in “Dokumentation. Die Rede Himmlers，”378；Himmler to Dirlewanger et al.，February 19，1944，in Heiber，Reichsführer！，document 299，p. 319. Other quotes in ITS，1.1.6.0，folder 25，Wahrheit und Recht 2（June 1946），doc. 82095211；Ley and Morsch，Medizin，304. See also ibid.，302-305；Klausch，Antifaschisten，68，75-104，120-21，136-37，398-400；Heger，Männer，141.

[202] Eberle，“‘Asoziale，’” quote on 266；Klausch，Antifaschisten，105-21，401.

[203] Quote in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90. See also Klausch，Antifaschisten，140-270，327-96，404-15；Wachsmann，Prisons，263-69.

[204] Rede vor Generälen，May 24，1944，in Smith and Peterson，Geheimreden，203.

[205] Fabréguet，“Entwicklung，”207，figure for March 1945.

[206] Wagner，Produktion，549.

[207] Cited in Sellier，Dora，137.

[208] Kaienburg，“KZ Neuengamme，”46；Wagner，IG Auschwitz，119，233；Wagner，Produktion，379-80，550-51.

[209] Renouard，Hölle，43-44，163；Fröbe et al.，“Nachkriegsgeschichte，”577-78.

[210] Ellger，Zwangsarbeit，304；Wysocki，“Häftlingsarbeit，”58. 在顺从与不顺从之间的摇摆，参见Lüdtke，“Appeal，”49。

[211] Levi，If，88.

[212] Buggeln，Arbeit，262-63，618；Kielar，Anus Mundi，382.

[213] ITS，KL Auschwitz OCC2/35a，Ordner 57，Vernehmungsniederschrift，October 4，1944.

[214] 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718-20；ibid.，vol.1/B，872-73；OdT，vol.8，289-94；ibid.，vol.6，262-65. 这件事后来因托马斯·肯尼利撰写的著作《辛德勒方舟》（伦敦，1982）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1993）而闻名。

[215] Levi，If，126.

[216] 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quotes on 69-70；Todorov，Facing，243.

[217] 背景参见Wagner，Produktion，560-62；Buggeln，Arbeit，593-94，610。

[218] Füllberg-Stolberg，“Frauen，” quote on 328.

[219] Mittelwerk GmbH，Umgang mit Häftlingen，December 30，1943，in Wagner，Mittelbau-Dora，120.

[220] 例子参见Kaienburg，“KZ Neuengamme，”47。

[221] BArchL，B 162/30170，Bl. 368：LK Sachsenhausen，Anordnung，February 2，1942，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 See also Wysocki，“Häftlingsarbeit，”61.

[222] Wagner，Produktion，178-80，503，554；Fings，“Public Face，”118.

[223] Quotes in Kempowski，Haben，117.

[224] Horwitz，Shadow，83-98，quote on 94；OdT，vol.4，416-17.

[225] Glauning，Entgrenzung，332-38，346-52，quote on 336；Riexinger and Ernst，Vernichtung，59，67-68；Kaienburg，“KZ Neuengamme，”49；Wagner，Produktion，536-45；Maršálek，Mauthausen，93；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family，September 30，1944；ibid.，E. Behncke to her family，November 25，1944.

[226] Bütow and Bindernagel，KZ，9，115，175.

[227] 估算的结果基于OdT，vol.2，396-450。清理炸弹的小分队，参见ibid.，421。

[228] Fings，“Public Face，” quote on 117；Delbo，Auschwitz，183-85.

[229] Renouard，Hölle，29；Kielar，Anus Mundi，366；Riexinger and Ernst，Vernichtung，60.

[230] 例子参见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33-34。

[231] Ellger，Zwangsarbeit，177，294，quote on 306；Steinbacher，Dachau，175-77；Horwitz，Shadow，111；Raim，Dachauer，270。

[232] Bringmann，Neuengamme，43；Glauning，Entgrenzung，343-45.

[233] Quote in Horwitz，Shadow，114. See also ibid.，93；Wagner，Produktion，560-61；Glauning，Entgrenzung，345；Fings，“Public Face，”118；Buggeln，Arbeit，623.

[234] Quote in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133. See also ibid.，306.

[235] Horwitz，Shadow，175-76.

[236] Wagner，Produktion，538-39，547-49，556-60；Schley，Nachbar，109；OdT，vol.6，68.

[237] Fings，“Public Face，”118.

[238] Quote in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6. See also Dörner，Deutschen，321-22，328；NAL，WO 208/3596，C.S.D.I.C.，S.I.R. 727，Information from Lt. Marcinek，August 11，1944.

[239]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quotes on 166.

[240] “Dokumentation. Die Rede Himmlers，”393；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46；Loeffel，“Sippenhaft”；Vermehren，Reise，152-53.

[241] 1941年德国的反对传单参见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 3282；Goerdeler，“Ziel”（autumn 1941），898；Hamerow，Road，325。

[242] 例子参见Steinbacher，“Musterstadt，”315。

[243] Raim，Dachauer，269；Fings，“Public Face，”118；Horwitz，Shadow，93.

[244] Quote in Kempowski，Haben，108.

[245] Kautsky，Teufel，235-40. 概述参见Buggeln，Arbeit，619。

[246] WL，P.III.h. No.198，F. Pagel，“Eines der Vielen Tausende［n］ von Schicksalen，” autumn 1955；Wagner，IG Auschwitz，89，139. 据说另一位英国战俘曾短暂地顶替了莫诺维茨里的一位犹太囚犯，他的故事参见Avey，Man。

[247] Fings，Krieg，220-28，242-43，Maurer quote on 226，Knöller quote（from October 1944）on 242，underlined in the original；Klein，Jehovas，129-30；Kogon，SS-Staat（1946），336-37；Whatmore，“Exploring.”

[248] RSHA，Meldung staatspolizeilicher Ereignisse，September 17，1941，in Boberach，Regimekritik，doc. rk584；Meldungen aus Frankreich，March 5，1943，ibid.，doc. rk 1059；Parteikanzlei，Auszüge aus Berichten der Gauleitungen et al.，May 8，1943，in Kulka and Jäckel，Juden，doc. 3594.

[249] NAL，FO 371/34523-005，Press Reading Bureau Stockholm to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London，July 22，1943.

[250] Quotes in Höss to Glücks，July 12，1940，cited in Steinbacher，“Musterstadt，”200；S. Kłodziński to T. Lasocka-Estreicher，November 19，1942，in Świebocki，Resistance，334-35. See also ibid.，145-53，171-90.

[251] Świebocki，Resistance，272-92.

[252] 波兰地下组织针对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内犹太人灭绝行动的报告，参见Friedrich，“Judenmord，”113-17。

[253] Breitman，Secrets，88-89，112-13.

[254] Quotes in NAL，HW 16/66，“II. Concentration Camps，” November 27，1942. See also ibid.，HW 16/6，Part 2，Bl. 534-35：report on German police，September 26，1942. 概述参见ibid.，HW 16/11；ibid.，HW 16/17-19。一些被破译的集中营囚犯人数统计被编入了一份无价的文章中；Schulte，“‘London’”。

[255] 最后一点，参见Breitmann，Secrets，113。

[256] Breitman et al.，U.S. Intelligence，31-32.

[257] NAL，FO 371/34523-005，Press Reading Bureau Stockholm to Political Intelligence Department London，July 22，1943；ibid.，FO 371/34389-0008，Berne to Foreign Office，October 6，1943.

[258] “German Brutality in Prison Camp，” The Times，June 11，1941，3；Świebocki，Resistance，304-14；Breitman，Secrets，116-21，231；Gilbert，Auschwitz，51-52，92；Laqueur，Secret，200. 概述参见Fleming，Auschwitz。波兰地下组织发表于1942年12月的另一份有关奥斯维辛的早期描述（英译本发布于1944年），参见Kunert，Auschwitz。

[259] Hansard，December 17，1942，vol.385，cc2082-7；Breitman，Secrets，229-31；Laqueur，Secret，169，196，201-204；Van Pelt，Case，131-34.

[260] Breitman et al.，Intelligence，33-37.

[261] Tyas，“Intelligence，”12；Neitzel，Abgehört，283.

[262] “Bericht von Czesław Mordowicz，” quote on 302-303；Gilbert，Auschwitz，231-32.

[263] Świebocki，Resistance，224-27，298-99，315-19；idem，London，25-46，57-67，75-76；Vrba，Forgive.未删减的报告，参见“Bericht Vrba”。针对美国媒体和大屠杀的更广泛的概述，参见Lipstadt，Beyond Belief。

[264] Wiesel，All Rivers，74.

[265] Westermann，“Royal Air Force”；Gilbert，Auschwitz，236-37，245-48.

[266] Neufeld，“Introduction，”8-9；Feingold，“Bombing”；Gilbert，Auschwitz，301-306；Mahoney，“American.”苏联发挥的作用，参见Herf，“Nazi Extermination Camps”；Orbach and Solonin，“Indifference”。

[267] Neufeld，“Introduction.” See also Weinberg，“Allies”；Gilbert，Auschwitz，307；Mahoney，“American，”440-41；Overy，Bombing War，passim；Horwitz，Shadow，115-16；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des Lagers Auschwitz II，” n.d.（c. spring 1945），Bl. 58-59.

[268] Conway，“Augenzeugenberichte，”279. 在匈牙利读过弗尔巴和韦茨勒的报告的犹太人领袖是否应该向匈牙利犹太人发出警示，对此的争论参见idem，“Vrba-Wetzler report”；Bauer，“Anmerkungen”。

[269] Gallup，Poll，472.

[270] Dörner，Die Deutschen，204，209，415；Kempowski，Haben，123.

[271] 盟军对集中营内情况的报告，参见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46；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40。

第10章 不可能的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一天，达豪集中营的几名囚犯定下一个协议。为了展示囚犯之间并非只有冲突不和，他们决定行君子之道；在约定的一整天时间里，粗鲁与自私的行为要让位于礼貌和怜悯，就仿佛他们仍在营外过着平常的生活。当约定的那天来到时，这群人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保持理想中的体面，从早晨爬起来穿衣、洗漱、饮食开始。而到了傍晚，他们所有人都被集中营内残酷的现实击败了。“人心之中的恶兽占据了上风，”这是比利时抵抗运动斗士、达豪集中营囚犯阿蒂尔·奥洛（Arthur Haulot）于1945年1月19日在日记中写下的话，“脱离正常秩序后，人是没有办法泰然生活太久的。”[1]

虽然战后幸存者们对集中营有许多相互矛盾的评论，但所有人都认同一点，那就是囚犯们的行为不能用常理评判。这是集中营内公认的。[2]许多囚犯认为，集中营已经使传统意义上的道德天翻地覆。在那里，善良无私的举动也许相当于自杀，而那些出格之举——包括谋杀——可能是正义的。如果不能理解这个无情的现实，适应集中营内的法则，就可能招致杀身之祸。[3]但集中营内的法则究竟是什么呢？

一些囚犯给出了言简意赅的答案：丛林法则。他们认为，集中营内的残酷条件使人们就物资和职位展开了无穷无尽的斗争，少数享有特权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审头）与为了一点点多余的面包、床铺和衣服拼死争斗的大多数囚犯之间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在这个残酷的视角下，其他囚犯都是自己生存道路上的死敌，要与所有人为敌。战争结束前一年的诺因加默的卫星营内，一名比利时的老囚犯身染恶疾，正在缓慢走向死亡。他在医务室内给儿子写了一条绝望的消息：“集中营变了，里面除了狼还是狼。”[4]如果将这一观点用于所有的集中营，未免过于灰暗。但我们也不能将这点完全抹去。不过，也许囚犯们在苦难中团结友爱的理想画面更让人心安，但囚犯之间的冲突是真实存在的。而随着集中营系统变得更为致命，这种冲突也变得越发恶毒。

然而，囚犯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是敌意和无序。首先，这里有些不成文的规矩。在囚犯私下的准则里，偷窃属于别人的面包是罪。节约面包需要极强的自律，因为饥饿的囚犯总想吞掉配给的全部面包。每一片旧面包都象征着囚犯想要活下去的意志；而每一次偷窃都被视为无法容忍的背叛，与叛国罪同样严重。就像诺因加默集中营的一名室长对一批新囚犯所说的那样：“从同志那里偷窃面包是最恶毒的行为，这等于在偷窃他的生命。”[5]这规矩并没能使偷窃停止，也没有建立完美的公正，一些无辜的囚犯成了替罪羊。但无论如何，这种偷窃的行为总归被认定为犯罪，应该被惩罚。

所以说，集中营内确实存在一种道德制度。[6]囚犯们也许无法行使外面那样的道德标准，就像达豪“君子协议”所揭示的那样。但在集中营这个扭曲的世界里，他们还是保有了一种是非观。当然，每个人的道德标准各异，但总有些底线是大部分囚犯不想跨越的。按基本的规则生活不仅仅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自尊。“我对每个人都很坦诚，”1942年9月，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在从奥斯维辛寄给家人的密信中写道，“我没做任何亏心事。”[7]单靠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保住尊严的，波戈诺夫斯基感谢了两名帮他熬过恶疾的朋友，他们的帮助不只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正是因为他们，他写道，他的灵魂才“健康、自豪和强健”。[8]正如一些观察家所说，这种囚犯间互助的例子在集中营中并不是个例，而是相当常见。[9]而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分享食物到讨论政治，削弱了党卫队试图实行的全面统治。

一些囚犯把此类行为视为反抗：求生本身就是“一种抵抗的形式”，阿格内斯·罗饶于1945年2月初在日记中这样写道。[10]一些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将抵抗的意义扩展至集中营内所有的不合作行为。意大利心理学家安德烈亚·德沃托（Andrea Devoto）明确地指出：“任何事都可以被视为抵抗，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是被禁止的。”[11]然而，这种含混的定义将许多千差万别的行为模糊成了一体。破坏德军军需品的人和为了求生不择手段，甚至伤害他人的人能用同一个词来形容吗？针对集中营的情况，即便更为狭义的“抵抗”概念也可能存在争议，因为囚犯们没有任何颠覆纳粹政权的希望。

总而言之，也许用其他词去描述囚犯们的选择更为恰当，不过不同类别的词汇必然会有重叠。不屈不挠，这包括了囚犯自我保护和自我激励的行为；团结，指囚犯群体的互相保护，不让精神被击垮；还有反抗，这包括抗议和其他有计划有目的反抗集中营党卫队的行为。考虑到党卫队无所不在的威慑，这种直接的对抗非常少见，而且有时也十分模糊。比如从集中营逃走，也许囚犯会就此加入游击队，或是将纳粹的罪行宣告于世，但考虑到纳粹的连坐政策，越狱也会置其他囚犯于死地。[12]

被胁迫的社区

囚犯们必须足智多谋才能在战争期间的集中营有一线存活的生机，他们需要掌握一名囚犯所说的“集中营技能”。[13]囚犯们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技能，还要学会新的技能，才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一位掌握多种语言的囚犯也许能获得翻译这样的优待职位，而有天赋的囚犯画师也许能用所画的作品换取食物。[14]囚犯们的不屈不挠也表现在保留进入集中营之前身份的仪式上。对于普里莫·莱维来说，日常盥洗不仅是为了保持清洁——这在肮脏的环境中是不可能的——更是为了保持自己的人性。[15]其他人在宗教中寻找到了安宁。当回忆起1944年秋天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日子时，一名波兰女人在战后作证说上帝拯救了她，使她免于精神崩溃。[16]一些囚犯从艺术和精神生活中汲取营养，回想从前读过的书籍、诗篇和故事。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夏洛特·德尔博用自己的面包换来了一本莫里哀的《恨世者》，每天一点儿一点儿地背诵。默背剧本“几乎可以消磨整个点名的时间”，她后来写道。[17]

虽然自我保护十分重要，但没有任何一个囚犯能独自熬过集中营。集中营是一个社交空间，囚犯们经常要互动。他们在集中营内的命运往往是由他们在这个“被胁迫的社区”中的地位所决定的［“被胁迫的社区”一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H.G.阿德勒（H.G.Adler）提出的］。[18]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审头在1942年3月底对一群新来的囚犯说，如果不能团结一致，他们将在两个月里全部死光。[19]

一些囚犯群体是由党卫队创立的，其他的则是靠囚犯们共同的爱好和背景划分出来的。一些群体可以追溯到囚犯们在集中营之前的生活，其他的则是在集中营内产生。一些群体如一盘散沙人来人去，另一些则坚如磐石对外人封闭。而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囚犯们往往不只属于一个团体。比如普里莫·莱维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来自意大利的犹太无神论者，这里面任何一个关于他自我的方面都会影响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内的社交关系。[20]

陪伴对所有囚犯都很重要，无论这陪伴是基于同情还是功利，无论是机缘还是出于相同的信仰。但陪伴也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它也会造成矛盾。囚犯之间建立关系，是因为命运把他们扔进了同一间营房或是同一支劳动队，这种关系往往并不牢靠。而大多数情况下，部分囚犯的团结一致也会造成与其他囚犯的冲突。于是每一位囚犯都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如何在集中营这样非人的环境中拥有正常的社交生活？[21]

家人与朋友

“我们相依为命，”埃利·维泽尔描述与父亲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关系时这样写道，“他需要我，就像我需要他一样。”有时他们会一起分享少得可怜的几勺汤羹或几块面包，有时他们也会给对方精神上的支持。“他是我的支柱，我的氧气。我对他来说也一样。”[22]维泽尔并不是个例。在如炼狱般的集中营里，许多囚犯都和自己的亲人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因为在他们的社交关系里，信任尤为必要。这点在犹太人或是吉卜赛人中特别明显，因为他们往往是一大家人一起被送进来。[23]他们一起来到集中营，也希望一起活下来。[24]

其他小型的求生单位则是由密友组成，有时候甚至只有两个人。[25]许多人在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互相认识。曾在同一座城市中经历风雨，相同的过往和文化让他们在集中营内结成了共同的阵地。更多人则是因为他们被纳粹迫害的相同经历而结下友谊，可能是在遣送的火车、工地、营房或者医务室里结成了同盟。[26]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后来提到，她与其他囚犯的友谊帮助她活了下来。而她在集中营中最亲密的朋友就是米莲娜·耶森斯基（Milena Jesenská）。她于1940年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结识了这位捷克记者，后者因为帮助人们逃离德占捷克而被逮捕，两个女人很快就熟起来。她们亲如家人，经常一起谈论过往（两人都曾经从共产主义运动中脱离）、现在和将来；耶森斯基建议她们应该一起写一本关于斯大林和希特勒治下集中营的书，就叫《集中营时代》。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两个女人尽最大可能照顾对方。当布伯-诺伊曼被扔进地堡后，她的朋友每天给她偷送面包和糖。而当耶森斯基重病时，她的朋友每天偷偷过来看望她，持续了数月。[27]

这种友谊在集中营的小生态中十分常见。许多女人间十分亲密，甚至互称姐妹。她们形成了包含十多名成员的虚拟家庭，共同分享食物、衣服和情感支持，并且互相保护以免被筛选淘汰。成为一名“营中姐妹”是一种“非常快乐、受到鼓舞的感觉”，阿格内斯·罗饶于1945年1月写道，“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能依靠彼此”。[28]有一种观点认为，集中营的女囚比男囚更容易形成这样亲密的友谊。[29]但亲密的陪伴并不分性别，普里莫·莱维就是一个例子。他与一位同样二十多岁的名叫阿尔贝托（Alberto）的意大利囚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数月来，睡在同一个铺位的两人很快“结成了亲密的同盟”，莱维如此写道，他们一起分享搜集来的每一点额外的食物（两人直到1945年1月才分开，阿尔贝托踏上了奥斯维辛的死亡行军，之后再也没回来）。[30]许多男性囚犯享受着类似的友谊，一些人事后羞于谈论这种关系，而其他人则没有任何迟疑，称之为“同床兄弟”和“同志婚姻”。[31]

不过在集中营的严酷环境中，任何紧密的联系都可能被打破，尤其是对那些每天都浸淫在集中营暴力中的普通囚犯。[32]集中营中从不缺乏骇人的画面，但很少有情况比朋友家人之间互相劫掠、儿子拒绝分给父亲面包更令人难安。[33]更多的情况下，这种由强烈的团结感结成的小团体内部的互相帮助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伤害，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每群囚犯首先都是为了自己团体的生存而斗争，用普里莫·莱维的话说，这叫“我们主义”（也就是一种集体自我中心主义），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抱团”。每当一个团体成功获得食物、香烟或是衣服，几乎肯定意味着其他人能“寻获”的物资减少；有时，囚犯团体甚至会从别人那里偷窃。[34]

也有无法加入任何团体的囚犯。集中营里被孤立的“活死人”尤其如此。这些将死之人像游魂一样飘荡在营区里。不过他们的存在不像幽灵那样缥缈，而是会带着感染的伤口和冒着臭气的褴褛。“每个人都被他们恶心到了，没人显示出一点同情。”奥斯维辛囚犯玛利亚·奥厄扎辛斯卡（Maria Oyrzyńska）回忆说。其他人则是有多远躲多远，不仅仅是因为恶心，也是为了自我保护；因为“活死人”总是引火上身——偷窃食物、逃避劳动、无视命令——其他人害怕会被他们牵连。因此“活死人”总是在最孤独的处境中死去。[35]

大部分囚犯都明白，和亲朋好友结成小团体可以给予自己最大的生存希望。虽然这种联盟十分重要，但也总是容易因遣送、疾病、筛选和死亡而分崩离析。在父亲什洛莫于1945年初死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埃利·维泽尔开始对环绕在他身边的人间地狱漠不关心：“没有什么能触动我了。”[36]米莲娜·耶森斯基于1944年5月死去之后，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也变得同样绝望：“我感到彻底绝望。生活似乎已经没有意义。”最终她还是没有放弃，幸存后将她们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谈论过的书写了出来，以此纪念这位死去的朋友。[37]

同志

除了亲友之间的社会羁绊，还有因相同信仰产生的同志情谊，无论这种信仰是早已有之还是在集中营内萌芽。[38]左翼的囚犯们尤为亲密，甚至比战争开始前还要亲密，他们经常进行秘密集会，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分享关于战争的最新消息（从报纸上和藏起来的收音机中搜集来），通过纪念重要事件和共同唱诵革命歌曲来践行工人阶级传统。[39]其他政治囚犯也同样忠诚于自己的事业。在达豪可怕的考弗灵卫星营中，几名犹太复国主义者拼凑出了一份希伯来文报纸，呼吁犹太囚犯团结起来，创立犹太人的国家。[40]这种集体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肯定；政治犯们携起手来共同对抗，以免被抹除入营前的身份，并从他们所属的集体中获取力量。[41]

一些团体做的远不止鼓舞士气，而是发展成了一个求生网络。政治犯互相分享必需品，利用他们的联系来帮助他人免受惩罚性劳役之苦，甚至免于送往死亡营。就像战争开始前一样，地位较高的囚犯会留心在新来的囚犯中寻找自己的同志，向他们解释集中营的基本法则并且保护他们。[42]这是另外一个党派团结的例子，任何好处都仅限于特定的囚犯。其他背景的囚犯经常被排除在外，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人和不配的人；就像一位前囚犯解释的，根本原则就是“政治优先”！[43]有时候这意味着牺牲别人去救另一个人。赫尔穆特·蒂曼（Helmut Thiemann）是德国共产党人，也是布痕瓦尔德的审头。他在战后作证说他和他的同事在医务室内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房间，“仅供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同志使用”。共产党审头尽他们所能去帮助这些囚犯，给他们提供手头最好的药。蒂曼补充说，对其他人“我们必须毫不容情”。[44]

政治犯中“抱团”最极端的例子则是所谓的调包牺牲者。几座集中营内都曾出现这种做法，而记录最详细的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在这里，共产党审头通过篡改党卫队名单，将名字替换成其他囚犯的方法来保护一些同志免于人体实验。这就是“我们拯救彼此”的方法，蒂曼的同事恩斯特·布塞（Ernst Busse）在战后作证说，这样“我们在集中营地下组织的成员可以过上相对安全的生活”。同样，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劳动办公室的共产党审头会篡改遣送到卫星营的囚犯名单。他们会让自己的同志免于被遣送到像多拉这样置人于死地的集中营，改为遣送那些他们认为招人厌或者低级的囚犯，包括罪犯、同性恋者和其他社会边缘分子。“所有这些消极分子都是由国家（共产党）团体选出来的，”前囚犯文员伊日·扎克（Jirí Žák）于1945年作证说，“他们也会判定积极分子，那些不应该被遣送的人。”扎克不是唯一一位战后坚决为自己的做法辩护的共产党人。“当我有机会救下十名反法西斯战士的时候，”布痕瓦尔德资历最深的共产党员之一瓦尔特·巴特尔（Walter Bartel）在1953年东德的一次党内调查时说，“我绝对会这么干。”[45]

当然，并不是所有政治犯都享受同样的保护，因为这些佩戴红色三角的囚犯从未形成过统一战线。即便是纳粹政权最顽强的对手之间，也存在着紧张的对立关系。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之间长久以来的敌意从未完全消除，其他意识形态团体更是如此。比如法国民族主义者和苏联共产党员之间完全没有共识。即便是一个政治团体内部也会产生冲突。德国共产党员之间会因为意识形态分歧（比如《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在集中营内的正确路线）而产生冲突。持异见者很快会被视为背离路线，排除在集体之外。当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德国共产党员得知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曾被斯大林囚禁过，他们便给她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的标签并与她断绝了联系。而对布伯-诺伊曼来说，她的敌人们还沉迷于过去，陷在“1933年脱离现实的共产主义幻境”之中。[46]

信徒

每天早晨，在奥斯维辛的囚犯们起床之前，埃利·维泽尔和父亲便起床走到附近的一个营房中。在那里，一群传统的犹太人互相进行仪式性的祝福，分享两个从黑市获得的犹太教经文护符匣。因为处于党卫队最致命的恐怖威胁下，犹太人的祈祷障碍重重。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坚守信仰。“没错，即使在死亡营中我们也会进行宗教仪式，”维泽尔后来写道，“我见过的苦难太沉重，让我无法与过往剥离，也让我无法拒绝那些蒙难之人的遗志。”[47]

善于观察的囚犯都明白在集中营是无法履行宗教戒律的。他们不得不在祈祷的时间工作，打破一些饮食的戒律，也没有祈祷书和宗教领袖的精神指引。[48]不过他们还是尽可能地忠于信仰，并依据共同信仰形成紧密的集体。波兰政治犯中广泛流传基督教的宗教仪式，这种信仰也成了他们民族认同感的一部分。他们秘密地进行周日礼拜，甚至将圣体偷运进了集中营；至少一名囚犯在奥斯维辛地堡里领过圣体，是其他囚犯将圣体系在绳子上，从牢房的天窗给他送下去的。[49]

许多囚犯从宗教信仰中汲取力量。一些人形成了紧密的宗教团体，几乎平均分配所有东西；比如在一些集中营，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会平均分配所有家人寄过来的钱和食品。而且，宗教实践也是他们与入营前生活的持续纽带，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受难的意义，把集中营视为几个世纪以来压迫的顶点、对信仰的神圣考验，或是对人类罪孽的忏悔。[50]一些无神论囚犯觉得有宗教信仰的囚犯比他们有优势，因为信仰在宇宙中给了这些人一个支点，从而摆脱党卫队统治的世界，至少在精神领域是如此。[51]

但投身宗教也会带来危险。囚犯们祈祷时总要承受风险，甚至有时还会因此遭受惩罚。党卫队和审头多次将宗教仪式变成行刑仪式。在达豪集中营，他们逼迫天主教神父喝下大量的圣餐葡萄酒（由梵蒂冈捐赠），同时还在宗教节日实施特别的虐待。关押在达豪集中营的1870名波兰神父有将近半数死在这里。[52]即便信徒逃过了惩罚，礼拜本身也会给他们带来危险。信徒往往需要早起，这剥夺了他们重要的睡眠时间，加速了他们的衰弱。遵守饮食戒律同样如此。一些正统的犹太人试着只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很快就筋疲力尽地死去了。[53]

正统犹太人的日常宗教生活经常会引发事端。一些囚犯将祈祷视为噪声，尤其是在晚上，还指责信教的犹太人面对党卫队的暴力时毫不抵抗。“你想怎么祈祷就怎么祈祷，”迪奥尼斯·莱纳德在逃离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前不久对一名被关押的唱诗班领唱说，“我选择实际行动。”[54]其他世俗的囚犯将礼拜看作怪诞的行为：在地狱中饱受磨难的人为什么还要向上帝祈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次筛选过后，普里莫·莱维看到另一个铺上的一位老人在祈祷，当听到老人感谢上帝宽恕的时候，普里莫被激怒了：“他难道不明白下一次可能就该轮到他被杀了吗？他难道不知道今天发生的一切是恶行吗？这恶行没有祈祷能够消解，没有宽恕，没有救赎，人力永远无法洗刷。如果我是上帝，我会唾弃这个犹太老人的祈祷。”[55]这种不理解是相互的。一些正统的犹太人因为其他人没有宗教信仰而愤愤不平，斥责他们为何质疑、抱怨和抛弃上帝。[56]

这些冲突再次昭示了犹太囚犯的多样性。虽然他们都佩戴黄星，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社群，分歧甚至比战前更大。因为现在所有犹太囚犯都不得不为生存而战，所以基于宗教、政治和文化形成的不同阵营更为鲜明。另外还有国家和语言的壁垒；东欧的犹太人大多说意第绪语，许多从西欧来的犹太人都听不懂。被关在集中营多年之后，贝内迪克特·考茨基总结说：“几乎没人见到过犹太人有同志情谊。”[57]不过这又有什么区别呢？毕竟和其他团体相比，犹太人能获得的实质性支持太少。“我们在物质上无法帮助任何人，”迪奥尼斯·莱纳德在1942年写道，“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58]尽管如此，许多犹太囚犯还是顶住了生存的压力，和其他人团结起来，形成了小的互助网络，其中包括埃利·维泽尔、普里莫·莱维和阿格内斯·罗饶。

虽然犹太人内部有许多团体，其他囚犯却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而且是显眼的目标。犹太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害怕遇到危险的人，尤其是凶残贪婪的审头。囚犯中的反犹主义随处可见，审头会一边殴打犹太人一边大喊：“肮脏的犹太人必须灭绝！”[59]即便是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诺因加默集中营附属的一座卫星营的一位因暴力而臭名昭著的前营区长依旧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动机：“总的来说，我不喜欢犹太人。至少在集中营里，他们都是些奉承鬼和马屁精。”[60]但这其中还有其他因素，毕竟囚犯们都习惯于看不起比他们更孱弱的囚犯。[61]

与此同时，并非所有人都排斥犹太囚犯。虽然党卫队时常威胁要惩罚那些对犹太人太友善的人，但还是有一些人忽视威胁，用一种谨慎的方式与犹太人相处。事实上，一些人展现了伟大的关怀和勇气，将他们的同情扩展到自己周边的密友圈之外。[62]1942年夏天，当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对犹太人实行减少食物配给一个月的处罚时，另外一队由捷克女性领导的囚犯团体经常将自己的一部分面包偷运进犹太女囚的营房。[63]这并非个例。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集中营，波兰囚犯偶尔也会将自己的配给送给犹太人。“他们自己也没有很多，”匈牙利犹太人乔治·卡尔多（George Kaldore）回忆说，“但还是会分给我们。”[64]

分裂的国家

在战争接近尾声的那些深夜里，如果一个人能听到营房中的夜话，他会听到囚犯们用许多种语言低语。以布痕瓦尔德主营为例：到1944年底，它关押了超过24个国家的囚犯，包括一小部分西班牙人（295名囚犯）、英国人（25名囚犯）、瑞士人（24名囚犯）和阿尔巴尼亚人（23名囚犯）。“人仿佛一直处于巴别塔之下。”普里莫·莱维写道。[65]随着囚犯人口变得更为国际化，国籍成了社区的重要划分因素，使一部分囚犯团结在一起，也使另一部分囚犯分道扬镳。[66]

对于虚弱的囚犯来说，这种建立在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之上的国籍抱团可以救命。除此之外，囚犯们会偶尔庆祝自己国家的传统，一起唱民歌或是讲述古老的传说。营房里大部分的集会都是经历了漫长劳苦的一天之后，一种自发的对国家归属感的表达。当然，也有组织有序的活动，比如跳舞和游戏。[67]除了能激发囚犯们的爱国热情，这种表演也可以让他们从灰暗的生活中暂时逃脱出来。阿格内斯·罗饶在纽伦堡卫星营中和其他匈牙利囚犯建立了一个戏剧团体，她们表演著名歌曲，模仿囚犯同伴或是看守。[68]囚犯的音乐中也融入了对集中营的感想。奥斯维辛的波兰囚犯创作的歌曲之中有一首名为《毒气室》，是按一首流行的探戈旋律填的词：

这里有一间毒气室，

我们将在这里遇见彼此，

我们将在这里认识彼此，

也许就是明天——谁知道呢？[69]

许多强化国家归属感的活动处于灰色地带，党卫队是默许的。至少在正式的文化活动上是如此，这些活动对于不同的观众有着不同的意义。达豪集中营囚犯在1943年组织了“波兰日”，表演合唱、管弦乐和舞蹈，他们在表演中融入了爱国主义信息。波兰囚犯为他们这种反抗行为感到自豪，而坐在第一排的党卫队官员毫无察觉，还大声鼓掌要求返场。[70]

虽然有这种精神上的胜利，但大部分以国籍划分的囚犯群体并没有紧密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制服上的字母可能相同（以此指出他们的来源），但那些在集中营之外将这些人分开的现实问题并没有立刻消失。[71]内部分歧最大的恐怕要数衣服上有“R”字母的人了——他们是被归为苏联人的囚犯。带有R字母的人通常包括所有在苏联广袤领土内的人，涵盖了许多不同民族、持不同政见的人。最为显著的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的敌意，这也反映了他们在苏联国内的敌对关系。许多被俘虏的俄罗斯士兵依然效忠莫斯科政权，将乌克兰囚犯看作叛国者和通敌者。这种敌意反之亦然，许多强制劳动队的乌克兰囚犯将俄罗斯战俘视为斯大林的追随者，他们压迫了波兰的民族主义，并通过强制集体化的政策谋杀了数百万乌克兰人。[72]

更糟的是，许多苏联囚犯还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囚犯的无端敌意，他们将苏联人视为懒汉、小偷和谋杀犯。这种一面倒的印象根植于多年以来的偏见，再次彰显了早于集中营便存在的固有认知和习惯。[73]其他囚犯在面对想象中原始粗鄙的东方囚犯时，经常会涌出一股优越感，他们还担心苏联人将疾病带到集中营里。日常生存的压力只会将这种恐惧放大，很难想象会有一个地方能比集中营更容易传播这种对国家的思维定式。[74]

苏联囚犯位于囚犯等级的最底端，与其他境遇更好的囚犯群体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冲突的导火索之一就是食物分配不均，它带来了囚犯群体内不断的嫉妒和摩擦。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饥饿的苏联囚犯包围了挪威囚犯的营区，后者享受着来自红十字会的充足的救济包。消瘦的苏联人祈求一点点的残渣，在地面上搜索食物的碎屑。挪威人试图将他们打走。“他们就像苍蝇一样，你没法将他们赶走，他们会回来，在这里扎营，躺着等待从我们奢侈盛宴上掉下来的任何东西。”其中一名挪威囚犯于1943年秋天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普通的挪威人，他补充说，对待这些苏联囚犯“比对待自家的狗还要差”。[75]

如果苏联人被描述为野蛮和原始，那几乎位于等级最顶端的德国人，名声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死去的和活着的人”，三名从奥斯维辛幸存下来的波兰囚犯于1946年写道，都“对德国人有无尽的鄙视和仇恨”。[76]这种敌意来自德国及其欧洲邻国之间的宿怨，并且随着希特勒的崛起急剧升级；许多波兰囚犯将自己与德国囚犯的冲突视为对抗外界德国侵略者的延续。[77]一些德国囚犯受到的优待也激发了其他外国人的仇恨，还有他们时不时显露出来的傲慢。最让人厌恶的是德国审头肆意行使权力。许多外国人将审头的虐待视为整个德国邪恶的证据，这种虐待抹除了德国囚犯和德国行凶者之间的界限。“事实上看起来他们都是一个样，囚犯、党卫队或者是德国国防军。”一名外国囚犯于1944年10月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里记叙道。[78]

德国人和苏联人并不是仅有的面对敌意的群体。几乎每一个国家群体都被其他人嘲笑、畏惧和鄙视过，曾经被指责贪婪、凶残以及对党卫队卑躬屈膝。比如许多法国囚犯鄙视波兰人，而这种感觉反过来也是一样。[79]波兰人和苏联人的关系甚至更糟，体现了两国之间糟糕的关系。当维斯瓦夫·凯拉被任命为奥斯维辛-比克瑙一个苏联战俘营的文员时，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厌恶；反过来他的苏联手下也是一样，每次都用一句简短的“滚蛋”来回复他的命令。[80]

面对这种种情况，党卫队并非袖手旁观。他们不仅没有创造一个让囚犯群体互相友爱的客观环境，还故意激化国家之间的敌意。他们抬高德国囚犯的地位，给他们优待，比如像审头这样有权力的职位；这种偏爱甚至可以让一些德国囚犯免于被送往奥斯维辛等置人于死地的集中营。[81]党卫队还在国家群体间煽风点火，让囚犯负责实施体罚（代替党卫队队员）。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3年夏天下令，由波兰人处罚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处罚波兰人和乌克兰人。鲁道夫·霍斯用他一贯愤世嫉俗的语气总结了党卫队领导人的想法：“敌对关系越多、对权力的争夺越激烈，集中营就越好管理。这就叫分而治之。”[82]

精英

随着战争的持续，囚犯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在集中营解放前一年，社会地位的差距也达到了最大。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回忆说：

在待遇更好的囚犯营区，成群的小孩四处游荡着乞讨食物，衣衫褴褛、饥饿难耐的人在垃圾桶里翻找食物残渣。其他囚犯凭借在集中营里的影响力，可以吃饱穿暖。还有一个女人在西区的街上漫步，遛着集中营党卫队领导的灵缇。[83]

每个集中营都有受优待的精英囚犯，不超过囚犯总人口的10%。能否进入这一专属俱乐部取决于囚犯的内部地位，而这是由无数因素决定的，比如民族、国籍、职业、政治信仰、语言、年龄和来到集中营的时间。[84]每个集中营的等级体系都不尽相同，还会因新囚犯的到来或党卫队的工作重点改变而发生变化。不过也有一些固定的原则。有技术的囚犯普遍比没技术的地位高；犹太人大多位于最底层，而德国人位于顶层；有经验的囚犯具有优势，因为资历可以转化为实际的技术和人脉，这两点对于生存来说至关重要。

资历老的囚犯彼此尊重，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存活下来。这群被称为“老手”的人，也会对新来的人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鲁道夫·弗尔巴回忆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一种“老手黑帮”，在其他集中营也一样，老囚犯们享有优势。[85]他们与新来者的区别显而易见，老囚犯佩戴的编号数字更小，囚服更干净。[86]甚至在夜里漆黑一片的营房中也能区分这两者，因为老囚犯们会使用特定的词汇和短语，也就是集中营的语言。[87]

掌握这种语言对活下去至关重要。对新来的囚犯来说，没有比学会一些基本德语更重要的事情了，这是党卫队的语言，因此也是权力的语言。命令通常是用德语下的，从点名的“列队！” “脱帽！”（“Antreten！”“Mützen ab！”）到加快步伐的命令：“走快点！”“动起来！”“加速！”“快走！”（“Schneller！”“Los！”“Tempo！”“Aber Dalli！”）不管汇报什么，囚犯们都必须用德语：“12969号囚犯前来报到。”即便囚犯们用母语说话，也会用德语词汇指代一些物件、任务和区域。[88]普里莫·莱维明白在上学时学到的基础德语无比珍贵：“会说德语意味着活命。”为了增加活下去的概率，他让一名囚犯教他德语，学费是面包：“我觉得这面包花得实在太值了。”[89]那些掌握集中营语言的人有望成为集中营的老手，而那些无法掌握的人则只能随波逐流，将自己暴露于惩罚之下；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将审头的棍子称为“译员”（Dolmetscher），这个叫法并非凭空而来。[90]

除了特定的词汇之外，集中营的老囚犯会用一种不同的语调——尖锐、粗粝且凶狠。[91]有时他们会用党卫队的委婉说法指代死亡和谋杀，比如“离去”、“终结”和“过烟囱”。但大多时候他们的语言直白到粗俗。“快点拉，贱货！”一名审头在奥斯维辛公共厕所朝一个女人喊道，“不然我宰了你然后把你扔进屎堆里。”这里也没有体面的空间。1944年夏天，埃本塞集中营的捷克囚犯德拉霍米尔·巴尔塔（Drahomír Bárta）在日记中写道，囚犯们常用的侮辱性词汇包括“猪”和“白痴”。[92]

这种粗俗的语调反映了囚犯的堕落，但同时也是他们宣泄恐惧和失望的出口。黑色笑话都有着一个相似的作用，讽刺或是充满怨恨的幽默成了集中营老资历囚犯的一个特质。“发现这种幽默感，”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后来写道，“支撑着我们许多人活了下来。”[93]幽默是一种防御机制，可以让囚犯们暂时远离集中营的恐怖——无论多么短暂。没什么是不可以开玩笑的，无论是食物（在萨克森豪森，一份恶心的鲱鱼糊被称为“猫屎”），还是党卫队的侮辱（在达豪，在囚犯的平头上剃下的一道被称为“虱子的高速路”），抑或死亡本身（在布痕瓦尔德，囚犯们会拿焚尸炉飘出的云朵形状开玩笑）。关于囚犯的笑话也很多，尤其是新来的囚犯。这些人期待着很快就被释放，而资历老的囚犯则会刺激他们：“开头15年最难熬，之后你就能慢慢习惯了。”就是这样，老囚犯们树立了强硬的老手形象，屹立于那些还在学习集中营一切的新来者之上。[94]

自1940年6月和第一批囚犯来到这里，维斯瓦夫·凯拉已经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熬过了几个春秋，如今已成为一名老资历的囚犯（囚号290）。通过与其他老资历波兰囚犯的关系，他可以获得重要的商品以及更多的食物，包括偶尔拿到香肠、火腿这样的美味。当他感染了斑疹伤寒，他从朋友那里拿到了药品，而当党卫队因为他生病而把他筛选出来时，他的经验和人脉再次把他从毒气室救了出来。就像其他老囚犯一样，凯拉得以逃离最糟糕的劳动分队，待在医务室里，在1943年以前几乎没有劳作过，躲避劳动和保住性命的技巧也愈发纯熟。他对于日常暴力的恐惧也逐渐消失，其他审头都会注意不去纠缠他这样的老囚犯，因为这些人可能会认识有权势的朋友。甚至少数党卫队队员也会表示尊重。不过凯拉从来没有感到过安全。他知道现在的一切都是通过运气、诡诈和牺牲获得的，有可能第二天就会失去。这一天在1944年11月到来了，凯拉被送往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卫星营波塔韦斯特法利卡（Porta Westfalica）。像他这样的老资历囚犯对这种调动极为恐惧，因为他们通常会从囚犯阶级的顶层掉下去；现在他们自己成了新来者，受新集中营的特权阶级摆布。[95]

这些囚犯中的精英阶层有时似乎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普通犯人每日为了求生而疲于奔命。而特权囚犯则可以享受奢侈的休闲时光。虽然这种奢侈是受规定限制的，但这些活动还是将他们带去了超越集中营的另外一个地方。[96]党卫队允许的其中一项消遣活动是体育，尤其是男性囚犯，他们可以参与一系列体育活动。[97]足球尤其流行，像在纳粹建立的泰雷津这样的犹太人聚居区，国家之间的比赛经常在几座集中营之中上演。比赛大多在周日进行。有特权的囚犯还可以观看囚犯之间的拳击比赛，选手们可以获得食物奖励。虽然这种比赛原本是为了特权囚犯和党卫队队员娱乐而设立的，他们喜欢在比赛中下注，但有些囚犯从其中看到了一些反抗的成分，尤其是当一个外国人将一个德国人击倒在地时。[98]

党卫队也会批准特权囚犯进行一些文艺活动。周日他们可以前往集中营管弦乐队举办的音乐会，欣赏从歌剧到流行音乐等一系列丰富的节目。[99]他们还可以在集中营图书馆里阅读书籍，享受独处的时光，这些图书馆随着战争的进行变得越来越大。“集中营的图书馆太棒了！尤其是在古典文学领域。”荷兰作家、左翼记者尼科·罗斯特（Nico Rost）在1944年夏天的达豪日记中这样写道。[100]在几座集中营里，党卫队甚至会放映电影。一些囚犯得以在荧幕上的剧情和浪漫中短暂忘记自己，但恐怖和死亡从未走远。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观看电影的大厅也被当作行刑厅使用，比克瑙集中营的电影则是在火葬场旁边放映。一天晚上，维斯瓦夫·凯拉刚刚看完一场轻歌剧，走在回营房的路上，他经过了一大队犹太男人、女人和小孩，这些人正在去毒气室的路上。[101]

与集中营最格格不入的要数一些人脉广博的囚犯的结婚典礼了，比如1944年3月18日，奥地利共产党人鲁道夫·弗里梅尔（Rudolf Friemel）娶了他的妻子，后者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从维也纳来探望他。他们在城里办了结婚典礼，在党卫队营房举办了喜宴，之后这对夫妻踱步穿过主营区前往妓院，在那里度过新婚之夜。其他囚犯很少谈论这些事，因为他们明白奥斯维辛登记处的官员大多签发的不是结婚证明而是死亡通知——包括鲁道夫·弗里梅尔，他于1944年12月底越狱失败之后被绞死。[102]

从表面上看，集中营囚犯可以享受闲暇时光十分不寻常。但这符合党卫队对于集中营的愿景。毕竟，集中营党卫队总会试着保持一些正常的轨迹，比如芳香的花坛，而囚犯图书馆也向来访者和员工展示了一个有序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党卫队想要通过一些刺激来赢得某些特定囚犯的合作，用好处换取服从。这种娱乐活动使纳粹受害者之间的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那些踢足球的囚犯体格健壮，穿着干净的运动服和带钉的球鞋抢球，而其他囚犯瘦骨嶙峋，衣衫褴褛，为了生存而挣扎；没有什么画面比这更能凸显群体之间的鸿沟。[103]特权囚犯和死囚的世界经常会交织在一起。1944年7月9日是一个周日，那天下午在埃本塞集中营，德拉霍米尔·巴尔塔继续履行他作为审头的职责，为一名逃跑失败后祈求开恩的波兰囚犯和抓住他的党卫队队员做翻译。巴尔塔目睹了囚犯被党卫队队员殴打，然后被一条狗咬残。之后他像往常一样度过了周日剩下的时光，和朋友们打排球。[104]

审头

正如“活死人”代表了集中营对囚犯身体的摧残，审头则代表了集中营对囚犯灵魂的腐蚀。审头走狗的形象出现在许多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中。在描述奥斯维辛的审头时，匈牙利犹太人伊蕾娜·罗森瓦瑟（Irena Rosenwasser）简单地说：“他们知道自己位于顶端，因为他们可以打可以杀，可以送人去毒气室。”[105]囚犯职员的影响力确实在二战期间显著提高了。因为员工极度紧缺——党卫队队员与囚犯的比例从20世纪30年代末期的将近1∶2下降到了1943年中期的1∶15——所以官方任命了更多的囚犯作为监督员和职员。[106]在新建的卫星营中，这点尤为突出，对大多数毫无经验的党卫队队员来说，这些老囚犯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任囚犯营区长布鲁诺·布罗德尼维茨（Bruno Brodniewicz）被其他囚犯广泛地认为是一个爱记仇的暴君，他后来担任过诺伊-达赫斯（Neu-Dachs）、埃特拉赫特（Eintrachthütte）和俾斯麦赫特（Bismarckhütte）这几座卫星营的营区长。[107]囚犯们明白审头职位所带来的地位和特权能帮助他们活下来——在埃本塞集中营，囚犯职员存活下来的概率几乎是普通囚犯的10倍——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几乎没有人拒绝这一职位。[108]最大的受益者是像布罗德尼维茨这样的德国人，他们占据大多数的要职。对于大多数普通囚犯来说，他们完全就像是另一个种族：他们是“集中营里的半神”。[109]这一描述抓住了其他囚犯对他们的敬畏，但也明确指出审头并不是谁都动不得的。党卫队仍然处于最高地位，可以随时将他们从神坛上推下去。

权力与特权

战争期间审头的崛起似乎势不可挡。由于党卫队视察的次数变得不那么频繁（因为缺少人手和害怕染上疾病），营头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权力，监工的影响力也开始增长；早在1941年，被任命为奥斯维辛法本公司工地总监工的囚犯手下就有十几名审头，每名审头手下又管理着50～100名囚犯。[110]审头们也有了新的职责，他们可以前往集中营几乎所有区域。随着党卫队组织复杂化，文书工作也越发繁重，许多囚犯被招募到行政岗位。中队办公室（orderly room）是主营区的数据中心，审头们在这里汇总囚犯人数和构成的相关数据，监管囚犯的营房分配。在政治办公室，囚犯们承担了书记员的职责，从登记新囚犯到录入党卫队通信。而在劳动办公室，审头编写关于劳动产出的报告，并且帮着分配囚犯去劳动分队和卫星营，这项工作尤为关键。[111]

许多新任审头的工作都与胁迫和恐吓相关，尤其是在战争后期。当涉及肉体惩罚时，党卫队此时已经依靠营头和其他人员来鞭打囚犯，他们会收到钱或者香烟等小奖励。[112]除此之外，党卫队建立了审头小队，进一步用囚犯管理囚犯，这种现象在大集中营中尤为常见。他们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营区警察，据一名前布痕瓦尔德小队成员描述，他们的职责主要是维持“秩序与纪律”。这在实际中意味着他们需要在营区巡逻，引导新来的囚犯，守卫食物仓库以防止其他囚犯偷窃，通常会暴力行事。[113]

一些审头（其中有男有女）直接参与大规模屠杀之中，将病弱囚犯筛选出来，押送他们前往处刑地点或是直接杀死他们。达豪火葬场的高级审头埃米尔·马尔在1944～1945年帮助绞死了上千名囚犯。“我的工作包括将绞索套在囚犯脖子上。”他后来承认说。[114]审头也会按照公开或半公开的指令暗杀某些囚犯，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审头也会按照自己的意愿杀人，所作所为远比战前凶残。就连绝望的囚犯乞求食物、衣服或是去医务室看病都会导致致命的结果。1945年初，一名波兰犹太囚犯在被遣送到弗洛森比格的一座卫星营途中想要面包，结果被一名德国审头活活打死。[115]

一些审头攫取了巨大的权力，甚至让他们的党卫队主子感到不安。但总的来说，审头的存在对党卫队而言，好处要远远大于坏处：这是一种用更少的党卫队队员经营更多集中营的办法，简单有效。不过，占统治地位的囚犯总会有与党卫队官员钩心斗角或是窥得党卫队太多犯罪和腐败秘辛的风险。集中营官方的回应就是替换掉有嫌疑的审头（甚至是党卫队官员），将他们打入地牢甚至更惨。[116]

权力越大，获得的特权也就越大。审头在人群中十分显眼，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展现地位的胸章或是带颜色的臂章。他们的资历越深，也就越显眼——尤其是对于男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社会地位差别尤为显著。这些审头一般留长头发，而不是像普通犯人剃光头。他们穿着干净衣服，还有皮鞋甚至靴子可穿，不会像其他人那样衣衫褴褛。一些高级审头还会将他们的囚服重新剪裁，或是穿从党卫队仓库偷来的平民服装，或是在裁缝工坊定做剪裁得体的套装。“他们穿得更好，”大卫·鲁塞写道，“因此他们看起来更有人样。”[117]

审头们看起来也更精神，“他们是集中营里唯一健康的囚犯”，一名幸存者在1945年这样说。[118]大多数时候他们免于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很少接触病人。高级审头通常分开睡，住在营房入口处的一个区域，或是自己的专属营房。在这段时间里，他们逃脱了充满病菌、人满为患的营区，逃脱了木板床和干草包。他们睡在干净的床铺上，周围都是珍贵的文明记号——花瓶、鲜花、窗帘。进餐也是在铺着整齐桌布的桌子上。[119]

审头通常会通过贪污和偷窃让自己富裕起来。他们从别人的配给和包裹中，甚至是党卫队的仓库中顺手牵羊。“犹太囚犯带来了太多的东西，我们就拿了，我们当然会这么做，”奥斯维辛集中营审头约普·温德克在战后如是说，他补充道，“作为审头，我们总会把最好的留给自己。”[120]敲诈和牟取暴利的现象十分猖獗，审头们将他人的悲惨转化成自己的利益。1943年11月，饥肠辘辘的海姆·卡尔沃（Haim Kalvo）找到他的监工想多要一点儿食物。此时距离他和其他4500名希腊犹太人被遣送到这座奥斯维辛的卫星营已经过去六个多月了。这位绝望的萨洛尼卡酒馆老板提出用自己嘴里的金牙换，审头答应他可以用一颗金牙换取几个面包。于是审头“拿出一把钳子，在我俩走到一边后，将金牙拔了出来”。卡尔沃在几天后对听说这次交易的党卫队队员说道（卡尔沃最终在集中营幸存下来）。[121]

性爱大体上也只有审头才能享用，这不仅限于营区妓院中。在营区里也一样，一些审头借职权之便，予取予求。男人强迫女囚犯就范，不过因为男女营区相距甚远，同性关系要频繁得多。最常见的关系发生在审头和年轻囚犯之间，这些年轻囚犯被称为“陪宝儿”（Pipel），通常是出于一些实际原因就范，比如希望得到食物、影响力和保护。[122]同时，性暴力也会带来深深的伤疤或是更可怕的后果。一些凶残的审头试图杀死自己的受害者来避免被发觉。当青少年罗曼·弗里斯特（Roman Frister）一天夜里在奥斯维辛卫星营的营房中被审头强奸后，他发现审头把他的制服帽偷走了。如果没有帽子，弗里斯特会在下次点名时受到惩罚。为了救自己，弗里斯特偷了另外一位囚犯的帽子，后者第二天早上被党卫队处死了。[123]

审头从不羞于展现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这么做会强化他们的地位，让其他囚犯听话，比如一名毛特豪森的审头在集中营巡逻时坚持戴白手套。他们对普通囚犯的蔑视可以用一个例子总结——曾经一名德国审头想都不想，便用普里莫·莱维的肩膀把自己的脏手擦干净。[124]有时候，审头这种对于他们地位的自豪感昭然若揭。当约普·温德克这种人在1942年秋天获得莫诺维茨集中营营区长的位子时，这代表着他社会地位的巨大提升。在德国社会边缘过了半生，经历了长时间的失业，并因为小偷小摸而坐牢，这个没有技能的男人现在站在了数千名囚犯之上。他曾经是一名领主，温德克在20多年后因为自己的罪行受审时，仍然这么欣然地回忆。[125]

普通囚犯对审头的反应各不相同。一些囚犯会奚落审头的权力和自大，不过一般情况下他们会躲开如温德克那样最臭名昭著的审头，回避他们行走的路线。还有一些马屁精，希望通过拍马屁来提升自己的地位，或者得到一点儿食物；这也是囚犯们会争着为营区长拿汤壶的原因。[126]而最通常的反应是嫉妒和厌恶，这也刺激了一些审头去不断重申他们的权力。“我有权力，”一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审头每天早上都会对囚犯们说同样的话，“把你们每一个人都捏碎。”[127]

审判一名审头

卡尔·卡普（Karl Kapp）很容易就被当作典型的审头。他于1933年第一次成为监督员，当时他35岁，因为是工会积极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城市议员而被逮捕，短暂地在达豪关押过一阵。他的审头生涯真正开始是1936年他作为一名老资历的政治犯被抓回这里之后。接下来的几年里，这名来自纽伦堡、口音浓重的屠夫稳步晋升，从营头到监工（监督1500名犯人），一路当到整个集中营的营区长。[128]在他担任达豪审头的这些年里，卡普获得了严苛的名声。他总是用短促有力的声音朝囚犯嚷嚷。他抽打那些涉嫌偷懒的人，或是将他们报告给党卫队，这可能令他们丧命。除此之外，他还会依照命令杀人，参与党卫队在营内外的处决。当局作为奖励给了他许多特权，就像少数超过党卫队预期的审头一样，他最终于1944年获得了终极奖赏——自由。1944年他被释放和家人团聚，在二战末期成了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的建筑承包商。[129]

但卡尔·卡普一点儿都不典型，或者说根本没有典型审头这一说。确实有一些囚犯加深了凶残审头的印象。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如此描述她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凶残而贪婪的监督员：他们似乎是在模仿党卫队队员，直到变得一模一样，除了制服之外。但也有截然相反的例子，她补充说，比如那些让囚犯们过得更好的善良的女审头。[130]虽然男审头往往比女审头更频繁地使用暴力，但他们中也有体面的人。有些人坚守原则不去殴打其他囚犯，更多的人则只有在党卫队在附近时才会变得严苛。[131]

随着审头在党卫队中越陷越深，他们经常会经历良知上的拷问，海泽根布什集中营的年轻囚犯大卫·科克（David Koker）在1943年11月的日记中称之为“道德宿醉”。[132]党卫队让审头变成酷吏和刽子手的尝试对许多人来说是分水岭。在达豪，并非所有审头都遵循卡普强行施加的命令，对囚犯进行肉体惩罚。在一次营头们的激烈会议上，一名审头抨击了卡普的做法，宣称宁愿自己被打也不愿意打囚犯伙伴，这个发言收获了其他审头的欢呼。不管在达豪集中营还是其他地方，有这种想法的审头在鞭打囚犯时会假装很用力，但实际不然，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违抗党卫队的命令。[133]其他人则公开挑战权威。1943年7月，达豪卫星营阿拉赫的营区长、共产党员卡尔·瓦格纳（Karl Wagner）就直接拒绝打其他囚犯；他被鞭打了25下，然后扔进地堡关了几周。[134]

卡尔·卡普参与党卫队处决的行为在达豪囚犯中极具争议，也招致了其他高级审头的蔑视。不过当他们与他对峙时，他只是耸耸肩离开。[135]和卡普不一样，一些审头在党卫队面前坚持原则：他们不会杀人。当多拉集中营党卫队让两名囚犯营区长格奥尔格·托马斯（Georg Thomas）和路德维希·希姆恰克（Ludwig Szymczak）在点名广场绞死一名俄罗斯犯人时，他们违抗了命令。怒不可遏的党卫队队员从他们制服上扯下代表审头的臂章，将他们拖走；这两人都没能活到战争结束。[136]党卫队会威胁审头，如果不乖乖听话当好打手，他们自己也会被处决。在这种威逼下，那些屈服于党卫队的审头，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卡普一样，无所谓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名共产党审头在被迫杀死另一名囚犯之后无法承受内疚，最终上吊自杀。[137]

即便是卡普这样的人，其内心也远比他表现出来的更为复杂。像他这样对党卫队言听计从的审头都有合理的理由。首先这是一个简单的自保问题，对那些表现得太仁慈的审头，党卫队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降级或是惩处。[138]失去审头的职位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意味着失去特权，也会将他们暴露在同伴的愤怒之下。曾受过审头处罚的囚犯经常会幻想有一天风水轮流转，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他们会实行报复。党卫队认为这种复仇情绪是有益处的，因为这可以让审头们成为更好的从犯。就像海因里希·希姆莱在1944年对纳粹将军们解释的：“只要我们觉得（一名审头）不合格，他就不再是审头了，他再次和囚犯们睡在一起。他知道这些囚犯会在当晚就把他打死。”[139]就这样，一些审头陷入了恶性循环。只要其他囚犯视他们为党卫队的走狗，他们便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加倍凶残，以防自己因失去党卫队的保护而丧命。[140]

但卡尔·卡普并不仅仅关注自己的生存，他还利用权力帮助其他囚犯。作为营区长，他允许囚犯偷运食物到受罚队，还帮助一些囚犯获得了更好的职位。[141]当然，他能做的也有限，而他帮忙或许也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因为这些人形成了一个对他感恩的圈子。[142]不过，卡普帮助的人范围很广，还延伸到了来自其他背景的囚犯。他曾经冒着很大的风险救下了几名他不认识且政治观念和他相左的囚犯。[143]

就像许多高级审头一样，卡普坚定地认为他的暴力阻止了很多更坏的事情。在战后接受审讯时，他坚称自己只会在没有办法时才会向党卫队告发囚犯，而且仅限于这些囚犯的行为威胁到集体的时候；而在其他所有时候，他都确保是由自己亲自进行惩罚。卡普继续说，有些囚犯眼中疯狂的暴虐，其实是他精心计算之后不让党卫队亲自施暴的努力。如果他没有在检查营房时下严苛的命令，凶残的党卫队分区主管将会自己来惩罚囚犯。如果他不去打那些点名迟到的犯人，党卫队会让全体囚犯遭殃。如果他不去踢偷懒的囚犯，党卫队折磨他们的同时还会惩罚劳动分队的其他人。[144]

卡尔·卡普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为了防止党卫队施暴，他必须自己扮演党卫队的角色。[145]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不少普通囚犯的认同。他们认可说审头的惩罚要比党卫队轻得多，也会将党卫队的注意力引开，他们也会为审头惩罚偷窃和偷逃的囚犯鼓掌。[146]“在他的嚷嚷下，卡普可以阻止真正的恶棍过来。”一名在达豪集中营幸存下来的牧师这样说。甚至一些卡普的受害者也为他辩护。因为在前往点名广场时说话，卡普打了保罗·胡萨克（Paul Hussarek）的脖子，后者确信卡普的做法使他避免落到党卫队手里，也避免了一个更糟糕的结果。“直到今天我仍然感激卡普打了我。”他许多年后说。[147]还有许多其他幸存者为卡普说话，甚至一些视他为坏蛋的对头也承认卡普避免了党卫队更加过分的行为。[148]

1960年的慕尼黑法庭剖析了卡尔·卡普的行为，在这里他被指控虐待和谋杀囚犯。最终，法庭认定卡普无罪。法庭宣布，卡普远非自愿成为党卫队走狗，他对囚犯们保持了忠诚，冒险保护了他们。[149]考虑到案件的复杂性，这可以说是一个过分一边倒的判决。法官用道德标准衡量了这些充满争议的行为，最终对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卡普是不是一个好人？”——做出了有力的答复。毕竟，难道卡普没向党卫队告发过自己的同伴吗？难道他没参与鞭打、绞死无辜的囚犯吗？

即使那些咒骂卡尔·卡普的人也要记住，他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毕竟他也是纳粹暴行的受害者，在集中营里被关押了将近九年。[150]对其他有特权的囚犯来说也是一样。一些最冷酷的审头也经历过党卫队生不如死的折磨。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名女审头殴打了一位与她母亲年龄相近的老囚犯，当另一名囚犯跟她对峙时，审头回答说：“我母亲也被送进毒气室了，对我来说无所谓。”[151]对于那些一步步走上审头位置的人来说，每天的集中营生活和权力的熏陶都给他们留下了无法消弭的印记；任何保留道德良知的老手都被其他犯人当作圣人。[152]这并不是给每个暴力行为找借口。但毕竟审头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些作用。即便最坏的审头说到底仍是一名犯人，希望能熬过今天。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囚犯都一样：他们中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能活过明天。[153]

阶层

审头阶层内部的差距并不比囚犯之间的差距小。像卡尔·卡普这样有权力的人物和做营区服务的囚犯有着巨大的差别，后者需要听候上级调遣，给他们擦鞋、做饭、铺床。即使都是审头也有主人和仆人之分，这就是大卫·鲁塞所写的，一场“一步步往爬上”的残酷斗争。[154]那些成功登顶的人会成为要人。他们占据了中队办公室、劳动办公室和政治办公室，还有医务室、厨房和衣库的要职；一些重要的营头和劳动监工也属于此列。[155]这些人权力巨大但数量很少；获得审头职务的囚犯很少，获得要职的就更少了。比如1945年2月，毛特豪森集中营关押了1.2万名囚犯（不包括病弱囚犯的营区），只有184名审头有资格佩戴腕表，这是这些要人的特权之一；有一点非常显著，其中134人都是德国人。[156]

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集中营党卫队从策略上让德国人地位高于外国人，这也反映了德占欧洲地区的社会关系。虽然在1944年，德国人在集中营全部人口中的比例远低于20%，但最顶层的审头职位大多由德国囚犯把持。[157]党卫队的行为受到了纳粹种族主义思维的影响。[158]希姆莱经常提起一种对“相同血脉”的忠诚，即使那些看起来是人渣的德国囚犯，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也觉得自己的同胞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地位应该高于其他国家的废物。[159]

这种优待不仅是教条指示的，也是出于实用主义。德国囚犯会说管理者的母语德语，这点非常关键；他们的语言是集中营的官方语言——无论是文件、标志还是指令——同时党卫队的要求可以被很好地理解。经验也很重要。党卫队找的是那些了解集中营的人，而几乎所有最了解集中营的囚犯都是德国人。[160]随着战争期间对审头的需求量越来越大，集中营党卫队有时会将实际考虑置于意识形态之上，将那些最受鄙视的囚犯群体中的德国人提拔到关键岗位上。比如被当作同性恋者抓起来的囚犯，他们在战争前期饱受党卫队暴力虐待，这种虐待于1942年夏天到达顶点。[161]虽然之后他们中也有人被杀，但越来越多佩戴粉色三角的囚犯被任命为文员、营头和劳动监工；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一名德国同性恋者甚至于1944年末被任命为营区长，监督这座由普通保护性拘禁犯组成的集中营。[162]

中阶或是低阶的职位通常由外国囚犯获得，随着战争的推进，外国审头的数量不断攀升，地位也有所提高。在东部占领区，德国囚犯远不能填满空缺的职位，所以许多职位落到了波兰人头上。[163]在其他地方，党卫队也依靠外国人，尤其是在战争后半段。几乎来自所有欧洲国家的囚犯都被提拔过，但他们的职业前景因集中营不同而有所差异，主要取决于营中该国囚犯数量以及他们的资历。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来自波兰的大规模遣送早在1940年就出现了，波兰女人也就逐渐占据了低阶和中阶的审头职位，甚至挤掉了一些德国“反社会分子”。相比之下，法国女人直到1943～1944年才被大规模遣送到这里，因此她们基本上被排除在营头和营区警察这样的职位之外。[164]

随着审头阶层的扩张，其中的犹太人也不断增加，虽然他们大部分职责仅限于监视犹太囚犯。[165]最开始，这种发展仅限于有大批犹太人遣送过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和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据幸存者说，在1944年初期，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内约一半的营头都是犹太人。[166]随着犹太人被关进波罗的海地区的东欧集中营以及德国境内的卫星营，佩戴黄色星星的审头人数在其他地方也有所增加。在专为犹太人设立的卫星营中，犹太人被任命为劳动监工、医生、文员和营头，甚至有人被任命为营区长。他们中的一些人此前有在犹太人聚居地工作的经验，在囚犯同胞和德国统治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游刃有余。在犹太人聚居地，犹太人委员会被赋予了管理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责任。[167]

当然，审头并没有什么职业保障，顶层职位如此，下面更是如此，升职、调职、解职十分频繁。高级审头一项最大的权力就是提拔别人。明面上，人事任命是集中营党卫队做出的。但实际上，党卫队队员经常被有经验的审头左右，尤其是在选择中阶和低阶管理岗的人选上。通过这种方式，那些囚犯管理者决定了审头阶层的组成，创造了由感恩和忠诚织就的囚犯关系网。[168]这是另外一个“抱团”的例子。比如政治犯就会竭尽所能为他们的支持者获得审头的职位，同样地，外国审头也会提拔他们本国的人；在拉文斯布吕克，许多波兰审头能获得职位还要归功于海伦娜·科雷文娜（Helena Korewina），她是党卫队集中营主管的翻译，十分有影响力。[169]对于审头职位的竞争再次引发了囚犯群体的对立。这种斗争在各个阶层展开，但最为显著的还是在囚犯阶层顶端，对立的双方往往是两个德国囚犯群体：佩戴红色三角的政治犯和佩戴绿色三角的所谓罪犯。

红绿之争

当贝内迪克特·考茨基于1945年回忆起他作为犹太社会主义者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奥斯维辛的七年时光时，他对自己的囚犯同胞没什么好话。但他将最严厉的谴责留给了“绿色”审头，他们“极度凶残并且贪得无厌”。考茨基形容他们比起人来更像动物。他说，作为屡教不改的重犯，这些人成了党卫队完美的共犯。党卫队将他们变成了最忠诚的走狗。他记录称，无论“绿色”审头在何处获得了高级审头的职位，结果必然是灾难性的，集中营里将充满背叛、折磨、敲诈、性虐待和谋杀。“绿色”是“集中营里的瘟疫”。只有为了所有体面的囚犯谋取利益的政治犯才敢站出来和他们对抗。考茨基总结说，正直的“红色”和邪恶的“绿色”较量，对其他囚犯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170]

考茨基的话代表了许多幸存者的想法，尤其是像他一样的前政治犯。[171]在他们的证言中，他们往往将“绿色”形容为死亡威胁，这些人在进入集中营前就是无法无天的罪犯。根据一名德国共产党员在1945年的叙述，纳粹在掌权后聚集了“几千名恶棍、杀人犯和诸如此类的人”，然后就用这些以谋杀为爱好的混蛋填充了几乎所有的审头职位。[172]可怖的“绿色”审头形象被一遍又一遍地描绘，已经成了集中营流行作品中的固定形象。但这不过是夸张的漫画式描述。确实就像许多漫画一样，其中有一些真实。曾被定罪的人确实获得了一些高级审头职位，尤其是在一些男子集中营，他们中不少人都在集中营里犯下了丑恶的罪行；“血腥阿洛伊斯”“恐怖的伊凡”这些审头外号不言自明。[173]但事实是他们中部分人的罪行招致了整个群体的恶名。

和许多政治犯的普遍认知不同，只有很少的“绿色”囚犯是作为暴力罪犯被送来集中营的。即便是像普里莫·莱维这样精明的观察者也错误地认为纳粹党特别选择了一些监狱的顽固犯罪分子来集中营当审头。[174]事实上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大部分战前时期被关在集中营中的罪犯仅犯下了轻微的财产罪行，而不是暴力罪行。这一点在战争时期并没有改变。被判刑的强奸犯和杀人犯通常不会被送到集中营，而是送到国家监狱中，这些人要么被关在黑暗的牢房里，要么被送上绞刑架或者断头台。[175]集中营中大部分“绿色”囚犯只是小偷小摸，或者根本没犯罪。这些男人和女人作为十恶不赦罪犯的名声不是来自他们的犯罪记录，而是来自囚犯同伴们的黑色幻想。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小偷小摸的罪犯变异成了连环杀手。[176]一些审头的暴力行为似乎印证了这些想象中的杀人往事，疯狂的谣言终于变成了现实。

但现实往往是另一番模样，即便是那些最臭名昭著的“绿色”囚犯。比如恶毒的审头布鲁诺·弗罗耐克（Bruno Frohnecke）。弗罗耐克自1941年起就作为惯犯被关在这里，成了奥斯维辛一个大型施工队的祸害。他只要抓住机会就虐待其他囚犯，用拳头、棍棒打他们，踢他们的下腹和生殖器。“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从来没见过他这样的人，”一名幸存者在1946年这样告诉德国警察，“他不是个恶棍；他是个谋杀犯，名副其实的谋杀犯。”但在他落入党卫队手里之前，弗罗耐克并没有展现出任何残暴的迹象。他本来是个笨拙的骗子，不是个杀手，因为一些小诈骗案一次又一次被抓。简单来说，弗罗耐克并不是天生的杀手：他是在集中营内才变成暴力罪犯的。[177]另外，弗罗耐克的背景对“绿色”审头来说十分典型，但他在集中营内的行为并不典型。有些其他“绿色”审头展现了伙伴友谊，冒着很大风险从死神手里救下了其他囚犯，其中包括犹太人。[178]

奥斯维辛前30位审头的案例十分有代表性。在文学作品中，这些人有时被定义为典型的“绿色”罪犯。[179]当你近距离观察时就会发现更复杂的故事。虽然他们都是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的“绿色”老手，在奥斯维辛享受着许多优待，但他们中并非所有人都滥用权力。一些人确实变成了谋杀犯，就像进入集中营前撬保险箱的伯恩哈德·博尼茨（Bernhard Bonitz，囚号6）。在他成为营头的第一年据说就勒死了至少50名奥斯维辛囚犯。他会将受害者摔在地上，用一根棍子压住他们的脖子，然后踩在棍子两头。他后来作为法本公司工地施工队的第一审头长继续着他的恶行，管控约1200名囚犯。[180]不过他的一些“绿色”同事和他的言行完全不同。因为博尼茨和其他臭名昭著的审头“对囚犯们的所作所为”，他们都避着走，这是容尼·勒谢尼克（Jonny Lechenich，囚号19）的原话。有一次他们当面指责博尼茨；他们告诉他，他也是一名囚犯，应该用更人性的方式对待他的同伴。勒谢尼克自己成了集中营地下组织的活跃分子，之后和两名波兰囚犯逃了出去，加入了波兰本土军队。[181]他并不是唯一一个没被冲昏头脑的人。奥托·屈泽尔（Otto Küsel，囚号2）是奥斯维辛劳动办公室的一名审头，他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体面人。最终他和三名波兰人于1942年底逃跑了，事前并没有向党卫队告密。在经过九个月的逃亡之后，屈泽尔再次被捕；他被带回奥斯维辛集中营，关在地堡中折磨了几个月。[182]

更多情况下，并非只有像伯恩哈德·博尼茨这样的“绿色”审头如此凶残。比如每当犹太囚犯被另一个佩戴黄色三角的人折磨，他们都会愤怒不已：“你自己不也是犹太人，不是和我们一样？”阿夫拉姆·凯泽尔（Avram Kajzer）这样质问他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监工，后者用拳头回应了他的话。[183]对于凶残的“绿色”审头的关注使人们忽略了一个难堪的事实：无论是哪个背景的审头，他们都可能和党卫队沆瀣一气、实施暴行。

集中营党卫队习惯上也不会比“红色”更偏爱“绿色”。自集中营诞生以来，政治犯就已经填充了管理职位，这种情况在战争中得以延续。比如重要的办公室职位几乎都被政治犯占据，因为他们很可能本身已经掌握了必要的管理技巧。“红色”也会拿到其他有影响力的位置，比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共产党员于1943年前已经掌握了所有关键职位。[184]

集中营党卫队这种务实的做法使得佩戴红色三角和绿色三角的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185]在达豪集中营里“红色”占据了上风，他们努力将“绿色”送去做苦力或是人体实验，并且限制他们接受治疗。其中一名前囚犯回忆起当他前往医务室寻求治疗水肿时，“红色”审头将他打出来并大喊：“滚开，绿猪！”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辩解称他们的行为是为了报复战争初期他们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中遭受的“绿色”虐待。而弗洛森比格的“绿色”又反过来称他们的攻击是为了报复更早时候政治犯在达豪对他们的虐待。[186]这种暴力的循环似乎没有终点，不断加深两个囚犯群体间的敌意。

不过，这种争权夺利的意义被夸大了。总的来说，斗争的结果只对很少数受益的囚犯有意义。“红色”审头只为他们自己的群体战斗。[187]同样地，大多数“绿色”审头获得的利益也只是惠及他们的同伙，甚至连同一个营房其他佩戴绿色三角的犯人都无法受益。[188]从整体来看，当“红色”掌权的时候更多囚犯受益的可能性更大。[189]但这最多只是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佩戴红色和绿色三角的高级审头都会抱团，广大的普通囚犯很难将他们区分开。一名奥斯维辛的波兰幸存者在1946年写道，德国政治犯和“绿色”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同样被其余囚犯憎恨着。[190]

党卫队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囚犯们为了审头职位争得头破血流，这种斗争的激烈程度在低阶囚犯中也是一样。[191]根据海因里希·希姆莱的说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敌对”，让一个法国审头管理波兰犯人，或是让一个波兰审头管理俄罗斯犯人。党卫队有时也会用这种方法让“红色”德国人和“绿色”德国人互相斗争，以防止任何一个群体独大，不听党卫队的命令。[192]

一些囚犯有着不同的想法。1942年秋天，经济与管理部以“煽动叛乱”的罪名将18名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共产党员送到了弗洛森比格集中营，他们都是高级的“红色”审头，其中包括营区长哈里·瑙约克斯。名义上这些囚犯干部是被送来做苦力，但党卫队肯定是想让在弗洛森比格占绝大多数的“绿色”审头将他们折磨死。不过出乎党卫队的意料，这些“绿色”罪犯帮助他们活了下来，就连共产党员自己都觉得惊讶。[193]其他地方的囚犯也会偶尔携起手来。比如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一个“绿色”撬锁贼制作的钥匙让“红色”审头拿到了党卫队保险箱中的秘密文件。[194]不过，更多情况下，这些囚犯会互相攻击。正如卡尔·阿道夫·格罗斯（Karl Adolf Gross）在1944年6月9日的达豪日记中绝望地总结：“我们共同的敌人挑拨不同颜色的囚犯群体互相敌对简直易如反掌！”[195]

医务室之内

最能感受到道德两难的人恐怕还是那些在医务室工作的审头。随着战争的推进，集中营党卫队在囚犯中招募了越来越多的文员、护士和医生。少数职位提供了帮助或伤害其他囚犯的机会。几乎每天早上，油尽灯枯的囚犯都会把集中营医务室围得水泄不通，但审头们往往只会接收那些很快就会痊愈的人。“对于那些我拒绝的人，”一名多拉集中营的囚犯医生在战后写道，“这通常意味着判了死刑。”[196]这些医生也参与置人于死地的筛选，因为他们往往比大多数党卫队医师更合格，也对病人了解更多，所以他们的话也更有分量。[197]荷兰的犹太医生埃利·科恩协助了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第一次筛选之后崩溃了；他此后还参加了多次筛选，但羞耻感一直萦绕在他心中。[198]一些医务审头甚至会进行毒药注射或参与人体实验，就像上文提到的门格勒医生的助手米克洛什·尼斯力。[199]事实上，几乎所有实验都需要囚犯的帮助。在达豪集中营中，十多名审头在拉舍尔医生臭名昭著的实验团队中工作，检查实验设备、记录数据、进行尸检还有选定一些受害者。[200]

就像一名囚犯医生所说，成为“体制的一部分”最主要的原因和其他成为审头的人一样——生存。虽然有被感染的风险，但医务室仍然是集中营囚犯最安全的工作地之一，对犹太人来说尤为如此。受过训练的医生的死亡率一直很低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被保护得太好了，”科恩写道，“我们真的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里。”[201]就像集中营通常那样，生存意味着沉重的代价：助长党卫队的恐怖。同其他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2年4月来到这里几个月之后，扬·魏斯（Ján Weis）成了奥斯维辛主营医务室的一名男护士。1942年秋天的一天，他必须按照惯例帮助党卫队勤务兵杀死生病的囚犯。一名病入膏肓的囚犯进来，魏斯惊恐地发现这是他的父亲。因为害怕丢掉自己的性命，他什么也没说；他看到党卫队勤务兵给“父亲注射了毒药，（之后）我把他，我的父亲，抱走了”。[202]

每一天，审头都必须在医务室里做出生死攸关的决定。因为资源稀缺，救助一些囚犯就意味着要牺牲其他人。“我应该帮助一名有几个孩子的母亲，”奥斯维辛的囚犯医生埃拉·林根斯-赖纳（Ella Lingens-Reiner）扪心自问，“还是一名年轻女孩？她还有大好的人生等着她。”[203]一些审头完全根据医学准则做决定。在党卫队的筛选中，他们试图通过送走那些孱弱、可能活不了多久的病人来保护那些强壮的人。[204]其他因素也会纳入考虑范围，包括是否跟审头有相同的民族背景、政治倾向。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赫尔穆特·蒂曼，他是一名1938年到1945年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的忠诚的共产党人。在一份写于战争刚刚结束时为自己声辩的德国共产党内部文件中，他辩称参与党卫队对其他犯人的谋杀是为了保住自己在医务室的职位，以便保护共产党人。“因为我们的同志比其他人价值更高，所以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同党卫队合作，在处死病入膏肓的人和残疾人这方面。”[205]

许多其他的医务审头同样根据每个囚犯的价值来做这种性命攸关的决定。作为拉舍尔医生达豪实验站的高级审头，瓦尔特·内夫会进行“囚犯交换”，以救一些他认为更值得活下去的囚犯的命。比如相比牧师，他会先用所谓的恋童癖者和其他“底层人”（他如此称呼）进行实验。不过这种实践在更广泛的囚犯群体中是有争议的，毕竟一些审头仅仅根据谣言或是个人好恶就判了别人死刑。[206]有了这样巨大的权力，不难想象一些医务审头失去了他们的道德底线。[207]

相反，也有一些集中营医务室的审头仍然将自己视为救死扶伤的人。当然，逆天改命是超出他们能力范围的。但一些人还是忍着疲惫为了一线生机而努力，他们依靠自己的医学技术、勇气和智谋拯救生命。在1943～1944年冬天的比克瑙女子集中营，一名囚犯医生照顾了700多名病人。[208]他们通过严格的防感染措施来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通过将囚犯藏在医务室内来帮助他们逃避筛选。[209]

最了不起的一次营救发生在年幼的路易吉·费里（Luigi Ferri）身上，他和祖母于1943年6月3日同一小批犹太人一起从意大利来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队员一开始没看到路易吉，这名11岁的小男孩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被困在了比克瑙隔离营中。如果不是他引起了囚犯医生奥托·沃尔肯（Otto Wolken）的注意，党卫队无疑会在几小时内将他杀死。奥托·沃尔肯是一位来自维也纳的犹太医生，足智多谋。路易吉眼泪汪汪地诉说了自己的故事，沃尔肯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将小男孩保护下来，把他当作自己的“集中营儿子”。虽然党卫队不断要求将小男孩交出来，但沃尔肯还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通过一些密友的帮助，将他藏匿在不同营房里。之后到了1944年8月中旬，沃尔肯贿赂一名政治办公室的审头，让路易吉正式登记。虽然小男孩现在可以在集中营内更加自由地活动，但沃尔肯仍然需要保护他，在筛选时将他藏起来，让他睡在医务室的保险柜里。当苏联军队在1945年1月底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沃尔肯和路易吉都在活下来的那一小批幸存者之中。[210]

反抗

极权统治下很少会有公然反抗，集中营里更是屈指可数。在战争期间，反抗行为有许多无法克服的阻碍。大部分囚犯因为太疲劳，没有精力去思考如何反抗党卫队。那些不必为每日生存而烦恼的特权囚犯则没什么动机去反抗，因为他们的反抗反而会让他们失去很多东西。囚犯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削减了大规模行动的可能性，也没有从外界获得精神和物质支持的希望。考虑到党卫队试图粉碎任何反抗迹象的强硬态度，暴力冲突看起来是一种不理智的自杀行为。“反抗根本不可能，”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于1942年夏天在奥斯维辛写道，“稍有违反集中营规矩的行为都可能招致可怕的后果。”[211]因为无法反抗党卫队，囚犯们越发麻木。在毛特豪森集中营，一名波兰囚犯在一场纪念死去同志的秘密仪式上说，他们这些士兵“注定是徒手殉难”。[212]尽管如此，每座集中营都有个别囚犯冒着极大的风险挑战党卫队。虽然他们大部分的行动都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但还是有一些留在了党卫队的档案和幸存者的记忆中。

囚犯的地下活动

根据一些幸存者的记录，政治犯会通过国际间合作形成强有力的秘密组织，与集中营党卫队针锋相对，营救囚犯并破坏纳粹的战争行动。这种描写迎合了我们对坚强不屈的囚犯的渴求，但这也是经过粉饰的，因为在集中营进行反抗面临着巨大的困难。[213]确实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少部分囚犯会尝试一起合作，尤其是在战争后期。但他们的努力成果十分有限；比如在达豪集中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囚犯委员会直到战争结束前才出现。有组织的反抗行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范围上都非常有限，即使是最大胆的行动也仅仅使一小部分囚犯受益。其他许多囚犯甚至从来都不知道集中营中有这样的地下行动。[214]

有组织的反抗行为中最为大胆的就是将那些几乎必死的囚犯救下来，把他们藏起来或者给予一个新的身份。这种行动危险而复杂，就像前面提到的年少的路易吉·费里。[215]根据集中营的规矩，营救一名囚犯往往就意味着害了另一个人。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德国共产党员们庇护了数百名儿童，一直到战争结束。其中就包括小孩斯特凡·耶日·茨威格（Stefan Jerzy Zweig），他还不到一米高，被共产党员们视为纯洁生命的象征（他只有4岁，是集中营最小的幸存者）。当这个孩子的名字出现在遣送奥斯维辛的名单上时，共产党审头成功将他从名单上划掉了。但遣送的囚犯数量不能减少，所以一个叫威利·布卢姆（Willy Blum）的吉卜赛人顶替了斯特凡。这个16岁的男孩于1944年9月25日离开布痕瓦尔德，之后死在了奥斯维辛。[216]

集中营史上可能最叹为观止的营救行动同样发生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从中可以看到集体反抗行动的成就和局限。1944年夏天，巴黎的盖世太保向该集中营遣送了一批特别的囚犯。这批囚犯中包括37名盟军的特工，在法国顽强抵抗的战士，还有来自比利时、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间谍。当得知这批人会被处死后，一些老资历的布痕瓦尔德囚犯想出了一个精巧的妙计。他们声称斑疹伤寒在特工的营区暴发了，以便将其中三个有名的人运到了斑疹伤寒隔离区，也就是46号营房的一层，铁丝网将这里与营区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三人是斯特凡纳·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一位为戴高乐将军工作的法国官员）、爱德华·约-托马斯（Edward Yeo-Thomas，最无畏的英国特工之一，代号“白兔”），还有亨利·珀勒韦（Henri Peulevé，另外一名资深的英国间谍）。他们在那里等着一些病人病死，以便将自己的身份与病人的身份互换。经过了为期数周的紧张等待后，三人终于都有了新的名字。“多亏了你的照顾，计划才能顺利进行。”这是埃塞尔在1944年10月21日写给欧根·科贡的秘密便条上的内容，这名德国医务人员是该营救计划的幕后大脑。“我感觉自己就像那些在千钧一发时被救下来的人一样。终于解脱了！”为了防止这三名外国人被别人在布痕瓦尔德认出来，其他审头很快将他们送到了卫星营里。

这种极度冒险的行动随时可能失败。它需要布痕瓦尔德几名审头的巨大勇气和随机应变的能力，还要摒弃个人的好恶和政治倾向来通力合作。他们欺骗了党卫队官员，伪造了记录，偷窃了文件，藏匿了特工，甚至朝其中一人体内注射了牛奶来引起高烧。这些冒险得到了回报：三名特工全部活了下来。但诸如此类的行动是有组织抵抗的极限。和埃塞尔、约-托马斯、珀勒韦三人一起来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其余34名盟军特工均于1944年9月和10月被枪毙或绞死。就像欧根·科贡所写：“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去营救他们。”[217]

营救他人往往有着难以逾越的困难，对地下组织来说，搜集集中营党卫队的罪证相对容易。由波兰士兵和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奥斯维辛秘密组织，当他们建立了和外部波兰抵抗组织的联系后，这方面尤为成功；在一个极其特别的例子中，为了加入集中营的地下组织，维托尔德·皮莱茨基（Witold Pilecki）中尉以一个假名让自己被德国当局抓住。通过和外部的联系，波兰囚犯将重要的资料从奥斯维辛偷运出去，其中包括地图和数据，以及关于党卫队暴徒、处决、医疗实验、生存状况和大规模屠杀的报告。这些地下工作者甚至拿到了党卫队的文件，比如遣送的名单。“你要好好利用这两份被毒杀的囚犯名单，”斯坦尼斯瓦夫·克洛德辛尼茨基（Stanisław Kłodziński）于1943年11月21日在他和波兰抵抗组织联络人的通信中写道，“你应该将它们的原件送往伦敦。”[218]

为了搜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有关证据，奥斯维辛的囚犯地下组织需要特别工作队成员的协助，后者几乎每天都近距离见证大规模的屠杀。在火葬场周边严防死守的死亡禁区搜集证据意味着“将所有人的性命置于危险之中”，特别工作队成员扎尔门·雷文塔尔在1944年写道；但他觉得自己必须向世界公布纳粹的罪行，“因为如果没有我们，没人知道在何时发生了什么”。[219]最为大胆的行动发生在1944年8月底，一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在别人的帮助下，用一台隐藏相机记录了罗兹犹太人被屠杀的场景。他掩藏在比克瑙Ⅴ号火葬场的毒气室里，拍摄了外面在坑中焚烧尸体的画面；之后他又来到户外，抓拍了树丛中其他脱掉衣服的受害者；四幅影像被保存了下来，几天之内就被偷送出了奥斯维辛，直到今天仍是关于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之一。[220]

跟其他反抗行为一样，记录集中营的罪行也需要极大的勇气。毕竟囚犯知道党卫队将会报复所有参与反抗活动的人。事实上党卫队甚至会捏造罪行。“他从鸡毛蒜皮的琐事中都能找出反抗叛乱的意味。”一名奥斯维辛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队员如是描述他的上司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221]党卫队的警报通常是被其他囚犯的告密触发的，当地的指挥官会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此举是按照经济与管理部的指令）；据称仅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就有将近300名线人。[222]嫌疑人被政治办公室的党卫队队员拖到地堡中严刑拷打。虽然搜集的证据往往微不足道，但他们的惩罚措施极端严厉；当多拉的党卫队在1944年秋天听到风声称有人企图炸毁隧道时，他们拷问了数百名无辜的囚犯，并最终处决了超过150名苏联人，还有一些德国的审头，其中包括4名前共产党营区长。[223]

面对可能的破坏活动时，纳粹当局同样毫不留情，这也是党卫队另外一个特点。处罚措施严酷而多样，无心之举也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一句玩笑可能会让一名囚犯丧命，一些象征性的举动也是一样；在多拉集中营，党卫队曾经勒死一名涉嫌朝V2火箭的箭身撒尿的俄罗斯囚犯。[224]党卫队甚至会将绝望之举曲解为破坏活动，他们将那些把床单的一部分做成手套和袜子的囚犯处死。[225]通过这种方式，大多数囚犯被迫屈服。虽然他们总体上不愿意为敌人工作，但集中营内并没有大规模的抵抗活动。“我永远都不会参与破坏活动，”一名前囚犯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因为我想活下去。”[226]

反抗与越狱

正面挑战党卫队是疯狂之举，大多数老资历的囚犯都同意这点。取悦、贿赂、欺骗党卫队官员已经非常危险了，直接反抗他们只会招来灾难。一名弗洛森比格囚犯在傍晚点名时侮辱了党卫队队员，之后便被打得失去了意识。这件事招致了阿尔弗雷德·许布施的思考：是什么使得这些“疯子”逆流而上？“每一个人很早以前就明白任何反抗行为都会被粉碎！”[227]因此，二战期间公然反抗的行为极端罕见。而当这种行为出现时，那些反抗者会深深留在幸存者的记忆之中。

一些新来的囚犯敢于反抗党卫队，因为他们还不明白集中营意味着什么。[228]39岁的慕尼黑人约瑟夫·加施勒（Josef Gaschler）被带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还在战争的初期。当他看到党卫队队员一拳打到其他新来的囚犯脸上时，他大喊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我们都沦为小偷了吗？你们还敢说自己是文明人？”党卫队用拳脚回答了他的话，将他拖到惩罚连，然后杀了他（官方的死亡证明上说他是死于“精神失常和极端的疯狂”）。[229]这种暴行能很好地说服新囚犯遵守规矩。不过即便是老囚犯也会偶尔反抗党卫队。一些人就是突然崩溃了，绝望、悲伤或是愤怒充斥头脑，一时间失去了全部的自控能力。[230]其他人则是为了遵守道德和宗教习俗。比如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一直坚定遵守一个核心教义，他们拒绝任何与德国军事战争相关的工作。党卫队因为这些人的顽固而怒不可遏，一路闹到了希姆莱面前。这些囚犯遭到毒打，有几个人因此丢了性命。[231]党卫队这种残酷的回应确保了囚犯反抗成为罕见的个例。[232]

党卫队最凶残的一次回击发生在1944年春天的毛森圣米其林（Mülsen St. Micheln），即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卫星营，由茨维考（Zwickau）附近的一家废弃的纺织厂改建而来。这里的囚犯在工厂一层制作战斗机发动机，晚上睡在拥挤的地下室里。这些人从未离开过工厂。而对饥肠辘辘、占据囚犯中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来说，这里的条件尤为恶劣。1944年5月1日晚上，其中有几个人因为饥饿而发狂，将地下室的稻草床垫点燃，也许是企图趁乱逃跑。党卫队可不会让他们从这个人间炼狱逃脱。他们将囚犯锁在里面，将想逃走的囚犯击毙，同时阻止本地消防队进去救火。“烟雾中充斥着肉体烧焦的味道。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只想努力吸到空气。”其中一名囚犯回忆道，他紧抓着地下室天窗的围栏，吊了好几个小时，火焰在下面燎烤着他的身体。当火终于熄灭时，大约200人被烧死，更多的人被严重烧伤。但党卫队还没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处死了几十名在火灾中幸存下来的苏联人。信息很明确：公然反抗将会遭到恐怖打击。[233]

因为身体上的抵抗毫无效果，所以一些大胆的囚犯向党卫队提交了书面抗议。1943年3月，几名因为人体实验失去生育能力的波兰女性向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指挥官抗议。她们在信中试图为手术造成的可怕后果讨回公道：“我们要求你亲自跟我们见面，或是给我们一个答复。”不出所料，指挥官祖伦根本毫无回应。但女人们没有放弃。几个月后当党卫队试图继续实验时，这些受害者在狱友的庇护下藏在了营房里。“我们自己下定决心，宁愿让他们把我们枪毙，”其中一名受害者作证说，“也不要让他们随意把我们的身体剖开做实验。”不过党卫队再一次摆明了态度。这些所谓的兔子被拖进地堡中，其中几人被实施手术；其他几个反抗者被关进了牢房里，几天都没有食物和新鲜空气。[234]

当公开反抗绝无可能，一些囚犯试图将逃走当作唯一逃避死亡的方法。被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时，斯坦尼斯瓦夫·弗拉克辛斯基（Stanisław Frączysty）重复做着一个梦，梦中他变成了一只小动物，从集中营周围的铁丝网中间轻松地穿过，将一切恐怖都抛在了身后。[235]许多囚犯都有逃跑的想法，而且不仅仅是在梦里。但最终只有很少的人（其中大部分是男人）选择了冒险逃跑，逃跑的人数随着二战接近尾声越来越多。[236]比如从毛特豪森集中营逃跑的人数就从11人（1942年）升至超过226人（1944年）。在布痕瓦尔德营区，党卫队报告称在1944年9月动荡的两周时间内，有110名囚犯逃跑。不过考虑到当时有超过8.2万人关押在那里，逃跑的人数在囚犯总数中依然是九牛一毛。[237]

不断递增的逃跑人数反映了集中营系统在战争期间的变化。从完善的主营逃跑非常困难——直到1945年4月也没有一个人从诺因加默集中营逃走。成功越狱的概率在仓促建成、防卫很差的卫星营中更高。[238]囚犯遣送的激增以及资深党卫队看守的短缺也提高了逃跑的概率。一名波兰囚犯在1944年7月成功逃走后解释说，员工的短缺“让我一直在想如何逃走”。[239]

逃跑的情况千差万别。一些囚犯使用武力开路，拖拽、殴打或者杀死看守。[240]更普遍的是靠瞒天过海，爬进离开集中营的卡车或是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直到党卫队放弃搜索。伪装也可以奏效，有几名囚犯就是扮成党卫队军官逃跑的。其中一例发生在1942年6月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四名波兰囚犯偷偷绕过党卫队看守，闯入了党卫队的储藏室，拿走了制服和武器，开着一辆豪华轿车离开。当他们在一个检查点被拦下时，穿成二级小队长的主谋将头伸出车窗，不耐烦地指了指栏杆旁的哨兵，栏杆很快就被提起来了。“几分钟之后，我们已经开到了奥斯维辛市里。”其中一名逃脱者回忆说。据奥斯维辛地下组织领袖维托尔德·皮莱茨基说，当营区负责人汉斯·奥迈尔发现自己的人被骗后，他“几乎疯了，猛扯自己的头发”。[241]

逃跑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很多因素，运气是最重要的，其次是和外面的联系。囚犯们一旦离开了集中营附近，他们就需要支援，而且非常紧迫。在欧洲占领区，一些逃亡者从抵抗组织那里获取庇护，通常他们自己也会加入地下组织；从奥斯维辛逃跑之后，维托尔德·皮莱茨基参加了注定失败的1944年华沙起义。其他逃亡者则一直藏匿，直到战争结束。1944年夏天，塞勒姆·肖特在女朋友和一名德国平民承包商的帮助下从莫诺维茨集中营逃走，他换上了平民的衣服，乘上了一辆满载的夜班火车回到了他的家乡柏林。他在这里活了下来，就像几千名躲在德国首都的犹太人一样。他得到了老朋友们的帮助，在几间安全屋之间搬来搬去，朋友还给他办了假的证明文件。[242]

少数逃亡者甚至穿过了交火线，其中包括帕维尔·斯滕金（Pavel Stenkin）。他是1942年11月奥斯维辛-比克瑙营区苏联战俘大逃亡的少数几名幸存者之一。他重新加入了红军并于1945年作为解放者进入柏林。[243]另外一个是波兰的马辛尼克（Marcinek）中尉。他拿着伪造的文件、一把手枪和党卫队制服乘坐火车和汽车来到了诺曼底前线，于1944年7月19日冒着密集的炮火进入盟军阵地。和马辛尼克一起的还有一位名叫施雷克（Schreck）的德国人，他缜密策划了这次行动。让英国军队感到惊讶的是，施雷克不是囚犯，而是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因为卷入了一桩腐败丑闻，他宁愿被盟军俘虏也不愿接受党卫队惩罚。[244]

越狱的行为总会促使纳粹当局展开追捕，虽然成功逃脱党卫队和警察追捕的囚犯人数是不可能摸清的，但成功的机会很少，至少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之前是如此。以1940年到1945年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区逃跑的471名男女为例，总共有144人逃亡成功，他们中大部分人在二战中活了下来。但另外327人被抓回了集中营，面临的是严酷的惩罚。[245]

党卫队的回应

虽然从集中营中成功越狱的例子很少，但海因里希·希姆莱依然重视。他担心危害德国公众的安全，因此下令尽一切可能阻止越狱行为，从埋放地雷到训练猎犬将囚犯撕成碎片。为了增加紧迫感，他坚持要求每座集中营必须亲自向他汇报越狱的情况。[246]因为害怕希姆莱发火，里夏德·格吕克斯每天早上都问他在T字楼的管理者是否有囚犯越狱，他已经将防止囚犯越狱作为第一要务。[247]他手下的经济与管理部官员规劝各地的党卫队“永远都不要相信囚犯”并严格遵守程序。[248]虽然官方规定哨兵在开火前应该先喊“站住”，但一份内部的集中营党卫队手册则指示守卫开枪前不需要警告。[249]上级会奖励那些阻止越狱行动的机警之人，奖励休假和其他福利，同时也会警告那些疏忽大意的人。[250]党卫队也给囚犯传递出一个信息：任何胆敢逃跑的人都将面临可怕的命运。

杀鸡儆猴是集中营党卫队对抗逃跑最重要的手段。一些被抓住的逃犯如希姆莱所愿被狗撕碎；之后，党卫队会将残缺不全的尸体扔在点名广场上示众。[251]大部分情况下，这些倒霉的人是被活捉回来的。党卫队首先会严刑拷打，搞清楚谁帮了他们以及他们如何逃过封锁。[252]之后他们会被当众羞辱，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惩处。一些运气好的逃犯只挨了50鞭或被送往惩罚连（党卫队会对那些冲动逃跑的囚犯展现一些“仁慈”）。[253]大部分人则丢了性命。

一些本地的党卫队队员决定自己解决问题。[254]在其他时候，处决重新逮捕的囚犯需要遵循正规流程，指挥官提交申请，得到上级的许可才可以进行。[255]1942年起，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实行了一系列仪式性的处决，让人想起了1938年夏天处决埃米尔·巴加茨基，那也是集中营第一次处决。奥地利囚犯汉斯·博纳维茨（Hans Bonarewitz）的行刑仪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42年6月22日中午左右，博纳维茨从毛特豪森集中营逃走，藏在了卡车的一个木箱里。几天后他被重新抓了回来，面对的是折磨和死亡。整整一周，他和他藏身的木箱一起在囚犯面前游街示众。党卫队还在木箱上面写下了许多讽刺的话，比如歌德的名句：“此处无限好，何必去远游。”之后在1942年7月30日，党卫队强迫博纳维茨坐上平时运尸体去火葬场的手推车。几名囚犯缓慢地将车拖往点名广场的绞刑架，其他囚犯则立正站好。整个仪式持续了超过一小时，一名囚犯充当主持人，十名来自集中营管弦乐队的囚犯在旁边奏乐，其中有一首是经典儿歌《小鸟们都回来了》。整个过程党卫队一直拍照，记录了博纳维茨的最后时光。在绞刑架上，党卫队鞭打、折磨他，最终将他绞死。在他死之前，绳子断开了两次，过程中一直有管弦乐伴奏。[256]

囚犯们对这种公开绞刑（有时候调侃地称作“德国文化之夜”）的反应截然不同。[257]一些人暗自发誓报仇或是大声抗议。[258]其他人则无动于衷，责怪被处刑的犯人，因为党卫队队员在越狱发生之后往往会进行集体处罚。最普遍的反应或许是恐惧。一名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前囚犯记得有一次处决两名德国越狱犯时，其中一人受伤太重，不得不由别人抬到绞刑架上。看到这场景，这名毛特豪森囚犯很快就失去了任何逃跑的冲动：“这场面起作用了——宁愿在采石场里一命呜呼也不要上绞刑架！”[259]

公开处刑并不是党卫队唯一的威慑手段。官方有时候会把逃跑囚犯的家人关进集中营作为人质。[260]集中营党卫队也会连坐惩罚其他囚犯。从早期起就有磨人的点名、殴打和其他虐待，到了后期党卫队还会杀人。1941年春天一名波兰囚犯逃跑之后，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将10名囚犯关在地堡中饿死。几个月后又发生了一起逃跑，党卫队用同样的方式惩罚了另一波囚犯。为了救其中一个死囚，圣方济会神父马克西米利安·科尔贝（Maksymilian Kolbe）站出来愿代替他。党卫队接受了他的牺牲，当他活了超过两周之后，党卫队的耐心被消耗殆尽；科尔贝直接被注射处决。[261]集体处决很快就成了奥斯维辛和其他集中营常用的威慑手段。受害者之中就包括雅努什·波戈诺夫斯基，这名年轻的波兰人一直秘密和家人保持通信。当与他同一个劳动队的3名囚犯逃跑之后，他和其他11名囚犯于1943年7月19日傍晚在奥斯维辛被当众绞死。[262]

党卫队的集体惩罚措施发挥了一些作用，囚犯们在逃跑之前会三思而行。他们对其他人逃跑的感觉也很复杂。一方面，这种逃跑可以提振囚犯们的士气，就像每一次党卫队遭受打击一样，世界了解他们遭遇的希望也会增加。[263]另一方面，囚犯们也害怕恐怖的惩罚会随之而来。[264]党卫队很明白许多囚犯将逃亡者视为群体之中的叛徒，他们有时会利用这种愤怒的情绪，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绿色”囚犯阿尔弗雷德·维蒂希（Alfred Wittig）就是这样。194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维蒂希失踪了。党卫队一边搜索集中营，一边让全体囚犯立正站好直到深夜。当党卫队终于将他们从点名广场解散时，不少人都倒下了。对维蒂希的搜索于第二天一早继续，当藏在沙堆下的他被发现时，党卫队官员将他送到了其他囚犯手里：“你们想把他怎样都可以。”几十名囚犯因为前一晚的折磨怒不可遏，活活将维蒂希踩死了。因为党卫队没有直接参与，官方文件上的死因第一次变得准确：“肺部和其他内脏受伤（被其他囚犯同伴打死）。”[265]

必死之人的反抗

在二战后半段的某个时刻，马拉·齐姆特鲍姆（Mala Zimetbaum）和埃德克·加林斯基（Edek Galiński）在奥斯维辛成了恋人。这是少数几段在集中营中萌发的恋情，也成了集中营里希望与悲剧的象征，被书籍、电影和连环画小说传颂。[266]他们两人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老资历的囚犯。齐姆特鲍姆是一名波兰犹太人，1942年9月从比利时过来；加林斯基则早来了两年多，是第一批被送来的波兰政治犯。进入集中营以来，他们两人都获得了高级别的职位，可以在比克瑙女营区的医务室X光间内幽会。两个人经常讨论一起逃离这里，经过缜密的计划，在1944年6月24日（周六）下午，他们赌上了一切。他们穿着偷来的党卫队制服，分别离开了营区，漫步进了小镇，假装是周末休假的党卫队队员。他们在维斯瓦河的河岸碰头之后，两人尝试穿越边境前往斯洛伐克。但在两周的逃亡之旅后，筋疲力尽的两个人在喀尔巴阡山迷了路。边境守卫最终将两人抓获。当他们回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党卫队队员将两人扔进了地堡——加林斯基在墙上刻下的诅咒党卫队去死的话如今仍然清晰可见。

但是，1944年9月15日，这个将二人处决的日子并不像党卫队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埃德克·加林斯基在比克瑙其中一处男子营区里经过一队队囚犯被押送到绞刑台。然而，在党卫队宣布他的罪名之前，加林斯基试图抢先上吊自尽。党卫队队员将他拉了回来，他大喊战斗口号的同时，行刑人将他脚下的木板撤掉了。在比克瑙女子营区，马拉·齐姆特鲍姆也反抗了党卫队。当她被押送前往点名广场绞刑架的途中，她拿出了一个剃须刀片割了自己的手腕。当一名党卫队队员试图阻止她时，她直接打了他。被吓呆的党卫队队员将她拉走，她最后一次被看到是在火葬场附近的一个手推车上，看起来已经半死不活了。齐姆特鲍姆继续活在其他囚犯的记忆之中。她不仅逃离了奥斯维辛，还和折磨她的人正面对抗，砸碎了党卫队精心布置的舞台。“我们第一次看到一名犹太囚犯举起拳头打向德国人。”一名年轻的幸存者后来敬佩地说。[267]

死囚的反抗很少见，但并非没有先例。为了防止像埃德克或者马拉这样的死囚和其他人说话，党卫队官员有时候会在公开处决前塞住他们的嘴。[268]但凶手们明白死刑仍然会团结其他囚犯，加深他们对党卫队的鄙视。这无疑是集中营党卫队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暗中处决的一个原因。但即便是秘密进行，一些囚犯仍然会反抗，攻击他们的杀手或是在死前大喊政治口号。党卫队试图对这种意外一笑置之，但他们内心肯定是不安的，因为他们没能将受害者击溃。[269]

在比克瑙毒气室也发生过抵抗。当党卫队推一些囚犯——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其他人——进去的时候他们会反击，不过这种绝望的反抗是徒劳的。还有一些人则在前往毒气室的路上唱革命歌曲或是宗教诗篇。[270]最出名的一次抵抗发生在1943年10月23日，比克瑙毒气室外发生了一场大规模骚乱，一名犹太囚犯夺下了党卫队队员手中的枪并朝看守开枪。三级小队副队长约瑟夫·席林格（Josef Schillinger）受了致命伤，另一位官员身受重伤。党卫队队员之后重新控制住了局面，开始了对囚犯的屠杀。其中一名看守因为用“威慑手段镇压叛乱”而受到赞扬。席林格死亡的消息很快传遍了集中营其他角落，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传言。在最流行的说法中，杀死他的是一个绝世美女，一个年轻舞者。至于席林格，囚犯中的传言是这样的：当他倒下即将死去时，他抽泣着说：“哦，上帝啊，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你让我受这样的苦。”这最后的遗言也许源自复仇的幻想，但紧随其后的党卫队怒火则十分真实；深夜，看守用机枪朝比克瑙营区扫射，射杀了几十名囚犯。当然，死这么多人对奥斯维辛党卫队来说不算什么，他们已经习惯比这规模大得多的屠杀了。[271]

奥斯维辛里的一次起义

1944年10月7日星期六的午后，明媚的秋日万里无云。一小群党卫队队员走进奥斯维辛-比克瑙Ⅳ号火葬场外的院子，命令约300名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列队站好。党卫队宣称要进行一次换营筛选，然后开始选人。然而，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走上前来，场面变得紧张起来。突然，年龄最大的一名囚犯，波兰犹太人哈伊姆·诺伊霍夫（Chaim Neuhoff）猛冲出来，用锤子袭击了一名党卫队队员。其他囚犯纷纷加入，挥舞着石头、斧子、铁棍，迫使党卫队队员退到营区的铁丝网之后。比克瑙的空气中充斥着尖叫声、枪声和警报声，还伴随着阵阵浓烟——这并不是平常火化尸体的烟，而是火葬场自己着火了，囚犯们纵火将之点燃。比克瑙特别工作队起义开始了。[272]

起义已经酝酿了几个月。“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特别工作队’一直想给自己可怕的工作画上一个句号，”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于1944年秋天在比克瑙写道，“我们想要做一件大事。”[273]早在1944年春天就有起义的传言，大概是因为随后到来的对比克瑙家庭营的清洗（清洗发生在3月），但是最终起义没有发生。不过密谋者们仍然开始搜集武器，包括手雷，里面的爆炸物是在附近联合武器工厂工作的女性囚犯偷来的，手雷被暗中送入特别工作队。对武装起义的呼吁自1944年仲夏以来越发强烈。特别工作队的囚犯认为一旦对匈牙利犹太人的大规模毒杀结束，他们对党卫队来说就没有用了。而考虑到红军推进的速度，奥斯维辛集中营很可能也将被疏散，囚犯们害怕党卫队会在撤离前把他们全部处死；毕竟，他们已经掌握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这一最黑暗的秘密（同样的担心催生了前一年发生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和索比堡集中营的起义）。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队员们觉得起义势在必行，但因为工作岗位不断变动，行动的日子也一拖再拖。事态很快就变得越发急迫。1944年9月23日，党卫队筛选了200名特别工作队的队员，声称要将他们转移到其他集中营。而其他队员在接下来的几天发现了真相，他们在火葬场发现了同伴焦黑的残尸。当党卫队在10月初宣布很快将再进行一次筛选的时候，在Ⅳ号火葬场工作的囚犯认为这是给他们判了死刑。他们必须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274]

但比克瑙起义的准备工作非常不足。他们无法指望集中营其他地下囚犯加入，因为后者确信与党卫队的暴力冲突最终会导致一场屠杀。特别工作队和其他大部分普通囚犯之间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退无可退，另一方则希望坚持最后这几个月。“他们跟我们不同，他们没必要着急。”扎尔门·雷文塔尔在1944年秋天苦涩地写道。[275]事实上，特别工作队内部在武装起义的问题上也分成了两派；一些囚犯已经忍无可忍，另一些则想等待一个更有利的时机，也就是整个集中营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时候。特别工作队的几位主要领导站在审慎派这一边，因为他们不会参加于1944年10月7日即将到来的筛选，因此也反对参与起义。那些决定起义的人不仅被伙伴们孤立，还没有筹划。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出周密的计划，从一开始，起义就掺杂了困惑和混乱。一旦Ⅳ号火葬场着火，囚犯们就无法拿到藏在里面的手雷；因为手雷被烧塌的屋顶盖住，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就这样被浪费了。[276]

这次起义从开始就注定了失败。几分钟内，党卫队的增援部队就到达了Ⅳ号火葬场，射杀反抗的囚犯。当时正值白天，很容易就能瞄准。其中一名幸存者偷偷潜入营区院子里，看到他的同志们“一动不动地躺着，血浸透了他们的囚服”，党卫队队员继续对还能挪动的囚犯开枪。此时，剩余的大部分囚犯都逃到了旁边的Ⅴ号火葬场，躲进里面。党卫队守卫很快将他们拖了出来，和其他被抓的囚犯一起扔在地上，朝许多人的后颈开枪。当党卫队队员收工的时候，两个火葬场的地上躺倒了250多具尸体。[277]

与此同时，哈伊姆·诺伊霍夫在Ⅳ号火葬场揭竿而起后约30分钟，Ⅱ号火葬场也展开了第二波起义。那里的特别工作队囚犯听到了附近的枪响，看到了滚滚而起的浓烟。根据他们带头人的指示，他们一开始保持冷静。但当一些党卫队队员朝他们营区而来时，一群苏联战俘失去了方寸，将一名德国审头扔进了燃烧的焚化炉里。这时不管想与不想，Ⅱ号火葬场其他的特别工作队队员只能加入起义，他们纷纷用小刀和手雷武装自己。有人在营区周围的铁丝网上划开了一个口子，约100名囚犯从这里逃走了。但党卫队最终把他们全部抓回；有些囚犯甚至跑到了几英里外的拉伊斯科（Rajsko）小镇，但党卫队最终还是将他们藏身的棚子烧成了平地。

报复仍未停止。在接下来的几周，党卫队处死了起义的大部分幸存者，其中包括勒吉布·郎弗斯，他在1944年11月26日的最后一次特别工作队筛选中被杀掉。死前他留下了一份最后的笔记：“我们确信他们会将我们带向死亡。”其他受害者还包括四名女性囚犯，她们将爆炸物偷偷带进比克瑙集中营。埃斯图西亚·沃伊科布拉姆（Estusia Wajcblum）是其中的一员，经过几周的酷刑之后，她在地牢中给姐姐送出了最后一封信：“那些在我窗外的人还有希望，但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失去了一切，我好想活下去。”[278]

数百名索比堡集中营和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囚犯逃脱了追捕，对比之下，没有一名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囚犯成功脱逃。这是因为党卫队在奥斯维辛周围的严防死守和周密的安保部署。当年早些时候为了阻挠一场起义，党卫队加强了警戒。在起义开始之后几小时内，党卫队便屠杀了比克瑙特别工作队（大约660人）超过三分之二的队员（党卫队损失了三个人，都被当作烈士缅怀）。只有驻扎在Ⅲ号火葬场的特别工作队囚犯毫发未损，他们没有起义，就像无事发生一样继续工作。[279]

起义并没有中断比克瑙集中营对犹太人的大规模处决。被焚毁的Ⅳ号火葬场自1943年5月之后就已经停用了，集中营党卫队继续使用其他设施，在起义后的一次为期两周多的屠杀潮中，用毒气杀死了大约四万名男女和孩童。死者中包括数千名来自泰雷津的犹太人。虽然党卫队将这个犹太人聚居区一直维持到了最后，但在1944年秋天还是将大部分居民送进了奥斯维辛，绝大多数人在到达后便立刻被处死。最后一批泰雷津的遣送于10月30日抵达；2038名男女和孩童刚下车，党卫队直接将其中1689人处死，这也许是集中营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毒气处决。[280]

比克瑙集中营的起义让我们得以窥见集中营里面对暴力反抗的两难处境。囚犯明白起义反抗很可能使他们丢掉性命。很少有人会愿意冒这个险。总的来说，只有那些知道自己很快要被杀的囚犯愿意站出来反抗；这是面对死亡宿命时爆发出的勇气。“我们已经放弃能活到解放那刻的希望了。”扎尔门·格拉多夫斯基写道，不久后他便在1944年10月7日的起义中丧命。[281]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那些与自杀式叛乱撇清关系的囚犯仍然对幸存抱有希望，无论这希望多么渺小。这也是为什么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要的地下组织反对加入1944年秋天的武装起义，致使特别工作队成员感到被孤立和被抛弃。[282]

这次起义是囚犯们抗争的有力象征，而我们对此事的了解大多直接来源于特别工作队的幸存者。当党卫队于1945年1月中旬放弃奥斯维辛集中营时，约有100名特别工作队成员随着数万名囚犯一起被驱赶着向西前行，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包括什洛莫·德拉贡和他的兄弟亚伯拉罕，还有菲利普·米勒——都熬到了解放。[283]不过，这种好运气是个特例。集中营系统的最后几个月是最为致命的，死亡会降临到数十万登记的囚犯头上。这些男人、女人和小孩越靠近自由，就越有可能死在集中营里。

[1] Haulot，“Lagertagebuch，”183.

[2] 例子参见Lévy-Hass，Vielleicht，54-57。

[3] Brzezicki et al.，“Funktionshäftlinge，”236；Adler，“Selbstverwaltung，”228.

[4] 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190-91，quote on 87；Cohen，Human，281；Wagner，Produktion，458；Adler，“Selbstverwaltung，”229-30.措辞参见对自然状态的描述：T. Hobbes，The Leviathan（London，1651）。

[5] Kupfer-Koberwitz，Häftling，302-305，quote on 273；Langbein，Menschen，160；Zámečník，Dachau，147-48.

[6] 关于“集中营里道德生活”的讨论，参见Todorov，Facing。

[7]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September 25，1942，in Piper，Briefe，quote on 23-24.

[8] Ibid.，quote on 24.

[9] 前一种观点，参见Sofsky，“Grenze，”1159。后一种观点，参见正文以及Aharony，“Arendt”。

[10] Rózsa，“Solange，”227.

[11] Świebocki，Resistance，quote on 14；Strebel，Ravensbrück，530；Zámečník，Dachau，320；Tuchel，“Möglichkeiten，”224.

[12] 背景参见Langbein，Widerstand，57-58；Pingel，Häftlinge，20；Tuchel，“Selbstbehauptung，”939；Browning，Survival，297；Van Pelt，“Resistance”；Świebocki，Resistance，14-17；Peukert，Inside，81-85；Kershaw，Nazi Dictatorship，183-217。

[13] Pollak，Grenzen，quote on 47；Browning，Survival，297.

[14] 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65；Fröbe，“Exkurs.”

[15] Levi，If，46-47. 普遍来说，借鉴Pierre Bourdieu的作品，参见Suderland，Territorien。

[16] Erpel，“Trauma，”129-31.

[17] Delbo，Auschwitz，187-88；Todorov，Facing，97-103，107-108；SMAB，Forbidden Art；Blatter and Milton，Art，142，187. 囚犯里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能在精神生活中找到慰藉；Améry，Jenseits，15-36。

[18] Adler，Theresienstadt.

[19] “Bericht Tabeau，”112.

[20] Levi，“Intellectual，”117. “自我”一词，参见Brubaker and Cooper，“‘Identity，’”7（感谢Anna Hájková向我推荐这篇文章）。

[21] Pingel，“Social life.” See also idem，“Destruction，”172.

[22] Wiesel，Rivers，80-81.

[23] 例子参见Gerlach and Aly，Kapitel，398。

[24] 亲子关系参见Shik，“Mother-Daughter，”115，122；Sonnino，Nacht，86-87；Buser，Überleben，273-75。

[25] 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65；Luchterhand，“Prisoner.”

[26] Świebocki，Resistance，44-45；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45；Pollak，Grenzen，170.

[27] Buber-Neumann，Milena，22，273，284，289，quote on 20；Buber，Dictators，213，238-39，277-78，293-94，309. See also Darowska，Widerstand.

[28] Rózsa，“Solange，” quotes on 212；Ellger，Zwangsarbeit，279-89.

[29] 例子参见OdT，vol.1，246。

[30] Levi，If，63，144，161，393，quote on 144；Shik，“Weibliche Erfahrung，”113-17.

[31] Kolb，Bergen-Belsen，quote on 258；Fröbe，“Arbeit，” quote on 243；Suderland，Extremfall，308-15.

[32] Pollak，Grenzen，50.

[33] Walter，“Kinder，”190；Langbein，Menschen，102.

[34] Todorov，Facing，82；Shik，“Weibliche Erfahrung，”115. “抱团”一词及其定义，参见Brubaker and Cooper，“‘Identity，’”19-21。

[35] Ryn and Kłodziński，“Grenze，” quote on 127.

[36] Wiesel，Nacht，quote on 153；idem，Rivers，92-95.

[37] Buber，Dictators，294.

[38] 在这个方面的先驱性研究，参见Pingel，Häftlinge；Pollak，Grenzen，esp. 54，105。

[39] Apel，Frauen，203，213，309；Strebel，Ravensbrück，103-104，543-44，550；Rolnikaite，Tagebuch，214-15；Gilbert，Music，107-15；Morsch，Sachsenhausen-Liederbuch.

[40] Mankowitz，Life，32-37.

[41] See also Pingel，Häftlinge.

[42] StAMü，StA Nr. 34588/1，Bl. 210-12：Vernehmung H. Stöhr，July 21，1956；Langbein，Widerstand，94.

[43] Quote in Poller，Arztschreiber，75.

[44] Hartewig，“Wolf，” quotes on 947；Langbein，Widerstand，128-30.

[4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51-55，57，284，298-99，519，quotes on 85（Busse）and 426（Bartel）；Hackett，Buchenwald，quote（Žák）on 298；Wagner，Produktion，401-402. 其他集中营，参见Buggeln，Arbeit，125；Heger，Männer，146。

[46] Buber，Dictators，195，quote on 257；Langbein，Widerstand，117-23，130-31，146；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68，288，293，305；Kaienburg，“‘Freundschaft？，’”30-31；Röll，Sozialdemokraten，231-44.

[47] Wiesel，Rivers，82-83.

[48] Rahe，“Bedeutung，”1009，1014，1016.

[49] Świebocki，Resistance，339；Strebel，Ravensbrück，549-50；Rahe，“Bedeutung，”1018；Lanckorońska，Michelangelo，238.

[50] Obenaus，“Kampf，”860；Rahe，“Bedeutung，”1010，1015；Jaiser，“Sexualität，”130-31；Waxman，Writing，69-70.

[51] Améry，Jenseits，27-28；Levi，“Intellectual，”11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关正统犹太人的宗教想法，参见Greenberg，“Introduction”。

[52] Escher，“Geistliche，”302-305，309-10；Gruner，Verurteilt，88；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63.

[53] Rahe，“Bedeutung，”1011；Wagner，IG Auschwitz，135-36；Gutterman，Bridge，185-86.

[54] Lenard，“Flucht，” quote on 157；WL，P.III.h. No.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p. 22.

[55] Levi，If，135-36，quote in 136.

[56] OdT，vol.6，499；Greenberg et al.，Wrestling，58-60.

[57] Kautsky，Teufel，153-59，quote on 194；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51；Raim，Dachauer，262-63；Nomberg-Przytyk，Auschwitz，19；Levi，If，51，55，74；idem，“Communicating，”78.

[58] Lenard，“Flucht，” quote on 158；Glicksman，“Social，”948.

[59] Quote in LaB，B Rep 058，Nr. 3850，Bl. 71-72：Zeugenaussage Herbert F.，May 10，1947. See also Langbein，Menschen，96-98；Vaisman，Auschwitz，16-17；BoA，testimony of I.Rosenwasser，August 22，1946；Kautsky，Teufel，193-95.

[60] Buggeln，Arbeit，371，quote on 267.

[61] Warmbold，Lagersprache，275；Kautsky，Teufel，195.

[62] Adler et al.，Auschwitz，102；Langbein，Widerstand，195. 集中营内的关怀，参见Todorov，Facing，84，118。

[63] Strebel，Ravensbrück，553-54.

[64] BoA，testimony of G. Kaldore，August 31，1946.

[65] Levi，If，44. 在不同的营区和集中营里，囚犯中占比最多的群体，其语言通常会有一些优势；Langbein，Menschen，96；Raim，Dachauer，252。数据参见NMGB，Buchenwald，707；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April 15，1944。

[66] 纳粹拘禁下的社交生活，参见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

[67] Kosmala，“Häftlinge，”101，105；Daxelmüller，“Kulturelle，”989-90.

[68] Rózsa，“Solange，”113-14，146，176.

[69] Gilbert，Music，151-58，quote on 152.犹太歌曲的集合，参见Kaczerginski，Lider。

[70] Kosmala，“Häftlinge，”109-11.

[71] OdT，vol.1，95.

[72] Langbein，Widerstand，167-69；Golczewski，“Kollaboration”；Zarusky，“‘Russen，’”125，128-29. 集中营党卫队一般会把苏联人当作“俄罗斯人”，但乌克兰囚犯的三角标志上偶尔会是“U”，而不是“R”（Tillion，Ravensbrück，218）。1941年起被遣送到集中营的战俘属于例外，他们通常被归为“苏联战犯”。

[73] Suderland，Extremfall，316. See also Tillion，Ravensbrück，218；Rovan，Geschichten，85.

[74] Buggeln，Arbeit，500；Wagner，Produktion，399；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36-37.

[75] Nansen，Day，411，449，517，quotes on 430，432.

[76] Siedlecki et al.，Auschwitz，4.

[77] See also Debski，Battlefield，195-203.

[78] Nansen，Day，quote on 504；Langbein，Widerstand，105-106，109；Buber，Dictators，308；Vermehren，Reise，202-203.

[79] Michel，Dora，76；Sellier，Dora，110；Lanckorońska，Michelangelo，243-44.

[80] Kielar，Anus Mundi，quote on 269；Langbein，Widerstand，154.

[81]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204；BArchB，NS 3/426，Bl. 16：WVHA to LK，January 20，1943. 1944年春天，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高死亡率”，RSHA下令不要再将德国女性囚犯送去那里；USHMM，RG-11.001M.05，reel 75，folder 8，RSHA to WVHA，April 12，1944。

[82] Broszat，Kommandant，156. See also Wagner，Produktion，398；BArchB，NS 3/426，Bl. 107：WVHA to LK，July 14，1943（指女性囚犯）。

[83] Buber，Dictators，297.

[84] 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 chapter 2；Pingel，Häftlinge，180；OdT，vol.3，320（计算有些微错误）；Freund，Toten，403。

[85] Quotes in Warmbold，Lagersprache，287；Vrba，“Warnung，”14. See also Levi，“Grey Zone，”24-25；idem，If，34；Obenaus，“Kampf，”850-51；Klüger，weiter，113；Sofsky，Ordnung，171.

[86] Langbein，Menschen，90-91；Levi，If，126.

[87] 编史参见Hansen and Nowak，“Über Leben”。

[88] Wesołowska，Wörter，85，155-91，quotes on 164，233，235，236；Warmbold，Lagersprache，122-32.

[89] Levi，“Communicating，”75.

[90] Maršálek，Mauthausen，349.

[91] Warmbold，Lagersprache，318.

[92] Quotes in Warmbold，Lagersprache，132，135；Maršálek，Mauthausen，350；Wesołowska，Wörter，234；Bárta，“Tagebuch，”64.

[93] Rousset，Kingdom，quote on 172；Warmbold，Lagersprache，317.

[94] Warmbold，Lagersprache，257，262-71，quote on 264；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 quote on 204；Kogon，Theory，239，quote on 72；Frankl，Ja，54，76-78；Unger，“Encounter，”280.

[95] Kielar，Anus Mundi，154-60，225-27，233-34，244，264，278，351，366-73.

[96] Langbein，Menschen，151.

[97] OdT，vol.4，495.

[98] Maršálek，Mauthausen，47；Wagner，Produktion，460；Langbein，Menschen，155-56；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232.

[99] Gilbert，Music，130-32，159-60，175-76；Fackler，“‘Lagers Stimme，’”485-87，499.

[100] Rost，Goethe，25，223，244，quote on 44；日记经编辑后出版。See also Laqueur，Schreiben，134-39；Seela，Bücher，79-91.

[101] Kielar，Anus Mundi，352-54；Kogon，Theory，133-34；Wagner，Produktion，461；以及第3章。

[102] Sommer，KZ-Bordell，134；Langbein，Menschen，328；BArchB，NS 3/426，Bl. 69：WVHA to LK，May 22，1943.

[103] Nansen，Day，477；Borowski，This Way，83-84；Pingel，Häftlinge，180.

[104] Bárta，“Tagebuch，”63.

[105] BoA，testimony（in German）of I. Rosenwasser，August 22，1946.

[106] Figures in Hördler，“Ordnung，”161；第3章。

[107] OdT，vol.5，185，213，287；Freund，“Mauthausen，”271；Langbein，Widerstand，101；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Langbein，Menschen，174，181.

[108] Freund，Toten，406-407；Brzezicki et al.，“Funktionshäftlinge，”234.

[109] Quote in Renouard，Hölle，46.

[110] Strebel，Ravensbrück，235；Selbmann，Alternative，326；Wagner，IG Auschwitz，114.

[111] Kogon，Theory，55；Hackett，Buchenwald，117-20；Piper，“Exploitation，”78-79；Sofsky，Ordnung，155-56.

[112] Wagner，Produktion，348；StANü，EE by K. Roeder，February 20，1947，ND：NO-2122.

[113] Quote in K. Keim，“Bericht，” spring 1945，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20. See also Kogon，Theory，58-59；Wagner，Produktion，434；Strebel，“Arm，”37，46.

[114]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quote on 72；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50，155，178-79，190，204；LK Gross-Rosen，Exekution der Transportjüdin Scheer，November 13，1944，in Tuchel，Inspektion，111.

[115] 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cker，RaR，n.d.（1947），30-31.

[116] 被党卫队撤换的审头，参见BArchB，NS 4/Na 9，Bl. 113：Kommandanturbefehl，June 13，1942。

[117] Rousset，Kingdom，quote on 134；WL，P.III.h. No.198，F. Pagel，“Eines der Vielen Tausende［n］ von Schicksalen，” autumn 1955，p. 9；BoA，interview A. Kimmelmann，August 27，1946；Kautsky，Teufel，258-60；Maršálek，Mauthausen，69；DaA，Nr. 7566，K. Schecher，“Rückblick auf Dachau，” n.d.，232；Buggeln，Arbeit，27，490，532；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66，468，472-73；Wagner，IG Auschwitz，113.

[118] Paserman，“Bericht，”149.

[119] OdT，vol.1，222；Rousset，Kingdom，133；Sellier，Dora，152；Wagner，IG Auschwitz，127；Kielar，Anus Mundi，195.

[120] Wolf，“Judgement，” quote on 630；Jansen，“Zwangsarbeit，”91；LaB，B Rep 058，Nr. 3850，Bl. 153-60：Schwurgericht Berlin，Urteil，March 1，1948，Bl. 155；NARA，M-1079，roll 5，Bl. 454-65：testimony Willi Z.，June 17，1947.

[121] Quote in APMO，Proces Maurer，10a，Bl. 132：KL Auschwitz，Vernehmungsniederschrift，November 26，1943.关于卡尔沃，参见Czech，Kalendarium，496；ITS，doc. 496950#1，KL Auschwitz，Häftlingspersonalbogen，n.d.（1943）；Recanati，Memorial Book，104。这件事可能指的是同一趟遣送抵达的另一名叫Juda Kalvo（或Calvo）的囚犯；ITS，doc. 505749#1，KL Auschwitz，Vernehmungsniederschrift，November 26，1943。

[122] Shik，“Sexual Abuse”；Heger，Männer，58，63-64，66，79；Jaiser，“Sexualität，”128；Buser，Überleben，193-94.概述参见Sommer，KZ-Bordell，201；Wagner，Produktion，412；Zinn，“Homophobie，”89-90；Hájková，“Barter”。

[123] Frister，Mütze，295-300；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15-16；Buser，Überleben，194-95.

[124] Levi，If，113-14；Sofsky，Ordnung，173-74；Maršálek，Mauthausen，53.

[125] 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29，448-49，484；Wagner，IG Auschwitz，121-22.

[126]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11；NARA，M-1204，roll 6，examination of A. Ginschel，October 4 and 7，1946，Bl. 4619-20；Frankl，Ja，93.

[127] Quote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104.

[128]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p.3-8；ibid.，Nr. 34588/7，Bl. 160-72：LG Munich，Beschluss，May 27，1960；ibid.，Nr. 34588/2，Bl. 95-106：Vernehmung K. Kapp，November 14-16，1956. 卡普在达豪期间曾被转到毛特豪森待了一段时间，他在那里的采石场当上了审头。1943年，他从达豪被调去协助建立奥格斯堡-豪恩施泰滕卫星营（Augsburg-Haunstetten）和华沙主营。

[129] Testimonies in StAMü，StA Nr. 34588/1；ibid.，Nr. 34588/2. See also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04-205.

[130] Buber，Dictators，216. See also LG Cologne，Urteil，April 20，1970，JNV，vol.33，673；Sofsky，Ordnung，160-61.

[131] Buggeln，Arbeit，348，529；Rousset，Kingdom，152；Deutsches Rundfunkarchiv，DW 4025830，“Das Lager，” Deutsche Welle，November 20，1968，Kamiński testimony at 8 minutes and 35 seconds（感谢René Wolf为我提供这个项目的复印件）。

[132] Koker，Edge，289.

[133]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04-205，225-26；Kaienburg，“‘Freundschaft？，’”34；Langbein，Menschen，217-18.

[134] Zarusky，“‘Tötung，’”81-82；Pingel，Häftlinge，192-93.

[135] StAMü，StA Nr. 34588/1，Bl. 218-19：Zeugenvernehmung E. Zapf，July 24，1956；ibid.，Nr. 34588/2，Bl. 11-13：Zeugenvernehmung H. Schwarz，August 20，1956.

[136] Wagner，Produktion，439，448；NARA，M-1079，roll 6，examination of C. Jay，August 7，1947，Bl. 66-67. 托马斯和希姆恰克在1945年4月被枪毙，就在集中营撤离前不久。

[137]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203-207；Naujoks，Sachsenhausen，198.

[138] 例子参见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55。

[139]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5. 复仇的幻想，参见Szalet，Baracke 38，354。

[140] Wagner，IG Auschwitz，120；Sofsky，Ordnung，162-63.

[141] StAMü，StA Nr. 34588/1，Bl. 29：Zeugenvernehmung A. Daschner，March 2，1956；ibid.，Nr. 34588/7，Bl. 14-16：Vernehmung F. Olah，July 24，1959.

[142] Sofsky，Ordnung，164.

[143] StAMü，StA Nr. 34588/7，Bl. 40-43：Vernehmung E. Oswald，September 2，1959；ibid.，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21-23；ibid.，Nr. 34588/2，Bl. 59-60：Vernehmung P. Hussarek，October 22，1956.

[144] Ibid.，Nr. 34588/2，Bl. 95-106：Vernehmung K. Kapp，November 14-16，1956；ibid.，Nr. 34588/1，Bl. 130-32：Vernehmung K. Kapp，May 11-12，1956.

[145] 这一悖论，参见Sofsky，Ordnung，167。

[146] Wagner，IG Auschwitz，119；Kaienburg，“‘Freundschaft？，’”32；Kautsky，Teufel，198-201.

[147] Quotes in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 21；ibid.，Nr. 34588/2，Bl. 59-60：Vernehmung P. Hussarek，October 22，1956.

[148]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 20-21；ibid.，Nr. 34588/2，Bl. 41：Vernehmung W. Neff，October 8，1956.

[149]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

[150] See also Kaienburg，“‘Freundschaft？，’”43.

[151] BoA，testimony（in German）Irena Rosenwasser，22.8.1946. See also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08；LG Augsburg，Urteil，June 28，1950，JNV，vol.6，654-55.

[152] 例子参见Rousset，Kingdom，151-52。

[153] Kielar，Anus Mundi，304.

[154] Rousset，Kingdom，135. 战时，党卫队在每座集中营指派三名营区长；Kogon，Theory，54。

[155] Kautsky，Teufel，160.

[156] Maršálek，Mauthausen，55；127. See also Adler，“Selbstverwaltung，” 225；Wagner，Ellrich，76.

[157] 整个集中营系统中的德国人数量并没有确切数字。海因里希·希姆莱非常清楚集中营里囚犯群体的构成，他在1944年8月3日对大区长官的讲话指出，大概18%的囚犯是德国人。此前大约六周，他在对军队将军们的演讲中给出的比例是10%。See “Dokumentation. Die Rede Himmlers，”393；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 161. 在布痕瓦尔德，截至1944年夏天，德国囚犯的比例下滑至不足10%；Stein，“Funktionswandel，”180。当上高级审头的德国人，参见Buggeln，Arbeit，131。

[158] 集中营内外国囚犯的视角，参见Rousset，Kingdom，148-49。

[159] Quote in Rede bei der SS Gruppenführertagung in Posen，October 4，1943，IMT，vol.29，p. 122，ND：1919-PS.

[160] 1943年秋天，50名布痕瓦尔德的营头中将近四分之三是老资历的囚犯（囚犯人数不足5000人），而且几乎都是德国人；ITS，KL Buchenwald GCC 2/versch.，Ordner 492，Bl. 109：Aufstellung der Blockältesten，October 21，1943。集中营的官方语言，参见Hansen and Nowak，“Über Leben，”116，124。

[161] Müller，“Homosexuelle，”85-87；Röll，“Homosexuelle，”99-100；Zinn，“Homophobie，”83-84.

[162] OdT，vol.7，208；Michelsen，“Homosexuelle，”128；Muβmann，“Häftlinge，”136；Wagner，Produktion，410-12；Heger，Männer，124-25.

[163] Czech，“Prisoner Administration，”365；OdT，vol.6，497；ibid.，vol.7，46；Kielar，Anus Mundi，276-77.

[164] Strebel，Ravensbrück，139，238-39；Schikorra，Kontinuitäten，222-23；Erpel，Vernichtung，49；Tillion，Ravensbrück，215，221-22.

[165] 例子参见Wagner，IG Auschwitz，123。

[166] “Bericht Vrba，”269，290；Kárný，“Familienlager，”169；Marszałek，Majdanek，82.

[167] 主要集中营，参见Siegert，“Flossenbürg，”36；Kolb，Bergen-Belsen，75-77；Apel，Frauen，231-32，348。卫星营，参见ibid.，349；Raim，Dachauer，246-47；Ellger，Zwangsarbeit，177-89；Glauning，Entgrenzung，189-90。集中营和犹太人聚居区，参见Raim，“KZ-Auβenlagerkomplexe，”78；OdT，vol.8，260-61；Rabinovici，Jews，200-201。在纳粹恐怖统治的背景下，“灰色地带”一词的用法，参见Levi，“Grey Zone”。

[168] Wagner，Produktion，398，435；Buggeln，Arbeit，127，130-31，522.

[169] Strebel，Ravensbrück，237；Oertel，Gefangener，201.

[170] Kautsky，Teufel，8-9，141-45，160-61，quotes on 142-43. 考茨基的书完成于1945年底，出版于1946年；ibid.，13。

[171] 考茨基曾是一名工会官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儿子。他虽然在集中营里被归为犹太人，但他认为自己首先是政治犯。

[172] Quote in “Arbeit unter Berufsverbrechern，” spring 1945，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28. See also Eiden，“Buchenwald，”221；Eberle，“‘Asoziale，’”254-55.

[173] Quotes in Siegert，“Flossenbürg，”459. 在拉文斯布吕克的女性营头中，显然“绿色”囚犯没有被充分代表；Strebel，Ravensbrück，235。

[174] Levi，If，97-98；idem，“Resistance，”1965，in Belpoliti，Levi，18.

[175] 即便是1942～1943年被当作“反社会人士”移交给党卫队的国家囚犯中，小偷小摸的人也远远多于暴力罪犯；Wachsmann，Prisons，132-37，284-96。

[176] Renouard，Hölle，30，160；Tillion，Ravensbrück，180.

[177] LaB，B Rep 058，Nr. 3850，Bl. 153-60：Schwurgericht Berlin，Urteil，March 1，1948；ibid.，Bl. 53-55：Vernehmung B. Frohnecke，March 28，1947. Quote in ibid.，Bl. 10：Vernehmung Heinz J.，November 22，1946。

[178] 例子参见Kwiet，“‘Leben，’”237；BoA，interview with J. Bassfreund，September 20，1946。

[179] 最近的研究参见OdT，vol.5，135-36。

[180] 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29，447，500-503；Wagner，IG Auschwitz，114-15，120-21. 其他恶名昭彰的审头包括家庭营的营区长阿尔诺·博姆（Arno Böhm，Nr. 8）、首位奥斯维辛营区长布鲁诺·布罗德尼维茨（Nr. 1）和他的副手莱奥·维奇克（Leo Wietschorek，Nr. 30）；Kárný，“Familienlager，”168；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

[181] HHStAW，Abt. 461，Nr. 37656，Bd. 32，Vernehmung J. Lechenich，April 25，1968，quote on 10；LG Frankfurt，Urteil，June 14，1968，JNV，vol.29，484；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Czech，Kalendarium，318；Świebocki，Resistance，158.

[182] DAP，Vernehmung O. Küsel，August 3，1964，13909-18，13953-54；Świebocki，Resistance，36-37；Langbein，Menschen，180-81. 其他形象正面的审头有汉斯·博克（Hans Bock，Nr. 5）和库尔特·帕赫拉（Kurt Pachala，Nr. 24）；Strzelecka and Setkiewicz，“Construction，”65；Czech，Kalendarium，233，383；DAP，Mitschrift beisitzender Richter，7646（May 14，1964）。

[183] Quote in Gutterman，Bridge，154.

[184] OdT，vol.3，333；Hartewig，“Wolf，”952-54；Langbein，Widerstand，36；Neurath，Gesellschaft，223-24. 即使在格罗斯-罗森，一座通常被形容为“绿色”控制的集中营，关键的审头岗位也把持在德国政治犯手中；Spenger，Groβ-Rosen，140，290。

[18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38-41.

[186] DaA，14.444，Die Vergessenen，Nr. 3，July 1946，pp.2，6，17-18，quote on 7；ibid.，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186-87，200，223，236；Gross，Zweitausend，237-38.

[187] Langbein，Widerstand，139-41；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99.

[188] “绿色”营区，参见StAMü，StA Nr. 34588/1，Bl. 29：Aussage A. Daschner，March 2，1956；ITS，KL Buchenwald GCC 2/versch.，Ordner 492，Bl. 109：Aufstellung der Blockältesten，October 21，1943。“红色”和“绿色”囚犯在空间上的隔离反映出党卫队的命令；IfZ，WVHA-D to LK，September 22，1943，ND：PS-3685。

[189] Wagner，Produktion，436；Buggeln，Arbeit，527；Fings，Krieg，174.

[190] Siedlecki et al.，Auschwitz，9. See also Levi，If，98.

[191] Buggeln，Arbeit，557-58.

[192] Quote in BArchB，NS 19/4014，Bl. 158-204：Rede vor Generälen，June 21，1944，Bl.168. See also Sofsky，Ordnung，158-59；Broszat，Kommandant，126；Buggeln，Arbeit，237.

[193] Quote in NAL，HW 16/11，WVHA-D to Flossenbürg，November 4，1942. See also Naujoks，Leben，333-40；Selbmann，Alternative，358-71.

[194] BArchL，B 162/7996，Bl. 360-64：Vernehmung R. Gottschalk，November 14，1960.

[195] Quote in Gross，Zweitausend，238. 支持认信教派的前神父格罗斯于1940年来到达豪；Laqueur，Schreiben，104-107。

[196] Quote in Tauke，“Häftlingskrankenbauten，”36. See also Ley，“Kollaboration.”

[197] Lifton，Doctors，218-21；Dirks，“Verbrechen，”312-13.

[198] Cohen，Abyss，90-91，100.

[199] 注射参见Ambach and Köhler，Lublin-Majdanek，179，190。

[200]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Klee，Auschwitz，220-22.

[201] Lifton，Doctors，215-16，quote on 221；Cohen，Abyss，quote on 97. See also Fabréguet，Mauthausen，197-98.

[202] DAP，Aussage J. Weis，November 6，1964，quote on 24264；ibid.，Mitschrift beisitzender Richter，November 6 and 12，1964，24269-75.

[203] Quote in Langbein，Menschen，245.

[204] Adler et al.，Auschwitz，105.

[205] Hartewig，“‘Wolf，’” quote on 946；Niethammer，Antifaschismus，517. 蒂曼的供认并没有损害他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仕途，他后来当上了国家安全局的高级领导。

[206] BArchL，B 162/21846，Bl. 167-254：W. Neff，“Recht oder Unrecht，” n.d.，221，227-28，231，quote on 245；StAMü，StA Nr. 34433，Bl. 206-12：LG München，Protokoll der Sit zung，December 30，1948.概述参见Lifton，Doctors，223；Niethammer，Antifaschismus，309。

[207] Lifton，Doctors，242-53；WL，P.III.h. No.562，Protokoll Dr. Wolken，April 1945，pp.2-3；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01.

[208] Adler et al.，Auschwitz，105-106；Strebel，Ravensbrück，240-41.

[209] Zámečník，Dachau，327-31；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Bl. 260-61.

[210] Ibid.，Bl. 279-83；Świebocki，Resistance，56-57；Czech，Kalendarium，792；Adler et al.，Auschwitz，295. 路易吉被一名天主教徒养大，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父亲是意大利犹太人。

[211]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July 14，1942，in Piper，Briefe，quote on 16；Langbein，Widerstand，59-60；Todorov，Facing，54；Świebocki，Resistance，17-26.

[212] Quote in Ryn and Kłodziński，“Tod，”290.

[213] See also Buggeln，Arbeit，501-505.

[214] OdT，vol.1，250-51；Zarusky，“‘Tötung，’”81；Zámečník，Dachau，334-42；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40.

[215]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212；Strebel，Ravensbrück，555；Zámečník，Dachau，328-29.

[216] Niven，Buchenwald，18-39，206-208；Heberer，Children，189.包括茨威格在内的12名囚犯从原遣送名单上被划去，由其他人顶替。小说化的叙述，参见Apitz，Nackt（首次出版于1959年）。2012年，茨威格起诉布痕瓦尔德纪念馆负责人，禁止后者将自己的案例描述为“调换牺牲者”；“KZ-Überlebender wehrt sich gegen Begriff des ‘Opfertauschs，’” Süddeutsche Zeitung，February 25，2012。成年囚犯保护儿童，参见Buser，Überleben，105，183-91，275-77。

[21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ogon，Theory，206-15（这里记载的盟军特工为43人，而不是37人），quotes on 214，215；Hessel testimony in 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183-87；Sellier，Dora，324；ODNB，articles 37063 and 35501；Hackett，Buchenwald，241-42。关于约-托马斯，参见Seaman，Bravest。

[218] Świebocki，Resistance，257，267-92，quote on 278；Pilecki，Auschwitz，11，17，23.

[219] Lewental，“Gedenkbuch，” quotes on 222，248；Friedler et al.，Zeugen，243-44.

[220] Didi-Huberman，Bilder，20-34；Friedler et al.，Zeugen，214-18；Stone，“Sonderkommando”；Deposition of H. Tauber，May 24，1945，in Piper，Mass Murder，268. 特别工作队囚犯拍摄的其他照片没有被找到。

[221] Broad，“Erinnerungen，”192.

[222] APMO，Proces Maurer，5a，Bl. 113：WVHA-D to LK，March 31，1944，ND：NO-1554；Naujoks，Leben，131.

[223] Wagner，Produktion，446-49. 有一次反抗导致27名萨克森豪森囚犯被处决，参见LG Münster，Urteil，February 19，1962，JNV，vol.18，293-94。

[224] NARA，M-1079，roll 6，examination of H. Iwes，August 12，1947，Bl. 299；Langbein，Widerstand，68.

[225] Bárta，“Tagebuch，”94；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70-71.

[226] Quote in Buggeln，Arbeit，325. See also Schalm，Überleben，308；Wagner，Produktion，450；Świebocki，Resistance，17.

[227] DaA，9438，A. Hübsch，“Insel des Standrechts”（1961），209.

[228] Warmbold，Lagersprache，286；Langbein，Widerstand，59.

[229] Quotes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7；ITS，doc. 4105401#1.

[230] 例子参见APMO，Proces Höss，Hd 5，Bl. 24-38：testimony of Dr. B. Epstein，April 7，1945，Bl. 32-33。

[231] Hesse and Harder，Zeuginnen，146-205；Strebel，Ravensbrück，535-36；OdT，vol.1，247-48；Witte et al.，Dienstkalender，316. 其他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采取了不那么极端的态度，为了让党卫队满意，也会参与劳动。

[232] 另一个例子，参见Wagner，Dora，423-25。

[233] Sobolewicz，Jenseits，213-21，quote on 219；OdT，vol.4，203-206.

[234] Quotes in LULVR，interview No.117，January 13，1946；report by N. Iwanska，in Tillion，Ravensbrück，185. See also Strebel，Ravensbrück，534.

[235] Jagoda et al.，“‘Nächte，’”200.

[236] Buggeln，Arbeit，280-81；Świebocki，Resistance，232.

[237] Maršálek，Mauthausen，261；BArchB，NS 4/Bu 143，Schutzhaftlager-Rapport，September 15，1944.

[238] Kaienburg，“KZ Neuengamme，” 39.

[239] Quote in NAL，WO 208/3596，CSDIC，SIR 716，August 9，1944.

[240] Piper，Briefe，13，46，52；Świebocki，Resistance，197，243-44.

[241] Świebocki，Resistance，199-202，quote on 199；Pilecki，Auschwitz，quote on 205. 四人中有三人幸存。

[242] Davis，“Introduction”；Kwiet，“‘Leben，’”239-41；Kaplan，Dignity，228.

[243] Świebocki，Resistance，245.

[244] NAL，WO 208/3596，CSDIC，SIR 716，August 9，1944；ibid.，CSDIC，SIR 741，August 10，1944. 相似的例子，参见Langbein，Menschen，494-500。

[245] 依然不知道逃出奥斯维辛集中营区的另外331人的命运；Świebocki，Resistance，232-33。逃跑中被杀的囚犯一般不在这些统计当中。

[246] Himmler to Pohl and Glücks，February 8，1943，in Heiber，Reichsführer！，236；BArchB，NS 3/426，Bl. 87：WVHA-D to LK，June 20，1943.

[247] IfZ，F 13/7，Bl. 38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Bl. 385-86.

[248] WVHA-D to LK，January 6，1944，in Tuchel，Inspektion，193.

[249] BArchB，NS 3/426，Bl. 122-28：Aufgaben und Pflichten der Wachposten，n.d.（1943）；APMO，Proces Maurer，5a，Bl. 126-41：Bilderbuch “Falsch-Richtig” für die Posten im KL-Dienst，n.d.，Bl. 140.

[250] 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cker，RaR，n.d.（1947），29；Fröbe，“Arbeit，”174（n. 28）；BArchB，NS 3/426，Bl. 135：WVHA-D to LK，August 12，1943.

[251] NAL，WO 235/301，Bl. 185-87：deposition of A. Lütkemeyer，November 4，1946.

[252] 审讯参见BArchL，B 162/7999，Bl. 918-19：WVHA-D to LK，January 26，1944；ibid.，Nr. 7994，Bl. 139-42：WVHA-D，Richtlinien zur Bekanntgabe an die Leiter der politischen Abteilungen，1944，ND：NO-1553。

[253]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0；WL，P.III.h. No.1174a，Vernehmung R. Kagan，December 8-10，1959.

[254] 一个例子，参见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429。

[255] BArchL，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Bl. 919-20.

[256] Fackler，“Panoramen，”251-59，quotes on 252，254；Maršálek，Mauthausen，257；NAL，HW 16/19，GPD Nr. 3，KL Mauthausen to WVHA-D，June 23，1942.

[257] Quote in NAL，WO 208/3596，CSDIC，SIR Nr. 727，August 11，1944.

[258] 例子参见Nansen，Day，487。

[259] Quote in Gostner，KZ，114. See also Maršálek，Mauthausen，217.

[260] Broszat，Kommandant，152-53；Albin，Gesucht，220-21.

[261] Czech，Kalendarium，88，107，111；Todorov，Facing，54-55. 天主教会后来把科尔贝封为圣徒，他救下来的囚犯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

[262] Piper，Briefe，5，13（显然，波戈诺夫斯基在集中营党卫队动手前上吊自杀了；ibid.，6，55）。

[263] Paserman，“Bericht，”158.

[264] StAMü，StA Nr. 34588/8，LG Munich，Urteil，October 14，1960，p. 18.

[265] Quotes in AdsD，KE，E. Büge，Bericht，n.d.（1945-46），99；AS，Häftlingsdatenbank.

[266] Świebocki，Resistance，203；Loewy，“Mutter”；Gałek and Nowakowski，Episoden.

[26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agan，“Mala”；Czech，Kalendarium，303，805，878-79；Kielar，“Edek”；idem.，Anus Mundi，242，297-98；Świebocki，Resistance，259-61；DAP，Aussage Steinberg，September 28，1964，19448；BoA，testimony of H. Frydman，August 7，1946（also for the quote）。我对逃跑的叙述主要借鉴了1947年前奥斯维辛囚犯拉亚·卡根（Raya Kagan）的证词，这个人有机会看到党卫队在政治办公室的文件。

[268] Wagner，Mittelbau-Dora，95.

[269] Langbein，Menschen，135；Nansen，Day，500；Świebocki，Resistance，40；Broad，“Erinnerungen，”143-44.

[270] Unbekannter Autor，“Einzelheiten，”179；Vaisman，Auschwitz，32.

[271] Quotes in Borowski，This Way，146；Hördler，“Ordnung，”271. 席林格之死最普遍的版本，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154-57。其他叙述，参见Lewental，“Gedenkbuch，”195；Chatwood，“Schillinger”。党卫队的反应参见APMO，Proces Höss，Hd 6，Bl. 51-62：O. Wolken，Chronik des Lagers Auschwitz II，n.d.（c. spring 1945）。

[272] Friedler et al.，Zeugen，271-73（火葬场的编号不同）。See also Müller，Eyewitness，155-56；Lewental，“Gedenkbuch，”241.

[273] S. Gradowski，letter，Sept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137-39.

[274] Friedler et al.，Zeugen，240-42，248-51，258-63，266-68. See also Lewental，“Gedenkbuch，”239-40；Gutman，“Aufstand”；Arad，Belzec，286-364，esp. 299. 与家庭营被清洗的可能联系，参见Van Pelt，“Resistance”。

[275] Lewental，“Gedenkbuch，” quote on 229；Świebocki，Resistance，81-82，134-35，237-41.

[276] DAP，Aussage F. Müller，October 5，1964，20543；Lewental，“Gedenkbuch，”228，238-41；Friedler et al.，Zeugen，273-74，278.

[277] Müller，Eyewitness，quote on 157；Friedler et al.，Zeugen，272-75.

[278]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Friedler et al.，Zeugen，275-81，quote on 292；Fulbrook，Small Town，quote on 316；Lewental，“Gedenkbuch，”241-43；Gutman，“Aufstand，”216-19。

[279] Friedler et al.，Zeugen，274-79；BArchB（ehem. BDC），SSO Pohl，Oswald，30.6.1892，Pohl to Himmler，April 5，1944；StB Nr. 26/44，October 12，1944，in Frei et al.，Kommandanturbefehle，499.特雷布林卡和索比堡的逃亡计划更周密，参与者也更多；总共有400名囚犯逃脱了党卫队和警方的追捕，120～130人幸存到战争结束；Arad，Belzec，363-64。

[280] 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4；Czech，Kalendarium，891-921；Friedler et al.，Zeugen，285；Adler，Theresienstadt，185-95；Piper，Zahl，192；Kárný，“Herbsttransporte.”

[281] S. Gradowski，letter，September 6，1944，in SMAB，Inmitten，quote on 138；Friedler et al.，Zeugen，376.

[282] Lewental，“Gedenkbuch，”247-49.

[283] Figures in Friedler et al.，Zeugen，299，307.

第11章 死亡或自由

1945年2月25日星期日，奥德·南森按惯例去医务室帮忙。自从近一年半以前以政治犯的身份被遣送到萨克森豪森集中营，这位43岁的挪威人大多数周末都会去集中营的医务室。通常，他是去帮助同胞，但这次他直奔最年轻的一个病人——10岁的犹太男孩汤米（Tommy），1934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他的父母是从德国移民过来的。汤米是独自一人。1944年，他和父母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拆散，他最近一个人被送到萨克森豪森。南森是2月18日在医务室第一次见到他，深受触动，一个目睹过难以想象的痛苦的孩子，怎么还能如此温顺。那天，南森看着汤米大大的眼睛和富有感染力的微笑，感觉仿佛是天使降临到萨克森豪森。他极为想念自己在挪威的孩子，并决心照顾汤米，不惜贿赂医务室的审头，让汤米能够逃过筛选。南森25日再度来探望汤米时，带来了沙丁鱼这样的稀有小吃。当他坐在男孩旁边时，汤米告诉了他奥斯维辛集中营撤离的消息。

1945年1月18日，集中营党卫队将汤米和大部分剩余的囚犯一起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强行运出。汤米紧跟着从比克瑙儿童营来的两个男孩，踏上了无休止的西行辗转之旅。一切都被冰雪覆盖，道路上不仅散落着死马、烧毁的车辆和残损的尸体，还有熙熙攘攘逃离红军的德国士兵和平民。汤米看到许多囚犯在途中死亡，觉得自己很快也会死。

在比克瑙待了六个月后，汤米已是骨瘦如柴，母亲留给他的靴子对抵御寒冬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不止一次想放弃，但还是坚持了下去。经过三天漫长得似乎看不到尽头的跋涉，汤米和其他幸存者最终到达了德国边境小镇格莱维茨，纳粹曾在这里伪装成波兰军队发动假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在此地，汤米等人被迫上了一辆敞篷的轨道车。起初，汤米紧紧地被大人压着，几乎不能呼吸，但后来死亡削减了队伍的规模。致命的寒冷折磨着汤米冻僵的双脚。除了雪，他没有什么可吃的，他试图把雪想象成冰激凌。“我哭得很厉害。”他告诉南森。十多天后，火车到达了萨克森豪森附近。汤米很快被送进了主营的医务室，他的两个脚趾已经冻伤变黑，因此被截掉了。“可怜的小汤米，他还将遭遇什么？”奥德·南森在写下汤米的故事时不由想到。[1]

这个小男孩是1945年初进入萨克森豪森的数千名奥斯维辛囚犯之一。[2]德国战前境内的其他集中营也挤满了靠近前线的集中营遣返的囚犯。随着盟军不断推进，党卫队关闭了一个又一个集中营，迫使数十万人步行或乘坐火车、卡车和马车离开。他们长途跋涉穿过纳粹控制的欧洲，有时，致命的旅程蜿蜒数百英里。[3]

集中营系统在达到顶峰后迅速分崩离析：高潮和崩溃紧密相连。尽管在1944年战争造成一些中断，致使党卫队关闭了几个主营和数十个卫星营，但到年底，集中营的恐怖设备仍然很强大。1945年1月15日，奥斯维辛集中营撤离前夕，党卫队登记的总囚犯人数突破了纪录，达到714211人。[4]随后的几个月，其余的集中营迅速壮大，因为它们既吸收被疏散营地的囚犯，又接收新逮捕的囚犯。比如，到1945年2月底，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囚犯人数超过8万，比一年前增加了5万人。[5]纳粹德国境内剩余的集中营不仅达到了最大规模，也愈发致命。饥饿和疾病猖獗，随着第三帝国化为乌有，党卫队也开始了最后的杀戮狂欢。[6]

集中营内，囚犯的士气多年来都与战争的进展密切相关。盟军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如1943年的意大利登陆和1944年的法国登陆，都让囚犯们欣喜若狂，他们微笑、吹哨，甚至跳舞。[7]但迅速得到解放的希望落空了一次又一次，许多囚犯不得不在虚构的谣言、唯心论者和算命先生的故事中寻找慰藉，直到1945年初，囚犯们才能真正确信战争将很快结束。[8]盟军现在势不可挡。在东线，苏联军队深入第三帝国。在西线，1944年12月，德国国防军蕴含了纳粹领导人最后一线希望、孤注一掷的攻击很快失败，随后西方盟军果断推进，直到1945年3月初越过莱茵河。1945年4月25日，美国和苏联士兵在易北河会师，将负隅顽抗的德军拦腰截为两段。不到两周后，1945年5月7日凌晨，德国投降。[9]

集中营最后几个月和几周的生活是难以忍受的紧张。当囚犯们听到前方的爆炸声越来越近时，他们感觉“如坐针毡”，一名囚犯在密信中写道。[10]集中营好像蜂房，囚犯们如同蜜蜂一般聚在一起交换最新的新闻。他们的心情在希望和苦恼之间剧烈波动。有人坚信，解放会随时到来。其他人则担心党卫队会在盟军到达之前处决他们，或者强行把他们送走。离开集中营的前景使许多囚犯感到恐惧，特别是他们亲眼看见了此前九死一生跋涉到此的囚犯。但他们也害怕被抛在后面，尤其是老弱病残，比如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小汤米。“如果这个营地被疏散了，然后会怎么样呢？”1945年2月底，男孩问奥德·南森，“如果我仍然躺在这里，不能跑，他们会怎么对我？”两周后，当南森等像他一样的挪威囚犯离开营地之前，他最后一次去看望汤米，担心此生再也见不到这个男孩了。[11]

1945年1月至5月初，很难说有多少囚犯在撤离中或在集中营里丧生。然而，死亡率大概达到40%——大约30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死亡——这个估算或许并不离谱。此前，从未有过这么多登记的囚犯如此快速地死亡。[12]大约有45万名囚犯挺过了最后一次灾难，其中犹太人、苏联人和波兰人最多。[13]大部分幸存者是在集中营里被解救的，尽管盟军抵达时有些营地已经被神秘清空。1945年4月22日至23日，在萨克森豪森主营，苏联军队发现了不到3400名囚犯，其中大部分在糟透了的病区。[14]汤米就在其中。男孩跛着脚走出营房后，他看见红军走进大门，高喊着：“打倒希特勒，打倒希特勒！”从这一刻起，托马斯（汤米）·伯根索尔（Thomas Buergenthal）开始思考他能够死里逃生的原因。几十年后，他写道：“如果用一个词概括我总能活下来的原因，那就是运气。”[15]

终结的开始

1945年1月27日下午3点左右，当苏联军队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和比克瑙时，这里看起来与几个月前截然不同。党卫队拆毁了许多建筑，并纵火焚烧了“加拿大”突击队的30座营房，也就是存放被害犹太人财产的地方；苏联士兵穿梭其中时，废墟还在阴燃。党卫队官员烧毁这些仓库之前，已经把最有价值的货物运回了德国内部。建筑材料和技术设备，如用于灭菌实验的X光机，也都搬走了。党卫队还从1944年11月开始拆除了比克瑙的火葬场和毒气室；最后一个还在运行的Ⅴ号火葬场，在解放前不久也被炸毁。现在，比克瑙“死亡工厂”成了一片废墟。至于曾经人满为患的囚犯大院，如今也基本没人了。不到五个月前，即1944年8月底，营里还关押着超过13.5万名囚犯。到苏联解放奥斯维辛时，只剩下7500人，大部分是最后撤离时被遗弃的病弱囚犯。[16]但是，丢掉奥斯维辛对党卫队依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因为这个集中营就如同王冠上的宝石：工业合作的典范、德国定居点的前哨，以及主要的死亡营。

最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解放日已成为纪念大屠杀的重要日子。[17]然而，1945年1月27日这个象征性的日子既不是解放集中营的开端，也不是结束。对大多数囚犯来说，距离苦难结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如果说彻底的解放，那是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之后，是在1945年4月和5月又一轮的死亡行军之后。至于开端，集中营早在1944年春秋之间就开始了第一阶段的撤离；虽然人们大多已经遗忘了这个阶段，但它预示了接下来将上演的许多恐怖场景。

早期撤离

自从盟军在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后节节推进，到9月初，德军似乎在西线上处于失败的边缘。军事形势似乎越来越无望，德国民众的情绪跌入谷底。[18]经济与管理部预感到还会丧失更多的土地，于是下令紧急撤离最靠西的两个集中营。1944年9月5日和6日，党卫队撤走了位于荷兰的海泽根布什集中营主营的所有囚犯，共计3500人；其小型卫星营也被关闭。[19]位于法国阿尔萨斯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大约在同一时间被疏散。1944年9月2日至19日，近6000名囚犯都从主营被遣送到达豪；党卫队还遗弃了莱茵河左岸的十几个卫星营，转移走了另外4500名囚犯。但整个纳茨维勒营区并没有完全撤离，位于莱茵河右岸的卫星营依然开着。事实上，在德军暂时稳住战局后，又新增了几个卫星营，到1945年1月初，整个营区大约关押了22500名囚犯。由于其卫星营如今围绕着一个已经被关停的主营，纳茨维勒将集中营系统的残余一直封存到了最后。[20]

尽管速度很快，但西欧地区的集中营在1944年秋天撤离时还是相当有序的。经济与管理部在盟军到达之前就关闭了这些营地，留出了足够的时间用火车将绝大多数囚犯送走，这是党卫队首选的运输方式。与徒步行军相比，在火车上看管囚犯不仅更容易，旅程时间也短得多。虽然这样的遣送令人精疲力竭，但没有造成大规模死亡。“我们在到达（拉文斯布吕克）时除了累得要命之外，状态还是相当不错的。”一名曾在海泽根布什关押过的囚犯回忆道。结果是，早期撤离期间的西部囚犯几乎都活了下来。[21]

1944年在被纳粹占领的东部地区，情况却截然不同。在这里，党卫队官员已经预见到要弃营并开始准备撤离，希望将许多战俘部署到其他地方，继续为战争效力。但是这些计划常常因为任务的规模——五个主营和几十个卫星营在红军可及的范围内——以及红军推进的速度而落空。由于德国军事资源集中在西线，红军取得了重大突破，德国国防军遭受了数十万人的伤亡，丧失了大片土地。[22]

党卫队在波兰总督府依然有一定的控制权，因此及时带走了大部分集中营的囚犯。从1943年底开始，经济与管理部官员开始着手关闭马伊达内克集中营，在未来几个月内将数千名囚犯移走。1944年4月，更多囚犯被撤离。大约有10000名囚犯被用货车运送到奥斯维辛等其他集中营。1944年7月22日，当党卫队最终抛弃主营，红军迅速包围后，集中营已经是半空置状态了。党卫队只留下几百名生病的囚犯，强行带走了其他囚犯，有1000人以上，让他们徒步或乘坐火车向西撤退；此外，还有来自马伊达内克最后一批卫星营的9000名囚犯，包括在华沙的大营（已经失去了主营地位）里的囚犯。[23]

一部分马伊达内克的囚犯被带到普拉绍夫，这是波兰总督府的另一个主要集中营。但它也很快被抛弃了。集中营党卫队再一次早早做起准备。囚犯们从卫星营调回主营，这是遣送的起点。1944年7月底到8月初，党卫队又调派火车把囚犯从普拉绍夫运到弗洛森比格、奥斯维辛、毛特豪森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将囚犯人数从20000多人减少到5000人以下。1944年10月，又有数千人离开普拉绍夫，最后一批卫星营也关闭了。1945年1月14日，当地区高级党卫队和警察领导人最终下令完全撤离主营时，里面只剩下大约600名囚犯。[24]

此时，党卫队还放弃了波罗的海占领区北部仅有的三个综合集中营区（里加、科夫诺和瓦伊瓦拉），不过这些集中营的关停更为仓促。里加是在1944年夏秋之季被关闭的，主营的撤离一直持续到10月11日，就在苏联军队进入该市前不久。在此期间，大约10000名囚犯被押上驶往公海的船只，这是他们几个月来一直恐惧的前景。囚犯们被困于甲板下好几天，很快就浑身沾满了汗水、呕吐物和排泄物。抵达但泽后，饥肠辘辘的幸存者被送上驳船，沿着维斯瓦河驶向施图特霍夫，那里很快挤满了来自被关停的集中营的囚犯。[25]

施图特霍夫的囚犯中包括数千名来自科夫诺的犹太囚犯，那里关停的速度甚至比里加还快。1944年7月，它的十几个卫星营全部废弃，主营也一样。“我们的命运是未知的。我们的精神状态很糟糕。”其中一名囚犯什穆埃尔·明茨贝格（Shmuel Minzberg）在撤离前写道。在差不多两周的时间内，10000多名犹太人被迫撤离，大部分被赶上火车和船只，也许有四分之一的人熬到了战争结束。党卫队在彻底离开科夫诺之前，夷平了主营区。在立陶宛同党的帮助下，他们烧毁或炸毁了房屋，杀害了数百名躲藏在地堡里的犹太人；其他逃跑的人也被击毙。1944年8月1日苏联军队抵达后，废墟中只剩下少数的幸存者。[26]

波罗的海最北端的集中营——瓦伊瓦拉撤离得最慢，历时7个月。在1944年2月和3月的第一波撤离潮中，党卫队匆忙遗弃了大约10个营地，包括主营。例如，2月3日，数百名囚犯被匆匆带离索斯基卫星营（Soski）时，红军已经到几英里之外了。囚犯们常常要跋涉数天，才能到达更偏西的卫星营，那里的情况令人惊恐。在埃雷达，生病的囚犯会被扔进沼泽地里的营房。“每天大约要死20个人。”一名幸存者在几个月后，也是临死前作证说。1944年中期，瓦伊瓦拉集中营区剩余的囚犯面临第二波撤离。随着红军夏季攻势迅速推进，前线再次逼近。“我们周围到处是噪音，飞行员被击中，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没有安宁。大量的弹片从我们头上飞过，”1944年8月29日，波兰犹太人赫塞尔·克鲁克（Hershl Kruk）在拉格迪卫星营（Lagedi）里写道，“我们的命运会怎样，很难说。”最后，由于爱沙尼亚几乎从剩余德国领土上脱离，党卫队将大多数瓦伊瓦拉的囚犯用船运到施图特霍夫。在海上7天没有进食后，一名囚犯回忆说：“我们到达但泽时状况非常糟糕！”[27]

波罗的海之殇

1944年9月下旬，苏联军队到达科隆卡，这是瓦伊瓦拉最后一个还开着的卫星营。里面有100多名幸存者，其中许多人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我们现在自由了？德国人走了吗？”他们怀疑地问。一些人摸了摸士兵制服上的红星，以确信自己不是在做梦。就在几天前，这些囚犯本来是要被处决的。1944年9月19日一大早，苏联军队据此只有几天的脚程，党卫队把科隆卡的囚犯（大约2000名成年男女）带到点名场，将他们分成几组。全副武装的党卫队队员随后将第一组人带进森林；不久之后，其他人听到密集的机关枪声。恐慌在剩余的囚犯中蔓延，他们试图逃跑。可大多数人都被杀了。当天夜里晚些时候，党卫队离开科隆卡之前点燃了柴堆和营房，以抹去犯罪证据，并阻止苏联军队使用该营地；剩下少数设法躲藏起来的幸存者，他们藏在了散落在营地和附近森林的尸堆中。[28]

这不是波罗的海地区唯一一次屠杀。一天前在拉格迪卫星营，包括赫塞尔·克鲁克在内的几百名囚犯被卡车运到森林里处决。[29]虽然此类屠杀在波罗的海地区比较少见，但它们标志着这里的集中营撤离与同时期西欧的撤离有根本性区别：在东部，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地区，大规模死亡从一开始就是党卫队计划的一部分。局势混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科隆卡和拉格迪，党卫队因为苏联军队的迅速逼近而感到焦虑，与其把囚犯丢在这里，不如在逃跑前斩草除根。[30]但是，这些最后一刻发生的屠杀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有更深层的原因。毕竟，当地集中营关押的绝大多数囚犯是犹太人，在党卫队的眼里，他们的性命微不足道，特别是从他们身上已经榨取不到劳动价值之后。

这种残忍的认知在集中营党卫队准备从波罗的海地区撤离期间发挥着指导性作用。在红军到达各集中营之前的几个月里，当地党卫队官员加快了对老弱病残囚犯的筛选：为什么要救那些丧失劳动价值，只会在运输过程中增加负担的囚犯？出于同样的理由，儿童也成了目标。在1944年春天疯狂的几个星期里，集中营党卫队杀害了几千名男孩和女孩。在科夫诺的主营，指挥官在处决之前还给孩子们举办了一个派对作为伪装。随后而来的遣送伴随着可怕的场景。当党卫队把孩子们拖走时，家长们尖叫着乞求。一些人跟孩子一起上了卡车，手牵手一起赴死；还有一些家庭在党卫队拆散他们之前自杀了。留下的父母伤心欲绝。1944年3月底的一个晚上，维尔纳卫星营的囚犯下工回到营地，发现党卫队把孩子们送走了，他们“不吃、不喝、不睡”，格里戈里·舒尔（Grigori Schur）写道，他失去了儿子阿伦（Aron）。“在漆黑的夜里，犹太人为他们的孩子哀号。”[31]

波罗的海地区的屠戮一直持续到最后。在里加集中营，1944年夏天的最后一次筛选由集中营资深医生爱德华·克雷布斯巴赫博士协调，他是一名党卫队老队员，1941年首次参与毛特豪森集中营对残疾囚犯的大规模屠杀。克雷布斯巴赫和他的助手对囚犯们的力量进行判断——强迫他们冲刺和跳过障碍——然后处理掉最体弱的2000人。[32]党卫队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其他集中营里也犯下了相似的罪行。在瓦伊瓦拉集中营的“10%筛选”期间——幸存者是这样称呼的，指的是被选出来处决的囚犯比例——1944年7月，刽子手将受害者装上卡车，然后穿着滴血的制服返回。[33]

从筛选和屠杀中幸存下来的集中营囚犯被遣送回远离前线的地方。与西边的撤离不同，波罗的海地区装备简陋的交通工具在1944年夺去了更多的生命。数以百计的囚犯在火车和船上被饿死或憋死。[34]更糟糕的是，徒步行军需要穿越道路、田野和冰冻的沼泽，造成数千人死亡。第一批死亡发生在1944年2月和3月，索斯基等属于瓦伊瓦拉集中营的卫星营被废弃，撤离的囚犯在冰天雪地中蹒跚而行。有的人被冻死，有的人被惊慌失措的党卫队官员开枪打死，还有的人被活着扔进湖里或海里。[35]1944年夏天，东欧地区的撤离又造成了更多的死亡，包括7月28日离开华沙的那一批，就在起义失败前几天。那一天清晨，绝大多数囚犯——超过4000人（几乎都是犹太人）——在警犬、党卫队和士兵的看管下匆忙出发。太阳暴晒下人们都汗流浃背，其中一些人是赤脚的。他们极度干渴，几乎无法咽下所剩无多的食物；囚犯舔脸上滴下的汗水，但这只能让他们更渴。“我们祈求上帝下雨，”奥斯卡·帕斯曼在1945年回忆道，“但什么都没有。”很快，第一批囚犯垮掉了，落后的人被击毙。在行进了大约75英里，每天步行超过12个小时之后，幸存者到达库特诺（Kutno），在那里他们被塞进火车。5天后抵达达豪时，只有3863名囚犯还活着；至少有89人在为运输家畜设计的铁路货车里丧生。[36]

集中营的早期撤离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忽视，被第三帝国最后几个月里更大规模的死亡行军盖过。但是，它们也是集中营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历史学家预言说恐怖还未降临，但早期撤离恰好与他们的观点相左。[37]恐怖行动从准备撤离阶段就已经开始。在此期间，集中营党卫队打包财物和战利品，监督拆除部分营房和装备。跟其他地区撤退的党卫队一样，集中营党卫队也试图摧毁犯罪证据：尸体被挖出来烧毁（有时由一个特别的党卫队部门执行），一同被焚毁的还有可以证明有罪的文件。此外，当局通过运输或系统性谋杀，缩减囚犯的人口规模。[38]到最后弃营的时刻，党卫队会采用各种运输方式，把剩余的囚犯转移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事形势。在西边，党卫队会事先计划好，用火车运送囚犯。而在东边，党卫队经常会被快速逼近的苏联红军追赶，匆忙将囚犯带走或者试图把他们都杀掉，就像在科隆卡集中营一样。这就是东边早期撤离的致死率远高于西边的原因之一。前线离集中营越近，囚犯们的处境就越危险。[39]

东方的最后一个秋天

1944年夏天，英格·罗特希尔德（Inge Rotschild）和父母一起来到施图特霍夫，年仅12岁的她在纳粹的犹太人聚居区和集中营里度过了漫长得仿佛没有尽头的时光。1941年底，身为德国犹太人的英格和家人从科隆卡被驱逐到里加，然后被关进了米尔格拉本卫星营（Mühlgraben）。正是在这里，她失去了9岁的弟弟海因茨（Heinz），弟弟没能通过1944年4月里加集中营对儿童进行的筛选。几个月后，英格被迫登上一艘拥挤的船只，跟其他幸存的囚犯一起被带到施图特霍夫，她在那里待到了1945年2月。[40]

正如我们所见，施图特霍夫成为波罗的海地区的集中营关闭后幸存囚犯的主要目的地。英格·罗特希尔德是1944年下半年从这些集中营撤离的2.5万多名犹太囚犯之一。数以千计的人，以男性为主（其中有英格的父亲），很快被运送到西边像米尔多夫和考弗灵这样的卫星营从事奴隶劳动。许多妇女和女孩留了下来。1944年6月至10月，来自奥斯维辛的2万多名犹太妇女也被运到这里，此时，奥斯维辛正处于准备撤离的阶段。因此，施图特霍夫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凸显了集中营撤离的另一个影响：不仅有营地被关闭，剩余的营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1]

只需看看囚犯的人口规模就可想而知。施图特霍夫一直是二级营，1944年春天时关押的囚犯不超过7500人。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到1944年夏末，已发展到6万多人（随着波罗的海地区集中营的看守陆续到来，党卫队员工的人数也有所增长）。新囚犯大多是犹太女人。其中许多人被送到施图特霍夫的卫星营；1944年6月至10月，集中营党卫队为犹太囚犯建立了19个卫星营，他们生活在最原始的条件下，通常住在帐篷里。而在主营，大约1200名或更多的囚犯挤在以前只住200人的营房里；囚犯甚至睡在厕所里。集中营里所有资源都稀缺，不仅仅是空间。“没有盥洗的设施，”英格·罗特希尔德后来作证说，“几天之内，我们身上都爬满了虱子。”[42]

施图特霍夫有频繁的筛选，英格补充说。事实上，从1944年夏天开始，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就加紧了对疲惫、年老、生病、体弱和怀孕囚犯的系统性谋杀，就像他们在波罗的海地区的集中营里所做的那样。施图特霍夫党卫队最初认为这是解决主营人满为患的根本办法，患病囚犯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还有更多的“不适合劳动”的囚犯从卫星营返回。但是，当地的党卫队也越来越多地用杀戮来为可能的撤离做准备，先动手杀死那些会成为运输负担的囚犯（以波罗的海营地为例）。[43]

从施图特霍夫筛选出来的几千名受害者被火车运往比克瑙，主要是儿童及其母亲。其他人在施图特霍夫就地处决，特别是在1944年秋天比克瑙杀人设施关闭之后。正是在这个时候，施图特霍夫的党卫队建立了一个小毒气室，用齐克隆B毒杀犹太人（以及一些波兰政治犯和苏联战俘）。不过，施图特霍夫党卫队的主要武器是致命的注射和射击。考勤主管阿尔诺·开姆尼茨（Arno Chemnitz）在火葬场安装了一个颈部射击装置，这个装置是他在1941年从布痕瓦尔德一名分区主管处决苏联“人民委员”时学到的。另一名施图特霍夫的党卫队队员后来描述了例行处决五六十名妇女后的情形：“我没有细看尸体，但我看到地板上干涸的血泊，尸体面孔沾染的血迹，我记得门框也溅上了血。”

更多的囚犯死于悲惨的生活条件。营房里死去的人迅速地成倍增加。一些囚犯醒来时，压在身上的人就已经在夜间死去，尸体都冰凉了。1944年秋冬，营地遭遇了一场斑疹伤寒疫情，这是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疫情。党卫队最终甚至不得不暂停大规模处决，到了1945年1月8日，里夏德·格吕克斯将整个集中营封闭了近两周。到这个时候，每天约有250名囚犯死亡，而死亡直到撤离时仍在继续。[44]

1944年秋冬季，其他东部集中营的生活也笼罩在撤离的阴影下。在奥斯维辛这座最大的集中营里，党卫队的准备工作最为紧张。正如我们所见，物资和机器被搬走，党卫队官员的家属最终也不得不舍弃华丽的居所（霍斯夫人和孩子于1944年11月初离开）。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队官员变得越发紧张，因为前线越来越近了。他们能及时逃脱吗？当地抵抗力量会不会从外面攻击集中营？[45]苏联人会先到达这里吗？1944年秋天，当党卫队在BBC频道收听盟国广播时，这种担忧进一步升级，广播里点了几个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官员的名字，并警告说，任何涉及进一步流血事件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随着奥斯维辛党卫队的情绪变消沉，一些看守失去了掠夺和荒淫的心情。[46]

毒气室的关闭成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灭亡的缩影。1944年10月底或11月初的某个时候，集中营内的毒气处决——纳粹死亡营的最后一项——永远地停止了。不久，党卫队开始拆除比克瑙的杀戮设施，囚犯们被迫隐藏剩余的灰烬和骨头碎片。[47]有些党卫队刽子手因为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而如释重负。“你可以想象，我的爱人，”1944年11月29日，党卫队驻军首席医生维尔茨博士写信给他的妻子，“我不必再做这种可怕的工作，以后也不存在了，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美好了。”[48]囚犯们也承认这是一件大事。米克洛什·尼斯力回忆说，当他看着火葬场的墙壁倒塌时，他仿佛看到了第三帝国的崩塌。[49]

为什么党卫队要拆除比克瑙毒气室？许多历史学家指出，希姆莱或许下令停止大规模屠杀犹太人。[50]如果这样的命令真的存在，那只不过是希姆莱为了与西方谈判以达成秘密和解的姿态罢了。在实践中，党卫队从未放弃最终解决方案，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对犹太人和其他囚犯的屠杀仍在继续，即使毒气室已经被关闭。[51]放弃毒气室的真实动机或许更现实。由于德国军队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对犹太人的大规模驱逐接近尾声，奥斯维辛党卫队迫切要赶在红军到达集中营之前掩盖罪行。[52]党卫队不想让马伊达内克的事件再一次上演，那里的毒气室基本上完好无损地落入了苏联军队手中。[53]他们也想要抢救杀人设施的硬件，所以把火葬场的许多部件拆除、打包，然后运往了西边。最终目的地是毛特豪森附近的一个绝密地点，在那里，党卫队计划重建至少两个比克瑙的火葬场，还把比克瑙的一些杀人专家派往毛特豪森。更可能的情况是，这个最终从未建成的新营地或许也要建毒气室，用于继续进行系统性的大规模屠杀。[54]

党卫队逐渐准备放弃奥斯维辛时，跟之前的撤离行动一样，也先将许多囚犯转移走了。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的人数在四个月内几乎腰斩的主要原因，12月底时骤降到了7万人。几个营区被关闭并彻底拆除，包括比克瑙巨大的“墨西哥”延伸区（BⅢ区）。[55]1944年下半年，大约有10万名囚犯被送出奥斯维辛。以前，该集中营是无数囚犯的终结之地，如今，再次开始了反向流动。我们看到，有些囚犯被运到了北边的施图特霍夫，但大多数被送到更靠西的集中营，远离即将逼近的红军。其中之一是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这是西里西亚地区仅存的主要集中营。[56]

1944年下半年，格罗斯-罗森集中营以惊人的速度壮大，每天都有来自其他地方的囚犯抵达。到了1945年1月1日，这里总共关押了76728名囚犯，从集中营系统里不起眼的位置一下跃升为第二大集中营；其中有2.5万多名犹太妇女，她们大多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卫星营。跟施图特霍夫一样，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现在也是一个庞大的收容营，关押着来自东部集中营的囚犯。由于过度拥挤，主营陷入了混乱，秩序开始崩溃。从1944年秋天起，党卫队开始用奥斯维辛拆卸运送过来的营房建设一个新营地，但条件更差。寒冬降临，囚犯们暴露在严寒中，因为许多营房都缺少门窗；没有厕所或盥洗室，囚犯们每天踩的都是雪、泥和粪便。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现存的许多卫星营里，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1945年初，阿夫拉姆·凯泽尔亲眼看见德恩豪卫星营（Dörnhau）里的两名同狱囚犯扑向警犬丢弃的一块骨头，用火烤后吃了下去。他在日记中写道：“再没有什么能让我惊讶了。”[57]

逃离红军

1945年1月12日，苏联军队发动了全面进攻，迫使第三帝国屈服。坦克沿着广阔的东部战线不断突破，横扫德国国防军的防御，迅速向德国腹地推进。当红军在月底重新集结时，前线已重新划定。第三帝国已经失去了在波兰占领区以及其他重要领土——东普鲁士、东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的最后立足点，数百万德国平民加入了撤退的国防军行列，开始了一次令人绝望的大规模逃亡。[58]

苏联军队前进的道路上矗立着奥斯维辛、格罗斯-罗森和施图特霍夫这三大集中营，截至1945年1月中旬共关押了超过19万名囚犯，人数至少占整个集中营系统的四分之一。[59]早先参与讨论集中营大撤退的人包括大区长官、党卫队高级官员和警方领导，他们对撤离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60]经济与管理部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奥斯瓦尔德·波尔率先命令奥斯维辛党卫队制订撤退计划，在他最后一次访问集中营时，大约是1944年11月，他与当地政党、警察和党卫队当局一起查看了他宠信的指挥官里夏德·贝尔起草的蓝图。[61]回到奥拉宁堡，波尔的管理者们将决定囚犯撤离的最终目的地。[62]鉴于实际情况瞬息万变，他们依旧无法从远处具体把控，因此，后勤安排大多还是掌握在当地的党卫队指挥官和官员手中。[63]

尽管有所准备，但是在1945年1月中旬苏联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时，党卫队依旧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当地的纳粹领导人只会添乱，往往拒绝下达撤离命令，直到为时已晚。[64]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党卫队弃营逃跑时，一切都陷入了混乱之中。“一片混乱，党卫队惊慌失措。”囚犯们潦草地记下了当时的场景，而看守们则在主营里横冲直撞，围捕囚犯，分发补给，收拾货物，销毁文件。1945年1月17日，囚犯们开始列队离开奥斯维辛集中营，两天内，超过四分之三的囚犯都上了路。当囚犯们把奥斯维辛集中营甩在身后时，有些人情绪昂扬，比如特别工作队的最后幸存者希望通过混入长途跋涉的队伍来躲避党卫队的杀害。然而，绝大多数囚犯在离开时都充满了恐惧，他们担心下雪、党卫队和未知的命运。“这样的撤退，”当第一梯队出发时，一名波兰囚犯写道，“意味着至少一半的囚犯会被消灭。”[65]最终，大约四分之一的奥斯维辛囚犯在途中死亡。[66]

奥斯维辛的囚犯们最开始时是步行向西撤退。两条长约40英里的主要路线会把他们带去罗斯劳和格莱维茨。抵达后，大多数幸存者——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小男孩汤米·伯根索尔——被塞进火车，驶向帝国的更深处。规模最大的一批，估计有15000名囚犯，被送往格罗斯-罗森主营，不过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也即将撤离。[67]

与匆匆撤离的奥斯维辛不同，西北方170英里处的格罗斯-罗森集中营的撤离工作持续了数月。虽然在1945年初，主营和许多卫星营被匆忙放弃，但整个营区依旧存在；鉴于前线的推进方式，到了1945年5月初，还有几十个卫星营仍在运行。[68]在施图特霍夫，最终的撤离也被延迟了。1945年1月，党卫队在下半个月里抛弃了大约30个卫星营，让许多囚犯徒步行军到主营。[69]而主营随后在1945年1月25日和26日也开始部分撤离。红军就在30英里外，党卫队带领大约12500名囚犯中的一半向西边大约85英里外的劳恩堡（Lauenburg）地区徒步行进。抵达后，党卫队把幸存者关进临时营地，没有食物、水或暖气。几周后，党卫队再次放弃劳恩堡集中营，并迫使剩余的囚犯再次踏上死亡之旅，留下数百具尸体。与此同时，施图特霍夫主营仍然开放。由于其偏远的位置，苏联人绕过了该地区，直到1945年5月9日才接管该集中营；到那时，只剩下了150名幸存者。在过去几周里，成千上万的人在徒然等待看似近在咫尺的解放中死去。遇难者中包括英格·罗特希尔德的母亲，她死在了女儿13岁生日那天，瘦得只剩下皮肤和骨头。[70]

1945年初的集中营系统处于一直流动的状态。在1月和2月逃离红军后，党卫队将超过15万名囚犯赶出奥斯维辛、格罗斯-罗森和施图特霍夫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的多个卫星营也受到了影响）。[71]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安排人员迁徙时，排在第一位的是那些“适合工作”的囚犯。按惯例，可能受希姆莱和波尔的指示，这些囚犯是要送到其他集中营当奴隶劳工的。[72]但病弱者的命运就不好说了。正如在1944年东部早期撤离期间，似乎没有来自高层的明确指示，主动权在当地集中营党卫队手中。如果能运走，官员们有时会清空整个集中营，强迫所有患病的囚犯上卡车、马车或火车。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更偏远的卫星营，党卫队会在长途跋涉前进行筛选，杀掉最体弱的囚犯。[73]

规模最大的一次屠杀发生在撤离利伯罗瑟（Lieberose）期间，这是萨克森豪森的一个卫星营，主要关押来自波兰和匈牙利的犹太人。1945年2月2日，大约1600名囚犯徒步前往60英里外的主营。另有1300人留在后面。他们的命运早在几天前的电报里就注定了，这封电报可能来自萨克森豪森的指挥官，下令处决这些老弱病残。党卫队里从不缺少乐于效劳的恶魔。“来吧，我们走，”一个哨兵说，“打死这些犹太人，咱们还能得一些杜松子酒。”屠杀持续了三天。有一些绝望的反抗，一名囚犯刺伤了营地主管的脖子。但是没有生路。少数人藏在丢弃的制服和鞋子堆里，稍后被另一群党卫队队员拖出来处死了。[74]

然而，在1945年1月和2月的集中营大撤退期间，屠杀不是党卫队的默认方式。官员们很可能把精疲力竭的囚犯抛在后面，当作杀掉了。例如，在1945年1月施图特霍夫部分撤离期间，指挥官霍佩发布书面指示，把“生病和无法行军”的囚犯原地留下；数千人眼睁睁看着其他人离开。[75]在格罗斯-罗森也一样，党卫队在卫星营留下了数百名生病的囚犯。[76]一些官员由于害怕盟军的报复，所以最后一刻放下了屠刀。[77]在其他地方，他们只是因为红军来得太快，没来得及而已。在废弃的党卫队营房里，幸存者们后来发现了仓促撤退的迹象：装满啤酒的玻璃杯、喝了一半的汤、玩到一半的棋牌游戏。[78]

1945年初，红军解放了10000多名囚犯，大多是从奥斯维辛主营、比克瑙和莫诺维茨解放的，约有7000人。[79]死亡撤离和苏联军队到达之间相差了超过一周的时间，在营地附近的短兵相接中，红军损失了200多名士兵。对于剩下的囚犯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却充满希望的时期，是他们苦难的最后一章，结局仍然未知。奥托·沃尔肯博士后来说，最后这段时间或许是他在集中营里度过的五年多中最艰难的日子了。大约在1月20日或21日，当大部分奥斯维辛哨兵离开后，剩下的囚犯变得更加大胆，在铁丝网上划洞，穿过不同的营区，闯入党卫队的储藏室。囚犯们试着自己管理，他们照顾病人、生火、分发食物。但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一名兴高采烈的苏联囚犯找到一些啤酒和武器后喝醉了，不小心向比克瑙的天空开了火，结果被一支德国巡逻队发现并击毙。一群搬进党卫队食堂的法国囚犯也因此被害。除了纳粹杀手之外，还有其他危险，包括寒冷、饥饿和疾病。然而，绝大多数囚犯都活到了1945年1月27日。当第一批苏联士兵出现在比克瑙的大门前时，一些囚犯朝他们跑去。“我们拥抱并亲吻他们，”奥托·沃尔肯几个月后回忆说，“喜悦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们得救了。”[80]

然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其他地方，命运在最后发生了可怕的转折。比克瑙获得解放的同一天，党卫队恐怖袭击了位于北边仅12英里处的福尔斯滕格鲁伯卫星营（Fürstengrube）。8天前，党卫队弃营而去，留下大约250名生病的囚犯自生自灭。1945年1月27日下午，当生的希望近在咫尺时，一群党卫队队员突然闯入营地，几乎杀光了所有囚犯。只有大约20名囚犯活着看到红军，他们经历了奥斯维辛最后一次屠杀。[81]

死神在路上

没有人知道在1945年初的撤离期间，在结冰的道路和拥挤的火车上，在沟渠和森林中，有多少集中营囚犯死亡。这个数字一定是好几万，其中估计有1.5万名男女老少来自奥斯维辛集中营。[82]虽然对早期撤离的普遍记忆被死亡行军主导，但大多数向帝国内部集中营大本营的撤离是靠火车。这些列车上的条件跟早期从西部集中营（比如纳茨维勒）撤离时比起来要糟糕得多。集中营里所有可怕的状况都被带进了火车车厢里。由于轨道车辆供不应求，德国当局使用了大量的敞篷货车，这些车辆对恶劣天气没有丝毫的抵御作用。由于运输上的延迟，痛苦被大大延长了。虽然大多数火车最终到达了目的地，但常常是沿着拥挤和支离破碎的德国铁路网缓慢行驶数天之久。[83]致死率最高的一次是1945年1月23日从奥斯维辛的劳拉赫特卫星营出发的一趟列车。这趟车移动得极其缓慢，常常被迫彻底停车，将近一周后才终于到达毛特豪森，此时，车上约七分之一的囚犯已经死亡。[84]

然而，对大多数囚犯来说，撤离的磨难不是从火车上开始的，而是发生在那之前的死亡行军时，1945年初曾夺去了大多数囚犯的性命。囚犯们在离开前只会收到极少的食物。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回忆说，她得到了一罐牛肉和两块不适于食用的面包。这本来可以支撑好几天的，但饥饿的人常常在出发前就把所有食物一扫而光了。[85]很快，囚犯们的体力就消耗殆尽，走路时已经是恍惚的状态，有时，朋友之间甚至互相都认不出来了。[86]但是，行军并没有抹去囚犯之间的所有差别。一些小范围的互相扶持依然存在，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会尽全力彼此帮忙，而那些形单影只的人往往最先倒下。享有特权的囚犯跟在集中营里一样，待遇相对较好。他们更健康，吃得更好，还能穿着合脚的鞋子和保暖的衣服，而其他人则衣衫褴褛，只能穿木鞋，很快就垮掉了。[87]鲁道夫·霍斯受奥斯瓦尔德·波尔的指派，监督东部的撤退事宜，他很容易就能找到囚犯们行军的路线：只要跟着尸体走就行。[88]

行军的死亡率差别很大，取决于物资是否充足和距离长短等因素。[89]虽然疾病和疲劳是主要死因，但枪杀也相当普遍。根据党卫队的规则，所有被怀疑要逃跑的囚犯都是目标，即使是走到路边排便的囚犯也有危险。[90]虽然党卫队没有明确接到应该如何对待患病囚犯的指令，但他们一般也用杀戮来解决。大多数受害者是在掉队后被党卫队的子弹击中，孤独地死去，不过也有一些大规模杀戮。例如，从奥斯维辛的布莱希哈莫尔卫星营（Blechhammer）出发的一队囚犯，党卫队把病人都装上雪橇，用手榴弹把他们炸死。[91]

杀人者中很少有高级别的党卫队官员，因为大多数当地的一把手已经跑了。尽管他们嘴上说要昂首挺胸与苏联对抗，但纳粹高层还是养成了先走为上的习惯。鲁道夫·霍斯痛苦地回忆说，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里夏德·贝尔自己躲在舒适的党卫队豪华轿车中，有大把的休闲时间。[92]其他指挥官也迅速跑路，把监督囚犯行军的工作甩给下属。他们中很多是未正式任命的官员，只是在卫星营里升到了高级职位。但负责运输的领导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跟着长长的队伍，这意味着，扣动扳机的决定权往往还是在普通看守手里。“实际上，每名看守可以自己决定是否要开枪。”一名看守在战后作证说。其中一些行刑者是女人，这打破了集中营党卫队最后的一个性别禁忌。不过绝大多数还是男性，包括一些最近才加入的年长士兵。[93]

1945年初，对红军的恐惧驱使着许多党卫队的刽子手。苏联军队在推进期间对德国人展开了可怕的报复，第三帝国充斥着大屠杀的故事，这都是纳粹宣传机器巧妙运用的产物。许多普通德国人认为这些罪行是对集中营暴行的报复，“向敌人展示如果他们赢了，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什么”。与此同时，看守们自己决心要跑在红军前面。如果体弱的囚犯拖累了行军的速度，如果吼叫、耳光和脚踢都无法让他们再向前走，党卫队就会击毙他们。[94]看守们保命的欲望导致集中营囚犯撤离期间一次最严重的屠杀发生了。1945年1月底，大约3000名施图特霍夫的囚犯（大部分是犹太妇女）徒步抵达了东普鲁士的帕尔姆尼肯镇（Palmnicken）。一侧是波罗的海，另一侧是不断推进的苏联军队，急于逃跑的党卫队将囚犯押送到附近的海岸，用机关枪扫射。受伤的幸存者或淹死或冻死，他们的尸体在当地海滩上被海浪冲刷了好几天。[95]

启示录

1945年3月中旬，奥斯瓦尔德·波尔根据希姆莱的指示，开始疯狂前往各个集中营视察实际情况。他在鲁道夫·霍斯和经济与管理部其他官员的陪同下，经过满目疮痍的营区时，想必已经意识到气数将尽。但是，他并没有放慢霍斯称之为“极速巡视”的步伐。“尽我所能视察每一个营地。”波尔后来说。最后，他视察了战前德国境内至少六个主要的集中营。[96]

这些集中营内的情况最近急剧恶化，挤满了近来从被关停集中营撤离的饱受摧残的囚犯。在1945年的头三个月里，布痕瓦尔德党卫队记录的死亡人数比1943年和1944年的总和还要多。虽然一些火葬场日夜不停地运转，但死者的尸体还是迅速堆成了山。在达豪，集中营党卫队从1945年2月开始将数千名囚犯埋到了主营地附近一座小山上的乱葬坑中，因为焚化炉的速度已经跟不上了。尼科·罗斯特在1945年2月25日的达豪日记中指出，太多的囚犯正在死亡，以至于幸存者没有时间去哀悼他们的朋友。[97]

奥斯瓦尔德·波尔在1945年3月的巡视期间目睹了这一切。波尔和管理人们一致认为，情况最糟糕的是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在那里，指挥官克拉默带他们参观时，他们看到大批饥饿的囚犯和尸体。经济与管理部官员的回应是向当地党卫队发出各种命令，就像他们巡视期间在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铁石心肠的鲁道夫·霍斯利用他自己的专长，就大规模火化尸体提供了实用的建议。与此同时，波尔本人也给了些毫无价值的指示，让集中营党卫队把附近森林里采摘的草药、浆果和庄稼加到囚犯们的日常饮食中。他还利用最后一次与贝尔根-贝尔森和其他集中营官员开会的机会，讨论他们的撤离计划，而大规模处决仍在党卫队的考量中占据了重要位置。[98]

疾病与战争赛跑

1945年1月5日，弗洛森比格

亲爱的玛丽安！在这封信中，就这一次，我将向你说出全部真相。我身体还不错。但集中营里的生活令人害怕。1000个人，却只有200张床位。误杀和鞭打，还有饥饿是家常便饭。每天有超过100个人死去——倒在厕所的混凝土地上或外面。环境之脏乱已经难以描述——虱子（还有）更多其他的……告诉所有（我们的）熟人，让他们捐食物——面包、香烟、人造黄油都行。你的赫尔曼。

德国共产党人赫尔曼·豪布纳（Hermann Haubner）的这封求援信被偷偷送出集中营，最终送到了他妻子手中。但这没能救他。1945年3月4日，豪布纳死亡。其他3206名囚犯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被废弃前最后一个月死亡。[99]

在1945年的最初几个月，余下的集中营变成了灾区，包括那些此前情况还不算太糟糕的集中营。这场灾难的直接原因之一是囚犯人数激增。当然，过度拥挤并不算新鲜事，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自1942年以来一直挤得满满的。[100]但是，集中营并没有为最后这个时期的人口高峰做好准备，1944年下半年，靠近前线的集中营开始大规模将囚犯运回内地集中营。到年底，许多集中营区彻底超载，不料，1945年初还有第二波撤离。第三帝国中心地带的所有集中营，如今登记的囚犯人数都突破了纪录。布痕瓦尔德仍然是规模最大的，1945年3月20日统计的囚犯人数是106421人；大约30%的人被塞进主营，其余分布在87个卫星营里，拥挤程度也不相上下。[101]

1945年1月31日，阿蒂尔·奥洛在达豪日记中写道，最后几个月是“疾病与战争赛跑”。[102]囚犯们会被盟军及时拯救吗？还是说会像前面许多人一样死于饥饿和疾病？现在，每日的配给几乎一无所有。在像埃尔里希这样的集中营里，就连作为囚犯主食的面包也没有了。1945年3月8日，比利时囚犯埃米尔·德洛努瓦（Émile Delaunois）在日记中写道：“这种饥饿感太可怕了。”两周后，他补充说：“只剩下活死人了！”仅在3月，就有近1000名囚犯在埃尔里希死亡，几乎每六个人里就会死一个人。[103]

这并非天灾，而是人祸，是集中营党卫队多年来恐怖统治的顶峰。过度拥挤是纳粹政策的直接产物。同样，各种用品的严重短缺也与党卫队的理念有关，即囚犯作为德国人民长期以来的敌人，不配得到更好的对待。1945年春天，当囚犯因饥饿而死亡时，集中营党卫队自己仍然定期收到高品质的食物，包括肝酱和香肠。解放后，前囚犯发现党卫队的仓库里堆满了食物，还有鞋子、外套、床垫和药品。[104]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对有序改善囚犯的困境毫无兴趣，更愿意把一切怪罪到受害者头上。1944年11月，奥斯瓦尔德·波尔得知一些党卫队官员申请给囚犯一些更好的衣服，他非常愤怒。波尔不仅没有怜悯囚犯，反而大喊说，他的人最好教他们如何看好自己的东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藏起来”。[105]

这一切痛苦和绝望使本就暴躁的囚犯群体进一步分裂。一些集中营陷入了暴力无序的状态。饿红了眼的囚犯会伏击将食品补给运送到厨房和营房的囚犯，结果被其他手持棍棒的人击退。还有一些集中营充斥着谋杀，只是为了一口吃的。1945年4月17日，埃本塞集中营的一群囚犯杀死了一名13岁的男孩，因为他刚从毛特豪森的另一个卫星营而来，还偷藏着一块面包。[106]

数以万计的囚犯转移到新集中营后不幸殒命，这个男孩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对于部分囚犯来说，经历过恐怖的火车车厢和徒步行军后，到达目的地是一种解脱。[107]但这种解脱不会持续太久。这些新来者身体极度虚弱，大部分人发现自己在新目的地没有保障和关系，完全暴露在党卫队的恐怖力量之下。1945年2月，许多从利伯罗瑟来到萨克森豪森的犹太人就是这样。他们在关停卫星营时躲过了“射杀犹太人”的劫难，紧接着熬过了常常打赤脚和充满了冻伤的死亡行军，最终还是死在了萨克森豪森。在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党卫队展开大规模筛选，杀害了大约400人。更多人是在集中营的隔离区里被冻死或饿死的。1945年2月12日，奥德·南森看着一群人钻进垃圾箱，为残羹冷炙打得不可开交。他们被德国审头击退，但很快又扑了上来，他们瘦骨嶙峋的身体沾满了鲜血。

南森因无能为力而饱受内心的折磨，当他回到自己在萨克森豪森的营房时，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画面。他的挪威同伴们仍然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多亏了红十字会的包裹，他们有足够的食物，以及大量的香烟（集中营里的硬通货）。饭后，他们可以读小说、聊天或玩游戏，“丝毫不受外边死亡和毁灭的干扰”，南森写道。一些挪威人把利伯罗瑟犹太人的垂死挣扎视为他们堕落的证据。“那些不是人，而是猪！”有一个人对南森说，“我宁可饿死，也永远不会堕落到去吃那样肮脏的东西！”[108]

囚犯群体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囚犯的生存概率也是如此。少数特权囚犯眼中的垃圾却是底层囚犯的补品，这种情况不仅存在于萨克森豪森。1945年1月，在埃本塞，一名德国审头可能因为吃了太多土豆炖牛肉，结果吐了，一名饥饿的俄罗斯囚犯毫不嫌弃地吃掉了他的呕吐物。[109]尼科·罗斯特在1945年3月21日总结概括了这种巨大的不平等，他当时是达豪医务室的审头，负责收集死在主营里的囚犯的名单。他指出，在厨房工作的囚犯没人死掉，因为他们可以自取所需。大多数德国囚犯也活了下来，他补充说，因为他们占据更好的职位，可以收到更多的食物。同样，在关押捷克囚犯和牧师的营房里也几乎没人死亡，因为他们可以收到外面的补给包裹。“但在其他地方，”罗斯特写道，“却是尸体、尸体、尸体。”[110]

死亡地带

死亡率最高的是主营和一些卫星营中安置患病囚犯的特殊区域，留在那里的都是党卫队眼中注定要死的囚犯。[111]集中营党卫队可以借鉴以前的经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情况恶化以来，集中营会将病号隔离在特殊区域，加速他们的死亡。从1944年末开始，党卫队官员进一步强化了这种隔离式的死亡政策，作为人口超负荷的集中营处理囚犯患病和传染的办法，尤其是不能再把囚犯遣送到奥斯维辛之后。[112]

所谓的“屎区”装的是被痢疾掏空身体的囚犯，他们躺在满是屎尿的池子里。有给感染斑疹伤寒的囚犯设立的“死亡区”，有时被铁丝网围起来，以防他们逃到营里其他地方。有“康复区”，在那里，憔悴枯槁的囚犯躺卧在难以形容的污秽中。还有医务室，往往只是等死的房间；然而，绝望的囚犯恳求进入这些区域，有的人在入口外就倒下了。[113]

最大的死亡地带是主营里曾经的隔离区，在1944年迅速扩张，成千上万的新囚犯暂时住在帐篷里。最初，党卫队曾将这个区域作为中转营，将大多数囚犯稍后送到别处从事奴隶劳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患病的囚犯留了下来，随着囚犯人数的增加和疾病的蔓延，这些空间获得了一个新的功能，即隔离病人和将死之人的巨大场所。

其中最糟糕的是布痕瓦尔德的“小营”，两年前开始启用，是一些无窗的马棚，用铁丝网与主营隔开。到1945年4月初，这里关押了1.8万名囚犯。许多人最近才从关停的集中营撤离到这里，处于震惊和疲惫的状态。在“小营”里，毗邻的主营里的苦难——寄生虫、疾病和饥饿——被进一步放大，1945年1月至4月，大约6000名囚犯死在这里。什洛莫·维泽尔也在其中。他的儿子埃利后来说，布痕瓦尔德曾承诺要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条件更好，结果却大同小异：“对我来说，刚开始，‘小营’比奥斯维辛还要糟糕。”[114]

到1945年初，活死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于集中营党卫队不得不把整个卫星营指定为收容所，党卫队有时称这些地方为“倒地就死营”。[115]比如，1945年1月，多拉党卫队在诺德豪森边上，利用波尔克空军兵营废弃的机库建了一个卫星营，离主营不远。垂死的囚犯源源不绝，新营地很快填满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大约12000名多拉囚犯被关进来，其中许多是从奥斯维辛和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撤离的幸存者。最虚弱的人——连走路、站立或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被集中丢在其中一间双层机库里等死；党卫队偶尔会用水管冲洗里面的混凝土地，以洗去一些血液和粪便。囚犯们很快称波尔克营为“活火葬场”，名副其实。在美军于4月11日到达营地前的几周里，每天死亡人数多达100人，总共有超过3000人死亡。1945年3月初的一天，其余2250名垂死的囚犯被塞进棚车送走，从此消失。他们的目的地是贝尔根-贝尔森，现已成为集中营系统中最大的死亡地带。[116]

贝尔森

1945年头几个月，贝尔根-贝尔森的老囚犯们沮丧地看着一排排行尸走肉般的男女老少朝他们的营地走来。一次又一次的遣送带来了更多的囚犯，全都“形销骨立”，从去年夏天就关在这里的汉娜·莱维-哈斯（Hanna Lévy-Hass，她是因为在黑山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在1945年2月的日记中写道。短短8周内，该集中营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从1945年1月1日的18465名囚犯增加到3月1日的41520人，英国军队在4月15日解放贝尔根-贝尔森时，囚犯人数则达到53000人左右的峰值。[117]随着营地扩张，混乱、疾病和死亡也以毁灭性的速度肆虐。

贝尔根-贝尔森被纳粹当局作为“犹太人质”集中营，此后承担了多项新职能，走上了通往灾难的道路。从1944年春天开始，正如我们所见，集中营党卫队把它当成了收容其他集中营患病和垂死囚犯的隔离营。随后，在1944年夏天，它又建立了一个中转营地，成千上万从被占领的东欧地区前往德国卫星营的妇女在这里短暂停留。其中大约2500人留在贝尔根-贝尔森，包括两名年轻的德国犹太人，15岁的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和她的姐姐玛戈（Margot）。1944年10月底从奥斯维辛撤离，她们几周前乘坐最后一趟离开荷兰的帝国中央安全局列车（姐妹俩与父母和其他四个人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藏身处躲藏了两年，但最终还是被纳粹当局逮捕）。在贝尔根-贝尔森，姐妹俩最初挤在中转营地的帐篷里，帐篷几乎完全没有避寒和防雨的功能。1944年11月7日，一场暴风雨将几顶帐篷吹走后，集中营党卫队将妇女转移到“明星营地”内的营房。[118]那时，犹太人质们的处境急剧恶化。虽然他们仍被单独关押，但党卫队开始像对待集中营的其他囚犯一样对待他们。1944年12月，汉娜·莱维-哈斯写道：“营地里的情况每天都在恶化。难道还没有到最悲惨的地步吗？”[119]

更糟糕的是，1945年初的大规模遣送彻底压垮了整个集中营。虽然经济与管理部的官员继续把贝尔根-贝尔森作为收留其他集中营内半死囚犯的目的地，但他们也把它变成了接收撤离囚犯的营地，囚犯最初来自奥斯维辛和格罗斯-罗森等东部的集中营，后来也有来自德国腹地的集中营。[120]例如，4月11日，一列火车从刚刚关停的多拉附属的沃夫利伯卫星营（Woffleben）驶出。在为期一周的旅途中，约有150名囚犯死亡（另有130人逃跑）。大约1350名幸存者被送进贝尔根-贝尔森，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埃米尔·德洛努瓦。就在沃夫利伯撤离之前，他发誓“不惜一切代价尽快重获自由”。他的确撑过了在贝尔根-贝尔森的最后一段时光，但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121]

贝尔根-贝尔森党卫队急忙重新分配营区，开辟新营地，包括在附近军营建立的一个次级营。即便如此，依旧人满为患，空间紧缺。囚犯人数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大多数新囚犯是女性，使贝尔根-贝尔森成为唯一一座女性人数远超男性的战时集中营（除拉文斯布吕克和施图特霍夫之外）。它也不再是只关押犹太人的营地。尽管犹太人仍然是最大的群体——在1945年4月中旬时大约占囚犯总数的一半——但也有其他背景的囚犯，包括许多来自波兰和苏联的政治犯。[122]

1945年3月17日，著名的荷兰律师、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阿贝尔·赫茨伯格（Abel Herzberg）在日记中写道：“这里发生的是世界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事。”此时，他作为犹太人质来到贝尔森已经一年有余。[123]新囚犯即便还没有窥见贝尔根-贝尔森的恐怖，也能从空气中闻到。一股混杂了腐烂和死亡的臭气在最后几周里笼罩着整个营区，这是一种来自奥斯维辛等集中营的囚犯们非常熟悉的味道。1945年2月8日，另一位犹太人质、16岁的阿里耶·科雷茨（Arieh Koretz）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浑身都是虱子，一切都是肮脏污秽的，到处是粪便。”成千上万的囚犯越来越脏，一名囚犯医生后来说，整个集中营，就像一个巨大的厕所。到了晚上，囚犯们更痛苦，寒风从残破的屋顶、窗户和门漏进来。营房经常是空荡荡的——灯、稻草铺、被子、炉子、椅子统统都没有——除了大量囚犯，有死的，也有活的。[124]疾病也在肆虐，斑疹伤寒在营中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最大的杀手是饥饿。“我已经工作了五天，但没有面包吃。”1945年3月25日，24岁的荷兰犹太人路易斯·塔斯（Louis Tas）写道。“昨晚要饿疯了，做梦都是食物。”他第二天补充说。到处都是皮包骨头的活死人，骨头占了体重的一半以上。[125]

囚犯们生的希望消退得很快。“我再次病倒，放弃了活着离开这里的全部希望，”1945年3月7日，阿贝尔·赫茨伯格写道，“我害怕这种痛苦，与死亡做斗争。”[126]每天早晨，囚犯们会把前一天夜里死去的人扔出营房，不过他们会先从僵硬的尸体上扒下衣服和贵重物品。尸体随后被扔上卡车或手推车，丢到营地的不同角落；等到最后，甚至没有人再管运尸的事了。[127]

在集中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945年3月的贝尔根-贝尔森那样，有那么多囚犯死于疾病和物资匮乏。在这一个月中，营里平均关押着约45500名囚犯，约有18168人丧生。[128]安妮和她的姐姐玛戈没能撑下来。在生前最后一段时光里，姐妹俩被斑疹伤寒和痢疾折磨，相拥待在医务室的一张毯子下。当朋友们在那里发现她们时，他们恳求安妮起床。但此前一直在照顾垂死的姐姐的安妮只是回答说：“在这里，我们两个可以躺在一张床铺上，我俩在一起，很平静。”[129]

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并没有谋划贝尔根-贝尔森的灾难。当然，他们希望体弱的囚犯死掉，但肯定不是以这个速度死亡。[130]1945年3月1日，随着局势失控，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给经济与管理部发了一封言辞坦率的信，警告说条件“难以维持”。供给短缺和过度拥挤正在制造一场“灾难”。克拉默要求更多的床和毯子，还有食物和灭虱设备。[131]但他的呼吁并不诚恳。克拉默竭力想在党卫队上级，以及未来盟军的法官面前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负责任的官员。[132]此前，他很少在致经济与管理部的信中表现出紧迫感。事实上，作为一名资深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和激进的反犹主义者，他在1944年12月初到贝尔森后，给这里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当整个悲剧发生时，克拉默和他的手下大多是袖手旁观，尤其是注意保护自己免受疾病的侵害。1945年3月，贝尔根-贝尔森营区内再难看到党卫队官员的身影。“再没有点名，也没有工作，”阿贝尔·赫茨伯格在1945年4月1日写道，“只有死亡。”[133]

大屠杀

除了物资短缺造成的死亡外，集中营党卫队还靠大规模处决来消灭弱者。1945年最初几个月，致命的筛选扩散到了余下的所有集中营，可能是经济与管理部的指示。党卫队用枪毙、注射死刑和毒气杀害了数万名体弱的囚犯，决心把撤离过程中被视为健康风险、消耗资源和障碍的囚犯全部除掉。[134]有时，党卫队会在囚犯们到达新营地后筛选受害者。[135]营区内部还会有进一步的筛选，特别是在死亡地带。在乌克马克（Uckermark）——一个为“离经叛道的”女孩和年轻妇女建立的治安营，1945年1月，该营地主要由拉文斯布吕克党卫队接管，专门关押主营及其他附属卫星营里最虚弱和最年迈的妇女——党卫队每天都会筛选。“我们可能是病了，但我们还是人！”其中有一个囚犯在1945年2月9日绝望地写道。当中选者被党卫队开卡车拉走时，那些幸免于难的人听到他们的哭声和尖叫声渐行渐远。卡车停在附近拉文斯布吕克的火葬场，在那里，被判死刑的人被迫进入一间小屋，这间小屋在1945年1月被改造成了毒气室。乌克马克营总计有8000名（或更多）女囚，其中3600人被谋杀，可能一半都是犹太人。[136]

除了病人之外，集中营党卫队还处决了政治犯和其他需要封口的囚犯。随着政权垮台，整个第三帝国掀起了最后一波疯狂的屠杀。跟希特勒一样，在自我毁灭欲望的驱使下，一小撮狂热分子瞄准了德国战败主义者、外国工人、囚犯和更多群体；如果纳粹德国要灭亡，这些“社会异类”也要一起死。[137]旨在关押最危险敌人的集中营不可避免地处于大屠杀的中心。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早就设想到，如果战败，就要对集中营囚犯展开血腥清算，这一刻在1945年初降临了。[138]清算的对象包括被选中的“高价值”囚犯，比如盟军的特工和知名的抵抗分子。例如，最后几天被弗洛森比格党卫队绞死的人中，有13名英国特工、3名被指控蓄意破坏的法国妇女，以及7名德国反抗领袖，包括神学家迪特里希·朋谔斐尔（Dietrich Bonhoeffer）。[139]

最初，许多此类谋杀都遵循的是1939年建立的自上而下的路线，由帝国中央安全局正式签发处决令。显然，集中营指挥官在1945年初被要求上报那些他们视为威胁的囚犯，以备放弃集中营时不留后患。帝国中央安全局可能搜索了危险囚犯的数据库，进一步扩展了这些名单，然后批准执行死刑。[140]但是，随着中央政府结构解体，德国各地的地区和地方官员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杀人，最终导致暴行升级。[141]在集中营，指挥官们正式接到了可以下令处决囚犯的官方许可，被授予了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争取的权力。[142]

一些注定要死的囚犯展开了反击，就像比克瑙特别工作队的囚犯做过的那样。规模最大的一次叛乱涉及了毛特豪森里“子弹”行动（Kugel）的囚犯。面对越来越多的战俘越狱，德军最高统帅部早在1944年3月就下令，一旦捕获越狱的敌方军官和非正式任命的官员（美国和英国公民除外），就全部送往毛特豪森。这项秘密行动的代号——“子弹”行动——明确显示了不会留活口。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大约5000名判了死刑的囚犯被押送到毛特豪森。大多数是从纳粹的奴隶劳动点逃跑的苏联战俘。毛特豪森党卫队在他们抵达时就处决了几百人，其余都单独关押在20号营房，这是一个被石墙和电网包围的隔离区。“本来打算让这些囚犯在我手底下慢慢饿死，”负责该营区的党卫队分区主管后来承认说，“或者让他们死于疾病。”现实确实如此，到1945年1月底，只有六七百名囚犯还活着。[143]

1945年2月1日至2日夜间，大多数幸存的“子弹”行动囚犯面对注定的死亡，试图逃离毛特豪森。几个同谋者勒死了高级审头，一个忠于党卫队的德国（或奥地利）政治犯。然后，这些人手持石块、木鞋、肥皂块和灭火器袭击了附近探照灯和守卫塔处的党卫队队员，并抢到了一挺机关枪。超过400名囚犯用衣服和湿毯子让电网短路，然后爬过了围墙：这是集中营史上最大规模的逃亡。整个地区对他们的无情追捕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大多数逃犯一两天内就被抓获，当场处决；只有少数人在党卫队和一些当地人所谓的“猎兔”中幸存下来。“我们真的打死了那些家伙。”一名党卫队队员当时吹嘘说。[144]

在其他地方，党卫队通过杀戮来改写历史，让目击者永远沉默，以掩盖最令人发指的一些罪行。目击者包括集中营里许多享有特权的囚犯，他们为知道的所有秘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还有人体实验的幸存者。[145]其中一名受害者是年轻的乔治斯·科恩，前文提到他在1944年11月与其他19名犹太男孩和女孩一起从奥斯维辛被送到诺因加默。在那里，一名党卫队医生让他们感染肺结核，然后监督他们的腺体手术，导致他们病入膏肓。乔治斯最虚弱，毫无生气地瘫在他的铺位上。不过，孩子们还是活了下来，直到战争的最后几天。结果，1945年4月20日，差三天就到13岁生日的乔治斯和其他孩子在深夜被党卫队带到汉堡市布伦胡瑟达姆（Bullenhuser Damm）的一所空学校，这里曾被党卫队征用，设立了一个卫星营。在地窖里，这些可怜的孩子被党卫队营区高级医生麻醉，然后被绞死；之后，医生喝了杯咖啡定了定神，开车返回诺因加默。[146]

党卫队顽固分子的奉献精神一目了然。虽然集中营党卫队近年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其核心仍然是狂热分子。眼看战争即将结束，他们加倍地迫害囚犯。[147]许多人曾在东部占领区服役，他们把学到的所有虐待和杀戮技巧带到了剩余的集中营。这是真的，因为首先，1000名奥斯维辛集中营前工作人员中一部分人在1945年初被重新调派，还有他们最暴力的审头。“我必须承认，奥斯维辛的环境让我变得更冷血。”一名党卫队官员后来为自己在毛特豪森的行为辩护时说道。毛特豪森吸收了大约100名奥斯维辛的前党卫队队员。更多人最终去了多拉，其中包括新指挥官里夏德·贝尔，在他的管理下，暴力行为骤增。贝尔根-贝尔森的新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也来自奥斯维辛，随后带来了更多的老员工。“他们都是混蛋、暴徒和虐待狂。”阿里耶·科雷茨在日记里写道。[148]

与此同时，鲁道夫·霍斯成了拉文斯布吕克的常客，1944年末，他在那里（他的妻子和家人搬到了隔壁）监督大规模枪决和新毒气室的建造。霍斯一定有回家的感觉，因为周围都是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熟面孔，比如新的营区负责人约翰·施瓦茨胡伯（两人在达豪时期就认识了）。这些杀人专家来到拉文斯布吕克并非偶然，而是被经济与管理部特意派去除掉所谓危险和生病的囚犯。奥斯维辛即便已经关闭，它的阴影依旧笼罩着集中营系统。[149]

奥斯维辛的老员工里很少有比29岁的奥托·莫尔更精通大屠杀的人了，他以前是比克瑙火葬场的负责人。经济与管理部重视莫尔的才华，于是在1945年初任命他为一支机动杀人部队的领导。这支队伍完全由比克瑙的老员工们组成，参加了拉文斯布吕克的大规模毒气处决，也是利伯罗瑟大屠杀和萨克森豪森处决行动的幕后黑手。1945年2月底，经济与管理部把莫尔派往德国南部，前往考弗灵营区，让他在那里继续他的杀戮狂欢。这里的囚犯只知道他是“奥斯维辛来的走狗”。[150]然而，莫尔是一个极端的案例，当他继续自己的疯狂时，他的一些同事却放下了屠刀。

集中营党卫队里的意见从未统一过，在1945年初，分歧更是越来越大。那时，国内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支持已经基本崩溃。[151]集中营党卫队被低落压抑的民众情绪感染，特别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普通德国人——海关官员、铁路工人、人民冲锋队成员（德国民兵组织，是纳粹摇摇欲坠的最后一道防线）和其他平民——在战争末期被征召为集中营看守，充分体现了集中营的招募已经十分狂乱。[152]1944年夏天，随着盟军登陆法国以及红军在东部不断推进，集中营党卫队也开始接到了辞呈。“你们很快就会被解放了，”科隆卡的党卫队看守告诉囚犯，“我们该倒霉了。他们会毫不手软地干掉我们。”[153]战败主义在接下来的几个月进一步蔓延，甚至萨克森豪森的模范营地也显眼地从入口处撤下了纳粹旗帜。[154]弗洛森比格的一个卫星营的一名看守甚至绝望到让犹太囚犯为德国的胜利祈祷。[155]

一些党卫队队员争先恐后地与集中营的罪行划清界限。过去，他们感到不可一世。[156]但是，随着“千年帝国”的倾覆，他们担心风水轮流转。“祝你来年一切顺利，”埃利·科恩回忆起1944年底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一位看守的话，“明年咱们的地位很可能就要对调了。”[157]越来越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干脆躲开，就像德国国防军士兵从军队潜逃一样，假装生病或者遁走。[158]剩下的党卫队队员里，一些人开始换上更为友善的嘴脸。他们精心策划博取囚犯的怜悯，希望之后可以帮到自己。囚犯们称之为购买“生命保险”，其中一个例子是毛特豪森指挥官弗朗茨·齐赖斯，他突然标榜自己是犹太人的朋友。1945年4月，他不止一次带着一个年轻的犹太男孩在集中营里走来走去，男孩明显被特意打扮过，穿着专门定做的衣服。[159]少数党卫队官员甚至开始违抗上级命令。党卫队医生弗朗茨·卢卡斯（Franz Lucas）曾自愿参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筛选，但在1945年初，他却公然拒绝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做同样的事。战后，一名党卫队同事不承认这种态度变化是为了战后保命的狡猾伎俩。[160]

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们对士气和纪律的崩塌暴跳如雷。1945年2月底，奥斯瓦尔德·波尔宣称，所有与囚犯建立“私人关系”的人都是“叛徒”，并威胁要处决他们。[161]已经与集中营世界密不可分的指挥官们也积极响应这种强硬立场。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的最后一个生日，在放映纳粹宣传片《科尔贝格》（Kolberg）——一部粗糙的史诗片，赞颂个人对国家的牺牲奉献——时，诺因加默集中营的指挥官马克斯·保利发誓说，任何玷污党卫队制服的人都将面临残酷的惩罚。他的部下并不怀疑他的话，因为他刚刚把其中一人——保利不喜欢的军官，可能因为对囚犯较为友善——以玩忽职守的罪名交给党卫队法庭，此人四天后就被处决了。[162]

希姆莱的退路

1945年初，纳粹领导人不得不面对失败。盟军坚守住局势，战场上没有奇迹般的逆转，德国国防军溃不成兵，自1944年秋季以来，德国武器产量迅速下降。在柏林的掩体中，希特勒进一步陷入忧郁和偏执，怒斥所有导致他垮台的罪人，从他自己的将军到犹太人。然而，尽管现实如此绝望，希特勒还是没有偏离他绝不妥协的路线——彻底胜利或彻底毁灭。不撤退、不投降、不谈判。

相比之下，希特勒的一些副手则希望拯救自己的性命和权力。希姆莱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在计划自己的退路时，考虑与西方合作，希望西方对苏联统治欧洲的恐惧能促使他们同意单独媾和。但是，任何这样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妄想。即使盟军还没有最终敲定针对德国彻底投降的政策，希姆莱也是所有同伙中最不可能被赦免的人：他曾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里的他站在一堆尸体前，被评为纳粹臭名昭著的屠夫。希姆莱的愚蠢在战争末期暴露出来。他假设希特勒实际上已经退位，于是通过一个使者向西方势力提出了秘密投降提议。盟军直接公开拒绝了希姆莱的提议。1945年4月28日，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时，他陷入了最后的愤怒，就“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背叛”大声咆哮。几个小时后，在他自杀前不久，他把希姆莱开除出党。[163]

对希姆莱而言，与西方盟国做交易是一种屈辱。然而，对于成千上万的集中营囚犯来说却意味着救赎，因为希姆莱想要把自己打造为一个可敬的谈判对象，这对囚犯们是有利的。早在1944年，他首次试图假扮成务实的政治家，当时他批准释放了一些犹太囚犯。1944年6月30日，在与国外犹太组织进行秘密谈判后，党卫队挑选出1684名犹太人，从布达佩斯遣送到贝尔根-贝尔森，这些犹太人在那里享受特级待遇，直到他们被送往瑞士（8月和12月）。党卫队索要物资和金钱作为回报，但这笔交易也是出于希姆莱想要达成和平协议的渴望。[164]

1945年初，关于释放囚犯的秘密谈判愈发密集。虽然希姆莱仍然谨慎，但他找退路的策略促使他寻求与国外更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外国政府（如瑞典和法国）和组织（如世界犹太人大会）受集中营内大屠杀相关报告的敦促，恰好也在加大拯救囚犯的力度。救援工作由瑞士外交官卡尔·J.伯克哈特（Carl J. Burckhardt）领导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副主席福尔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e）伯爵代表的瑞典红十字会牵头。1945年1～4月有一连串的信件往来和会议，偶尔会涉及希姆莱的私人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Felix Kersten）作为中间人。[165]外国使团见到了第三帝国的恶棍天团，包括帝国中央安全局的新领导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Ernst Kaltenbrunner）和他的盖世太保首长海因里希·米勒，鲁道夫·霍斯、恩诺·洛林等集中营党卫队的管理者，以及像分队长库尔特·贝歇尔（Kurt Becher）这样的党卫队高官（他是1944年占领匈牙利期间的关键人物，1945年4月被希姆莱任命为帝国集中营行政长官，主要负责与盟国和红十字会谈判）。[166]

至于希姆莱本人，他希望得到外国官员的同情，抱怨说自己是一个被误解的人。尽管他的形象很糟糕，但他坚称自己一直是个好牧羊人，只关心囚犯的福祉。为了证明此点，他在幕后做了一些战术调整，下令暂时停止体罚和致命的人体实验。[167]希姆莱和手下为外国客人们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集中营形象。1945年4月，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员造访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时，指挥官祖伦大讲特讲集中营里的教育任务。希姆莱也赞同这种说法。他向谈判人员保证，有关大规模死亡和谋杀的报道只是“凶残的政治宣传”。为了打消外界对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恶劣条件的担忧，希姆莱声称一切都在医疗专家小组的掌控之中。[168]

在与党卫队的接触中，外国救援人员最初并没有底牌。的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继续寄送食品包裹（特别是给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囚犯），直接往集中营里投送物资。[169]但谈判者对德国拒绝外界适度巡视感到沮丧，并抱怨经济与管理部管理者们违背承诺。[170]最重要的是，在释放囚犯这一关键问题上几乎没有任何动静。希姆莱在1945年2月决定，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交出来自丹麦和挪威的老弱病残囚犯；1月至3月间，丹麦政府只接收了大约140名被释放的囚犯。[171]

希姆莱在此期间最重要的让步是将斯堪的纳维亚囚犯转移到诺因加默的一个特别营区。从1945年3月中旬开始，瑞典红十字会的大客车和卡车将囚犯从其他集中营运送到这个营区。奥德·南森便在其中。当他和挪威囚犯一起走出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时，“我们好像插上了翅膀，飞向一排白色大客车”。到了3月底，南森和其他4800多名斯堪的纳维亚囚犯在诺因加默享受着高品质的食物、舒适的住宿条件和良好的医疗服务。他们的喜悦给其他囚犯造成了更大的痛苦。为了给即将入住的囚犯腾出空间，党卫队将囚犯从所谓的康复区撵出去。有些人几个小时内就死了。还有超过2000名囚犯被大客车运走——正是送挪威囚犯来的那些车——瑞典红十字会不情愿地同意帮助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囚犯到卫星营（许多人将在那里死去）。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囚犯对这一切深感不安。1945年3月31日，奥德·南森写道，他感到一种“不配和不公平所带来的折磨感，我们比那些境况更糟的人过得更好，那些人濒临死亡，我们却不愁吃喝”。[172]

只有到了1945年4月，由于德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占领，党卫队才最终交出了更多的囚犯。希姆莱渴望与盟军达成协议，他把希望寄托在人脉强大的贝纳多特伯爵身上，后者是瑞典国王的侄子。当月他们开了三次会，最后一次是在4月23日至24日晚上，当时希姆莱提出西部前线有条件投降（贝纳多特是向盟军转述的使者）。为了助力他的事业，希姆莱释放了更多的囚犯。起初，主要受益者是斯堪的纳维亚囚犯：丹麦和瑞典红十字会带走了近8000名囚犯，包括被关押在诺因加默的这一批。1945年4月20日，奥德·南森在“通往自由的巴士”上完成了他在德国的最后一篇日记。囚犯们越过边境来到丹麦后，数千人在街上夹道欢迎，挥舞着旗帜，给他们递鲜花、面包和啤酒。希姆莱很快同意释放更多的囚犯。下令屠杀无数妇女和儿童的人如今将他的“善心”扩大到少数女囚犯身上，包括孕妇和重病者，以及有孩子的母亲。在最后两周的战争中，丹麦和瑞典红十字会接收了大约9500名妇女，大部分来自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另有2000人乘上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卡车，被送到了瑞士。大多数获救妇女来自波兰，也有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其他地方的。“我们身后的集中营变得越来越小，”法国囚犯玛丽霍·雄巴尔·德劳韦（Marijo Chombart de Lauwe）这样描述自己1945年4月22日从毛特豪森获救时的状态，“我坐在这里，眼神空洞，沉默而茫然。”囚犯们需要时间才能醒悟自己真的自由了。[173]

但被释放的囚犯仍是少数。1945年4月和5月初，大约2万名男女老少获救，与此同时，还有数十万人仍然被困在集中营里。希姆莱在做出战术让步时，决心抓住大部分囚犯作为与盟军讨价还价的筹码——而这意味着从集中营的致命撤离还将继续。[174]这个谋算在他对待犹太囚犯的态度上暴露无遗，在与红十字会讨论时，他总是反复提到犹太人的命运。他曾想过，改善犹太人的生存条件可能会提高自己在西方的可信度。[175]现在，他终于做出了一些象征性的举措。1945年3月13日左右，就在波尔开始他最后一次紧张忙碌的集中营巡视前，希姆莱显然指示他转告指挥官们，应该停止屠杀犹太人。希姆莱向外国谈判对象做出了类似的承诺，并直接告诉集中营指挥官，要改善犹太囚犯的待遇。[176]但是，他虚伪的干预来得太迟了，已经于事无补。例如，在毛特豪森集中营，尽管上面突然下令优待生病的犹太人，犹太囚犯依然比其他群体更容易死亡。[177]

希姆莱渴望得到西方的信任，因此愿意释放更多的犹太囚犯。他为了改写自己实施种族灭绝的黑历史，声称一直在支持犹太人有序搬离德国的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在1945年4月20日晚上与世界犹太人大会代表诺伯特·马苏尔（Norbert Masur）的非同一般的会面后，他同意立即从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向瑞典红十字会释放1000名犹太妇女。马苏尔从瑞典来到德国，他的安全由党卫队负责。[178]然而，除了这种战术调整之外，希姆莱从未做过更多的让步。[179]总之，他继续把犹太囚犯当作与西方达成协议的人质。“照顾好这些犹太人，善待他们，”据说希姆莱在1945年3月底这样告诉毛特豪森指挥官齐赖斯，“他们是我最好的资本。”[180]

希姆莱的人质策略也决定了贝尔根-贝尔森其余犹太人质的命运。1945年4月7日至10日，就在英国军队到达集中营的前几天，帝国中央安全局派出了三列火车，把6700名犹太人运往泰雷津，这是最后一个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被重新命名为另一个人质营。经过近两周的漫长路途，只有一列火车到达目的地。其余两列火车像幽灵一样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德国漂泊了很多天，直到被盟军解放。那时，车上数百名囚犯已经身亡。[181]

最后的几周

到了1945年4月初，集中营系统陷入混乱，坠入了世界末日和失败的大漩涡中。自这一年年初以来，随着盟军锋利地切入德国境内，希姆莱的恐怖王国迅速萎缩。在1945年头三个月里，集中营党卫队共损失了大约230个卫星营。[182]与此同时，混乱和死亡在剩余的集中营里蔓延。就连他们大肆吹嘘的战争生产也由于短缺和空袭而几乎陷入停滞，却还要不断派党卫队和囚犯假装运转，掩盖事实。“警笛得了腹泻。”1945年2月19日，阿格内斯·罗饶在纽伦堡的一位朋友开玩笑说，就在营地被击中的前几天，这是盟军在战争最后几个月摧毁的几个卫星营之一，造成了更多人死亡。[183]1945年1月到3月间，在撤离期间和剩余的集中营里，共有15万囚犯死亡，导致囚犯人数多年来首次大幅骤降。[184]

但是，如果认为集中营党卫队已经终结，那就大错特错了。虽然它的掌控力削弱得很快，但还没有完全倒台。而且，这台恐怖装置的规模仍然可观。1945年4月初，还有10个主要集中营和近400个卫星营在运转。[185]剩余的集中营里，还有3万到3.5万名党卫队官员。[186]尽管囚犯人数骤减，但仍有大约55万人身陷囹圄，远远超过一年前。[187]这些男人、女人和儿童来自欧洲各地，大多数被关在卫星营里。德国囚犯的比重下降至史上最低水平，在囚犯总人数中不到10%。[188]相比之下，犹太囚犯已经成长为规模最大的群体之一。近几个月来，第三帝国战前境内的集中营里犹太囚犯的人数迅速增加，首先是因为向卫星营输送奴隶劳工，其次是因为从东部的撤离。到了1945年初春，犹太人大约占集中营囚犯总人口的30%。[189]

直到1945年4月至5月初，集中营系统才算彻底崩溃。在戏剧性的五周内，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解散，盟军到达剩余的卫星营和最后几个主营：布痕瓦尔德和多拉（4月11日）、贝尔根-贝尔森（4月15日）、萨克森豪森（4月22～23日）、弗洛森比格（4月23日）、达豪（4月29日）、拉文斯布吕克（4月30日）、诺因加默（5月2日）、毛特豪森-古森（5月5日）和施图特霍夫（5月9日）。[190]在100多个集中营里，盟军发现了党卫队留下的囚犯，从一些卫星营里屈指可数的幸存者到贝尔根-贝尔森里5.5万名幸存者，人数不一而足。在此期间，估计共有25万名囚犯从集中营里被解放。[191]

然而，当盟军到达时，大多数集中营是空的。党卫队已经从卫星营里撤走了绝大多数人，并减少了大多数主营的囚犯人数。在诺因加默，当英国士兵进入广阔的营区时，几乎没有遗留下来的囚犯。[192]荒废的集中营与外面挤满囚犯的道路和火车形成了鲜明对比。无数的死亡运输在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里纵横往返，因为通往其余集中营的铁路往往被切断；数以万计的囚犯没能坚持到盟军到来。

历史学家对最后一批死亡撤离有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些人认为集中营系统非常有韧性，即使到最后，囚犯的长途跋涉也可以被视为移动中的小型集中营。[193]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批撤离不应该属于集中营的历史，而是纳粹种族屠杀的一个新阶段。[194]最后，两种说法都缺乏充分的说服力。1945年春天，集中营系统没有稳定性可言；把长途跋涉的囚犯大军视为移动的集中营，也是忽略了其与集中营内生活的明显差异。[195]与此同时，死亡撤离仍然是集中营历史的一部分。毕竟，撤离由集中营党卫队控制，他们已经习惯了杀掉逃跑或筋疲力尽的囚犯。至于囚犯本身，他们极度糟糕的身体状况是集中营的产物，而他们在集中营内学到的行为和建立的联系，在旅途中却被证实是无价之宝。归根结底，死亡撤离加速了集中营系统内长期存在的趋势。其结构变得更加灵活多变，因为囚犯永远在移动；行凶者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杀人完全不受惩罚；工作人员变得更加多样化，因为越来越多的男性从外界被征召为看守。审头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其中一些人有了正式武装和增派的护卫。恐怖行为更加现于人前，因为载着囚犯大军的火车在德国各地到处跑。[196]

“（绝对）不能让一个囚犯活着落到敌人手中”

1945年春天，集中营大规模撤离的决定还没有最终敲定。在恐慌逐渐攀升的情况下，党卫队领导者考虑过几个替代方案，还向困惑的地方官员发出过自相矛盾的信号。[197]最激进的想法是血洗所有囚犯，让他们为第三帝国陪葬。希特勒曾鼓吹说宁可将德国夷为平地也不给敌人留下任何东西的时候，党卫队领导人和地方官员之间也零星讨论过彻底摧毁集中营，连同里面的人一起。但是，正如希特勒的焦土命令没有执行一样，党卫队也从未真正要杀死所有囚犯。[198]

另一个极端是大规模释放。在纳粹监狱撤离的时候，帝国司法部决定释放大量被认为无害的囚犯。[199]但是，这样的措施对希姆莱和他的下属官员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大规模释放会摧毁集中营的创始神话，证明它并非抵御国家最邪恶敌人的堡垒。最终，帝国中央安全局只同意释放几千名政治犯。[200]还有几千名德国士兵被塞入杂乱的集团军，尽管像约瑟夫·戈培尔这样的纳粹要员们抱有希望，但这些不情不愿、装备不良的士兵并没有为保卫祖国做出明显的贡献。[201]

还有一种方案是先把选定的囚犯转移走，然后弃营，留下绝大多数人。经济与管理部内部有些人支持这种做法。毕竟，到1945年春天，像以前那样有秩序的大规模疏散已经不可能了；运输系统已经支离破碎，最后一批集中营也在崩塌。[202]希姆莱同样不太认真地对待这个想法，当谈到布痕瓦尔德主营的最后撤离时，他下令把剩下的囚犯留给盟军。[203]但他很快改变了主意。1945年4月6日，指挥官皮斯特接到希姆莱的新指令，要立即弃营。希姆莱要求，要最大限度地清空布痕瓦尔德，将囚犯都送去弗洛森比格。[204]最后，仍然采用的是党卫队默认的撤离模式。[205]

1945年4月，集中营党卫队放弃了8个主营和250多个卫星营，强迫数十万囚犯踏上撤退之旅。一些党卫队官员屈服于当地工业和市政府的压力，他们要求党卫队先盟军一步把奴隶劳工带走，以洗刷自己与集中营罪行的任何联系。[206]此外，党卫队头领认为有充分的理由扣住囚犯不放。[207]希姆莱本人仍然把囚犯——尤其是犹太人——当作他单独媾和的筹码。[208]经济与管理部领导人仍然认为集中营是重要的军备生产场所。波尔和他的管理者们拒绝接受不可避免的现实，疯狂地工作，以保持最后的工厂继续运行，而无情的汉斯·卡姆勒希望制造新的奇迹武器；在多拉地下设施被废弃后，卡姆勒想在另一个隧道工厂中生产防空导弹，因此把蓝图、机器和囚犯带到埃本塞。[209]从卡姆勒这些狂热分子的角度来看，把身体健全的奴隶留在废弃的集中营里，这种想法是蓄意破坏。

也许最重要的是，党卫队领导人认为必须保护德国公众。他们记得1918年革命期间，当被（错误地）指控犯有严重罪行的囚犯重获自由时，发生了恐怖的报复事件。[210]从布痕瓦尔德撤离后，他们的恐惧变成了现实。虽然希姆莱改变指令后，集中营党卫队在最后一刻设法带走了大约2.8万名囚犯，但美军到达时，营里还剩下2.1万名囚犯。他们的解放令德国当局大吃一惊——魏玛警察长在4月11日下午给集中营指挥官皮斯特打电话，却被一个欢欣鼓舞的囚犯告知皮斯特已经不在了。该地区很快就充斥着囚犯抢劫和强奸无助平民的报道。这些故事大部分都毫无根据，出于多年来被压抑的恐惧，当地人将极小的插曲也歪曲成暴行。但是谣言越传越烈，甚至传到了德国元首的耳朵里。希特勒非常生气，据说他给希姆莱下令，集中营撤离时，所有能走动的囚犯都要带走。[211]

于是，希姆莱开始行动。1945年4月15日前后，他与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们举行了会议，在专列上接见了里夏德·格吕克斯和其他高官。他提到魏玛所谓的暴行，明确下令剩余的集中营要彻底清空。[212]仅仅几天后，大约在1945年4月18日，希姆莱在给弗洛森比格的电报中重申了他的强硬路线，漠视所有将囚犯留给盟军的建议：“弃营时没有什么可商量的，（绝对）不能让一个囚犯活着落到敌人手中。看魏玛-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就知道，他们会以最残忍的方式虐待当地人民。”[213]当时，其他主营似乎也接到了类似的指示。[214]

毫无疑问，外国媒体近期对集中营党卫队罪行的报道强化了希姆莱不妥协的立场。在盟军到达马伊达内克、纳茨维勒和奥斯维辛等集中营后，曾有一些早期曝光，包括第一部在废弃集中营拍摄的电影，但国外的反应依然不强。[215]直到1945年4月，最近解放的集中营里拍摄的照片才传遍全球。媒体的注意力最初集中在布痕瓦尔德——1945年春天第一个被解放的党卫队集中营，里面还有大批囚犯。[216]希姆莱对这些报道感到非常愤怒，因为这是对他正在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公然嘲弄。1945年4月20日至21日，在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代表时，他痛斥外国媒体对布痕瓦尔德“恐怖故事”的报道。希姆莱威胁说，将来他可能不会再留下任何囚犯。[217]

不过，这种威胁并非一锤定音，因为当地的集中营党卫队没有或没能力严格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在战争最后三周中被遗弃的所有主要集中营里，只有诺因加默几乎是完全清空的。相比之下，在弗洛森比格、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党卫队留下了一些患病的囚犯。[218]许多卫星营也一样。[219]因此，并非所有集中营党卫队的人在接到希姆莱指示的时候都理解了其中的含义，即必须运走所有能动的囚犯，然后把剩余的杀掉。[220]

与此同时，在最后一批坚挺到政权末日的集中营，党卫队也确实无处再遣送囚犯。最终，达豪主营只是部分清空，美军在4月29日解放了大约3.2万名囚犯。几天后，当党卫队官员逃离毛特豪森时，大约在主营和古森留下了3.8万名囚犯。[221]在最后一批卫星营（超过80个）中，党卫队工作人员在5月初逃跑时也留下了大部分囚犯。然而，直到集中营党卫队穷途末路，他们普遍还是在努力执行全部（或近乎全部）撤离的政策。

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贝尔根-贝尔森，这是唯一正式移交给盟军的主要集中营。1945年4月11日，希姆莱授权他的代表、党卫队分队长库尔特·贝歇尔将贝尔根-贝尔森附近地区移交给英国军队。也许希姆莱想向西方做出一个大力度的示好，不过他也有放弃这个集中营和其中囚犯的现实理由，因为撤离有可能会将斑疹伤寒传染给德国民众和军队。1945年4月15日下午，在达成本地停战协议后，英军前往集中营主营。唯一一位没有逃跑的党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接待了他们，正式将集中营移交给英军。英军士兵进入集中营时惊呆了。尽管党卫队竭尽全力清理现场，但还有超过1.3万具尸体散落在主要营区里。亚历山大·史密斯·艾伦（Alexander Smith Allan）少校回忆说：“简直就是尸体地毯，大多数已经是皮包骨头，其中许多尸体没穿衣服，胡乱堆在一起。”在不稳定的过渡时期，一些党卫队人员起初协助管理营地时甚至向囚犯开枪，但随着其罪行的全貌浮出水面，英军解除了剩余党卫队人员的武装并把他们关押起来。“我逮捕的第一个人是约瑟夫·克拉默，”诺曼·图尔格（Norman Turgel）中士在战后说，“身为犹太人，逮捕了纳粹德国最臭名昭著的一个刽子手，我为此深感自豪。”[222]

弃营

到了1945年春天，党卫队官员成了撤离专家。[223]通常，他们首先会关闭离前线最近的卫星营，将囚犯送回主营或其他被指定为接收营的卫星营。虽然盟军的推进经常破坏这些计划，并将囚犯转移到其他地方，但一些接收营的规模依然变得非常庞大。1945年4月，在诺因加默综合营区里，沃伯林（Wöbbelin）和桑德博斯特尔（Sandbostel）两个卫星营接收了近1.5万名囚犯；里面如同人间地狱，大约4000名囚犯在解放前死亡。“在我们看到沃伯林之前，就先闻到了它的味道，死亡的味道。”美军地区指挥官后来写道。[224]

党卫队的另一个惯例是消除犯罪证据。在剩余的营地中，官员们销毁了文件、刑具和其他的罪行证据，包括绞刑架。萨克森豪森、毛特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的毒气室也被拆除，囚犯的尸体被匆忙掩埋或焚烧。目的是赶在盟军到来之前让一切“看起来得体”，拉文斯布吕克指挥官弗里茨·祖伦这样对囚犯们说。在诺因加默主营，党卫队甚至强迫囚犯清理营房的地板和窗户，粉刷其中一些墙壁，期待用白色的涂料来掩盖多年的野蛮行径。[225]

在最后撤离的前夕，当地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决定了剩余伤残者的命运。在过去几周和几个月里，许多虚弱的囚犯已经死亡。但是，灾难性的条件总是创造出更多的活死人，他们的命运直到最后都悬而未决。个别集中营的党卫队官员做出了非常不同的选择，就像他们的同事在早些时候的撤离中所做的那样。有的人在交通工具允许的情况下，强迫伤残囚犯离开。[226]在其他地方，在营地被清除时，党卫队把病人留了下来。也有一些人遵循希姆莱的指示，不让囚犯落入盟军手中，因此展开了最后的屠杀。

如何处理伤残囚犯只是当地集中营党卫队面临的困境之一。当他们意识到像布痕瓦尔德和达豪这样的集中营只能部分清空时，党卫队官员不得不决定带走哪些囚犯。在达豪，他们开始召集犹太人，后来又加上德国人和苏联人。1945年4月26日共有8646名囚犯离开，几乎一半来自苏联，超过三分之一是犹太人，其余是德国人。[227]在布痕瓦尔德，党卫队最先选择带走的也是犹太人，然后增加了其他囚犯，包括波兰人、苏联人、捷克人、法国人、比利时人和德国人；撤离的2.8万名囚犯中，超过半数来自“小营”。[228]显然，党卫队官员并不是随机挑选囚犯踏上死亡运输的旅途。他们有特定的针对对象，尤其是那些被认为价值很高或特别危险的囚犯，“犹太人质”这两类都算。[229]

囚犯们不惜一切代价逃避最后的死亡运输。他们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着离开集中营，现在却迫切地想留下来，等待盟军的到来。在布痕瓦尔德和达豪的局部撤离期间，一些囚犯试图阻挠和拖延党卫队。但大多数抵抗轻而易举就被镇压。1945年4月9日，一名布痕瓦尔德囚犯沮丧地写道：“即便党卫队人数很少，他们还是可以强迫囚犯做任何他们认为必要的事情。”[230]

然而，党卫队的掌控往往只能维持到营地门口。虽然他们仍然强大到足以迫使囚犯离开，却无法保持运输按计划进行。随着德国运输系统分崩离析，火车经常停下来或改变方向。原本计划一天就能抵达的旅程或许需要花费数周时间，而且持续的时间越长，死亡的囚犯就越多。1945年4月7日，一列满载约5000名囚犯的火车从布痕瓦尔德出发，大约三周后抵达达豪时，车上堆了2000多具尸体（这些是美国士兵4月29日首次进入达豪时发现的尸体）。党卫队在其他地方将幸存者从卡在半路的火车上赶下来，继续步行。但是，由于许多道路不再可以通行或被切断，长途跋涉的队伍往往走散或迷路。囚犯们感觉好像在绕圈子走，总是在躲避距离最近的盟军部队。[231]

在路上，党卫队运输负责人已不能指望从上级那里得到任何指导。通信网络也在崩塌，基本上无法再和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总部联系。不久，经济与管理部就彻底消失了。奥斯瓦尔德·波尔于4月中旬离开他在柏林的办公室，就在德国首都被包围前不久，他的大多数手下，包括D处的人也离开了办公室。1945年4月20日至21日，包括里夏德·格吕克斯在内的最后一批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从奥拉宁堡逃跑。在党卫队保安人员最后一次锁上门后，自1938年夏天以来成为集中营系统神经中枢的T字楼自此空无一人。[232]正如德国在4月底分裂一样，集中营党卫队也支离破碎。从柏林逃走的经济与管理部管理者们分成了两组，一组北上，一组南下，很快失去了联系。[233]

除了少数例外，最后一波死亡运输原本也计划向北或向南移动，因为党卫队试图掌控住最后的囚犯。[234]起初，大多数是通往剩余的主要集中营。同样，集中营党卫队的管理者也聚集到仍在运营的集中营。在北部，经济与管理部D处的残部在拉文斯布吕克建立了一个临时基地。与此同时，奥斯瓦尔德·波尔南下（显然是根据希姆莱的指示），在达豪种植园定居。在这里，还有其他几名经济与管理部官员，包括D处的几名官员和他们的家人，以及两名前指挥官里夏德·贝尔（多拉）和赫尔曼·皮斯特（布痕瓦尔德）及其手下。就在达豪获得解放的前几天，波尔为他的部下主持了最后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习惯于奢华的生活，也要以这样的方式谢幕。[235]

1945年4月下旬，随着盟军逼近最后一批主要集中营，一些输送的列车开始转向完全虚构的地点。在南部，像帝国中央安全局领导卡尔滕布伦纳等纳粹领导人梦想着在奥地利土地上会有一座坚不可摧的高山堡垒，还自带军火工厂。几个集中营党卫队官员驶向蒂罗尔（Tyrol）这个假想地点。其中包括指挥官皮斯特和他的同事爱德华·魏特（Eduard Weiter），后者取代马丁·魏斯成为达豪的指挥官。他们在4月28日或29日最后一刻逃离达豪，驾驶着满载食物和酒的车队离开。在希姆莱的祝福下，徒步行进的囚犯们也向南前往奥兹山谷，那里正在建造一处战斗机测试设施。希姆莱下令，如果必要的话，囚犯可以住在地洞里；不过最后，很少有囚犯活着踏上奥地利的土地。[236]

德国北部的党卫队也想象了一个偏远的新营。[237]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考虑了各种地点，包括波罗的海沿岸［吕贝克和弗伦斯堡（Flensburg）］的德国城市和波罗的海的一个岛屿［费马恩（Fehmarn）］。甚至有人提出将囚犯带到挪威，在那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营区负责人奥迈尔正带着来自萨克森豪森的看守建立一座新的集中营。虽然没有适当的计划，但一些运载着囚犯的车队开始驶向德国北角。许多被盟军拦截，但1945年5月初，党卫队仍然从诺伊施塔特（Neustadt，吕贝克城外）的诺因加默和施图特霍夫集中营集结了一万多名囚犯。大部分被扣留在诺伊施塔特湾的三艘船上（货船“雅典”号和“提尔贝克”号，以及客轮“阿科纳角”号）。囚犯们挤在甲板下，没有食物、水或空气；每天早上，苏联囚犯亚历山大·马奇纽（Aleksander Machnew）回忆说，他们不得不用绳子把死人吊出来。[238]

与此同时，许多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聚集在更远的北方，在弗伦斯堡，幻想中的“北部堡垒”成为吸引第三帝国顽固派精英的磁石。那里是德国临时政府的所在地，由狂热的军事指挥官卡尔·邓尼茨（Karl Dönitz）元帅领导，希特勒于1945年4月30日自杀后，他成了德意志帝国的总统。此外，那里还有纳粹恐怖统治的专家们，包括党卫队和帝国中央安全局高层官员。经济与管理部高层工作人员在4月28日左右逃离集中营后，通过拉文斯布吕克也抵达了此处，同行的还有其他集中营党卫队的老队员。这是一个显赫的群体。办公室D处的所有部门领导都在场——鲁道夫·霍斯、格哈德·毛雷尔、恩诺·洛林和威廉·布格尔——以及他们名义上的上司里夏德·格吕克斯。还有几位前指挥官——马克斯·保利（诺因加默）、安东·凯因德尔（萨克森豪森）、弗里茨·祖伦（拉文斯布吕克）和保罗·维尔纳·霍佩（施图特霍夫）——和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最后，还有贝尔塔·艾克（Bertha Eicke）和她的家人；作为传奇人物特奥多尔·艾克的遗孀，她跟高层关系密切，由霍斯亲自照顾。这些人被吸引到弗伦斯堡的首要原因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存在，他也在1945年5月3日至4日左右北上，与手下碰面。这是希姆莱和他的集中营党卫队领导人之间的最后一次集会。[239]

致命运输

1945年春天最后一波死亡运输再现了早期撤离的痛苦。囚犯们在行进途中不能有片刻喘息，即便是连夜长途跋涉之中。谷仓和棚子挤满了人，常常根本无法入睡，而那些躺在露天的人——在采石场、田野或森林空地上——在寒冷和雨中颤抖，经常发生混战，较为强壮的囚犯们会抢夺食物和毯子。[240]偶尔，集中营党卫队在临时营地重新部署。最大的此类营地建于1945年4月23日，当时萨克森豪森死亡行军的第一队人马停在一个叫贝洛（Below）的村庄附近。与贝洛的森林相比，即使是最原始的卫星营也算是设施完善了。至少有1.6万名囚犯睡在泥泞的洞穴或用树枝搭成的帐篷里。白天，他们围着火堆，或走几步寻觅树皮、树根和甲虫充饥。几天后，追寻着死亡行军踪迹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卡车带着食品包裹抵达之后，囚犯们才吃上了真正的食物。分发的牛奶、罐头肉和水果无疑挽救了囚犯的生命。但在1945年4月29日至30日，党卫队恢复行军时，已有数百人死亡。[241]

在最后的运输过程中，党卫队的屠杀行为不断攀升。由于普通看守在德国战败已成定局的情况下越来越不愿意沾染鲜血，因此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人把处决掉队囚犯的任务交给了特别挑选出来的一批党卫队人员，他们跟在队尾。例如，在弗洛森比格死亡行军中，所谓的埋骨小队由埃里希·穆斯班德带领，他是马伊达内克和比克瑙火葬场的前任主管，我们上一次提到他，是说他向女看守挥舞尸体残肢。像穆斯班德这样的党卫队队员，长期习惯于杀戮，偶尔还会在射杀疲惫不堪的囚犯之前，嘲弄和折磨他们。[242]

许多老练的党卫队杀手是反犹主义者，许多受害者都是犹太人，这样的事实导致一些历史学家将1945年春天的致命运输形容为种族屠杀的最后阶段：随着毒气室关闭，现在通过其他方式消灭犹太囚犯。[243]毫无疑问，在这些死亡行军中，犹太人在囚犯中占很大比例——大约三分之一到一半——在遇难者中也占很大一部分。[244]然而，党卫队并没有试图在撤离期间有计划地杀害所有犹太人。这一次，没有来自上面的种族灭绝命令；相反，希姆莱把犹太人当作人质，这也是为什么在盟军逼近时，比起大多数其他囚犯，犹太人更有可能被带出集中营。在随后的致命运输中，党卫队并没有区别对待犹太人和其他囚犯。[245]他们通常一起行军，有着相同的命运。事实上，由于囚犯的编号和制服要么混在一起，要么丢失，许多犹太人利用最后几周的混乱——当档案丢失或销毁时——来掩盖身份，无论如何都无法将他们与其他囚犯群体区分开。最终，生存主要取决于运气和力量。[246]

即使党卫队专门挑出犹太人进行单独运输，也不一定是大规模灭绝的前奏。1945年4月10日从贝尔根-贝尔森出发的“犹太人质”列车，许多护送者都是士气低落、上了年纪的退伍士兵，他们基本不找囚犯的麻烦。一些人还把食物和香烟分给囚犯，而负责运输的领导则试图沿途寻找额外的补给品。有时，看守甚至允许囚犯离开火车，在乡间游荡觅食——这在早些时候的集中营撤离中是完全无法想象的。[247]

所有这些都得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集中营撤离的主要目的不是谋杀犹太人或其他囚犯。[248]虽然因疲惫、饥饿、疾病和子弹而大批量死亡是必然的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刻意的终结。在大规模灭绝时，党卫队仍然拥有更有效的手段，偶尔在最后一刻的屠杀中显示出毁灭性的效果。[249]不管怎么说，在1945年4月和5月初，这些运输确实是致命的，数以万计的囚犯死在德国的道路、火车和船只上，其中包括一些被盟军意外杀害的囚犯，这也许是撤离史上最悲惨的一章。[250]

1944年，随着轰炸袭击的升级，盟军攻击了许多使用奴隶劳工的德国工厂，被误杀囚犯的人数有所增加。1944年8月24日发生了最致命的一次袭击：在美国突袭布痕瓦尔德军工厂后，近 400名囚犯丧生，其中包括前社民党国会主席鲁道夫·布赖特沙伊德（Rudolf Breitscheid）。党卫队在此次袭击中也伤亡过百，包括许多党卫队人员的家属；办公室D处的实际领导人格哈德·毛雷尔在空袭中失去了妻子和三个孩子。[251]其他主要集中营和一些卫星营也遭到了轰炸。[252]囚犯们对这些突袭心情复杂。一方面，他们为党卫队施暴者的脆弱不堪和盟军制霸长空、事实上缩短战争的事实感到快意。另一方面，他们知道未来的解放者可能会杀死他们，因为炸弹无眼，不会区分行凶者和受害者。1944年10月，当达豪螺丝厂的囚犯被密集的炸弹击中时，他们认为“这将是我们所有人的末日”，埃德加·库普费尔在秘密日记中写道，他彼时正在医务室恢复他那骨折的脚。[253]

1945年头几个月，由于盟军飞机投下的炸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低空飞行的飞机开始扫射士兵和平民，所以空袭对囚犯生命的威胁有所增加。臭名昭著的奥拉宁堡砖厂是空袭目标之一，1945年4月10日被夷为平地，数百名囚犯被埋在废墟和瓦砾之中。几天前对诺德豪森的一次突袭夺去了更多的生命，杀掉了波尔克死亡地带的1300名囚犯。[254]更多的伤亡发生在集中营之外。运输囚犯的列车伤亡尤为惨重。例如，1945年4月8日晚，美国对策勒（Celle）货运站的袭击摧毁了一长列火车的一部分，这列火车载着3500名来自诺因加默和布痕瓦尔德的囚犯。袭击造成几百人死亡，更多人重伤。[255]

最严重的灾难发生在1945年5月3日战争就要结束时。在英国对基尔和吕贝克附近德国船只发动大规模空袭时，数枚导弹击中了诺伊施塔特湾的“提尔贝克”号和“阿科纳角”号船。瑞士红十字会发出紧急警告，称两艘船都关押了囚犯，但前方没有及时收到信息。从爆炸和船只失火中幸存下来的囚犯或冻死或淹死，还有些囚犯被英国战斗机射死。安纳托利·库利科夫（Anatolij Kulikow）后来作证说：“我已经游了一会儿，但没有力气继续游了。”他被其他囚犯救上救生艇，这是海军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夺走了7000多条生命，只有大约500人得以幸存。[256]

德国普通民众

1945年4月26日下午4点半左右，集中营队伍来到了奥伯林德哈特（Oberlindhart），一个位于下巴伐利亚州起伏丘陵中的宁静村庄。在兄弟的农场里，52岁的主妇琴塔·施马尔茨尔（Centa Schmalzl）独自一人时，大约280名缓慢行进的囚犯步入她的视野，周围有几十名党卫队看守。焦躁不安的运输领导人，一个上了年纪、脸庞鲜红的党卫队男子粗暴地告诉施马尔茨尔，他们会留下来过夜。然后，他要求给一个自称他妻子的女人准备一张床，拿一些食物给他的看守，那些人已经在厨房安顿下来。琴塔·施马尔茨尔看到看守殴打那些乞讨食物的囚犯。他们还打倒了一名试图给俘虏送水的当地法国工人。党卫队最终给饥饿的囚犯分发了一些土豆后，便把他们锁在谷仓里，不过时间不长。附近发生爆炸后，惊慌失措的党卫队队员在午夜后又把他们赶了出来。就在他们离开之前，琴塔·施马尔茨尔听到谷仓传来枪声。随后过来一名党卫队队员，要求她处理掉谷仓里的三具尸体；其他囚犯已经离开，消失在夜色之中。[257]

琴塔所见的是4月7日布痕瓦尔德撤离的一段插曲，当时有3000多名囚犯，其中大多数是“小营”的犹太人，此后他们又被分成不同的队伍。囚犯大军向遥远的达豪跋涉，奥伯林德哈特只是沿途无数犯罪现场的其中一个。[258]1945年春天，类似的场景在德国各地都曾出现。在街道、广场和车站，当地德国人直面来自集中营的死亡运输：他们见到了囚犯被殴打，听到了枪声，闻到了死亡的气味。自1943年底卫星营蔓延以来，党卫队的恐怖统治变得更加清晰可见；如今完全公之于众，因为就连奥伯林德哈特这样的偏远角落也出现了囚犯的身影。[259]

德国平民的反应各不相同，跟早先见到囚犯时一样。一种反应是震惊；甚至几个月后，一些证人提起当时的情景都会崩溃，因此无法作证。[260]偶尔，担心的当地人会把食物和饮料留在路上，或者直接交给囚犯。[261]也有人帮助那些逃跑的囚犯。在运输过程中，有许多逃跑事件，因为绝望的囚犯们趁着越来越混乱的形势，常常在一时冲动下偷偷溜走。[262]由于经济与管理部的囚服几个月前用完了，许多囚犯因此换上了便服，这更有利于他们逃跑。[263]成功逃脱往往需要当地德国人假装视而不见或提供庇护。[264]1945年4月28日发生了集中营历史上罕有的一件事，大约15名越狱的囚犯甚至参加了当地平民在集中营发源地达豪的起义。一小群反叛分子决心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将该镇移交给美军，因此向市政府发起了猛攻。党卫队很快包围了他们，虽然大多数反叛分子逃走了，但仍有六个人被击毙。[265]

然而，比起支持，更常见的是沉默。少数德国帮手远远不及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袖手旁观，或者在囚犯经过时移开了视线。这种被动可以掩盖不同的情绪，包括好奇、冷漠和顺从。[266]其中最重要的是恐惧：对党卫队的恐惧，因为党卫队威胁愿意帮助囚犯的当地人，偶尔还狠狠惩罚他们；[267]对连坐的恐惧，因为盟军即将到达，平民不想与党卫队的罪行有牵连，当一名看守在奥伯林德哈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将一名精疲力竭的囚犯拖走时，一名当地妇女恳求他不要在她家门外射杀受害者；[268]最后还有对囚犯的恐惧。集中营囚犯是危险罪犯的形象根深蒂固，一些当地人遇到囚犯队伍时会公开发泄他们的厌恶，对着囚犯高喊“叛徒”、“强盗”和“杂种”。[269]党卫队看守鼓励这种敌意，并提醒当地人：“这些人是罪犯。”[270]

恐惧有时会变成偏执和恐慌，幻想逃跑的囚犯会攻击手无寸铁的平民。事实上，大多数在逃的囚犯都小心翼翼地远离他人的视线。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关于危险的囚犯成群结队逍遥法外的谣言，也助长了类似的焦虑，认为有外国工人团伙打劫。当地官员和报纸发出了歇斯底里的警告，关于抢劫、强奸和谋杀的议论很多，就像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撤离之后一样。[271]人民冲锋队的老队员、希特勒青年团的年轻人、三流党派官员以及当地社区的正直成员在刺激之下纷纷行动，向当局告发逃跑的囚犯或参与搜捕行动，形成第三帝国末期纳粹恐怖统治典型的分权现象。[272]

受害者中包括1945年4月8日美国空袭后从策勒的列车中逃跑的囚犯。第二天早上，德国士兵、警察和党卫队武装力量搜查了附近的花园和树林——大多数囚犯都躲藏在那里——并朝囚犯开枪。当地平民也参与了搜捕。屠杀是由当地军事指挥官策划的，他声称囚犯正在全镇“屠戮和劫掠”；在策勒附近，至少有170名囚犯被杀。[273]在德国其他许多城镇和村庄，在当地居民的协助下，逃亡的囚犯被谋杀。一位目击者在一次类似的追捕之后写道，这是“真正的流血事件”，他依然震惊于一些邻居突然发疯杀人，开枪打死躲在地窖、棚子和谷仓里的囚犯。[274]

对于还在党卫队管控下的囚犯，一些当地人也参与了杀戮。1945年4月13日，在马格德堡以北的小镇加尔德勒根（Gardelegen）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几个囚犯经过长途跋涉后刚到达该地区不久，这里就几乎完全被美军包围。加尔德勒根当地狂热的纳粹领导人提出，如果被解放，这些囚犯将对民众构成严重威胁。当地一些民众被逃跑囚犯所犯暴行的故事激怒，纷纷支持这位领导人。4月13日下午，囚犯们从镇中心的军营被押到城外一个偏僻的砖砌谷仓里。凶手们——掺杂了党卫队队员、伞兵和其他人——用火把和火焰喷射器点燃谷仓内浸满汽油的稻草，并往里面投掷手榴弹。谷仓很快就着起了大火。波兰囚犯斯坦尼斯瓦夫·马耶维奇（Stanisław Majewicz）是活下来的25个幸存者之一，他后来回忆说：“人被活活烧死时的尖叫声越来越大，呻吟声也越来越大。”那些试图逃跑的人遭到机枪扫射。当美军在4月15日到达现场时，他们发现了大约1000具烧焦的尸体。[275]

关于这次暴行的新闻经美国媒体迅速传播开来，加尔德勒根也成为纳粹战时罪行的一个象征。但这是一个偶发事件，并不是常态。很少有地方领导人像加尔德勒根领导那样一心一意进行大规模屠杀。例如，就在大约20英里之外，另一位纳粹党官员保护了行进到村子里的500名囚犯。即使在加尔德勒根，也只有少数平民积极参与谋杀囚犯。更多的德国人，不管在这里还是其他地方，都不想把自己跟败局已定的事业绑在一起。[276]

集中营和其中的囚犯总会在普通德国人中引起一系列反应。不论是在第三帝国的初期还是末期，民意从来没有统一过。即使在像奥伯林德哈特这样的小村庄里，分歧也很明显。1945年4月26日，当布痕瓦尔德的囚犯在这里停留时，大多数当地人都默然旁观。有几个人呼吁大规模处决；其他一些人，包括市长在内，则庇护逃跑的囚犯。即便在囚犯大军离开村庄后，当地的闹剧仍在继续。一些狂热的居民揭发说有囚犯藏匿在施马尔茨尔家的谷仓里。但还有另一个转折：再次被抓的囚犯恳求当地一名警察饶命时，出于同情，警察把他们转移到了另一个农场，在那里他们等到了第二天到达的美国士兵，最终获得了自由。[277]

结局

到了1945年5月初，哪怕最执迷的纳粹狂热分子也知道游戏即将结束。第三帝国已成废墟，许多像鲁道夫·霍斯这样毕生奉献给党卫队的人认为“我们的世界已经跟元首一起逝去了”。他们最后的希望是海因里希·希姆莱。当霍斯和其他集中营党卫队管理者们于1945年5月3日至4日在弗伦斯堡与他们的领袖会面时，他们很可能期待的是最后决战的召唤。希姆莱会为他们提供另一个梦幻般的愿景吗？还是会命令他们在荣光中倒下？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在新成立的邓尼茨政府外，几乎僵硬的希姆莱满面笑容，轻快地宣布，他对集中营再没有任何指示。他与下属们握手告别之前，发出了最后一条指令：官员们应该伪装自己，躲藏起来，就像他为自己打算的一样。[278]

即使败退，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人依然追随希姆莱。办公室D处的几个人换上了海军制服和假身份。格哈德·毛雷尔变成了保罗·克尔（Paul Kehr），霍斯变成了弗朗茨·朗（Franz Lang）。霍斯、毛雷尔和其他几个经济与管理部的人一起，假装在德国北部农村的小农场里工作，起初躲过了抓捕。然而，他们的前任上司里夏德·格吕克斯虽然把名字改成了松内曼（Sonnemann），却完全不可能假冒成农场雇员来蒙混过关。格吕克斯六年前接手集中营系统时还身材强壮，如今消瘦得却像当年体形的影子。他逐渐失去了制度上的权力，同时还伴随着身体机能的显著衰退，在他与奥斯瓦尔德·波尔越来越少的会面中尤其明显。他猛吃药和酗酒，据传已经失去了理智，与其说是活着，不如说更像个死人，他最终在弗伦斯堡的一家德国军队医院里了结了自己。1945年5月10日，在第三帝国投降后不久，格吕克斯咬破了一粒氰化钾胶囊，自杀身亡。[279]

格吕克斯的死算是赶上了1945年春天席卷德国的自杀浪潮。纳粹宣传机构将自杀赞颂为终极的牺牲。事实上，导致前纳粹官员自杀的主要原因是恐惧和绝望。[280]党卫队的自杀潮由海因里希·希姆莱带头，他于1945年5月23日被英国人囚禁，被捕两天后自杀身亡。在其他自我了断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中，有恩诺·洛林和达豪最后一任指挥官爱德华·魏特。[281]大多数自杀的人都是顽固的党卫队老队员，尽管有些人对集中营系统感情复杂，其中包括汉斯·德尔莫特，这名年轻的奥斯维辛医生在第一次筛选囚犯时就崩溃了。[282]与希姆莱和格吕克斯一样，几个集中营党卫队自杀者都用的是氰化物，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几个月前在萨克森豪森处决囚犯时已经进行了测试。其他几个人，如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指挥官阿图尔·勒德尔，则采用了更戏剧性的方式：作为一个有着长期施暴史的人，勒德尔选择了符合自己的血腥死亡方式，用手榴弹引爆了自己。[283]

然而，大多数集中营党卫队的官员还是想在第三帝国倒台后存活下来。他们也许谈论过英勇的牺牲和神风特工队的使命，但最终，他们争先恐后地保护自己的羽毛。[284]大批的党卫队看守也是如此。在剩余的集中营里，官员们往往在最后时期远离营地，策划逃跑。当那一刻到来时，他们换上便服，消失得无影无踪。[285]同样，押送撤离囚犯的党卫队在最后一刻也试图逃避抓捕；如果手头没有平民的衣服，他们就穿上囚犯制服。[286]

在逃跑之前，党卫队的押送人员必须决定剩余囚犯的命运。有些人选择杀戮。例如，1945年5月3日清晨，从布痕瓦尔德撤离，已到达巴伐利亚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附近小树林的囚犯在党卫队的命令下整队，随后党卫队开火扫射，打死了58名囚犯。然后，看守们“扔掉武器，迅速逃跑”，唯一的幸存者作证说，他被打伤后倒在了两个死去的同伴身下。[287]在其他地方，党卫队看守会在短暂的停留或过夜期间消失，只关心拯救自己的性命。[288]1945年5月2日，当萨克森豪森死亡运输的幸存者在什未林（Schwerin）附近一个小村庄外的森林空地上醒来时，所有看守都不见了，他们目瞪口呆。“我们无法理解，也不相信。”奥地利犹太人瓦尔特·西莫尼（Walter Simoni）在战后回忆道。[289]但被遗弃的囚犯并不安全；他们是“自由人，但还没有解放”，正如一位幸存者后来所说，他们仍然面临纳粹狂热分子的迫害。毫无头绪再加上疲惫不堪，一些茫然的囚犯实际上继续着漫无目的的行进，即使已经没有了党卫队的押送。[290]直到盟军到来才最终结束了行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有多少囚犯在1945年4月和5月初在德国城市和村庄、火车上、森林里和开阔的公路上获得了自由，但他们的总数很可能超过10万。[291]

在最后一批集中营里，更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活了下来。在第三帝国最后5个星期，盟军解放了主要集中营里大约16万名囚犯，大多数在布痕瓦尔德、贝尔根-贝尔森、达豪和毛特豪森-古森。此外，盟军部队还从100多个卫星营里解放了大约9万名囚犯，有些集中营甚至在德国正式投降之后还在运营。绝大多数被解放的卫星营很小，关押的囚犯不到1000人。但也有像埃本塞一样巨大的卫星营，美军在1945年5月6日就遇到了大约1.6万名幸存者。其中包括米克洛什·尼斯力博士，他于1945年1月从奥斯维辛经过死亡撤离抵达毛特豪森营区，还有集中营里的长期囚犯、捷克翻译德拉霍米尔·巴尔塔。当第一批美国士兵出现在埃本塞时，巴尔塔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士兵们被“难以形容的狂喜场景”包围。[292]

被囚禁的最后时刻充满了混乱。这些囚犯长期处于精神衰弱的状态，在对解放的希望和对党卫队屠杀、流弹和炸弹的恐惧之间游走。1945年4月28日，阿格内斯·罗饶在弗洛森比格集中营的霍利绍夫卫星营（Holleischen）里写道：“让我们继续坚持三个星期的是战争两三天就会结束的传言。”她在纽伦堡的旧营遭到轰炸后来到了这里。她在附近的弹药车间忍受着强度更大的奴隶工作，直到1945年5月3日那里也被盟军炸弹击中。罗饶再次幸存下来，但她仍在党卫队手中。“我们离解放的距离是如此近，如此真实，”她第二天写道，“这使我们更难接受……在最后一刻必须死去的念头。”自由终于在5月5日早上降临——美国士兵从周围的森林里出现——它是如此突然。被改造成霍利绍夫卫星营的农场里先是沉默，随后是几声大叫：“他们来了！他们到这里了！”营地里上千名女囚疯狂地欢呼起来。[293]

有时，从恐怖向自由的过渡更有秩序。在布痕瓦尔德，1945年4月11日早些时候，党卫队指挥官皮斯特告诉集中营的老面孔，德国共产党人汉斯·艾登（Hans Eiden），自己将把营地交给他。不久之后，皮斯特通过大喇叭发布了最后的命令，让党卫队队员立即离开。此时，美军已经近在眼前；党卫队逃跑时响起了枪声，瞭望塔上的看守是最后一个离开的。中午时分，党卫队最终撤退干净，囚犯们从藏身处走出来，朝正门走去。不久之后，艾登通过大喇叭发表了讲话，确认“党卫队已经离开集中营”，由囚犯国际委员会主管大局。当美军到达主营区时，其中一座塔楼上飘扬着一面白旗。[294]

1945年4月29日下午，美军到达达豪时也看到了一面白旗，不过这面旗是由焦虑的党卫队升起的，而不是囚犯。虽然达豪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集中营，但它的解放象征着纳粹恐怖机器的毁灭。自从党卫队在此处建立第一个临时营地以来，已经过去了12年多。从那时起，达豪曾多次改头换面，并被赋予了多种功能：纳粹革命的堡垒、模范营地、党卫队训练场、奴隶劳工库、人体实验场所、大规模灭绝处和卫星营网络中枢。达豪不是最致命的集中营，却是当时德国内外最恶名昭彰的集中营。1945年5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报道“达豪，德国最可怕的灭绝营被解放了”。自1933年以来，在达豪集中营区停留过的20多万名囚犯中，从1945年1月起的最后几个月中至少有1.4万人丧生，这还不包括身份不明的遇害者，比如那些在主营解放后还持续了几天的死亡运输中的囚犯。[295]

达豪的最后几个小时和其他集中营一样紧张。1945年4月29日早晨，大多数党卫队队员已经逃离，但瞭望塔上的看守仍然拿囚犯来练习机关枪。可以听到附近的爆炸声，飞机在阴暗的天空呼啸而过，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来了又去。然后囚犯们听到轻型武器的火力越来越近，一些看守开枪还击。最后，一名美国军官在两名记者的陪同下，从门房探看营区内部，然后进入空荡荡的点名广场。几分钟后，广场上挤满了欣喜若狂的囚犯，他们拥抱并亲吻了解放者。“他们抓住我们，”这位军官第二天写道，“把我们抛到空中，用尽全力欢呼着。”[296]

不久，整个达豪都沸腾了，消息迅速传遍了营区的各个角落。就连医务室的囚犯也听到了狂欢的声音，开始庆祝，其中包括无畏的达豪历史记录者埃德加·库普费尔，近几个月来他越来越虚弱。现在，他从床上看着其他生病的囚犯挣扎着起身走到外面，或者透过窗户看着激昂的场面。[297]

不久，库普费尔见到了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Moritz Choinowski），几周前，霍伊诺夫斯基因耳部感染在达豪医务室接受治疗。这位在波兰出生的50岁犹太人还活着几乎是一个奇迹。他在集中营的磨难始于几年前，1939年9月28日，盖世太保将他从马格德堡的家乡抓到布痕瓦尔德。当天下午，霍伊诺夫斯基交出了所有东西——钱、文件、西装、帽子、衬衫、袜子、套头外衣和裤子——变成了集中营的囚犯。“我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领到了一件囚服。”他后来写道。他的红黄色三角标志着他是一个政治犯（他曾经是社民党的支持者），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在布痕瓦尔德度过了早期的战争年代，尽管在致命的采石场中待过几个月并多次受到体罚（包括三次“25鞭”），他还是活了下来，并逃脱了凶残的T-4医生的魔爪。1942年10月19日，他与来自布痕瓦尔德的另外400人一起乘坐一辆货运车抵达奥斯维辛后，在第一次大规模筛选中幸免于难。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在大屠杀最严重的时期，他又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熬过了多轮的筛选，尽管身负重伤，还是经受住了更多的病痛、饥饿和殴打。从奥斯维辛至地狱般的格罗斯-罗森营的死亡运输中，他再一次坚持了下来，在此期间，一颗党卫队的子弹擦着他的头部而过，击中了他的耳朵。1945年1月28日，他来到达豪，熬过了最后几个月的强制劳动，尽管他已经严重消瘦和病弱，还感染了斑疹伤寒，这种传染病在1945年初夺去了达豪数千人的生命。不知何故，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居然活了下来，1945年4月29日，在集中营煎熬了2000多天后，他自由了。“这是真的吗？”当他在达豪医务室里拥抱并亲吻库普费尔时，他不由得哭了。库普费尔在日记中继续写道：“他一直在哭，当我想到他怎么熬过来时，也止不住落泪。”[298]

[1] 此段和前两段，参见Nansen，Day，553-68，quotes on 562-63；Buergenthal，Lucky Child，64-105；Kubica，“Children，”282；Strzelecki，“Liquidation，”31。

[2] 数据参见Knop and Schmidt，“Sachsenhausen，”23。

[3] Blatman，Death，11.

[4] IfZ，Burger to Loerner，August 15，1944，ND：NO-399；ibid.，Fa 183，Bl. 6-7，n.d.；Neander，Mittelbau，86-87.

[5] 在毛特豪森，除了来自其他被废弃的集中营的现有囚犯外，1945年1～4月还登记了超过2万名新囚犯；Fabréguet，Mauthausen，126；idem，“Entwicklung，”207；OdT，vol.4，314。

[6] Keller，Volksgemeinschaft.

[7] Zámečník，“Aufzeichnungen，”224；Nansen，Day，482.

[8] Kautsky，Teufel，182-83；Rózsa，“Solange，”137，204；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03-404.

[9] Bessel，Germany，31-34，46-47，130-31；Kershaw，End，129-61.

[10] Marszałek，Majdanek，quote on 240；Mess，“Sonnenschein，”64，66，76；Rózsa，“Solange，”222；Kielar，Anus Mundi，347.

[11] Nansen，Day，561-68，quote on 563；Levi，Periodic Table，140；Gross，Fünf Minuten，118；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31，442-43；Overesch，“Ernst Thapes，”641.

[12] 这是假设1945年集中营体系的囚犯人数大约为75万人。其他历史学家估计，死亡率在囚犯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之间；Orth，System，335，349；Neander，“Vernichtung，”54；Bauer，“Death Marches，”2-3。

[13] 法国历史学家Joseph Billig提出了类似的估计（45万名幸存者）；Spoerer and Fleischhacker，“Forced Laborers，”193。至于更高的估计（幸存者有70万人甚至更多），参见Gellately，Backing，219。

[14] Morsch and Ley，Sachsenhausen，142；Morsch，“Einleitung，”8.

[15] Quotes in Buergenthal，Child，112，211. 关于运气，参见P. Levi，“Preface，”1965，in Belpoliti，Levi，12-16；Bettelheim，Surviving，101。

[16] Strzelecki，“Liquidation，”19-20，41-48；Czech，Kalendarium，860，989；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9.

[17] 除不同国家设定的纪念日期外，联合国大会指定1月27日为悼念种族大屠杀遇难者的国际纪念日；www.un.org/en/holocaustremembrance。

[18] Müller，Weltkrieg，314-18；Kershaw，End，61.

[19] OdT，vol.7，146-47，156-84.

[20] Steegmann，Konzentrationslager，100-145，162-68；OdT，vol.6，48-190；Müller，Weltkrieg，318-21. 莱茵河左岸的卫星营撤离工作一直持续到1944年10月。

[21] Strebel，Ravensbrück，quote on 171；Steegmann，Konzentrationslager，100，105，164；OdT，vol.6，41；Neander，Mittelbau，139-40.

[22] Evans，Third Reich at War，618-24；Kershaw，End，92.

[23] OdT，vol.7，66-68，86-87，91，95，97；ibid.，vol.8，109-13；Marszałek，Majdanek，239-44.

[24] OdT，vol.8，272-80，292-98.

[25] OdT，vol.8，51-54，66-87；Megargee，Encyclopedia，vol.1/B，1230-32；Harshav，Last Days，699. 里加综合营区的一部分囚犯被带到了拉脱维亚西岸的利保（Libau），那里还有几个营地一直持续到1945年2月；OdT，vol.8，81。

[26] 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vol.2，1299-1321，quote on 1320；Blatman，Death，60-61；Friedländer，Jahre，614；OdT，vol.8，202，210-31.

[27] OdT，vol.8，135，140-42，149-77；Gruchmann，Krieg，205-10. Quotes in Harshav，Last Days，667，702，703；LULVR，interview No.422，July 28，1946，p. 10，Gdansk in the original.

[28] YVA，033/8，“Was is forgekom in di lagern fon estonia，” December 1944，quote on 5（Kim Wünschmann翻译）；BArchL，B 162/5116，Bl. 1716-21：Aussage Benjamin A.，July 5，1961；ibid.，Bl. 1835-42：Vernehmung W. Werle，June 5，1962；ibid.，Nr. 5120，Bl. 2234-52：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Nissan A.，July 15，1965；ibid.，Bl. 2256-62：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Benjamin A.，September 21，1965；WL，P.III.h. No.1012，B.Aronovitz，“Die grausame ‘Liquidierung’ des Klooga-Camps，” September 1949；OdT，vol.8，135，164；Gruchmann，Krieg，210；Angrick and Klein，“Endlösung，”429。

[29] OdT，vol.8，169.

[30] 稍后的集中营撤离中类似的动机，参见Blatman，Death，179，425-27。

[31] Dieckmann，Besatzungspolitik，1297-98，quote on 1286；OdT，vol.8，48-51，68，78，80-81，85，215-19，227，267-68.

[32] OdT，vol.8，27-28，51-52，74，77-78，81-85；WL，P.III.h. No.286，letter，H. Voosen，October 1945；Maršálek，Mauthausen，174. 有时，克雷布斯巴赫形同里加的指挥官；Hördler，“Ordnung，”53。

[33] OdT，vol.8，141，149，154，160-61.

[34] 例子参见OdT，vol.8，54。

[35] OdT，vol.8，140，151，168，172-73，180；YVA，033/8，“Was is forgekom in di lagern fon estonia，” December 1944，p. 4；BArchL，B 162/5120，Bl. 2234-52：Vernehmungsniederschrift Nissan A.，July 15，1965，Bl. 2241-42.

[36] Paserman，“Bericht，” quote on 160；OdT，vol.8，112-13，124；Mix，“Räumung，”272-73；Blatman，Death，64；DaA，6589/I，statement A. Kramer，November 1，1945，p. 115.

[37] 历史学家曾倾向于将早期撤离描述为有秩序的、与之后混乱的死亡行军完全不同的行动；Neander，Mittelbau，85-88；OdT，vol.1，298。战后对死亡行军的研究，参见Winter and Greiser，“Untersuchungen”。

[38] Wenck，Menschenhandel，345-46；OdT，vol.7，91；ibid.，vol.8，273；Marszałek，Majdanek，243；Neander，“Vernichtung，”46-48，59. 销毁证据，参见Hoffmann，“Aktion 1005”；Hördler，“Ordnung，”206-207。

[39] 这个和其他因素，也可参见Blatman，Death，72。

[40] 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219-24；OdT，vol.8，79-81.

[41] OdT，vol.6，493，505，513；ibid.，vol.8，53，202；Hördler，“Ordnung，”208-14. 1944年，施图特霍夫还接收从其他纳粹拘留点遣送来的犹太囚犯。

[42] 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quote on 223-24；OdT，vol.6，485，505，513；ibid.，vol.8，53；Rolnikaite，Ich，258；Orth，System，229-30；Hördler，“Ordnung，”212，218；Megargee，Encyclopedia，vol.I/B，1425.

[43] Hördler，“Ordnung，”214，222，230，242，245. Hördler的重要研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即将发生的撤离没有影响施图特霍夫的杀戮行动，这个论点我并不认同。施图特霍夫的撤离准备工作从1944年秋天开始（Orth，System，295-96；OdT，vol.6，514），而这一时期杀害囚犯的行为一定也属于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在其他面临被占领威胁的集中营里一样。

[4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Hördler，“Ordnung，”133，214-17，224，231，235，241，quote on 233-34。See also 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224；Orski，“Vernichtung”；OdT，vol.6，501-502，506；Rolnikaite，Ich，260-66.

[45] Czech，Kalendarium，923-24；Kielar，Anus Mundi，352.

[46] Gilbert，Auschwitz，324-26；“Germans Plan Mass Execution，” The Times，October 11，1944，p. 4；DAP，Aussage S. Kłodziński，May 22，1964，8470；Broad，“Erinnerungen，”183；Dirks，“Verbrechen，”171-72.

[47] Friedler et al.，Zeugen，285；Czech，Kalendarium，921；Hoffmann，“Aktion 1005，”293-94. 切姆诺灭绝营曾在1944年夏天短暂地重新开始大规模清除犹太人；Kershaw，End，123。

[48] Quote in Hördler，“Ordnung，”410.

[49] Nyiszli，Auschwitz，144.

[50] 大部分历史学家认可希姆莱下达过“停止”命令，至少对比克瑙有过此种命令；Orth，System，259，274-75；Gerlach and Aly，Kapitel，401；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39。

[51] APMO，Dpr-ZO，29/2，LG Frankfurt，Urteil，September 16，1966，p. 60.

[52] Czech，Kalendarium，941.

[53] Friedländer，Jahre，657；OdT，vol.7，68.

[54] 毛特豪森的计划，参见Perz and Freund，“Auschwitz”；Hördler，“Ordnung，”381-85。

[55] Czech，Kalendarium，860，921-22，929，932，948；IfZ，Fa 183，Bl. 6-7，n.d.

[56] Strzelecki，“Liquidation，”22-23；OdT，vol.6，493.

[57] Gutterman，Bridge，quote on 146；Sprenger，Groβ-Rosen，224-26，286-92；OdT，vol.6，202-17；Rudorff，Frauen，87-101；Orth，System，279-80；Konieczny，“Groβ-Rosen，”320.

[58] Bessel，1945，esp. 23-28，35-36；Kershaw，End，167，175；Evans，Third Reich at War，681-82，711-12.

[59] IfZ，Fa 183，Bl. 6-7，n.d.

[60] Blatman，Death，52-57；Orth，System，272-73；Neander，Mittelbau，89-96.

[61] Orth，System，276；IfZ，F 13/8，Bl. 468-71：R. Höss，“Richard Baer，” November 1946.

[62] Orth，System，273-74；Kolb，Bergen-Belsen，305-306；Greiser，Todesmärsche，39-42；Neander，“Vernichtung，”50.

[63] Blatman，Death，81. 1944～1945年，德国监狱管理方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参见Wachsmann，Prisons，324。

[64] Kershaw，End，176，229.

[65] Czech，Kalendarium，quotes on 967；Levi，If，161；Friedler et al.，Zeugen，299；Strzelecki，“Liquidation，”27；Müller，Eyewitness，166.

[66] Strzelecki，“Liquidation，”27，40.

[67] Strzelecki，“Liquidation，”27-28，31-33，36-37.

[68] OdT，vol.6，217-18，223-473；Sprenger，Groβ-Rosen，292-301；Bessel，1945，72-76.

[69] 数据参见OdT，vol.6，531-792。

[70] OdT，vol.6，514-20，607-609，611-16，670-72，674-76，687-89，703-706，737-39，772-74；Orth，System，282-87，332-33；Bericht I. Rotschild，January 25，1946，in Tych et al.，Kinder，224.

[71] 估计有两万名囚犯从萨克森豪森被转移到其他集中营；Blatman，Death，163-64。

[72] Neander，“Vernichtung，”46；idem，Mittelbau，87，138；Blatman，Death，62，80，83，103.

[73] Blatman，Death，56，99-103，114-15；OdT，vol.6，284，302，733-35.

[74] Weigelt，“‘Komm，’” quote on 184. See also Knop and Schmidt，“Sachsenhausen，”27；OdT，vol.3，224-29；Hördler，“Ordnung，”397-99；BStU，MfS HA IX/11，RHE 15/71，vol.6，Bl. 97-99：Zeugenaussage Fritz M.，June 18，1964；ibid.，RHE 15/71，Bd. 3，Bl. 113-16：H. Simon，Bericht über Lieberose，March 3，1950；USHMM，RG-06.025*26，File 1558，Bl. 157-75，interrogation of G. Sorge，December 19，1946，Bl. 171-72.

[75] Orth，System，quote on 284；OdT，vol.6，514-16.其他例子参见ibid.，267，299，339。

[76] OdT，vol.6，passim.

[77] Broad，“Erinnerungen，”195.

[78] Levi，If，171.

[79] Strzelecki，“Liquidation，”48.另外500名囚犯在奥斯维辛的卫星营中幸存下来，格罗斯-罗森的卫星营里也有几百人幸存。此外，数千名囚犯从死亡行军中逃脱。

[80] APMO，Proces Höss，Hd 6，Bl. 129-312：Vernehmung O. Wolken，April 17-20，1945，quote on 310；Strzelecki，“Liquidation，”45-47；Czech，Kalendarium，994（感谢Dan Stone提供的这个参考资料）；Adler et al.，Auschwitz，128；Levi，If，162-79。

[81] 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240-41；OdT，vol.5，224.

[82] Estimates in Strzelecki，“Liquidation，”27，40；Orth，System，286.

[83] Neander，Mittelbau，128，136；Steinke，Züge，62；Bessel，1945，77.

[84] OdT，vol.5，440-41；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261-62；WL，P.III.h. No.416，A. Lehmann，“Die Evakuations-Transporte，” n.d.（1946？）.

[85] LULVR，interview No.139，January 16，1946.

[86] LBIJMB，MM 32，P. Heller，“Tagebuchblätter aus dem Konzentrationslager，” October 1945，p. 7；BoA，interview with Dr. L. Frim，September 25，1946.

[87] Blatman，Death，87，116，431. See also NARA，M-1204，reel 4，Bl. 2373-97：examination of M. Pinkas，August 19-20，1946，Bl. 2385；Vaisman，Auschwitz，61；Laqueur，Bergen-Belsen，115.

[88] Broszat，Kommandant，219.

[89] Blatman，Death，12，432；Neander，Mittelbau，140. 整体条件更好、囚犯更健康的话，即便是漫长的死亡行军，也能有大部分人幸存；OdT，vol.6，223-25。

[90] APMO，Oswiadczenia，vol.89，Bl. 131-35：testimony J. Wygas，July 10，1978；Orth，System，276-77，285.

[91] BArchL，B 162/20519，Bl. 186-95：Aussage Moszek G.，February 25，1947；Blatman，Death，85-86；Neander，Mittelbau，141-42.

[92] IfZ，F 13/8，Bl. 468-71：R. Höss，“Richard Baer，” November 1946；Neander，Mittelbau，137-38；Blatman，Death，103；Bessel，1945，88-89.

[93] Blatman，Death，96，370-72，378-80，418，quote on 193.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97，108；OdT，vol.6，253.

[94] Orth，System，278-79；Blatman，Death，76-79，92；Kershaw，End，114-16，181-82. Quote in Stuttgart SD report，November 6，1944，in Noakes，Nazism，vol.4，652. 杀掉虚弱的囚犯也意在警告其他囚犯不要掉队。

[95] Blatman，Death，117-25；Henkys，“Todesmarsch.”

[96] Quotes in testimony O. Pohl，June 7，1946，in NCA，supplement B，1595；Broszat，Kommandant，211. See also ibid.，217；StANü，Erklärung R. Höβ，March 14，1946，p. 6，ND：NO-1210；IfZ，ZS-1590，interrogation of G. Witt，November 19，1946，p. 20. 完整的路线未可得知。据霍斯说，包括诺因加默、贝尔根-贝尔森、布痕瓦尔德、达豪和弗洛森比格。波尔说他还去了毛特豪森、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testimony above，dated June 7，1946，and StANü，testimony of O. Pohl，June 13，1946，p. 19，ND：NO-4728）。

[97] Rost，Goethe，234；OdT，vol.3，347（男囚的死亡人数）；Strebel，Ravensbrück，523；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11；Buggeln，Arbeit，210-13；Orth，System，314；NARA，M-1174，roll 3，Bl. 1441-65：examination E. Mahl，December 6，1945，Bl. 1461。

[98] StANü，Erklärung R. Höβ，March 14，1946，p. 6，ND：NO-1210；ibid.，testimony of Oswald Pohl，June 13，1946，p. 18-20，ND：NO-4728；Orth，System，303-304；Erpel，Vernichtung，73；NAL，WO 253/163，Trial of War Criminals，Curiohaus，April 2，1946，p. 55-56.

[99] H. Haubner to his wife，January 5，1945，in 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185. See also OdT，vol.4，53.

[100] OdT，vol.3，321-22.

[101] Stein，“Funktionswandel，”188.

[102] Haulot，“Lagertagebuch，”185.

[103] Wagner，Ellrich，97，108，quotes on 96，98；Sellier，Dora，212-13. See also Cohen，Human，55-56；Strebel，Ravensbrück，194.

[104]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31，372；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32，138；Güldenpfenning，“Bewacher，”72.

[105] Wagner，Produktion，472-73，quote on 473.

[106] Vogel，Tagebuch，93；Rousset，Kingdom，160；Bárta，“Tagebuch，”94，138；Kolb，Bergen-Belsen，147.

[107] 例子参见LBIJMB，MM 32，P. Heller，“Tagebuchblätter aus dem Konzentrationslager，” October 1945，p.11。

[108]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Nansen，Day，541-48，quotes on 541，548；OdT，vol.3，227；BStU，MfS HA IX/11，RHE 15/71，vol.4，Bl. 23-28：Vernehmung Wojciech C.，January 17，1969。

[109] Bárta，“Tagebuch，”81-82，182.

[110] Rost，Goethe，quote on 253.

[111] Orth，System，260-62；Wagner，Produktion，494.

[112] Hördler，“Schlussphase，”223-24；idem，“Ordnung，”410；Erpel，Vernichtung，94.

[113] Quotes in Rost，Goethe，237；YIVO，RG 104，MK 538，reel 6，folder 749，testimony F. Uhl，January 4，1947；Nansen，Day，578，南森也用了“死亡等候室”的短语。概述参见Siegert，“Flossenbürg，”474-75；Bárta，“Tagebuch，”92-94；Szita，Ungarn，120-21。

[114]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Semprun and Wiesel，Schweigen，7-8，quote on 11；Greiser，“‘Sie starben’”；Hördler，“Schlussphase，”235-37；OdT，vol.3，323-25；ibid.，vol.4，49-50，300-301；Hackett，Buchenwald，318-19。

[115] Megargee，Encyclopedia，vol.1/A，quote on 784；Raim，Überlebende，17；Hördler，“Ordnung，”337.

[116] Wagner，Produktion，264-65，271-72，475，482，495-96，506-509，quote on 496；idem，Ellrich，104，153-54；OdT，vol.7，320-21；NARA，M-1079，roll 7，Bl. 1849-67：examination of H. Maienschein，September 18，1947，Bl. 1857-58.

[117] Lévy-Hass，Vielleicht，53-54，quote on 53；OdT，vol.7，204；Stiftung，Bergen-Belsen，217.

[118] Wenck，Menschenhandel，343-47；OdT，vol.7，202-203；Kolb，Bergen-Belsen，112-17；Lasker-Wallfisch，Inherit，159；Gutman，Enzyklopädie，472-76.

[119] Lévy-Hass，Vielleicht，quotes on 43-44；Wenck，Menschenhandel，268-71；Koretz，Bergen-Belsen，127.

[120] Wenck，Menschenhandel，347-49，351-60.

[121] Wagner，Ellrich，162-63，quote on 157-58；OdT，vol.7，340-41.到了1945年4月初，德洛努瓦已经从埃尔里希被转移到沃夫利伯（感谢延斯-克里斯蒂安·瓦格纳提供这一信息）。

[122] Wenck，Menschenhandel，351-61；OdT，vol.7，190，204-207.1945年初，拉文斯布吕克综合集中营中女性占到了囚犯总人数的85%，在施图特霍夫达到64%；IfZ，Fa 183，Bl. 6-7，n.d。

[123] Herzberg，Between，203；Van Pelt，“Introduction，”41.

[124] Koretz，Bergen-Belsen，quote on 155；Kolb，Bergen-Belsen，137-40；Wenck，Menschenhandel，349，371-74；Obenaus，“Räumung，”517；WL，P.III.h. No.839，Dr. P. Arons，“Faelle von Kannibalismus，” December 1957.

[125] Vogel，Tagebuch，99-102，109，quotes on 113；Wenck，Menschenhandel，349-50，371-72；Koretz，Bergen-Belsen，161；MacAuslan，“Aspects，”37.

[126] Herzberg，Between，201-202，quote on 201.

[127]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Wenck，Menschenhandel，373-74；Koretz，Bergen-Belsen，165.

[128]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64-65.

[129] Testimony of L. Jaldati，ibid.，quote on 130；Shephard，Daybreak，17.

[130] 在某个阶段，奥斯瓦尔德·波尔显然考虑过关闭集中营，不再接收更多的遣送，但这个计划石沉大海。Testimony O. Pohl，June 7，1946，in NCA，supplement B，1604；NAL，WO 235/19，statement of J. Kramer，May 22，1945，p. 13.

[131] Kramer to Glücks，March 1，1945，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60-63.

[132] 我假设克拉默写信时考虑到了要在战后凭此内容为自己辩解（包括他提到贝尔根-贝尔森这场灾难，“肯定没人想对此承担责任”），而且事实上克拉默显然在他的公寓留了一份复印件，跟其他私人文件放在一起。

[133] Herzberg，Between，quote on 207；Kolb，Bergen-Belsen，137-38，141，145，195-97；Lévy-Hass，Vielleicht，58.

[134] Hördler，“Schlussphase，”234-35，239；Erpel，Vernichtung，78；Strebel，Ravensbrück，466.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指示，参见Orth，System，288-89，298-99；Blatman，Death，213；Strebel，Ravensbrück，464。仅在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就有1万或更多的囚犯被杀；Orth，System，299；Tillion，Ravensbrück，367。概述参见Hördler，“Ordnung，”135，203，360-61（尽管没太强调即将撤离的重要性）。

[135] 例子参见Maršálek，Mauthausen，106。

[136] 很多受害者是刚到不久的囚犯。还有2000名囚犯在拉文斯布吕克综合营区内其他地方筛选出来后被毒气杀害。See Buchmann，Frauen，quote on 32；Strebel，Ravensbrück，475-88；Erpel，Vernichtung，74，85-88；Hördler，“Ordnung，”310；Tillion，Ravensbrück，279-99，367-92；LULVR，interview No.449，May 7，1946.关于乌克马克的概述参见Strebel，Ravensbrück，356-83，460-61，468-75；Erpel，Vernichtung，80-85。

[137] Keller，Volksgemeinschaft；Bessel，1945，48-66；Kershaw，End，392；Wachsmann，Prisons，319-23；Wegner，“Ideology.”

[138] Fröhlich，Tagebücher，II/4，May 24，1942，p. 361；Wachsmann，Prisons，210-11.

[139] OdT，vol.4，54；Siegert，“Flossenbürg，”478-80；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Flossenbürg，206-11.

[140] Orth，System，296-98；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37，ND：NO-254.

[141] Keller，Volksgemeinschaft.

[142] NAL，HW 16/15，GPD Headlines，April 7，1945.

[143] Quotes in Müller to Stapo（leit）stellen，March 4，1944，in Maršálek，Mauthausen，263-65；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 1320-23：statement J. Niedermayer，February 6，1946. See also Kaltenbrunner，Flucht，11-12，21-99；Maršálek，Mauthausen，266-67；LaB，B Rep. 057-01，Nr. 296，GStA Berlin，Abschluβvermerke，November 1，1970，pp.178-85. Kaltenbrunner认为，1944年2月“子弹”行动的第一批牺牲者是东欧平民工人，而不是战俘。

[144] JVL，DJAO，United States v. Altfuldisch，RaR，March 1946，quote on 42；Maršálek，Mauthausen，267-70；ASL，Kam 5539，L4，Bl. 37-44：Bericht V. Ukrainzew，n.d.；Horwitz，Shadow，124-43；Kaltenbrunner，Flucht，99-168.

[145] Wagner，Produktion，448；Maršálek，Mauthausen，322，330.

[146] Schwarberg，SS-Arzt，34-55. 处决的指令可能来自WVHA。

[147] Wagner，Produktion，356；Bárta，“Tagebuch，”83.

[148] Koretz，Bergen-Belsen，quote on 158；YUL，MG 1832，Series II—Trials，1945-2001，Box 10，folder 50，Bl. 1330-32：statement of F. Entress，January 26，1946，quote on 1331（Entress在奥斯维辛工作了将近两年后，于1943年接管毛特豪森）；Lasik，“SS-Garrison，”332；Wagner，Produktion，272-73，307-308；idem，Ellrich，153；Orth，SS，247，255-60；Hördler，“Ordnung，”70，158。

[149] Hördler，“Schlussphase，”229-32；idem，“Ordnung，”147-57，Erpel，Vernichtung，86；Strebel，Ravensbrück，61，467-68；Broszat，Kommandant，222. 然而，接收奥斯维辛工作人员的重要性不应该被夸大，还有大量来自其他集中营的党卫队队员也精通大规模谋杀。

[150] Schmid，“Moll，”133-38，quote on 134；Hördler，“Schlussphase，”228-29，242-43；idem，“Ordnung，”365-66. 莫尔残忍到底，他在1945年4月底从考弗灵出发的死亡行军中还射杀了几十名筋疲力尽的囚犯。

[151] Evans，Third Reich at War，467，651-53，714-15；Kershaw，Nemesis，764-66；idem，End，389；Bessel，1945，2，42，65.

[152] Buggeln，Arbeit，447-55；Wagner，Produktion，341-42. 人民冲锋队护送撤离，参见Blatman，Death，304，397；Greiser，Todesmärsche，112。

[153] Quote in Harshav，Last Days，694. See also AGN，Ng. 7.6.，H. Behncke to his wife，August 28，1944；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314；Nansen，Day，492.

[154] Weiss-Rüthel，Nacht，181.

[155] Rózsa，“Solange，”152.

[156] Langbein，Menschen，482.

[157] Cohen，Abyss，quote on 105；Rózsa，“Solange，”212；Naujoks，Leben，342.

[158] OdT，vol.4，297；Bessel，1945，18-19；Kershaw，End，220.

[159] Rózsa，“Solange，”296，quote on 217；Maršálek，Mauthausen，325；Glauning，Entgrenzung，241-42；Freund，“Mauthausenprozess，”38；Burger，Werkstatt，189.

[160] DAP，Aussage S. Baretzki，February 18，1965，quote on 29219；Strebel，Ravensbrück，245，466-67；Hördler，“Ordnung，”150-51.1965年在法兰克福-奥斯维辛审判中，针对卢卡斯医生的判决是三年三个月有期徒刑，后来被取消。

[161] APMO，Proces Maurer，5a，Bl. 114：WVHA，Chefbefehl Nr. 7，February 27，1945.

[162] NAL，WO 253/163，examination of M. Pauly，April 2，1946，p. 60；Orth，SS，260-61；Buggeln，Arbeit，642-44；Welch，Propaganda，189-97.

[16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Kershaw，Nemesis，751-828，quote on 819；idem，End，79；Longerich，Himmler，740-52；Time. The Weekly Newsmagazine，October 11，1943。

[164] Wenck，Menschenhandel，272-335；Longerich，Himmler，728-30；Bauer，Jews，145-238. 1944年11月，希姆莱也同意遣返200名丹麦警察和140名患病的挪威学生；Stræde，“‘Aktion，’”179-81；Erpel，Vernichtung，124。

[165] 应该特别当心克斯滕后来的证词；Fleming，“Herkunft”；Neander，Mittelbau，99；Wenck，Menschenhandel，362-63。关于伯克哈特和贝纳多特，参见Favez，Red，284-85；Erpel，Vernichtung，128-29。

[166] Erpel，Vernichtung，passim；Bauer，Jews，249-50；Hördler，“Ordnung，”26，314.

[167] NAL，WO 235/19，statement J. Kramer，May 22，1945，p. 13；APMO，Proces Maurer，5a，Bl. 117-20：H. Pister，“Strafen für Häftlinge，” July 21，1945，ND：NO-256；Heiber，Reichsführer！，387（n. 2）.

[168] Longerich，Himmler，746-49；Jacobeit，“Ich，”82-83.

[169] Favez，Red，99，258，261，265；Zweig，“Feeding，”845-50. 此类行动因为没有足够多合适的交通工具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崩塌而受阻。

[170] Erpel，Vernichtung，104-105，111；Favez，Red，268.

[171] Stræde，“‘Aktion，’”176，183；Erpel，Vernichtung，131.

[172] Nansen，Day，570-82，quotes on 572，582；Grill，“Skandinavierlager，”196-206；Erpel，Vernichtung，131-34；Obenaus，“Räumung，”519-44.

[173] Nansen，Day，quote on 592；Jacobeit，“Ich，”32-35，40，77，de Lauwe quote on 41；Erpel，Vernichtung，114-19，128-29，134-54；Bernadotte，Fall，45-46，53，58-59；Stræde，“‘Aktion，’”182-84；Grill，“Skandinavierlager，”206-15；Longerich，Himmler，749-50；Hertz-Eichenrode，KZ，vol.1，125-28；Maršálek，Mauthausen，323.

[174] See also Longerich，Himmler，752.

[175] Favez，Red，265-66；Breitman et al.，Intelligence，111.

[176] Orth，System，302-303；Erpel，Vernichtung，138；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15，ND：NO-254；StANü，Erklärung R. Höβ，March 14，1946，p. 6，ND：NO-1210；ibid.，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p. 20，ND：NO-4728；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

[177] Fabréguet，Mauthausen，186-87；Maršálek，Mauthausen，325.

[178] Longerich，Himmler，746-49；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Erpel，Vernichtung，148.

[179] 这让人很难把希姆莱1944年11月宣称的提议当真，谈判时他提出释放60万犹太人；Bauer，Jews，225。

[180] Quote in Maršálek，Mauthausen，136. 波尔还说，希姆莱曾想利用犹太人“在和平谈判时讨价还价”；testimony O. Pohl，June 7，1946，in NCA，supplement B，1596。

[181] Wenck，Menschenhandel，362-71；WL，P.III.h. No.842，J. Weiss，P. Arons，“Bergen-Belsen，” June 20，1945；Hájková，“Prisoner Society，”5，279.

[182] 计算基于OdT，vols. 2-8（感谢Chris Dillon把这些数据合到一起，我在这一节前后都用到了）。

[183] Rózsa，“Solange，”180，184，187，196，199-200，225，240-41，quote on 238. See also Buggeln，Arbeit，294；Greiser，Todesmärsche，77.

[184] 集中营囚犯的数量从71.5万（1945年1月中旬）下降到大约55万（4月初），意味着“折损”了16.5万人。总共“折损”接近20万人，因为集中营还在接纳新囚犯。数万人被释放、被解放或逃跑。但绝大多数“折损”的囚犯都死了，可能有15万人。

[185] 卫星营的情况，参见注182。

[186] Aussage A. Harbaum，March 19，1946，IMT，vol.35，493，ND：750-D.

[187] 估测基于Wenck，Menschenhandel，362；Stein，“Funktionswandel，”187；DaA，ITS，Vorläufige Ermittlung der Lagerstärke（1971）；Wagner，Produktion，648；OdT，vol.5，331；ibid.，vol.6，48-190，223-473；Strebel，Ravensbrück，182；Maršálek，Mauthausen，127；USHMM，Encyclopedia，vol.1/B，1423，1471；AS，JSU 1/101，Bl. 84：Veränderungsmeldung，April 1，1945（感谢Monika Liebscher提供参考）；AGFl to the author，May 17，2011。

[188] 数据参见Comité，Dachau（1978），207；Wagner，Produktion，648；Stein，“Funktionswandel，”187-88；OdT，vol.4，52-53，316；ibid.，vol.5，331。

[189] 一些集中营的数据，参见OdT，vol.4，316；ibid.，vol.7，265；Comité，Dachau（1978），206（感谢Dirk Riedel 提供参考）；Stein，“Funktionswandel，”187。犹太囚犯的总数比党卫队建议的数字高出一些，因为一些犹太人成功地隐藏了身份。

[190] OdT，vols. 2-7.

[191] 4月和5月初，估计有9万名囚犯从卫星营被解放，大约15.5万人从主营被解放。See data in OdT，vols. 2-7；USHMM，Encyclopedia，vol.I.

[192] OdT，vol.5，339；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Ausstellungen，129.党卫队在1945年4月和5月完全撤离了超过260个卫星营（见注182）。

[193] Greiser，Todesmärsche，136-37.

[194] Blatman，Death，7，10，411.

[195] 除了运输过程中频繁的逃跑，集中营里很多日常的例行公事——有围绕强制劳工的固定时间表——在火车和行军途中也不复存在了。

[196] 审头作为护卫，参见NARA，M-1204，roll 6，Bl. 4607-87：examination of A. Ginschel，October 4 and 7，1946。

[197] Greiser，Todesmärsche，52；Erpel，Vernichtung，140-44；Blatman，Death，155.

[198] 很多历史学家争论说，希特勒在1945年3月发布了一项通用的命令，要在盟军逼近时摧毁每一座集中营和里面的囚犯。然而，有关这条命令的消息来源并不可靠；Neander，Mittelbau，97-106，289-308。希特勒的焦土命令，参见Kershaw，Nemesis，784-86。

[199] Wachsmann，Prisons，323-24，331.

[200] 被释放的囚犯包括一些德国教士、长期囚犯（包括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和1944年华沙起义后被捕的波兰女性。Strebel，Ravensbrück，460，498-500；Distel，“29. April，”5.

[201] Klausch，Antifaschisten，316-26；Fröhlich，Tagebücher，II/15，March 1，1945；ITS，KL Dachau GCC 3/998-12 II H，folder 162，Freiwillige für den Heeresdienst，March 5，1945.

[202] WVHA的支持，参见Glücks to KL Buchenwald，April 7，1945，in Tuchel，Inspektion，215；Broszat，Kommandant，280。很多历史学家表明，希姆莱自己下令在3月中旬停止所有集中营撤离（Neander，Mittelbau，106-109；Orth，System，302-308；Blatman，Death，137，154，199-200）。这个推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姆莱私人按摩师费利克斯·克斯滕的话，但后者是出了名不靠谱的证人（见注165）。瓦尔特·舍伦贝格（Walter Schellenberg）和鲁道夫·霍斯等前党卫队官员在战后作证时也提到过这条假定的希姆莱指令（IfZ，ED 90/7，Schellenberg，“Memorandum，” n.d.，Bl. 30；IfZ，G 01/31，Zeugenaussage R. Höss，IMT，April 15，1946）。但是前者的证词不可靠且自私自利（Breitman et al.，Intelligence，113-14，447），而后者的证词在这点上是前后矛盾的（cf. Broszat，Kommandant，280）。综合所有因素考虑，似乎希姆莱没有发布过概括的停止令。集中营系统的前领导奥斯瓦尔德·波尔在战后大量的证词中并没有提到有这样一条命令。而且，希姆莱在发布这条假定的命令后，集中营撤离仍一直持续，没有中断（见下文）。最可能的是，希姆莱对他的外国谈判人员做出过一些承诺——或许关于停止一切撤离——但并没真想履行（他在1945年春天与外国代表会谈期间不断说谎；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

[203] 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34，ND：NO-254；Greiser，Todesmärsche，52. 遵循希姆莱的命令，布痕瓦尔德指挥官显然承诺一些德国囚犯不会撤离；Overesch，“Ernst Thapes，”638。大概在同一时期，WVHA可能下达了类似的指令，不清空弗洛森比格集中营；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224-25。

[204] Pister to WVHA-D，April 6，1945，in Tuchel，Inspektion，214；NAL，HW 16/15，GPD Headlines，April 6，1945；Greiser，Todesmärsche，57.

[205] 1945年3月中旬到4月中旬，党卫队撤离了剩余10个集中营综合营区中9个营区的160多座卫星营；见注182。

[206] Buggeln，Arbeit，626-34，655-57.

[207] 后续也可参见Neander，Mittelbau，152-61。

[208] 这是党卫队强迫犹太囚犯从布痕瓦尔德卫星营（以及其他地方）前往泰雷津的主要原因；Greiser，Todesmärsche，55-56；Blatman，Death，177。

[209] Broszat，Kommandant，218；Fröbe，“Kammler，”316；Wagner，Produktion，277.

[210] Wachsmann，Prisons，325；Neander，Mittelbau，160-61.

[211] Blatman，Death，153-54；Greiser，Todesmärsche，57，76；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41，ND：NO-254；Broszat，Kommandant，280；IfZ，G 01/31，Zeugenaussage R. Höss，April 15，1946，p. 14；Overesch，Buchenwald，81-82.

[212] 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p.40-41，ND：NO-254；Orth，System，310-11.

[213] DaA，21.079，Hauptsturmführer Schwarz，“The raport ［sic ］ about my way to Flossenbürgk ［sic ］，” April 24（？），1945. 这个德文原文的英译本不是很好（可能是曾经的囚犯翻译的）。原文已经遗失。我按照译文，对几处语法和熟语做了更正（特别是将“粗暴对待”改成了“虐待”）。对这个被误解很深的命令的分析，参见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Zámečník的希姆莱电报版本里包括英译本（即遗失的德文原件）中没有的一句话（“必须马上清空这座集中营”）。

[214] 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229；Orth，System，326；NAL，WO 309/408，deposition of M. Pauly，March 30，1946，p. 2.

[215] Abzug，Inside，3-8；OdT，vol.1，315；Van Pelt，Case，154-57；Klemperer，Zeugnis，vol.2，648；Zelizer，Remembering，49-61；Struk，Photographing，138-49.

[216] Frei，“‘Wir waren blind’”；Abzug，Heart，21-59.

[217] NAL，FO 188/526，report N. Masur，April 1945.希姆莱向贝纳多特也做了类似的抱怨（Bernadotte，Fall，51），还抱怨了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后的负面报道。

[218] OdT，vol.3，67；ibid.，vol.4，55-57，513.

[219] 例子参见OdT，vol.3，79；ibid.，vol.4，225，242，530；ibid.，vol.6，244。

[220] 希姆莱可能自己做出了此番“特许”；Zámečník，“Kein Häftling，”220；Greiser，Todesmärsche，58-59。

[221] Maršálek，Mauthausen，127.

[222] 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quotes on 9，13；Wenck，Menschenhandel，374-82；Kolb，Bergen-Belsen，157-64，225-27；Shephard，Daybreak，33-42；Reilly，Belsen，22-28；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75-80；Orth，SS，265.至少有一座卫星营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也正式投降（于1945年4月19日）；OdT，vol.7，153。

[223] 自从东欧第一座集中营关闭至1945年春，已经过去一年多的时间了。

[224] Hertz-Eichenrode，KZ，vol.1，quote on 340；Baganz，“Wöbbelin”；Volland，“Stalag”；Greiser，Todesmärsche，78-80；Knop and Schmidt，“Sachsenhausen，”25；Buggeln，Arbeit，635-36；Schalm，Überleben，102；Blatman，Death，142，166，214.

[225] Jacobeit，“Ich，” quote on 162；Greiser，Todesmärsche，82；Perz and Freund，“Tötungen，”258-59；Morsch，“Tötungen，”275；Hertz-Eichenrode，KZ，vol.1，197；Buggeln，Arbeit，637；APMO，Proces Maurer，5a，Bl. 117-20：H. Pister，“Strafen für Häftlinge，” July 21，1945，ND：NO-256.

[226] Greiser，Todesmärsche，83-84；Blatman，Death，299；Obenaus，“Räumung，”527-28.

[227] Distel，“29. April，”6-7；Zarusky，“Dachau，”51；Zámečník，Dachau，382-84. 从其他集中营集合的另外137名显要的德国和外国囚犯乘大巴车离开。

[228] Greiser，Todesmärsche，64-76，240，500-508；idem，“‘Sie starben，’”112.

[229]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73，241.

[230] Overesch，“Ernst Thapes，”646，quote on 644；Greiser，Todesmärsche，71-73，243-44；Distel，“29. April，”7.

[231] Greiser，Todesmärsche，91-95，146，206，502-503；Neander，Mittelbau，88，128-51；Blatman，Death，143，177，208-209；Kielar，Anus Mundi，388；Bessel，1945，63，85，92-93.除了火车和步行之外，党卫队偶尔也用船；Orth，System，334。

[232] StANü，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ibid.，EE by K. Sommer，January 22，1947，ND：NO-1578；BArchB，Film 44563，Vernehmung O. Pohl，September 26，1946，p. 51；Schulte，Zwangsarbeit，426-28.

[233] 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Bl. 354.

[234] 第一次详细描述出现在Orth，System，313-35。

[235] StANü，Erklärung R. Höss，March 14，1946，ND：NO-1210；ibid.，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ibid.，testimony O. Pohl，June 13，1946，ND：NO-4728；ibid.，EE by G. Wiebeck，February 28，1947，ND：NO-2331；IfZ，F 13/6，Bl. 343-54：R. Höss，“Oswald Pohl，” November 1946，Bl. 354；Orth，SS，264-65.

[236] Orth，System，317-19，328-29；Wildt，Generation，726-27；OdT，vol.2，459-61；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77；BArchL，B 162/7998，Bl. 623-44：Vernehmung J. Otto，April 1，1970，Bl. 626；StANü，Erklärung H. Pister，July 2，1945，p. 41-42，ND：NO-254；Tuchel，“Die Kommandanten des KZ Dachau，”347-48.

[237] 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参见Buggeln，Arbeit，655。

[238] Orth，System，322，325-26，329-35. See also Lange，“Neueste Erkenntnisse”；OdT，vol.6，518-19；Hertz-Eichenrode，KZ，vol.1，262；NAL，WO 208/4661，statement H. Aumeier，June 29，1945，p. 13.

[239] Orth，SS，267-68；StANü，Erklärung R. Höss，March 14，1946，ND：NO-1210；ibid.，G. Rammler report，January 30，1946，ND：NO-1200；Wildt，Generation，731-34；Kershaw，End，352，400；Hördler，“Ordnung，”154；Broszat，Kommandant，222，281-82；Hillmann，“‘Reichsregierung.’”

[240] Greiser，Todesmärsche，151-52；Kaplan，“Marsch，”26.

[241] 在贝洛森林停留时，数百名囚犯被释放或移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See OdT，vol.3，291-93；Zeiger，“Todesmärsche，”66-68；Orth，System，323；Farré，“Sachsenhausen.”这个地方可能也关押了一些来自拉文斯布吕克的女囚；Blatman，Death，169-70。

[242] LG Cologne，Urteil，October 30，1967，JNV，vol.26，797-98；Greiser，Todesmärsche，164；Lasik，“Organizational，”184（n. 80）；Neander，Mittelbau，143；JVL，DJAO，United States v. Becker，RaR，n.d.（1947），pp.49-50；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S. Melzewski，September 6，1945. 至于其他不情愿这样做的看守，参见Blatman，Death，110，114，420；Greiser，Todesmärsche，99-100，154，272-73；Jacobeit，“Ich，”84。

[243] Goldhagen，Executioners，332，363，367，371. See also Rothkirchen，“‘Final Solution’”；Bauer，“Death Marches，”4，8. 对这个论点的批评，参见Blatman，Death，esp. 416；Sprenger，“KZ Groβ-Rosen，”1120；Greiser，Todesmärsche，27-29；Buggeln，Arbeit，625。

[244] Estimate in Greiser，Todesmärsche，27-28. See also Blatman，Death，194；Kolb，“Kriegsphase，”1135.

[245] 反对观点，参见Goldhagen，Executioners，345。

[246] Blatman，Death，417.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136，139-40；BoA，testimony of B. Warsager，September 1，1946；de Rudder，“Zwangsarbeit，”230-31. WVHA在1944年11月给犹太人引入了新的标志，三角形上有一道黄色条纹，不过鲜少实际应用；Hördler，“Ordnung，”272。

[247] Laqueur，Bergen-Belsen，106，112-13，121.

[248] 反对观点，参见Bauer，Jews，241；Sofsky，Violence，104-107；idem，“Perspektiven，”1160-63。

[249] See also Neander，Mittelbau，164-65.

[250] 有8000～12000名布痕瓦尔德囚犯和8000名诺因加默囚犯死于运输途中；Greiser，Todesmärsche，9；Buggeln，Arbeit，635，653。

[251]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Buchenwald，204-206；Röll，Sozialdemokraten，139-56；VöB，September 1，1944；IfZ，F 13/6，Bl. 355-58：R. Höss，“Gerhard Maurer，” November 1946；Kirsten and Kirsten，Stimmen，188-92.

[252] 例子参见OdT，vol.2，285；ibid.，vol.4，459。

[253]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quote on 383；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89；Langbein，Menschen，149.

[254] Kaienburg，Wirtschaft，683；Wagner，Produktion，280-81；Bessel，Germany 1945，12，24.

[255] Strebel，Celle.

[256] Hertz-Eichenrode，KZ，vol.1，53-55，265-74，quote on 272；Lange，“Neueste Erkenntnisse”；Garbe，“‘Cap Arcona.’”

[257] 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C. Schmalzl，September 11，1945；ibid.，statement X. Triebswetter，September 11，1945；ibid.，statement S. Melzewski，September 6，1945.

[258] Greiser，Todesmärsche，284，500-502；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W. Triebswetter，September 11，1945.

[259] Horwitz，Shadow，144-51；Greiser，Todesmärsche，262-68.

[260] 例子参见NARA，M-1174，roll 2，Bl. 762：examination of G. Neuner，November 26，1945。See also Horwitz，Shadow，151；Zarusky，“Dachau，”58.

[261] Laqueur，Bergen-Belsen，120-28；Herzberg，Between，213；Horwitz，Shadow，152-53；Greiser，Todesmärsche，269-70.

[262] 例子参见YVA，O 15 E/1761，Protokoll V. Jakubovics，July 9，1945。

[263] Buggeln，Arbeit，145-48；WVHA-D to WVHA-B，August 15，1944，ND：NO-1990，TWC，vol.5，388-92.

[264] Jacobeit，“Ich，”113-15；Greiser，Todesmärsche，190-93，197，273-75；Wagner，Produktion，555；Blatman，Death，429-31.

[265] Zarusky，“‘Tötung，’”85；Distel，“29. April，”8. See also Holzhaider，Sechs.

[266] Greiser，Todesmärsche，125，161；Erpel，Vernichtung，176-77；Neander，Mittelbau，135-36.

[267] Horwitz，Shadow，146-47，153；NARA，M-1174，roll 2，Bl. 762-70：examination of T. Weigl，November 26，1945.

[268] NARA，RG 549，000-50-9，Box 438，statement X. Triebswetter，September 11，1945；Greiser，Todesmärsche，125，160.

[269] Maršálek，Mauthausen，quotes on 296；Dietmar，“Häftling X，”131. See also Greiser，Todesmärsche，260-61；Neander，Mittelbau，161-62；Blatman，Death，399，401-402.

[270]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quote on 68；Greiser，Todesmärsche，160；Horwitz，Shadow，154.

[271] Blatman，Death，270-71，396-400，405，418-19. See also Neander，Mittelbau，135；Schulze，Zeiten，291；Herbert，Fremdarbeiter，330-31，338-39.

[272] Blatman，Death，394-405，419；Greiser，Todesmärsche，115-23，132，167.

[273] 大部分幸存者被迫前往贝尔根-贝尔森。See Strebel，Celle，52-123，quote on 61；Bertram，“8. April 1945.”

[274] ASL，Kam 5539，L4，Bl. 26-29：Schwertberger Postenchronik，1945，quote on 28.

[275] Obenaus，“Räumung，” quote on 542；Blatman，Death，272-342；Neander，Mittelbau，466-73；Gring，“Massaker.”

[276] Blatman，Death，343-46；Bessel，1945，45，65.

[277] Greiser，Todesmärsche，126-27，199-201，274.

[278] Broszat，Kommandant，222-23，281-82，quote on 222；StANü，Erklärung R. Höss，March 14，1946，ND：NO-1210；Kershaw，End，359-60；Orth，SS，268-69.

[279] IfZ，F 13/7，Bl. 388：R. Höss，“Richard Glücks，” November 1946；Broszat，Kommandant，224-25；DAP，Aussage W. Boger，July 5，1945，3251；Naasner，SS-Wirtschaft，334；IfZ，ZS-1590，interrogation G. Witt，November 19，1946，9；BArchB，Film 44840，Vernehmung G. Maurer，March 13，1947，pp.3-5.

[280] Goeschel，Suicide，149-66.

[281] Longerich，Himmler，757；BArchL，B 162/7996，Bl. 381-85：Liste von SS-Führern und Unterführern，November 6，1967；OdT，vol.2，486. 也有传闻说汉斯·卡姆勒自杀了（Fröbe，“Kammler，”316-17），不过传言说他被捕后关在了美军的拘留中心（Karlsch，“Selbstmord”）。

[282] 德尔莫特在1945年逃出达豪后不久就自杀身亡；Langbein，Menschen，559；Lifton，Doctors，311。

[283] Sigl，Todeslager，84；Raim，“Westdeutsche Ermittlungen，”223.

[284] 这种思维模式，参见Broszat，Kommandant，222-23。

[285] Rózsa，“Solange，”278-79；Maršálek，Mauthausen，331-32；Kaplan，“Marsch，”34.

[286] Greiser，Todesmärsche，102；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67.

[287] Greiser，Todesmärsche，quote on 177.

[288] Blatman，Death，207；Neander，Mittelbau，150.

[289] 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by W. Simoni），n.d.（1947），40.

[290] Kaplan，“Marsch，”31-33，quote on 31；Zeiger，“Todesmärsche，”68；WL，P.III.h. No.804，M. Flothuis，“Arbeit für die Philips-Fabrik，” January 1958，p. 16.

[291] 战争最后5周内，大约15万名囚犯死亡（4月初集中营囚犯大约有55万人）。剩下的40万囚犯中，可能有25万人在集中营里被解放，大约2万人在国外被释放，还有数千人在德国境内被释放。这意味着超过10万男女老少是在行军途中和火车运输中被解放的。

[292] Bárta，“Tagebuch，” quote on 96；Freund，“KZ Ebensee，”22，31；Freund，Toten，337；Evans，“Introduction，” xvi. 盟军抵达的最后一批集中营里有1945年5月11日被解放的毛特豪森小营圣兰布雷希特（St. Lambrecht），以及5月12日被解放的更小的弗洛森比格小营施拉肯韦尔特（Schlackenwerth）；OdT，vol.4，250-52，429-33。

[293] Rózsa，“Solange，”302-22，quotes on 290，316，323；OdT，vol.4，151-54.

[294] Overesch，Buchenwald，60-85，quote on 68；Greiser，Todesmärsche，76.

[295] “Dachau Captured by Americans Who Kill Guards，Liberate 32，000，” New York Times，May 1，1945；KZ-Gedenkstätte Dachau，Gedenkbuch，9，13，19；Rost，Goethe，302.

[296] Quote in W. Cowling to his parents，April 30，1945，in Dann，Dachau，21-24. See also Zámečník，Dachau，390-96；Distel，“29. April，”8-11；Rost，Goethe，304-305；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401.

[297]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19，425，444-45.

[298] Quotes in Kupfer-Koberwitz，Tagebücher，445；Ballerstedt，“Liebe，”207. See also Czech，Kalendarium，322，328-29；Stein，Juden，126；Zámečník，Dachau，365-67；ITS，docs 5278997#1，5323555#1，5364738#1，5376484#1，9896136#1，9918546#1，9934351#1，9943226#2（感谢Susanne Urban提供给我这些文件）；BLA，EG 74002，EE by M. Choinowski，March 1，1946 and June 16，1958；ibid.，Bay. Hilfswerk，Fürsorgebericht，April 24，1949；ibid.，Antrag M. Choinowski，June 23，1958。

终曲

解放是宣泄情感的时刻。许多囚犯为失去的一切感到悲伤和愤怒，但也感到轻松和狂喜。集中营死了，他们还活着。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和埃德加·库普费尔在达豪的拥抱，承载了囚犯的痛苦和幸存者的希望，可以算是故事的大结局。但是，这些希望常常破灭，而集中营也已成为他们生命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事实上，一些幸存者从来就没有希望可言。成千上万的人病入膏肓，根本意识不到发生了什么；当霍伊诺夫斯基和库普费尔拥抱时，附近的囚犯正在死去，目光直直略过美军士兵。[1]其他人则困惑不解地看着欢庆的人群。达豪里一名十几岁的幸存者几周前才失去了父亲，他回忆说：“人们欢快地唱歌跳舞，在我看来，他们好像失去了理智。我看着自己，却认不出我是谁。”[2]与此同时，当欣喜若狂的幸存者们从集中营的深渊里爬出来后，最初的兴奋感迅速减弱。

以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本人为例。1945年6月，他从达豪一家美国人经营的医院康复出院，住进了难民收容所，然后在1946年初搬到了慕尼黑郊区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过着惨淡的生活。他的身体被集中营毁了；左臂几乎不能用力，并且持续疼痛，尤其是党卫队鞭打留下的慢性感染疤痕。由于无法工作，他只能靠救济金来支付房租和暖气费，购买食物、寝具和衣服。“自1946年以来，我没有收到过一双鞋。”他在1948年4月向一个援助机构恳求道。他孤身一人，误认为女儿和前妻（他们的婚姻被纳粹法庭宣布无效，因为前妻是“雅利安人”）已经在摧毁他们家园的那次马格德堡的毁灭性轰炸中丧生。他最后的希望是去投奔居住在美国的兄弟，在很多无家可归的难民看来，美国是充满希望的土地。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暂时放宽了移民限制后，数以万计的大屠杀幸存者前往北美，1949年6月，霍伊诺夫斯基登上“缪尔将军”号海军军舰，横渡大西洋。在底特律和兄弟待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搬到了俄亥俄州的托莱多（Toledo），1952年与另一位幸存者结婚。但他再也无法恢复往日的生活。

在第三帝国建立之前，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商人，白手起家，经营着欣欣向荣的裁缝店和车间。现在，他身体孱弱、疾病缠身，苍白手臂上党卫队刺下的文身不断提醒着他，谁是摧毁一切幸福的罪魁祸首。他只能靠服用止疼药偶尔工作。他主要受雇于当地的干洗店和裁缝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每月平均挣125美元，勉强够维持生活。与此同时，尽管他的女儿在德国不断努力，最终在1953年与父亲重新取得了联系（她最后一次听到父亲的消息是在9年前，从奥斯维辛寄来的明信片上），但他几年前提出的赔偿要求却一无所获。1957年4月，霍伊诺夫斯基直接向巴伐利亚赔偿办公室主任提出上诉，后者翻出了他的案子，“把我从困境中拯救出来”。几个月后，他收到了第一笔赔偿款，但继续生活在简陋的环境中。他在寄给女儿的最后一批信件中提到，他虽然为自己从集中营幸存下来心怀感激，却质疑所有的痛苦是为了什么：“人类从战争中没有学到任何教训，相反，几乎所有国家都再一次厉兵秣马，这或许就是人类的结局。”1967年3月9日晚，霍伊诺夫斯基在托莱多医院去世，享年72岁。[3]

那时，他的前达豪同志埃德加·库普费尔正在意大利撒丁岛过着隐居的生活。解放后的最初几年，他也一直挣扎求存。在达豪遭遇的轰炸使他的脚严重受伤，他还患上了抑郁症，一度游走在自杀的边缘。他在自己的家乡德国仿佛是个陌生人，1953年，在瑞士和意大利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跟霍伊诺夫斯基一样去了美国。但他并没有在此定居。集中营带来的疼痛和噩梦依然折磨着他，在1960年彻底崩溃后，这位56岁的穷困老人告诉一位熟人：“我在美国的生活并没有镀金。我当过旅馆的行李员、仓库保安、洗碗工、圣诞老人，最后在这里（好莱坞）的一个大电影院看门。”

埃德加·库普费尔不久后回到欧洲，在意大利居住了20多年，越来越离群索居。他对达豪编年史缺乏兴趣，生活在赤贫之中；一次又一次，他不得不“勒紧腰带，才能不饿死”。跟法院长期斗争之后，他在20世纪50年代收到了一些赔偿。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也从德国政府领取养老金，只不过数额很小，因为冷漠的陪审员最小化地判定他遭受的精神痛苦。当局未能确保及时付款，使这种侮辱雪上加霜。又一次迟到的汇款后，通常拘谨内敛的库普费尔失去了镇定。解放后的这些年，他仍然不得不为每一个破烂儿乞讨。“相信我，这辈子让我恶心，”他在1979年11月写信给斯图加特赔偿办公室，并补充道，“可能最好的结局是我自杀，那你们就少了一个麻烦制造者，德国政府只需要为我的葬礼买单。但我不确定我是否想让那些对此负有责任的人满意。”1991年7月7日，库普费尔最终回到德国，死在一家疗养院里，完全默默无闻。[4]

所有幸存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些更幸福，有些甚至比库普费尔和霍伊诺夫斯基更悲惨。无论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常常面临类似的困难：伤病造成的持久痛苦，寻找新的住处，工作、社会的冷漠，以及为争取赔偿金的屈辱斗争。而所有痛苦的回忆、集中营最后的残忍，都深深烙印在了他们心中。对罪行的记忆，幸存者比行凶者要痛苦得多，后者只要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往往可以过上平静的生活，忘记集中营的一切。[5]幸存者却不能奢望于此。

解放初期

1945年4月15日下午，贝尔根-贝尔森解放几小时后，阿图尔·莱曼爬过围在自己营区外已经损坏的栅栏，冲进旁边的女子营地，寻找他的妻子格特鲁德（Gertrude）。一年多前，党卫队在菲赫特把他们拆散，两个孩子已经死在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从那时起，在战前移民到荷兰的中年德国犹太律师莱曼，艰难地在集中营里存活了下来，经过奥斯维辛、毛特豪森和诺因加默，最终辗转来到贝尔根-贝尔森。在解放后的几天里，他继续寻找妻子，但徒劳无功。后来他才得知，妻子在英军到后不久便去世了：“我重返自由的那一天，她死了。”[6]

格特鲁德·莱曼是1945年春天集中营解放的2.5万到3万名囚犯中的一员，但不久后就去世了；到了1945年5月底，至少有10%的幸存者死亡。[7]在战争末期，大型集中营里的苦难成倍增加，导致死亡率也达到顶峰。被解放的集中营里，贝尔根-贝尔森规模最大、死亡率最高。英军在两处一共发现了5.3万名囚犯，包括莱曼和他妻子在内的大多数囚犯被关押在主营。在这里，斑疹伤寒和其他疾病仍在肆虐，患病和饥饿的囚犯已经几天没有吃的喝的了。“死亡还在继续。”阿图尔·莱曼后来写道。[8]

解放后集中营的紧急救援任务落到了盟军的个别部队肩上。现场的士兵对这次人道主义灾难毫无准备。在漫无头绪的占领期间，无论是关于集中营位置还是内部条件的信息，往往都是过时且不准确的。大多数情况下，部队都不是以解放具体的集中营为目标，只是偶然发现了它们。[9]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震惊。他们满目皆是骨瘦如柴的幸存者和腐烂的尸体，被排泄物和死亡的恶臭淹没。[10]与此同时，一些劫掠成性的士兵甚至借着最初的混乱侵犯女囚。“这是最糟糕的，我当时都是半死的状态。”伊尔莎·海因里希（Ilse Heinrich）作证说，她被当作“反社会分子”关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最终幸存了下来。[11]

盟军指挥官们还在争先恐后地寻找更多的人员和物资，因此无暇及时下达命令和提供援助，于是幸存者们自己动手。集中营党卫队刚一离开，幸存的囚犯就冲进储藏室和仓库；在贝尔根-贝尔森，阿图尔·莱曼看到夜空被囚犯们做饭的火光映亮了。但就在一些幸存者庆祝时，一些人喝着党卫队的香槟，另一些人则感到了囚犯们自行管理的阴暗面。和过去一样，囚犯们为战利品而战。最弱者往往空手而归，而一些较强壮的人则一直吃，直到难受才作罢。莱曼回忆道：“大多数（囚犯）迅速扫光了一切，新一轮的死亡开始了。”[12]幸存者也会到集中营外搜集补给品，走到附近的党卫队居住区、村庄和城镇。

对于集中营以外处于死亡行军期间被解放的囚犯来说，他们的需求最为迫切。他们极度需要食物、药品和住处，却无法指望路过的盟军部队给予帮助，最初不得不自食其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寻求当地人的帮助，或从他们那里直接拿。雷娜特·拉克尔（Renata Laqueur）是在从贝尔根-贝尔森前往泰雷津的火车上被解放的，她步行到附近的特勒比茨镇（Tröbitz）求救，该镇位于柏林以南约90英里处，那里布满了苏联坦克和士兵。拉克尔走进一家德国人家索要食物；在他们紧张的注视下，她默默吃完了食物，然后去了当地的商店，这些商店都被死亡列车上的其他幸存者洗劫一空（苏联军方后来允许他们进行官方掠夺）。拉克尔在偷来的自行车上装了尽可能多的补给，随后慢慢回到火车上，她病重的丈夫身边。“当我看到保罗（Paul）的脸时——他看到肉、面包、熏肉、果酱和糖时的神情——所有的付出和痛苦都值得了。”她在几个月后写道。[13]

许多德国人害怕与被释放的囚犯相遇。一些人愿意伸出援手，包括特勒比茨镇的妇女，她们后来把保罗·拉克尔和其他伤残囚犯从火车上抬到临时医院，尽管不清楚她们是出于善意还是另有打算。[14]但更多的人退避三舍，将幸存者视为威胁。一位来自离集中营几英里的贝尔根村庄的农民声称，囚犯和奴隶劳工们被释放后展开的抢劫已经成为“三十年战争以来最大的恐怖”。[15]当普通德国人了解到虚弱的幸存者没什么可怕的，后者往往同样感到害怕时，早期的恐慌就让位于厌恶，抱怨肮脏的外国人到处排便，并对他们所谓的特权和牟取暴利愤愤不平。这种敌意产生于长期的社会和种族偏见，直接受到战败和占领的影响。大多数当地人都沉浸在自己是受害者的意识中，几乎没有余力去同情其他人。[16]

不良反应并不仅限于纳粹民族共同体的前成员。盟军官员有时也很少表示同情。在污垢和疾病中，他们发现很难把幸存者当人看，在他们眼中，幸存者（用一位美国国会议员造访布痕瓦尔德时的话来说）就像“恍惚的类人猿”。他们尤其为幸存者的行为所困扰。一些解放者曾以为他们很好管理，现在却抱怨他们不讲卫生、行为粗鲁、没有道德。贝尔根-贝尔森的一名英国官员抱怨说，幸存者“把难民营搞得如地狱般混乱”，另一位官员则厌恶地看着囚犯们像“一大群愤怒的猴子一样为每一口食物打斗”。[17]某种程度上，是解放者们内化于心的文明社会规范与幸存者们根深蒂固的集中营生存法则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同理心的缺位。例如，“组织”一直是生存的基本规则，囚犯在解放初期自然而然地继续“组织”（他们仍然这么说）。当一名困惑的英国士兵拦住一个波兰男孩（后者提着一大袋从贝尔根-贝尔森附近劫掠的食物），质问他是否知道偷窃是错的时，男孩回答说：“偷？我们不是在偷东西，我们只是‘组织’了我们想要的！”[18]

在救济工作逐渐跟上、条件有所改善之后，这种紧张的气氛有所缓和。然而，在最大的集中营中，解放后最初几个星期，情况仍然十分危急，因为盟军官员必须跟党卫队遗留下来的过度拥挤问题、饥饿和传染病做斗争。在达豪，正如1945年5月8日法国囚犯报告的那样，一些规格为75人的营房里，仍然挤满了多达600名生病的囚犯。由于医疗资源很少，他们的生命在不断流失，他们与尸体掺杂在一起；到月底，已有2221名达豪幸存者丧生。[19]

最大的挑战在贝尔根-贝尔森，阿图尔·莱曼指出，英国军队面临着“超人般的任务”。[20]早期，他们集中力量解决食物和水的供给问题。尽管战争仍在激烈进行，但英国当局很快下拨了额外的补给。随着更多的救援人员在4月下旬抵达，其中包括一群英国医科学生，一个更有序的常规就餐程序启用，包含不同的食谱。5月5日，一名学生在日记中写道：“幸存者们慢慢恢复人样。”到那时，一支特别小队已经用杀虫剂彻底清洁了营房和囚犯，这是解放后几天内此处和其他地方开始的抗击斑疹伤寒的措施。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到1945年5月底，依然有大约13000名贝尔根-贝尔森的幸存者没能活下来。[21]

在被解放的集中营内，伴随着盟军管控力增强，医疗救援力度也在不断上升，不过，并非所有的幸存者都乐于服从盟军的管理。最大的争论点是限制囚犯的行动。几个集中营被暂时封锁，达豪的美军指挥官威胁要射杀任何未经许可离开的人。军方希望遏制抢劫和传染病，并准备有序地释放幸存者。但此时，幸存者却感觉自己是被集中营铁丝网困住的自由人。[22]

为了维持纪律，军方很依赖在现有组织结构中挑选出来的囚犯头目（甚至像“营头”这样的称呼还在一些营地里沿用）。在最初的日子里，有组织的囚犯团体——通常都是从地下浮出水面的——在许多被解放的集中营里发挥了核心作用。在盟军的支持下，这些囚犯负责分发物资、维持纪律、监督避免劫掠事件的发生。1945年5月1日，达豪的营区长自豪地宣布现在是“同志自治”，甚至想继续每天的点名制度。在布痕瓦尔德，负责集中营治安的武装囚犯不仅要看守党卫队官员，还要在地狱般的“小营”巡逻，那里被外面的幸存者视为疾病和犯罪行为的源头，从而延长了仍困其中之人的痛苦；1945年4月24日，美军的一份报告发现，“小营”就像是“尚未解放的集中营”。[23]即使盟军指挥官们的权力越来越大，但有组织的囚犯群体——在达豪、布痕瓦尔德和毛特豪森等地，通常由国际囚犯委员会管理——仍然是一支主要力量，他们与新的管理当局配合，维持秩序。1945年5月8日，达豪委员会发出呼吁：“没有混乱，没有无政府状态！”[24]

国际囚犯委员会由前政治犯主导，他们塑造了未来几年对集中营的记忆；大多数人是左倾，在解放的集中营里热烈庆祝劳动节（5月1日）。相比之下，社会边缘人士根本没有发言权，犹太人也被边缘化。盟军指挥官和囚犯统领都不承认他们是独特的群体，至少最开始不是这样。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犹太幸存者不得不在国际囚犯委员会中为了一席之地而斗争。1945年4月16日，一位年轻的波兰人在他的布痕瓦尔德日记中写道：“我们要求由犹太代表来处理犹太事务。”[25]

这不是囚犯之间打着国际团结的旗帜发生的唯一冲突。尚未解决的政治冲突破坏了气氛，在冷战时期的欧洲也依旧如此，幸存者团体之间围绕纪念活动你来我往。更为明显的是国家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集中营的另一个遗留问题。国籍成为解放后囚犯社区的主要区分标志，各国囚犯有独立的营房、组织和报纸；在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中，大多数曾经的囚犯在本国国旗下游行。冲突很快因旧有的怨恨和新问题而爆发，不过很少像埃本塞发生的那样激烈，苏联和波兰的幸存者公然发生枪战。最不稳定的是一些德国幸存者的处境，他们由于在战时集中营里享受了相对特权地位而遭到强烈的记恨。1945年4月30日，一名德国囚犯在达豪写道：“老实说，我们应该很高兴他们没有砸我们的头。”[26]

就连释放的时间也由囚犯的国家背景决定，至少在达豪是这样。1945年5月7日，德国投降后数天内，美军开始将前囚犯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党卫队营房和集中营外的建筑里，按国籍一批一批来。1945年6月2日，国际囚犯委员会的最后一期公报写道：“我们欢欣鼓舞、充满喜悦地离开这个地狱，一切都结束了。”[27]

其他被解放的集中营也很快被清理干净。在贝尔根-贝尔森，英军在四周之内将所有幸存者从主营搬出，一个营房接一个营房，然后把空屋彻底付之一炬。最后一个营房在1945年5月21日的仪式上被点燃；士兵和前囚犯们看着木屋被火焰吞噬，其中一面墙上钉着一幅希特勒的大照片。与此同时，患病的幸存者已经得到了清洁和消毒，并被送往附近一个设备相当齐全的英国医院，那里可以容纳一万名病人。阿图尔·莱曼也在其中。他接受了两次手术，高烧昏迷。但他慢慢地好转，非常享受热水浴和干净的床铺。最重要的是医护人员的照顾，特别是负责他的护士长，有时会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我跟她讲我的妻子和孩子，”他在解放后第二年写道，“她抚摸着我的头，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这也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28]

幸存者

深陷集中营的噩梦中时，囚犯们常常幻想幸福的未来。一名奥斯维辛的囚犯在1942年写道，有些囚犯渴望在农村过上平静的生活，而其他人则只幻想派对和寻欢作乐。[29]解放后，设想中平静的满足或者享乐主义都在战后欧洲的冷光下迅速消退。绝大多数幸存者希望返回家园，尽管没有人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一旦他们离开集中营，他们就不得不面对重建自身存在感的现实，这一步通常从盟军战地医院和难民集散中心开始，这些地方挤满了因纳粹恐怖统治而无家可归的人。1945年5月26日，从纳茨维勒的一个卫星营被释放几周后，在索比堡失去亲人的荷兰犹太人尤勒斯·舍维斯（Jules Schelvis）在法国一家军事医院里写道：“我必须在没有妻子和家人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生活。”[30]

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曾经的领土充斥着数百万背井离乡的男女老少。其中一些人选择自行回家，不过盟军不鼓励这种独立的做法，担心会成为军事行动的阻碍，并且造成疾病和社会动乱的蔓延。相反，盟军启动了一个庞大的遣返计划，迅速采取行动，减少他们管控下的难民数量。第一批被遣返的是集中营的前囚犯。[31]

虽然对于集中营的所有幸存者来说，回家的道路很艰难，但事实证明，有些人的回家路更为坎坷。总体而言，西欧人的前景更好。诚然，他们要辛苦跨越饱经战争蹂躏的土地，乘坐拥挤的火车和卡车，但旅程很少超过几个星期。例如，1945年7月4日，雷娜特·拉克尔和逐渐康复的丈夫离开了德累斯顿附近的一个难民接收营；三周后，她坐在阿姆斯特丹家里的大沙发上，仍然穿着她在特勒比茨“组织”的希特勒青年团衬衫。此时，阿图尔·莱曼已经回到荷兰一个月了，由于身体不好（体重只有82磅），他是乘坐飞机离开德国的。最快被遣返的可能是法国囚犯，他们几乎都在6月中旬回到了家，许多人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1945年5月1日，一大群人抵达巴黎，并沿着香榭丽舍大道列队游行，他们回忆说，经过哭泣的人群，在凯旋门受到了戴高乐将军的问候。戴高乐将军用这个机会巩固了纳粹抵抗者组成的“另一个法国”的形象，成为战后早期法国民族记忆的重点；同年晚些时候，戴高乐任命幸存者之一埃德蒙·米舍莱（Edmond Michelet）为国防部部长。[32]

对于大多数东欧幸存者来说，情况却大不相同。在前集中营里，苏联囚犯听说了有关他们归宿的惊人谣言，迫使达豪公告（由忠诚的斯大林主义者经营）强烈否认：一位红军上尉答应，所有人回家时都能感受到“关怀与爱”。然而，即使是怀疑者也别无选择，因为大多数流离失所的苏联人所居住的西方盟国已经同意遣返他们，即使这意味着使用武力。1945年春秋两季之间，数以万计的集中营幸存者抵达苏联的过检和集结营地，在那里他们感受到的是怀疑和敌意。所谓的懦夫、逃兵和叛徒很快被划分为强制劳动力或被判至古拉格。“我很难谈论这件事，”达豪的一名乌克兰幸存者回忆道，他回国后被送到了顿涅茨煤田挖煤，“我们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然而一些同志却死在这些矿井里。”那些侥幸躲过惩罚的人在苏联社会通常会面临歧视，因此，他们对于在集中营的经历保持沉默。[33]

东欧犹太人从集中营回来后也承受了巨大的不幸。在获释后的几周内，数以万计的人已经返回家园（大多数是匈牙利人）。[34]他们首要的目标是寻找遗失的家人，但往往希望会化为绝望。莉娜·斯图马钦（Lina Stumachin）历经了几个集中营后最终得以幸存，她拖着肿胀的双腿，以最快的速度从萨克森州回到波兰。“在我的想象中，”她后来说，“我看到我的房子，还有失去的一切都会重新回到我的身边。”而当她最终到达温泉小镇扎科帕内（Zakopane）时——直到战争爆发前她一直在那里经营着一家商店——曾经的店铺已经荡然无存，只有山羊在吃草。她的丈夫和孩子也杳无音信：“我等了好几天、好几个星期，一无所获。”[35]当地对像斯图马钦这样的幸存者几乎没有支持。纳粹已经根除了传统犹太文化，以及大多数波兰犹太人。与此同时，原本的犹太业主被驱逐后，当地波兰人接管了犹太人的住宅和其他财产，如今往往拒绝归还（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匈牙利和波罗的海国家）。一波反犹太歧视和暴力很快将许多集中营幸存者以及战争期间在苏联领土上避难的犹太人赶回西方，他们主要回到了美国在德国的占领区。[36]

1946年，几乎所有仍生活在德国境内的外国幸存者都来自东欧，有些人一直待在长期难民营，直到20世纪50年代。许多人是在幸存者委员会的安排下——主要按照国家划分——委员会记录下他们所受的痛苦，帮他们争取利益。在拒绝遣返的人中，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人和波罗的海人，他们不想在苏联的统治下生活。一些来自被苏联吞并地区的波兰人也是如此。其他波兰人则担心国内日益兴起的共产党，害怕自己最终会像幸存者维托尔德·皮莱茨基一样被夺去生命，后者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地下组织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被波兰秘密警察逮捕，1948年因反共活动被处决。[37]

然后，还有无处可去的犹太幸存者。最脆弱的是儿童。托马斯（汤米）·伯根索尔很幸运，1946年底在德国哥廷根与母亲团聚（她本人是奥斯维辛和拉文斯布吕克的幸存者）。其他很多孩子再也没见过他们的父母，只能住在孤儿院。莉娜·斯图马钦离开了扎科帕内和波兰这个伤心地后，便在巴黎的一家孤儿院工作。1946年9月，她在接受采访时说，照顾孤儿可以帮助填补她生活中的空虚，让她忘记“你曾经也有自己的家和孩子”。至于未来，她想随孤儿们一起去巴勒斯坦。其他犹太难民也前往那里，特别是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后；然而，即使在那里，他们的新生活也面临着艰难的开始，笼罩在痛苦的过往、贫困和早期犹太定居者的不信任之下。当然，并非所有幸存者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成千上万的人被英美等国接纳；其中包括伯根索尔，已经长成17岁少年的他于1951年抵达纽约，开启了杰出的法律生涯，最终被任命为海牙国际法庭法官。[38]

无论他们身在何处，无论他们多么成功，幸存者身上的伤疤从未愈合过。“没有人归来时依旧如初。”欧根·科贡写道。[39]最先注意到的是肉体上的创伤。前囚犯离开集中营时都体弱多病，大多数再未完全恢复健康。埃尔米纳·霍瓦特曾因是吉卜赛人而被关进奥斯维辛和拉文斯布吕克，她在1958年1月接受采访时解释了感染、冻伤和人体实验如何使她无法工作。“我想重新开始（我的生活），”她说，“要是我身体健康就好了。”两个月后她去世了，年仅33岁。许多幸存者是自杀，有些是在解放后几十年，比如琼·埃默里，由此可见集中营给人留下的精神创伤有多么深重。[40]

普里莫·莱维在1987年自杀前不久写道，“对罪行的记忆”会跟随幸存者几十年，“不让受折磨的人获得平静”。[41]许多人因其所见、所受和所为遭到了巨大的伤害。曾在奥斯维辛协助过门格勒医生的囚犯米克洛什·尼斯力在1946年极度痛苦的回忆录结尾发誓，他再也不会举起手术刀了。[42]一般来说，前囚犯们通常会感到那么多人都死了，自己也不配苟活。他们对生活提不起兴趣、充满焦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限的心理疏导导致他们的问题进一步恶化。一位幸存者当时抱怨说，医生只诊断出他的身体问题，“但我需要的是一个了解我心理问题的人”。[43]

前囚犯以不同的方式背负着集中营的过往。一些人致力于解决集中营的遗留问题，有的在幸存者协会和出版物中纪念历史，有的成为纠正社会错误的政治家，还有的追捕当年的行凶者。1945年5月25日，西蒙·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l）刚刚从差点儿让他在毛特豪森丧命的折磨中恢复过来，便表示愿意为当地的美军指挥官效力，因为“那些人（纳粹）的罪行如此深重，必须不遗余力地逮捕他们”；这成了维森塔尔毕生的使命，一直到他60年后去世。[44]其他幸存者也协助给集中营党卫队的人定罪。[45]像大卫·鲁塞和玛格丽特·布伯-诺伊曼等人再一次更大范围地与政治暴力和恐怖做斗争，尽管他们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对苏联古拉格发动的猛烈抗争使他们失去了许多左翼的朋友，其中包括集中营的幸存者们。[46]

更多的前囚犯回归自己的私人生活，回到原来的职业，恢复之前的教育，重建家庭。不过，他们还是会经常与其他幸存者（通常是配偶或亲密的朋友）私下分享他们的经历。几百名犹太儿童是这样，他们几乎都是孤儿，在1945年至1946年被带到英国，在那里定居，彼此之间一直保持联系。“我们比亲兄弟还亲，”科佩尔·肯德尔［Kopel Kendall，生于坎德尔库基尔（Kandelcukier）］在50多年后回忆道，“这救了我。”[47]

最后，也有些人想把集中营彻底从头脑中抹去。1945年5月，什洛莫·德拉贡在一次漫长的、为自己在特别工作队的经历作证时，激烈地表达了这种冲动。“我拼命想回归正常的生活，”他告诉波兰调查人员，“忘记我在奥斯维辛经历的一切。”和德拉贡一样，一些幸存者试图压制他们的记忆，只关注现在，埋头工作。[48]但即使过去的回忆不在白天纠缠，也会在夜晚重现。20世纪70年代对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调查显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经常梦见集中营。[49]1949年底随兄弟移民到以色列的什洛莫·德拉贡本人也饱受噩梦之苦。多年的沉默后，迫于围绕特别工作队的耻辱和污名，兄弟俩才开始谈论比克瑙的人间地狱。[50]

其他幸存者不得不在法庭上面对过去，因为他们要为控诉曾经的施暴者作证。不是每个人都愿意这样做。1960年，一位奥斯维辛的幸存者拒绝在德国法庭作证时写道：“如果我的噩梦能作为法庭上的证据，那我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证人。”[51]但许多幸存者出于对正义的渴望，以及对历史和逝去者的责任感，勇敢地站了出来。[52]这种经历锥心刺骨。他们一走上证人席，就不得不重温他们生命中最糟糕的时刻。1964年，当法官问他是否结婚时，拉约什·施林格（Lajos Schlinger）回答说：“我没有妻子。她永远留在奥斯维辛了。”[53]持怀疑态度的法官、带有敌意的律师和厚颜无耻的被告，使法庭的压力对于部分证人来说格外地大。在对纽伦堡医生审判时，一名幸存者跳出证人席，击中了一名被告，后者曾在达豪海水实验中对他施以酷刑。“这个混蛋毁了我的生活。”当狱警把他带走时，他尖叫道。[54]前囚犯们也因为无法回忆起被告们足够详细的犯罪细节而感到沮丧。然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许多司法调查的结果，特别是在后来的几年里，递交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少，判决也更加宽大。[55]这绝对不是幸存者们在集中营里苦苦支撑时曾想象的正义。

正义

囚犯们常常幻想复仇。复仇的梦想支撑着他们熬过集中营里最黑暗的日子，在死神面前紧紧抓住他们不放。1944年秋天，一名比克瑙特别工作队囚犯在预料到死亡时，遗憾地表示，不能“像我想象中那样复仇”。[56]解放后，一些幸存者释放了一直压抑的对复仇的渴望。在重获自由的头几个小时，他们羞辱、折磨、杀害党卫队的人，连尸体都不放过；在达豪，一位美国官员看着一名瘦骨嶙峋的囚犯朝死去的看守脸上小便。[57]不过，因为大多数党卫队的工作人员已经溜走了，可恨的审头成了首当其冲的目标。数百人被打死、勒死和踩死，其中包括像奥斯维辛前营区长布鲁诺·布罗德尼维茨这样臭名昭著的人物。幸存者们认为这是伸张正义；毕竟，处决残忍的审头长期以来一直是集中营的基本法则。德拉霍米尔·巴尔塔在记录埃本塞的一场屠杀时写道：“这是可怕和不人道的，但很公正。”那次杀戮中大约有50名曾经的囚犯头目被“正义处决”。[58]

尽管囚犯遭受了痛苦和习惯于暴力，但这种报复性杀戮仍然比较少见。[59]许多囚犯过于虚弱，或找不到自己仇恨的对象；其他人，包括一些资深的囚犯，敦促要适度。“我们不应该像他们（德国人）对我们那样”，一名布痕瓦尔德幸存者建议道，否则“我们最终会像他们一样”。[60]盟军的克制也同样重要。诚然，一些士兵起初袖手旁观，为囚犯们报仇而高兴。在情绪激昂的时刻，少数人甚至更极端，朝党卫队队员和审头开枪；1945年4月29日，在看到达豪死亡列车上大量的尸体时，一些美国士兵处决了他们遇到的第一批党卫队队员，然后又抓了几十个，让他们靠墙排成一排，在一名激动的军官介入前，把他们枪毙了。[61]但这属于例外。盟军将俘获的绝大多数行凶者看管起来，制止了进一步爆发暴力事件。[62]应该由法庭，而不是受害者来伸张正义。

惩罚纳粹罪犯一直是战争的一个主要目的，1945年春天，集中营党卫队是主要目标之一。盟军解放最后一批大型集中营后不久，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就赶到了现场，为军事审判搜集证据。最重要的法庭设在党卫队曾经崇敬的地点——达豪。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举动，美军将集中营系统的发源地变成了战争罪行审判中心（也有实际原因：自1945年夏天以来，达豪被用作美国拘留营）。截至1947年底，达豪法庭针对集中营罪行起诉了约1000名被告。[63]

第一次达豪审判开始于1945年11月15日，在曾经的奴隶劳工车间。受审的是40名来自达豪集中营的被告，由指挥官马丁·魏斯领导。为了迅速伸张正义，法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认定所有被告有罪，并判处绝大多数人死刑。他们因为自1942年1月以来（《联合国宣言》发布的日期）参与“共同设计”，对敌方平民和战俘犯下战争罪行而被定罪，即使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参与过杀人，这一法律概念也让他们无可辩驳。这为后来在达豪进行起诉提供了法律模式，其中包括对美军解放的其他主要集中营（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弗洛森比格和多拉）的工作人员进行主审，以及大约250场后续审判，主要涉及附属卫星营的工作人员。死刑的执行地点是兰茨贝格监狱，而不知悔改的指挥官魏斯则是1946年5月第一批被绞死的战犯之一。他在给幼子的告别信中写道：“为国捐躯，死得其所。”[64]

虽然达豪的美国法庭效率最高，但它并不是第一个针对集中营罪犯的盟军军事法庭。最早是英国于1945年9月至11月在吕讷堡（Lüneburg）审理的案件——针对在贝尔根-贝尔森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行的男男女女。最后，30名被告被定罪（14人被判无罪），其中11人被判绞刑；前指挥官约瑟夫·克拉默是1945年12月13日在哈默尔恩（Hameln）监狱被处决的罪犯之一。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英国军事法庭判处了更多的罪犯，从主营到卫星营。[65]法国军事法庭也起诉了集中营罪行；其中就判处拉文斯布吕克前指挥官弗里茨·祖伦死刑，1950年6月执行，此前他隐姓埋名住在巴伐利亚，直到被前秘书指认出来。[66]苏联军事法庭也在惩罚集中营凶徒。最引人注目的案件是在柏林对萨克森豪森工作人员的审判，于1947年11月结束，14名被告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联暂时放弃死刑），其中包括“铁人”古斯塔夫·佐尔格和人称“快枪”的威廉·舒伯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包括前指挥官安东·凯因德尔在内的6名被告在苏联劳动营中丧生。[67]

除了在德国占领区内的盟军法庭外，前集中营党卫队工作人员在波兰也面临审判，波兰一直是集中营犯罪的主要地点。事实上，这是一个由共产党临时政府设立的波兰特别法庭，主持了第一次审判和处决：1944年底，马伊达内克的5名党卫队队员被公开绞死在曾经的火葬场旁边。战争结束后，更多的诉讼随之而来。特别法庭审理了许多案件，包括1946年夏天在格但斯克结束的审判，判处施图特霍夫的官员公开绞刑，11名前囚犯身着旧制服充当行刑者。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发生在克拉科夫新建的波兰最高国家法庭。1946年9月5日，法庭判处普拉绍夫指挥官阿蒙·戈特死刑。1947年12月22日，法庭认定39名奥斯维辛行凶者有罪；被判死刑的23名被告包括阿图尔·利布兴切尔、汉斯·奥迈尔、马克西米利安·格拉布纳和埃里希·穆斯班德（约翰·保罗·克雷默博士后来因年事已高而被免除死刑）。1947年4月2日，法庭判处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霍斯死刑，前一年他被英国战犯部队跟踪到偏远的农场。两周后，霍斯站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曾经搭建的绞刑架上，凝视着如今站在他近7年前建立起的集中营广场上的一群观众。他以典型的大胆姿态，移动头部来调整绞索的位置。然后，绞刑架的活板门打开。[68]

在霍斯离开被占领的德国之前，他作为盟军引渡到波兰的数百名集中营罪犯之一，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为纳粹主要罪犯作证。在对主要战犯的首次审判中，已经提到了集中营：赫尔曼·戈林被指控建立集中营系统，前帝国中央安全局领导恩斯特·卡尔滕布伦纳协助运营该系统，阿尔贝特·施佩尔负责指挥内部的强制劳动（同时，党卫队被宣布为犯罪组织）。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发生在1945年11月29日，当时美国检察官放映了一部长约一个小时的关于集中营暴行的电影。一些被告起初似乎惊呆了，而反对他们的公众情绪则更加强硬。一位观众惊呼：“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枪毙这些畜生？”[69]

在随后的纽伦堡法庭上，集中营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对法本公司的审判中（1947年8月至1948年7月），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被指控剥削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的囚犯。虽然诉讼表明，集中营犯罪的共谋深入“可敬的”德国社会，惩罚却较为温和，因为法官倾向于认为被告是犯错的商人，而不是蓄意谋杀奴隶的推动者。[70]对医生的审判中（1946年11月至1947年8月），人体实验是重点。几名被告被判处死刑，其中包括布痕瓦尔德的庸医霍芬博士和格布哈特教授，后者是拉文斯布吕克磺胺实验的幕后主使。[71]最后是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案子（1947年4月至11月），针对集中营系统内的党卫队高层管理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判长期监禁，其中一人被处决——奥斯瓦尔德·波尔。波尔在1951年6月被处决之前皈依了天主教（跟鲁道夫·霍斯和马丁·魏斯一样），还发表了一篇关于他宗教顿悟的文章，引人瞩目的不是他的忏悔，而是完全不知所谓。[72]

否认是集中营党卫队俘虏的默认模式。[73]最极端的是有人声称集中营内一切安好。马丁·魏斯在审判前宣称，“达豪是个条件良好的集中营”，而约瑟夫·克拉默抗议说，他“从未收到囚犯的任何投诉”；称集中营有虐待和酷刑的前囚犯被说成了险恶的说谎者。[74]集中营党卫队的核心教义并没有被遗忘，被告们依然把囚犯描述为离经叛道的社会异类，而他们自己是体面的人。“我曾是职业军人。”奥斯瓦尔德·波尔在绞刑架上宣称。[75]

集中营被告普遍把自己描述成正规士兵的形象，这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否认。毕竟，忠诚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在当地发起的行动——他们对理想的“政治军人”形象如痴如醉——对加深国内的恐怖统治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许多被告把自己描绘成没有意识形态和信念的下属，就像阿道夫·艾希曼几年后在耶路撒冷所做的那样：他们只是尽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听话士兵的故事有性别特指，但女性党卫队被告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拉文斯布吕克禁闭室的前负责人在法庭上声称，她“就是机器里一个小小的没有生命的齿轮”。被告们也不可避免地互相推诿，在指挥链上前后转移责任。诚然，一些老帮凶坚守在一起，仍然致力于党卫队同志的理想。但是这些纽带往往不堪一击，在法庭上磨损殆尽。当党卫队经济与管理部的前管理人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后，奥斯瓦尔德·波尔不得不为“我的荣誉是忠诚”这句党卫队座右铭的消亡而哀叹。[76]

虽然在盟军法庭指控的共谋罪面前否认个人责任无济于事，但集中营党卫队被告的谎言却越来越离谱。大规模屠杀的凶手否认了一切，比如比克瑙火葬场主管奥托·莫尔（他声称只当过园丁）和机动杀人小队的队长（“我没有射杀任何人。我是一个德国士兵，而不是一个杀人犯”）。[77]高层官员也假装无辜。阿图尔·利布兴切尔说，他是在没有阅读党卫队督察组指令内容的情况下签的字，并且对奥斯维辛的毒气室毫不知情。他的谎言如此拙劣，以至于连他的审讯者都失去了冷静。“你就像一个小孩子。”审讯人员某天责骂道。但利布兴切尔并没有被吓住。在最后向波兰总统请求宽恕时，他否认所有罪行，把一切都推到他上司身上，还暗示他自己一直在帮助囚犯。[78]

这种谎言不仅仅是绝望的防御策略。当然，许多被告为了自救而撒谎。但是，最忠实的集中营党卫队队员已经习惯了罪恶的常态，他们依旧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义的，认为谋杀病人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党卫队暴力不过是一种纪律措施。就连局外人也被党卫队的这种理念洗脑。热带医学的资深教授克劳斯·席林彼时74岁，可能是达豪审判中年龄最大的被告，他不仅为凶残的疟疾实验辩护，还请求法庭让他完成研究，造福科学和人类。他说，他所需要的只是一把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台打字机；不过他得到的是绞刑架。[79]

被告们的妄想和谎言背后偶尔也隐藏着半真半假的真相。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基本完全坦白。鲁道夫·霍斯是最健谈的证人，口头和笔头都坦诚得令人惊讶。与此同时，霍斯继续坚定地遵循纳粹的意识形态，令他最后悔的不是犯下的罪行，而是没能成功隐藏，变成一个农民。[80]如果说坦白的人罕有，那表示悔恨的人更少。奥斯维辛集中营前营区负责人汉斯·奥迈尔忏悔得不情不愿。他于1945年6月在挪威被捕，很快就抛开了显而易见的谎言，详细交代了大屠杀；他还给不相信这一切的德国军官们做演讲，细数党卫队的所作所为。在1947年波兰法庭审判之前，奥迈尔承认了他的罪行和他对囚犯的强硬态度，将此归因于在达豪的长期浸淫——也是在那里，他在1934年第一次获得了特奥多尔·艾克的青睐——以及在奥斯维辛日常对犹太人实行的大规模灭绝。在他最后申请从轻处罚的时候，他声称自己“感到极大的悔恨”。他跟顽固不化的利布兴切尔一样，于1948年初被处决。[81]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战后对集中营罪犯的早期审判呢？鉴于盟军法庭面临的巨大困难——德国初被占领后的混乱，缺乏法律先例，时间、人员和资源的不足——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大多数评论员都表示了肯定。[82]毕竟，很多集中营党卫队的领导受到了惩罚。其中包括经济与管理部的大多数高层官员，比如最后一个受审的奴工管理人格哈德·毛雷尔，他于1953年在波兰被处决。此外，这里面还包括大多数幸存的战时集中营指挥官。1945年至1950年，14名前指挥官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执行（汉斯·洛里茨于1946年被英军俘获后上吊自杀）；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只有7名战时指挥官还活着。[83]

但是，这些判决并不能掩盖盟军审判的严重缺陷，因为在追求迅速判决时违背了基本的法律标准。仓促的准备造成了程序上的灾难，包括错误的起诉和定罪，而许多供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提取的。[84]被指控的人中只有少数能获得有效的辩护，有些审判不到一天就结束了。然后就是选择被告时的随机性，特别是在俘获的低阶党卫队人员中。一些人很快被判刑，另一些人则永远逃脱了审判——更别提纳粹医生和工程师了，尽管他们也参与了集中营的暴行，却被盟军当作技术专家而逃脱了惩罚。[85]

判决方面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几名经济与管理部和法本公司的高层领导和经理所受的处罚比普通看守和哨兵轻得多，尽管他们应负的责任更大。[86]审判的时机很重要。最初，盟军法官意在严厉威慑和报复，反映了国内要严惩集中营凶犯的呼声。但到了1947和1948年，当前管理人们受到审判时，早期的愤怒已经消散。随着冷战将德国分裂为东西两方的战略盟友，对纳粹罪行的判刑变得更加宽大，更多的被告逃出生天。[87]

盟军审判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未能区分党卫队官员和管事的囚犯。从一开始，两者就经常一起受审。盟军法官不熟悉集中营的基本组织结构，或不愿去费心理解其中的许多“灰色地带”，因此将审头也视为犯罪同谋（有时认作党卫队的人），从而加深了对审头的错误印象，而这种误解一直持续到今天。[88]例如，在第一次贝尔森审判中，一名犹太幸存者因为当过两天身份卑微的营头，就被迫与克拉默这样罪恶深重的党卫队指挥官一起坐到了被告席上。[89]受审的审头人数很多——在美军主持的达豪审判中，几乎10%的被告是集中营的前囚犯——而且判决很重。[90]前审头确实普遍比党卫队队员判得更重，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其他囚犯脑海中比无名的看守们更清晰。他们也不太可能被赦免；贝尔森审判中最后一名从监狱获释的被告不是党卫队的官员，而是一名波兰的审头。[91]

大多数审头在幸存者中名声参差不齐，反映出囚犯之间早先的分歧。同一个人可能被一个团体称赞为英雄，被另一个团体斥责为恶棍，因此，所有完善的正义都是错觉。[92]即便在普遍被辱骂的审头中，人们也应该问问他们是否真的罪有应得。以克里斯托夫·克诺尔（Christof Knoll）为例，他是一个特别恶毒的达豪监督员，在1945年12月提出了慷慨激昂的辩护。“审头也是囚犯”，他在法庭上大喊，并列举了他在达豪近12年间遭受的党卫队威胁、虐待和殴打。在被判处死刑后，克诺尔得到了比利时政治犯阿蒂尔·奥洛的意外支持，后者如今成了达豪国际囚犯委员会主席。无论像克诺尔这样的审头犯了什么罪，奥洛都打着幸存者的名义，声称他们主要是集中营的受害者，把他们当作党卫队志愿者进行严厉惩罚是错误的。美国当局无动于衷，于1946年5月在兰茨贝格绞死了克诺尔与另一名审头，还有26名党卫队队员。[93]

虽然对盟军的审判表示肯定，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集中营罪犯没有受到惩罚。[94]1942年到1945年，许多判决仅以伤害盟军（或非德国）国民论处，放过了大量的集中营党卫队官员。[95]其他嫌疑人在被盟军俘获时自杀，比如布痕瓦尔德斑疹伤寒案的幕后主犯丁博士以及奥斯维辛的首席医师维尔茨博士，后者把毒气处决犹太人形容成解决病患和过度拥挤问题的“令人不快”但“合适的方案”，此后不久，他于1945年9月上吊自杀。[96]还有许多罪犯轻松逃过法网。一些人逃往海外，比如门格勒博士，他采用了与阿道夫·艾希曼相同的逃亡路线前往拉丁美洲，直到1979年2月在巴西一处度假胜地溺水身亡，死前一直安然无恙。[97]大部分逃亡者仍待在前第三帝国境内，一旦盟军的战争罪行审判在20世纪50年代初结束，他们的惩罚便首先取决于德国和奥地利的法庭。

德国法庭从1945年夏天开始，在盟军授权下，对针对德国国民的纳粹暴力犯罪提出起诉，到1949年，当东德、西德成立时，法官们已经审理了数百起涉及集中营犯罪的案件；除了指控党卫队和审头在卫星营和死亡行军中犯有战时罪行外，法庭还追捕了早期集中营和战前集中营的行凶者。一些被告受到了严厉惩罚，包括1946年12月被判处死刑的“安乐死”医生门内克博士（他的老朋友施泰因迈尔医生于1945年5月自杀）。但是在战后早期，人们也可以看到端倪，例如肤浅的调查和温和的判决。[98]在奥地利人民法院面前，同样的诉讼情况也遍布全国。比如1952年，因斯布鲁克（Innsbruck）的法官们对针对一名普拉绍夫党卫队队员的谋杀指控不予理会，因为法院认为前犹太囚犯的证词“充满仇恨”，存在水分；法院认为幸存者所描绘的日常暴力“难以置信”，实际上却是真的。[99]这种判决反映出民众当时对集中营的看法，不过这些看法在战后的奥地利和德国绝非毫无争议。

记忆

1945年4月16日星期一中午，千人以上的男女和儿童浩浩荡荡地从魏玛市中心出发，缓缓穿过乡村，爬上埃特斯山，进入布痕瓦尔德的大门。这些当地人在美国解放者的命令下集合，在美军的带领下参观集中营。魏玛市民没有错过任何恐怖的场景，从营房中饥肠辘辘的幸存者到火葬场里烧焦的残尸，美国军官则向他们宣讲德国人犯下的罪行。[100]1945年春季，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被解放的集中营，盟军强迫德国平民直面集中营的残酷。这包括在集中营内和死亡行军的沿途挖掘乱葬坑；当地人不得不挖出死者，清洗尸体，参加葬礼。1945年5月7日，在200名沃伯林受害者的集体葬礼上，一行行尸体被摆在附近的城镇广场上，一位美国牧师指责当地居民“对这些暴行负有个人和集体责任”，因为他们支持纳粹主义。[101]

在战后的头几周和几个月里，像布痕瓦尔德和沃伯林这样的集中营非常显眼。在盟军猛烈的再教育运动中，在被占领的德国，到处都是印着集中营内图像的海报、传单和小册子，详细的报道也出现在报纸、新闻特辑和电台广播中。据一位观察家说，整个国家“充斥着尸体的照片”。在德国占领区，宣传在1946年达到高潮，当时超过100万观众观看了令人痛心的22分钟的美国纪录片《死亡工厂》（Death Mills），这部纪录片也把责任推到了广大民众的身上。[102]幸存者的回忆录和罪犯审判也揭示了更多的细节，被媒体大肆报道。[103]

然而，公众看到的集中营是不完整的。集中营的历史和功能仍然模糊不清，而行凶者大多被描绘成禽兽——尤其是女性罪犯，她们的暴力行为被解释为女性天性的扭曲。媒体对女性犯罪者的痴迷在1947年达豪的布痕瓦尔德审判中达到高潮，当时，报道以第一指挥官的遗孀伊尔莎·科赫为中心，尽管她没有党卫队职衔，在犯罪中也只是个外围人物（美国当局后来将她的无期徒刑减为四年监禁）。[104]

德国普通民众对集中营犯罪的反应各不相同，跟他们在整个第三帝国时期一样。有些人继续视而不见，只关注自己的命运。但是在1945～1946年，人们很难回避这个话题，由于盟军的压力和个人的兴趣，产生了大量的议论。一些德国人表示羞愧和愤怒，要求严惩凶犯。[105]而另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人则认为这些残暴的故事都是盟军的宣传手段，辩解说集中营是运行良好的机构，专门关押和再教育那些危险的流浪者，给纳粹宣传注入了新的活力。[106]

大多数德国人可能发现自己介于两者之间。他们承认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有时打心底表现出厌恶，但他们否认对此负有任何责任。首先，他们声称这些罪行是纳粹狂热分子在暗地里犯下的。这是隐形集中营的说法，否认了公众对集中营普遍（或偏颇）认知的所有记忆，从早期集中营公然的恐怖暴行到最后的死亡行军。其次，许多德国人将囚犯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等同起来，从而将罪行相对化看待。这是德国受害情结的说法：据说，囚犯和普通德国人都受到了纳粹和战争的摧残。因此，许多德国人对集体有罪的指控感到愤怒，导致由资深政治家和神职人员带头展开辩解无罪的运动。早在1945年4月22日星期日，就在美军带领当地人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后六天，魏玛教堂宣读了一份公告，宣布当地人对“完全不知道”的罪行“不负任何责任”。[107]这些说法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盟军放弃消灭纳粹化的推动下根深蒂固，构成了德国战后早期关于第三帝国的重要叙述。[108]

在年轻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集中营的记忆最初被边缘化，反映出将纳粹历史抛在脑后的社会和政治共识。大多数德国人认为，现在是时候继续向前看了，并专注于重建他们的生活和国家。[109]20世纪50年代初期广泛的“失忆”让剩余的集中营凶犯占了便宜。在盟军“胜利者伸张正义”的呼声日益高涨之际，广泛性失忆也鼓动了大赦的呼声。鉴于西德新政府是冷战不断升级时的战略同盟，在其压力下，美国当局释放了大多数党卫队囚犯；1958年，美国达豪审判释放了最后一名党卫队被告。英国和法国法院也实行了大赦（波兰和苏联当局也是如此）。[110]一些罪人重新回归了自己的职业。例如，在法庭接受了纳茨维勒囚犯自愿进行致命的碳酰氯实验的说法后，奥托·比肯巴赫教授被允许继续以医生的身份执业。与此同时，许多前集中营党卫队的专职成员找到了新的工作：1954年获释后，格罗斯-罗森集中营指挥官约翰内斯·哈塞布勒克成了一名推销员。[111]

在公诉机关几乎不施加政治压力的情况下，系统调查几乎消失，对纳粹凶犯的定罪也急剧减少；1955年，西德法院只起诉了27名被告，跟1949年的3972人相差甚远。审判即将结束，尚未被判刑的人可能永远都不会面临正义的审判。[112]关键是，大多数党卫队逃亡者通过适应战后自由社会的规范隐藏了起来，再次表明集中营犯罪时社会心理原因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环境中，这些曾经的集中营党卫队行凶者夹起尾巴，过着守法的生活。[113]虽然他们的行为改变了，但他们的信念往往不会改变。集中营党卫队核心网络残存了下来，曾经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人因怀旧而团结在一起。1975年，前指挥官哈塞布勒克在接受以色列历史学家汤姆·塞格夫（Tom Segev）采访时嘲弄道：“我唯一遗憾的是第三帝国的崩溃。”[114]

虽然早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集中营的记忆逐渐消退，但并没有彻底消失。部分原因在于存在争议的赔偿问题，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让西德政治家和实业家们很是为难。德国当局为了与过去划清界限，不情愿地向一些受害者提供直接赔偿，并向以色列、西欧国家和犹太组织（由“索赔会议”作为代表）一次性支付赔款。这些措施旨在帮助西德重新获得国际社会的接纳，而不是帮助所有受害者，因此导致了一个充满不平等、司法不公和侮辱的制度（正如埃德加·库普费尔和莫里茨·霍伊诺夫斯基的例子）。那些完全没获得赔偿的人中包括许多曾经的奴隶劳工，因为德国实业家争辩说是纳粹政权迫使他们雇用集中营囚犯。[115]质疑这种谬论的一位幸存者是德国犹太人诺贝特·沃尔海姆（Norbert Wollheim），他在奥斯维辛-莫诺维茨为法本公司做工。1951年，他向这家化工巨头提起民事诉讼，这场官司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和法律大戏，1957年才达成向“索赔会议”支付近3000万马克的庭外和解（其他大型德国公司批评了这次协议，成功地打击了幸存者的民事诉讼）。[116]

20世纪50年代，刑事审判也使集中营继续存在于公众视线当中。媒体依然报道诉讼，现在主要涉及审头和低阶的党卫队官员，比如二等兵施泰因布伦纳，他可能是在达豪杀害汉斯·拜姆勒的凶手，1952年被慕尼黑法院判终身监禁。[117]特别是在这一个十年的尾声，个别案件获得了广泛的媒体曝光，激发了更多关于集中营的批判。其中包括对古斯塔夫·佐尔格和威廉·舒伯特的审判。两人都在西伯利亚的煤窑幸存了下来，并于1956年返回西德。但是，他们不是那些逃脱苏联抓捕后就逍遥法外的纳粹罪犯。他们很快再次被捕，在国内和国际媒体的聚光灯下再次受审，并于1959年初（第二次）被判处无期徒刑。[118]佐尔格于1978年死在监狱中，成为少数面对过去的集中营党卫队罪犯之一（“我们丧失了良知！”他曾对一名心理医生喊道）。相比之下，舒伯特则忠于他的事业。1986年被释放后，他在公寓里建了一座神龛，中间是一张他在党卫队的照片，周围环绕的是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的照片；他在2006年的葬礼吸引了一群新纳粹分子。[119]

20世纪60年代，西德民众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部分原因是对幸存者回忆录重新燃起了兴趣。1960年，长期担任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亲自在回忆录前言中批评那些想通过抹去对集中营恐怖事件的记忆来美化国家形象的同胞。[120]更重要的是，1958年设立了国家社会主义犯罪中央调查办公室，在其推动下，备受瞩目的法律诉讼程序出台，标志着一种更加系统的司法方法。最引人注目的是1963年12月至1965年8月在法兰克福的第一次奥斯维辛审判。被告席上站着20名被告，领头的是两名前副官（1960年被捕的里夏德·贝尔指挥官在审判前死于心脏病发作）。随之而来的潮水般的媒体报道，仅在国家级报纸上就有近千篇文章，还有电台和电视节目，引起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注意。“该死！”1964年12月，一位读者写信给法兰克福一家报社，“别再报道奥斯维辛了”。[121]

西德的诉讼程序导致了不完善的正义，因为犯罪者往往受益于他们否认受害者后得到的法律保护。[122]审判也导致了不完善的历史教训。媒体报道是不规律的，特别是在审判马伊达内克工作人员这样的大案要案中，审判于1975年11月在杜塞尔多夫开庭，5年零7个月后结束，创下了西德审判时间最长、费用最高的纪录。[123]然而，媒体报道却只是浮于表面。或许，这一点在继续将被告视为“反常物种”上最为明显。在这里，盟军的诉讼和早期的西德案件已经定下了基调，包括二审伊尔莎·科赫——媒体称她为“布痕瓦尔德的红发绿眼女巫”——她从美国拘留所获释后再次被捕，1951年被奥格斯堡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她后来受精神疾病折磨，坚信集中营的前囚犯会在牢房里虐待她，并于1967年自杀）。[124]

民众对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西德审判的态度好坏参半；特别是奥斯维辛的审判，短暂地激起了对纳粹行凶者进一步诉讼的反对呼声。然而，与此同时，这些案例使民众有史以来第一次看到集中营内的详细图像，极大地推动了教育和文化倡议，这些举措往往由年轻一代领导，他们为创造一种更复杂的记忆文化做了许多事情。[125]

到20世纪80年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早期描绘的歪曲的集中营画面出现了许多裂缝。特别是在当地活动家揭露了集中营与广大民众之间的无数联系后，隐形集中营的说法失去了威力。历史学家和活动家也开始把焦点转向湮没在公众记忆中的受害者群体。正如纳粹时期曾有的囚犯等级制度一样，战后也有幸存者的等级制度。从一开始，社会边缘人士——包括同性恋者和吉卜赛人——就被普遍的偏见，以及决心与更不受欢迎的受害者群体脱离的前政治犯推到了最底层。早在1946年，一些“反社会”和“犯罪”的幸存者就联合起来，在一本短暂出现过的刊物中抗议他们的被边缘化。他们宣布，集中营中的痛苦不应用幸存者佩戴的三角标志的颜色来衡量。但他们的呼吁没有人听到。社会边缘人士普遍被排除在赔偿和纪念之外，几十年后他们才被确认为集中营的受害者。[126]

把20世纪80年代描绘成黄金时期是错误的。纳粹的过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内仍然充满争议，民众对集中营的记忆也仍然参差不齐。很少有德国人完全理解集中营系统的运作或它的规模，许多主要的集中营和几乎所有卫星营仍然模糊不清。人们依旧搞不清楚谁在集中营内受苦，谁又在掌管集中营，因为肤浅的行凶者形象长期存在。然而，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以来，公众记忆发生了显著变化。最重要的是，大多数德国人现在接受了纪念集中营及其受害者的道德义务。[127]

但是在边界另一端的奥地利共和国，情况有些不同。在奥地利是纳粹暴政的第一个外国受害者的说法基础上，政治和社会精英们完全避开了与奥地利纳粹历史的对抗，直到20世纪80年代。虽然西德法律机构上下协调追捕集中营罪犯，但奥地利却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初实际上放弃了起诉。对参与建造比克瑙毒气室和火葬场设施的两名党卫队建筑师的最后一次审判，在1972年以对正义的嘲弄而告终。陪审团不仅认定被告无罪，还付给了他们损害赔偿金。大多数奥地利人无视了这个案子，其他人则喜欢这种做法，使共产党国家报纸对让奥地利变成“纳粹大屠杀凶手的避难所”的可耻判决大为恼火。[128]

这与苏联主导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观点一致，他们很少放过严惩那些让纳粹罪犯逃脱之人的机会，更要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荣誉徽章擦得更耀眼。事实上，早期在东德的审判很多，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数量便急剧减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想继续向前看，释放定罪的罪犯，而许多前纳粹支持者则悄无声息地融入了这个新国家。20世纪60年代，对集中营罪行的诉讼案件再次微增，而且更加协同，部分归因于要与西德保持一致。被告中包括库尔特·海斯迈尔（Kurt Heissmeyer），就是对乔治斯·科恩和诺因加默里其他儿童进行结核病实验的医生，他在马格德堡是受人尊敬的肺科专家，受到当地精英心照不宣的保护；他于1966年被判终身监禁，不久后去世。然而，此类诉讼具有高度的政治意义，并没有像西德逐渐开始做的那样，激发与纳粹历史更直接的对抗。[129]

自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宣布自己是抵抗纳粹主义的继承者以来，集中营就在国家论述中占据了中心位置。德国统一社会党负责纪念活动，借鉴了鲁迪·雅恩（Rudi Jahn）等共产党幸存者自我美化过的描述，鲁迪在早期的大众出版物中吹嘘说，布痕瓦尔德是“欧洲反法西斯解放斗争的总部”。德国共产党中的前囚犯拥入国家职位，加速了将这种夸张表述转化为官方历史［尽管没有人进入国家最高职位，不像在波兰，社会主义者约瑟夫·西兰凯维兹（Józef Cyrankiewicz）在1947年成为总理，他曾是奥斯维辛集中营地下力量的重要成员］。作为反法西斯精神活生生的体现，共产党员中的前囚犯拥有特殊的地位，并有望巩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连串回忆录中广为流行的官方集中营版本（同时，所谓的叛徒也被写了出来）。经国家批准后的对集中营的描述也用在纪念仪式上，首先是在布痕瓦尔德，那里已经被塑造成共产党抵抗运动的圣地。[130]

纪念之地

1958年9月14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精英们庆祝了最隆重庄严的国事之一：为布痕瓦尔德国家纪念馆题献。到了第二年，新纪念馆已经吸引了超过60万游客，包括学校组织参观的儿童。纪念馆包括墓地、指示塔、一座巨大的钟楼和一个形象高大、直面党卫队的囚犯雕像——暗示布痕瓦尔德是自我解放，这是共产党官方叙述中虚构的焦点，给美国解放者的决定性作用打了折扣。之后在拉文斯布吕克（1959年）和萨克森豪森（1961年）举行了更多的国家纪念活动。这三处地点都试图通过庆祝国际团结和共产主义囚犯的英雄气概，赋予东德反法西斯地位；正如抵抗战士在集中营中战胜了纳粹主义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会打败法西斯的化身。1958年9月14日，格罗提渥（Grotewohl）总理在布痕瓦尔德的演讲中承诺“继承已故英雄的遗志”，指的是大约5.6万名在集中营遇难的受害者。他没有说，在第三帝国灭亡后，布痕瓦尔德又有7000多名囚犯死亡，这些人不是党卫队的牺牲品，而是死于苏联占领军之手。[131]

1945年8月至1950年2月，布痕瓦尔德曾作为苏联在德国领土上的十个专用营地之一。红军卫兵接管了集中营党卫队的设施，就像他们在萨克森豪森和利伯罗瑟所做的那样，那些集中营也成了专用营地。旧的囚犯营房里挤满了新囚犯，都是被临时逮捕、被军事法庭定罪或未经审判的人。大多数囚犯是曾经参与纳粹运动的德国中年男子。但是，他们不是作为战犯被拘留——很少有高官或暴力行凶者——而是对苏联当前占领的所谓威胁。他们甚至包括一些反对纳粹主义的前抵抗者，比如罗伯特·蔡勒（Robert Zeiler），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他于1947年被重新关押在营地里，被指控为美国间谍。

总体而言，将前集中营暂时改造成盟军拘留营没有什么不寻常。在战后早期，达豪和弗洛森比格被美军征用，诺因加默和埃斯特尔韦根被英军征用，纳茨维勒被法军征用。但西方盟军迅速释放了大部分囚犯，并将剩余的战犯嫌疑人妥善关押起来。苏联当局却不是如此，他们忽视了这些专用营地和通常无害的囚犯。冷漠和无能导致条件恶化，饥饿、过度拥挤和疾病造成了大规模死亡。在被带到三个苏联专用营地的10万名囚犯中，超过2.2万人丧生。[132]

盟军把前集中营用于临时拘留的举措，妨碍了幸存者早期的现场纪念活动。在许多集中营里，囚犯在解放后立即聚在一起悼念死者。1945年4月19日，在布痕瓦尔德，幸存者在点名广场上举行了即兴悼念，聚集在一座木制方尖碑周围（在其他地方，幸存者建造了更永久的纪念碑）。但是，在专门营地建立之后，布痕瓦尔德很快就变成了禁区，前囚犯不得不将纪念活动挪到别处。1953年，当该遗址被指定为国家纪念馆时，这项倡议不是来自幸存者，而是来自德国统一社会党，后者将囚犯协会挤到了一边。那时，前集中营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些部分已经坍塌；有些被拆除；有些被苏联军队和德国本地人拿走，比如机器、管道，甚至火葬场的窗户。后来为了建纪念馆和博物馆，又做了更多改建和拆除。到纪念馆开幕时，旧营地大部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东德版本的新布痕瓦尔德。[133]

其他国家的集中营纪念馆也反映了各个政府的纪念倾向，他们试图在这些遗址的纳粹过往中打上主流国家叙述的印记。的确，幸存者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博物馆和纪念碑的出现及其建造速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决定的。[134]比如，1947年在原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内开设的国家博物馆是在波兰新政府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自那之后一直在扩建和改造（相比之下，位于德沃里的前法本公司工厂被划分给了波兰化工巨头Synthos，禁止举办纪念活动并封存）。几十年来，公众对奥斯维辛的记忆被波兰政府主导。奥斯维辛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纪念馆，标志着对德国的爱国抵抗、民族苦难、社会主义团结和天主教殉难——这些主题引起了波兰大部分民众的共鸣。相比之下，有关犹太囚犯的记忆被抛在一边，他们明明才是主要遇害者，却随着比克瑙营区的逐渐衰败一同湮没在公众的记忆中。近几十年来，记忆变得更加多样化，与20世纪80年代末共产主义国家的变化有一定关联，不过这并没有结束关于纪念的政治争论。[135]此类纪念上的冲突扎根于集中营自己的历史中。一直以来，集中营系统始终履行多种职能，这就使不同的利益集团在叙述中强调自己的那部分。

这在毛特豪森也很明显，在通往前集中营的路上建起了一座巨大的纪念公园。从1949年献给法国自由战士的花岗岩纪念碑开始，共有十几座国家纪念碑，每一座都反映了赞助国的公众记忆。至于奥地利当局，他们于1949年开设了一座纪念馆，包括一些经过修复的集中营建筑（不过大多数囚犯营房已经被卖废料和拆除）。根据奥地利官方对纳粹时期的描述，纪念馆主要设计为国家殉难场所，在以前洗衣房的地方建了天主教教堂，并在点名广场上建了大理石棺。博物馆直到1970年才增设，以奥地利受害者为展览重点。自那之后，毛特豪森的纪念内容发生了变化，反映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过去的关注越来越多。对被遗忘的受害者也追加了纪念碑，如同性恋者（1984年）、罗姆人（1994年）和耶和华见证会信徒（1998年），在一个新游客中心（2003年）开始讲解更细致的集中营历史。民众的兴趣骤然上升，来访的奥地利学生人数从6000人（1970年）增加到5.1万多人（2012年）。[136]

自战后早期以来，邻近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纪念格局也发生了变化。集中营系统的发源地达豪的开发历史，最好地诠释了这段漫长曲折的过往。美国军事审判结束后，巴伐利亚当局将前囚犯营地改造成东欧德意志裔难民的住宅区（其他集中营成了难民营，包括贝尔根-贝尔森和弗洛森比格）。达豪的囚犯营房被改建为公寓，医务室成为幼儿园，灭虱区成了餐厅，后来被称为“火葬场”。多年来，集中营的历史被住宅区掩盖，在1953年至1960年间，该遗址上连个简陋的博物馆都没有。大多数当地人忘记了曾经的集中营，或歪曲了它的历史。达豪市长——在纳粹时期就已经成为副市长——在1959年告诉记者，许多囚犯被作为罪犯正确地拘留起来。其他集中营地区的地方政客同样不愿意面对真相。1951年，汉堡市长反对在诺因加默建法国纪念馆，因为“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揭开旧伤疤，重新唤醒痛苦的回忆”；反而将曾经的集中营当监狱用了几十年，监狱用砖都是从诺因加默的党卫队建筑上拆下来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达豪才成为重要的纪念场所。在幸存者组织的压力下，巴伐利亚州最终将居民从营地迁出，最后一批居民在1965年春季国家纪念馆开放前离开。同其他地方一样，这个过程也伴随着对该地点的彻底改造。当局不顾幸存者的意愿，夷平了许多集中营的老建筑，留下了一个开阔整洁的空白地区。新打的地基表明了营房曾经的位置。在以前的点名广场周围，两个新建的小屋旨在说明囚犯的日常生活，还有一座博物馆展示了纳粹主义的兴起和集中营的历史。然而，这只是一部分历史，重点放在了政治犯身上。广场上由幸存者协会竖立的新纪念碑也体现出这一点，其中包括一条由不同囚犯群体佩戴的彩色三角组成的链子：红色（政治犯）、黄色（犹太人）、紫色（耶和华见证会信徒）和蓝色（回归的移民）。然而，代表社会边缘人士的颜色都不见了：没有黑色（反社会人士）、绿色（罪犯）、粉红色（同性恋者）或棕色（吉卜赛人）。与此同时，在遗址的远端出现了几座新建筑，包括一座大型天主教教堂和修道院、一座犹太人纪念碑，以及一座新教教堂，旨在给囚犯的苦难赋予宗教意义。扩建后的达豪纪念馆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20世纪80年代初，每年的参观人数从大约40万人（1965年）上升到90万人。这处纪念场所越来越引人瞩目，结果在当地政客中引起了一些敌意，他们仍然倾向于掩盖过去。他们的反对从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减弱，当时达豪和其他德国集中营纪念馆进入了新的纪念阶段。[137]

1990年东西德的统一对德国的记忆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东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家集中营纪念馆被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宣传中剥除和改造，尤其是对苏联专门营地的纪念。这个过程在布痕瓦尔德尤为痛苦，因为新馆长与社会主义者领导的集中营幸存者协会之间的冲突演变成了对共产党审头行动的公开争吵。[138]但是，统一也影响了西德的记忆。德国共产党人及其同伴们所受的苦难，以前被普遍的冷战思维边缘化，现在逐渐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139]同样地，集中营里苏联囚犯的命运获得了更多关注，他们最终在第二波德国赔偿浪潮之后，以强制劳工的身份获得了一些赔偿（尽管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已经太迟了）。[140]

冷战的结束使越来越多的民众加深了对第三帝国的了解，缓和了德国之外对激进民族主义卷土重来的忧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政府积极带头牢记纳粹的罪行，从指定奥斯维辛解放日为国家社会主义受害者纪念日，到在柏林市中心为被害的欧洲犹太人建立纪念馆。同样，政府已经开始直接支持集中营纪念仪式，为官方纪念活动的变化提供了重要的催化剂。[141]多拉（被掩盖在布痕瓦尔德的阴影下）和弗洛森比格（在达豪的阴影下）等此前被遗漏的集中营，近年来已经被重新提起；在弗洛森比格，前囚犯的厨房和洗衣房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都被一家私企占用，现在则办起了关于集中营的展览。[142]新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出现在了长期被遗忘的卫星营和死亡行军路线沿途，使人们更加了解集中营系统的庞大规模。[143]就连达豪等地已经落成的纪念馆，也随着新的研究和公众观念的变化而再次被改造。

达豪，2013年3月22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寒冷的春日，就像80年前集中营首次开放时一样。这个地点很容易就能找到，因为沿途有很多指示标（直到20世纪80年代，市政当局还一直低调处理）。任何乘火车来的人都可以沿着纪念之路行走，路上有许多语种的展板，一直通到纪念馆。入口处矗立着一个新的游客中心，2009年在州仪式上直播剪彩，此前一直回避纪念仪式的巴伐利亚政治机构也参加了落成仪式。“我们不会忘记、不会掩盖、不会相对化这里发生的一切。”总理保证说。游客们和过去囚犯们一样，穿过党卫队的旧门房，踏上一条不顾当地反对、2005年重新开放的小路。刻着“劳动使人自由”字样的锻铁门直接通向点名广场，那里聚集了几个大型游客群体。这是安静的一天，像大多数星期五一样，但仍有约1500名游客。广场左侧有两个重建的营房和其他营房的轮廓，被营区内通往火葬场的路一分为二。广场右侧是2003年翻修过的博物馆。正前方是大约30名学术、档案和教学人员的办公室。负责人在纪念达豪周年纪念的报纸采访中说，他们的任务是“不受政治倾向影响，客观地讲述这个集中营的历史”。[144]对集中营的纪念显然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不过，这远不意味着终点。纪念活动将不断改变，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其他曾经的集中营地点。集中营的历史也不会结束。盲点仍然存在。新的信息来源、方法和问题将使我们重新思考自认为已知的事实；比如，在2013年3月22日，还没有一个达豪历史学家能够肯定地指出80年前一切开始的精确地点。

同样，我们对集中营更深层含义的探究也将继续，不过，要推断出单一本质的努力注定还不足。正如我们所见，集中营在纳粹统治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即使是奥斯维辛也不只有种族灭绝这一个功能，因为党卫队也用它来摧毁波兰的抵抗力量，并与工业界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它作为纳粹最终解决方案最致命的场所，也不是预先定好的。1942年，在数十万犹太人已经在其他地方被杀害后几个月，它才逐渐出现。奥斯维辛距离种族大屠杀有一段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145]然而，没有足够的简单答案不足以也不应该阻挡我们提出关于集中营性质的更宏大的问题。例如，集中营是现代的专有产物，因为它依赖于官僚主义、交通运输、大众传媒和技术，以及工业化制造的营房、铁丝网、机关枪和毒气灌装设备。但是，正如一些学者所建议的那样，这是否就使集中营成为像大规模疫苗接种或普选一样的现代范式了？正如历史学家马克·马祖尔（Mark Mazower）尖锐地问道：“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历史符号……比另一个更好？”[146]还有集中营的起源问题。自然，集中营是德国历史的产物；它在特定的国家政治和文化条件下出现和发展，并从魏玛准军事化部队的暴力行径以及德国军队和监狱的纪律传统中汲取灵感。但是，正如一些囚犯所争论的，这是否就意味着集中营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产物”？[147]答案并不确定。毕竟，集中营系统背后的掌控者奉行激进的纳粹意识形态，远非大多数德国平民可比，后者对集中营的感情更加矛盾。更普遍来说，集中营与20世纪其他地方建立的镇压性营地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话虽如此，集中营的发展仍然与其他极权主义政权下的营地不同，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问题：如何最好地理解纳粹集中营的走向？

正如这段复杂的历史所示，集中营的轨迹没有什么必然的因素。纵观战时的恐怖岁月，很难不把它们看作早期集中营的必然结果。但是，从1933年的达豪到1945年的达豪，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发展轨迹。集中营也很可能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它们似乎都要消失了。集中营之所以能继续存在，是因为纳粹领导人，尤其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开始把集中营视为灵活的非法镇压工具，容易适应政权不断变化的需求。个别集中营的特殊性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当地党卫队的倡议。但是，这些官员又是在上级设定的更广泛的范畴内运作，最终，集中营很像地震仪，紧密跟随着政权统治者的总体目标和野心。集中营行事之所以如此摇摆不定，是因为纳粹领导人的重点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还有政权的激进化，以及集中营本身的变化。

虽然出现了一些急转弯，但集中营的发展却没有急刹车。正如在本书开头所提到的，集中营的后续阶段可能看起来是截然不同的世界，但这些世界内在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集中营的基本规则、组织和精神就已经到位，此后基本上没有改变。同样，党卫队在1941年的开创性大规模灭绝计划，夺去了数以万计体弱囚犯和苏联战俘的性命，给种族大屠杀留下了重要的遗产，包括在奥斯维辛使用齐克隆B。集中营不同阶段之间的联系可以体现在鲁道夫·霍斯这样的核心党卫队队员身上，霍斯在第三帝国初期，在达豪里学到了虐囚；随后在战争初期，在萨克森豪森毕业，成了系统性谋杀的专家；再到奥斯维辛的种族灭绝；最终负责监督拉文斯布吕克的最后屠杀。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新的暴行开创了新的领域，每一次越轨行为都使下一次变得更容易，使他跟其他党卫队凶徒一样，习惯了早些时候无法想象的残暴行为。集中营系统是一个巨大的价值扭转器。它的历史是这些突变构成的历史，将极端暴力、折磨和谋杀统统正常化。这一历史将继续被书写，也将继续流淌不息，那些见证者、行凶者和受害者的记忆也将继续存在。

[1] Antelme，Menschengeschlecht，401-402；BoA，interview with J. Bassfreund，September 20，1946. 战后对“幸存者”一词的使用，参见Reinisch，“Introduction”。解放集中营，参见Stone，Sorrows（感谢Dan Stone将早期的初稿分享给我）。

[2] Testimony of P. H.，February 1946，in Heberer，Children，384.

[3]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BLA，EG 74002。其他信息参见R. König to M. Choinowski，n.d.（1953年末，版权归作者所有）；ITS，Doc. No.90343219#1；Shephard，Road，364-79；Cohen，Case，30。Quotes in BLA，EG 74002，M. Choinowski，Antrag auf Erteilung eines Bezugsscheins，April 14，1948；ibid.，M. Choinowski to Landesentschädigungsamt，April 20，1957；M. Choinowski to R. König，May 10，1965（版权归作者所有，感谢Rita von Borck分享给我这封信和其他信息）。

[4] 此段和前一段的引用，参见DaA，Nr. 27376，E. Kupfer to K. Halle，September 1，1960；StAL，EL 350 I/Bü 8033，E. Kupfer to Landesamt für Wiedergumachung，November 28，1979。库普费尔的战后生活，参见StAL，EL 350 I/Bü 8033；Distel，“Vorwort，”15-17；ITS，doc. 81062064#1。

[5] Todorov，Facing，263；Orth，SS，273-95.

[6]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4；ibid.，No.573，A. Lehmann，“Das Lager Vught，” n.d.，33；ibid.，No.416，A. Lehmann，“Die Evakuations-Transporte，” n.d.（1946）；Koker，Edge，369-70.

[7] 我的计算是基于在纳粹统治最后5周的时间里，从集中营解放了约25万名囚犯。

[8]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5；Stiftung，Bergen-Belsen，217；Reilly，Belsen，25-26；report G. Hughes，June 1945，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186-93.

[9] Shephard，Road，69-72；idem，Daybreak，28-32；Zweig，“Feeding，”843-45；Zelizer，Remembering，64.

[10] Abzug，Inside，passim.

[11] Quote in Strebel，Ravensbrück，503. See also Gutterman，Bridge，225-26；Erpel，Vernichtung，193-94；WL，P.III.h. No.864，G. Deak，“Wie eine junge Frau Auschwitz und den Todes-Marsch überlebt hat，” March 1958，p. 18；ibid.，No.828，T. Krieg，“Der ‘Totenzug’ von Bergen-Belsen nach Theresienstadt，” December 1957，p. 8. 有关苏联士兵在占领期间强奸德国妇女，参见Grossmann，Jews，48-71；Beevor，Berlin。

[12]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5；Helweg-Larsen et al.，Famine，255-62；Reckendrees，“Leben，”101-102；Vaisman，Auschwitz，65-66；Kielar，Anus Mundi，402；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188；YVA，M-1/E 121，Aussage M. Weiss，June 24，1946，p. 8；MacAuslan，“Aspects，”50-55.士兵出于好意，会过量分发油腻的食物，导致暴饮暴食的问题恶化，伤害了囚犯们已经受损的消化系统。

[13] Laqueur，Bergen-Belsen，129-32，quote on 132；Greiser，Todesmärsche，201，207-14.

[14] Laqueur，Bergen-Belsen，136.

[15] Quote in Schulze，Zeiten，299. See also Meyer，Kriegsgefangenen，80.

[16] Schulze，Zeiten，91，120-21，295-96，299-300；Meyer，Kriegsgefangenen，81-85；Vogel，Tagebuch，166；Greiser，Todesmärsche，281.

[17] Quotes in Abzug，Inside，132；Reilly，Belsen，41；MacAuslan，“Aspects，”74. See also Shephard，Road，67，101-102；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65-66.

[18] Quote in letter by A. Horwell，May 1945，in 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65. “组织”一词的使用，参见Laqueur，Bergen-Belsen，131；YVA，033/989，anonymous testimony（by W. Simoni），n.d.（1947），p. 41。

[19] Rovan，Geschichten，293-97；Zámečník，Dachau，398.

[20]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p. 5.

[21] MacAuslan，“Aspects，”65，69-82，106-107，110-11，quote on 75. See also Reilly，Belsen，26-28，33-40；Flanagan and Bloxham，Remembering，21-40；Kolb，Bergen-Belsen，315；Stiftung，Bergen-Belsen，253.

[22] Benz，“Befreiung.” See also Overesch，“Ernst Thapes，”657，661-63，670；Greiser，Todesmärsche，280；Erpel，Vernichtung，195.

[23] Quotes in ITS，1.1.6.0/folder 21，Bl. 2-3：Lagerälteste to Blockältesten，May 1，1945；E. Fleck and E. Tenenbaum，“Buchenwald，” April 24，1945，in Niethammer，Antifaschismus，196. See also Greiser，“‘Sie starben，’”122-23；Benz，“Befreiung，”39-42，47，53；Maršálek，Mauthausen，338-39；Freund，Zement，434-35.

[24] Quote in Benz，“Befreiung，”51.在贝尔森，囚犯组织力量较弱；Kolb，Bergen-Belsen，165。

[25] Szeintuch，“‘Tkhias Hameysim，’” quote on 215（Kim Wünschmann翻译）；Poljan，“‘Menschen，’”87；Mankowitz，Life，39；Königseder and Wetzel，Lebensmut，19-20。

[26] Gross，Fünf Minuten，214，217，244，263-64，quote on 216；Overesch，“Ernst Thapes，”666-68；idem，Buchenwald，121；Freund，Zement，429；Hammermann，“‘Dachau.’”

[27] Benz，“Befreiung，”54，59，quote on 61；Poljan，“‘Menschen，’”86-87.

[28] 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quote on 6；MacAuslan，“Aspects，”134-59；D. Sington report，1948，in Niedersächsische Landeszentrale，Bergen-Belsen，202-203.

[29] J. Pogonowski to his family，n.d.（November 1942？），in Piper，Briefe，36-39.

[30] Hördler，“Ordnung，” quote on 313；Schelvis，Sobibor，2.

[31] Bessel，1945，255-62；Shephard，Road，63-64；Judt，Postwar，29.

[32] Laqueur，Bergen-Belsen，139；WL，P.III.h. No.494，A. Lehmann，“Im Lager Bergen Belsen，”1946，p. 5；Sellier，Dora，333；Judt，Postwar，29-30；Rovan，Geschichten，256-76. 法国的情况，参见Koreman，“Hero’s Homecoming”；Dreyfus，“Aufnahme”；Bauerkämper，Gedächtnis，227-28；Michelet，Freiheitsstraβe。

[33] Poljan，“‘Menschen，’” quote on 84；Distel and Zarusky，“Dreifach，” quote on 101；Shephard，Road，78-83；Erpel，Vernichtung，211-14.

[34] Shephard，Road，100-101；Gerlach and Aly，Kapitel，409.

[35] BoA，interview with L. Stumachin，September 8，1946.

[36] Gross，Fear. See also Zaremba，“Nicht”；Königseder and Wetzel，Lebensmut，47-57；Shephard，Road，185-87；Michael，Davidstern；Szita，Ungarn，211，216；Ellger，Zwangsarbeit，254-55.

[37] Königseder，“Aus dem KZ，”226-28，231；Shephard，Road，83-94，200-211；Holian，Between，213-36；Pilecki，Auschwitz，liii-liv；Debski，Battlefield，245；Lowe，Savage，212-29. 背景参见Stone，Goodbye。

[38] Quotes in BoA，interview with L. Stumachin，September 8，1946. See also Buergenthal，Child，134-65；Segev，Million，118-19，153-86.

[39] Kogon，Theory，300.

[40] Quote in WL，P.III.h. No.795，“Gipsy-Camp Birkenau，” January 1958. See also Pilichowski，Verjährung，166-69；Cohen，Human，63-81；Langbein，Menschen，549-50；Helweg-Larsen et al.，Famine，418.

[41] Levi，“Memory，”12.概述参见Langer，Holocaust。

[42] Nyiszli，Auschwitz，158；Evans，“Introduction，” xvii.尼斯力在1956年死于心脏病发作。

[43] Helweg-Larsen et al.，Famine，quote on 436；Delbo，Auschwitz，257-67；Leys，Guilt；Niederland，Folgen，8-9，229-35；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166-70.

[44] Freund，“Mauthausenprozess，” quote on 43.概述参见Pick，Wiesenthal；Segev，Wiesenthal。

[45] 例子参见Stengel，Langbein。

[46] Wachsmann，“Introduction”（2009），xviii-xxii；Todorov，Hope，148-58.

[47] Quote in author’s interview with K. Kendall，June 1996. See also Gilbert，Boys，140-41，203-204，385；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56-57；Ellger，Zwangsarbeit，261.

[48] LSW，Bl. 44-66：Vernehmung S. Dragon，May 10，11，and 17，1946，quote on 66；Fings，Krieg，297；Jureit and Orth，Überlebensgeschichten，170；Niederland，Folgen，170.

[49] Jagoda et al.，“‘Nächte，’”222.

[50] Greif，Wir weinten，50，122-24.

[51] Langbein，Menschen，quote on 540；Fröbe et al.，“Nachkriegsgeschichte，”547.

[52] Lichtenstein，Majdanek，82-85.

[53] DAP，Aussage L. Schlinger，September 14，1964，quote on 17788；Renz，“Tonbandmitschnitte.”

[54] Schmidt，Justice，quote on 237. 这名前囚犯因为污辱法庭而被判三个月监禁，不过后来被保释了。

[55] DA，A 3233，A. Carl to H. Schwarz，November 19，1967；Lasker-Wallfisch，Inherit，128.

[56] Letter M. Nadjary，November 1944，in SMAB，Inmitten，270-73；纳贾里（Nadjary）幸存下来并移民美国。See also Bacharach，Worte，60-65；Roseman，“‘... but of revenge，’”79-82；Langbein，Menschen，133；Stoop，Geheimberichte，52；LBIJMB，MF 425，L. Bendix，“Konzentrationslager Deutschland，”1937-38，vol.4，59，64.

[57] Bohnen，“Als”；Gutterman，Bridge，224.

[58] Bárta，“Geschichte，” quote on 161；Freund，Zement，419-20；Liblau，Kapos，144；Niethammer，Antifaschismus，65；Wagner，Produktion，445；Szita，Ungarn，192-93；Goldstein et al.，Individuelles，84；Stiftung，Bergen-Belsen，231；Cramer，Belsen，88-89.

[59] 在布痕瓦尔德（关押了超过2万名囚犯）解放后，治安维持会处决了不到80人；Abzug，Inside，52。

[60] Quote in Heberer，Children，381. See also BoA，interview with I. Unikowski，August 2，1946；Gutterman，Bridge，224；Todorov，Facing，216-20.

[61] 对这些事记载最好的是Zarusky，“Erschieβungen”。

[62] Kielar，Anus Mundi，405；BoA，interview with B. Piskorz，September 1，1946.

[63] Hammermann，“Kriegsgefangenenlager”；Jardim，Mauthausen，22；Sigel，Interesse，38.早期抵达的战争罪行调查人员，参见Wickert，“Aufdeckung”；DaA，A 3675，testimony Colonel Chavez，n.d.；Jardim，Mauthausen，62-63；Cramer，Belsen，47-92。

[64] Quote in Orth，SS，286. See also Sigel，Interesse，passim；Jardim，Mauthausen，10-50；Yavnai，“U.S. Army.”这36名被判死刑的人中，8人后来得到了减刑。

[65] Cramer，Belsen. See also Jardim，Mauthausen，36-37；OdT，vol.1，348-49.

[66] Form，“Justizpolitische，”58-61；Paetow，“Ravensbrück-Prozess.”

[67] OdT，vol.1，350-51；Eiber，“Nürnberg，”45-48；Morsch，Sachsenburg，46；Sigl，Todeslager.

[68] Prusin，“Poland’s Nuremberg.” See also Struk，Photographing，119-23；BArchL，B 162/1124，Bl. 2288-316：Volkstribunal Krakow，Urteil，September 5，1946；IfZ，G 20/1，Volkstribunal Krakow，Urteil，December 22，1947；Marszałek，Majdanek，248；Harding，Hanns，240-45；Rudorff，“Strafverfolgung，”337-38，346. 克雷默博士于1958年从波兰被释放，在西德又接受了一次审判，虽然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但因为他在波兰已服了时间相当的刑期，因此没有再重复服刑。他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去世；Rawicz，“Dokument，”11-16。

[69] Weckel，Bilder，115-23，219-26，quote on 222；Indictment，n.d.（October 1945），IMT，vol.1，27-92；Orth，SS，282；Broszat，Kommandant，226-27；Rudorff，“Strafverfolgung，”333.

[70] 最重的处罚不过是8年监禁。See Lindner，“Urteil”；Wagner，IG Auschwitz，297-311. 并不是所有与集中营有关联的经理都能侥幸脱身：齐克隆B的供应商特施和施塔贝诺公司（Tesch&Stabenow）的所有者及其副主管在1946年3月被英国法庭判处死刑；UN War Crimes Commission，Law Reports，93-103。

[71] Weindling，Nazi Medicine；Schmidt，Justice.

[72] Schulte，“Zentrum”；Von Kellenbach，Mark，88-97；Orth，SS，282-86.

[73] 集中营党卫队的辩护策略（及下文内容），参见Jardim，Mauthausen，115-67；Cramer，Belsen，193-234；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

[74] Quotes in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136；NAL，WO 235/19，statement J. Kramer，May 22，1945，p. 14.

[75] Von Kellenbach，Mark，quote on 95；Cramer，Belsen，260.

[76] Wolfangel，“‘Nie，’” quote on 76；Von Kellenbach，Mark，quote on 91（我的翻译）；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90-95；Cramer，Belsen，199-201；Kretzer，NS-Täterschaft，336-37；Roseman，“Beyond Conviction？”

[77] NARA，M-1174，roll 3，Bl. 1428-36：examination of O. Moll，December 5-6，1945，Bl. 1431，1434. 起初，莫尔在奥斯维辛务农，但很快就被调到了毒气室（Hördler，“Ordnung，”152）。他于1946年5月被绞死。

[78] BArchB，Film 44837，Vernehmung A. Liebehenschel，September 18，1946，quote on 26；USHMM，1998.A.0247，reel 15，NTN 169，Bl. 52-53：Gnadengesuch A. Liebehenschel，December 24，1947；IfZ，G 20/1，Volkstribunal Krakow，Urteil，December 22，1947，p. 102.

[79] 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106；Sigel，Interesse，71-75. See also Jardim，Mauthausen，107；Cramer，Belsen，201-208；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86，91，95.

[80] Broszat，Kommandant，76-79，229-35；Orth，SS，282-83；Prusin，“Poland’s Nuremberg，”11-12.

[81] Quote in USHMM，1998.A.0247，NTN 169，Bl. 60：Gnadengesuch Aumeier，December 24，1947. See also ibid.，reel 15，Bl. 184-93：statement of H. Aumeier，December 15，1947；Hördler，“Ordnung，”49；APMO，Proces Liebehenschel，ZO 54，Bl. 19-29：interrogation H. Aumeier，August 10，1945；ibid.，Bl. 33-39：questionnaire H. Aumeier；NAL，WO 208/4661，statement H. Aumeier，July 25，1945；Langbein，Menschen，559-60.

[82] Sigel，Interesse，196；Greiser，Todesmärsche，449；Cramer，Belsen，390-91.

[83] Schulte，Zwangsarbeit，434；Tuchel，Inspektion，217-18；Orth，“SS-Täter，”55-56；Riedel，Ordnungshüter，338. 可能成功逃脱的最高级别的WVHA官员是奥古斯特·哈邦（August Harbaum），他曾是格吕克斯的副手，1946年逃脱了盟军的囚禁。

[84] Jardim，Mauthausen，82-83，165-67，206-207，213-14，216；Greiser，“Dachauer，”166；Cramer，Belsen，245-46；Pohl，“Sowjetische，”138.

[85] Jardim，Mauthausen，96，102，202；Hammermann，“Verteidigungsstrategien，”88-89；Eisfeld，Mondsüchtig，164-73；Klee，Auschwitz，90，253.概述参见Jacobsen，Paperclip。

[86] 其中一个例子：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莫蒙提（Mummenthey）曾是德国土地与采石公司的负责人，掌管所有党卫队采石场，他在1947年11月被判终身监禁，结果1953年初就被释放，而四级小队长克利莫维奇（Klimowitsch）只是一名普通的哨兵，在毛特豪森采石场巡逻，却在1946年5月被判死刑并执行；Schulte，Zwangsarbeit，473；JVL，DJAO，United States v. Altfuldisch，RaR，March 1946，p.46。

[87] Sigel，Interesse，160，194；idem，“Dachauer，”77；Bryant，“Militärgerichtsprozesse，”120-22；Wagner，Produktion，568. 根据1944年底一项美国民意调查，大多数受访者要求处决在集中营里杀人的德国人，最好是“用毒气室、绞刑架、电刑或开枪处决”；Gallup，Poll，472。

[88] Kretzer，NS-Täterschaft，131-33；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 162；Sigel，Interesse，57；Jardim，Mauthausen，47.

[89] Cramer，Belsen，114-15. 囚犯经调查无罪。

[90] Yavnai，“U.S. Army，”62-63.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以色列法官通常对集中营前审头的判决比较轻；Ben-Naftali and Tuval，“Punishing”。

[91] Cramer，Belsen，115，249，257. See also Raim，Dachauer，248；Bessmann and Buggeln，“Befehlsgeber，”540.

[92] Brzezicki et al.，“Funktionshäftlinge，”238；Wagner，IG Auschwitz，200，321-22.

[93] NARA，M-1174，roll 3，examination of L. Knoll，December 7，1945，quote on 1593（“capo” in the original）；JVL，JAO，Review of Proceedings，United States v. Weiss，n.d.（1946），pp.107-108，155-56；Zámečník，Dachau，154-55；Sigel，Interesse，57-63，75. 克诺尔还有其他的名字：克里斯蒂安和路德维希。

[94] 1945～1953年，大约6400名存活下来的奥斯维辛党卫队官员中只有673人受到了波兰法庭的审判，波兰法庭审理的奥斯维辛诉讼最多；Lasik，“Apprehension”。

[95] Eiber，“Nürnberg，”43-44；Jardim，Mauthausen，30-32，112-13.

[96] Beischl，Wirths，212-16，quote on 228；Klee，Personenlexikon，112.

[97] Keller，Günzburg，60；Stangneth，Eichmann，377.概述参见Schneppen，Odessa；Stahl，Nazi-Jagd。

[98] Raim，Justiz，647-53，1007-39；Wieland，“Ahndung，”15-51，57；Eichmüller，“Strafverfolgung”；Eschebach，“Frauenbilder.”门内克被判刑主要是因为他参与了整体的“安乐死”计划，他在执行死刑前就已经去世；LG Frankfurt，Urteil，December 21，1946，JNV，vol.1，143-44；Klee，Personenlexikon，403，601。

[99] Kuretsidis-Haider，“Österreichische，” quote on 257.

[100] Schley，Nachbar，1-3.

[101] Hertz-Eichenrode，KZ，vol.1，344-52，quote on 351；OdT，vol.5，546；Greiser，Todesmärsche，297-315；Wagner，Produktion，565；Raim，Dachauer，276-77；Erpel，Vernichtung，200；Perz，KZ-Gedenkstätte，34-35.

[102] Brink，Ikonen，23-78，quote on 46；Weckel，Bilder，151-72，418-56；Peitsch，“Deutschlands，”107.

[103] Cramer，Belsen，271；Erpel，“Ravensbrück-Prozesse”；Urban，“Kollektivschuld.”

[104] Greiser，“Dachauer，”170；JVL，DJAO，United States v. Prince zu Waldeck，RaR，November 15，1947，p. 95. See also Heschel，“Atrocity”；Kretzer，NS-Täterschaft；Jaiser，“Grese.”

[105] Brink，Ikonen，84，89；Weckel，Bilder，517-18；Neitzel，Abgehört，313-15.

[106] Peitsch，“Deutschlands，”102-103；Schulze，Zeiten，76，286；Marcuse，Legacies，80-81.

[107] Schley，Nachbar，quotes on 4，emphasis in the original；Knigge，“Schatten，”156；Weckel，Bilder，170-72，493，528；Chamberlin，“Todesmühlen”；Brink，Ikonen，84-93；Peitsch，“Deutschlands，”96，131，142；Steinbacher，Dachau，220；Johe，“Volk，”332；Rüther，Köln，908-10.概述参见Frei，Vergangenheitspolitik；Moeller，War Stories；Marcuse，Legacies。

[108] Stone，Goodbye，chapters 1 and 2.

[109] Marcuse，Legacies，151-57；Kansteiner，“Losing，”108-12.

[110] Sigel，Interesse，159-93；Jardim，Mauthausen，208-11；Urban，“Kollektivschuld.”

[111] Klee，Auschwitz，385-88；Segev，Soldiers，228.

[112] Eichmüller，Keine Generalamnestie，226，425，428-30.

[113] Steiner，“SS，”432-33，441；Mallmann and Paul，“Sozialisation，”19-20.

[114] Orth，SS，quote on 291；Mailänder Koslov，Gewalt，230-31，299，488；Steiner，“SS，”441；Schwarz，Frau，162；Dicks，Licensed.

[115] Goschler，Schuld；idem，“Wiedergutmachungspolitik.”

[116] 沃尔海姆在1958年指示他的律师结束法律程序；Rumpf，Fall Wollheim。一件没成功的民事案件，参见Irmer，“‘Stets’”。

[117] Distel，“Morde，”113. 施泰因布伦纳在1962年被释放，两年后自杀身亡。

[118] Van Dam and Giordano，KZ-Verbrechen；Gregor，Haunted，250-55；Eichmüller，Keine Generalamnestie，155，174-81，214-19，430；“Charge of Killing 11，000 Prisoners，” The Times，October 14，1958；LG Bonn，Urteil，February 6，1959，JNV，vol.15.

[119] Dicks，Licensed，quote on 100；AEKIR，7 NL 016 Nr. 95，Sorge to Schlingensiepen，March 3，1965，January 4，1970，March 1，1970；Riedle，Angehörigen，203，219.

[120] K. Adenauer，“Geleitwort，” in Michelet，Freiheitsstrasse，5-6.

[121] Pendas，Frankfurt，20-21，249-52，quote on 256；Wittmann，Beyond，3，174-90；Orth，SS，289-90；Weinke，Verfolgung，82-93，333；Horn，Erinnerungsbilder；Wolf，“‘Mass Deception.’”

[122] 有些案子，包括20世纪70年代针对奥斯维辛绝育医生霍斯特·舒曼的诉讼，因为被告病重而失败（Schilter，“Schumann，”106-107）。其他则根本没到法庭这一步，因为受诉讼时效的影响，比如针对WVHA-D处前管理人的漫长调查，最终在1974年废弃（BArchL B 162/7999，Bl. 768-937：StA Koblenz，EV，July 25，1974）。

[123] Zimmermann，NS-Täter，169-93.

[124] Przyrembel，“Transfixed，” quote on 396；LG Augsburg，Urteil，January 15，1951，JNV，vol.8；StAMü，Justizvollzugsanstalten Nr. 13948/2，Vermerk，ORR Meyer，February 1967. 1960年后的审判往往聚焦被告的残忍行为，这是因为过失杀人受到了诉讼时效的影响，意味着检察官必须证明“杀戮欲”或“卑鄙动机”才能确保以谋杀定罪；Pendas，Frankfurt，56-61；Wittmann，Beyond，36-53。

[125] Gregor，Haunted，265；Pendas，Frankfurt，253-54；Wittmann，Beyond，271-72.

[126] Marcuse，Legacies，335-71；DaA，14.444，Die Vergessenen，Nr. 3，July 1946；Ayaβ，“Schwarze”；Baumann，“Winkel-Züge”；von dem Knesebeck，Roma；Mussmann，Homosexuelle. 1946年这本刊物的失败一定程度上归咎于其中一位创始人卡尔·约赫海姆-阿明（Karl Jochheim-Armin）的政治极端主义，他曾是奥托·施特拉塞尔（Otto Strasser）与纳粹决裂后创立的施瓦策前线（Schwarze Front）的一名成员，直到1984年去世前一直是极右翼活动家；Schwarze Front 3（2008）；Eiber，“Ichwusste，”128-29。

[127] Silbermann and Stoffers，Auschwitz；Paul，“Täter，”33-67.

[128] Kuretsidis-Haider，“Österreichische Prozesse，”250-52，263-65，quote on 252；idem，“Verfolgung”；Uhl，“Victim”；Allen，“Realms.”

[129] Wieland，“Ahndung，”60-90；Bauerkämper，Gedächtnis，132-37，195-97；Weinke，Verfolgung，344-54；Diercks，“Gesucht”；Stone，Goodbye，chapter 1.

[130] KPD Leipzig，Buchenwald！，quote on 96；Niethammer，Antifaschismus，passim；Goschler，Schuld，407-11；Overesch，Buchenwald，101；Langbein，Menschen，22；Hartewig，“Wolf，”941-43；Gring，“‘zwei Feuern’”；Schiffner，“Cap Arcona-Gedenken”；Borodziej，Polens，270.

[131] Overesch，Buchenwald，62-63，78-81，261-328，quote on 326. See also OdT，vol.1，317-18；Niven，Buchenwald，56-71；Reichel，Politik，101-106；Endlich，“Orte，”354-58；Knigge，“Schatten，”165-69；Marcuse，Legacies，ill. 74；idem，“Afterlife，”200.

[132]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Greiner，Terror。See also Ritscher et al.，Speziallager，7-10，64，70-73，82，216-17；Wachsmann，Prisons，357-58；OdT，vol.6，44. 英军虐待俘虏的情况，参见Cobain，Cruel。

[133] Overesch，Buchenwald，261-300；idem，“Ernst Thapes，”658；Reichel，Politik，102-103；Niven，Buchenwald，56-71.

[134] Marcuse，“Afterlife，”203.

[135] Huener，Auschwitz. See also Citroen and Starzyńska，Auschwitz；Kucia and Olszewski，“Auschwitz.”其他波兰人的集中营回忆录，参见Marcuse，“Afterlife，”191-94。

[136] Perz，KZ-Gedenkstätte. 感谢Andreas Kranebitter提供2012年的数字。

[137] 此段和前一段，参见Marcuse，Legacies；idem，“Afterlife，”189-90，195-99；Prenninger，“Riten，” quote on 192；Endlich，“Orte，”359；Reichel，Politik，124。

[138] 一项简短的调查，参见Niven，Buchenwald，201-204。

[139] 例子参见Hett，Crossing，258-59。概述参见Wachsmann and Steinbacher，Linke。

[140] Goschler，“Wiedergutmachungspolitik，”79-84. 从2000年对强制劳工支付战争赔偿，参见idem，Entschädigung；Hense，Verhinderte Entschädigung。

[141] Reichel et al.，“‘Zweite Geschichte，’”19-20；Schmid，“Deutungsmacht，”206-209；Siebeck，“‘Raum，’”75-76；Endlich，“Orte，”367-69.

[142] Skriebeleit，“Ansätze，”19-20.

[143] Garbe，“Wiederentdeckte.”

[144] 感谢Dirk Riedel在2013年3月22日带我参观，也感谢达豪纪念馆其他工作人员——Albert Knoll、Rebecca Ribarek和Ulrich Unseld——当天提供的帮助。Quotes in H. Holzhaider，“Zeugnis wider das Vergessen，” Süddeutsche Zeitung，May 2 and 3，2009；G. Hammermann，“Bezug zur Gegenwart，” ibid.，March 22，2013.关于指示标，参见Marcuse，Legacies，ill. 77。

[145] 大屠杀编史中这些术语的运用，参见Schleunes，Twisted Road；Browning，Fateful Months。关于奥斯维辛的概述，参见Pressac and Van Pelt，“Machinery，”213。

[146] 他对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著作的评论，参见Mazower，“Foucault，” quote on 31。针对现代化辩论的调查，参见Stone，Histories，113-59。

[147] Quote in Debski，Battlefield，206.

附录

图1 1934～1945年集中营党卫队关押囚犯数量

*1935年、1938年、1940年、1941年、1942年12月、1943年12月和1945年4月是估测数据。

表1 党卫队集中营的囚犯死亡人数

表2 党卫队职务与军队职级的对应关系

致谢

本书的写作过程离不开过去十年里支持和帮助我的每一个人，我在此深表感谢。

在研究和撰写的不同阶段，下列机构为我提供了必要的支持：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英国国家学术院（British Academy）、利华休姆信托基金（Leverhulme Trust）和哈里·弗兰克·古根海姆基金会（Harry Frank Guggenheim Foundation）。我非常感谢他们提供的资助和奖学金，还有支持我申请的各位同事：Richard Bessel、Jane Caplan、Sir Richard Evans、Norbert Frei、Mary Fulbrook、Neil Gregor、Sir Ian Kershaw、Jeremy Noakes和Richard Overy。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纪念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我在此特别感谢：Albert Knoll和Dirk Riedel为我提供达豪的资料；Andreas Kranebitter为我提供维也纳和毛特豪森的资料；Johannes Ibel为我提供弗洛森比格的资料；Monika Liebscher为我提供萨克森豪森的资料；Wojciech Płosa为我提供奥斯维辛的资料；还有Sabine Stein为我提供布痕瓦尔德的资料。他们学识渊博，并且不厌其烦地解答和回应我的频繁提问和请求，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工作范围。此外，我还要感谢马格德堡城市档案馆的Maren Ballerstedt；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Na’ama Shik、Daniel Uziel和已故的David Bankier；StAMü的Robert Bierschneider；Sztutowo 的Danuta Drywa；IfZ的Andreas Eichmüller、Edith Raim和Jürgen Zarusky；WL的Christine Schmidt；StANü的Gunter Friedrich；德国抵抗运动纪念馆的Karoline Georg和Johannes Tuchel；BArchB的Sabine Gresens；达豪的Gabriele Hammermann和Julia Rosche；多拉的Regine Heubaum和Jens-Christian Wagner；拉文斯布吕克的Cordula Hundertmark；弗洛森比格的Annette Kraus和Jörg Skriebeleit；萨克森豪森的Astrid Ley和Günter Morsch；诺因加默的Reimer Möller；巴特阿罗尔森ITS的Margret Schmidt和Susanne Urban；维威尔斯堡的Jan Erik Schulte；奥斯维辛的Agnieszka Sieradzka；LaB的Bianca Welzing-Bräutigam。

从参考文献可以明显看出，其他历史学家对我助益良多。许多专家也很热心地与我分享了更多的资料和想法，为本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我要感谢Carina Baganz、Antony Beevor、Ruth Bettina Birn、Marc Buggeln、Gabriel Finder、Klaus Gagstädter、Gideon Greif、Wolf Gruner、Susanne Heim、Sarah Helm、Ulrich Herbert、Ben Hett、Jörg Hillmann、Stefan Hördler、Franziska Jahn、Tomaz Jardim、Padraic Kenney、Angelika Königseder、Tamar Lewinsky、Andreas Mix、Pieter Romijn、Andreas Sander、Stefanie Schüler-Springorum、Patrik Schwarz、Rolf Seubert、Dan Stone、Friedrich Veitl、Robert Jan van Pelt、Rita von Borck、Irene von Götz、Peter Warneke、Paul Weindling、Michael Wildt和René Wolf。我还要感谢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同事和朋友们给予我的支持，包括John Arnold、Catharine Edwards、David Feldman、Matt Innes、Jessica Reinisch、Jan Rüger、Julian Swann和Frank Trentmann；我要特别感谢Christian Goeschel，他作为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的博士后研究员，帮我查到了战前集中营的关键文件。

我非常幸运，能够得到我的四位博士生专家级的科研帮助，他们会继续撰写关于纳粹恐怖统治的杰出研究成果：Chris Dillon、Julia Hörath、Paul Moore和Kim Wünschmann。Kim还协助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同样帮忙翻译的还有Jeff Porter、Katharina Friedla和Shaun Morcom。我还要感谢David Dunning、Amelia Nell和Ina Sondermann提供的行政帮助。

在本书的撰写阶段，我得到了许多同事和朋友的热诚帮助，感谢他们对本书手稿的阅读和指正。对于他们在各个部分的注释说明，我在此表达诚挚感谢：Marc Buggeln、Wolfgang Burgmair、Christoph Dieckmann、Julia Hörath、Tomaz Jardim、Michael Metzger、Elissa Mailänder Koslov、Anna Hájková、Dieter Pohl、Jessica Reinisch、Dirk Riedel、Jan Rüger、Ulf Schmidt、Robert Jan van Pelt、Jens-Christian Wagner和Matthias Weber。我非常感谢Jane Caplan、Chris Dillion、Paul Moore、Michael Wachsmann和Kim Wünschmann。如果没有他们的通篇评论和诚恳意见，这本书必定会逊色许多。

能够与FSG的编辑Eric Chinski共事实属我的荣幸，在我前进的每一步，他都给予了莫大的鼓励，并对手稿做出了无数重要的改进。我还要感谢Wylie Agency的Andrew Wylie和James Pullen，他们从一开始就相信这本书，给了我非同一般的支持。由于Scott Auerbach、Gabriella Doob、Frieda Duggan、Peng Shepherd和FSG其他同事的高效工作和热情鼓励，从我电脑里的文档到实际付梓的冗长过程变得轻松许多。Jeff Ward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示意图，Pon Ruiter和他的团队在最后一刻提出了几个重要的修改意见。对此，我都深表感谢。

在家中，Basti、Christa、Michael和Gabi每天都尽其所能地帮助我，Gerald在照片上帮了我一个大忙，Mike像往常一样是我宝贵的顾问和朋友。Tracey又一次陪我度过了关于恐怖主题的漫长研究项目——从最初的萌芽到最后的结束——她给了我全部的支持与爱，让我能够最终完成它。Josh还提醒我，在写作的每一天，在我的书桌之外都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感谢他们所有人。

图片来源说明

1.1933年3月6日，一名冲锋队看守在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早期集中营里，威胁近期被逮捕的政治犯。（akg-images，courtesy of ullstein bild）

2.1933年，纳粹针对政敌建立了很多临时集中营，其中一个是在不来梅附近奥奇坦河上的一条旧拖船。（Staatsarchiv Bremen）

3.1933年4月30日发表在德国讽刺性杂志《喧声》上的漫画。（bpk/Kladderadatsch）

4.1933年4月10日，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在头版的照片。（akg-images）

5.1933年5月，达豪集中营政治宣传照片《高产的劳动力》。（Bundesarchiv，picture 152-01-24）

6.慕尼黑国家检察官文件中的尸检照片。（Staatsarchiv Munich）

7.1936年3月，飞扬跋扈的集中营督察官特奥多尔·艾克在利赫滕堡视察。（USHMM，courtesy of 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

8.1941年，艾克更为保守的继任者里夏德·格吕克斯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视察。（USHMM，courtesy of Martin Mansson）

9.1936年5月8日，党卫队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达豪车间跟一名政治犯面对面站立。（Bundesarchiv，picture 152-11-11/Friedrich Franz Bauer）

10.1938年6月28日，政治宣传照片记录了重建和扩建后的达豪集中营。（akg-images，courtesy of ullstein bild）

11.将囚犯反手吊在房梁上是党卫队官方最重的刑罚之一。（KZ-Gedenkstätte Dachau）

12.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墙外，来自一名看守为儿子所做的相册。（Mahn- und Gedenkstätte Ravensbrück/Stiftung Brandenburgische Gedenkstätten）

13.1940年12月，指挥官卡尔·奥托·科赫和妻子伊尔莎以及孩子在布痕瓦尔德办公室外。（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14.1937年，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党卫队抓拍工作中的指挥官科赫及其下属。（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he 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15.1934年，达豪集中营，特奥多尔·艾克在主持一场党卫队成员联谊晚会。（Hugh Taylor Collection）

16.1936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外，党卫队队员在新建的泳池嬉戏。（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he 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17.1935年，埃斯特尔韦根集中营的囚犯在“锻炼”。（Archive of the Federal Security Servic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with the kind assistance of the 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

18.1940年，党卫队私下拍摄的布痕瓦尔德哨兵，这些年轻人在展示他们的体育能力和同志情谊。（Gedenkstätte Buchenwald/personal album of Gerhard Brendle）

19.1936年12月，纳粹周刊《插图观察员》头版文章中“政治惯犯”的形象。（KZ-Gedenkstätte Dachau）

20.犯轻微罪行的约瑟夫·科拉切克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Bad Arolsen）

21.1941年，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女囚在做草鞋。（Mahn- und Gedenkstätte Ravensbrück/Stiftung Brandenburgische Gedenkstätten）

22.1938年11月，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在点名。（USHMM/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courtesy of Robert A. Schmuhl）

23.1939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站在布痕瓦尔德特别营帐篷外的波兰囚犯。（USHMM/American Jewish Joint Distribution Committee，courtesy of Robert A. Schmuhl）

24.1940年，捷克囚犯用基本工具拆除萨克森豪森集中营附近党卫队一处建设失败砖窑的水泥地基。（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Mediathek）

25.1941年5月，达豪党卫队队员聚集在亚伯拉罕·博伦施泰因的尸体不远处。（Gedenkstätte und Museum Sachsenhausen，Mediathek）

26.弗洛森比格党卫队采石场的奴隶劳工，大约拍摄于1942年。（Beeldbank WO2-NOID）

27.1941年，海因里希·希姆莱造访毛特豪森集中营。（Museu d’Història de Catalunya/Fons Amical de Mauthausen）

28.奥地利犹太人爱德华·拉丁格在达豪集中营的存档照片。（Staatsarchiv Nuremberg，ND：NO-3060）

29.1941年9月3日，门内克医生和其他参与“安乐死”计划的医生在施塔恩贝格湖景区放松。（Bundesarchiv，B 162 picture-00680）

30.1941年6月，赤身裸体的囚犯们在毛特豪森的院子里接受大范围消毒。（BMI/Foto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Mauthausen）

31.1942年7月30日，所谓的“职业罪犯”汉斯·博纳维茨被押往毛特豪森绞刑架。（BMI/Foto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Mauthausen）

32.1941年9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苏联战俘。（Národní archiv，Prague）

33.1941年9月至10月，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处决了9000名苏联战俘，照片里是其中几具尸体。（Národní archiv，Prague）

34.1944年夏天，鲁道夫·霍斯和奥斯维辛党卫队队员在佐拉赫特度假。（USHMM）

35.1944年5月，一名身穿制服的党卫队医生在监督筛选。（USHMM，courtesy of Yad Vashem）

36.1944年5月，党卫队对刚抵达的囚犯进行筛选后，比克瑙Ⅲ号火葬场外等待被送入毒气室的犹太妇女和儿童。（USHMM，courtesy of Yad Vashem）

37.1944年5月，享有特权的“加拿大”突击队的男女囚犯在比克瑙党卫队仓库外，将被害犹太人的财物进行分类。（USHMM，courtesy of Yad Vashem）

38.1944年8月，囚犯从比克瑙毒气室里偷拍的照片。（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39.1943年，党卫队拍摄的比克瑙Ⅱ号或Ⅲ号火葬场里所谓的特别工作队囚犯。（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40.1942年7月18日上午，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视察奥斯维辛-莫诺维茨的法本公司建筑工地。（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41.1944年，党卫队集中营系统的负责人奥斯瓦尔德·波尔到访奥斯维辛，陪同他的是指挥官里夏德·贝尔。（USHMM）

42.1944年3月，马伊达内克的看守们在卢布林一家舞厅兼餐厅庆生。（Landesarchiv North Rhine-Westphalia，Rhineland division，RWB 28432/3）

43.战时诺因加默集中营党卫队的宿舍。（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44.大约1944年，从事战时生产的奴隶劳工。（Staatsarchiv Bremen，collection Schmidt）

45.1944年，军备部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和上奥地利州的大区长官奥古斯特·埃格鲁伯与林茨卫星营的囚犯在一起。（bpk/Hanns Hubmann）

46.1943年10月，科隆的一位德国平民从自家厨房窗户偷拍到的照片。（NS-Dokumentationszentrum，Cologne）

47.1944年夏天，多拉卫星营的一名囚犯正推着手推车前往隧道入口，这里是V2火箭的生产地。（bpk/Hanns Hubmann）

48.1944年6月，一名法国囚犯偷拍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里简陋的“小营”。（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49.考弗灵一座卫星营的小屋。（U.S. National Archives）

50.年轻德国犹太人彼得·埃德尔的自画像。（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51.不知名的奥斯维辛囚犯在1943年所绘，画出了所谓审头的权力和特权。（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Oświęcim）

52.这张照片是施塔恩贝格湖景区的一名居民偷偷拍摄的，记录了1945年4月28日从达豪开始死亡行军的囚犯。（akg-images/Benno Gantner）

53.1945年4月底，囚犯在贝洛森林，他们从被遗弃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开始死亡行军。（ICRC，courtesy of Willy Pfister）

54.1945年4月30日，从被遗弃的利托梅日采卫星营驶出的列车载着数千名囚犯在捷克的一座小镇停留。（Museum of Central Bohemia，Roztoky u Prahy）

55.拍摄于12岁的乔治斯·科恩在诺因加默接受医疗实验的时候。（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56.达豪被解放后不久，一名美国士兵站在一节满是囚犯尸体的车厢外。（USHMM，courtesy of J. Hardman）

57.苏联士兵在爱沙尼亚科隆卡卫星营查看被焚烧的尸体。（USHMM，courtesy of Esther Ancoli-Barbasch）

58.1945年4月29日，达豪囚犯欢迎美国军队。（USHMM，courtesy of The New York Times）

59.1945年4月13日，在马格德堡附近解放了一列贝尔根-贝尔森的死亡列车。（USHMM，courtesy of Dr. Gross）

60.1945年4月18日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Imperial War Museums，London）

61.1945年5月6日解放后两天，年轻的幸存者们在埃本塞卫星营做饭。（USHMM/U.S. National Archives）

62.1945年6月1日，布痕瓦尔德幸存者从魏玛火车站出发，前往法国的一家儿童福利机构。（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63.1947年4月16日，在原奥斯维辛主营的广场处决鲁道夫·霍斯。（Instytut Pamięci Narodowej，Warsaw，GK-14-4-6-11）

64.1945年4月16日，美国士兵带着尸体在布痕瓦尔德火葬场附近与魏玛平民对峙。（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65.1955～1960年的达豪明信片，难民聚居区，主路旁边是曾经的囚犯营房，如今变成了住宅。（KZ-Gedenkstätte Dachau）

文献来源

缩略词

AdsD　　　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

AE　　　　Allgemeine Erlaßsammlung

AEKIR　　 Archiv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m Rheinland，Düsseldorf

AEL　　　 Arbeitserziehungslager（Work Education Camp[s]）

AfS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AG　　　　Amtsgericht

AGFl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Flossenbürg

AGN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AHR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AM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Mauthausen

APMO　　　Archiwum Państwowe Muzeum w Oświęcimiu

AS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Sachsenhausen

ASL　　　 Archiv der Stadt Linz

BArchB　　Bundesarchiv Berlin

BArchF　　Bundesarchiv Filmarchiv

BArchK　　Bundesarchiv Koblenz

BArchL　　Bundesarchiv Ludwigsburg

BayHStA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BDC　　　 Berlin Document Center

BGV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Verfolgung in Norddeutschland

Bl.　　　 Blatt（folio）

BLA　　　 Bayerisches Landesentschädigungsamt

BLHA　　　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archiv

BoA　　　 Boder Archive online

BPP　　　 Bayerische Politische Polizei

BStU　　　Behörde des Bu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

BwA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CEH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CoEH　　　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

CSDIC　　 Combined Services Detailed Interrogation Centre

DaA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Dachau

DAP　　　 Der Au schwitz-Prozeβ（DVD-Rom）

DAW　　　 Deutsche Ausrüstungswerke GmbH（German Equipment Works）

DESt　　　Deutsche Erd- und Steinwerke GmbH（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

DH　　　　Dachauer Hefte

DJAO　　　Deputy Judge Advocate’s Office

DM　　　　Deutsche Mark

DöW　　　 Stiftung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

DP　　　　Displaced Person

DV　　　　Dienstvorschrift

EE　　　　Eidesstattliche Erklärung

EHQ　　　 European History Quarterly

ERH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EV　　　　Einstellungsverfügung

FZH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Hamburg

GDR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estapa　 Geheimes Staatspolizeiamt（Secret State Police Office）

Gestapo　 Geheime Staatspolizei（Secret State Police）

GH　　　　German History

GHI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GPD　　　 German Police Decodes

GStA　　　Generalstaatsanwalt

GStA PK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HGS　　　 Holocaust and Genocide Studies

HHStAW　　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HIA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HIS　　　 Hamburger 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

HLSL　　　Harvard Law School Library，Nuremberg Trials Project

HSSPF　　 Höhere SS und Polizeiführer（Higher SS and police leader[s]）

HStAD　　 Landesarchiv NRW，Abteilung Rheinland

HvA　　　 Hefte von Auschwitz

ICRC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IfZ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IKL　　　 Inspektion der Konzentrationslager（Inspectorate of Concentration Camps）

IMT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TS　　　 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

JAO　　　 Judge Advocate’s Office

JCH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JfA　　　 Jahrbuch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

JMH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JNV　　　 Justiz und NS-Verbrechen，Rüter and de Mildt（eds.）

JVL　　　 Jewish Virtual Library online

KB　　　　Kommandanturbefehl

KE　　　　Kleine Erwerbungen

KL　　　　Konzentrationslager（Concentration Camp[s]）

KOK　　　 Kriminaloberkommissar

KPD　　　 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German Communist Party）

Kripo　　 Kriminalpolizei（Criminal Police）

KTI　　　 Kriminaltechnisches Institut（Criminal Technical Institute）

LaB　　　 Landesarchiv Berlin

LBIJMB　　Leo Baeck Institute Archives，Berlin

LBIYB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book

LG　　　　Landgericht

LHASA　　 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

LK　　　　Lagerkommandant（en）（Camp commandant[s]）

LKA　　　 Landeskriminalamt

LSW　　　 Landesgericht für Strafsachen，Wien

LULVR　　 Lund University Library，Voices from Ravensbrück online

MdI　　　 Minister/Ministerium des Innern（Minister/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MG　　　　Manuscript Group

MPr　　　 Ministerpräsident（Minister president）

MSchKrim　Monatsschrift für Kriminalpsychologie und Strafrechtsreform

NAL　　　 National Archives，London

NARA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NCA　　　 Nazi Conspiracy，Office of U.S.Chief Counsel（ed.）

NCC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Wachsmann and Goeschel（eds.）

NCO　　　 Noncommissioned Officer
n.d.　　　no date

ND　　　　Nuremberg Document

NGC　　　 New German Critique

NKVD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Internal Affairs

NLA-StAO　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Staatsarchiv Oldenburg

NLHStA　　Niedersäch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

NMGB　　　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NN　　　　Nacht und Nebel（Night and Fog）

NRW　　　 Nordrhein-Westfalen

NYPL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ODNB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dT　　　 Ort des Terrors，Benz and Distel（eds.）

OKW　　　 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High Command of the Wehrmacht）

ORR　　　 Oberregierungsrat

OStA　　　Oberstaatsanwalt

OT　　　　Organisation Todt

PAdAA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PMI　　　 Prussian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

POW　　　 Prisoner of War

Publ.　　 Published

RaR　　　 Review and Recommendations

Rdl　　　 Reichsministerium des Innern（Reich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RJM　　　 Reichsministerium der Justiz（Reich Ministry of Justice）

RKPA　　　Reichskriminalpolizeiamt（Reich Criminal Police Office）

RM　　　　Reichsmark

RMi　　　 Reichsminister

RSHA　　　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

SD　　　　Sicherheitsdienst（Security Service）

SED　　　 Sozialistische Einheitspartei Deutschlands（German Socialist Unity Party）

Sipo　　　Sicherheitspolizei（Security Police）

Sk　　　　Staatskanzlei（State Chancellery）

SlF　　　 Schutzhaftlagerführer（Camp compound leader）

SMAB　　　State Museum Auschwitz-Birkenau

SPD　　　 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tA　　　 Staatsanwaltschaft（en）

StAAm　　 Staatsarchiv Amberg

StAAu　　 Staatsarchiv Augsburg

StAL　　　Landesarchiv Baden-Württemberg，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StAMü　　 Staatsarchiv München

StANü　　 Staatsarchiv Nürnberg

StB　　　 Standortbefehl

StW　　　 Stadtarchiv Weimar

Texled　　Gesellschaft für Textil- und Lederverwertung（Company for Textile and Leather Utilization）

ThHStAW　 Thüringisches Hauptsstaatsarchiv，Weimar

TS　　　　Totenkopfstandarten（Death’s Head regiments）

TWC　　　 Trials of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Nuernberg Military Tribunals

USHMM　　 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

VfZ　　　 Vierteljahr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VöB　　　 Völkischer Beobachter

VoMi　　　Volksdeutsche Mittelstelle（Ethnic German Liason Office）

WG　　　　Werkstatt Geschichte

WL　　　　Wiener Library

WVHA　　　Wirtschafts-Verwaltungshauptamt（SS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Main Office）

YIVO　　　YIVO Institute for Jewish Research

YUL　　　 Yale University Library，Archives

YVA　　　 Yad Vashem Archives

ZfG　　　 Zeitschrift fü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档案馆

Archiv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 im Rheinland，Düsseldorf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Dachau

Archiv der Gedenkstätte Sachsenhausen

Archiv der KZ-Gedenkstätte Neuengamme

Archiv der sozialen Demokratie，Bonn

Archiv der Stadt Linz

Archiwum Państwowe Muzeum w Oświęcimiu

Bayerisches Hauptstaatsarchiv，Munich

Bayerisches Landesentschädigungsamt，Munich

Behörde des Bu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Unterlagen des Staatssicherheitsdienstes der ehemaligen DDR，Berlin

Brandenburgisches Landeshauptsarchiv，Potsdam

Bundesarchiv，Abteilung Filmarchiv，Berlin

Bundesarchiv，Berlin

Bundesarchiv，Koblenz

Bundesarchiv，Ludwigsburg

Deutsches Rundfunkarchiv，Frankfurt am Main

Forschungsstelle für Zeitgeschichte，Hamburg

Geheimes Staatsarchiv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Berlin

Hes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Wiesbaden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Munich

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Bad Arolsen

Landesarchiv Baden-Württemberg，Staatsarchiv Ludwigsburg

Landesarchiv Berlin

Landesarchiv NRW，Abteilung Rheinland，Düsseldorf

Landesgericht für Strafsachen，Vienna

Landeshauptarchiv Sachsen-Anhalt，Magdeburg

Leo Baeck Institute Archives，Berlin

National Archives，London

National Archives，Washington，D.C.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Niedersächsisches Hauptstaatsarchiv，Hanover

Niedersächsisches Landesarchiv，Staatsarchiv Oldenburg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Berlin

Staatsarchiv Augsburg

Staatsarchiv München

Staatsarchiv Nürnberg

Stadtarchiv Weimar

Stiftung Dokumentationsarchiv des österreichischen Widerstandes，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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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

（以下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的页边码）
abortion，95，354

Abraham，Max，44，51

Action “Bullet，” 569，765n143

Action 14f13，250-58，263，267，342，454，696n92，736n183；demise of，255-58，423；extension of，252-55

Action 14f14，261

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

Adenauer，Konrad，617

Adler，H.G.，500

AELs（Work Education Camps），417，420

AFA，408，409

Africa，7；colonialism，7-8；South African War，6-7
agriculture，50，97，100，207，274，275，289，299，315，480

Ahnenerbe，429-30，439
aircraft industry，445，446，448，450，452-54，471，488
air pressure experiments，427-28，430，431，440
alcohol，114，142，218，331，413；SS drunkenness，114，264-65，272-73，300，339，368，383，396

Alderney，5

Allach，489，517

Allan，Alexander Smith，581

Allied war crimes trials，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

Alsace，57，204，439

Améry，Jean，38，605
amnesty，87-92，186；of 1934，87-93；of 1939，186；for SS criminals，615-16
anarchists，42

Annaberg，36

Anschluss，see Austria，annexation

Antelme，Robert，471，487
antiaircraft guns，406

Anti-Brown Book，75
anticlericalism，126
anti-Semitism，41-45，90，171-89，274-75；in early camps，41-45，50-51，55-57，60，7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308，481-83；Kapos，298，346，350-53，500，512-27，756n180；Kristallnacht，179-81；in 1934-39 camps，81，90，125，129，140，148，171-89；in 1939-41 camps，200，220-21，229-39，252-55；in 1942-43 camps，289-37，436-39；in 1944 camps，456-61，474-76，485-86，493-96；postwar，604-606；of prisoners，182-83

Arbeitsdorf，404-405，407
architecture，162-63，620；granite and brick production for，162-68，206-209；Hitler’s 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memorials，620-24；of 1939-41，206-209，275-77；OT projects，450-51

Arendt，Hannah，9，18，41，135

Argentina，19

Armaments Staff，450
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collapse of，572，579；Fighter Staff，448-50，475；industry and，392-94，403-10，448-57，486-87，579；of 1944，444-96；of 1945，579；in satellite camps，405-10，444-48，465，471-74，477，478，486，487，488；slave labor，410-27，448-57；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
art，13，20；on KL system，13，20，481

“Aryan” heritage，108

Aschersleben，343

Aseri，470

“asocials，” 140-43，147-51，167，188，199，231，254，255，413，415，416，520，618，669n44；early attacks on，140-43；Jews，177-78；1938 raids against，147-51；propaganda on，151-55；in quarry camps and brick works，164-68，178；sterilization of，150-51；terminology，148；“work-shy，” 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
atheist prisoners，504
atrocity rumors，76-78，172，175，229-30，482，579-80，615，655n80

Aumeier，Hans，83，347，533，609，611

Auschwitz，6，8，9，11，12，14-16，19，22，83，100，112，194，202-205，211，214-15，219，242，279，288，332，337，396，399，401，410，416，419，420，597，609，625，626，683n79，686n148，700n161，700n180，706n13，708n57，709n57，762n79，765n149；Allied bombing raids considered on，494-95；arms production，405，406；arrival in，307-12；barracks，203，280-84，289-318，338-60；brothel，361，373；bunker，267，383，536；chemical plant，207；children in，299，301，308-11，316，343，354，355-60，370，437，443，460，527，542-45；complex，341，342；conditions，203，207，236，267-70，280-84，289-318，338-60；corruption investigation，387-90；crematoria，225，236，268-70，284，296-98，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447，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233，707n44，708n44，709n68；daily life in，338-76；deaths，6，203，236，267-70，280-87，289-318，338-60，426；demystification of，14-15；demise of，522-56；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evacuation of，542-45，551-54，555，556，559，580；evidence smuggled out of，529-30；extermination policy，6，267-70，280-84，289-337；family camps，358-59；forced labor，207，280-84，289-318，343-47；foreign opinion on，492-96；gas chambers，267-70，296-97，301-304，307-18，338，339，347-53，359，371，447，454，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233，707n44，708n44；gender in，353-55；guards，203，267-70，280-84，289-318，338-60；Gypsy camp，416，423，436，437，461-64；Himmler’s 1941 visit to，207；Himmler’s 1942 visit to，289-91，709n68；Höss as commandant of，203，268-70，282，289-337，361-68，388，396，458-61；human experiments，436-39，441，443，525-27，605；invention of gas chamber，267-70；Jews in，288-318，338-60，530，707n44，708n44；liberation of，10，292，545，558，624；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memorials，621-22，624；men in，299，309-11，316，354-55；as a metropolis，341，342；multiple uses of，292；Muselmänner，209-10，348；in 1939-41，202-203，207，236，267-70，280-84；in 1942-43，289-318，338-60，426；in 1944，341，447，452，455，456-61，478，486，493-96；in 1945，542-45，566，571；origins of，202-205；Poles in，236，289-337；popular conception of，14-15，291；prisoner relations，498，504，507，508，509，511，512-27，536-37；as prototype of death factory，267-70；as regional killing center，299-301；resistance，529-41；selections，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710n88；sex in，355；Soviet POWs in，267-70，280-84；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37-41，569，606，607；SS family life in，371-76，383；SS routines，360-76；survivors，11，12，558，594，606；as symbol of Holocaust，14-15，291；tattoos，284，463，704n262；testimonies，11，12，209，292；T-4 selections，246；torture，9，281，298，346；transformation into major death camp，289-337；transports to，280-81，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24，442，447，454，456-61，540，553，707n44，708n44；trials，609，617，618；uprising，537-41；women in，297，299，301，307-18，338-40，353-55，438，459-61；see also Birkenau；Monowitz Australia，10

Austria，5，7，58，115，139，170，294，449，583，622；annexation of，139-40，156，176-77；memorials，622；Nazi past，619，622；postwar trials，614，619

Austrian Jews，176-77，183，291，334，355，427

Austrian prisoners，4，139-40
authoritarianism，87，90

Avram，Janka，357

Awronska，Rywka，321

Babitsch，Ignat，266
badges，see insignia

Bad Suiza，98，656n120，657n122

Bad Wiessee，80，81

Baer，Richard，368，459，460，556，560，570，583，617

Bala，Alice，482

Balitzki，Chaim，438

Balk，Theodor，36

Baltic camps，327-29，584，604；evacuation of，547-51；see also satellite camps；specific camps

Baranowski，Hermann，145-46，149-50，169，176
barbed wire，8，49，53，54，65，112，157-58，173，182，203，227，230，263，357，465，478，529，564，625

Bargatsky，Emil，136-39，140，144，145，146，534
barracks，38，49-50，158；Auschwitz，203，280-84，289-318，338-60；Bergen-Belsen，335-36；Birkenau，285，286，289-304，307-18，338-60；Buchenwald，99，138，150，178-89，197-98，210，230-31；for children，357-58；Dachau，3-5，53-54，63，99，125，175-76，600；daily life in，119-22；disease and，212-13；early camps，38，44-45，49-50，53-54，63；Emsland，49-50；functional design，99；Gypsy camp，461-64；Jew Companies，44-45；for Jews，172-89，229-39，289-337；Kapos，123-24，150，512-27；Majdanek，319-22；military routines，62-63，119，120；1934-39 camps，98-100，112，118-39，150，172-89；1939-41 camps，197-98，203-204，210-39，240-88；1942-43
camps，289-337，338-91；1944
camps，444-96；1945 camps，542-94；overcrowding，202，210-11，345，424，462，562，566-67；quarry camps，165；Sachsenhausen，99，100，150，198，210-13，230-32，263，287，334；satellite camps，444-47，464-79；women’s，131-35，226-29，353-55，364-65；wooden bunks，182；see also specific camps

Bárta，Drahomír，510，512，592，607

Bartel，Walter，503
batteries，408

Bavaria，24，33，36，46，76，623；early camps，45-48，52-63；1919 civil war，24；1934-39 camps in，80-81，90-92，163-66；quarry camps，162-66；“Red Guards，” 24，25；social outsiders，141-43；see also specific camps

Bayer，440

BBC，496，552

Becher，Kurt，573，580

Behncke，Hugo，468，469，470，471，488

Beimler，Centa，24，31，34，77，131-32

Beimler，Hans，23-26，31，34，40，42，44，61，131，132，617

Belgian Jews，302，304

Belgian prisoners，474，497，498

Belgium，5，71，199，450，491-92，528

Belorussia，327

Belzec，256，291-94，307，320，321，322-25，379

Benario，Rudolf，55，56

Bendix，Ludwig，34，125

Bergen-Belsen，10，335-37，343，443，530，608，622，764n132；conditions，335-37，566-67；“exchange Jews，” 565-68，576，586；Jews in，335-37，565-68；liberation of，577，580-81，592，597-602；of 1942-43，335-37；of 1944，454；of 1945，561，565-68，570，574，576，577，592

Berlin，25，28，34，43，86，126，144，178，190，398，533，624；architecture，162，206；early camps，36-37，37，43，45，47，63，65-67，69；Hitler’s bunker in，572，579；1934-39 camps，85，86，96-100，103；Olympics，96-97，143，154；Reichstag fire of 1933，28-30，32；terror of 1933，28-30，36-38

Berlin-Columbia，see Columbia House

Berlstedt，162，406

Bernadotte，Count Folke，573，574-75

Bernburg，251，254，255

Bettelheim，Bruno，75，317，318

Biberstein，Aleksandar，332

Bickenbach，Otto，435，616

“bigwigs，” 27，41-45；in early camps，41-45，51，130

Birkenau，279-87，416，419，709n57；barracks，285，286，289-304，307-18，338-60；building of，279-80，296，315，316；bunker 1，301-302，312；bunker 2，304，312；conditions，284，285，289-304，307-18，338-60；corpse removal，313-15；crematoria，296-97，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447，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n232-33，707n44，708n44，709n68；daily life in，338-76；evacuation of，542-45，553-56，559；family camp，358-59；Gypsy camp，461-64；Jews in，286，289-317，338-60，388，530；killing complex，316-18；liberation of，545，558；“Mexico，” 461，553；in 1942-43，289-304，307-18，338-60；in 1944，341，447，456-61，495，552；prisoner relations，508，512，521，526，536-37；selections，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710n88；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37-41，569，606，607；SS routines，360-76；uprising，537-41；women in，297，299，301，307-18，338-40，353-55，459-61；see also Auschwitz

Bischoff，Karl，284，316

Bisingen，489

Bismarckhütte，513
black market，211，380-83，413，486，504
black triangle，127，149-50，254，413，483，623；see also “asocials”

Blechhammer，330，560
blitzkrieg，22，286

Blobel，Paul，315，324
block elders，123-24，128，211，237，324，513，516，520，521，523，600，612，755n160 block leaders，112，115，124，194，197，222，258，263，272，273，370，425 “blood and soil” doctrine，50

Blum，Willy，528

BMW，407，409

Bobrek，413

Boca，Jacques，470

Bock，Fritz，140

Boder，David，342-43
body searches，39

Boelcke barracks，565，586

Boger，Wilhelm，388，389

Bohemia，140，205

Bolsheviks，8，9，24，26，40，43，59，71，101，259，270-71

Bonarewitz，Hans，534-35
bone fertilizer，315
bone fragments，315

“bone men，” 113

Bonhoeffer，Dietrich，569

Bonitz，Bernhard，523

Börgermoor，48-52，70，88，99，122，123

Borowski，Tadeusz，413

Bouhler，Philipp，242，245

Brack，Viktor，242，245，251

Brandenburg，47，62，74，122；closing of，87

Brandt，Gerhard，238

Brandt，Karl，242

Braun，Wernher von，445

Braunschweig，475

Bredow，65，87，89

Breitscheid，Rudolf，586

Bremen，76

Breslau，158，191
brick production，162，166-68，182，208-209，215，232，277，586

Bringmann，Fritz，480

Brinkmann，Otto，473

British Legion，153-54

British POWs，491

Broad，Pery，310，311，370，373

Brodniewicz，Bruno，513

Broh，James，37

Broszat，Martin，13
brothels，camp，361，373，411-14，476，515，723n201，733n129

Brück，August，350

Brüggen，Johann，238，692n279

Brünnlitz，487

Buber-Neumann，Margarete，226-29，500-502，504，509，516，605

Buchenwald，10，12，96，97，98，99，111，117，119，121，125，129-30，136-39，140，145，162，164，189，206，213，214，242，265，278，317，319，335，343，381，401，414，415，418，419，443，455，477，493，552，594，608，609，614，615，619，657n122，671n101，699n153，755n160，768n203，774n59；Allied bombing of，586，587；Allied films of，580；arms production，405，406，408，412；barracks，99，138，150，178-89，197-98，210，230-31；brothel，413；conditions，129-30，136-39，150，159，178-89，196-98，210，219-21，230-31，236，562；corruption investigation，381，385-87；crematorium，350；deaths，114，136-39，146，160，171，179，184，219-21，230-31，234，248-58，427；disease，170，182；evacuation of，562，578-83，587，588，590，591；executions，219-21；expansion，139；forced labor，159，182；Goethe’s oak tree，98；guards，136-39，178-89，196-98，219-21，230-31；Gypsies in，236；human experiments，435，441，613；Jews，173，178-89，220-21，230-32，234，252-55，334，678n24，695n79；Kallweit murder and aftermath，136-39；Kapos，122，123，517，526，529；liberation of，577，592，601；“little camp，” 564，582，587，601；memorial，620-24；Muselmänner mass murders，257；of 1944，444-47，466，466，467，483；of 1945，562，564，614；“November Jews，” 181-89；opening of，96，98；prisoner relations，502，503，506，510，511，517，526；resistance，528，529，532；satellite camps，444-47，466，466，467，471，489，490；social outsiders in，147-50；as Soviet internment camp，620-21；T-4 selections，246，248-49，251-55；torture，105-106，138，178，183，221，230-31，247，425

Budapest，458

Budzyń，332

Buenos Aires，19

Buergenthal，Thomas，542-45，556，604

Bugdalle，Richard，223，401

Büge，Emil，20，238

Building Brigades，SS，408-409，447，480，491 bunker（lockup），23，24，77，81，106，107，111，124，130，216，218，221，267，268，270，369，383，432，501，504，514，517，523，530，532，535，536，540，610

Bürckel，Josef，58

Burckhardt，Carl J.，573

Burger，Adolf，334，335

Burger，Wilhelm，396，400，584
burial alive，51

Busse，Ernst，503

Buton，Albert Abraham，356
cabaret，122
camp compound leader，112，116，117，119，145，169，203，220，266，268，310，347，354，368，369，374，375，386，433，463，473，478，533，570，584，611；1942 restructure of，400-403
camp elder，124，129，221，368，506，516，517，518，521，600

Camp SS，4，100-18，138，155-57，662n247，673n148，6S7n168；anti-Semitism，171-89，200，220，229-39，370，436-39，474-76；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94-98，400-403；Death’s Head，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execution policy，216-25；forced labor，157-71，205-209，276-88，289-322，325-30，343-47，392-443，444-96；foreigners in，361-63；gender relations，364-65；hierarchies，100-18；incriminating evidence destroyed，550，581，767n198；infighting，118，361-63；internal investigation of，383-89；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mass executions of invalid prisoners，255-58，347；military ambitions，155-57；nepotism，380，386；1942 restructure of，400-403；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44-96，546-51；of 1945，542-94；as “political soldiers，” 101-18，131，610；postwar investigations and trials，606-14；prisoner resistance to，527-41；professionals，112-15；response to escapes，534；routines，360-76；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oviet POWs killed by，270-74，560；test of ruthlessness，114-15；torture methods，105-108；veterans，196-97，467-72；violence，365-71；wartime，191-209；youth，109；see also specific camps；SS

Canada，528

Canada Commando，309，310，378，381，383，388，460，545
cannibalism，282

Cap Arcona，584，587

Caplan，Jane，22，63
carbon monoxide，321，325
caricatures，44，61，522，612

Carl Walther company，405

Cäsar，Joachim，289，339
castor oil，force-feeding of，39
castration，44，127-28，484

Catholic Church，126，129，455，504，505

CBS，17

Celle，587，589

Cheka，9

Chelmno，293，300，315，323，711n115
chemical industry，207，248，267-70，621；Auschwitz collaboration，207；see also IG Farben

Chemnitz，Arno，552

Chicago Daily Tribune，71
children，264，355-60，563，619；in Auschwitz，299，301，308-11，316，343，354-60，370，437，443，460，527，542-45；barracks，357-58；evacuations，542-45，549；experiments on，359，437，442，443；family camp，358-59；forced labor，356；games，357，359，374；German reactions to prisoners，489；Gypsy camp，461-64；Jews，354-60，527，542-45，572，604；newborns，354，462；orphans，343，356，357，443，463，527，542-45，604；selections，357-60，551，570；of SS，371-76；survivors，310，527，528，542，545，604，606；torture，356-57

Chmielewski，Karl，235，236，257，369，403

Choinowski，Moritz，594，595-96，616

Chopfenberg，Chana，438

Christmas，129，373，375，379；amnesty，87-92
cigarettes，120，218，238，300，351，382，412，413，501，563
civilian workers，encounters with prisoners，485-88，489
civil liberties，suspension of，32

Claims Conference，616

Clauberg，Carl，438，439-40
clergymen，121，126；as prisoners，90，126，130-31，192，201，393，431，505，526，535，564
clothing，112，274，377，396，465，482，588；Kapos，514；looting of prisoners，377-83；shortages of，281，298，473，501，562；SS，62，94，101，108，113，469；winter and，212；women’s，131；see also uniforms
cocaine experiments，435-36
coded SS transmissions，492-93

Cohen，Elie，356，525，571

Cohen，Leon，381

Colditz，41

Cold War，12，601，612，615，624；end of，13，624
colonialism，7-8；concentration camps，7-8

Columbia House，97，116，117，656n119

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24，134，160，162，194-98，205，223，246，272，273，304，309，329，361，368，400-403，409，468-70，572，658n118，731n65，731n71；departments，111-12；of 1934-39 camps，108-12，113；1942 restructure of，400-403；of 1944 camps，468-71；social life of，371-76；wartime，194-95
commemoration，10-16，620-26，760n17；memorials，620-25
commissars，Soviet，259-68，271-72，283，286，287-88，303，310，319，367，439，552

Communist Brown Book，70

Communists，4，14，24-26，40，43，59，67-69，72，76，90，92，101，226，237，259，260，297，501，624，625，656n104；conflicts with Social Democrats，130；Kapos，503，521-25；1933 terror against，27-31；postwar，604，619-20，625；prisoners，4，14，24-26，34，36，40-51，53，56，64-70，74，92，95，122-32，199-200，226，484-85，502-504，619-20，641n22，641n32；underground leadership，76，78
comradeship，102；criminal “greens，” 146-47；Jewish，183；prisoner，128-31，146-47，150，211，500-504；SS，102，104，272-73
concentration camp（term），33
concentration camps，see KL system；specific camps

Confessing Church，107，154

Continental rubber works，487
corpse removal，225，266，268，313-15，567，581，691n269
corruption，SS，376-91，432，726nn278-84；black market，380-83，413；investigation of，383-89；looting of prisoners’possessions，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
counterfeiting commando，334-35

“counterterrorism，” 418
courts，10，12，21，31-32，93，137，138-39，140，142，150，172，217，224，369，377，383，655n92；Allied war crime trials，607-14；execution policy and，217；Habitual Criminals Law，142；KL system and，88-90，93-96，698n196；of 1942-43，419；of 1950s-70s，616-18；postwar trials，10，12，21，397，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racial policies，172
crematoria，225；Auschwitz-Birkenau，225，236，268-70，284，296-97，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447，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n232-33，707n44，708n44，709n68；Dachau，266，350，514，697n108；evidence smuggled out of camps，529-30；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of 1939-41，225，248，264，266；of 1942-43，296-97，301-304，307-18，339，347-53，359，371；of 1944，447，456-61，493-96，553；of 1945，568-72；Sachsenhausen，264，265，270；Special Squad，312-18，350-53，377，460，537-41；T-4 program，248；see also specific camps
criminal police，142-51，199，416
criminals，20，139-47，199，254，416，484，490，503，618，669n44，756n175；early attacks on，140-43；German fear of，588-90；“greens，” 127，144-47，150，164，254，350，427，483，521-25，536，623，756n188；Jews，148，178；as Kapos，521-25；1937 raids against，144-47；“professional，” 142-47，164-66，199，416，427，441，522-23；in quarry camps，164-66，178

Croatia，362

Croatian Jews，291，304
cross，prisoners marked with，247，264

Cyrankiewicz，Józef，619

Czech Jews，140，291，302，328，358，542-45

Czechoslovakia，5，25，68，70，77，140，302，358，678n275；German invasion of，140，156

Czech prisoners，4，140，199-200，205，233，302，419，483，501，506，564，682n62

Dachau，3-5，8-11，33，52-63，70，139，155，162，164，165，189，206，211，214，220，241，242，278，317，340，368，390，393，401，415，417，476，484，490，617，621，626，634n3，675n214，693n18，697nn103-105，754n128；arms production，407；atrocity rumors，76-78；barracks，3-5，53-54，63，99，125，175-76，600；brothel，413；camp regulations，56，57，59-60，61，77，85，105；conditions，3-5，23-26，39-41，44，46，52-63，67-68，77-83，98-100，115-18，125，174-76，212，233-34，243-46，258，260；crematorium，266，350，514，697n108；deaths，5，55-58，60，75-83，113，114，116，117，169，171，184，238，243-46；escapes，25-26，34；evacuation，582，583；expansion，139-40；final hours of，593-94；forced labor，160，161，169，407；Freiland Ⅱ，233-34；gas chamber，258；guards，53-63，77-83，107，115-18，138，156，174-76，197；Himmler and，52-63，83，91，174；human experiments，427-33，440，606；influence on Auschwitz，14-15；invalid prisoners，243-50，258；Jews，55-57，60，77，140，174-77，179，180-84，233-34，238，677n251，677n266，678n244-75；Kapos，514，516，517，524，525，526；liberation of，3-4，10，11，577，582，592，593-94，600，601，607；Loritz as commandant of，116-18；memorial，622-23，624-25；militarization of，62-63；as model camp，52-63，91，98，134；Muselmänner，258；in 1933，4-5，23-26，39-41，44，46，52-63，67-68，74，77-78；1933 judicial investigation of，56-60；in 1934-39，4，79-86，97，98-100，105-107，108，113，115-18，120，121，125，133，139，156，174-76；in 1939-41，193，197，201，212，233-34，238，243-46，258，265-66；in 1944，447，546；in 1945，561，563，577，580，582，586，588，592，600；prisoner relations，497，498，502，505，507，510，511；propaganda，53，152-53；releases from，91；resistance in，528；Röhm purge and，79-83；satellite camps，450，464，475；school，116；social outsiders in，141-42，143，149；Soviet POW executions in，265-67；spectators at，76；survivors，593-94，595-97；testimonies，11，12，13；T-4 program，243-48，249-50，253，258；torture，23-26，39，44，52-63，65，66，68，77-83，105-107，116，175，233，238；trials，607-608，611，615

Daluege，Kurt，47

D’Angelo，Karl，45，116，117

Danish Red Cross，423，575

Dante，Divine Comedy，213

Danzig，230，547

DAW（German Equipment Works），206-207

Day of Labor，601

Day of Remembrance for the Victims of National Socialism，624

Day of the German Police，100

D-day，546

Death Mills（film），614
deaths，5，41，628-29，662n237；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579-80；certificates，252-53，340；corpse removal，225，266，268，313-15，567，581，691n269；in early camps，41，51-52，55-58，60，66，68，75-78；of escaped inmates，534-36；“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orced labor，167-71；friendly fire，585-86；gender and，477-78；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605；marches of 1945，545-46，558-60，576-94，763n94；in 1934-39 camps，79-86，88-89，93，105-18，130，133，136-39，146，151，159，165-71，176，179，184，188；in 1939-41 camps，191，209-10，213-39，240-88；1941 transition to mass extermination，239，240-88；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421-27；in 1944 camps，444-96；1945 camps and transports，542-94，771n291；reducing rates of，421-25；Röhm purge，79-83，89；Sachsenhausen “death squad，” 222-25，270；of Soviet POWs，258-88，560；see also crematoria；executions；extermination policy；gas chambers；mass extermination；specific camps and methods；torture

Death’s Head SS，101，108-18，138，155-57，161，170，177，192-98，262，360，396，401，402，485，660n199，673n148；recruitment and training，109-11；

“decent” punishment，104-108，368

Decree Against Malicious Attacks，76

Deen，Helga，306
de Gaulle，Charles，603

Delaunois，Émile，562，566

Delbo，Charlotte，312，499

Delmotte，Hans，371，374，591，722n196

Demjanjuk，Ivan，720n132

Denmark，69，199，205，574，575
deportations，6，12，139，140，275，293；of 1942-43，291-337，340，415，419-21；of 1944，447，454；see also transports

“Desert” project，451，453

DESt（German Earth and Stone Works），162-68，205-209，394，775n86；arms production，405-406

Deubel，Heinrich，115-16

Devoto，Andrea，499

Dickmann，August，218

Dietrich，Otto，153

Ding，Erwin，435，441，613

Dirlewanger，Oskar，484

Dirlewanger Formation，484-85
disease，41，170-71，182，212-13，514，526，528-29；caught from inmates，339；human experiments with，433，435，440，441，443，526，611，613，619；of 1939-41，210-13，225，227，229，230，244，264，271，281，281-83，285，287；of 1942-43，299，320-21，338-40，348，370-71，383，396，423-24，433，435；of 1944，445，452，454，462，466，473，552；of 1945，543，545，558，559，561-64，567-68，581，598，600，602；see also doctors；illness；infirmaries；invalid prisoners；specific diseases
displaced persons（DP）camps，595-96，602，604，622
disinfections，281，312
doctors，111，124，169-71，182，229，396，424，467，572；Auschwitz，310，338-42，347-49，367，371，423-24，436-39，452，525-27；daily lives of，338-40；diseases caught from inmates，339，370-71；“euthanasia” program，240-58，294；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573，605；postwar trials of，431，606，609-10；prisoner，170，424，525-27；SS，111，124，150-51，169-71，338-40；sterilization program，150-51，245，438-39；T-4 program，240-58，693n29，694n38；see also infirmaries
dogs，guard，51，54，133，211，267，312，357，534

Dollfuss，Engelbert，223

Dönitz，Karl，584，590

Dora，443，444-48，449，450，453-55，464，467，472，473，474，479，485-86，503，525，530，565，577，579，608，624

Dörnhau，554

Dragon，Abraham，313，314，350，541

Dragon，Shlomo，313，314，350，540-41，606

Drancy，297，305，443

Dresden，10，72，89

Dressel，Fritz，23，76-77

Düsseldorf，123，489

Dutch Jews，234-35，291，302，304，305-306，313，356，369，372，457，525，602

DVA（German Experimental Institution for Nutrition and Provision），207

Dwory，207，341，344-45，621
dysentery，41，212，230，244，282，299，567

Dziedziecka，Helena，423
early camps，4-5，23-78，100，123，130，656n120；atrocity rumors，76-78，172；Bavarian，45-48，52-63；Berlin，36-37，37，43，45，47，63，65-67，69；“bigwigs” in，41-45，51，130；conditions，23-78，123；coordination，45-63；Dachau，4-5，23-26，39-41，44，46，52-63，67-68，74，77-78；death in，41，51-52，55-58，60，66，68，75-78；decline of，45-46，52，85，87-92，93；Emsland，46-52，61；food，38；forced labor，50，62，158；foreign opinion on，70-73；guards，38-78；Himmler model，52-63；Jews in，41-45，50-51，55-57，60，77；large state camps，45-63；mass detention，31-35；militarization of，62-63；press on，64，70-78，480；prisoner reports about，67-70；procession of prisoners to，64-65；propaganda，41，42，50，64，71-78；protective custody，32-35，46-63，64，75；Prussian model，46-52；public awareness of，63-70，75-78；relatives’visits to，65-67；releases from，67，68，76-78，87-92；roots of，60-63；rumors about，64-78；spectators at，76；staged visits to，71-73；terminology，642n40；terror of 1933，26-45；torture，23-26，35-45，48-63，65，66，68，71，72，74-78；turnover，67；see also specific camps

Eastern Front，102，272，273，401，434，436，463，554

Eastern Land，327-30

Ebensee，446，451，510，512，513，563，579，607；liberation，592，601

Ebert，Friedrich，42-43，51，64，65，67，70，87，654n46
economically pointless labor，159，160，174，215
economy，18，94；advantages of camps to local Germans，100；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96；black market，380-83，486；DESt projects，162-68，205-209；forced labor，159-68，205-209，276-88，289-337，343-47，444-96；of 1934-39，94，100，144，159-68；of 1939-41，205-209，215，256，276-88；of 1942-43，289-91，321-22，343-47，392-443；of 1944，444-96；post-World War Ⅰ，26-27，40；slave labor，410-27，448-57；SS，159-63，205-209，215，276，289-91，321-22，392-443；Weimar，26-27，40
education，camps as，15，62，73-74，100-101，116，144，214，227

Education Platoon，113

Ehrsam，Ludwig，170

Eichmann，Adolf，12，19，177，270，295，300，359，379，610，613；death of，613；Holocaust and，295，300-304，311，317，367，457，459

Eicke，Bertha，584

Eicke，Theodor，57-60，61，79-83，196，205，216，362，384，397，398，399，402，464，469，471，584，611，652n1，659n168，662n241；background of，57-58；Camp SS and，100-18，138，156-57；death of，102；as commandant of Dachau，57-60，62-63，77-83；Himmler and，102-105，262；as inspector of camp system，83-86，89，93，94，97-118，131，132，136-37，143-45，150，154-57，160，163，169，175，184，192-96；Kapo system，122-24；leadership style，103-104；legacy of，192-96；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 camp system，84-86；Pohl and，161-62；in Poland，192-93；Röhm purge，79-83，104；Soviet POW executions and，262-65，278

Eiden，Hans，592-93

Eintrachthütte，513

Eisenhower，Dwight，10

Elgas，Karl，96
elite prisoners，509-12，559，570；see also Kapos

Ellrich，6，464，465，469，472，474，562

Elser，Georg，220
emigration，70，140，171；Jewish，171，172，179，185，575-76，596，604-605；postwar，575-76，596，604-606

Emsland，46-52，61，88，89，97，99，158；conditions，48-52；Jews in，50-51

Engel，Fritz-Karl，48

Epstein，Berthold，346

Epstein-Kozlowski，Nechamah，342-43

Erdmann，Lothar，224

Ereda，357-58，548

Erlenbusch，474
escapes，4，20，25-26，34，54，68，123，131，136，137，146，150，220，235，236，363，382，385，485，492，512，523，532-37，539，559，569-70，758n245，759n279；“Bullet” prisoners，569-70；Dachau，25-26；failure and consequences，532-36；final transports and，588-89，767n195；methods，532-33；of SS，591；staged，218

Essen，144

Esterwegen，49，51，52，62，84，88，89，97，116，117，121，126，129，143，154，160，174，222，621，653n29；SS takeover of，84-86

Estonia，5，327，328，329，358，548
ethnic Germans，222，229-30，275，362-63，378-79，493，622

Ettersberg，98
eugenics，150-51，436；“asocials” and，150-51；sterilizations，150-51，438-39

“euthanasia” program，58，222，240-58，264，294，322，324，423，613；Action 14f13，250-58，696n92，736n183；crematoria，248；gas chambers，243-58，267，268；of 1941-42，240-58；selections for，246-47，253-55；shift to Holocaust，256-58；T-4 program，240-58，693n29，694n38
evacuations，542-94，767n202，768nn202-208；of Auschwitz，542-45，551，553-54，555，556，559，580；Baltic，547-51；death marches，545-46，558-60，576-94，763n94；of 1944，546-51；of 1945，542-94；transports，546-94

“exchange Jews，” 565-68，576，585-86
excrement，100，167，244，299，307，319-20，444；diarrhea，182，212，320，423，564；“shit commando，” 319-20，564；used as fertilizer，100；used in torture，39，51，167
executions，6，22，137，216-25；of Bargatzky，136-39；Camp SS killers，270-74；collective，535；death squad，222-25；of escaped inmates，534-36；“euthanasia” program，240-58；first official execution of camp inmate，137；of Heinen，216-17；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of Jews，220-21；mass，218-25，266-67；mass shootings，266-67，271，272；mock，39；Nazi policy of，216-25；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of 1939-41，216-25；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56-61，546-53；of 1945，542-94；Röhm purge，79-83，89；of Soviet POWs，258-88，560；women and，228；see also deaths；specific methods
extermination policy，6，14，15，224，234；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56-61，553；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see also deaths；executions；mass extermination；specific camps and policies
eyeglasses，42，183，340，348，377

Fascism，39，58，620
family camp（Birkenau），358-59，458，538

Farge，446，475

Faust，Director，84

Faust，Max，346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615，618，619

Federn，Ernst，334

Fejer，Eva，457

Ferri，Luigi，527，528

Fighter Staff，448-50，475
films，6，10，372，373；camp，511-12；on KL atrocities，580，609，614；Nazi propaganda，6-7，77，572

“Final Solution，” 6，234，291，361，370，374，395，625，703n233；development of，291-302；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nesis of，289-33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63-64，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legacy of，595-626；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terminology，6；see also Holocaust
fingerprinting，39
flags，62，163，571

Flanders，492

Flensburg，584
flogging，39，54，55，105-107，114-15，133，149，221，223，227，346，366，648n198

Florstedt，Hermann，324，387，403

Flossenbürg，98，100，117，118，139，145，163-66，191，193，197，208，211，212，214，234，242，278，282，401，402，424，426，455，477，608，621，622，624；arms production，405；in 1945，561-62，568-69，571，577，579-80，585；prisoner relations，514，524，525；resistance，530-31；Soviet POWs executed in，266-67；T-4 selections，246，255
flowers，210，376
food，73，112，663n268；black market，211，380-83，486；cut rations，106，211，212，233，282，423，452；early camps，38，73；German crisis，423；hunger，210-13，225，229，231，233，249，282，287，320，345-46，348，382，476，498，531，535，543，561-64，567，569；Kapos，515，516，518；kosher，505；liberation and，598，599，772n12；in 1934-39 camps，119，120，124，128，131，167，176，182；of 1939-41，210-13，218，225，227，229，231，233，238，249，272，282，287；of 1942-43，298，320，339，345-46，348，351，366，380-83，412-13，422-23；of 1944，444，452-53，461，471，473，476，486，491；of 1945，543，558，559，561-64，567，585，587，598；packages，120，422-23，483，508，574，585；prisoner relations and，498，501，505，508，510，511，515；Red Cross，422-23，574，585；SS，360，367，376，381，396，562，583；theft，211，423，498；vouchers，412-13
forced labor，6，8，14，15，17，22，50，62，122，139，157-71，205-209，295，311，443，669n51，728n1，730n57，740n22；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46；Auschwitz，207，280-84，289-318，343-47；brick production，166-68，208-209，215，232；brothels，411-14，476；camp growth，414-18；children，356；civilian workers and，485-88，489；early camps，50，63，158；eastern European camps，325-30，365-69；economically pointless，159，160，174，215；economy，159-63，205-209，276-88，289-337，343-47，444-96；foreign，416-21，450；General Plan East，275-77；IG Farben，343-47，373；illness and deaths，167-71；Jews，174，182，289-332，325-30，334，343-47，392-443，447，458，460，486；in 1934-39 camps，106，120，125，132，133，157-71；in 1939-41 camps，204-209，213-16，227，232，276-88；in 1942-43 camps，289-322，325-30，334，343-47，392-443；in 1944 camps，444-96；in 1945 camps，579；public awareness of，480-83；punishment and，158-60；quarry camps，162-68，178，206-209，213-14，234，235，237，776n86；reducing labor rates，421-27；reward system，411-14；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hortages，408；slaves，343-47，410-27，448-57；Soviet POWs in，276-88；Soviet youths，417-18；SS Building Brigades，408-409，447，480，491；underground，444-47，448-52，474-74；women，132，133，227-28，477-78；see also slave labor；specific camps
foreign opinion，10，70-73，140，153-55，479，491-96；Allies and the camps，492-96，580，593；compassion fatigue，154-55；on early camps，70-73；on Holocaust，492-96，580；on KL system，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resistance，456，491-92
foreign prisoners，199-201，218，229-39，416-21，450；of 1939-41，199-201，229-39；of 1942-43，416-21；of 1944，450；NN，418；see also specific nationalities

Forster，Peter，136，140，145
fountain pens，379

Fraenkel，Ernst，32

Fraenkel，Siegbert，241，242，253

France，5，70，140，193，291，417，418，450，491-92，573，608，615，621；Allied landings in，571；declares war on Germany，217；Nazi occupation of，199，200，205-206；resistance，528

Franco，Francisco，200

Frank，Anne，565-66，567

Frank，Hans，200，278

Frank，Margot，565，567

Frankfurt，180，184，617

Franz，Wilhelm，77

Freemasons，90
freezing water experiments，431-32，440

Freikorps，25，110，161，193

French Jews，291，293，296，297，302，304，457

French prisoners，417，418，422，455，472，474，475，485-86，503，508，558，603

Frick，Wilhelm，87，91-94

Friedlander，Henry，243

Friedländer，Saul，17

Friemel，Rudolf，512
friendly fire，586-87

Frister，Roman，515

Fritzsch，Karl，203，268，374，473，731n65

Frohnecke，Bruno，522-23

Frommhold，Ernst，231
frostbite，212，244，473，543，550
fuel supply，451

Führer Cities，206

Fürstenberg，133

Fürstengrube，558

Galiński，Edek，536-37

Gandersheim，471，487

Gardelegen massacre，589

“Gas Chamber”（song），507
gas chambers，6，243，248，288；Auschwitz，267-70，296-97，301-304，307-18，338，339，347-53，359，371，447，454，456-61，493-96，537，545，553，626，703n233，707n44；Dachau，258；defiance at，537；evidence destroyed，581，767n198；first used in Auschwitz，267-70；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rman public opinion on，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Majdanek，321-24，331，381；Mauthausen，269；mobile，264，269-70，293；of 1945，568-72；Natzweiler，435；Neuengamme，270；passive victim myth，317-18；T-4 program，243-58，267，268；Ravensbrück，569-71；Sachsenhausen，270；Stutthof，552；Treblinka，325；Zyklon B，267-70，288，302，312，321，325，552，626，711n114

Gaschler，Josef，531
gas gangrene，433-34

Gebhardt，Karl，430，434，439，610

Geilenberg，Edmund，451，453

General Government，200，202，291-94，319-25，330，420；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camps，200，202，291-94，307，319-25，330-32，546-48；evacuation，546-48；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see also Poland；Holocaust

General Plan East，275-77

Genzken，Karl，111

German army，190-91，262，271，275，277；deserters，485，571-72；impending defeat，362，415，418，420，428，453，544，554；invasion of Poland，190-92；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1，274-75，286，

290，292；soldiers as camp guards，467-72

German Army High Command，259，262，281，569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619，620，621，622-23

German Jews，41-45，50-51，55-56，59-60，77，81，125，171-89，199，232，296，313，328，333，359，481，491，551，565-66，616

German language，509-10，520

German National Bank，379-80

German POWs，494

German prisoners，4，237-39，418，483，508，755n157；Kapos，237-38，508，519-20，530；of 1942-43，418，419；racism of，237-39

German public，10-14，63-70，75-78，100，479-96；awareness of KL system，10-14，63-70，75-78，100，136，152-53，243，250-58，261，264，374-76，447，479-96，587-90，609，625-26；civilian worker encounters with prisoners，485-88，489；early camps and，63-70，75-78；end of war，579-80，587-90，598-600；fatalism，491；fear of freed prisoners，598-600；fear of Left and criminals，64，67-70，490，588-90；fear of Red Army，560；final death transports and，587-90；gas chambers and，243，250，265，308，374-76，447，480-83；human experiments and，440；indifference and sense of victimhood of，152-53，471，479-96，588-89，598-600，615，625-26；memory of，614-26；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1934-39 camps and，100，136，152-53；1939-41 camps and，250-58，261，264；1942-43 camps and，374-76；1944 camps and，447，479-96；postwar responses to KL crimes，10-14，614-20；propaganda，75-78，152-53，358-59，482，490-91；satellite camps and，479-96；SS wives’knowledge of “Final Solution，” 374-76，488；treatment of Soviet POWs and，261

Germany，3-22；Allied bombing raids on，408，445，448，451；annexation of Austria and Sudetenland，139-40；anti-Semitism，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conscript army，126；decline of Weimar Republic，27；division of，583，612，613；early camps，23-78，123；end of World War Ⅱ，544，572-96；“ethnic Germans，” 362-63；food crisis，423；Hitler’s rise to power，24-30；Hitler-Stalin pact，226，237，327；Holocaust，289-337；impending defeat of Third Reich，362，415，418，420，428，453，544，554；interwar period，23-78，79-135；invasion of Soviet Union，258-59，271，274-75，286，290，292，293；modern，13；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1918 revolution，29，41，579；1923 putsch，81，158，179，205；of 1933，23-78；1933 elections，29；of 1934-39，79-135，136-89；of 1939-41，190-239，240-88；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44-96，546-51；of 1945，542-94；of 1950s-70s，615-18；of 1980s，618-20；postwar justice，606-14；postwar period，10-16，210，481，595-626；public awareness of KL system，10-14，63-70，75-78，100，136，152-53，243，250-58，261，264，374-76，447，479-96，587-90，609，625-26；unification（1990），623-24；World War Ⅰ defeat and aftermath，8，26-28，109-10，117，198，579

Gestapa，45，47，71，84，86

Gestapo，45，48，84，88，92，97，103，126，147，172，177，201，217，219，226，283，334，383，388，414，459，487；Himmler and，84，94-96；Kristallnacht，179-81
ghettos，19，122，235，521，576；Baltic，327-29；of 1939-41，235；of 1942-43，293，305-307，325，327-29，336，343；of 1944，456-57；of 1945，576；see also specific ghettos

Gideon，Wilhelm，401，402，403

Giering，Otto，128，665n312

Gɫadysz，Antoni，213

Gleiwitz，543，556，680n3

Globocnik，Odilo，293-94，322-25，330，379，724n231

Globocnik death camps，293-94，307，320-25，330-32，362，368，379-80；see also Belzec；Sobibor；Treblinka

Glogowski，Gertrud，176

Glück，Josef，463

Glücks，Richard，193-97，277，296，321，328，330，332，361-62，392，394，396-400，411，421，442，458，469，534，552，579，584，681n15；demise of，399-400，583，590-91；Holocaust and，303-304，317；as inspector of camps，193-97，202，207，243，262-65，278，285；leadership style，194-95；suicide of，591

Goebbels，Joseph，71，74，154，191，333，451，578；Kristallnacht，179-81

Goethe，Johann Wolfgang von，98，534
gold，198，248，334，379-80，387；dental，248，264，288，314，340，352，379，380，381，387，515；watches and pens，379

Goldmann，Ernst，55，56

Gorgass，Bodo，252

Göring，Hermann，30-31，46，67，84，87-90，142，144，154，171，187，390，409；early camps and，46-48，52；Prussian camp model，46-48；trial of，609

Göth，Amon，368，375，381，387，609

Göttingen，33

Gottschalk，Rudolf，252

Grabner，Maximilian，388-89，530，609，727n290

Gradowski，Salmen，355-56，538，540
granite，162-66，206-209，213-14，237

Grawitz，Ernst，265，311，429-30，439，442

Great Britain，5，10，71，140，143，153，491，528，605，606，608，615，621；BBC，496，552；bombing raids on Germany，408，445，448，451，495，586，587；declaration of war on Germany，217；German bombing of，450；intelligence，492-94；liberation of camps，577，580-81，592；press，77，481，493，496；relief effort after liberation of camps，598-602；South African War concentration camps，6-7；views on KL system，492-96

Great German Art Exhibition（1941），481

Greek Jews，291，304，351，354，378，457，515

“green” Kapos，521-25

“greens，” criminal，127，144-47，150，164，254，350，427，483，521-25，536，623，756n188；see also criminals
green triangles，see “greens”

Grodno，355

Groeneveld，Alfred，490

Gross，Karl Adolf，525，756n195

Gross-Rosen，204，205，207-208，213，242，278，330，333，363，401，403，523，547，594，616，684n95，756n184；evacuation of，554，556-58；satellite camps of，451，478，486，762n79；Soviet POWs executed in，267，273，281，282，283；T-4 selections，246，248

Grotewohl，Prime Minister，620

Grünewald，Adam，403，722n179，721n292

Grünwiedl，Martin，67-68，78

Grynszpan，Herschel，179
guards，3-5，8，17-18；Auschwitz，203，267-70，280-84，289-318，338-60；Buchenwald，136-39，178-89，196-98，219-21，230-31；Camp SS，100-18，138，155-57；Dachau，53-63，77-83，107，117-18，138，156，174-76，197；Death’s Head SS，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discipline of，104-108，113，197-98，272，383-89；early camps，38-78；Emsland，46-52；execution policy，216-25；gender relations，364-65；hierarchies，100-18；Kapo system，122-24，150，512-27；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in 1934-39 camps，79-135，136-89；in 1939-41 camps，196-239，240-88；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411-14；in 1944 camps，444-96；in 1945 camps，542-94；as “political soldiers，” 101-18，131；prisoner resistance to，527-41；recruitment and training，40，109-11，138，155-57，196-97，361-63，467-70；response to escapes，534-36；Sachsenhausen，216-25，230-32，262-65；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x with prisoners，366，721n155；soldiers as，467-72；SS routines，360-76；violence，365-71；women，18，134，220，228，339，364-65，468-69，477，614-15；see also Camp SS；specific camps and guards；SS

Guard Troops，SS，86，93，108-12，117，118，155-57，161，196-98，361-63，409，468，658n148；foreigners in，361-63；recruitment and training，109-11，155-57

Gulag，8-9，146，168，188，226-27，485，603，605，664n278

Güntsche，Fritz，479

Gürtner，Franz，88，89-90，94，138，145，217

Gusen，19，208，215，235-37，253，257，369，577，580，592，695n70

Gussak，Adolf，165

Guttenberger，Elisabeth，462-63

Gypsies，19，148，149，164，165，236，358，375，416，419，461-64，500，528，605，618，622，743n83；in Auschwitz，416，423，436，437，461-64

Haas，Adolf，401

Habsburg Empire，202

Hackmann，Hermann，386

Hague，The，605
hair，39，412；industrial use of，377，378；shaved，39，118，229，313，377，378，462，510，514，663n261

Halle，64

Hamburg，51，128，142，203，206，207，468，570，623

Hamburg-Fuhlsbüttel，35，656n120

Hammelburg，266

Hammerstein，263
hanging，6，34，60，137，140，363，432，490，512，517，529，535，536，568-69，570，608，609，612，613；of Bargatzky，137，140
hanging，from post，106，107，127，133，424

Hanover-Misburg，475，486，489

Hanover-Stöcken，408

Hart，Kitty，378

Hartheim，247，454

Hartinger，Josef，56-57

Hassebroek，Johannes，104，616

Haubner，Hermann，561-62

Haulot，Arthur，497，562，613

Hayes，Peter，298

Hebertshausen，266

Hebold，Otto，241-42

Heilbut，Fanny，336-37

Heilmann，Ernst，42-43，44，51，64，65，70，97，130，189，221

Hein，Wincenty，444

Heinen，Johann，216-17

Heinkel，407-408，409，452，471

Heinrich，Ilse，598

Heissmeyer，Kurt，619

Hejblum，Erko，315

Hereditary Health Courts，150-51

Herero，7

Herman，Chaim，351，482

Herrmann，Simon Heinrich，336

Herskovits，Eva，437

Herzberg，Abel，566，567，568

Herzogenbusch，305-306，336，368-69，517；evacuation of，546

Hesse，60

Hessel，Stéphane，528-29

Heuberg，159

Heyde，Werner，58，150，240，243，245，246，249-51

Heydrich，Reinhard，52，80，84，86，148，149，154，177，180，185，190，192，199，200，216，219，260，278，295-96，483，677n251；assassination of，293，302，332-33，434

Himmler，Heinrich，5，7，19，31，32，50，52-60，69，75，77，80，125，755n157，767n202，768n202；anti-Jewish policy，173-89，200，229-39，254-55，370，436-39，483，485；apocalyptic worldview of，90-92，201；arms production and，392-94，445-55，579；Auschwitz and，207，303，310，311，315，342，360，373，709n68；background of，52-53；building plans，275-77，403-404；Camp SS and，100-18，138，155-57；as commander of reserve army，393；corruption and，376-91，727n292；courts and，88-90，93-96，138-39；criminal police and，144-51；Dachau and，52-63，83，91，174；“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368；dominance over Prussian police，84-86；Eicke and，102-105，262；end of war，572-94；escapes and，534；“euthanasia” program and，243-46；execution policy，216-25；fastidiousness of，102，244；on female prisoners，227；on food，422；forced labor and，157-71，207-209，276-88，289-337，392-93，669n51；General Plan East，275-77；and Gestapo，84，94-96；Hitler and，92-96，217，275，405，573；homophobia of，127-28；human experiments and，427-43，573；impending defeat and，420，428，572-76；inspections of camps，59，99，102，163，196，204，207，208，218，244，289-91，297，332，385，392-93，445，709n68；Kallweit murder and，136-39；Kapo system，122-24，517-18，524；last meeting with Camp SS leaders，584，590；military ambitions，155-57；model camp created by，52-63，91；mysticism of，204；Niederhagen folly of，204-205；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 camp system，84-86；party career of，52-53，94-96；“path to freedom” slogan，100-101；pogrom and，179-89；Pohl and，392-94；on public awareness of KL system，490；prisoner relations and，509；pursuit of deal with western Allies，572-76，579；as Reich minister of the interior，393；rise to power，94-96，138-39，196；Röhm purge and，80-83；sexual repression of，432；slave labor and，411-27；social outsiders pursued by，139-57，164-66；Soviet POW executions，258-88；SS taken over by，53；suicide of，591；underground camps and，445-47，448-52；vision for KL system，90-92，201，422，451-52；visits to Auschwitz，207，289-91

Hindenburg，Paul von，67，83

Hinzert，198，683n87，684n87，731n65

Hirsch，Fredy，359

Hirt，August，439

Hitler，Adolf，4，5，6，61，140，501，568，602，617，626，767n198；anti-Semitism of，177，179-81，220，274-75，479；appointment as chancellor，24，26，27，28；arms production and，393，445；assassination attempts against，220，455-56，491；in Berlin bunker，572，579；Berlin Olympics and，96-97；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450；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and，291-302；early camps and，24，26-45，46，48，60-63，70-74，77；elation over early war victories，224；end of war，572；“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492-96，580；as Führer and Reich chancellor，83；General Plan East，275-77；Himmler and，92-96，217，275，405，573；human experiments and，429；hysterical rages of，28，81，274，572；impending defeat，415；invasion of Poland，190-92，198-99；KL system and，92-96，415-16，467；Kristallnacht，179-81；Mein Kampf，158；moustache，116；myth，82-83；1923 putsch，81，158，179，205，647n193；1934-39 camps and，79-83，87-88，92-96，107，109，149，156；1944 failed bomb plot on，455-56，491；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4-75，286，292；in Paris，205-206；rise to power，24-30，82-83；Röhm purge，79-83，89；SA “plot” against，80-81；scorched earth order，578；self-image of，92-93，655n85；Speer and，162，206，393，406-407；suicide of，274，573，584；terror of 1933，26-45；underground headquarters of，450，572；utopianism of，274-75；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74-76，436；worldview of，274-75；World War Ⅰ defeat and aftermath，26-28，198-99

Hitler Youth，109，170，223，589

Hochlinden，191

Hoechst，435

Hofbauer，Franz，381

Hohmann，Max，273

Hohnstein，72，85，89，93
holidays，129，174；SS，273

Holleischen，592

Hollerith technology，453

Holocaust，6，14，15，22，203，210，234，279，288，625；Auschwitz and 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nesis of，289-33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63-64，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legacy of，595-626；literature of，11，12，13；memory，10-16，19-21，292，494-96，545，605-606，614-26；of 1942-43，289-337，338-91，392-43；of 1944，456-61，553；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survivors，595-626；terminology，6；T-4 program shift to，256-58；see also crematoria；“Final Solution”；gas chambers；Jews；specific camps

Holocaust（miniseries），12

Holzlöhner，Ernst，440
homosexuals，4，14，618，627；Kapos，515，520；prisoners，127-28，199，223，484，503，520，665n309，733n129；Röhm，82，127

Hoppe，Paul Werner，401，402，557，584

Horvath，Hermine，463，605

Höss，Hedwig，371-75，552

Höss，Rudolf，110-12，114，115，122，145，157，161，175，191-92，195，216，218，221-22，236，291，300，322，348，370，399，400，401，455，458，492，509，559-61，570，573，584，590，626，721n155；as Auschwitz commandant，203，268-70，282，289-337，361-68，388，396，458-61；death of，609；family life in Auschwitz，371-76；as head of department D Ⅰ，396-97；rise to power，110-12；trial of，609

Hössler，Franz，309

Hoven，Waldemar，435，609，727n290

Hradil，Adam，368

Hübner，Gertrud，66

Hübsch，Alfred，211，212，244
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532，573，605，619；air pressure，427-28，430，431，440；cocaine，435-36；Kapos and，525-27；malaria，433，440；Mengele and，436-38，440，442，443，605；phosgene，435，616；Polygal，432；public awareness of，440；sexual，431-32；sulfonamide drugs，434-35，440-41；on twins，437，442，443；typhus，435，441；victim swaps，503；water，431-32，440，606
humor，68-69；about camps，68-69，271，510；gallows，429；prisoner，510，530；SS，271，365，372，429

Hungarian Jews，291，355，377，388，413，421，442，447，457-61，463，473-74，476，478，479，485-86，489，496，506，512，538，603-604，742n73，743n83，750n268

Hungary，16，291，362，437，457，494，506
hunger，210-13，225，229，231，233，249，282，287，320，345-46，348，382，476，498，531，535，543，561-64，567，569；see also food

Hussarek，Paul，518

Hussels，Jupp，372

Hüttig，Hans，731n65

IG Farben，58，207，248，289，334，343-47，407，409，440-41，453，495，616，621；forced labor，343-47，373，523；Monowitz，344-47；postwar trial，609，612

Ihr，Jakob，230

IKL（Inspectorate of Concentration Camps），86，97，98，101，103，111，131，134，162，193-95，205，247，256，265，276，278，296，298，656n120，705n9
illness，41，168-71，224，396，424；in Auschwitz，299，310，338-40，347-49，368，383，423-24，436-39，452；in 1934-39 camps，168-71，182；in 1939-41 camps，212-13，222，240-58，282-83；in 1942-43 camps，299，320-21，338-40，370-71，423-24；in 1944 camps，445，452，454，462，466，473；in 1945 camps，543，545，559，561-64，567-68；see also disease；doctors；infirmaries；invalid prisoners
indifference，German，152-53，471，479-96，588-89，598-600，615，625
industry，58，207，248，343-47，486，740n22，741n37；aircraft，445，446，448，450，452，453-54，471，488；arms production，392-94，403-10，448-57，486-87，579；chemical，207，248，267-70，621；civilian worker encounters with prisoners，486-87；forced labor for IG Farben，343-47；of 1944，448-57，486-87；pharmaceutical，440-41；postwar，616-17；SS and，343-47，405-10，448-57，486-87，545，579；underground relocation，444-47，448-52，472-74；see also specific industries
infirmaries，111，119，124，169-71，212-13，216，218，221，233，282，424，467，472，686n137，691n277；Auschwitz，310，338-43，348-49，367，371，423-24，436-39，452，525-27，545；“euthanasia” program，240-58；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605；Kapos in，524，525-27；of 1945，564，567；prison relations，500，503，511，514，524，525-27；see also disease；doctors；illness；invalid prisoners；specific camps

Inquisition，106
insignia，62，119，417；black triangle，149-50，413；colored triangle system，119，125-27，129，144-49，214，254，483，521-25，623，770n246；green triangle，127，144-47，150，164，254，350，427，483，521-25，536，623；Kapos，521-25；prisoners，119，125-27，129，144-49，214，254，336，521-25，623，664n293，770n246；SS，62，113，125，163；red triangle，see political prisoners；swastika，130；yellow star of David，172，253，336，379，456
inspiration，for Nazi camps，6-9，61-62

“The International，” 126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358，422-23，457，573-75，585
interwar period，23-78，79-135；1933 camps，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
invalid prisoners，150，182，199，212-13，222，224，240-58，362，423-24，695n75，697n108；Auschwitz，299，310，311，316，338-40，347-49，368，423-24，436-39，452；Dachau，243-50，258；“euthanasia” program，222，240-58；of 1934-39，168-71，182；of 1939-41，199，212-13，222，240-58，282-83，288；of 1942-43，299，338-40，347-49，423-24；of 1944，452，454-55，462，466，473；of 1945，545，557，558，561-64，567-68，580，582

Israel，12，604，606，610，616，776n90

Italian Jews，457，527

Italy，11，273，291，304；Fascism，39，58

Itzkewitsch，Ferdinand，252-55

Iwes，Hendrikus，445

Jahn，Rudi，619

Jakobovics，Jenö，474

Jakubovics，Vilmos，473

Jankowski，Stanisɫaw，297-98，305

Jehovah’s Witnesses，4，126-27，129，132，133，218，372，492，504，532，627，665n308，758n231

Jesenská，Milena，500-502

Jew Companies，44-45

Jews，4，6，12，14，15，16，19，32，41，43，60，71，90，122，154，171-89，229-39，243，270，413，419，563-68，625，644n104，644n107，674n189，706nn18-27，739n264，742nn64-65，767n189；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arrival in Auschwitz，307-12；“asocial，” 177-78；in Auschwitz-Birkenau，286，288，289-318，338-60，388，530，608n44，707n44；in Bergen-Belsen，335-37，565-68；blackmail of，183-84；in Buchenwald，173，178-89，220-21，230-34，252-55，334，678n274，695n79；children，354，355-60，527，542-45，572，604；circumcision，260；comradeship，183；“criminal，” 148，178；in Dachau，55-57，60，77，140，174-77，179，180-84，233-34，238，677n251，677n266，678nn274-75；in early camps，41-45，50-51，55-57，60，77；emigration，171，172，179，185，575-76，596，604-605；in Emsland，50-51；“exchange，” 565-68，576，585-86；forced labor，174，182，289-322，325-30，334，343-47，392-443，447，458，460，486；holidays，129，174；as “hostages，” 335，575-76，585-86；human experiments，436-43；intelligentsia，260；invalid prisoners，253-55，338-40，347-49，368，436，695n75；Kapos，174，176，346，350-53，520-21，523；Kristallnacht，179-89；latrine squads，44，174，319；looted possessions of，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in Majdanek，319-25，330-32，344，348，353，427，454；memorials and，620-26；in 1934-39 camps，81，90，125，129，140，148，171-89；1938 mass arrests，176-79；in 1939-41 camps，200，220-21，229-39，252-55；in 1942-43 camps，289，325-30，337，338-60，365-69，436-39；in 1944 camps，456-61，474-76，485-86，493-96；1945 evacuations of，542-94；“November，” 181-89，697n304；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orthodox，504，505；passive victim myth，317-18；pogrom of 1938，179-89，678nn285-86，679n304；postwar，603-606，620-26；prisoner newspaper，502；prisoner relations，500，502，504-506，509，512；“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elease of，184-86，232，483，572-76；in Sachsenhausen，173，174，180，181，182，185，230-33，236，263，265，332-35；in satellite camps，329，447，457-58，464，470，473-79，548-51；seclusion of，175-76，182-83；selections，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514，549-52，568-72，576-94，710n88；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537-41，606，607；suicides，184，234；survivors，11，595-626；T-4 selections，252-55；torture of，174，177，181，220，229-39，436-39；transports，180-81，234，290，291，296，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42，447，454，456-61，540，553，576-94，707n44；women，172，176，181，220，229，255，297，299，307-18，338-40，353-55，364，438，455，459-61，477-79，506；yellow star of David，172，253，336，379，456；see also specific nationalities

“Jew Song，” 173

Jochheim-Armin，Karl，777n126

Johst，Hanns，275

K.，Wilhelm，484-85

Kahn，Arthur，55，56

Kahn，Erwin，5，55，56

Kaindl，Anton，332，396，397，401，402，403，584，608，731n65

Kaiserwald，328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Berlin，436，437，440

Kajzer，Avram，523，554

Kaldore，George，506

Kalk，446

Kallweit，Albert，136-39，150，171

Kaltenbrunner，Ernst，573，583，609

Kalvo，Haim，515

Kalvo，Juda，753n121

Kammler，Hans，279，286，296-97，304，314，360，394，449-51，458，579，771；underground camps and，448-53

Kapacki，Franc，235

Kapos，18，77，119，122-24，129，130，150，167，203，205，208，211，212，213，231，246，252，264，274，361，382，470，475，497，503，506，510，511，512-27，563，569，612-13，624，756nn180-84；Auschwitz，298，346，350-53，500，512-27，756n180；block elders，123-24，513；brothels and，412，413；Buchenwald，122，123，517，526，529；camp elders，124，129，221，368，506，516，517，518，521，600；clothing，514；Communist，129-30，503，521-25，528；corruption，515-19；criminals as，150，346，350，521-25；Dachau，514，516，517，524，525，526；development of system，122-23；doctors，170，525-27；functional groups of，123-24；German，237-38，508，519-20，530；“green，” 150，346，350，521-25；hierarchies，519-21；insignia，521-25；Jewish，174，176，346，350-53，520-21，523；last death transports，578；medical，525-27；morality of，516-19，612-13；political prisoners as，124，129，130，516-19，521-25，528-29；postwar justice and，606-14，617；power and privilege，513-16；prisoner relations，512-27；“red，” 521-25；satellite camps，513，521；selections by，514，525-27；as “self-administration，” 124；sex，515，520；terminology，122，638n74；as torturers and murderers，514，517，518，522-27；women，131-32，516-17，519，520；work supervisors，123

Kapp，Karl，516-19，754n128

Karaganda，226，227

Karoɫewska，Wɫadislawa，433-34

Kašák，Karel，233-34，250，258，390

Kasaniczky，Johann，363

Kassebaum，Magdalene，126

Kassel，490

Katz，Delvin，77

Kaufering，6，450，475，476，478，502，551，571

Kaufmann，Karl，35

Kautsky，Benedikt，381，505，521-22，755n171

Kemna，65，68

Kendall，Kopel，606

Kershaw，Ian，217

Kersten，Felix，573

Kielar，Wiestaw，203，236，508，511，512

Kislau，656n120

Klee，Ernst，441

Klein，Fritz，310

Klemperer，Victor，10，69，75，481

Kɫodziński，Stanisɫaw，529

Klooga，6，328，348，548，549，550，571；massacre，548

KL，as acronym，5

KL system，3-22；Allied bombing of，576，585-86，592；as Allied internment camps，595-96，620-21；Allies and，492-96，576，580，585，593-96；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96；atrocity rumors，76-78，172，175，229-30，482，579-80，615，655n80；brothels，411-14；Camp SS，100-118，138，155-57；classification scheme，214；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94-98，400-403；“copied” from British camps，6-7；courts and，88-90，93-96，698n196；Death’s Head SS，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104-108；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early camps，4-5，23-78，123；Eicke as inspector of，83-89，93，94，97-118，131，132，136-37，143-45，150，154-57，160，163，169，175，184，192-96；Eicke’s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84-86；emerging personnel policy，117-18；end of war，572-94；escape，532-37；“euthanasia” program，240-58；evacuations，542-94，767n202，768n202；execution policy，216-25；expansion of，134-35，136-89，192，201-205，414-18，446，455-58；final collapse of，576-94；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76-88，289-332，325-30，334，343-47，392-443，444-96；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foreign prisoners in，199-201，218，229-39，416-21，450；formation of，79-135；functional design，98-100；funding of，93，134；in General Government，200，202，291-94，307，319-25，330-32，546-48；genocide and，318-37；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10-14，63-70，75-78，100，136，152-53，243，250-58，261，264，374-76，447，479-96，587-90，609，625-26；Glücks as inspector of，193-97，202，207，243，262-65，278，285；Guard Troops，108-12，117，155-57，196-98，361-63；hierarchies，100-135，214；Himmler model，52-63，90-92，201；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573，605；incriminating evidence destroyed，550，581，767n198；industry and，343-47，405-10，448-57，486-87，545，579；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Kapos，18，122-24，150，512-27；legacy of，595-626；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432，276nn278-84；memorials，620-25；memory and，10-16，21，292，494-96，545，614-26；mid-1930s official image，151-52；military ambitions and，155-57；multifaceted nature of，15-16；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new model camps，96-100；1933 camps，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1939-41 camps，190-239，240-88；1942-43 camps，287，289-337，338-91，392-443；1944 camps，444-96，546-51；1945 camps，542-94；1950s-80s public views on，616-20；“November Jews” and，181-89；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overcrowding，202，210-11；pogrom and，179-89；Pohl as head of，162，291，301-304，360-61，392-443，446，460，464，554-61；in Poland，198，202-203，219，278-84，289-337，338-91；postwar justice for war crimes，606-14；precedents，6-9，61-62；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prisoner resistance to，127-30，527-41；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reward system，411-14；Röhm purge，79-83，89；roots of，60-63；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crecy，99-100，153，481-82；of September 1939，187；slave labor，410-27，448-57；social outsiders in，139-57，164-66，199；Soviet POWs，258-88，560；SS routines，360-76；state threat to，86-90；of summer 1935，94-95，95，96；of summer 1944，326；terminology，5，635n9；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uprisings，537-41；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women’s camps，131-35，143，201，226-29，297，353；WVHA absorption of，393-410；see also barracks；Camp SS；compounds；conditions；deaths；guards；prisoners；satellite camps；specific camps，groups，and organizations；torture

Knittler，Martin，285

Knödler，Magdalena，34

Knoll，Christof，613

Knöller，Helmut，492

Koch，Ilse，385，387，615，618

Koch，Karl Otto，108，117-18，137，138，197-98，205，235，265，319，385-87，401，402；corruption case against，385-87；death of，387；execution policy，219-21；extravagance of，198；leadership style of，197-98，220

Koch，Robert，433，441

Koegel，Max，228，251，401，403

Kogon，Eugen，12，125，159，529，605

Kohn，Armand，443

Kohn，Georges，443，570，619

Kohnstein，444-47

Koker，David，517

Kolacek，Josef，165，166，186

Kola-Fu，35-36，38

Kolbe，Maksymilian，535

Kolberg（film），572

Konzentrationslager，see KL system

Köpenick，30

Koretz，Arieh，567，570

Korewina，Helena，521

Kovno，328-29，415，547，549，714n173

Kozlowieki，Adam，244

Kozlowski，Ella，489

KPD（Communist Party of Germany），24，27，31，40，41，56，67，76，95，128-31，199，226，526，619

Krakow，200，202，609

Krakow University，200，483

Kramer，Josef，401，402，439，561，567-68，570，581，608，610，612

Krebsbach，Eduard，349，549

Kremer，Johann Paul，312，338-40，367，371，383，481，609，774n68

Kreuzberg，36

Kristallnacht，179-89

Kristan，Bernhard，370

Kruk，Hershl，548，549

Krupp，405

KTI（Criminal Technical Institute），269

Kulikow，Anatolij，587

Künstler，Karl，118，401，402

Kupfer，Edgar，12，13，20，411，418，423，476，485，586，593-94，595，596-97，616

Küsel，Otto，523

Kutno，550
labor，see economically pointless labor；forced labor；slave labor
labor action leaders，276-77，310，362，400，730n57

Ladik，Grigorij，260

Lagedi，549

Lammers，Hans Heinrich，217

Landsberg，608，613

Langbein，Hermann，426

Langefeld，Johanna，228，232，297，364

Langer，Lawrence，311

Langfus，Lejb，307-14，317，539

Langhoff，Wolfgang，48-49，50，87，99，122，123，130
languages，prisoner，351，506-509，752n65

Laqueur，Renata，599，603

Lasker-Allais，Renate，349
latrines，24，38，44，75，167，212，225，285，462，510，567；cleaning，44，127，174；disease and，170；suicides，85，176；underground，472

Latvia，5，327

Lauenberg，556-57

Laurahütte，306，559

Lauwe，Marijo Chombart de，575

League of Nations，70

Lebedev，Benjamin，281

Lechenich，Jonny，523

Left，4，14，24-26，40-45，60，64，69，92，122-26，151，152，503-504，522；conflicts within，130-31；German fear of，64，67-70，490，588-90；1933 terror against，27-31，40-45；in 1934-39 camps，79-83，87-94，122-31，139；in 1939-41 camps，199-201，237；in 1944 camps，455，484-85；of 1945，568-70；pamphlets about early camps，67-69；see also Communists；political prisoners
legal system，see courts

Lehmann，Arthur，305，306，597-98，600，602，603

Lehmann，Gertrude，597，598

Lehmann，Günther，435-36

Lehrburger，Karl，44

Leibstandarte，81，110

Leipzig-Schönefeld，478

Lenard，Dionys，319-20，505

Lengyel，Olga，310，354
lethal injections，222，236，243，257，258，267，283，347，349，437，441，525，526，535，568
letters，prisoner，121-22，482-83；blackmail，175-76；censored，482；mail embargo，176；secret，352-53，482-83，487，535

Levi，Primo，11，12，17，19-20，209，316，344，345，350，351，355，382，457，486，499，500，501，505，506，510，516，522，605；If This Is a Man，11，12

Levy，Ludwig，72

Lévy-Hass，Hanna，565，566

Lewental，Salmen，352，529，539
liberation，3-4，9，10，17，21，210，292，545，576-94，595-602，607，608，620，621；of Auschwitz，10，292，545，558，624；early days of，595-602；media coverage，10，17，580，593；memory and，10-16，605-606，620-26；relief effort，598-602；see also specific camps
libraries，camp，121，512
lice，212，244，320，349，383，473，510，551，561，566

Lichtenberg，Bernhard，126，665n303

Lichtenburg，47，51，65，84-85，93，98，100，117，121，127，143，144，145，627n122，669n51；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84-85；women in，132-34，181

Liebehenschel，Arthur，194，256，285，298，384，395，397，400；as commandant of Auschwitz，397，458；death of，609；demise of，458-59，742n70；trial of，609-11

Lieberose，557，563，571，620

Lingens-Reiner，Ella，526

Linz，206，485

Lippert，Michael，59，79，80，117
literature，Holocaust，11，12，13

Lithuania，5，327，328，329

Litten，Hans，29，41-45，47，52，65-67，68，71，88，98，121，154，159，175，642n54，644n104；death of，176

Litten，Irmgard，65-66
living space，Nazi concept of，5，50，274-75，279-80

Lodz，293，307，457，530，714n183

Lolling，Enno，396，400，573，584，591

London，25，492，493

London Times，72，493

Loritz，Hans，86，116-18，185，262，263，383-85，389，401，402，487，612，731n71；as commandant of Dachau，116-18

Loslau，556

Lower Silesia，204，267，450

Lübeck，35，132，584，587

Lublin，278，279，293，294，320，321，322，330-32，385

Lucas，Franz，572，766n160

Luckau，96

Ludolph，Erna，132-33

Ludwigshafen，58

Lukawski，Victor，235

Lüneburg，608

Lütjenburg，471

MacDonald，Ramsay，71
machine guns，4，8，49，81，94，137，155，157，331，537，560，569，589，593，625

Machnew，Aleksander，584

Magdeburg，172，489，589，596，619

Magnussen，Karin，437

Mahl，Emil，350，514

Majdanek，278-84，286，287，293，296，318-25，333，339，343，347，356，357，370，378-82，401，402，419，420，423，426，427，454，459，609，703n231；Action “Harvest Festival，” 330-32；barracks，319-22；conditions，319-25，330-32，344，353，364-65；corruption，378-82，385，387；escapes，385；evacuation of，546-47，553，580；forced labor，319-22，344；foreign opinion on，494-96；gas chambers，321-24，331，381；Jews in，319-25，330-32，344，348，353，427，454；prisoner relations，505，520；trial，617-18

Majewicz，Stanisɫaw，589
malaria，343；experiments，433，440，611

Malsen-Ponickau，Baron von，54

Manchester Guardian，70

Marczyński，Józef，219
marriages，prisoner，512

Marseilles，420

Marxism，28，31
mass extermination，6，15，41，168，240-88，626；Camp SS killers，270-74；“euthanasia” program，240-58；foreign opinion on，492-96，580；German public awareness of，63-64，243，250，264，308，374-76，447，480-83；Holocaust，289-337；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mass shootings，266-67，271，272；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1941 transition to，240-88；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56-61，553；of 1945，542-45，553，561，568-72，585-86；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of Soviet POWs，258-88，560；see also “Final Solution”；Holocaust
mass graves，265，284，314，319，561，614
mass shootings，266-67，271，272；of 1945，568-71，591
masturbation，39

Masur，Norbert，576

Matthäus，Jürgen，173

Maurer，Gerhard，399-400，409，425，452，491，584，586，590，611，730n53，730n57

Mauriac，François，15

Mauthausen，11，19，98，139，145，163-66，193，200，203，208，211，214，215，276，278，283，336，369，401，409，415，419，426，441，454，485，532，543，547，549，559，563，575-76，577，580，581，592，605，608，674nn194-96，691n277，760n5；brothel，412；“Bullet” prisoners，569-70；gas chamber，269，553；Jews，234-37，575；memorial，622；prisoner relations，510，515，519，527；resistance，532，534-35；satellite camps，446，449；Soviet POWs executed in，265；T-4 selections，246，247；see also Gusen

Max Planck Society，440

Mazower，Mark，625

Medryk，Danuta，348

Meier，Gretel，480

Melk，449

Melmer，Bruno，379
memorials，13，620-25；Auschwitz，621-22，624；Buchenwald，620-24；Dachau，622-23，624-25；Mauthausen，622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Berlin），624
memory，10-16，19-21，292，545，595，605-606，614-26，760n17；of German public，614-26；history and，10-16，21，292，494-96，545，614-26；memorials，620-25；of 1950s-70s，479，616-18；of 1980s，618-20；survivors and，10-16，19-21，292，494-96，545，605-606，614-26；testimonies，10-13，16，19-21，85，209，292，494-96，606；unification and，623-24
men，39，228-29；in Auschwitz，299，309-11，316，354-55；brothels and，411-14；in Camp SS，safe from front line，367；daily lives of，354-55；desexualization of，354；hair，118；homosexuals，127-28，484，515，520，665n309，733n129；masculinity undermined in camps，78，354；prisoner relations，501，536-37，746nn148-49；prisoner worlds，118-31；“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ape of，515；SS masculine identity，102，109，113-15，127-28，133，272；sterilization of，150-51，245，438-39；survival rates，477；torture methods used on，39；“work-shy，” 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

Mengele，Josef，21，371，436-38，440，442，461，525，605，613；escape of，613

Mennecke，Friedrich，240-47，248-55，257，613，694n47，694n64，695n79，776n98
mental asylums，57，58，150，242-43，253；
mentally ill prisoners，150，182，222，243，424；“euthanasia” program，243-58；sterilization of，150-51

Messerschmitt，405

Mettbach，Anna，423

“Mexico，” 461，553

Meyer，Konrad，275

Michael，Gotthold，386

Michalowski，Leo，431

Michelet，Edmond，603
military routines，4，73，109，119-20，132，134，152，155，158，221，349，401；in early camps，62-63

Minderlein，Karl，272

Ministry of Propaganda，74

Minsk，263

Minz，Erich，68

Minzberg，Shmuel，547

Missler，76

Mitron，Henrika，357

Mittelbach，Dr.，45

Mittelbau，447

Mɫawa，307，309，310，311

Möckel，Karl Ernst，366
mock executions，39

Moll，Otto，313，366，459，461，571，610，765n77

Mommsen，Hans，22

Monowitz，289-90，341，344-47，366，382，407，412，446，487，491，495，515，533，558，609，616，742n64；forced labor，344-47；IG Farben，344-47；1944 complex，341
moor cultivation，50，158，159

Moravia，140，205，486

Morgen，Konrad，386，387-89，726n279，727n290

Moringen，33，126，174，176，666nn327-28；women in，131-32，143

Moscow，226，286

Mühldorf，450，491，551

Mühlgraben，551

Mühsam，Erich，29，41-45，47，62，65，66，69，85

Mühsam，Kreszentia，66，85

Muhsfeldt，Erich，321，585，609

Mulin，Josef Henri，455

Müller，Filip，301，352，541，709n68

Müller，Heinrich，261，303，420，573

Müller，Wilhelm，147，186，670n80

Mülsen St.Michelin，531

Munich，3，24-25，31，40，54，60，65，67，74，81，141，206，407，481，489，595；Bürgerbräukeller bombing，220；1919 uprising，29，42

Munich conference（1938），140

Munich Soviet，25

Murr，Wilhelm，30

Murrow，Edward R.，17

Muselmänner，209-10，243-44，256-58，348，454，502，512，565，582，785n117
music，372，699n144；camp orchestras，121，198，460，506-507，511；prisoner，121，122，129，198，460，506-507，511；SS，372

Muslims，260

Mussolini，Benito，58
mustard gas，429
myth of ignorance，63-64，615，618

Nama，7

Namibia，7

Nansen，Odd，16，542，543，544，563，574，575

Narva，357

Nathorff，Erich，185

Natzweiler，204，205，207-208，287，401，435，439，451，459，489，602，616，621，684n95，698n130；evacuation of，546，559，580；human experiments in，435，439

Naujoks，Harry，124，128-31，160，189，221，237，242，271，525

Nazi Party（NSDAP），27，30，134，222；establishment of，24，27

Nazism，5，6-7，14，22，27，40；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482，579-80，615，655n80；Berlin Olympics，96-97；“blood and soil” doctrine，50；blurring between state and party，30-31；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counterterrorism，” 418；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early camps，23-78，123；end of war，572-94；“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ading confidence in victory，362，415，418；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formation of camp system，79-135；Hitler myth and，82-83；Hitler’s rise to power，24-30；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605；ideology，28，29，50，62，107，109，114，141，369-70，376，415，474-76，549，611，625；Janus face of punishment，104-108；Kristallnacht，179-81；leaders’elation over early war victories，224；legacy of，595-626；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masculine identity，102，109，113-15，127-28，133，272；1923 putsch，81，158，179，205，647n193；popular appeal of，27-28；postwar justice for war crimes，606-14；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racial science，427-43；rituals and symbols，62，113，125，130；Röhm purge，79-83，89；roots of camps，60-63；terror of 1933，26-45；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see also leaders，divisions，and ideologies

Nebe，Arthur，442
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333，552

Neff，Walter，246，526
neo-Nazis，617

Netherlands，5，71，199，205，234-35，305-306，450，565-66

Neu-Dachs，513

Neuengamme，195，203-204，205，207，214，237，242，246，255，261，270，278，403，419，443，570，574，577，584，587，619，621，623，684n95，698n130；arms production，405，406，408；liberation，577；prisoner relations，498，506，511；satellite camps，446，468，470，471，474，475，488，532

Neufeld，Michael J.，454

Neuhammer，267

Neuhoff，Chaim，538，539

Neumann，Heinz，226

Neusustrum，49，52，88
newsreels，10，64，73

New York Times，The，71，593

NGOs（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11

Niederhagen，204-205，335，401

Niemöller，Martin，154-55

“Night of the Long Knives，” 80-83
nighttime raids，114，424

Nitsche，Hermann，246，249-51

NKVD，8-9

NN prisoners，418

Nohra，45-46

Noma，462

Nordhausen，445，586

Normandy，450

North Africa，420

Norway，199，291，385，574

Norwegian prisoners，508，563，574
notes and diaries，secret，11，16，20，352-53，355，482-84，492，529-30

“November Jews，” 181-89，679n304

Nuremberg，94，206，208，447，478，506；castle，65

Nuremberg Laws，172，644n104

Nuremberg Rally，154

Nuremberg Trials，397，431，606，609-12；Doctors’，431，606，609-10

Nyiszli，Miklós，442，525，553，592，605

Oberlindhart，587-88，590

Ohm Krüger（film），6-7

Olympics，Berlin，96-97，143，154
open-air cremation，315，460，742n76

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1，274-75，286，290，292

Operation Bernhard，334-35

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anatomy of，322-25

Operation Thunderstorm，455，483

Oranienburg，38-45，48，50，64-77，85，89，97，103，189，195，240，257，264，376，394-403，583；brick works，166-68，208-209，215，232，586；closing of，85，88；Nazi propaganda on，73-75；SS takeover of，85
orchestras，camp，121，198，460，506-507，511；see also music
ordinary Germans，see German public

Orth，Karin，13

Osnabrück，480

Ossietzky，Carl von，29，41，42，43，47，52，65，70，88，129，154；death of，154

Osthofen，44-45，46，60

OT（Organization Todt），450-51，740n19

Ovici，Elisabeth，437

Ovrashko，Sergey，414，417

Oyrzyńska，Maria，502

Pagel，Fritz，491

Palestine，172，174，335，336，342，604

Palitzsch，Gerhard，383，725n254

Palmnicken，560

Pannicke，Kurt，365-66

Papenburg，47

Pappenheim，Ludwig，642n53

Paris，11，70，179，205，297，443，528，603

Paserman，Oskar，327，550
passive victim myth，317-18

“path to freedom” slogan，100-101

Pauler，Stefan，469，470

Pauly，Max，401，572，584

Pawiak，219

Peenemünde，445，446
penal block，106；see also penal company
penal company，106，223，237，356，518，531，534

People’s Storm，571，588

Petz，Heinrich，218

Peulevé，Henri，528-29
pharmaceutical industry，440-41
phosgene experiments，435，616
photographs of prisoners，20，39，111，263，281，614；of KL atrocities，530，614；smuggled out of camps，530；staged，73，152

Pilecki，Witold，529，533，604

Pingel，Falk，13
pink triangle，see homosexuals

Piorkowski，Alex，383-85，401

Pipel，515

Pister，Hermann，198，401，578，579，583，592

Plaszow，330，332，343，354，357，368，381，387，486，547，609，614；evacuation，547

Plauen，414

Pogonowski，Janusz，482，498，527，535
pogrom（1938），171，172，176，179-89，198，220，678nn285-86，679n304

Pohl，Eleonore（née von Brüning），390

Pohl，Gerhard，340

Pohl，Oswald，112，160-63，195，276，301-304，311，316，325-26，330，342，360，361，364，373，392-410，451，453，554-61，572，583，727n306，728n1，731n65，764n130，768n202；arms production and，403-10；building projects，162-63，168，206，275-80；commandants of，400-403；corruption and extravagance，389-91；death of，610；Eicke and，161-62；as head of KL system，162，291，301-304，360-61，392-443，446，460，464，554-61；Himmler and，392-94；leadership style，397-403；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rise to power，161-62，291；SS corruption and，379-85；SS economy and，160-63，392-443；WVHA and，393-410
poison gas，see carbon monoxide；gas chambers；Zyklon B

Poland，5，112，198-201，205，222，291，304，417，495，554，619，621-22；Bromberg murders，229-30；ghettos，235，293，305-307，327，343；KL system in，198，202-203，219，278-84，289-337，338-91；Nazi occupation of，190-92，196，198-203，219，229-30，275，278-84，289-37，338-91；Operation Reinhard，293-94，307，320-25，330-32，379-80，706n18；war crimes trials，608-609
police，30-31，52，53，100，195；attacks on social outsiders，139-57；criminal，142-51，199，416；Himmler’s dominance over Prussian police，84-86；Kristallnacht，179-81；terror of 1933，30-31，38；wartime，195，199，416；see also Gestapo；SS

Polish Home Army，456，492

Polish Jews，192，200-203，229-39，275，291-337，342-60，442，456，514，536-38，603-604；arrival in Auschwitz，307-12；of 1942-43，291-337，338-91

Polish prisoners，200-203，205，218-19，229-39，275，417-21，483，492，507-509，512；attacks on，235-37；intelligentsia，200，201，219，235；as Kapos，520，524；last days of KL system，544；mass executions of，218-19，307-18，338-91；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417-21，433-34；relations，237-39，499，524；resistance，527-41；women，201，229

Polish Red Cross，423

Political offices，inside KL，111，125，223，310，316，370，372，388，513，519，527，530
political prisoners，4，14，24-31，34，40-45，90，159，502-504，618，668n24；“bigwigs，” 41-45，51；Dirlewanger Formation，484-85；in early camps，25-31，40-48，50-51，53，56，60，64-70；as Kapos，521-25；1934 releases，87-93；in 1934-39 camps，79-83，87-94，95，122-31，139，141；in 1939-41 camps，199-201，237；in 1942-43 camps，414-15，420；in 1944 camps，455，484-85；in 1945 camps，566，568-70；prison relations，502-504，520，521-25；procession to camps，64-65；Röhm purge，79-83，89；underground，528-30；see also Communists；Left；resistance；individual countries
political soldiers，101-18，131，468，610；of 1934-39 camps，101-18，131；SA prototype，101-102；SS ideal of，101-104

Poller，Walter，196

Polygal experiments，432

Pomerania，65，261
porcelain，160，406

Porta Westfalica，511

Posen，417
possessions of prisoners，309，340，376-80，460；dental gold，248，264，288，314，340，352，379，380，381，387，515；looting of，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
postwar period，10-16，210，481，595-626；early days of，595-602；emigration，575-76，596，604-605，606；justice，606-14；legacy of KL system and，595-626；media coverage，10，17，580，593，614，617；memory and，10-16，21，292，494-96，545，605-606，614-26；of 1950s-70s，615-18；relief effort，598-602；reparation payments，596，597，616-17；repatriation of survivors，602-606；testimonies，10-13，19-21，209，292，494-96，606；trials，10，12，21，397，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

Prague，70，199
pregnancy，353-54，459，552，575
press，10，25，26，107；American，70，493，494，572，593；atrocity rumors and，76-78；British，77，493，496；Communist，226；on early camps，64，70-78，480；exile，70；on female perpetrators，614-15；foreign views on camps，154，492-96，580，593；Jewish，502；on liberation，10，17，580，593；Nazi，29，53，60，64，73-78，79，87，89，100，120，137，138，152-53，218，230，480-81，490；postwar，10，17，580，593，614，617；Soviet，10，25

Prettin，65
preventive police custody，142-43，144-47，152，177，199；see also “asocials”；“criminals”；
prisoners，3-5，16-19，497-541，635n10；anti-Semitism of，182-83，237-39；arms production，392-94，403-27，444-96，579；Auschwitz-Birkenau，203，207，236，267-70，280-84，288，289-318，338-60，426，456-61，493-96，525-27，530；awareness of mass extermination，152-53，308，317-18，447；blackmail of，175-76，183-84，515；black market，380-83，413，486；brothels，411-14；Buchenwald，129-30，136-39，145-50，159，178-89，196-98，210，219-21，230-31，236，248-58，427，62；children，308-11，355-60，370，437，443，527，542-45，563，570，572；civilian workers and，485-88，489；clergymen，126，130-31，201，393，505，535；Communist，4，14，24-26，34，36，40-51，53，56，64-70，74，92，95，122-32，199-200，226，484-85，502-504，619-20，641n22，641n32；communities，18，22，118-35，497-541；comradeship，128-31，146-47，150，211，500-504；corpse removal，225，266，268，313-15，567，582，691n269；Dachau，4-5，23-26，39-41，44，46，52-63，67-68，74，77-83，105-107，115-18，125，174-76，197，201，212，233-34，238，243-46，258，265-66；daily lives of，119-22，338-60；defiance，527-41；as doctors，170，424，525-27；early camps，23-78，123；elite，509-12，559，570；end of war，572-94；escapes，4，20，25-26，34，68，123，131，136，220，235，382，385，532-37，569-70，588-89，591，758n245，759n279；evacuations，542-94；evidence smuggled out by，529-30；exchange，335-36，565-68；experiments on，427-43，503，525-27，573，605；final moments of captivity，591-94；flogging，39，54，55，105-107，114-15，133，149，221，223，227，346，366；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32，276-88，289-322，325-30，334，343-47，392-43，444-96；foreign，199-201，218，229-39，416-21，450；friction between，182-83，237-39；future discussed by，16-17；“greens，” 144-47，150，164，350，427，536；“groupness，” 501-502，503，521，524；groups and hierarchies，18，118-35，150；Gypsy camp，461-64；hair，39，118，229，313，377，378，462，663n261；homosexuals，127-28，199，223，484，503，520，665n309，733n129；insignia，119，125-27，129，144-49，214，254，336，521-25，62，664n293，770n246；insubordination，530-32；invalid，150，182，168-71，199，212-13，222，240-58，282-83，288，299，320-21，338-40，347，423-24；Jehovah’s Witnesses，126-27，129，132，133，218，372，492，504，531，665n308，758n231；Jewish，41-45，50-51，55-57，60，77，81，90，125，129，140，148，171-89，220-21，229-39，252-55，289-337，436-39，456-61，474-76，485-86，493-96，542-45，563-94；Kapos，18，77，119，122-24，129，130，150，167，203，205，208，211，212，213，237-38，246，346，512-27；languages，351，506-509，752n65；letters，121-22，175-76，482-83；liberation of，3-4，10，545，558，576-94，595-602，607，608；life after liberation，595-626；looted possessions of，183-84，198，309，340，376-80，387-88，447；Majdanek，319-25，330-32，348，353，378-82，427，454；marriages，512；morality，498，516-19，526；Muselmännerr，209-10，243-44，256-58，348，454，502，512，565，582，685n117；mutual support among，498-504；national groups，237-39，506-509；1934 releases，87-93；1934-35 daily inmate numbers，627；in 1934-39 camps，79-135，136-89，666n344，667nn344-46，679nn310-11，680nn319-22；in 1939-41 camps，190-239，240-88；in 1942-43 camps，289-337，338-91，392-443；in 1944 camps，444-96，546-51；in 1945 camps，542-94，767n184；NN，418；numbers，119，284，463，704n262；passive victim myth，317-18；pregnancies，353-54；protective custody，32-35，46-63，64，75，84，87-94，113，126，131-32，141-43，172，199，336，369，653n24，656n112，664n295；reducing death rates，421-25；relations，497-541；relatives of，65-66，77；releases，67，68，76-77，87-92，483-85；religious believers，90，126-27，130-31，192，201，393，431，504-506，526，535，564；reports about early camps，67-70；rescues，528-29；resistance，498-99，527-41；reward system，411-14；Röhm purge，79-83，89；roll call，119-20，121，123，124，130，132，150，298，324，347，424，472，473，510，515，518，531，535，600；sabotage，529-30；Sachsenhausen，97-101，105-108，126-29，145，146-51，198，200，216-25，230-38，262-65，270-74，281-88，332-35，424，542-44；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cond-time-rounders，125；secret notes and diaries，11，16，20，352-53，355，482-84，492，529-30；selections，246-48，253-55，309-11，346-49，366-67，371，423-24，454，459-61，481，514，549-52，568-72，576-94，710n88；sex，355，411-14，536-37，721n155；slaps，113-14；slave labor，410-27，448-57；social outsiders，139-57，164-66，199；solidarity and friction，128-31；Soviet POWs，258-88，560；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37-41，569，606，607；stages system，61，214；sterilization，150-51，245，438-39；suicide，23，26，34，41，51，66，75，79，85，106，167，171，176，184，225，234，359，445；surrogate families，501，719n102；training，277；triangle colors，119，125-27，129，144-47，214，254，483，521-25，623，770n246；underground，528-30，538；uniforms，119，120，125，166，210，298，313，509，665n262；uprisings，330-31，537-41；veteran，509-12；victim swaps，503，526，757n216；women，31，34，37，98，131-35，143，148，169，181，201，220，226-29，251-55，289-90，297，299，307-19，338-40，353-55，372，411-14，431-34，438，455，459-61，476-79，500-502，532，536-40，551，565-66；“work-shy，” 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see also conditions，prisoner；specific camps，prisoners，and nationalities
prisons，state，see state prisons

“professional” criminals，142-47，164-66，199，416，427，441，522-23，669n44，669n60，670n73；see also “greens，criminal”

progressive stages system，61
propaganda，6-7，41，71-78，82，370，490-91；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482，615，655n80；Berlin Olympics，96-97，154；early camps，41，42，50，64，71-78；films，6-7，77，572；1934-39 camps，82，96-97，121，151-55；1939-41 camps，214，229，263，271，284；1942-43 camps，358-60，370；1944 camps，454，468-69，487，490-91；1945 camps，560，591；public opinion，75-78，152-53，358-59，482，490-91；on social outsiders，151-55；staged visits to camps，71-73，152，358-59，747n174
prostitutes，142，143，199，255，373，487；brothels，361，373，411-14
protective custody，32-35，46-63，64，75，84，112，125，158，172，336，369，487，653n24，656n112，664n295；of 1934-39，84-94，112，113，126，131-32，141-43，172；of 1939-41，199，226；Prussian model of，46-52，91；releases of 1934，87-93；social outsiders in，141-43；terminology，4-5，32，34；women in，131-32

Protectorate，of Bohemia and Moravia，140，187，205

Protestant Church，90，107-108，126，129，154-55，336，504

Prussia，24，29，30，45；criminal police，142-44；early camps，23-52；emerging state camp system，49-50；Emsland camps，46-52；Himmler’s dominance over political police，84-86；as model for early camps，46-52，84；1934-39 camps in，84-90，96-100，103；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e of camp system，84-86；social outsiders in，142-44；terror of 1933，29，30；see also specific camps

Prussian Mint，379
public opinion，see foreign opinion；German public；memory；rumors
pubs，65；SA，36，37，38
quarantine compounds，347，357，527，564，569
quarry camps，162-66，178，204，206-209，213-14，234，235，237，277，283，775n86

“race defilement，”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
racial policy，108，141；attacks on social outsiders，139-57；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Holocaust，289-337；human experiments，427-43，503，525-27，605；hygiene and purity，108，141，148-51，367；of 1934-39，139-57，171-89；of 1939-41，192，200，229-39，252-55，274-76；of 1942-43，289-337，370，436-43；of 1944，456-61，474-76，553；of 1945，553，572-76，585-86；pogrom and，179-89；prewar anti-Jewish，139-57，171-89；in satellite camps，474-76；sterilization program，150-51，245，438-39，441；wartime，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
racial science，436-43；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605

Radinger，Eduard，255，696n90
radio，10，364，372，496；Allied，481，496，552；BBC，496，552；coded transmissions，492-93；German，7，100，218，492；hidden，502；postwar，614，617；Soviet，26

Radom，330，332
railway building brigades，465

Rakers，Bernhard，346

Raoul-Duval，Guy，485，486
rape，39，366，484，515，721n255；Red Army and，598；early camps，39，134

Rascher，Sigmund，428-33，434，436，440，441，525，526

Rathenow，44

Rauter，Hanns Albin，305，369，722n179

Ravensbrück，98，139，226-29，232，242，262，299，364，365，390，401，414，415，422，423，426，430，453，455，456，457，480，483，516，608，610，626，690n223，695n72，736n183，755n173，764n122，765n136；arms production，405，406；human experiments，430，433-34，439；memorial，620；men in，228-29；in 1945，568，570-72，574-76，577，580，581；prisoner relations，499，501，502，504，506，516，520，521；resistance，532；satellite camps，465，477；tailors’workshops，227-28；T-4 selections，246，248，250-52；women in，133-34，201，220，226-29，251，297，353

Red Army，271，274，454，485，603；advance of，454，455，456，538，543-48，554-58，560，571；German fear of，560；German troop desertions to，485；rape and，598；see also Soviet POWs；commissars，Soviet

Red Cross，358，422-23，457，491，508，563，573-75，585

“Red Guards，” 24，25

“red” Kapos，124，129，130，503，516-19，521-25，528-29

Redl-Zipf，6，446，488
red triangle，see political prisoners
reeducation，10，15，50，62，73，74，144，214，227

Reichel，Peter，14

Reich Ministry of Justice，88，94，96，138，145，217，419，578

Reichstag，24，28-30，89，190；fire of 1933，28-30，32
relatives of prisoners，24，65-67，68，77，120，198，250，412；detention of，77；mail embargo，176；packages from，120，422-23；relations among，500-502，526；T-4 program，250；visits to camps，65-67，121
releases，87-92，154，166，171，180，184，767n200；amnesty of 1939，186；Christmas amnesty of 1933，87-92；Dirlewanger Formation and，484-85；early camps，67，68，76-78，87-92；end of war，572-76；of Jews，184-86，232，483，572-76；of 1934，87-92；of 1937，132；of 1944，483-85；of “November Jews，” 184-86；postwar timing of，601-602
relief effort，postwar，598-602
religious prisoners，90，126-27，130-31，192，201，393，431，504-506，526，535，564

Renouard，Jean-Pierre，475，489
report leader，112，115，120，127，552
resistance，456，491-92，498-99；Allied spies，528-29；escapes，532-37，569-70；of 1944，456，491-92；of 1945，568-70，572；occupied Europe，456，491-92，568-69；Polish，456，492，528-41；prisoner，498-99，527-41；secret messages，529-30；SS，572；underground，528-30，568-69；uprisings，537-41

Revolution of 1918，impact on Nazism，28，40-41，198-99，205-206，415，579
reward system，in camps，411-14

Riese，450-51，474，478

Riga，326，327-38，329，332，347，349，354，356，362，368，551

RKPA（Reich Criminal Police Office），144，145，147

Rödl，Arthur，205，220，401，591

Röhm，Ernst，53，59，60，79-83，156；homosexuality of，82，127；murder of，79-83，85，87，89，91，155，185
roll call，4，42，62，99，119-20，121，123，124，130，132，150，298，324，347，424，472，473，510，515，518，531，535，600

Rolnikaite，Mascha，356

Roma，see Gypsies

Romania，362，447

Rome，304
room elder，123，498

Rose，Gerhard，441

Rosenberg，Eliasz，323

Rosenberg，Nicholas，413

Rosenthal，Rolf，257

Rosenwasser，Irena，512

Rost，Nico，511，563

Rotschild，Inge，551，557

Rousset，David，510，514，519，605

Rózsa，Ágnes，447，461，478，498，505，576，592

RSHA（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199，205，213，218，259，260，283，284，298，300，304-305，308，316，322，334，386，397，415，421，569，578
rumors，64，68，588；atrocity，76-78，172，175，229-30，482，579-80，615，655n80；of early camps，64-78；of “euthanasia” program，250-58；of mass extermination in Auschwitz，308；of 1934-39，152-53

Russian prisoners；see Soviet prisoners

SA，28，30-31，48-49，53，62，74，76，156，222；brownshirts，30，36，37，40，69；demise of，79-83，85；early camps，23-78；homes，37；Murder Storm，42；1934-39 camps，79-83，89；political soldier prototype，101-102；pubs，36，37，38；Röhm purge，79-83，89；terror of 1933，26-45

Saarland，70

Sachsenburg，85，93，98，155；SS takeover，85

Sachsenhausen，20，97-101，103，112，113，117，126-29，139，145，146，155，162，164，169，189，191，196，206，214，261，278，332-35，340，368，383，401，402，407，408，415，419，456，468，483，484，533，591，608，626，656n119，657n122，660n196，669n51，764n134；barracks，99，100，150，198，210-13，230-32，263，287，334；brick works，166-68，182，208-209，215，232；brothel，413；conditions，97-100，105-108，126-29，146-51，198，200，210-25，230-38，262-65，281-88，332-35，424；counterfeiting commando，334-35；crematorium，264，265，270；deaths，114，146，151，160，171，184，216-25，230-32，262-65，281-88，333；“death squad，” 222-25，270；“euthanasia” program，240-48，255；executions，216-25，262-65，270-74，281-88；expansion，139-40；forced labor，159，160，232；human experiments，429，435-36；infirmary，169，170；Jews，173，174，180，181，182，185，230-33，236，263，265，332-35；Kapos，124，264；May 1942 massacre，333；memorial，620；neck-shooting mechanism，264，265，269，271，272，273；of 1942-43，332-35，424；of 1945，542-44，557，563，571，577，580，581，584，585，591；opening of，97-98；Poles in，230-33，235，236；prisoner relations，508，510，516，523，525；prototype，97-99；resistance，530，531，536；satellite camps，203-204，557，563，571，620；social outsiders in，147-51；Soviet POW executions in，262-65，270-74，281-88；torture，105-108，115，127-28，200，215-25，230-32

“Sachsenhausen Song，” 97，157

Saint-Clair，Simone，422

St.Lambrecht，771n292

Salzgitter-Watenstedt，488

Sandbostel，581
satellite camps，5，22，203-204，207，289，326，330，464-79，532，618，684n93，743nn91-92，744n152；Allied bombing of，576，585-86，592；arms production，405-10，444-48，465，471-74，477，478，486，487，488；Buchenwald，444-47，466，466，467，471，478，489，490；eastern European camps，325-30，365-69；encounters with civilian workers，485-88，489；evacuation of，542-94；gender in，476-79；Jews in，329，447，457-58，464，470，473-79，548-51；Kapos，513，521；liberation of，592；in 1944，444-51，464-96；of 1945，542-94；postwar obscurity of，618；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471-74；public opinion and，479-96；racial hierarchies，474-76；SS Building Brigades，408-409，447，480，491；staff，467-72；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see also specific camps

Sauckel，Fritz，393，409，448

Sauerbruch，Professor，430

Saxony，36，43，60，72，242
scabies，212，244

Schäfer，Werner，40，72，74，75，89

Schelvis，Jules，602

Schilling，Claus，433，440，461

Schillinger，Josef，537

Schindler，Oskar，486，748n214

Schitli，Wilhelm，401

Schlaf，Gustav，385

Schlier，446

Schlinger，Lajos，606

Schloss，Louis，56-57

Schmalzl，Centa，587，590

Schmelt，Albrecht，307，311，330

Schmelt camps，456

Schmid，Dr.，82

Schneider，Paul，129-30
scholarship，13-21；on KL system，13-14，17-18，639n79

Schott，Bully，233，333，334，345，533

Schubert，Wilhelm，222-24，231，270，401，608，617

Schumann，Horst，438，777n122

Schur，Grigori，549

Schwarz，Wilhelm，167

Schwarzhuber，Johann，354，463，570

Schwerin，591

SD，81
second-time-rounders，125
secrecy，99-100，261，274，321，481；importance of，in KL system，99-100，153，481-82；T-4 program，250

Seger，Elisabeth，77

Seger，Gerhart，38，65，68，70-71，77

Segev，Tom，616
selections，246-48，253-55；Auschwitz-Birkenau，302，309-11，316，338，343，346-49，366-67，371，454，459-61，481，710n88；children，357-60，551，570；“euthanasia” program，246-48，253-55；by Kapos，514，525-27；of 1945，549-52，563，568-72，576-94；restrictions on，347，423-24；sexual abuse during，366
sex：brothels，361，373，411-14，476；Camp SS guards，364-65，721n155；homosexuals，127-28，199，484，503，520，665n309，733n129；human experiments，431-32；Kapos，515，520；prisoner，355，411-14，536-37，721n155；prisonerguard，366，721n155；“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ape，39，134，366；for survival，355；torture，39
shale extraction，328，329，451
ships，German，76，547，550，551，584，586，587，769n231
shooting ranges，266-67，271，272
shrunken heads，425

Siemens & Halske，405，406，413

Siemens-Schuckert works，447，478

Silesian Jews，300-303，707n44

Simoni，Walter，591

Sinti，see Gypsies

Sippenhaft，77
sirens，119
skeleton collections，439，442
skull-and-bones badge，101，103
slaps，113-14，478
slave labor，6，15，22，122，139，410-27，463，740n22；in brothels，411-14，476；camp growth and，414-18；civilian workers and，485-88，489；foreign，416-21；hunt for，418-21；in 1942-43 camps，410-27；in 1944 camps，448-57；in 1945 camps，579；public awareness of，480-83；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terminology，410-11；underground，444-47，448-52，472-74；see also forced labor
sleeping quarters，see barracks
slogans，SS，100，114；“path to freedom，” 100-101；“To Each His Own，” 657n137；“Work Makes Free，” 100，624

Slovakia，362，494

Slovakian Jews，293，296，297，299，304，305，319-20，351，457，494-96，526

Sobibor，256，291-94，306，307，321，322-25，330，379，538，540，602，759n279；conditions，324
soccer，351，372，511，512
social outsiders，139-57，164-66，188，199，416，419，484，503，618，668n24，669n44；early attacks on，140-43；extralegal detention of，141-43；Jews，177-78；1937-38 raids against，144-51；propaganda on，151-55；in quarry camps and brick works，164-68，178，237；survivors，618；see also “asocials”；criminals；Gypsies；homosexuals；“professional” criminals

Sofsky，Wolfgang，16，158

Soldmann，Fritz，455

Solmitz，Fritz，35-36

Sommer，Martin，221，727n290

“Song of the Moorland Soldiers，” 50，122

Sonnenburg，42-45，47，65，66，68，70；closure of，87

Sonnenstein，242，252，254

Sorge，Gustav，222-24，232，233，368，369，608，617

Soski，548，550

South African War，6-7；concentration camps，6-7

Soviet Jews，252，259，260，265，283

Soviet POWs，20，242，258-88，298，300，319，333，345，362，366，385，413，418，475，480，482，507-509，531，533，539，560，603，626，700n180，701n180，704n259，705n278，752n72；Action “Bullet，” 569-70；in Auschwitz，267-70，280-84；in Dachau，265-67；as forced labor，276-88；mass death of in KL，283-86；mass extermination of，258-88，560；in Sachsenhausen，262-65，270-74，281-88；survivors，287；transports，261，263，267，280-81；see also commissars，Soviet

Soviet prisoners，375，414，417-18，475，507-509，530-31，544，558，582，584，601，603，635n10，752n72；see also commissars，Soviet；Soviet POWs；Ukrainian prisoners

Soviet Union，8-9，12，22，258-59，274-75，412，417，495，507，608，621；advance of Red Army，454，455，456，538，543-48，554-58，560，571；disinterest in “Final Solution，” 495；General Plan East，275-77；German invasion of，258-59，271，274-75，286，290，292，293；Gulag，8-9，146，168，188，226-27，485，603，605，664n278；Hitler-Stalin pact，226，237，327；liberation of camps，545，553，558，577，592；postwar，603；press，10，25

Soviet youths，as forced labor，417-18

Soyfer，Jura，170-71

Spain，8；camp system，8；Civil War，8，132，200，237，297；“Red Spaniards，” 200，239

Spandau，34，37，45，66

SPD（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27，28，29，35，40，42-43，51，64，69，90，199，221，503；conflicts with Communists，130

Special Inspectorates，SS，465

Special Squad，312-15，317-18，323，350-53，377，381，460，482，529-30，569，606，607；uprising，537-41

Speer，Albert，162，166，206-209，360，458，467；as armaments minister，393，400，404-10，445，448-51，453；building plans，206-209；Hitler and，162，206，393，406-407；rise，406；trial of，609
spies，Allied，528-29，568-69

“sport，” 63，106，298，462

SS，3-22，28，53；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apocalyptic worldview，90-92；arms production，392-94，403-37，444-96；Auschwitz，202-203，236，267-70，280-84，289-318，338-60；black market，380-83，413；Buchenwald，129-30，136-39，178-89，196-98，219-21，230-31，236，248-58；Building Brigades，408-409，447，480，491；building plans，206-209，275-77，403-404；Camp SS，100-18，138，155-57；Commandant Staff，108-12，113，194-98，400-403；comradeship，104，272-73；Dachau，3-5，23-26，39-41，44，52-63，67-68，77-86，98-100，110，113，115-18，156，174-76，197，243-46，258，272；Death’s Head，101，108-18，138，155-57，192-98，401；“decent” punishment and，104-108；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discipline of，102，109，113，115，197-99，362，364，383-89，469，572；diseases caught from prisoners，338，370-71；early camps，23-78，123；economy，159-63，205-209，215，276，289-91，321-22，392-443；end of war，572-94；entertainment，372-75，470；escapes at end of war，591；ethnic Germans in，362-63；“euthanasia” program，240-58；execution policy，216-25；family life in Auschwitz，371-76，383；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76-88，289-322，325-30，334，343-47，392-443，444-96；foreigners in，361-63；formation of camp system，79-135；gender relations，364-65；General Plan East，275-77；growing status of，53，83-86；Guard Troops，108-12，117，155-57，196-98，361-63；hierarchies，100-118；Himmler’s takeover of，53；Holocaust，289-337；homophobia，127-28；housing，112-13，193-94，373-74，375，390，598；human experiments，427-443，503，525-27，573，605；incriminating evidence destroyed，19，550，581，767n198；industry and，343-47，405-10，448-57，486-87，545，579；infighting，118，361-63，458-59；insignia，62，113，125，163；internal investigation of，383-89；invention of Auschwitz gas chamber，267-70；looting and corruption，376-91，432，726nn278-84；loyalty to Himmler，58；masculine identity of，102，109，113-15，127-28，133，272；military ambitions，155-57；nepotism，380，386；of 1933，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1939-41 camps，190-239，240-88；1941 transition to mass extermination，240-88；of 1942-43，289-337，338-91，392-443；of 1944，44-96，546-51；of 1945，542-94；“November Jews” and，181-89；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pogrom and，179-89；postwar justice for war crimes，606-14；prisoner resistance to，527-41；professionals，112-15；recruitment and training，40，102，109-11，138，155-57，196-97，361-63，467-70；response to prisoner escapes，25，54，136-37，146，150，235-36，363，382，385，492，512，523，534-36，539，559，569-70；Röhm purge，79-83，89；routines，360-76；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secrecy，99-100，153，250，274，321，481-82；slave labor，410-27，448-57；slogans，100，114；social life of，371-76，383；social outsiders pursued by，139-57，164-66；Soviet POW executions，258-88，560；Special Squad prisoners and，350-53，377，537-41，606，607；state threat to camp system，86-90；suicides，365，591，613；terror of 1933，26-45；underground operations，444-47，448-52，472-74；uniforms，62，94，101，108，113，469，536；utopianism，8-9，141，274-75，276；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22，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wives and children，371-76，383，488，614-15，618；WVHA absorption of concentration camps，393-410；see also Camp SS；Commandant Staff；Death’s Head SS；Guard Troops；KL system；specific members，groups，offices，camps，and staff；WVHA

Stadelheim，77，79，82，131

Stalin，Joseph，8-9，226，501，507

Stalingrad，420，431

“Stalin Swing，” 9
standing commandos，215-16，221，241

Stangl，Franz，380

Stark，Hans，707n44，708n44
starvation，see hunger
state prisons，19，31-32，33-35，36，38，41，42，53，88-89，122，126，142，157，158，442，484，656n112，736n179；forced labor，62，419；of 1942-43，419；progressive stages system，61；roots of Nazi camps and，60-63

Stauffenberg，Count，491

Steinbrenner，Hans，54，55，59，617，647n183

Steiner twins，359，442

Steinmeyer，Theodor，240-43，245，246，247，249，613
sterilization program，150-51，245，438-39，441，545

Stettin，48，65，89，110，654n58

Steyr-Daimler-Puch AG，449

Stosberg，Hans，360

Strasdenhof，356

Straus，Roger，12

Stumachin Lina，603-604

Stutthof，279-80，287，491，547，548，551，554，577，584，609，761n43；evacuation of，556-57，560；selections，551-52

Subhuman，The（publication），263
submarines，435

Sudetenland，140，156，678n275；German annexation of，140

Suhren，Fritz，401，574，581，584，608
suicide，23，352；of Hitler，274；of Kapos，517；of prisoners，23，26，34，41，51，66，75，79，85，106，167，171，176，184，225，234，359，445；SS，365，591，613；of survivors，605
sulfonamide drugs，434-35，440-41，610

Sundays，120-21，273，351，425，504，511
survivors，10-13，21，292，323，414，541，592-94，596-626，635n10，762n79；Auschwitz，11，12，558，594，606；children，310，527，528，542，545，604，606；Dachau，593-94，595-97；death soon after liberation，598；in DP camps，595-96，602，604，622；gender and，477-78；hierarchies，618；of human experiments，431，442，605；invalid，602；Jews，11，595-626；justice for，606-14；lack of empathy for，598-600；memorials，620-25；memory and，10-16，19-21，292，494-96，545，605-606，614-26；of 1939-41，169，225，228；relief effort，598-602；reparation payments，596，597，616-17；repatriation of，602-606；sex workers，414；Soviet POWs，287；suicide，605；testimonies and memoirs，10-13，16，19-21，209，292，494-96，606
swastika，130

Sweden，573

Swedish Red Cross，572，574，575

Swiss Red Cross，587

Switzerland，25，70，493，573，575

Synthos，621

Szalet，Leon，231，232，237

Szymczak，Ludwig，517，754n136

Taffel，Menachem，439

Tarnów，202，318

Tas，Louis，567
tattoos，Auschwitz，284，463，704n262

Tauzin，Jean-Henry，472

T-Building，103，394-99，534，583
television，12，617；Holocaust depictions，12
testimonies and memoirs，10-13，16，19-21，85，209，292，494-96，606；fake，used as propaganda，74；secret notes and diaries，11，16，20，352-53，355，482-84，492；Vrba-Wetzler，494-96

Teutonic Knights，279

Texled，227-28

T-4 program，240-58，294，693n29，694n38；Action 14f13，250-58，696n92，736n183；demise of，255-58；gas chambers，243-58，267，268；selections，246-48，253-55；shift to Holocaust，256-58

Theresienstadt，304，307，343，358-59，420，457，511，540，576，639n76

Thälmann，Ernst，31

Thielbek，584，587

Thiemann，Helmut，503，526

Thierack，Otto-Georg，419，427，481

Thilo，Heinz，338，339

Third Reich，3-22；annexation of Austria and Sudetenland，139-40；anti-Semitic policy，171-89，200，220，229-39，254-55，274-75，370，436-39，474-76，585-86；building mania in，162-68，206-9，275-77，403-404；demise of，7，22，571-72；development of “Final Solution，” 291-302；early camps，23-78，123；end of war，572-94；forced labor，157-71，205-209，213-16，276-88，289-322，325-30，343-47，392-443，444-96；foreign opinion on，70-73，140，153-55，358-59，491-96，580；formation of camp system，79-135；Hitler’s appointment as chancellor，24，26，27，28；Hitler myth and，82-83；Holocaust，289-337；internal tug-of-war，86-90；Kristallnacht，179-81；leaders’elation over early war victories，224；of 1933，23-78；1934-39 camps，79-135，136-89；1939-41 camps，190-239，240-88；1941 transition to mass extermination，240-88；1942-43 camps，289-337，338-91，392-443；1944 camps，444-96，546-51；1945 camps，542-94；prewar racial policy，139-57，171-89；Röhm purge，79-83，89；roots of Nazi camps，60-63；terror of 1933，26-45；wartime racial policy，192，200，229-39，252-55，274-76，289-337，370，436-43，456-61，474-76，520；see also Germany；specific leaders，groups，and offices
thirst，182，231，308，320，348，382，444，550

Thomas，Georg，517，754n136

Thuringia，45，97，98

Time magazine，572

Topf & Sons，225，316
torture，9，15，26，38，659nn184-85；atrocity rumors，76-78，172，229-30，579-80；Auschwitz，9，281，298，346；“bathing actions，” 257；Buchenwald，105-106，138，178，183，221，230-31，247，425；bureaucracy of，106-107；Camp SS，105-108，138；children，356-57；Dachau，23-26，39，44，51-63，65，66，68，77-83，105-107，116，175，233，238；“decent” punishment，104-108；of defiant prisoners，530，531，534-36；early camps，23-26，35-45，48-63，65，66，71，72，74-78；Emsland，48-52；evidence destroyed，581；by female guards，365；flogging，39，54，55，105-107，114-15，133，221，223，227，346，366，648n198；hanging from a post，106，127，133，424；human experiments，427-43，525-27，605；of Jews，41-45，174，177，181，220，229-39，436-39；Kapos and，517，518，522-27；methods and instruments，39，105-108；nighttime raid，114；in 1934-39 camps，79-86，98，105-108，111，113-15，127-28，130，136，138，160，174，181；in 1939-41 camps，200，213-25，229-39，240-88；in 1942-43 camps，298，365-71，386，424-25；in 1944 camps，460-61，462，473；religious ceremonies and，504-505；Sachsenhausen，105-108，115，127-28，200，215-25，230-32；slaps，113-14，478；“sport，” 63，106，462；“Stalin Swing，” 9；standing commandos，215-16，221，241；women and，39，133，227，290，317，478-79；see also specific methods
totalitarianism，8，9，64，135；Arendt on，9 tourism，65，153，206
trade unions，destruction of，29
transports，180-81，288；to Auschwitz，280-81，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20-21，424，442，447，454，456-61，540，553，707n44，708n44；escapes，588-89，767n195；evacuation，546-94；final，576-94；of Jews，180-81，234，290，291，296，297-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42，447，454，456-61，540，553，576-94，707n44；of 1942-43，290-308，316，332，333，340，343，377，415，420-21，424，442；of 1944，447，454，456-61，466-67，470，546-51；of 1945，542-94；satellite camp，466-67，470；Soviet POWs，261，263，267，280-81；see also specific camps

Traunstein，591

Trawniki，323，367

Treaty of Versailles，26

Treblinka，15，256，291-94，307，322-25，330，379，380，538，540，759n279；conditions，323-25；gas chambers，325
trials，10，12，21，217；Allied war crimes trials，607-14；Bargatzky，137，138-39；denials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610-11；of 1950s-70s，616-18；Nuremberg，397，431，606，609-12；postwar，10，12，21，397，606-14，616，775n70，775nn86-87，776nn90-98，777nn122-24；prewar for KL crimes，89-90，105，107-108
triangles，colored，119，125-27，129，144-49，214，254，483，521-25，623，770n246

Tröbitz，599
tuberculosis，212，246，257，423，435，443，570，619

Tucholsky，Kurt，70

Tuppy，Karl，223

Turgel，Norman，581
twins，359；experiments on，359，437，442，443
typhoid fever，170-71，339
typhus，212，264，271，282，283，299，339，462，511，528-29，552，567-68，581，594，598，600，738n241；experiments，435，441，613

Uckermark，568

Ukraine，363，414，417，453，604

Ukrainian guards，330，363，373

Ukrainian prisoners，266，414，417，453，490，507-509，603，604，635n10，752n72；see also Soviet POWs；Soviet prisoners
underground camps，444-47，448-52，472-74；tunnel system，445-47，448-52，472
unemployment，40，144，158，222，516；“work-shy，” 147-51
uniforms，62，94，108，113，274；colored triangle system，119，125-27，129，144-49，214，254，483，512-25，623，770n246；Death’s Head SS，101，108；of Kapos，514；mass production of，227-28；numbers，119，284，509；of prisoners，119，120，125，133，166，210，298，313，509，665n262；of SS，62，94，101，108，113，469，536；striped，119，313，480；of women，133，134，227

United Nations，608，760n17

United States，3，10，12，528，621；bombing raids on Germany，495，586，587；Jewish emigration to，596-97，604-605；liberation of camps，565，577，579，581，592-94，607，608；press，71，493，494，572，593；relief effort after liberation，598-602；views on KL system，10，71，492-96；World War Ⅱ，290，386，495，544，586

Upper Silesia，190，202，300，301，330，456
urine，307，444，530，564；drinking，39，231

Vaisman，Sima，349

Vaivara，328，332，357，365，370；evacuation of，547-48，549-50

Valentin，446
van Dam，Richard，372
van Dijk，Albert，445

Varta，408

Verschuer，Otmar Freiherr von，436，437，440

Vetter，Hellmuth，440-41
victim swaps，503，536，757n216

Vidui，318

Vienna，139，165，166，177，255，388，427

Vierke，Wilhelm，468

Volf，Jiri，200

Völkischer Beobachter，29，60，64，79，93，102，138，142，230

Volkswagen，404，407，409

Voluntary Labor Service，62

VoMi（Ethnic German Liaison Office），378-79
von Epp，Governor，57，91，141
von Kahr，Gustav Ritter，81
von Krosigk，Count Schwerin，187
vouchers，412-13

Vrba，Rudolf，322，494-96，509

V2 rockets，445，446，453-54，471，488，530

Wäckerle，Hilmar，54，56-59，105

Waffen SS，196，362，373，379，395，396，405，430，435，441

Wagner，Adolf，36，91

Wagner，Jens-Christian，474

Wajcblum，Estusia，539

Wannsee conference（1942），295

Warsaw，219，231，321，327，550，713n168；camp，326，327，330，381，547；ghetto，235，307，327，714n168；Uprising of 1944，456，485，550

Wasserman，Chaykele，343

Wassiljew，Nikolaj，280-83，287

Wassing，Siegmund，427-28
watches，379，519
water，182，188，360；“bathing actions，” 257；high-pressure hoses，133；human experiments，431-32，440，606；shortages，182，188，308，320，382，444，462，550；see also thirst

Wedding，36

Wehrmacht，see German army

Weimar Republic，40，42，61，62，110，130，152；demise of，27；post-World War Ⅰ，26-27

Weiseborn，Jakob，117，118，663n260

Weiss，Martin，195，401，403，583，608，610，731n65

Weissler，Friedrich，107-108，173，660n196

Weiss-Rüthel，Arnold，215

Weiter，Eduard，583，591

Weltbühne，70

Wessel，Horst，59

Westerbork，305

Wetzler，Alfred，494-96
whippings，see flogging

Wiener，Graben，163，165

Wiesel，Elie，355，495，500，502，505，564

Wiesel，Shlomo，564

Wiesenthal，Simon，605

Wilhelm Gustloff company，405，412

Wilmersdorf，37

Wilna，329，358，549

Windeck，Jupp，346，515，516

Winter，Walter，19，462
winter conditions，167，212，244，286，473，543，550，554

Wirth，Christian，294

Wirths，Eduard，339，348，367，374，436，438，553

Wisner，Heinz，349

Wittig，Alfred，536

Wöbbelin，581，614

Woffleben，566

Wolfgangsee，483，385

Wolfsberg，474

Wolfsburg，404

Wolfsburg-Laagberg，470

Wolken，Otto，527，558

Wollheim，Norbert，616
women，16，47，131-35，226-29，353-55，396，666n327，698n130，718n68，722n179，764n122；in Auschwitz-Birkenau，297，299，301，307-18，338-40，353-55，438，459-61；body search，229，366；camps for，98，131-35，201，226-29，297，353，455，476-79，551，568；Communist，31，131-32，226；deaths，133，228，251，257，353-55；desexualization of，354；in early camps，47，134；in “euthanasia” program，251-52；evacuations，551-94；execution of，228；extermination policy and，251-52；forced labor，132，133，227-28，447-48；as forced sex workers，411-14，476；guards，18，134，220，228，297，339，364-65，468-69，477，614-15；Jewish，172，176，181，220，229，255，297，299，307-18，338-40，353-55，364，438，455，459-61，477-79，506；Kapos，131-32，516-17，519，520；menstruation，355；in 1939-41 camps，226-29，251-55；in 1942-43 camps，289-90，297，301，307-19，338-40，353-55，372，411-14，431-34，438；in 1944 camps，455，459-61，476-79，551；in 1945 camps，565-66；Polish，201，229；pregnant，353-54，459；prisoners，31，39，47，98，131-35，143，148，169，181，201，220，226-29，251-55，289-90，297，299，307-19，338-40，353-55，372，411-14，431-34，438，455，459-61，476-79，500-502，532，536-40；prison relations，500-502，536-37；prostitutes，142，143，199，255，361，373，411-14，487；“race defilers，” 44，172，232-33，252，255，416，459，676nn233-34；rape，39，82，134，366，598；in Röhm purge，82；in satellite camps，476-79，551，568；SS wives，371-76，383，488，614-15，618；sterilization of，150-51，245，438-39；survival rates，353，477-78；torture of，39，133，227，290，317，478-79；uniforms，133，134，227
wooden clogs，298，320，345
workhouses，33-35，38，62，131，157

“Work Makes Free” slogan，100，624

“work-shy，” 141，143，144-45，147-51，165，167，177，187，188，199，211-12，255，416，419，462，669n56；see also “asocials”

World Jewish Congress，573，576，580

World War Ⅰ，8，26-27，28，40，53，61，71，102，115，161，169，193，202，222，429；chemical warfare，429，435；German defeat and aftermath，8，26-27，28，109-10，117，198，579；impact of German defeat on Nazism，28，41，53，198-99，205-206，415，579；myth of German fraternity in，102；POW camps，8，49；propaganda，71；veterans，50，62，63，109-11，115-18，196-97，247

World War Ⅱ，4，5，6，22；advance of Red Army，454-56，538，543-48，554-58，560，571；Allied bombing，408，445，448，451；beginning of，190-91；D-day，546；German defeat，544，572-96；of 1939-41，190-239，240-88；Operation Barbarossa，258-59，271，274-75，286，290，292；turns against Germany，362，415，418，420，428，453，544，554

Wotzdorf，76-77

Wunderlich，Rudolf，223，274

Wuppertal，65，68

Württemberg，30，71，451

Würzburg，58，150

WVHA（SS Business and Administration Main Office），290-91，303-305，311，314，316，322-35，344，346，347，361，364，376，392-410，420，449，524，578，714n173，739n264；absorption of concentration camps into，393-410；collapse of，583-84，590；inner workings of，394-97；of 1944，451-55，546-51；of 1945，554-61；Office Group D，394-99，409，583，584，590；Pohl and，393-410；postwar trials，610，611-12；reducing death rates，421-27；satellite camps，444-48，464-79；theft and corruption，376-91
yellow star of David，172，253，336，379，456

Yeo-Thomas，Edward，528-29

Yiddish，505
youth，109；Guard Troops，109-12；Hitler Youth，109，160，223，589；Nazi obsession with，109；Soviet forced labor，417-18

Zablocie，486

Zacharski，Adam，268
zebra uniform，119，313，480

Zehlendorf，37

Zeidler，Paul，107-108

Zeiler，Robert，620

Zelikovitz，Magda，356

Ziereis，Franz，236，265，269，401，403，571-72，576

Zilina，305，494

Zill，Egon，266，401，403，731n65

Zimetbaum，Mala，536-37

Zionists，183，502，604

Zugspitze，103

Zweig，Stefan Jerzy，528，757n216

Zyklon B，267-70，288，302，312，321，325，552，626，711n114，775n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粹集中营史：全二册/（德）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著；柴茁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4

书名原文：KL：A History of the Nazi Concentration Camps

ISBN 978-7-5201-7120-5

Ⅰ.①纳… Ⅱ.①尼…②柴… Ⅲ.①第二次世界大战-犹太人-集中营-史料-研究 Ⅳ.①K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160691号

地图审图号：GS（2020）6785号（书中地图系原文插图）

纳粹集中营史（全二册）

著者/〔德〕尼古劳斯·瓦克斯曼（Nikolaus Wachsmann）

译者/柴茁

出版人/王利民

组稿编辑/董风云

责任编辑/张骋 成琳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分社）（010）59366432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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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38.75 插页：1 字数：888千字

版次/2021年4月第1版 2021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01-7120-5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5-3940号

定价/212.00元（全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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