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Contents

1. 扉页

2. 译者序

3. 序言

4. 引言

5.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处理的尝试

1. Chapter 01 神经症冲突的痛苦

2. Chapter 02 基本冲突

3. Chapter 03 亲近人

4. Chapter 04 对抗人

5. Chapter 05 回避人

6. Chapter 06 理想化形象

7. Chapter 07 外化作用

8. Chapter 08 虚假和谐的辅助方法

6.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1. Chapter 09 恐惧

2. Chapter 10 人格的萎缩

3. Chapter 11 绝望

4. Chapter 12 施虐倾向

7.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8. 关键词汇表

9. 自我分析思维导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卡伦·霍妮著 ；郑世彦译. --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339-5631-8

Ⅰ. ①我… Ⅱ. ①卡… ②郑… Ⅲ. ①精神分析－研究 Ⅳ.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52331号

责任编辑：余文军

装帧设计：叶晨

我们内心的冲突

[美] 卡伦·霍妮 著

郑世彦 译

出版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锦佳彩印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40千字

印张 6.5

印数 1-10, 000

插页 4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631-8

定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只要我们活着，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

All of us retain the capacity to change, even to change in fundamental ways, as long as we live.

译者序

卡伦·霍妮的这本书适用于神经症患者，更适用于有成长需求的正常人群；适用于过去的人们，更适用于生活方式愈加多样的现在的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内心的冲突是常有之事。霍妮开篇就指出，“并非神经症患者内心才有冲突……正如我们自己与周围环境经常发生冲突一样，我们的内心冲突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常的冲突不可避免，而直面这些冲突是有巨大价值的。“有意识地体验冲突，尽管可能比较痛苦，但它也是一种无价的资产。我们越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方法，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内心自由和更大的力量。”

卡伦·霍妮作为精神分析领域杰出的代表，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者。与弗洛伊德的悲观主义态度不同，霍妮认为，只要改变了人格中产生冲突的条件，就能真正解决它们。而只有解决了冲突，我们才能变得更加健全、完整和成熟，才能发现生活的意义，找到内在的安宁。

许多人都在霍妮笔下看到了自己的身影，甚至觉得书中对各种性格类型的描述就是为自己而写的。这本心理学读物为何有此能耐，可以引起读者恒久的共鸣呢？这恐怕与霍妮及其创立的“新精神分析”不无关系。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与其说是寻找解决由来已久的童年冲突的新方法，不如说是朝健康成长的方向重新组织自我和引导自我。这种精神分析方法在快狠准的同时，又带着一种积极乐观的人本主义味道。

更重要的原因是，霍妮对神经症的认识来源于对自己和患者的分析。她童年时期与家庭的矛盾，成年后深重的抑郁和神经质倾向，皆诱使她开始探索自我理解，这一持久的自省过程鼓舞她提出精神分析新模式，最终引导她对人类心理做出独特的洞察，并在这部著作中得到成熟的诠释。“霍妮的真知灼见来自于她为减轻自身与患者之痛苦所做的努力。如果她的痛苦不那么强烈的话，那她的洞察也不会那么深刻。”[1]

《我们内心的冲突》作为社会文化心理学的先驱之作，不仅推动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发展，而且让人人都能够学会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分析自己，继而改变自己。不论到哪个年代，我们都需要做出选择。更重要的是，不论到多大年纪，我们依然能够做出选择，选择改变，走向新的道路。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应该活在喜悦的当下，而不是在无尽的恶性循环中饱受折磨。

你人生的解答钥匙就在自己的一念之间。

郑世彦

2019年4月7日 于合肥天鹅湖畔

[1]伯纳德·派里斯（Bernard Paris），《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前言，P15—16。

序言

本书旨在推动精神分析的发展。它基于我对患者和自己进行分析的经验总结。虽然书中提出的理论已经过长期发展，但直到我在准备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举办的系列讲座时，有些观点才最终成形。我的第一讲围绕着技术层面展开，题目是“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1943）。第二讲涵盖了本书讨论的许多问题，1944年以“人格的整合”为题开讲，其中的一些主题——“精神分析治疗中的人格整合”“关于孤僻的心理学”和“施虐倾向的意义”——曾在纽约医学院和精神分析促进协会做过报告。

我希望这本书对读者有所助益，特别是对那些有志于改进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的分析师。我还希望，他们不仅在治疗中将这里提出的想法应用到患者身上，而且也将它们应用于自己身上。精神分析的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只有将我们自身和诸种困难都囊括进来，从中学习经验，才能取得进展。如果我们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我们的理论将注定变得贫瘠，沦为教条。

不过我深信，任何一本书，只要不是只谈论技术问题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它就应该能够使人受益，尤其是那些想要了解自己的人，没有放弃为自己的成长而奋斗的人。我们大多数人都难逃现代文明的弊病，深陷于本书描述的内心冲突，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尽管严重的神经症属于专家的领域，但我仍然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自己内心的冲突。

在此，我首先要感激的是我的患者，与他们一起工作使我对神经症有了更好的理解。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们，他们的关心和理解使我的工作受到莫大的鼓励。我指的不仅是年长的同事，而且还有那些在研究所接受培训的年轻同事，他们的批判性讨论一直卓有成效，使人备受启发。

再次，我还想提及精神分析领域之外的三位人士，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为我的工作提供了支持。第一位是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博士，他使我有机会在新社会研究学院展示自己的观点，而在当时，经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是唯一被认可的分析理论和实践学派。第二位要感谢的是新社会研究学院哲学和人文学院院长克拉拉·迈耶尔（Clara Mayer）。多年来，她对我的工作一直很有兴趣，鼓励我分享在精神分析工作中的任何新发现，以供大家讨论。第三位是我的出版人诺顿（W.W. Norton）先生，他提出了许多有用的建议，使我的作品有了很大改进。最后，我还要感谢米内特·库恩（Minette Kuhn），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了书中的材料，使我得以更清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

卡伦·霍妮

引言

无论起点在哪里，无论前路多么曲折，我们最终都会得出结论：人格紊乱是精神疾病的根源所在。这一结论与几乎所有的心理学发现都类似：它确实只是一个再发现。古往今来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永远不会是一个内心平静、人格平衡的人，而是一个饱受内心冲突折磨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每一种神经症，无论表现为何种症状，都是性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和实践领域的努力，都应该致力于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患者的性格结构。

事实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创性理论与这一概念已经非常接近，尽管他的起源学方法（genetic approach）没能做出明确的表述。但是，其他人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工作，尤其是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奥托·兰克（Otto Rank）、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和哈拉尔德·舒尔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等人，他们更加清晰地定义了这一概念。但是，对于性格结构的精确性和动态性，他们还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

我自己的出发点与他们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假设，促使我去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我们关于何谓阳刚、何谓阴柔的观点，显然受到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样，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弗洛伊德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正是他没有考虑文化因素的影响。15年来，我对这一主题的兴趣日益浓厚。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与埃利希·弗洛姆（Erich Fromm）的合作，他对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的深刻了解，使我更清晰地意识到社会因素的重要性——不仅影响到女性心理学，还影响到许多其他方面。1932年我初到美国之际，这一想法就得到了证实。当时我发现，美国人的处事态度和神经症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我在欧洲所观察到的，只有文化的差异才能解释这一点。我的结论最终发表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书中。其中主要的观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更具体地说，它是由人际关系的紊乱造成的。

在写《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之前的那几年，我遵循着另外一条研究路径，在逻辑上依照早期的假设。它围绕着一个问题展开：神经症的驱动力是什么。弗洛伊德最先指出这种驱动力是强迫性冲动。他认为这些冲动是出于人的本能，目的是获得满足，避免挫折。因此，他认为它们并不局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类。然而，如果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产物，这一假设可能就站不住脚了。简而言之，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是：强迫性冲动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它们是由孤独、无助、恐惧和敌意等情绪所致，代表着患者在这些情绪裹挟之下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获得满足，而是安全感；它们的强迫性是由于潜藏的焦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详细地阐述了其中两种驱动力——对情感和权力的神经症渴求。

尽管我认可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原理，但我那时还是意识到，为了寻求更好地理解神经症，我与弗洛伊德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如果弗洛伊德认为诸多具有本能性质的因素实际上是由文化因素决定的，同时他所谓的性欲实际上是一种对情感的神经症需求，是由焦虑引起的，目的是在与人相处时获得安全感，那么他的性欲理论也就不再成立了。童年经历固然重要，但我们对它产生的影响有了新看法。其他的理论分歧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因此，我有必要阐明我与弗洛伊德观点的不同之处。这一清算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一书的问世。

与此同时，我仍在继续寻找神经症的驱动力。我将强迫性冲动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的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十种相关的倾向。这使我再次认识到，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我当时把这种结构看作是一个由许多微观世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一神经症理论颇具实用价值。如果精神分析不再着重把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困难与过去的经历联系起来，而是依赖于理解我们现有人格中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几乎不怎么需要专家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认识并改变自己。鉴于目前人们对心理治疗有着广泛需求，但可获取的帮助少之又少，因此自我分析似乎为满足这一需求提供了一线希望。因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在讨论自我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和方法，所以我将其命名为《自我分析》（Self Analysis）。

然而，我并不满足于自己对个体倾向的描述。虽然这些倾向本身得到了准确的描述，但我感到困扰的是，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其列举出来，那么势必会使它们显得形单影只。我可以看出，个体对情感的神经症需求、强迫性的谦逊，以及对“伴侣”的需要，都是属于一体的。但我还没理解的是，这些倾向一同构成了对他人和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以及一种特殊的生活哲学。这些倾向就是我现在总结的“亲近人”这一类型的核心所在。我还发现，对权力和名望的强迫性渴求与神经症的野心有一些共同之处。它们大致构成了我所说的“对抗人”这一类型的因素。对赞美的需求和完美主义的冲动，同样具备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并且影响患者与别人的关系，但主要牵涉的是患者与自己的关系。此外，相较于对情感或权力的需求，对利用别人的需求似乎不那么基本；它也没有前者那么广泛，就好像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

我的疑惑后来被证明是合理的。接下来几年，我的兴趣转向了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我提出，神经症是由不同的神经症倾向相互碰撞而产生的。在《自我分析》一书中，我说过，不同的神经症倾向不仅相互强化，而且还会相互冲突。尽管如此，冲突还是一直没有受到重视。虽然弗洛伊德逐渐意识到了内心冲突的重要性，但他把冲突看作被压抑者和压抑者两股力量之间的斗争。而我眼中的冲突则是另外一种类型的。这些冲突在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运行，虽然它们最初只作用于患者对别人的矛盾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还会作用于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以及他矛盾的品性和矛盾的价值观。

越来越多的观察，让我明白了这些冲突的意义。首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患者对他们内心明显的矛盾居然视而不见。其次，当我指出这些矛盾时，他们闪烁其词，好像对此毫无兴趣。多次经历这样的情况之后，我意识到，这种回避表达了他们对分析师解决这些矛盾的强烈反感。最后，患者意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恐慌不安，这让我明白自己的工作如履薄冰。患者有充足的理由回避这些冲突：他们害怕这些力量会把自己撕成碎片。

然后，我开始认识到，患者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智慧，或多或少是为了“处理”[1]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为了否认冲突的存在，制造出一种虚假的和谐。我看到了患者处理冲突的四种主要尝试，按照它们在本书中出现的顺序大致如下。第一种尝试是掩盖某一部分冲突，并使其对立面占据主导地位。第二种尝试是“回避人”。我们现在对神经症孤僻的功能有了新的认识。孤僻是基本冲突的一部分，也是一种对待别人的原始的矛盾态度；它同时也表现出处理冲突的意图，在自我和他人之间保持情感距离，使冲突停止运作。第三种尝试在性质上有很大不同。神经症患者没有“回避人”，而是回避他自己。他的整个现实自我在某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是不真实的，他创造了一个理想化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自我。在这个理想化的形象中，相互冲突的部分得到了美化，冲突不再表现为冲突，而像是一个丰富人格中的各个方面。这一概念帮助我们澄清了许多迄今为止无法理解并因此无法治疗的神经症问题。它也使得起初难以融合的两种神经症倾向各归其位。现在看来，对完美的需求似乎就是患者为了达到这个理想化形象而做出的努力；而对被赞美的渴求可以看作患者需要外界肯定他和他的理想化形象是一致的。从逻辑上讲，这种形象与现实的差距越大，患者的需求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处理冲突的尝试中，这种理想化的形象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着深远的影响。但反过来，它又产生了新的内心裂痕，因此需要进一步的修补。第四种尝试主要是为了消除这一裂痕，它也顺带消除了其他的冲突。通过我所称作的“外化作用”，患者在自我之外所发生的事件中体验他的内心活动。如果说理想化形象意味着与真实自我只有一步之遥，那么外化作用则代表了与真实自我的彻底叛离。它再次制造了新的冲突，或者更确切地说，大大增强了原有的冲突，即自我和外界之间的冲突。

我把以上各种做法称为处理冲突的四种主要尝试，一方面是因为它们似乎在所有的神经症中都起作用——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给人格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处理冲突绝不止四种方法。不过其他方法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它们包括了如下的策略：无懈可击，主要功能是平息所有的内心疑虑；自我控制，通过纯粹的意志力维系被撕裂的个体；还有玩世不恭，贬低所有的价值观，以此消弭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

与此同时，我逐渐看清了所有这些尚未解决的冲突的后果。我看到了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恐惧，被浪费的精力、不可避免的道德受损，以及由于复杂的情感纠葛而产生的绝望感。

直到我理解了神经症绝望的含义之后，我才最终明白了施虐倾向的意义。现在我知道了，一个对自己深感绝望的人会企图通过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求得补偿，而这恰恰是有施虐倾向患者的诉求。我们经常在施虐的行为中体味到强烈的激情，它来自一个人对报复性胜利的贪得无厌的需求。然后，我开始明白，对破坏性利用的需求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神经症倾向，而是一个更综合全面的整体在不遗余力地表现它自己。我们缺乏更准确的术语来定义这一行为，暂且称之为施虐狂。

就这样，一种关于神经症的理论逐渐形成，它的动力核心就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即“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自己出现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所以他便不顾一切地尝试处理冲突。尽管他可以制造出一种人为的平衡，但新的冲突不断产生，并不断要求采取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在这场追求整体性的斗争中，每一步都使神经症患者变得更加敌对，更加绝望，更加恐惧，更加疏远自己和他人。其结果便是，这些冲突造成的困难越来越多，真正的解决办法却越来越少。患者最终变得绝望，就试图在施虐行为中寻求补偿，而这反过来又增加了他的绝望，产生了新的冲突。

因此，这幅关于神经症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画面显得晦暗无光。那么，我为什么仍然把我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理论呢？首先，我的理论结束了那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即坚称可以通过极其简单的方式“治愈”神经症。当然，我的理论也不涉及同样不切实际的悲观主义。我称其为建设性的，是因为它第一次让我们处理和解决神经症患者的绝望感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尽管它认识到了神经症的复杂性与严重性，但它仍然提出了积极的看法，不仅有助于缓和潜在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它们的实际解决，从而使我们能够实现人格的真正整合。神经症冲突无法通过理性决策来解决。神经症患者靠理性决策处理冲突的尝试不仅是徒劳的，可能还是有害的。但是，这些冲突可以通过改变产生这些冲突的人格条件来解决。每完成一次出色的分析工作，都会改变这些人格条件，因为分析可以使一个人不那么无助，不那么恐惧，不那么敌对，与别人、与自己不那么疏远。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主义源于他对人性善良和人性成长的深刻怀疑。据他推测，人类注定要遭受苦难或被毁灭。驱使人类行动的本能只能被控制，或者充其量只能被“升华”。而我的观点是，一个人愿意并且也有能力去发展他的潜能，努力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但是，如果他与别人、与自己的关系不断受到干扰，他的这种潜能可能就会丧失殆尽。我相信人是会改变的，人只要活着，就会不断地改变。而且，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我对这一信念越发坚定。

[1]在整本书中，我将使用“处理”（solve）一词指神经症患者为了消除他的冲突所做的尝试。因为他在无意识中否认冲突的存在，所以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尝试“解决”（resolve）冲突。他的无意识努力只是为了“处理”（solving）他的问题。

第一部分

神经症冲突和处理的尝试

Chapter 01

神经症冲突的痛苦

有意识地体验冲突，尽管可能比较痛苦，

但它也是一种无价的资产。

我们越是敢于面对冲突并寻求解决方法，

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内心自由和更大的力量。

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才有可能成为命运之舟的主宰。

首先我要说明的是：并非神经症患者内心才有冲突。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我们的愿望、兴趣和信念会与周围的人发生碰撞。所以，正如我们自己与周围环境经常发生冲突一样，我们的内心冲突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动物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本能决定的。它们的交配、抚养幼崽、觅食和抵御危险或多或少都是先天的，不受个体决策的影响。相比之下，人类能够做出选择，同时也必须做出选择；这既是人的特权，同时也是一种重负。我们可能不得不在两种对立的欲望之间做出抉择。举个例子，我们可能既想独处，又想有人陪伴；我们既想要学医，又想学音乐。我们的愿望和义务之间也可能发生冲突。比如：我们更想与爱人约会，即使是在有人身陷困境，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可能既想与他人保持一致，又想表达自己的不满，因此左右为难。最后，我们还可能在两种价值观念之间摇摆不定。例如：我们明白在战时应该投身前线，但又认为照顾家庭也是一种责任。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冲突的类型、范围和强度取决于我们身处的文明。如果这种文明状态稳定且囿于传统，那么可供选择的数量就很有限，个体可能产生冲突的范围也必将狭窄。但即便如此，冲突也没有消失。一种忠诚可能妨碍另一种忠诚，个人的欲望可能违背集体的义务。如果文明正处于快速变化的转型阶段，相互矛盾的价值观和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同时存在，那么个体面临的选择必然多种多样，并且难以决定。他可以人云亦云，也可以特立独行；他可以与人群居，也可以退隐山林；他可以追名逐利，也可以鄙夷成功；他可以主张对孩子严加管教，也可以允许他们自由成长；他可以相信男女有着不同道德标准，也可以认为两者应该一视同仁；他可以将性关系视为人类情感的表达，也可以将其与情感分离；他可以怀有种族歧视，也可以坚持人的价值与肤色或鼻形无关。诸如此类还有很多。

毫无疑问，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人，经常面对这样的选择，我们内心有冲突不足为奇。但令人惊讶的是，大部分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突，因此也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决定予以解决。他们多半随波逐流，接受命运的摆布。他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他们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做出妥协，他们陷入矛盾而不自知。在这里，我所指的是正常的人，既非普通大众，也非理想人士，而仅仅是没有患神经症的人。

因此，要意识到矛盾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策，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前提条件主要有四点：首先，我们必须清楚自己的愿望是什么，甚至我们的感情是怎样的。我们是真的喜欢一个人，还是只因为觉得应该这样做？如果我们的父母去世了，我们是真的悲伤，还是仅仅做个样子？我们是真的希望成为一名律师或医生，还是只因为那份职业受人尊敬且收入丰厚？我们真的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独立，还是只说给别人听听罢了？大多数人会发现，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却很难回答；也就是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感受和需要是什么。

其次，因为冲突通常与信念、信仰或道德观念有关系，所以，只有当我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价值观，才有可能出现这些冲突。仅仅被我们接受而还没成为我们一部分的信念，几乎没有足够的动力产生冲突，也不足以指导我们做出决策。当我们受到新的信念影响，这些信念就很容易被取而代之。如果我们只是采纳了我们环境中所推崇的价值观，那么，就不会出现与我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冲突。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儿子从没有质疑过思想狭隘的父亲的智慧，那么，当父亲想希望他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时，他的内心几乎不会发生冲突。一个已婚男人爱上另一个女人，实际上已经陷入冲突；但如果他还没有建立自己对婚姻意义的信念，他就会选择“顺其自然”而不是面对冲突，去做出非此即彼的决定。

再次，即使我们认识到了这样的冲突，我们还必须愿意且能够放弃矛盾问题的其中之一。但是，很少有人能断然舍弃，这是因为我们的情感和信念是混作一团的，或者说是因为大多数人还没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无法做到坦然放弃。

最后，要做出一项决策，决策者要具有为此承担责任的意愿和能力。这包括了错误决定带来的风险，愿意承担后果而不抱怨他人。决策者应该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我的选择，我自己的事。”要有这样的想法，他首先必须具备内在的力量和独立性，而这正是现今大多数人所欠缺的。

我们当中许多人都陷入了冲突的桎梏——不管有多么不愿承认——我们常常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去看那些似乎一帆风顺、不受干扰的人。这种羡慕不无道理。那些人可能是生活中的强者，建立了自己的价值体系；或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平静，因为冲突已不再凶猛，决策也不再紧迫。但是，外表也可能只是假象。更常见的情况是，我们羡慕的那些人，因为漠不关心、随波逐流或投机取巧，并不能真正面对冲突，或者按照自己的信念去解决冲突，所以他们只是放任自流，或者为眼前的利益所驱使。

有意识地体验冲突，尽管可能比较痛苦，但它也是一种无价的资产。我们越是敢于面对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解决方法，就越能获得更多的内心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才有可能成为命运之舟的主宰。根植于内心愚钝的虚假平静，根本不值得羡慕。它只会让我们变得脆弱，变得不堪一击。

当冲突涉及的是生活的基本问题时，面对和解决它们就更加困难了。但是，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地活着，就没有理由不去正视和解决冲突。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发展我们自己的信念。当我们认识到人生选择中各种因素的意义之后，就会看到奋斗的目标，找到生活的方向。[1]

一个患有神经症的人，认识和解决冲突尤其困难。我必须指出，神经症只是程度的问题——当我所说“神经症患者”时，指的是那些“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情感和愿望的意识非常之弱。通常，他唯一能清晰体验到的情感就是恐惧和愤怒，那是他内心的脆弱遭到打击时的反应，甚至这些情感也可能被压抑下去。这样的神经症患者确实存在，他们受强制性标准影响如此之深，以至于被剥夺了决定方向的能力。在这些强迫性倾向的控制下，患者连宣布放弃的能力都丧失了，更不用说承担责任的能力了。[2]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种类上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人质疑，用同一个术语来统称它们是否恰当。我认为是恰当的，但我们必须清楚它们的区别。那么，神经症冲突的特征是什么呢？

举一个简单例子加以说明。一位与别人合作搞机械研究的工程师，经常受到疲劳和烦躁的困扰。其中一次发作因下面这件事而起。在讨论某些技术问题时，他的意见不如同事们的意见那么受欢迎。不久之后，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大家做出了决策，之后也没有给他提建议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本可以认为这一程序不公，并据理力争一番；或者，他就心平气和地接受大多数人的决定。这两种做法都是协调性的反应，但这两件事他都没有做。虽然感到被人严重轻视，但他没有反抗。在意识层面，他只是感到有些恼火。而在他的梦里，展现出内心深处凶残的愤怒。这种被压抑的暴怒——既有对他人的愤怒，也有对自己软弱的愤怒——正是他感到疲劳的主要原因。

这位工程师没能做出协调性的反应，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他建立了一种高傲的自我形象，这一形象需要他人的尊重才能实现，而这在当时是无意识的。他自发地按照这一假设行事，即在他的专业领域，他的聪明才智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任何对他的轻视都可能危及这一假设，并激起他的暴怒。不仅如此，他还有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要斥责和羞辱别人。这种态度当然是他不能接受的，所以他用过分的友好来掩饰它。此外，他还有一种无意识的利用别人的动机，所以他必然想赢得他们的好感。对于情感和赞美的强迫性需要，加上他的迁就、忍让和顺从等态度，更加剧了他对别人的依赖。于是，冲突由此产生：一方面是具有破坏作用的攻击性——暴怒反应和施虐冲动；另一方面是对情感和赞美的需求，并力求在自己眼中显得公平和理性。结果就是，内心的动荡虽然未被注意到，但作为外在表现的疲劳使他的所有行动都瘫痪了。

当观察这个冲突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首先，我们会惊讶于它们的完全不相容性。一方面高傲地要求别人的尊重，另一方面又对别人讨好服从，没有比这更极端的对立了。其次，整个冲突一直是无意识的。其中存在的矛盾倾向并没有被意识到，而是被深深压抑着。内心交战的暴怒只有轻微的泡沫浮现到表面。这里的情绪因素也被合理化了：这是不公平的，是一种轻蔑，我的方案是更好的。最后，冲突的双方都是强迫性的。即使他对自己的过分要求，对自己的依赖行为，还有某种理智的认识，但他并不能自主改变这些因素。要想改变它们，需要大量的分析工作。他在任何一方都受到无法控制的强迫性力量的驱使：他不可能对自己内心这样迫切的需求置之不理。但是，这些需求没有一种代表了他真正的需要或追求。他既不想利用他人，也不愿意顺从他人；事实上，他厌恶这些倾向。这种状况对于理解神经症冲突有着深远的意义。它意味着任何决定都是不可行的。

再举一例，我们将看到类似的情形。一位独立设计师从好朋友那里偷了一笔钱。这种偷窃行为无法被外界所理解；他需要这笔钱，他的朋友也一定会乐意借给他，这位朋友以前就曾对他慷慨解囊。但他竟然去偷窃，这特别令人吃惊，因为他是一个正派的人，非常重视友谊。

下述的冲突才是这件事的根源。这个人对情感有着明显病态的需求，尤其渴望在所有事务上都能得到别人的照顾。这里面夹杂了一种无意识的利用别人的动机，因此他表现出的技巧是：既想得到别人的情感，又想让自己控制局面。这两种倾向本身让他愿意并渴望接受别人的帮助和支持；但他又发展出一种极端无意识的傲慢，这涉及相应的脆弱的自尊心。在他看来，别人应该为能帮到他感到荣幸，而他主动寻求帮助则是一种羞辱。对独立自主的强烈渴望，令他更加反感求助于人。他决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所需求，也不愿意把自己置于别人的恩惠之下。因此，他只能得到，而不能接受。

这一冲突的内容不同于第一个例子，但它们的本质特征是相同的。任何神经症冲突的情况都与其相似，表现出冲突驱力之间的不相容性，以及它们的无意识和强迫性，所以，患者总是无法自己解决冲突。

如果我们假设一条模糊的界线，以此划分正常的冲突和神经症冲突，那么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对于正常人来说，两种冲突倾向之间的差距远不及神经症患者那么大。正常人必须做出的选择，是两种行为模式之间的选择，任一选择都是可行的，并统一在一个相对完整的人格框架之内。打个比方，正常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只有90度甚至更小，而神经症冲突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夹角可能达到180度。

另外，两者在意识程度上也有区别。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Søren Kierkegaard）[3]指出的：“现实生活过于繁杂，无法仅仅通过一些抽象的对比，比如完全无意识的绝望和完全有意识的绝望，将其陈述清楚。”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正常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基本要素来说，则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他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可能就会有所意识；而导致神经症冲突的基本倾向则被深深压抑着，只有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使其重见天日。

正常的冲突涉及在两种可能性之间做出现实的选择，这两种可能性都是决策者非常想要的；或者涉及两种信念，这两种信念都是他真正推崇的。所以对他而言，他完全有可能做出一个合理的决定，即使这让他很为难，而且必须有所舍弃。而陷入冲突的神经症患者无法做出自由的选择，因为他受到了两种方向相反、强度相同的力量的驱使，而这两个方向他都不愿意追随。所以，他不可能做出通常意义上的选择。他停滞不前，没有出路。解决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分析他所有的神经症倾向，通过改变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使他能够完全摆脱这些倾向。

以上描述解释了神经症冲突为何如此令人痛苦。它们不仅难以识别，容易使人感到无助，而且还具有一种足以使人害怕的破坏性力量。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特征，并将它们牢记在心，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神经症患者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各种尝试，而这些尝试正构成了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1]对于只是因为环境压力而变得愚钝的正常人，可以阅读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Harry Emerson Fosdick）的《成为一个真实的人》（On Being a Real Person）一书，将大有收获。

[2]参见本书第十章，人格的萎缩。

[3]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The Sickness unto Death），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41年。

Chapter 02

基本冲突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最终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格。

由不相容的态度产生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

被称为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起着极大的作用，远超出人们的想象。然而，这些冲突并不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们基本处于无意识状态，而且神经症患者会竭力否认它们的存在。那么，什么迹象能够表明存在潜在冲突呢？在前一章引用的两个例子中，有两个很明显的因素表明了冲突的存在。其中之一就是最终出现的症状——第一个例子里是疲倦，第二个例子里是偷窃。事实上，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种潜在的冲突；也就是说，每一种症状都或多或少是某种冲突的产物。我们将会逐渐看到，那些未被解决的冲突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它们如何导致了焦虑、抑郁、犹豫、惰性、孤僻等状态。理解了这种因果关系，将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从表面的紊乱转向它们的源头——尽管还不能揭示源头的确切性质。

另一个表明冲突存在的迹象是自相矛盾。第一个例子里，我们看到那个人确信事情不对，于他不公，但他没有采取任何反抗；第二个例子里，一个极为珍视友谊的人，却从朋友那里偷了钱。有时候，处于冲突中的人能够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但更多时候，他对这种矛盾视而不见，即使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都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一个明显标志，就像体温升高表明了身体在生病一样。我们再举几个常见的例子：一个女孩一心想着嫁人，但又回避向她求爱的男人；一位母亲十分溺爱她的孩子，却又经常忘记孩子的生日；一个人总是对别人慷慨解囊，却对自己异常吝啬；一个人渴望独处，却又忍受不了孤独；一个人对别人宽容、友善，却对自己严厉、苛刻。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可以让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本质做出试探性假设。例如，一次重度的抑郁，只能揭示一个人正身陷困境这一事实。但是，如果一位看起来很疼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那么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这位母亲更关注的是她成为一位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甚至还可以承认这样的可能性，即她想成为一位好母亲的理想，与她无意识的施虐倾向——想要让孩子经受挫折——是相冲突的。

有时候，冲突也会浮现在表面；也就是说，被我们有意识地体验到。这似乎与我前面的断言（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相矛盾。但事实上，浮现在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因此，当一个经常施展逃避策略的人，发现自己必须做出重大选择时，就可能被一种有意识的冲突所撕扯。他现在无法做出决定：与哪个女人结婚，或者要不要结婚；选择这份工作，还是那份工作；维持合作关系，还是解除这份关系。他将饱受折磨，摇摆于两极之间，完全不能做出任何抉择。在痛苦之中，他可能去求助心理分析师，期望分析师能帮自己理清特定的问题。然而，他必将失望，因为他当前的冲突不过是内心冲突之炸药的表面爆破。如果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走下去，认识到隐藏在问题背后的冲突，那么烦扰他的特定问题将无法解决。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的冲突可能会外化，显现在患者的意识层面，表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之间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毫无理由的恐惧和压抑干扰着他的意愿时，也可能会意识到内心矛盾的倾向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够识别出那些导致冲突的因素，这些因素可以解释患者的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但我们必须补充说，这种情况将变得更加令人困惑，因为矛盾的种类和数量众多而繁杂。我们不禁要问：在所有特定的冲突之下，是否潜藏着一种基本的冲突，并且它就是所有其他冲突的根源呢？我们是否可以借用一段不和谐的婚姻来描绘冲突的结构呢？在这段婚姻中，各种表面上不相干的分歧和争吵，事关朋友、孩子、理财、三餐、仆人等，是否全都指向这段关系本身具有的基本矛盾？

自古以来，人们就相信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种信念在各种宗教和哲学中起着重要作用。光明和黑暗的力量，上帝和魔鬼的较量，正与邪的对峙，正是这一信念的某些表现形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以及许多其他方面都做了开创性工作。他最先提出假设：所谓的基本冲突，一方是我们盲目寻求满足的本能冲动，另一方是险峻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峻的环境在童年时期便开始内化，后来表现为令人生畏的超我。

这个概念十分严肃，不太适合在这里全面讨论。不然我们就要把所有对力比多理论的争论都重述一遍。所以，我们不如尝试去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含义，而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假设搁置一边。从而剩下的只是这一论点：原始的、利己的驱力和令人生畏的良知之间的对立，乃是我们各种各样冲突的根源。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者在我看来与之大致相当的东西——在神经症的结构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但是，我对它的基本性质却有不同看法。我的观点是，尽管它是一种主要冲突，但它是继发性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我持这种异议的理由在后文会更加明晰。在这里，我只说明一点：我不相信任何欲望和恐惧之间的冲突能够解释神经症患者内心的分裂，也不相信它的结果如此有害，以至于可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精神状态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具有全心全意追求某种东西的能力，他只是在追求过程受挫于恐惧引起的阻碍作用。但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正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全心全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因为他的愿望本身是分裂的，也就是说，是朝着相反方向的。[1]这就构成了一种远比弗洛伊德设想的更为复杂的情况。

尽管我认为基本冲突比弗洛伊德所说的更具破坏性，但对于最终解决的可能性，我的看法要比他积极得多。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在根本上是无法被解决的：我们所能做的不过是更好地妥协，或者更好地控制罢了。但在我看来，基本的神经症冲突不一定最早出现，如果确实出现了，也是有可能解决的——只要患者愿意付出努力并承受分析中的痛苦。我与弗洛伊德的区别并不在于乐观或者悲观，而是我们从不同的前提出发，必然得出不同的结果。

弗洛伊德后来对基本冲突问题的解答，在哲学意义上相当吸引人。但是，让我们再次把关于他思路的各种讨论搁置一旁，弗洛伊德关于“生”“死”本能的理论，可以归结为人类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本人并不想把这一概念与冲突联系起来，他更感兴趣的是这两种力量是如何交合的。例如，他认为受虐狂和施虐狂的内驱力可以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本能的融合。

要将我的观点应用于对冲突的研究，还需要引入道德价值观。然而，对弗洛伊德来说，道德观念只是科学王国的非法入侵者。他根据自己的信念，努力构建了一种剥离道德观念的心理学。我认为，正是这种“唯科学至上”（指自然科学）的努力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弗洛伊德的理论及其治疗被限制在一个极窄的范围内。更具体地说，这种“唯科学至上”的努力，似乎使他无法识别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即使他在这一领域做了大量工作。

荣格也非常强调人类身上的对立倾向。事实上，他对这些矛盾印象深刻，还认为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任何一种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面的存在。外在的阴柔暗示着内在的阳刚；表面的外向对应隐藏的内向；外在以思维和理性为主导，内在则偏重情感，等等。由此可见，荣格似乎认为冲突是神经症的一个基本特征。然而，他继续说道，这些对立面并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其目的是兼收两者，并因此接近理想的完整状态。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像是因单方面发展而被搁浅的船只。荣格在他所谓的“互补法则”中阐述了这些概念。现在我也认识到，对立的倾向包含了互补的因素，它们在一个完整的人格中缺一不可。但我认为，这些因素已然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而且患者对这些东西固守不放，因为它们代表了他处理冲突的努力。例如，一个人倾向于内省、孤僻，只关注自己的情感、思想或想象，而不关注别人。如果我们将他的表现视为一种真实的倾向，也就是说，它是先天形成并由后天经验强化而来，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我们向患者指出他隐藏的“外倾”趋势，指出任何单方面的发展都是危险的，然后鼓励他接受并实现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将患者的内倾（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孤僻）视为他逃避冲突的一种手段，逃避与他人密切接触会产生的冲突，那么我们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更外倾一些，而是要分析这里隐藏的冲突。只有解决了这些冲突，才能迈向内心完整这一目标。

现在我开始阐述自己的观点。我在神经症患者对待别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他的基本冲突。在具体讨论之前，让我们回忆一下《化身博士》[2]（Dr Jekyll and Mr Hyde）的故事，其中有这一矛盾的生动表现。在这个故事中，一方面，杰基尔博士文弱、敏感、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另一方面，海德先生残忍、无情、自私自利。当然，我并不是暗示神经症的分裂总是遵循这个故事的路线，我只是想指出，在患者对待别人的态度中，往往生动地表现出基本的矛盾。

要追寻这个问题的起源，我们必须回到我所说的基本焦虑[3]。它指的是，一个孩子在充满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感受到的孤立和无助。外界环境中的许多不利因素都可能造成孩子的不安全感，例如：直接或间接的控制，漠不关心，情绪化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需求，缺乏真正的指导，轻蔑的态度，过多的赞美或没有赞美，缺乏温情，让孩子在父母的分歧中“站队”，让其承担太多或太少的责任，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正，歧视，不遵守承诺，敌意的氛围，等等。

在这里，我需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孩子能觉察到环境中潜在的虚伪。他觉得父母的爱，他们所做的慈善活动，他们的诚实、慷慨等等，可能只是在装模作样。就这一点来说，孩子所感受到的虚伪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其余的可能只是他对感受到的父母矛盾行为的反应。然而，导致这种情况的因素通常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也许很明显，也可能很隐蔽，因此我们只能在分析中，逐步认识这些因素对孩子成长的影响。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状况下，孩子们摸索着如何继续前进，如何应对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们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应对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势力。这样做时，他们不仅发展出了临时的策略，而且还形成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性格倾向成为他们人格的一部分。我将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倾向”。

要想知道冲突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就不能将注意力过多集中在个体的倾向上，而要全局性地观察孩子在这些情况下能够且确实会采取的行动。虽然暂时看不到细节，但我们会更清楚地了解孩子为应对环境所采取的基本行动。一开始，可能会出现一幅相当混乱的画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中三种行动方向逐渐清晰起来：孩子可以亲近人，对抗人，或者回避人。

当孩子亲近人时，他接受了自己的无助，尽管他仍感到疏远和恐惧，但他尝试去赢得他人的喜爱并依靠他们。只有这样，他与人在一起时才会有安全感。如果家庭中发生了争执，他会依附于最强有力的那一方。通过这种依附，他获得了一种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使他感觉不那么柔弱和孤立。

当孩子对抗人时，他接受了周围的敌意，并将其视作理所当然，所以他会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决定战斗。他暗中怀疑别人对自己的感情和意图。他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进行反抗。他想变得更强大，打败他人，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还为了报复。

当孩子回避人时，他既不想有归属感，也不想战斗，而是孑然一身。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他。他用大自然、玩偶、书籍和梦想构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在这三种态度中，每一种都过分体现了基本焦虑的某一个因素：第一种是无助，第二种是敌意，第三种是孤立。但事实是，孩子不可能只表现出三种态度中的一种，在这些态度的形成过程中，三种倾向必定都会出现。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倾向。

如果我们谈论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年人，他会明显表现出前面三种态度中的某一种。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运作。在一个以依赖和顺从为主的类型中，我们仍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独处的需求；一个明显怀有敌意的人，也可以有顺从的一面，也会有独处的需要；而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并非没有敌意或不渴望友谊。

然而，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才是决定实际行为的关键因素。它反映的是某个人与别人打交道时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和手段。因此，一个离群索居的人自然会使用各种无意识的技巧，使自己与别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在任何需要与人密切联系的情况下，他都会感到不知所措。此外，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也往往是（但并不总是）患者在意识层面最能接受的倾向。

这并不是说，那些不太明显的态度影响力就很小。例如，一个表面上明显依赖、顺从的人，很难判断他的支配欲是否低于他对感情的需求，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只不过更间接罢了。被掩盖的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力量，这一点已经被许多例子证明。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发生了某种逆转。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种逆转，但它也发生在成年人的生活中。英国小说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pence）中的人物斯特里克兰（Strickland）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些女性的病史也显示出这种变化。一个原本像假小子、野心勃勃、叛逆的女孩，当她坠入爱河以后，可能会变成一个顺从、依赖的女性。或者，在遭遇重大变故或不幸之后，一个离群索居的人可能会变得病态地依赖别人。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类似这样的变化给了我们某种启发去回答一个频繁遇到的问题，即后来的经历是否无足轻重，我们是否被童年经历一劳永逸地牵引和制约着？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神经症的发展，有助于我们给出一个比通常看法更恰当的答案。有以下这些可能：如果童年状况没有过于抑制自发成长，那么后来的经历尤其是青春期的经历，就能影响个体人格的塑造；然而，如果早期经验的影响力大到儿童形成了僵化的行为模式，那么任何新的经验都无法取得突破。一部分原因在于，个体的僵化让他无法接受任何新的体验：例如，他可能过于离群索居，不允许任何人接近他；或者他的依赖根深蒂固，以至于他总是被迫扮演屈从的角色，并招致别人的利用。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总是用既定的语言模式来解释任何新的经验：例如，攻击类型的人面对别人的友好时，要么认为这是愚蠢的表现，要么认为别人有所企图；这种新的经验只会强化旧有的模式。还有一种情况，当神经症患者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态度时，看起来好像是后来的经验带来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并不像看上去那么彻底。实际情况是，内在和外在的压力迫使他放弃了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如果起初没有冲突存在，这种变化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人的立场来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理由相互排斥。一个人应该既能让步于人，也能奋力抗争，还能独善其身。这三者可以互相补充，和谐统一。如果其中一种占据了优势，仅仅表明在它某个方向上走过了头。

但在神经症患者身上，就有种种理由表明这些态度是不可调和的。神经症患者总是不够灵活；他被迫去顺从、对抗和逃避，不管这一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是否合适。如果他不这样做，他就会陷入恐慌。因此，当这三种态度都表现得很强烈时，他必然会陷入严重的冲突。

还有一个因素极大地拓宽了冲突的范围，那就是这些态度并不局限于人际关系领域，而是逐渐渗透到整个人格之中，就像恶性肿瘤蔓延至整个机体组织一样。这些态度最终不仅支配着患者与别人的关系，而且控制着他与自己和整个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支配一切的特征，就很容易把最终的冲突看成绝对的矛盾，比如爱对恨、顺从对反抗、服从对支配，等等。然而，这只会使人误入歧途，就如我们在区分法西斯主义和民主制度时，只注意两者在某一个问题上的对立特征，比如它们对宗教或权力的态度的不同。当然存在这些不同，但只强调这一点就会混淆一个事实：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代表了两种完全不相容的生活哲学。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最终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人格，这并不是偶然的。人际关系重要到能够塑造我们发展的品质，影响我们设定的目标，引导我们信仰的价值观。而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又会作用于我们与别人的关系，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4]

我的观点是，由不相容的态度产生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此应该被称为基本冲突。再补充一点，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形容它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它是神经症产生的动力中心。这一主张是神经症新理论的核心，其含义将在下文中逐渐揭晓。从广义上说，这一理论可以视作我早期的神经症概念的细化，即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一种表现。[5]

[1]参见弗朗兹·亚历山大，《结构性冲突和本能冲突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Structural and Instinctual Conflicts），载《精神分析季刊》（Psychoanalytic Quarterly），第11卷第2期，1933年4月。

[2]《化身博士》，是英国著名作家史蒂文森的一部哥特风格的科幻小说，讲述的是杰基尔博士喝了一种试验用的药剂，在晚上化身成邪恶的海德先生四处作恶。他终日徘徊在善恶之间，心中的内疚和犯罪的快感不断冲突，令他饱受折磨。——译者注

[3]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诺顿出版公司，1937年。

[4]既然与别人的关系和对自己的态度不能分隔开来，那么有时见于精神病学出版物的观点，即这两者当中总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中是首要因素，就有些站不住脚了。

[5]这一概念最先见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后在《精神分析的新方法》和《自我分析》两书中得到详细阐述。

Chapter 03

亲近人

爱是顺从型患者满足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

它既能满足他被人喜欢的需要，也能满足他支配别人的需要；

既能满足他甘居次席的需要，也能满足他超越别人的需要。

只描述基本冲突在一些个体身上的作用，不足以将它说清楚。基本冲突具有破坏性的力量，神经症患者不自觉在其周围建立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基本冲突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隐藏起来，无法以纯粹的形式呈现。这样做的结果是，浮于表面的更多是各种处理冲突的尝试，而不是冲突本身。因此，只关注病史的细节并不能揭示它所掩藏的内涵，这样的呈现必然过于就事论事，无法让人通观全局。

此外，前面章节所做的概述还需要充实。为了理解基本冲突的全部内涵，我们必须逐一研究其中对立的因素。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种人格类型由某一因素主导，而且该因素对患者来说代表了更易接受的自我。简单起见，我将这些类型划分为顺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和孤僻型人格。[1]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都将聚焦于个体更易接受的态度，尽可能不考虑它隐藏的冲突。而在每一种类型中，我们都会发现，对别人的基本态度产生了或至少是促进了某些需求、品质、敏感、抑郁、焦虑，以及一套特定的价值观。

这种做法可能有一些弊端，但是也有一定的优点。首先，考察的类型具有比较突出的一系列态度、反应、信念的功能和结构，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病例中时，我们能更容易识别。而且，观察典型的没有夹杂其他表现的症状，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三种态度的内在矛盾。回到关于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例子：如果我们想指出民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本质区别，我们不能先找到这样一个个体——他既信仰某种民主理想，又暗中靠近法西斯主义。我们应该先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材料和运动中对法西斯主义思想有一个了解，然后再将它们与最具代表性的民主生活方式进行比较。这让我们明白这两种信仰之间的差别，进而帮助我们理解那些试图在两者之间达成妥协的个体和群体。

第一组是顺从型人格，它表现出所有与“亲近人”相关的特质。他对情感和赞美有明显的需求，尤其需要一位“同伴”，可以是一位朋友、一位爱人、一位丈夫或一位妻子，“这位同伴会满足他生活中的所有期待，会帮助他决定善与恶，其首要任务就是完美地操纵他”[2]。这些需求具有所有神经症倾向的共同特征，那就是具有强迫性、盲目性，并且在受挫后会引起焦虑或抑郁。它们的运作几乎不依赖于“别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于患者对他们的真实感受。尽管这些需求的表达方式可能会有变化，但它们都围绕着对亲密关系和“归属感”的渴望。由于这些需求本身具有盲目性，所以，顺从型的人容易高估他与别人的气质相近、趣味相投，而忽视他与别人的不同所在。[3]他对别人的这种误判，并不是因为无知、愚蠢或者缺乏观察力，而是由他的强迫性需求决定的。就如一位患者在绘画中显示的，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奇怪而危险的动物包围的婴儿。他站在画面的正中央，弱小而无助，一只大蜜蜂想要蜇他，一条狗想要咬他，一只猫想要抓他，一头牛想要顶他。很显然，这些动物的真实本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更具攻击性的、更令人畏惧的事物的“情感”正是患者最为需要的。总而言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被喜欢、被追求、被渴望、被爱；需要感觉被接纳、被欢迎、被赞美、被认可、被欣赏；希望被需要、被别人尤其是某个特定的人重视；需要被帮助、被保护、被照顾、被引导。

在分析过程中，当分析师向患者指出这些需求的强迫特征时，他很可能会断言这些欲望都是非常“自然的”。当然，他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辩护。除了那些完全被施虐倾向吞噬的患者（后面会讨论）——他们对情感的渴求被抑制到无法起作用，我们可以假设，每个人其实都希望被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获得帮助，等等。这位患者错就错在，他声称自己对情感和赞美的疯狂追求都是真诚的，而实际上，他对安全感贪得无厌的渴求已使其中真诚的部分黯然失色了。

患者对安全感的需求迫切到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形成了某些品质和态度，进而塑造了他的性格。其中有些可以说是讨人喜欢的：他对别人的需求变得很敏感——当然，在他的情感所能理解的范围内。例如，尽管他很可能会忽视一个孤僻的人离群索居的愿望，但他会对他人同情、帮助、赞美等方面的需求非常敏感。他会主动地尝试实现别人的期望，或者在他看来是别人的期望，因此经常忽略自己的感情。他变得“无私”、自我牺牲、无欲无求——除了他对情感的无限渴求。他变得顺从，在他能承受的范围之内，过分体贴、过分感激、过分感恩和过分慷慨。他忽视了一个事实，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别人，而倾向于把他们看作虚伪的、自私的。如果我用意识层面的术语来描述在无意识中发生的事情，可以这样说：他说服自己去喜欢所有人，他们都很“友好”，并且值得信任。可这一谬论不仅让他心碎失望，而且增加了他普遍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像他认为的那么有价值，主要是因为他没有考虑自己的情感或判断，而是盲目地把他想要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一切给予出去——而且，如果没有得到回报的话，他又会深深地感到不安。

与之类似并交叉重叠的还有另外一些特质，其目的是避免与人怒目相向、争吵和竞争。他倾向于放低身段，退居次席，让别人成为关注的焦点；他会息事宁人、居间调停，并且毫无怨言——至少在意识层面如此。所有对复仇或胜利的欲望都被深深压抑了，他也常常惊讶自己怎么如此容易和解，从来没有长久的怨恨。这当中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倾向于主动承担责任。再一次，他毫不在意自己的真实感受——也就是说，不管他是否真的感到内疚——在面对明显毫无根据的批评，或者可以预料的攻击时，他都会指责自己而不是责怪别人，喜欢检讨自己或者赔礼道歉。

这些态度在不知不觉间转变为明显的压抑。因为他忌讳任何的攻击行为，所以我们便发现了压抑所在：他不敢坚持己见、批评别人、苛求别人、发号施令、突出自己或有所追求。此外，他的生活完全以别人为导向，他的压抑常常阻碍他为自己做事或独自享受生活。最后，他会觉得没有人分享的体验就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一顿饭、一场演出、一段音乐还是一处风景。不用说，这种对享受的严格限制，不仅使他的生活变得贫乏，还使他更加依赖别人。

除了将上述的品质理想化[4]之外，这一类型的患者对自己的态度还有一些特征。第一个特征是他无处不在的脆弱感和无助感——一种“可怜弱小的我”的感觉。一旦任其自生自灭，他就会迷失方向，就像一只离开港湾的小船，或是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无助感有一部分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无论如何都感觉无法抗争，确实会因此变得脆弱。此外，他向自己和别人坦率地承认这种无助感。这种感觉还会在梦里得到戏剧性的强调。他经常用这种无助作为吸引人或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不能扔下我，因为我是如此脆弱和无助。”

第二个特征来自他让自己退居次席的倾向。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别人比他更优秀、更有魅力、更有智慧，受过更好的教育、更有价值。这种感觉倒是有事实根据，因为他缺乏自信和主见，这确实会削弱他的能力。但是，即使在他绝对擅长的领域，他的自卑感也会使他无视自己的优点，而认为对方比自己更有能力。在那些强势或傲慢的人面前，他的自我价值感就变得更低了。即使独处时他也是如此，不仅会低估自己的素质、天赋和能力，而且还会低估自己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特征是他普遍依赖别人的部分表现。这是他无意识的倾向，即根据别人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尊心随着他们的赞成或反对、喜欢或厌恶而起起落落。因此，任何拒绝对他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如果一个人没有回复他的邀请，表面上他可能对此毫不在意，但按照他内心世界的逻辑，这件事已经令他自尊扫地。换句话说，任何批评、拒绝或抛弃都是一种可怕的危险，所以他会做出最卑贱的努力，以赢得那个对他造成伤害的人的认可。他左脸挨了耳光，会紧接着献上右脸，这样做并非出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冲动，而是他的内在假设所能做的唯一合乎逻辑的事。

所有这些使他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值观。根据他总体的成熟程度，这些价值观的清晰和坚定程度也有所不同。它们指向的是善良、同情、爱、慷慨、无私和谦卑，而自私、野心、冷酷、狂妄和权势是他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可能又暗中倾慕这些特质，因为它们代表着“力量”。

以上这些就是神经症中“亲近人”所包含的元素。现在应该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比如顺从或依赖）描述这些元素，是多么不充分；因为它们内含的是一整套的思维、感受和行为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说过不去讨论那些自相矛盾的因素。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压抑对立倾向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就无法理解这些态度和信念是多么牢固地黏附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快速看一下事情的对立面。在分析顺从型患者时，我们发现各种攻击倾向都被强烈压抑。与表面上的过分关心形成鲜明对比，我们还看到他对别人漠不关心、持蔑视态度，无意识地依附或利用别人，控制和操纵别人，永不知足地想要超越别人或享受报复性的胜利。当然，这些被压抑的冲动在类型和强度上各不相同。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出现是对早年不幸经历的回应。例如，一段病史常常显示，某个患者小时候经常乱发脾气，但到了五岁或八岁时这种表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温顺。但是，后天的经历也会加强和助长攻击倾向，因为敌意不断从各处涌来。如果无穷无尽地讨论下去，那我们就会离题太远，所以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自谦和“善良”会招致被人欺负和利用，而且，对别人的依赖会使自己变得更加脆弱。所以，只要患者对喜欢或赞美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他反过来就会有被忽视、被拒绝和被羞辱的感觉。

当我说所有这些情感、驱力和态度遭受“压抑”时，我使用的是弗洛伊德的术语，意思是患者不仅没有意识到它们，而且强烈希望永远不要意识到它们。他总是焦虑地提防着，以免向自己或别人泄露蛛丝马迹。因此，每一种压抑都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个体压抑他内心的某些冲动到底有何目的？在顺从型患者的身上，我们可以找到好几种答案。但只有我们讨论完理想化形象和施虐倾向后，才能理解其中大多数答案。此时，我们可以理解的一点是，敌意的感受或表达会威胁患者喜欢别人和被别人喜欢的需求。此外，在他看来，任何一种攻击行为甚至自作主张的行为都是自私的。他会谴责这种行为，并觉得别人也会谴责它。他无法承担这种被谴责的风险，因为他的自尊完全来自别人的肯定。

压抑所有过分自信、怀恨在心、野心勃勃的情感和冲动还有另外一种作用。它是神经症患者的一次尝试，试图消除内心冲突并创造和谐统一的感觉。我们内心对人格统一的渴望并不神秘，它由两种因素促成：一是我们生命正常运转的现实需要——当我们被方向相反的两种驱力牵扯时，自然无法做到这一点；二是我们内心产生的巨大的恐惧——害怕被分裂。通过掩盖所有的矛盾元素让一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是整合人格的一种无意识尝试，是神经症患者处理冲突的主要方法之一。

所以，我们发现了患者严格控制所有攻击性冲动的双重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那虚假的统一性不能遭到破坏。攻击倾向越具有破坏性，就越有必要将其排除在外。患者还会矫枉过正，从不表达自己想要任何东西，从不拒绝别人任何要求，总是喜欢每一个人，总是退居幕后，等等。换句话说，患者顺从的、讨好的倾向被强化了，它们变得更具强迫性，更加盲目。[5]

但是，所有这些无意识的努力，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以符合神经症结构的方式表现出来。患者会对别人提出要求，“因为他是如此悲惨”；或者假借“爱”的名义暗中支配别人。被压抑的敌意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出来，可能是偶尔的烦躁，也可能是勃然大怒。这些爆发虽然不符合患者温柔和善的形象，但对他个人来说却是完全合理的。根据他的假设，他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对别人的要求是过分和自私的，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以至于忍无可忍。最终，如果被压抑的敌意发展成一股无名之火，就可能会导致各种功能紊乱，比如头痛或胃病。

因此，顺从型患者的大部分特征具有双重动机。例如，当他让自己低人一等时，是为了避免摩擦，实现与别人和谐相处；但这也可能是他使用的一种手段，借此消除自己想要超越别人的所有痕迹。当他让别人利用自己时，是一种顺从和“善良”的表现，但也可能是他在回避自己心中想要剥削别人的愿望。为了克服神经症的顺从倾向，就要按照适当的顺序对冲突双方进行处理。我们或许从保守的精神分析出版物中看过：“释放攻击性”就是精神分析治疗的本质。这种看法暴露了我们对神经症结构的复杂性，尤其是多样性知之甚少。只有针对某种特定类型进行讨论时，这种观点才具有正确性；即便如此，它的正确性也是有限的。揭示患者的攻击性冲动确实是一种释放，但如果把“释放”本身当作最终目的，很容易损害患者的发展。如果最终要获得人格的整合，我们就必须彻底解决各种冲突。

我们还要注意爱和性在顺从型患者身上所起的作用。在他看来，爱往往是唯一值得为之奋斗、为之而活的目标。没有爱的生活是单调的、乏味的和空虚的。按照弗里茨·威特尔斯（Fritz Wittels）对强迫性追求的描述[6]，爱成了患者不顾一切去追求的幻影。无论是人群、自然、工作，还是任何一种娱乐或兴趣爱好，除非有爱的关系带来热情和味道，否则它们就毫无意义。在我们的文明环境下，这种对爱的痴迷在女性中比男性中更为频繁和明显，这个事实使人们形成一种观念，即对爱痴迷是女性特有的渴望。事实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它只是一种神经症现象，是一种非理性的强迫性冲动。

如果理解顺从型患者的人格结构，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爱对他如此重要，为什么“他的疯狂中自有条理”。鉴于他互相矛盾的强迫性倾向，爱实际上是他满足所有神经症需要的唯一途径。它既能满足他被人喜欢的需要，也能满足他支配别人的需要（通过爱）；既能满足他甘居次席的需要，也能满足他超越别人的需要（通过伴侣对他的专心关注）。它使患者能够在一个合理、纯洁甚至值得称赞的基础上释放自己所有的攻击性冲动，同时也使他能够表现出自己拥有的所有讨人喜欢的品质。此外，由于他不知道自己的痛苦和挣扎来自内心的冲突，于是爱就成为他的灵丹妙药：只要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们会说，这种期望是荒谬的，但我们也可以理解这种无意识推理的逻辑。他认为：“我既脆弱又无助，要我独自一人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上，我的无助感就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如果找到一个爱我胜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再处于危险之中，因为他（或她）会保护我。和他在一起，我不需要证明自己，因为他会理解我，给我所有我想要的，而不需要我提出要求或进行解释。事实上，我的软弱将是一种财富，因为他会喜欢我的无助，而我可以依靠他的力量。我无法为自己调动任何积极性，但如果是为他做事情，或者是他要求我为自己做事情，我就会迅速行动起来。”

他继续按此逻辑建构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其中部分是思考所得，部分只凭感觉，部分是完全无意识的，他会想：“孤单一人对我是一种折磨，不仅因为我无法享受任何无人分享的事情，还因为我感到迷茫，感到焦虑。当然，我可以一个人在星期六晚上看一场电影或读一本书，但那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因为它让我感觉没有人想要跟我在一起。因此，我必须精心计划，坚决不要在星期六晚上或在任何时候独自看电影或读书。一旦我找到了一位伟大的爱人，他就会把我从这种折磨中解脱出来，我就再也不会孤单一人了。现在看起来毫无意义的事情，不管是准备早餐、工作还是看日落，都将充满了乐趣。”

他还会想：“我缺乏自信。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能干，更有魅力，更有天赋。即使是我努力完成的事情也没什么价值，因为我无法把它真正归功于自己。或许我一直在虚张声势，或许只是碰巧运气好。我无法保证再做一次还能取得成功。如果人们真的了解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对我委以重任了。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的人，爱我所有，视我为掌上明珠，那么我就会是一个大人物。”所以，难怪爱会像海市蜃楼一样充满诱惑，难怪人们会紧紧抓住它不放，而放弃艰苦地从内在改变自己的过程。

性交也是如此，除了生物性功能外，还有一种证明自己被需要的价值。顺从型患者越是倾向于孤僻（害怕情感的卷入），或者越是对被爱感到绝望，就越有可能用性来代替爱。他会以为性是建立亲密关系的唯一途径，而且还会像高估爱一样，认为性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如果我们小心地避免这两个极端：一是认为患者对爱的过分强调是“自然的”，另一个是将其贬低为“神经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顺从型患者对爱的期待完全源于他的生活哲学。正如我们经常（或者总是）在神经症现象中发现的：患者的推理，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完美无缺的，只不过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这个错误的前提就是，患者误将自己对情感的需求以及所有与之相关的东西，与真正去爱一个人的能力混为一谈，并且完全没有考虑到他的攻击性甚至破坏性的倾向。换句话说，他忽略了整个神经症的冲突。他期望在丝毫不改变冲突本身的情况下，清除那些冲突的有害后果——这是每个神经症患者尝试处理冲突的典型特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尝试注定失败。对于将爱作为一种解药，我还是要多说一句。如果这些顺从型患者足够幸运，找到了一位既强大又善良的伴侣，或者伴侣的神经症刚好与他自己的互补，那么他的痛苦可能会大大减轻，他甚至会感受到某种程度的幸福。但通常来说，这无异于期望在人间寻得天堂，这种关系只会将他推向痛苦的深渊。他极有可能把自己的冲突带入这段关系，然后毁了这段关系。其最好的结局也只是缓解一下他现实的痛苦，除非他的冲突得到彻底解决，否则他的成长之路仍会受阻。

[1]这里使用“类型”一词只是对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人的简称。我绝不是要在本章或以下两章中建立一种新的类型学。类型学当然是我们需要的，但它必须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

[2]引自卡伦·霍妮，《自我分析》，诺顿出版公司，1942年。

[3]参见《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第二章和第五章，关于情感的需求；《自我分析》，第八章，关于病态的依赖。

[4]参见本书第六章，理想化形象。

[5]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6]弗里茨·威特尔斯，《神经症患者的无意识幻影》（Unconscious Phantomsin Neurotics），载《精神分析季刊》，第八卷，第二部分，1939年。

Chapter 04

对抗人

生活就是一场战争，人们各自为战，最终成王败寇。

攻击型患者的价值观建立在丛林哲学基础之上。

他认为，强权就是真理，慈悲和宽容请让道，人对人即是狼。

在讨论基本冲突的第二个方面——“对抗人”的倾向时，我们还是像前面一样，在此考察攻击性倾向占主导的类型。

顺从型的人坚持认为人们都是“友好的”，但又不断被相反的事实打击；而攻击型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人们都有敌意，并且拒不承认他们心地善良。对他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战争，人们各自为战，最终成王败寇。他只是不情愿地、有所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他的态度有时会很明显，但更多时候被掩藏在温文尔雅、公正不阿和讨人喜欢的外表之下。这种表面功夫可以说是阴谋家的权宜之计。然而，这里面通常混杂了伪装、真情和神经症需要。在没人怀疑他的领导地位时，他希望别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好人，或许确实带着几分仁慈善意。但这当中可能有一种对喜欢和赞赏的神经症需要，这种需要又服务于带有攻击性的目标。顺从型的人就不需要这种“门面”，因为他的价值观很符合社会或宗教所认可的美德。

与顺从型患者的需求一样，攻击型患者的需求也具有强迫性。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们的需求同样是由基本焦虑引发的。这一点必须强调一下，因为在顺从型中非常明显的恐惧，在攻击型中却从未被承认或表现出来。在他身上，所有的事情都势必表现为、发展为或至少看上去坚不可摧。

他的需求在根本上源于自己的感受，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角斗场；用达尔文的话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能否生存下去主要依赖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明，但无论如何，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始终是第一准则。因此，他的首要需求就是对他人的控制。至于控制的手段则是千变万化。他可能直接行使手中的权力，也可能通过对别人关怀备至或施以恩惠而实现间接操控。他可能更愿意成为幕后操纵者。他采取的方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相信通过推理或预见，一切事情都在掌控之中。他采取这种独特的控制形式，一方面取决于他的先天禀赋；另一方面，这代表了相互冲突的倾向的一种融合。例如，一位攻击型患者同时又有孤僻的倾向，他就会避开任何直接的控制，因为这会使他与别人产生密切接触。如果他有很多隐藏的情感需求，他也会倾向于选择间接控制。如果他喜欢做一个幕后操纵者，那么很明显他存在施虐倾向，因为这意味着利用别人来实现自己的目标。[1]

与此同时，他想要超越别人，获得成功、声望或任何形式的认可。这方面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权力为导向的，因为成功和声望在一个竞争性社会中将会带来权力。这些努力通过外部的肯定、赞扬和至高无上的地位，给人带来一种主观上的力量感。与顺从型一样，攻击型患者的重心也落在自身之外，只是他们想要的有所不同。事实上，顺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当人们想知道为什么获得了成功还是没有安全感时，只能暴露他们在心理学上的无知；但他们这样做的事实表明，成功和声望通常被人们视为普遍的评价标准。

强烈地想要剥削别人、算计别人，让他们为己所用，这些都是攻击型的一部分。对任何一种情境或关系，攻击型患者的立场都是“我能从中得到什么”——不管是面对金钱、声望、人脉，还是创意。他会有意识地或半意识地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要比其他人做得更完美。他养成的性格几乎与顺从型正好相反。他严厉而强硬，或者看上去如此。他将所有的情感，不管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视为“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的作用微不足道。这并不是说他从没有“谈过恋爱”，或者永远不会有婚姻或婚外情；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到一位称心如意的伴侣，通过这位伴侣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富，他可以提升自己的地位。他不明白为什么要为别人着想。“我为什么要关心别人？让他们关心自己好了。”如果问他那个古老的伦理问题：一个木筏上有两个人，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应该怎么办？他会说，当然是尽力保全自己了，不这样做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他不愿承认任何形式的恐惧，并会找到一切方法控制这种情绪。例如，他可能会强迫自己待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尽管他很害怕盗贼上门；他可能会坚持骑马，直到克服对马的恐惧；他可能会故意穿过有蛇出没的沼泽地，只为克服对蛇的恐惧。

顺从型的人倾向于息事宁人，攻击型的人则竭力成为一名斗士。在一场辩论中，他机警而敏锐，用尽一切手段，只为证明自己是对的。尤其是当他走投无路只能战斗的时候，他会发挥出最佳水平。与害怕取胜的顺从型相反，攻击型的人输不起，一心只想赢得胜利。顺从型的人喜欢自责，攻击型则随时指责别人。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没有内疚感。顺从型患者在认错时并不认为自己真的有错，而只是为了讨好别人才这样做。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错了，他只是假设自己是对的，他需要这种主观确定性作为基础，就像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阵地来发动攻击一样。他认为在不是绝对必要的情况下承认错误，不是愚蠢至极，就是一种不可原谅的软弱。

攻击型的人必须与一个险恶的世界做斗争，与这种态度相一致，他培养出一种强烈的现实主义意识。他永远不会太过“天真”到忽视别人身上的不利因素，比如野心、贪婪、无知或其他可能阻碍他实现目标的东西。在竞争性文明中，拥有这种特质的人比正人君子常见得多，他自认为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没毛病。当然，他实际上与顺从型的人一样片面。他的现实主义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他强调谋略和远见。像任何优秀的战略家一样，他会随时评估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和可能遇到的陷阱。

他总是被驱使着强调自己是最强大的、最精明的或最受追捧的，所以他努力发展出与之匹配的能力和智谋。他投入工作的热情与智慧可能使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员工，或者事业成功的老板。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他对工作的专心致志只是一种假象，因为对他来说，工作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他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毫无兴趣，也没有从中得到真正的乐趣——这个事实与他试图将情感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做法是一致的。这种扼杀所有情感的做法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从成功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使他能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一样，不知疲倦地生产出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权力和声望的产品。这时感情用事可能会带来干扰。可以想象，情感可能会使他走向一条机遇更少的职业路线；情感可能会导致他羞于使用在成功路上惯用的技巧；情感可能会引诱他远离工作，转而享受自然或艺术，或者与朋友交往，而不是只关注那些对他有用的人。另一方面，感觉的节制会造成内心情感的贫瘠，这将影响他工作的质量，也注定会削弱他的创造力。

攻击型患者看似一点也不压抑自己。他可以坚持自己的愿望，可以发号施令、表达愤怒或为自己辩护。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顺从型患者少。他特有的压抑没有让我们立即觉得那是压抑，但这并不能全归咎于我们的文明。这些压抑处于情感领域，涉及患者交友、恋爱、表达情感、共情理解、专注享乐的能力。后者在他看来几乎是浪费时间。

他感觉自己坚强、诚实和现实，如果你站在他的立场，会发现这些都是正确的。根据他的前提，他对自己的评价完全合乎逻辑，在他看来，冷酷无情就是力量，不考虑别人就是诚实，不择手段追求目标就是现实。他觉得自己诚实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他对眼前伪善的敏锐揭露。对事业的热情，博爱的情操，这些在他看来都是装腔作势；他可以轻松地揭露社会意识和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他的价值观建立在丛林哲学基础之上。他认为，强权就是真理，慈悲和宽容请让道，人对人即是狼。这里的价值观与我们所熟知的纳粹价值观并没什么两样。

攻击型患者倾向于拒绝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倾向于拒绝它们的伪造品——顺从和讨好，这自有其主观逻辑。但是，如果我们认为他不能分辨两者的区别，那就大错特错了。当他遇到一种的确友好而强大的精神时，他能够很好地识别并对其表示尊重。关键在于，他认为在这方面严格区分对他有害无益。在他看来，这两种态度都是生存斗争中的障碍。

可是，他为什么要固执地拒绝人性温柔的一面呢？为什么他看到别人深情的举动会觉得厌恶呢？为什么别人在他觉得不合适的时候表示同情会让他如此鄙夷呢？他的行为就像一个把乞丐赶出家门的人，只因为见到乞丐的惨状会让他伤心。他可能会对乞丐破口大骂，以激烈的方式拒绝最简单的要求。这样的反应是他的典型行为；在分析的过程中，随着他的攻击倾向渐渐缓和，可以很容易观察到它们。事实上，他对别人的“柔情”有着复杂和矛盾的感受。虽然他真心鄙视别人的“柔情”，但又欢迎这种“柔情”，因为这使他能够肆无忌惮地追求自己的目标。此外，还有什么原因让他经常被顺从型患者吸引呢，就像后者也经常被他吸引一样？他的反应如此极端，是因为他需要对抗自己内心所有的柔情。尼采对这种内心动力做了很好的阐述：他笔下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看作第五纵队，也就是一个从内部搞破坏的敌人。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柔情”不仅意味着真正的喜爱、同情和类似的情感，而且还意味着顺从型患者的需求、情感和准则中所隐含的一切。例如，就乞丐的例子而言，攻击型患者的内心会有一种真正的同情，想要满足乞丐的要求，觉得应该给予帮助。但是，他还感受到一种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赶走所有这些同情，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而且还恶语相向。

顺从型患者希望将各种驱力融合于爱中，而攻击型则希望融合于别人的认可。被人认可，不仅实现了他想要的自我肯定，而且还有另一种诱惑——那就是被别人喜欢，然后反过来喜欢上他们。这种认可似乎为他的冲突提供了解决之道，成为他拼命追求的海市蜃楼。

攻击型患者斗争的内在逻辑与顺从型患者基本相同，所以在此只做简要说明。对攻击型患者来说，任何的同情、行善的义务或顺从的态度，都与他所建立的整个生活结构相矛盾，并且会动摇它的根基。而且，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迫使他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摧毁他精心培育的组织——一个统一的组织。其结果就是，压抑温和的倾向将会增强攻击性倾向，使它们更具强迫性。

如果我们讨论的两种类型在脑海里留有深刻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其实代表了两个相反的极端：一方想要的，正是另一方厌恶的；一方被迫去喜欢所有的人，另一方则将所有人都视作潜在的敌人；一方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斗，另一方则发现战斗是他的天性；一方紧抓着恐惧和无助，另一方则努力消除它们；一方走向仁爱理想（当然这是神经症性质的），另一方则走向丛林哲学。但自始至终，这两种模式都不是自由选择的：每一种都是强迫性和僵化的，都受其内心需求所驱使。它们之间不存在可以汇合的中间地带。

描述过两种类型的人格之后，现在我们可以考虑下一步骤了，这正是我们讨论的初衷。我们试图发现基本冲突的内涵，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的类型中起主导作用。现在我们必须采取的步骤是：设想一个人，在这个人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是势均力敌的。显而易见，这个人将会被无情地驱使——朝向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以至于他根本无法发挥功能。事实上，他将会被分裂开来，丝毫不能动弹。他必然努力去消除其中一方，而这将使他落入我们描述过的第一种类型或第二种类型；这正是他试图解决冲突的方法之一。

用荣格的话来说，这种情况就是片面的发展，但这种说法似乎是不充分的。这充其量只是在形式上正确的话。因为它建立在对内心动力学的误解之上，所以其内涵也是错误的。荣格从片面性这一概念出发，继续提出在治疗中必须帮助患者接纳他的对立面，但我们会说：这怎么可能？患者并不能接受它，只能够认识到它。如果荣格期望这一步骤使患者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应该回答说，这一步骤对最终的整合来说当然是必要的，但它本身仅仅意味着让患者承认他的冲突——迄今为止他一直回避的冲突。荣格并没有正确评估神经症倾向的强迫性本质。在亲近人和对抗人之间，并不仅仅是柔弱和强势的区别，或者像荣格说的，女子气和男子气之间的区别。我们所有人都存在顺从和攻击的潜在倾向。如果一个人没有受到强迫性的驱使，通过足够的努力，他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人格整合。然而，如果这两种模式都是神经症性质的，它们对我们的成长则只有危害。两件坏事加起来并不会变成一件好事，两种相互冲突的因素也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1]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Chapter 05

回避人

遇到困难时，孤僻型患者既不妥协，也不抗争；

既不合作，也不主导；既不热情，也不冷酷。

他就像一只困兽一样，只有一种应对危险的方法，逃避和躲藏。

基本冲突的第三个方面是对离群索居的需要，也就是“回避人”。在研究这种成为主导倾向的类型之前，我们必须理解什么是神经症性质的孤僻。显然，它不仅仅指偶尔需要独处这回事。每个认真对待生活和自己的人都有想要独处的时候。我们的文明吞噬着我们的外在生活，致使我们几乎意识不到独处的需求；但古往今来的哲学和宗教都一直强调它有助于个人价值的实现。对有意义的独处的渴望，绝对不是神经症的表现；恰恰相反，大多数神经症患者都无法深入自己的内心，缺乏建设性的独处本身正是神经症的一种迹象。只有在人际交往中出现了无法忍受的紧张，独处变成主要的逃避手段时，独处的愿望才是神经症孤僻的一种表现。

当然，严重孤僻的人会表现出一些怪癖，精神病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特征只属于孤僻型。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对别人的普遍疏远。他身上的这一点尤其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对此格外强调，但实际上他的疏远并不比其他神经症患者更严重。例如，讨论过的两种类型里，我们无法断言哪一种对人更加疏远。我们只能说，这种特征被顺从型患者隐藏起来了，当患者发现自己在疏远别人时，他会感到惊讶和恐惧，因为他对亲近的强烈需要使他急于相信自己与别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说到底，与人疏远只是人际关系障碍的一种迹象。所有神经症患者都与人疏远。疏远的程度更多取决于神经症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于是哪种神经症。

另一个经常被认为是孤僻型所独有的特征是与自我的疏远，也就是对情感体验的麻木，对自己是谁，对自己的爱、恨、欲望、希望、恐惧、怨恨、信仰的不确定。这种自我疏远其实也是所有神经症患者的通病。每一个患有神经症的人，就像一架遥控指挥的飞机，必然会与自己失去联系。孤僻型患者很像海地传说中的僵尸——虽然死了，但可以通过巫术复活：他们像活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但没有生命。而其他类型的患者可以有一种相对丰富的情感生活。既然存在如此的多样性，我们也就不能把自我疏远看作是孤僻型特有的。所有孤僻的人真正独特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能够带着一种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就像一个人观赏一件艺术品一样。也许对他们的最佳描述应该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者”态度，一如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他们往往是自己内心活动的出色观察员。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他们经常对梦中的象征表现出惊人的理解力。

最重要的是，他们内心需要与自己、与别人保持情感距离。更准确地说，这是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决定，不以任何方式与别人在情感上接触，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好像在自己周围画了一个魔法圈，任何人不得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还可以与人“相处”，但当外部世界侵犯他们的界限时，这种需要的强迫性便表现在他们的焦虑反应中。

他们所有的需要和获得的品质都直接指向一个最主要的需求：不参与。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对自力更生的需要，这种需要给人最明显的印象就是足智多谋。攻击型也倾向于足智多谋，但两者的精神气质不同。对攻击型而言，足智多谋是他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奋力前进、在斗争中打败他人的先决条件。而对于孤僻型，这种精神更像是鲁滨逊[1]的风格：他必须足智多谋才能生存下来，才能弥补孤立带来的劣势。

还有一种更危险的维持自力更生的方法，就是有意无意地限制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记得这里的基本原则——永远不要对任何人或事产生强烈的依恋，以至于他或它变得不可或缺，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患者在这一方面的各种行动。强烈的依恋将会危及离群索居的状态，最好什么都不要介入。例如，一个孤僻的人能真正地享受快乐，但如果这种快乐在各个方面都取决于别人，那他宁愿放弃。他可以偶尔和几个朋友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但他不喜欢经常的聚会或社交活动。同样，他对竞争、声望和成功也采取回避态度。他倾向于控制自己的饮食和生活习惯，并将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赚钱维持。他可能痛恨疾病，认为它是一种耻辱，因为生病迫使他去依赖别人。他可能会坚持亲自学习和了解某些知识：例如，当他踏入异国他乡，他不会听信别人所说或所写，他要亲耳所闻、眼见为实。只要不发展到荒谬的程度——比如，在陌生的地方拒绝向别人问路——这种态度还是有助于形成极好的内在独立。

孤僻型患者还有另一个明显的需要——保护自己的隐私。他就像一个入住酒店的房客，在房门上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甚至书籍也被他视为入侵者，某种来自外界的东西。任何对他私生活的询问都会让他惊讶；他倾向于用神秘的面纱来掩盖自己。一位患者曾告诉我，在他45岁时，仍然憎恨上帝的全知全能，因为母亲告诉他，上帝可以透过百叶窗看到他在咬手指。如今，这位患者甚至连生活中最琐碎的细节也不愿意透露。一个孤僻型的人，如果没被别人特别对待，可能会感到不受重视，甚至非常恼火。一般情况下，他更愿意独自工作、睡觉和吃饭。与顺从型截然相反，他不喜欢与人分享任何经验，因为其他人可能会打扰他。即使是听音乐、散步或与别人交谈时，他真正的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非当下。

自力更生和保守隐私都满足了他最突出的需要，即绝对独立的需要。他自认为这种独立是一件有积极价值的事情。毫无疑问，这种独立具有某种价值。因为不管孤僻型的人有什么缺点，他都不会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拒绝盲目跟风，加上他超然于竞争之外，确实赋予了他某种正直的形象。这里的荒谬之处在于，他是为了独立而独立，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独立的价值最终取决于他如何利用它。他的独立，是他整个离群索居的现象的一部分，带着消极的倾向；它的目的是不被影响、不受胁迫、不受束缚、不受约束。

与任何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孤僻型对独立的需要也是强迫性和盲目的。它表现为患者对任何类似强制、被影响和义务的事物都超级敏感。这种敏感程度恰好是衡量孤僻程度的标尺。对约束的感觉因人而异。有人可能会感受到身体上的压迫，比如，衣领、领带、腰带、鞋子让他感到束缚；有人可能会感受到视线上的阻挡，如果是在隧道或矿井里，他会更加焦虑不安。这种敏感虽然不能完全解释幽闭恐惧症，但至少是一种诱发因素。孤僻型患者尽可能地回避长期的义务：签订合同，签订一年以上的租约，还有结婚，对他来说都是一件难事。当然，对孤僻型的人来说，婚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命题，因为它涉及人类的亲密关系——除非患者渴求被保护，或者伴侣完全适应他的个性，才可能降低婚姻的风险。我们经常会见到患者在婚礼前陷入恐慌。时间的无情流逝使他感到一种威胁；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的习惯，可能是为了保持一种自由的错觉。交通时刻表也构成一种威胁；孤僻型的人会喜欢这样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拒绝看时刻表，想什么时候去火车站就什么时候去，错过了宁愿等下一班火车。别人期望他做某些事情或以某种方式做事，会使他感到不安并想要反抗，不管这种期望是别人实际表达的，还是仅仅是他自己臆想的。例如，他平常很喜欢送人礼物，但会忘记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只因为这些是别人对他的期望。对他来说，遵守公认的行为准则或传统的价值观是令人厌恶的。为了避免摩擦，他会表面上遵从，但内心顽固地拒绝所有传统的规则和标准。最后，他会认为别人的忠告也是一种控制或者阻力，即使这个忠告符合自己的心意。在这种情况下，反抗也可能出于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愿望，那就是挫败别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是所有神经症的共同特征，但我在此必须加以强调，因为它与孤僻型有着内在的联系。“象牙塔”和“遗世独立”这样的词汇就证明了，孤僻与优越几乎总是联系在一起。如果不是真的特别强大和足智多谋，或者感觉自己出类拔萃，恐怕没有人能够忍受孤立。临床经验也证实了这一点。当孤僻型患者的优越感被暂时粉碎时，无论是因为具体的失败还是内心冲突的加剧，他都无法再去忍受孤独，而会疯狂地寻求关爱和保护。这种动荡在他的人生历程中会经常出现。在他十几岁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可能有过一些不冷不热的友谊，但总体上过着相对孤立的生活，感觉自由自在。他经常幻想未来，自己会成就非凡的事业。但后来，这些梦想在现实的岩石上摔得粉碎。尽管在高中时，他无可争辩的是第一名，但在大学，他遇到了激烈的竞争并被击败。他的第一次恋爱也失败了。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意识到自己的梦想是难以实现的。然后，孤独离群变得令他难以忍受；在某种强迫性力量的驱动下，他开始渴求亲密关系、性关系以及婚姻。只要有人爱他，他宁愿卑躬屈膝。当这样一个人前来接受分析治疗时，孤僻显而易见，但分析师却爱莫能助，因为他最想要的是分析师帮他找到某种形式的爱。只有当他感到自己足够强大时，他才会如释重负地发现，他更愿意“一个人生活，并且喜欢这样”。虽然这给人的感觉是，他好像回到了过去的孤僻状态，但实际上，这是他第一次有足够坚实的基础去承认——甚至是对自己承认——孤独才是他真正想要的。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分析他的孤僻的恰当时机。

孤僻型患者对优越感的需求具有一定的独特性。由于讨厌竞争，他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越别人。相反，他认为自己内在的宝藏应该人人可见，不需要他付出任何努力；他潜藏的伟大应该人人能感觉到，不用他采取任何行动。例如，在梦中，他可能会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在某个偏远的村庄藏有大量的珍宝，鉴赏家们不远千里而来只为一睹其风采。与所有的优越感一样，这个梦也包含了一种现实元素：那些隐藏的珍宝象征着他用魔法保护起来的理智和情感。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是他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这直接源于他渴望自己与众不同的想法。他会把自己比作一棵矗立山顶的大树，而山下森林里的树木则因为互相干扰而不能茁壮生长。顺从型患者看着同伴，默默地想：“他会喜欢我吗？”攻击型患者则想知道：“这个对手有多强大？”或者“他对我来说有用吗？”而孤僻型患者最关心的是：“他会干扰我吗？他是想影响我还是不管我？”培尔·金特与那个铸纽扣的人[2]相遇的场景就是一个完美的象征，表现了一个孤僻的人被抛入人群时所感到的恐惧。只要拥有自己的空间，哪怕是地狱也无妨，但若被抛进一个大熔炉，被铸造或改造成其他模样，这是一件恐怖的事。他觉得自己就像一块罕见的东方地毯，有着独一无二的图案和色彩，是永远不可改变的。他为自己不受环境影响非常自豪，并决心继续这样做。在对自己的不可改变感到得意的同时，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僵化尊奉为神圣的原则。他愿意甚至渴望去精心设计自己的模式，以使其更纯粹、更鲜明，拒不接受任何外来因素。就像培尔·金特有一句简单又荒谬的格言：“做自己就足够了。”

孤僻型患者的情感生活并不像其他类型那样遵循严格的模式。这一类型的个体差异较大，主要是因为不同于其他两种类型有着积极的目标——顺从型追求喜欢、亲密和爱，攻击型追求生存、控制和成功——而孤僻型的目标是消极的：他不想参与其中，不需要任何人，不允许别人干涉或影响他。他们的情感状态依赖于在消极框架下形成和发展的特殊欲望，而且只会形成少量固有的倾向。

孤僻型患者普遍倾向于压抑所有情感，甚至否定情感的存在。我在这里想引用诗人安娜·玛利亚·阿尔米（Anna Maria Armi）未出版的小说里的一段话，它不仅简洁地表达了这种倾向，而且也表达了孤僻型的其他典型态度。小说中的主人公在回忆他的青春岁月时说：“我能想象到一种强烈的生理关系（就像我和我父亲之间），也能体会到一种强烈的精神联系（就像我和我的偶像之间），但我不明白这当中有什么情感，情感根本就不存在——人们对此撒了谎，就像为很多事情撒谎一样。B女士听到吓坏了，她反问我：‘那你怎么解释牺牲呢？’我惊诧了一会儿，觉得她说的也有道理；但后来我断定牺牲只是另一个谎言，就算不是谎言，也仅仅是一种生理行为或精神行为。那时我梦想着一个人生活，永远不结婚，变得强大而平和，不多说话，也不求人。我想靠自己，越来越自由，为了活得更明白而不再白日做梦。我认为道德毫无意义，只要你绝对真实，善与恶没什么区别。寻求同情或期望帮助才是最大的罪恶。对我来说，灵魂就像必须去守护的庙宇，在它里面总进行着奇怪的仪式，只有庙内的僧人和守护者才理解。”

对情感的排斥主要涉及针对别人的情感，包括爱与恨。有意识地体验到的强烈的爱或恨，会使一个人与别人更加亲密或发生冲突，所以与别人保持情感距离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沙利文[3]所说的“距离机制”（distance machinery）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之外的范围里，感情是受到压抑的，所以它便活跃在对书籍、动物、自然、艺术、饮食等的兴趣中。对一个情感丰富的人来说，不压抑全部的情感，只压抑其中一部分（还是最关键的部分），恐怕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下面所说的肯定是事实。那些孤僻型的艺术家，在他们的创造期，不仅能够深刻地感受情感，而且还能够将其表现出来；这些艺术家往往经历过完全的情感麻木或对全部情感的强烈否定，通常是在上文引述过的青少年时期。在经历了一些灾难性的建立亲密关系的尝试后，当他们有意或自发地去过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也就是他们有意无意地与他人保持距离，或者选择了孤独的生活时，创造期就出现了。在与别人保持安全距离的情况下，他们能够释放和表达与人际关系没有直接联系的大量情感，事实表明，他们早期对全部情感的否定是达成他们孤独的必要条件。

我们讨论自力更生时已经提到，人际关系外的感情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任何有可能使孤僻型患者产生依赖的欲望、兴趣或快乐，都会被他视为对自己的背叛，并加以抑制。在允许感情充分流露之前，每一种情境都必须仔细检查，以防失去自由。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会导致他在情感上的退缩。但是，当他发现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时，他就可以充分享受。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在这些条件下，深刻的情感体验是可能的。由于患者害怕自己太依恋某种快乐，或者它会间接侵犯他的自由，所以有时他几乎变成了一个苦行僧。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自我否定或者自我折磨。我们不妨称之为自我约束，如果认可它的前提，还会觉得它颇有几分智慧。

在某些领域有一些自发的情绪体验，对保持心理平衡是很重要的。例如，创造力就可能是一种救赎。受到抑制的创造力通过分析或其他体验得到了解放，对孤僻型患者有莫大的好处，看起来就像一种神奇般的治愈。但是，在评估这种治愈方法时需要慎重。首先，对这种治愈做任何概括都是错误的：它对孤僻型患者来说意味着救赎，但对其他类型患者来说不一定有用。甚至对他自己来说，这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导致神经症基础发生变化的“治愈”。它只是让患者过上了一种更满意和困扰较少的生活。

情绪越是受到抑制，理智就越有可能得到强化。患者期望一切都可以通过纯粹的理性力量来解决，好像仅仅认识问题就足以解决问题一样，或者好像单凭理性就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麻烦一样。

综观我们对孤僻型患者人际关系的所有讨论，很明显，任何亲密和长期的关系都必然会危及他的离群索居，并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除非他的伴侣跟他一样孤僻，跟他一样需要与人保持距离，或者碰巧愿意并且能够适应他的需要。一片痴情地等待培尔·金特归来的索尔维格（Solveig）[4]，就是这样一位理想的伴侣。索尔维格对培尔·金特没有任何期望，因为她的期望会吓到他，就像他被自己的情绪失控吓坏一样。大多数时候，培尔·金特并不认为自己鲜少付出，他相信自己已经把未曾表达的、未曾体验的情感，把自己无比珍贵的东西都献给了索尔维格。只要能保证足够的情感距离，他也许就能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忠诚。他可以拥有一些热烈而短暂的关系。这些关系异常脆弱，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加速他的退缩。

性关系对他来说可能意义非凡，就像一座通向别人的桥梁。只要这种关系是暂时的，且不会干扰他的生活，他就能乐在其中。这种关系应该受到限制，只算风流韵事。另外，他可能对这种关系非常冷漠，不允许有人闯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会用想象的关系代替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都会出现在分析过程中。孤僻型患者讨厌分析，这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对观察自己颇有兴趣，还会着迷于此，这为他打开了广阔的视野，让他看到了自己内心的复杂过程。他可能会被梦的艺术品质所吸引，或者被天马行空的自由联想所迷惑。他的乐趣在于为自己的假设找到证据，就像科学家发现真理。他很感激分析师对他的关注，并指出问题，但他痛恨被催促或“迫使”前往未曾预见的地方。他担心分析中提出的建议会给他带来“危险”——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些建议的危险要远远小于其他两种类型的人，因为他早已全副武装抵御“影响”。他完全不是以理性的方式捍卫自己的立场，验证分析师的建议是否正确，而是像往常一样，倾向于盲目地（尽管婉转地、礼貌地）拒绝所有与自己看法不一致的意见。他特别讨厌的是，分析师竟然期望他做出任何改变。当然，他希望摆脱那些困扰他的事情，但拒绝因此改变性格。他乐此不疲地观察自己，同时又无意识地决定维持原样。他对一切影响的蔑视只是他所持态度的原因之一，而且不是最深刻的原因；我们将在后面探讨其他原因。自然而然，他把自己和分析师之间的距离拉得很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分析师只是一个外在的声音。在他梦中，分析的场景可能表现为两个身处不同大陆的记者在打长途电话。乍一看，这样的梦境似乎表达了他对分析师和分析过程的疏远感——这不过是准确地呈现了他意识中的一种态度。但是，因为梦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之道而不仅仅是描述现有的感受，所以这个梦的深层含义其实是一种愿望，希望远离分析师以及整个分析过程——不让这样的分析跟自己沾边儿。

最后一个在分析内外均可观察到的特征是，当孤僻型患者的独立受到侵犯时，他在抵抗时表现出无比旺盛的精力。这一点也许适用于所有的神经症。但孤僻型患者的抗争更加顽强，几乎是一场生死搏斗，为此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其实，在孤僻型患者的独立受到威胁之前，这场战争早已在暗地里以破坏性的方式开始了。他将分析师隔离在外只是其中的一个阶段。如果分析师试图让患者相信他们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并且患者内心存有冲突，那他会遇到巧妙和委婉的否认。充其量，患者会向分析师表达一些理性的看法。患者如果出现了自发的情绪反应，也不会任其发展下去。此外，患者对于分析任何与人际关系有关的东西，往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抵触情绪。患者与别人的关系十分暧昧，分析师很难有任何清晰的认识。患者的这种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别人保持着安全距离，讨论这个话题只会让他感到烦躁不安。分析师如果再三追问，可能会引起他的公然质疑。分析师是想让他变得合群吗？（对他来说，这简直卑鄙至极）如果在分析后期，分析师向他展示孤僻的一些明显缺点，患者会变得恐慌和易怒。他可能会考虑退出分析。患者在分析之外的反应甚至更为激烈。如果他们的超然和独立受到威胁，这些通常安静且理性的人可能会勃然大怒，甚至恶语相向。一想到要参加任何活动或者加入职业团体，需要他真正参与而不仅仅是交会费那种，就可能引起明显的恐慌。当他们真的卷入其中，会盲目地东冲西撞，以求解救自己。他们比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人更善于寻找逃跑的办法。一位患者曾经说过，如果让他必须在爱情和独立之间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独立。这又引出了孤僻型患者的另一个特点。他们不仅愿意用一切可用的方式捍卫独立，而且愿意为此做出任何牺牲。他可以将外在利益和内在价值全部抛弃——在意识中，他排除任何可能干扰独立的欲望；而在无意识中，他自动地压抑了这种欲望。

任何受到强烈捍卫的东西必然有着无与伦比的主观价值。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孤僻的功能，并在治疗上有所助益。正如我们看到的，每一种对待别人的基本态度都有其积极的价值。在“亲近人”的态度中，一个人试图为自己创造一种与外界友好的关系。在“对抗人”的态度中，他为自己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做好了准备。在“回避人”的态度中，他则希望获得某种程度的清高和平静。事实上，这三种态度对我们人类的发展不仅是可取的，而且是必要的。只有当它们在神经症的结构中出现并运作时，它们才会变得强迫、僵化、盲目和相互排斥。这大大地贬损了它们的价值，但还不至于让其一无是处。

孤僻带来的好处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是，在东方哲学中，人们都对孤独孜孜以求，把它当作至高无上的精神追求。当然，这种追求与神经症孤僻无法相提并论。前者的孤独是人们自愿选择，并被当作自我实现的最佳途径；那些选择孤独的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过上另一种不同的生活。而后者，神经症的孤僻并不是一种自由选择，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患者还是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好处的大小取决于神经症的严重程度。尽管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性，但孤僻型患者仍能保持一定的正直。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友好和诚实的社会中，这一点可能不值得一提。但在一个充满伪善、欺诈、嫉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中，一个不那么强大的、正直的人很容易受到伤害，与别人保持距离则有助于维护这种正直。此外，神经症通常会剥夺一个人内心的平静，而孤僻可以提供一种获得安宁的途径，其程度因他愿意做出多少牺牲而有所不同。另外，只要在他魔法圈内的情感生活还没有完全消失，孤僻还允许他拥有某种程度的创造性思维和情感。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加上他对世界的深沉思考和相对的安宁，都有助于他发展和表达创造性的能力，如果他有这种能力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孤僻是创造的先决条件，但在神经症的压力状态之下，孤僻可以提供表达创造力的最佳机会。

尽管孤僻有这么多好处，但这并不是患者不顾一切捍卫它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就算好处少之又少，或者被伴随的烦恼掩盖，患者还是会不顾一切捍卫它。这一观察把我们引向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孤僻型患者被迫与别人密切接触，他很可能会分崩离析，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崩溃（nervous breakdown）。这个术语概括了许多心理失调现象，比如：机能紊乱、酗酒、自杀、抑郁、无力工作、精神疾病。患者本人，有时还有精神病学家，容易把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某一事件当作诱因。比如，无缘无故受到歧视，丈夫拈花惹草并撒谎，妻子神经质的行为，一段同性恋经历，在大学里不受欢迎，之前养尊处优而现在要独自谋生……这些都可能被归为诱因。诚然，这些问题都是相关的。治疗师应该尽量弄清引发患者特定问题的因素。但这样做还不够，问题仍旧存在：为什么患者受到如此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整个心理平衡轻易被普通挫折和烦恼彻底打破？换句话说，即使分析师明白了患者如何对某种困境做出反应，他仍然需要理解为什么这个刺激与反应之间如此不相称。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看清这一事实：与孤僻有关的神经症倾向和其他神经症倾向一样，只要能发挥作用，就会给患者一种安全感；反过来说，它们不发挥作用时，患者就会产生焦虑。当孤僻型患者能够与人保持距离，他就会感到相对安全；有人侵入他的“魔法圈”，他就会感到一种威胁。这一考虑使我们更能理解，如果孤僻型患者不再能维护自己与别人之间的情感距离，他就会变得恐慌。我们还应该加上一句：他如此恐慌的原因是缺乏应对生活的技巧。他只能保持超然的态度，回避生活。孤僻型的消极品质再一次给这幅画面增添了一种色彩，让其与别的神经症倾向区分开来。更具体地说，遇到困难时，孤僻型的人既不妥协，也不抗争；既不合作，也不主导；既不热情，也不冷酷。他就像一只困兽一样，只有一种应对危险的方法，逃避和躲藏。在患者的联想或梦中可能出现这样的画面：他就像锡兰的俾格米人（Pygmies），只要躲在森林里，就能战无不胜，一出森林就会不堪一击。他又像一座只有一堵围墙保护的中世纪城镇，如果这堵围墙被攻破了，整个城镇就无法防御敌人。这样的状态充分解释了他为什么总对生活感到焦虑。这也有助于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他把离群索居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方式，死死抓住不放，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它。从本质上来说，所有类型的神经症倾向都是防御方式，但其他倾向包括了患者尝试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生活。可是，当离群索居成为主导倾向时，它使患者在现实生活层面变得很无助，最后它的防御特性成了最重要的功能。

孤僻型如此坚决捍卫独立，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对独立的威胁和对“攻破围墙”的担心，不仅仅是暂时的恐慌，它还可能导致一种表现为精神疾病的人格解体。如果在分析过程中，孤僻的状态被打破，患者不仅会感到不安，而且会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恐惧情绪。例如，患者会害怕人群，这主要是对于失去自己独特性的恐惧。还有一种恐惧，就是无助地暴露在具有攻击性的人的胁迫和控制之下，这正是他毫无防御能力的结果。还有第三种恐惧，那就是害怕精神错乱（insane），其表现可能非常明显，他需要绝对确保这不会发生。这里的错乱并不意味着发疯、发狂，也不是想逃避责任引起的反应。它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表达，表达了对自己被撕裂开的恐惧，常常出现在梦中和联想中。放弃他的孤僻将使他面对自己的冲突；他将无法生存，就像一棵被闪电劈开的树——这是一位患者的真实想象。这一假设已经被其他观察证实。极度孤僻的人对内心冲突这一说法有着难以克服的厌恶感。他们告诉分析师，完全不知道他说的冲突是什么东西。每当分析师向他们展示一种内心冲突时，他们就会巧妙地、神不知鬼不觉地避开这一话题。他们在有思想准备前，如果不经意地意识到一种冲突，就会陷入极度的恐慌。当后来他们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认识到冲突时，他们会表现出更严重的孤僻倾向。

因此，我们得出了一个乍看之下令人困惑的结论：孤僻是基本冲突的固有部分，但它也是对抗冲突的一种防护措施。只要我们具体研究一下，这个难题就会自行解开。孤僻正是患者在保护自己，对抗基本冲突中两个更积极的类型。我们必须重申这一说法，即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基本态度并不妨碍其他矛盾的态度的存在和运作。我们可以在孤僻型人格中看到各方力量轮番上演，甚至比在前述两种类型中看到的还要清晰。首先，患者的人生历程中经常表现出矛盾的斗争。在明确接受自己是一个孤僻的人之前，这种类型的患者往往会经历顺从和依赖的插曲，经历攻击和无情反叛的时期。与其他两种类型清晰明确的价值观相比，孤僻型患者的价值体系充满了矛盾。患者对他认为的自由和独立会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分析中的某个时刻还可能会对善良、同情、慷慨和自我牺牲表示极度的赞赏；但在另一时刻，他又会转向一种彻底的、只顾自己的丛林哲学。他自己可能对这些矛盾感到困惑，但会试图以某种合理化的方式否认它们的矛盾性。如果分析师对整个结构没有清晰的认识，就很容易感到困惑不解。他可能会尝试这条路或那条路，但两个方向都走不了多远，因为患者一再躲进他的孤僻避难所，然后关掉所有的入口，就像关闭了一艘船的水密舱壁。

在孤僻型患者的特殊“对抗”背后有一个完美而简单的逻辑。他不想让自己与分析师有什么联系，也不想把分析师作为一个人来认识。他根本就不想分析他的人际关系，也不想面对自己的冲突。理解了他的前提，我们就会发现他对分析冲突根本不感兴趣。他的前提是，他相信只要与别人保持安全的距离，就不必为自己与他们的关系操心；只要他远离别人，这些关系中的困扰就不会使他心烦；甚至分析师指出的冲突也可以（而且应该）置之不理，因为这些冲突只会让他烦恼；也没有必要把事情弄清楚，因为他不会从自己的孤僻中挪开半步。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种无意识的推理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如此。然而，他忽略并长期拒绝承认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中成长和发展。

因此，神经症孤僻的首要功能，就是让主要冲突无法发挥作用。这是患者应对冲突的最激进也是最有效的防御措施。作为众多创造虚假和谐的神经症方式之一，这是一种通过逃避来处理冲突的尝试。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因为患者亲近、控制、利用和超越别人的强迫性需求仍然存在，在思维瘫痪之前，他将持续受其骚扰。最后，只要相互矛盾的价值观继续存在，他就永远不能实现真正的内心平静和自由。

[1]鲁滨逊，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漂流记》（Robinson Crusoe）中的主人公。——译者注

[2]培尔·金特，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同名戏剧中的主人公，他遇到了一个铸纽扣的人，后者专门将那些一生无所事事的人的灵魂铸成纽扣。——译者注

[3]沙利文（H．S．Sullivan，1892—1949），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创立了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取向。——译者注

[4]《培尔·金特》（Peer Gynt）一剧中的女主人公。——译者注

Chapter 06

理想化形象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形象有一种静止的品质。

它并不是一个人为之奋斗可以实现的目标，

而只是他所崇拜的一个固化理念。

真正的理想使人谦虚，而理想化形象则让人自大。

在讨论过神经症患者对别人的基本态度后，我们了解了他们试图处理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对付冲突的两种主要方法。其中一种是压抑人格中的某些方面，突出它们的对立面；另一种方法是与别人保持一定距离，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这两种方法都能给患者一种统一感，使其作为一个整体发挥功能，即使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1]

这里要描述更进一步的尝试，就是创造一个神经症患者自以为的形象，或是他当时觉得自己能够或应该成为的一种形象。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一形象通常在很大程度上脱离现实，但它对患者生活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更重要的是，它总是讨人喜欢的，正如《纽约客》上一幅漫画所描绘的：一位体态壮硕的中年妇女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是一个身体苗条的少女。理想化形象的具体特征各不相同，由患者的人格结构决定：有人突出的是美貌，有人想要的是权力、智慧、天资、圣洁、诚实，你想要什么就是什么。这一形象脱离现实的程度恰好反映了患者的自大程度。“自大”（arrogance）经常被用作“傲慢”的同义词，但它的本意是指冒称（arrogate）自己拥有原本没有的品质，或者是潜在具有而实际上没有的品质。这种形象越不真实，表明患者越脆弱，越需要别人的肯定和承认。对于我们确信拥有的品质，并不需要别人来证实；但如果那些名不副实的品质遭到质疑，我们就会极为敏感。

在精神病患者的自大妄想中，这种理想化形象最为露骨；在神经症患者身上，这一形象特征也大体相同。虽然没有前者那般异想天开，但神经症患者同样认为那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把脱离现实的程度作为区分精神病和神经症的标志，那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化形象看作是神经症中掺杂了少许的精神病成分。

理想化形象本质上是一种无意识的现象。尽管对一个外行的观察者来说，患者的自我膨胀已然非常明显，但患者本人并不自觉。他也不知道这一理想化形象中包含了多少怪异的特点。他可能会隐约感到对自己要求过高，但他把这种完美主义的要求误以为是真正的理想，绝不会质疑这些要求的正确性，反而引以为傲。

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因人而异地影响着他对自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关注的焦点。如果患者关注的是说服自己他就是那个理想化形象，那他会相信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足智多谋、完美无缺的人，甚至连他的缺点都是神圣的。[2]如果患者关注的是现实中的自我——与理想化的形象相比，这个现实自我是非常卑劣的，那么患者自我贬损的行为就会非常突出。这种贬抑所产生的自我形象与理想化形象一样不切实际，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贬低化形象。如果患者关注的是理想化形象和现实自我之间的差距，那我们就会看到他心无旁骛地不断努力填补这种差距，鞭策自己臻于完美。在这种情况下，他会以惊人的频率重复“应该”这个词。他不断告诉我们，他应该感觉到什么，应该想到什么，应该去做什么。作为一个天真的“自恋者”，他对自己天生的完美深信不疑，他相信只要对自己更严格、更克制、更机警、更谨慎，他实际上就能够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与真正的理想不同，理想化形象有一种静止的品质。它并不是一个人为之奋斗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只是他所崇拜的一个固化理念。真正的理想具有能动性，会激发人们去努力接近它，对人们的成长和发展具有不可或缺的宝贵力量。而理想化形象则是个人成长道路上的拦路虎，它要么否定缺点，要么只是谴责缺点。真正的理想使人谦虚，而理想化形象则让人自大。

无论如何界定理想化形象，它很早就被认识到了，古往今来的哲学著作中都有提及。弗洛伊德把它引入神经症理论之中，并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自我理想、自恋、超我。它也构成了阿德勒（Adler）心理学的核心观点，被他描述为一种对优越感的追求。如果要详细指出这些观点和本人观点的异同，会使我们离题太远。[3]简而言之，所有这些理论都只涉及了理想化形象的某个方面，而没有从整体上观察这一现象。尽管弗洛伊德、阿德勒以及很多其他学者，比如弗朗兹·亚历山大、保罗·费登（Paul Federn）、伯纳德·格鲁克（Bernard Glueck）、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都发表过重要的观点和意见，但这一现象及其功能的全部意义仍未得到充分认识。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很明显，它满足了患者至关重要的需求。不管学者们如何从理论上解释这一现象，他们都同意这一点，即它构成了神经症的坚固堡垒，其地位难以动摇甚至削弱。比如，弗洛伊德就认为，根深蒂固的“自恋”态度是治疗过程中最大的障碍之一。

我们先来谈谈最基本的功能，即理想化形象取代了基于现实的自信和骄傲。一个最终患上神经症的人，往往遭受了许多令人崩溃的经历，几乎没有机会建立人生最初的自信。即使他有那么一点自信，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不断被削弱，自信赖以存在的条件不断被摧毁，而这些条件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形成。建立自信最重要的因素是一个人情感力量的活跃性和可用性，有能力发展自己真正的目标，主动掌握自己的生活。不管神经症如何发展，这些因素都很容易被破坏。神经症倾向会损害患者的决断力，因为他是被驱使着，而不是主动做出决定的。而且，患者决定自己道路的能力不断被削弱，因为他对别人产生了依赖，不管这种依赖以何种形式出现——盲目地反抗，盲目地渴望超过别人，盲目地想要远离别人，都是一种依赖。此外，患者压抑了巨大的情绪能量，使其不再产生作用。这些因素使他几乎不可能建立自己的目标。最后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基本冲突造成了患者内心的分裂。由于被剥夺了坚实的根基，神经症患者只能夸大自己的重要性和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患者相信自己无所不能乃是理想化形象中永远不变的成分。

理想化形象的第二种功能与第一种紧密相关。神经症患者在真空中并不会感到脆弱，而在一个充满敌人的世界中，他感到别人随时会欺骗他、羞辱他、奴役他和击败他。他必须不断地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虚荣或任性，而是有迫不得已的苦衷。由于他打心底感到自己脆弱和卑劣（我们之后会讨论这一点），所以他必须寻找一些让自己感觉更好、更有价值的东西。无论是感觉更圣洁还是更无情，更友爱还是更嘲讽，他必须在自己的头脑中以某种方式感到优越，这还不涉及任何超越别人的动机。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需求都包含了想要超越别人的因素，无论是哪种神经症结构，都有脆弱的一面，很容易感到被人轻视或羞辱。为了消除这种屈辱感，就需要一种报复性的胜利，这种需要可能主要存在并作用于神经症患者自己的头脑中；它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它是神经症患者渴求优越感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并被赋予了特殊的色彩。[4]现代文明中的竞争精神通过制造人际关系的纠葛，不仅培养了普遍的神经症，尤其满足了人们追求卓越的需求。

我们已经看到，理想化形象是如何替代真正的自信和骄傲的。但它还有另外一种替代作用。神经症患者的理想是充满矛盾的，所以对患者没有任何约束力；而且它们是模糊不清的，也无法给予患者任何指导。如果不努力接近自己创造的偶像，为生活赋予某种意义，他就会感到人生漫无目的。这一点在分析过程中特别明显，因为这时他的理想化形象逐渐受损，让他在一段时间内感到相当失落。只有在那时，他才认识到自己理想的混乱，才开始发现这种理想并不可取。在此之前，无论口头上说得多么好听，他对整个问题既不理解也没兴趣；而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理想是有真实意义的，想要探索自己真正的理想是什么。这种经验恰好证明了理想化形象对真正理想的取代。理解这一功能对治疗有着重要意义。分析师可以在早期向患者指出其价值观中的矛盾。但他不能指望患者对这一问题有任何积极的兴趣；在理想化形象变得可有可无之前，他都无法对它进行认知。

在理想化形象的诸多功能中，有一种特定的功能造成了这一形象的刻板僵化。如果我们把自己视为美德或智慧的典范，那么最明显的缺点和错误都会隐藏不见，甚至蒙上一层迷人的色彩——就像在一幅美丽的画中，一堵破旧、斑驳的墙壁不再是本来的模样，而是在棕色、灰色和红色的优美组合下焕发新生。

一个简单的问题，能让我们对这种防御功能有进一步的理解。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是如何看待他的错误和缺点的？这个问题乍看之下没有意义，因为答案有无数种可能。但总还是有一个相对具体的答案。一个人如何看待他的错误和缺点，取决于他接受自己的什么，排斥自己的什么。然而，在类似的文化条件下，这取决于他的基本冲突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一面。例如，顺从型患者并不把他的恐惧和无助视为缺点，而攻击型患者则认为任何这种感受都是可耻的，对自己和别人设法隐瞒。顺从型患者认为自己的敌意攻击是一种罪恶，而攻击型患者则把自己的温柔体贴看作可鄙的弱点。此外，每一种类型都会情不自禁地否认，他容易接受的那部分自我实际上不过徒有其表。例如，顺从型患者并不是一个真正有爱心和慷慨的人，他当然对此加以否认；孤僻型患者无法与别人相处，离群索居并不是自由选择，这个事实当然是他不认可的。这两种类型通常都会否认自己的施虐倾向（后面将会讨论）。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被患者视为缺点并加以拒绝的东西，就是与他对待别人的主导态度不相协调的东西。我们可以说，理想化形象的防御功能就是否认冲突的存在；这也是它为什么不可动摇的原因。在意识到这一点之前，我常常困惑为什么患者坚决不肯接受自己并不重要、并不优越。现在从这个角度看，答案就很明确了。患者不能有丝毫退让，承认自己的某个缺点，就意味着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从而威胁他一手建立的虚假和谐。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冲突的强烈程度与理想化形象的僵化程度存在着正相关；即如果患者有一个精心设计和顽固不化的理想化形象，那么可以推断他也有着特别具有破坏性的冲突。

除了上述四个功能，理想化形象还有第五个功能，它同样与基本冲突有关。理想化形象除了掩盖冲突中令人无法接受的部分之外，还有一个积极的用途。它反映了患者的一种艺术创作，让各个对立面看起来是和谐的，至少对患者来说，它们不再表现为冲突。下面将举几个例子说明这是如何发生的。为了避免长篇大论，我仅仅列举当前存在的冲突，说明它们在理想化形象中的表现。

患者X内心冲突中占主导地位是顺从倾向，他非常需要情感和赞美，需要被照顾，需要表现出同情心、慷慨、体贴和友爱；占第二位的是孤僻倾向，他一贯厌恶合群，强调独立，害怕联系，对胁迫敏感。这种孤僻倾向不断与他对亲近的需要发生冲突，并经常造成他与异性关系的困扰。此外，他还有明显的攻击冲动，表现为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力争第一，间接地支配别人，偶尔利用他们，并且不能忍受任何干扰。自然，这些倾向都极大地削弱了他恋爱和交友的能力，也与他的孤僻倾向相冲突。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冲动，虚构了一个理想化形象，这一形象是三个人物的组合。首先，他是一个伟大的情人和朋友，任何一个女人最爱的男人就是他，没人比他更善良和友好。其次，他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领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政治天才。最后，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一位智者，是少数几个洞察了生命意义及其终极价值的哲人之一。

这个理想化形象并非完全是虚幻的。患者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潜力。但是，这种潜能被他当成已经实现的事实，被视为超乎寻常和独一无二的成就。而且，患者内心冲动的强迫性也被掩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相信自己天赋异禀。本来是对情感和认可的神经症需求，被他想象成爱的能力；本来是超越别人的冲动，被他认为是天生高人一等；本来是对超然离群的需要，被他看成是独立睿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的冲突以某种方式被消除了：即在现实生活中相互干扰、阻碍他发挥潜力的各种冲动，被提高到不切实际的完美境界，被他视为一个丰富人格中几个相容的方面；它们所代表的基本冲突的三个方面，被分别置于理想化形象的三个角色中。

另一个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隔离相互冲突的因素的重要性。[5]患者Y的主要倾向是孤僻，而且相当孤僻，包含了前一章我们所描述的所有特征。他也有很明显的顺从倾向，可是Y本人对此视而不见，这与他对独立的渴望实在太不相容。他想要变得极其优秀，这种努力偶尔会冲破束缚之壳。他能意识到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渴望，这种渴望又不断与他的离群索居产生冲突。他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发起无情的攻击：他沉迷于大规模毁灭的幻想，恨不得要杀死所有干扰他生活的人；他公开承认信仰丛林哲学——强权即真理，追求私利天经地义，是唯一明智和不虚伪的生活方式。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相当胆小怕事，只有在某些情况下才会发脾气。

他的理想化形象是以下人物的奇怪组合。大多数时候，他是个独居山林的隐士，获得了无穷的智慧和宁静。偶尔，他又会变成狼人，完全没有人类情感，一心只想着杀戮。这两个不相容的角色似乎还不够，他还是一位理想的朋友和恋人。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对神经症倾向的否定，同样的自我膨胀，同样把潜能误认为现实。只是这个例子中，患者没有试图调解冲突，矛盾仍然存在。但与现实生活相比，这些矛盾简单而纯粹。它们独立存在，互不干扰。这似乎才是最重要的，冲突就这样消失了。

最后来看一个更为统一的理想化形象的例子。在患者Z的实际行为中，攻击性倾向占主导地位，并伴随着施虐倾向。他专横霸道，利用他人。贪婪的野心驱使下，他冷酷无情地一往无前。他善于谋划、组织、战斗，并自觉坚守纯粹的丛林哲学。他也极度孤僻，但由于他的攻击性冲动总是使他与人群纠缠在一起，所以他无法保持离群索居。他保持高度警惕，既不让自己卷入任何个人关系，也不让自己享受任何众人参与的事情。他深深压抑着对别人的情感，对亲密关系的渴望也主要限于性关系。然而，他还有一种明显的顺从倾向，加上他对认可的需要，干扰了他对权力的渴求。另外，他还有一些暗藏的道德标准，主要是用来鞭策别人的——当然，也会不由自主地用在自己身上——这些标准与他的丛林哲学格格不入。

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他是身穿闪亮盔甲的骑士，具有远见卓识，永远追求正义。当他成为一位英明的领袖时，他私下不依附于任何人，而是执行公正严明的纪律。他诚实而不虚伪。女人们都爱他，他也是一个伟大的情人，但不钟情于任何一个女人。这里与其他例子一样，患者实现了同样的目标：基本冲突中的因素得到了融合。

因此，理想化形象是处理基本冲突的一种尝试，其重要性不亚于我描述过的其他尝试。它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可以充当黏合剂，把分裂的人格黏合在一起。它虽然只存在于患者的头脑中，但对他与别人的关系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理想化形象可能会被称为虚构或虚幻的自我，但这只说对了一半，容易使人误解。在创造理想化形象的过程中，患者的一厢情愿确实令人惊讶，特别是它竟然也发生在那些其他方面比较务实的人身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虚构的。它是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创造物，交织着许多现实因素并由这些因素决定。它通常包含着一个人真正理想的痕迹。虽然那些浮夸的成就纯属幻想，但掩藏其下的潜力往往是真实的。更重要的是，它诞生于非常真实的内在需要，履行着非常真实的功能，它对其创造者有着非常真实的影响。这一创造过程遵循着非常明确的规律，我们只要认识了它的特点，就能准确推断出患者真实的性格结构。

不管这种理想化形象掺杂了多少幻想的成分，对神经症患者本人来说，它具有现实价值。他的理想化形象越牢固，他的真实自我就越模糊。理想化形象让他本末倒置、难辨真假。这样做抹杀了真实的人格，而突出理想化的自我。回顾许多患者的病史，我们就会相信，理想化形象往往拯救了他们的生命，这也说明了当理想化形象受到攻击时，患者的反抗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或者至少是合乎逻辑的。只要他认为这种形象是真实的、完整的，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优越性以及和谐统一，尽管这些感觉完全是虚幻的。基于自以为的优越性，他认为自己有权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但如果这种形象遭到破坏，他马上就会受到威胁：可能要面对自己所有的弱点，无权提出特殊的要求，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甚至在他自己眼中，是一个可鄙的角色。更可怕的是，他要面对自己的冲突，面对自己被撕成碎片的恐惧。他被告知这能使他变得更好，这种挑战比理想化形象的所有光芒都更有价值。虽然话说得没错，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对他来说毫无意义。这相当于让他在可怕的黑暗中跃进。

理想化形象具有极大的主观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本身的缺点，它的地位将稳如泰山。由于涉及许多虚构的元素，整个理想化形象的基础极不稳固。它像一座装满炸药的宝库，随时可能伤及患者。任何来自外界的质疑或批评，任何对自己不符合理想化形象的觉察，任何对他内心冲突的真正洞察，都可能让这座宝库爆炸或崩塌。患者必须限制自己的生活，以免暴露在这种危险之下。他必须回避得不到赞美和认可的场合，他必须逃避没有绝对把握的任务。他甚至对任何形式的努力都产生强烈的厌恶。对他这样有天赋的人来说，只要构思一幅画面，就等于画出了一幅杰作。任何平庸之辈通过努力都可以有所成就；对他来说，让自己像张三、李四和王五一样努力，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并非足智多谋，这是很丢脸的。事实上，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他的态度注定其一事无成。他的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他依赖于别人给他无尽的肯定，包括赞美、认可、奉承；然而，这些肯定带给他的只是暂时的安慰。他可能会无意识地憎恨所有骄横霸道的人，或者在某些方面超过他的人——比他更自信、更平和、更博闻强识等，这些人威胁到了他对自己的评价。他越是坚持自己的理想化形象，这种憎恨就越强烈。除非他压抑自己的傲慢，开始盲目崇拜那些抛头露面、举止傲慢的重要人物。但他爱上的是自己想象中的人物，迟早有一天，当患者意识到他所仰慕的神灵只在乎自己，只关心他在他们的祭坛上烧了多少香火时，他必然会陷入巨大的失望。

也许，理想化形象最糟糕的缺点是随之而来的对自我的疏远。我们在压抑或清除自己的重要部分时，不可能不变得与自己疏远。这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变化之一，尽管神经症有其基本特性，却是在不知不觉中形成的。患者最终忘记了自己真正的感受、喜好、厌恶和信念——简而言之，他忘记了真实的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正在过着想象中的生活。在J. M. 巴里[6]的小说《汤米和格丽泽尔》（Tommy and Grizel）中，汤米这个人物比任何临床描述都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过程。当然，如果不是陷入一张由无意识伪装和合理化作用编织的巨网之中，患者也不可能如此行事，使自己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患者对生活失去了兴趣，因为他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他无法做出决定，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面对困境，他可能会一头钻进虚幻的想象，拒绝面对真实的自己。要理解这种状态，我们必须认识到，遮蔽内心世界的虚幻面纱注定会延伸到外部世界。最近，一位患者用一句话概括了整个情况，他说：“如果不是现实的干扰，我会过得非常好。”

为了消除基本冲突而创造的理想化形象，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目标，但它同时又在人格中制造了新的裂痕，甚至比原来的裂痕更加危险。大体说来，一个人建立理想化形象，是因为无法忍受真实的自己。这个理想化形象表面上抵消了这场灾难；但把形象拔高后，他更加无法忍受真实的自己了，进而开始感到愤怒，开始鄙视自己，并因为无法达到自己的要求而痛苦。他在自我崇拜和自我轻视之间，在理想化形象和被鄙视的形象之间摇摆不定，没有一个可以退守的中间地带。

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冲突：一方面是他的强迫性、相互矛盾的冲动，另一方面是由内心不安强加给他的内部专政。他对这种内部专政的反应就像一个人对政治独裁的反应：他可能会让自己去认同它，觉得自己就像内心独裁者告诉他的那样完美；或者他会努力达到要求；或者他会反抗这种胁迫，拒绝承担它强加的义务。在第一个例子中，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自恋的”人，他不接受任何批评，因此也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裂痕。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看到一个力求完美的人，也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类型。在第三个例子中，这个人表现为拒绝对任何人和任何事负责，他往往反复无常、否定一切。我故意强调印象或表现，因为不管他做出何种反应，从根本上说他都是躁动不安的。即使是自认为 “自由的”反抗型患者，也在他试图推翻的这种强制标准下艰难前行。他还会使用这些标准去鞭策别人，更加证明了他受制于理想化形象。[7]有时，患者会经历从一个极端转换到另一个极端。例如，他试图在某段时间内变成“大好人”，但如果从中没有得到任何安慰，他就会转向另一个极端，坚决反对这种“好”的标准。或者，他可能会从极度的自我崇拜一下子转向苛求完美。更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些不同态度的组合。所有这些都指出了一个事实——用我们的理论来看是可以理解的——没有一种尝试是令人满意的，它们都注定失败，只是为摆脱一种无法忍受的情境而做出的绝望努力；与任何一种无法忍受的情境一样，患者把各种方法都试遍了——如果一种失败了，他就会尝试另一种。

所有这些后果加在一起，构成了阻止个体真正发展的巨大障碍。患者无法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他自以为正在进步，但实际上他注定会对成长失去兴趣。他无意识地认为，成长即创造出一个更完美的理想化形象，一个没有缺点的自我。

因此，治疗的任务是让患者意识到理想化形象的所有细节，帮助他逐渐理解其所有的功能和主观价值，并向他展示必然降临的痛苦。然后，患者才会开始怀疑这样做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只有当创造理想化形象的需求大大减少时，患者才能慢慢放弃这一形象。

[1]赫尔曼·南伯格（Herman Nunberg）在其论文《自我的合成功能》（De Synthetische Funktion des Ich）中讨论了这种争取统一完整的问题，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für Psychoanalyse），1930年。

[2]参见安妮·帕里什（Anne Parrish）的《跪拜》（All Kneeling），载《第二个伍尔科特读者》（The Second Woollcott Reader），花城出版公司，1939年。

[3]关于弗洛伊德的自恋、超我、罪疚感等概念的批评，参见卡伦·霍妮的《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8年；另参见埃利希·弗洛姆的《自私与自爱》（Selfishness and Self-Love），载《精神病学》（Psychiatry），1939年。

[4]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5]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对双重人格有过经典的描述，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有可能将人的冲突的因素分离出来的基础上。杰基尔博士在认识到他自己身上善与恶的巨大对峙后说：“很久以来……我就有一个可爱的梦想，就是把这些矛盾的因素分离开来。我想，假如能够把自己每一种特性都寄存于不同的本体，那么生活中一切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就会消失了。”

[6]巴里（J. M. Barrie，1860—1937），英国作家，代表作《彼得·潘》（Peter Pan）。——译者注

[7]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施虐倾向。

Chapter 07

外化作用

外化作用在本质上是一个主动的自我消灭的过程。

外化作用以外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

大大加剧了最初引发神经症过程的冲突：

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

我们看到，神经症患者为了缩小现实自我与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距，进行了各种伪装，最终却适得其反，扩大了差距。但这一形象具有巨大的主观价值，他必须坚持不懈地努力适应它。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的方法可谓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方法将在下一章谈到。我们先在此讨论一种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方法，但它对神经症结构的影响却特别深刻。

我将这种方法称为外化作用，意指这样一种倾向：患者将内心活动感知为发生在自身之外，并且认为是这些外在因素导致了自己的困难。与理想化形象一样，外化作用也是为了回避真实的自我。不同的是，理想化形象虽然是对真实人格的修饰和再造，但仍然停留在自我的范围内；而外化作用则意味着完全放弃自我。简而言之，一个人可以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逃避他的基本冲突，但是，当现实自我和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距太大，其中的紧张让他无法承受时，他就再也无法自行找到缓解办法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彻底逃离自我，把一切都看作好像发生在自身之外。

这里阐述的现象有一些属于投射（projection），也就是把自己的问题看成是别人身上的。[1]投射这个词，通常是指把自己主观上拒绝的倾向或品质看成是别人的，比如明明自己有背叛、野心、控制、自以为是、懦弱等倾向，却怀疑是别人有这种倾向。在这个意义上，投射一词用得十分恰当。然而，外化作用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转移责任只是其中一部分。患者不仅把自己的过错看作发生在别人身上，而且或多或少将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别人的。一个有外化倾向的人，可能会对一些弱小国家的沉重压迫深感不安，却意识不到他自己受到的压迫。他可能感受不到自己的绝望，但对别人的绝望深有体会。在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他意识不到对自己的态度。例如，他感到别人在对他生气，而实际上是他自己在生气。或者，他意识到他对别人的愤怒，而实际上这个愤怒是针对他自己的。此外，不仅是烦恼，他还把自己的好心情或成就都归咎于外部因素。他的失败被视作命中注定，他的成功全靠运气，心情好是因为天气好，如此等等。

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生活的好坏皆由他人决定时，他会专注于改变他们，改造他们，惩罚他们，保护自己免受他们的干扰，或者干脆去影响他们，这是合乎逻辑的。这样一来，外化作用导致了患者对别人的依赖，但这种依赖不同于神经症的情感需求所造成的依赖。外化作用还导致了他对外部环境的过分依赖。无论他住在城市还是郊区，吃这种食物还是那种食物，早睡还是晚睡，属于这个群体还是那个群体，这些都被赋予了过多的重要性。因此，他形成了荣格所谓的外倾型的性格。荣格认为外倾是先天倾向的片面发展，但我认为它是患者试图通过外化作用清除未解决的冲突的结果。

外化作用的另一个必然产物是患者感到一种折磨人的空虚和肤浅。但是，这种感受又一次被放错了位置。他没有感觉到情绪的空虚，而是觉得自己的胃空空的，并试图通过强迫性的进食来消除它。或者他担心自己太轻，会像羽毛一样被吹来吹去，随便一阵大风就可以被卷跑。他甚至会说，如果把他从头到尾分析一遍，他将会变成一个空壳。患者的外化倾向越彻底，他就越像一个幽灵，只会飘来飘去。

关于外化的含义就介绍到这里。现在，让我们看看它对缓解真实自我和理想化形象之间的矛盾起到怎样的特定作用。无论一个人在意识中如何看待自己，这两者之间的差距都会在无意识中造成痛苦；而且他越是将自己等同于理想化形象，这种反应的无意识程度就越深。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反应表现为对自我的蔑视、对自己的愤怒以及被胁迫的感觉，所有这些不仅让患者极其痛苦，还以各种方式削弱他的生存能力。

自我蔑视的外化可能采取两种形式：一是鄙视别人，二是感觉别人鄙视自己。这两种形式通常都存在，哪一种更加突出或更意识化，取决于神经症性格的整个结构方式。患者越是具有攻击性，越是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就越容易鄙视别人，越不可能想到别人会鄙视自己。相反，他越是顺从，就越会因为自己没有达到理想化形象而自责，觉得别人嫌他一无是处。后者的影响尤具破坏性。它会使一个人变得害羞、呆板、孤僻。这使他过分感激——事实是卑劣地感激——别人对他表示的任何情感或认可。与此同时，他甚至无法接受真正意义上的友谊，隐约觉得那是一种自己不配得到的恩惠。他对那些傲慢的人毫无抵抗力，因为他自身有一部分与他们一致，他觉得受到轻蔑是完全正常的。自然，这样的反应会滋生怨恨，慢慢压抑和堆积起来后，可能会形成爆炸性的力量。

尽管如此，以外化形式体验自我蔑视有着明显的主观价值。患者一旦感受到对自己的轻蔑，就会粉碎他任何虚假的自信，把他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被人鄙视已经足够痛苦，但患者总有希望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或者以同样的方式报复他们，或者在心理上认为他们不公平。当一个人鄙视自己时，一切都是徒劳，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患者在无意识中对自己的所有绝望开始浮出水面。他不仅会开始鄙视自己真实的弱点，还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是可鄙的。连他的优良品质也会被拉进无价值感的深渊。换句话说，他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鄙视的形象，而且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没有人能帮助他。在治疗过程中，只有消除了患者的绝望感，让他不再牢牢抓紧理想化形象时，治疗师才能够处理患者的自卑。只有在这个时候，患者才能面对现实，认识到他的无价值感并不是事实，而是自己苛刻的标准所产生的主观感觉。通过采取更宽容的态度，他会看到情况并非不能改变，他强烈反对的特质并非真的可鄙，而是他最终能够克服的困难。

我们必须牢记，保持理想化形象的幻觉对患者来说极其重要，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他对自己的愤怒，以及这种愤怒的程度。患者不仅对自己无法达到标准感到绝望，而且感到愤怒，因为理想化形象总是带给患者一种全能感。无论在童年遭遇过怎样的困难，作为一个全能的人，他自认为总能排除千难万险。现在，即使他在理智上认识到自己的神经症有多么复杂，但他仍然会因为无法消除它们而愤怒。当他面对相互冲突的内心驱力，并意识到无法实现相互矛盾的目标时，这种愤怒就会到达顶点。这就是为什么突然意识到冲突可能会使他陷入恐慌的原因之一。

对自己的愤怒主要以三种方式进行外化。第一种方式，当患者肆无忌惮地发泄敌意时，愤怒就很容易被宣泄到外部。这时，它变成了对别人的攻击：要么表现为广泛的易怒，要么表现为对别人所犯具体错误的愤怒，而这一错误正是他深恶痛绝的。举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一位患者抱怨她的丈夫优柔寡断。这种犹豫只涉及一件小事，她明显是在小题大做。我知道她本人就有些优柔寡断，所以我暗示她，她的抱怨恰好无情地揭露了自己身上的这种毛病。这时她突然感到一阵狂怒，恨不得将自己撕成碎片。在她的理想化形象中，她是一个果断的人，根本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弱点。很典型的是，这一反应尽管非常强烈，但在下一次会谈中却被忘得一干二净。她对自己的外化倾向匆匆一瞥，还没做好准备放弃它。

第二种方式表现为患者有意无意地不断担心或预期他的缺点会激怒别人，这些缺点是他自己无法容忍的。患者非常确信他的某些行为将会招致深深的敌意，如果没有遇到敌意，他反而会很困惑。例如，一位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善良的神父，但她惊奇地发现，每当她坚持己见或表示愤怒时，人们会比她表现得像个圣人时更喜欢她。根据这种理想化形象，我们可以推测患者的主要倾向是顺从。她的顺从最初出于对亲密关系的需要，而她对敌对反应的预期大大强化了顺从倾向。事实上，顺从性的增强是这种外化形式的主要后果之一，它还说明了神经症倾向如何在恶性循环中不断相互加剧。在这个例子中，强迫性的顺从倾向的增强是因为她圣洁的理想化形象，驱使患者变得更加谦逊。然后，由此产生的敌对冲突会激起她对自己的愤怒。而这种愤怒的外化导致她对别人的恐惧增加，这反过来又强化了她的顺从倾向。

愤怒外化的第三种方式是专注于身体的不适。一个人对自己的愤怒，如果没有被有意识地加以体验，显然会造成相当严重的身体紧张，这可能会表现为肠道疾病、头痛和疲劳等。只要有意识地感受愤怒本身，所有这些症状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消失，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人们甚至会怀疑，究竟是把这些生理表现叫作外化，还是把它们看作被压抑的愤怒带来的生理后果。但基本能确定的是，患者会对这些表现加以利用。一般来说，患者非常渴望把他们的精神问题归咎为身体疾病，再进一步归咎于外界刺激。他们很乐意证明自己在心理上没有问题，只是因为饮食不当而引发了肠道问题，或者因为过度劳累引起疲乏，或者因为空气潮湿而患上了风湿病，等等。

至于神经症患者通过外化愤怒达到什么目的，可以说与自我蔑视的情况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还应该提及另外一个问题。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些自我毁灭的冲动带来的真正危险，否则我们无法充分理解这些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第一个例子中的那位患者只是一时冲动想把自己撕成碎片，但精神疾病患者可能会真的把自己弄伤致残。[2]如果不是外化作用，很可能会发生更多的自杀事件。我们理解到，弗洛伊德意识到了自毁冲动的力量，然后提出了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死亡本能）。但这个概念阻碍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的行为，因此也阻碍了一种有效的治疗。

内在胁迫感的强度取决于理想化形象对患者人格的支配程度。这种压力的作用极大，比任何外部的胁迫都更糟糕，后者至少还允许患者保留内在自由。患者大多数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感觉，但这种压迫感一旦消除并获得一些内在自由时，患者就会如释重负，由此可见这种压迫力量之大。一方面，这种胁迫感可以通过对别人施压而外化。另一方面，这与神经症患者支配别人的渴望有着同样的外在效果，两者可以同时存在，其区别在于，前者代表了内在压力的外化，重点并不在于要求别人服从。它主要是把导致自己烦恼的标准强加给别人，而同样不考虑别人快乐与否。那种清教徒心理就是这一过程的绝佳例证。

还有一种同样重要的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对外部世界中任何疑似胁迫的东西都异常敏感。善于观察的人都知道，这种过度敏感很常见。它并非都源于自我施加的胁迫。通常还有这样一种因素，就是患者在别人身上体验到那种胁迫，并心生嫉恨。在孤僻型人格中，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患者对独立的强迫性坚持，这必然让他对任何外界压力都十分敏感。无意识的自我束缚的外化是一种更隐蔽的病因，在分析中很容易被忽略。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因为它往往构成了医患关系中一股有影响力的暗流。患者可能继续对分析师的每个建议置若罔闻，即使已经找到他敏感的来源。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的破坏性较量尤为激烈，分析师想方设法试图帮助患者重新找回自己和生命的内在源泉，但无济于事。患者会不会屈服于分析师不经意间施加的影响呢？事实上，由于他并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也就无法选择应该接受什么或拒绝什么；尽管分析师谨慎地不将自己的观念强加给患者，但这样做并没带来什么不同。患者不知道自己是受内在胁迫影响才表现出特定的症状，所以他只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反抗所有想要改变他的企图。毋庸置疑，这场徒劳无功的战斗不仅出现在分析过程中，而且或多或少出现在所有亲密关系中。只有对这一内心过程进行分析，才能帮助患者最终摆脱困扰。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患者越倾向于顺从理想化形象的苛刻要求，他就越会外化这种顺从。他会急于达成分析师或任何人对他的期望，或者他以为的别人对他的期望。他可能看起来很乐于服从甚至容易受骗，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对这种“胁迫”暗藏怨恨。其结果可能是，他最终会认为每个人都在支配他，并因此怨恨所有人。

那么，一个人把他的内在胁迫外化会得到什么呢？好处是，只要他相信这种胁迫来自外部，他就可以反抗它，即使只是以阿Q的方式。同样，只要他相信这种胁迫是外部强加的，自己就能够避免它，并且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更重要的是上面提到的因素：承认内在胁迫意味着承认他不是那个理想化形象，还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所有后果。

这种内在压力是否表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生理症状，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在我的印象中，它可能会引起哮喘、高血压和便秘，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有限。

我们还需要讨论与理想化形象相反的各种特征的外化。总的来说，这是通过简单的投射来实现的——通过在别人身上体验它们，或者让别人对它们负责。这两个过程不一定同时进行。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能要重复一些已经说过的事情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东西，但这些例子将帮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投射的含义。

一个酗酒的患者A，抱怨他的情人对他不够体贴。据我所见，这个抱怨并不成立，至少没有到A所说的程度。旁观者一眼就能看出来，患者A正在经历一场冲突：一方面是顺从、善良和慷慨，另一方面是霸道、苛求和自大。因此，他的抱怨就是攻击倾向的投射。但是，是什么使这种投射发生了？在他的理想化形象中，攻击倾向只是强硬个性的一种天然成分。最突出的特征仍然是善良——自圣方济各[3]后，他是最善良、最值得交往的朋友。那么，这种投射是为了讨好他的理想化形象吗？当然是的！投射允许患者表现出自己的攻击倾向，而不用意识到它们，也不用面对自己的冲突。这个人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既不能改变他的强迫性攻击倾向，也不能放弃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正是它保证了人格统一。这种投射便是一种摆脱困境的方法。因此，它具有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既能够保证他所有傲慢自大的要求，又使他成为一个理想的朋友。

患者A还怀疑他的情人对他不忠。但这种怀疑毫无根据，因为她就像母亲一样爱他。倒是他自己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风流韵事。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他以己度人产生的一种报复性恐惧，是为自己辩护的需要。即使从同性恋倾向考虑也无助于解释这种情况。揭开谜底的线索还是在于他对自己的不忠所持的特殊态度。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风流韵事，只是回忆时没有想起来。那些事不再是鲜活的体验。而情人所谓的不忠却是相当鲜活。这就是他对自身体验的外化。它的功能与前面的例子一样：既允许他保持理想化形象，又让他可以为所欲为。

政治团体和其他组织中的权力斗争可以作为另一个例子。“耍手腕”常常是因为想要削弱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也可能源自一种无意识的、类似上面列举的那种两难境地。这种情况下，“耍手腕”可能就是一种无意识的双重性的表现：它让我们既可以在斗争中使用阴谋诡计，不必担心会玷污我们的理想化形象，同时它又提供了一种绝好的方法，可以把我们对自己的愤怒和鄙视都宣泄在别人身上——如果是宣泄那些在我们一开始就想打败的人身上，就再好不过了。

最后，我要指出一种常见的方式，即把问题的责任归咎到别人身上。许多患者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某些问题，就立即跳回到童年寻找原因。他们会说，他们对胁迫很敏感，是因为有一位强势的母亲。他们很容易感到屈辱，是因为童年时曾遭受羞辱；他们有报复心，是因为早年受过伤害；他们孤僻，是因为年轻时没有人理解他们；他们在性方面很压抑，是因为从小清教徒式的教养等等。在这里，我并不是指分析师和患者致力于理解童年经历之影响的分析，而是指那种过分热衷于挖掘童年的分析。这样做将会一无所获，只会导致无休止的重复，以及对探索目前在患者身上运作的力量缺乏兴趣。

弗洛伊德对遗传性的过分强调支持了患者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其中有多少基于真理，多少基于谬误。诚然，患者的神经症发展始于童年时期，他所能提供的所有线索都基于他对自身神经症的理解。的确，罹患神经症并不是他的责任。环境的影响要求他不得不按照过去的方式成长。由于诸多原因（下文即将讨论），分析师必须向患者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谬误之处在于，患者无心关注那些童年时期在他内心形成的冲突性力量，正是这些力量在他身上起作用，导致了他现在的困境。例如，他小时候在周围见过太多的伪善，可能是他现在玩世不恭的原因之一。但是，如果他只把自己的玩世不恭与其早年经历联系在一起，就忽略了他当前对这种态度的需要——这一需要源于他被分歧的理想所撕扯，不得不抛弃所有价值观来解决这一冲突。此外，他还倾向于在自己不能承担的时候承担责任，而在应该承担的时候拒绝承担。他不断提到童年经历，就是为了让自己确信他无法避免遭受某些挫折，同时他感到自己应该历经困苦，依然毫发无损，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他的理想化形象，因为这一形象不允许他接受自己过去或现在有某种缺陷或冲突。更重要的是，他喋喋不休地谈论童年正是对自我的一种逃避，这样让他仍能维持一种渴望自我审查的幻觉。因为他把问题都外化了，所以他体验不到内心冲突的存在；他也无法把自己想象成个人生活中的积极推动者。既然不是生活的推动者，他便把自己视作一个被推下山的球，只能一直往下滚动；或者是一只用于实验的豚鼠，一旦建立了条件反射，就永远被限定了。

患者对童年经历的片面强调是其外化倾向的确切表现，每当遇到这种态度，我就知道这个患者完全疏远了自我，而且他还继续被驱使着远离自己。这种预见屡试不爽。

外化倾向也会出现在梦中。如果分析师在患者的梦中作为狱卒出现，或者梦见自己的丈夫关上了她想要通过的门，或者梦见在追求目标的路上出现了意外或障碍，那么这些梦就代表着患者企图否认其内心冲突并将其归咎于某种外部因素。

一个具有普遍外化倾向的患者会给分析带来特殊的困难。他去找分析师就像去看牙医一样，希望分析师只是完成一项与他无关的工作。他对妻子、朋友、兄弟的神经症感兴趣，但对自己的神经症却不感兴趣。他大谈自己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却不愿检讨自己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认为，如果他的妻子不那么神经质，或者他的工作不那么令人烦躁，他将一切都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完全意识不到情绪因素对他内心所起的作用；他害怕鬼魂、盗贼和暴雷，害怕周围有报复心的人，害怕政治局势动荡，但从不害怕他自己。他对自己的问题充其量是感兴趣，因为它们给他带来了智力或艺术上的乐趣。但是，只要他在精神上没有存在感，就不可能把他所获得的任何领悟应用于实际生活。因此，他对自己有了更多的了解，但引起的变化微乎其微。

所以，外化作用在本质上是一个主动的自我消灭的过程。它行之有效的根本原因在于患者与自我的疏远，而这是神经症过程中固有的。随着自我被消灭，内心冲突自然也从意识中被逐出。但是，患者变得更喜欢责备别人、报复别人，更加畏惧别人，外化作用以外部冲突取代了内心冲突。更具体地说，外化作用大大加剧了最初引发整个神经症过程的冲突：个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冲突。

[1]这一定义是爱德华·斯特雷克（Edward A. Strecker）和肯尼斯·阿贝尔（Kenneth E.Appel）提出的，见《发现我们自己》（Discovering Ourselves），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43年。

[2]卡尔·门林格尔（Karl Menninger）列举了大量案例对此进行说明，请参见他的《人对抗自己》（Man against Himself），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1938年。不过，他是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一主题的——他认同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人有一种自我毁灭的本能。

[3]圣方济各（St. Francis，1182—1226），又称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或圣法兰西斯，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女修会的创始人，他是动物、商人、天主教教会运动以及自然环境的守护圣人。——译者注

Chapter 08

虚假和谐的辅助方法

一个谎言往往导致另一个谎言，

第二个谎言又需要第三个谎言来圆，

一个接着一个，

最终使一个人受困于一张错综复杂的谎言之网。

一个谎言往往导致另一个谎言，第二个谎言又需要第三个谎言来圆，一个接着一个，最终使一个人受困于一张错综复杂的谎言之网。这种情况十分常见。某类人缺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决心，他们的生活注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拆东墙补西墙可能有点帮助，但是会带来新的问题，而这些新问题又需要新的权宜之计。神经症患者处理基本冲突的尝试也是如此，没有什么方法是真正有效的，除非最初导致困难的条件被彻底改变。神经症患者所做的不过是——当然是情不自禁地——把一个虚假解决方案堆砌在另一个虚假解决方案之上。正如我们看到的，他可能会试图突出冲突的某一个方面，但他仍然像以前一样处于分裂状态。他可能让自己彻底远离他人，来停止冲突的运作，但他的整个生活变得岌岌可危。他创造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这让他看起来洋洋得意、人格完整，但同时又制造了一个新的裂缝。他试图让内心的自我退出战场以消除这一裂缝，结果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更难以忍受的困境。

如此不稳定的平衡需要进一步的措施来支撑。于是，患者求助于许多无意识的方法，其中包括盲点作用、隔离作用、合理化、过度自控、绝对正确、飘忽不定和玩世不恭等等。我们不打算讨论这些现象本身，因为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只想说明患者是如何利用它们应对冲突的。

神经症患者的实际行动与其理想化形象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奇怪的是患者自己看不到这一点。他不仅看不到这一点，甚至对眼前的矛盾浑然不知。在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中，盲点现象最先使我注意到冲突的存在以及相关问题。例如，有一位患者，他具有顺从型人格的所有特征，并认为自己像基督徒一样；但他漫不经心地告诉我，在员工会议上，他常常轻点拇指假想挨个向同事射击。这种引起象征性杀戮的恶念诚然出于无意识；但问题在于，他称之为“玩乐”的射击行为，丝毫没有干扰他的基督徒形象。

另一个患者是一位科学家，他自认为献身科学，是领域内的创新者。但在选择发表研究成果时，他却出于纯粹的投机目的，只提交那些给他带来最多赞誉的论文。他没有试图伪装——只是对其中的矛盾视而不见。类似的，一个自认为善良又直率的男人，从一个女孩那里拿钱花在另一个女孩身上，他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很明显，在这几个例子中，盲点的作用是使潜在的冲突不被意识到。令人惊讶的是，它居然做到了；这些患者不仅聪明，而且对心理学有所了解，因此更令人惊讶。仅仅解释说我们都倾向于对自己不关心的事情置之不理，是不够充分的。还必须补充一句，我们对事物置之不理的程度，取决于我们有多大兴趣去这样做。总之，这种人为形成的盲点以相当简单的方式表明了，我们有多么不愿意承认内心的冲突。这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成功忽视了上述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事实上，如果没有特定的条件，确实无法做到。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对自己的情绪体验极度麻木。另一个条件是斯特雷克[1]指出的[2]，我们过着一种隔离的生活。斯特雷克不仅阐述过盲点现象，还谈到了逻辑严密的隔离现象。患者在心里设置了许多隔间：一部分给朋友，一部分给敌人；一部分给家人，一部分给外人；一部分给工作，一部分给生活；一部分给平级，一部分给下属。因此，对神经症患者来说，在一个隔间中发生的事情，与另一个隔间中发生的事情并不矛盾。只有当一个人因为冲突而失去统一感时，他才有可能过不同的生活。把内心分隔成不相干的各个部分与拒不承认内心的冲突一样，也是患者被冲突分裂的结果。这个过程与理想化形象的情况并无二致：矛盾依然存在，但冲突被隐匿了。很难说是理想化形象导致了隔离作用，还是隔离作用导致了理想化形象。然而，隔离的生活似乎是更基本的事实，它可以解释患者为何创造出某种理想化形象。

要理解这种现象，必须考虑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人类已经成为错综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齿轮，与自我的疏远比比皆是，人类的自我价值也一落千丈。现代文明中有着无数的明显矛盾，导致人们的道德感知普遍麻木。人们对道德标准不屑一顾，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或一位慈爱的父亲，明天突然变成一个江洋大盗，没有人会感到惊讶。[3]在我们周围，人格完整的人少之又少，因此无法照见我们自己的分裂。在精神分析中，弗洛伊德抛弃了道德价值，把心理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这使得分析师与患者一样对这类矛盾视而不见。分析师认为，拥有自己的道德价值或对患者的道德观感兴趣是“不科学的”。事实上，对矛盾的承认出现在许多其他理论体系中，并不仅仅局限于道德领域的范畴。

合理化可以定义为借助推理进行的自欺欺人。合理化一般用于自我辩护或使自己的动机和行为符合主流的意识形态，但这种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这意味着身处同一种文明的人都按照同样的方式合理化，而实际上，合理化的内容和方法却存在着广泛的个人差异。如果我们把合理化看作支持神经症患者制造虚假和谐的一种方式，就再自然不过了。在患者围绕基本冲突建立的防御工事的每个角落，我们都可以看到合理化在起作用。患者的主导态度通过推理得到强化——那些能够使冲突显现的因素要么被最小化，要么被改造得符合主导态度。对比顺从型和攻击型，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自欺欺人的推理是如何美化人格的。顺从型把他乐于助人的愿望归因于同情心，尽管他有着强烈的支配倾向；如果这些倾向过于明显，他便将其合理化为热心肠。攻击型在帮助别人时，坚决否认他有任何同情心，并认为他的行为完全出于私利。理想化形象总是需要大量合理化的支持：现实自我和理想化形象之间的差异最后必须被归结为莫须有。至于外化作用，患者用合理化的方法证明外部环境的重要性，或者证明他不能接受的那些特质只是对别人行为的“自然”反应。

过度自控的倾向也非常强烈，我一度把它看作一种原始的神经症倾向。[4]它的作用就像是一座抵御矛盾情绪泛滥的大坝。虽然它一开始是一种有意识的意志力量，但久而久之，它或多或少会变成自动化的。实行这种控制的人不允许自己被其他事物左右，不管是因为热情、性兴奋、自怜还是愤怒。在分析过程中，要患者自由联想简直比登天还难。他们不允许酒精来振奋自己的精神，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接受麻醉。简而言之，他试图抑制所有的自发性。这种特质在冲突外露的人身上最为明显，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掩盖冲突的行为：没有让冲突的一方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用孤僻倾向阻碍冲突发挥作用。这些人仅仅依靠理想化形象保持着统一感；显然，如果没有帮助他建立内在统一的那些基本尝试，仅靠理想化形象的约束力是不够的。当理想化形象本身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因素时，它尤其显得无能为力。因此，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意志力来控制相互冲突的冲动是必要的。愤怒引起的暴力冲动最具破坏性，他需要用最大程度的能量来控制愤怒。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愤怒一直被压抑，积聚了爆炸性的力量，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自我控制来压抑它。如果分析师让患者注意他的过度自控，他会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需要的美德。但他忽略了这种控制的强迫性。他身不由己地以最僵化的方式使用它，一旦失效，他就会惊慌失措。这种恐慌可能表现为害怕精神错乱；这一点清楚地表明，自我控制的作用就是抵抗被分裂的危险。

绝对正确有着双重功能，既可以消除内心的疑虑，又可以消除外部因素的影响。未解决的冲突必然给患者带来怀疑和犹豫不决，甚至会严重到让患者无法行动。这种状况下，患者很容易受外部因素的支配。如果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就不会轻易摇摆不定，但如果我们终其一生都像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走哪条路，那么外部因素就会轻易变成决定我们选择的力量，即使只是暂时的力量。此外，犹豫不决不仅涉及某种可能采取的行动，还包括对自我、自身权利与价值的怀疑。

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损害了我们应对生活的能力。不过，好像并不是每个人都无法忍受它们。一个人越是把生活看作一场无情的战斗，就越容易将怀疑视为一种危险的弱点。他越是离群索居、坚持独立，就越容易因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愤怒。我所有的观察都表明一个事实：当占主导地位的攻击倾向与孤僻倾向相结合时，最容易滋生出这种绝对正确；攻击倾向越明显，这种绝对正确就越强势。它表明患者试图武断地宣称自己永远正确，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冲突。在一个受理性支配的系统中，患者会发现情感是内心的叛徒，必须将其置于严格的控制之下。这样或许能够实现平和，但那是死寂一般的平和。我们不难预料，这种患者想到分析就生厌，因为分析会威胁他内心的“平和”。

另一种方式与绝对正确几乎相反，但同样是拒绝承认冲突的有效手段，那就是飘忽不定。倾向于这种防御方式的患者常常像童话中的角色一样，他们在被追逐时，会忽然变成一条鱼；如果这种伪装还不能脱险，他们又会变成一只小鹿；如果猎人追赶了上来，他们再变成一只鸟儿飞走。你永远无法对他们下任何定论，他们否认自己说过的话，或者向你保证根本不是那个意思。他们有一种把简单问题变复杂的魔力。他们通常不可能对某个事件做出具体的表述；他们会尽量让听众到最后还是不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

同样的混乱也主宰着他们的生活。他们这一刻相当恶毒，下一刻又充满慈悲；有时候无比体贴，另一些时候又冷酷无情；在某些方面专横霸道，在另一些方面又谦逊礼让。他们急着寻找一位强势的伴侣，只为了让自己变成“受气包”，然后又变回一个强势的人。在做了伤害别人的事情之后，他们心中充满懊悔，试图弥补过失，然后又觉得自己像个“傻瓜”，并再次恶语相向。对他们来说，没什么事情是实实在在的。

分析师很可能也会感到困惑、沮丧，觉得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可做。他若这样想就错了。这些患者只是没有成功实施惯常的整合手段：他们不仅没能压抑一部分冲突，而且也没有建立明确的理想化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们从反面证明了那些尝试的价值。无论结果有多么糟糕，这样去做的患者都会变得更有条理，不会像飘忽不定的人那样迷失。另外，如果分析师认为这类冲突显而易见，不用深挖，那么他同样也错了。患者讨厌将问题明确化，分析师可能因此产生挫败感，除非他明白这不过是患者拒绝其深入洞察内心的一种手段。

最后一种拒绝承认冲突的方式是玩世不恭，即对道德价值的否认和嘲笑。每一个神经症患者，无论他多么固执地坚守自己那些标准，在道德价值方面都必然存在根深蒂固的怀疑。玩世不恭有许多不同的来源，它的作用总是否定道德价值的存在，使神经症患者模糊自己到底相信什么。

玩世不恭可以是有意识的，因而成为阴谋家所奉行和捍卫的准则。世间一切皆是表面文章。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不被抓住就可以。每个人不是彻头彻尾的傻瓜，就是伪君子。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这类患者对分析师使用“道德”一词非常敏感，就像在弗洛伊德时代人们谈“性”色变一样。玩世不恭也可能是无意识的，并被患者对流行意识形态的口头认同所掩盖。他可能不知道玩世不恭对他的控制，但他的言行举止透露了他正在照此行事。他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卷入矛盾之中，就像某个患者，他确信自己信奉诚实和正派，但他又嫉妒那些热衷于诡计的人，而且憎恨自己在这方面缺乏技巧。在治疗中，重要的是要让患者在恰当的时候充分意识到他的玩世不恭，并帮助他理解这一点。也许还要解释为什么他需要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价值观。

以上所述都是围绕着基本冲突这一核心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简而言之，我把整个防御系统称为防护性结构。每种神经症都形成了一套防御系统，通常包含了上述形式，只是其活跃程度各有不同。

[1]斯特雷克（Edward A. Strecker，1886—1959），美国精神病学家，曾任美国精神病学会会长。——译者注

[2]参见前面引用的书，斯特雷克所著的《发现我们自己》。

[3]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纽约庄台出版公司，1943年。

[4]参见卡伦·霍妮的《自我分析》，同前引用的版本。

第二部分

未解决冲突的后果

Chapter 09

恐惧

所有恐惧都源于患者未解决的冲突。

要最终获得人格的整合，就必须把自己暴露在恐惧面前。

它们如同炼狱，我们必须在那里徘徊，最后才能得到救赎。

在探索每个神经症问题的深层含义时，我们很容易在错综复杂的迷宫中失去方向。这并不奇怪，要理解神经症，我们就必须面对它的复杂性。不过，有时转换到旁观角度，更有利于获得通观全局的视角。

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防护性结构的发展，看到一个又一个防御措施建立起来，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防护系统。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患者在这一过程中投入了无限的精力，我们不禁好奇，究竟是什么驱使一个人走上如此艰难的道路，并使自己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我们自问：是哪些因素使这个防护性结构变得僵化、难以改变？这整个过程的动力仅仅是对基本冲突的破坏性力量的恐惧吗？打个比方或许会让答案更明了一些。当然，任何类比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只能宽泛地比较。我们假设，一个有着阴暗过去的人，通过伪装混进了一个群体。他会生活在恐惧中，害怕过去被人揭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处境不断改善；他交到了朋友，找到了工作，建立了家庭。由于珍惜自己的新生活，他被一种新的恐惧所困扰，害怕失去现有的一切。他以现在拥有的身份而骄傲，竭力疏远令人厌恶的过去。他捐大笔的钱给慈善事业，甚至送给他的昔日同伙，目的就是与旧生活切断联系。同时，他的人格继续变化，又把他卷入了新的冲突；结果，他靠伪装开始新生活这一事实变成了暗流，在他当前的困扰之下涌动。

因此，在神经症患者建立的防护系统中，他的基本冲突仍然存在，只不过变了形式而已。在某些方面减弱了，在另一些方面则有所增强。然而，由于这一进程固有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冲突变得更加紧迫。导致冲突加剧的情况是：每一个新的防御措施都会进一步损害患者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如我们所见，冲突正是从中滋生。此外，当新的元素——无论它们被怎样包裹起来（比如爱情或成功、超然独立或理想化形象）——开始在他的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时，患者便开始担心事情变化，害怕有什么东西会危及这些珍宝。自始至终，他与自己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无力改变自己、摆脱困境。于是，惯性开始发挥作用，取代了有目标的成长。

防护性结构僵化而脆弱，还会引起新的恐惧。其中之一就是患者害怕它的平衡会被打破。这种结构确实给人一种平衡感，但这种平衡很容易被颠覆。虽然患者本人在意识层面没有认识到这种威胁，但他还是会通过各种方式感觉到它的存在。他可能会无缘无故地出现问题，在完全没想到的时候，莫名变得愤怒、得意、沮丧、疲惫和压抑。所有这些体验都给他一种不确定感，让他失去了自信，使他感觉如履薄冰。他的不平衡也可能表现为步态或姿势的失常，或者表现为在任何需要身体平衡的事情上缺乏技巧。

这种恐惧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害怕自己会精神错乱（insanity）。当这种恐惧达到一定程度时，它可能是驱使患者寻求精神病学帮助的主要症状。在这种情况下，恐惧还来源于一种被压抑的冲动，即他想去做各种“疯狂的”事情，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且不想对此负责。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患者害怕精神错乱，就认为他真的会精神错乱。这种恐惧通常是暂时的，只有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它给患者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威胁到理想化形象，或者引起一种日益加剧的紧张（最主要是因为无意识的愤怒）危及患者的过度自控。例如，一个认为自己脾气温和又勇敢的女人，在面对困境感到无助、忧虑和暴怒时，就会产生这种恐慌。她的理想化形象曾经像铁箍一样保护着她，但现在突然断了，她害怕自己会因此四分五裂。我们说过，当一个孤僻型患者被迫离开他的庇护所，并与别人近距离接触时——例如他必须参军或者跟亲戚住在一起，他就可能会感到恐惧。这种恐惧也可以表现为害怕自己精神错乱，而且这可能真的导致精神疾病。在分析治疗时，当一个竭力创造出虚假和谐的患者，突然意识到他处于分裂的状态时，也会产生类似的恐惧。

分析证实，这种对精神错乱的恐惧主要是由无意识的愤怒引起的。当这种恐惧减弱之后，残余的部分会变成一种担忧——患者担心自己忍不住侮辱、殴打甚至杀死别人，还会担心在睡眠、醉酒、麻醉或性兴奋的情况下实施暴力。愤怒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在意识中表现为一种强迫的暴力倾向，尽管没有付诸行动。另一方面，愤怒也可能完全是无意识的；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感到的只是莫名恐慌，或许还伴随出汗、头晕或者担心自己会晕过去——这预示着一种潜在的恐惧，即暴力冲动有可能会失控。当这种无意识的愤怒被外化时，患者可能会害怕打雷、鬼魂、窃贼和蛇等，也就是说，害怕自身之外任何潜在的破坏力。

但是，对精神错乱的恐惧毕竟没有那么常见。恐惧最突出的表现还是担心失去平衡。通常情况下，这种恐惧以更隐蔽的方式发挥作用。它以模糊、不确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因为日常生活的任何改变而加剧。有这种恐惧的人可能对旅行、搬家、换工作、雇佣仆人等事务深感不安。他们会想方设法避免这些改变。由于改变会威胁患者的稳定状态，所以它可能是阻止患者接受分析的因素之一，尤其是当患者找到了一种适应良好的生活方式。当他们考虑分析的可行性时，他们会关注那些乍看起来很合理的问题：分析会瓦解他们的婚姻？它会使他们暂时无法工作吗？会让他们变得易怒吗？会影响他们的宗教信仰吗？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患者的绝望引起的，他认为不能冒任何风险。不过在他关注的问题背后还隐藏着一个真正的担忧：他需要得到保证，分析不会破坏他的平衡。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患者的平衡是特别不稳定的，因此分析也会困难重重。

分析师能给患者他想要的保证吗？不，他不能。每一次分析都注定会造成暂时的混乱。分析师能做的就是寻找问题的根源，向患者解释他真正害怕的是什么，并且告诉他，虽然分析会打破他当前的平衡，但这将给他一个机会，使他获得更稳固的平衡。

另一种产生于防护性结构的恐惧是害怕暴露，其根源在于防护性结构在发展和维护自身的过程中采取的大量伪装。我们将在谈论未解决的冲突如何损害患者的道德诚信时描述这些伪装。现在我们只需指出，神经症患者想要在自己和别人面前表现得与其真实面目有所不同——更和谐、更理性、更慷慨、更强大或更冷酷。很难说他是更害怕暴露在自己面前，还是害怕暴露在别人面前。在意识层面，他最关注的是别人，他越是把自己的恐惧外化，就越担心别人把他看穿。这种情况下，他可能会说怎么看待自己并不重要；即使他发现了自己的缺点，只要别人还蒙在鼓里，他就能从容应对。事实并非如此，但这是他在意识层面的想法，这也表明了外化作用是存在的。

害怕暴露可能表现为一种朦胧的感觉，觉得自己在弄虚作假，或者对并不困扰自己的某种品质变得牵挂起来。患者可能害怕自己没有别人认为的那么聪明、能干、有教养、有魅力，所以把这种恐惧转移到了那些并不能反映他性格的品质上。一位患者回忆道，在青少年时期，他一直担心自己的好成绩是弄虚作假的。每次转学时，他都确信这次会被揭穿，即使他再次拿到第一，这种恐惧依然存在。他十分困惑，却无法找到原因。他无法洞察自己的问题，因为他的思路是错误的：他对暴露的恐惧与他的智力毫无关系，只是被转移到了这个领域。事实上，在无意识中他假装自己是一个不关心成绩的家伙，实际上他却有一种战胜别人的强迫性需要。就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中肯的概括：害怕自己在弄虚作假，这种恐惧总是与某种客观因素相关，通常并不是患者自以为的那个。在症状上，它最突出的表现是脸红或害羞。由于患者害怕被暴露的是一种无意识的虚伪，所以，如果分析师注意到了患者害怕暴露，却还要努力寻找患者那些羞愧和隐藏的经历，那他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位患者可能并没有隐瞒任何类似的事情。然后患者变得越来越害怕——他身上肯定有一些不好的、在无意识中不愿被揭露的东西。这种情况会导致患者反省自责，而无益于建设性的工作。他可能会详细讲述自己的风流韵事或破坏性冲动。在分析师没有意识到患者陷入了冲突之前，只不过是在针对其中一方面工作，患者对暴露的恐惧就会继续存在。

对神经症患者来说，任何意味着考验的情境都可能引发对暴露的恐惧。这些情境包括：开始新工作，结交新朋友，进入新学校，参加考试，社交聚会，或者任何使其引人注目的活动，即使仅仅是参与讨论。通常，患者在意识中认为的害怕失败实际上是害怕暴露，这种恐惧不会因为成功而减弱。他只会觉得这一次他“挺过来了”，但下一次呢？如果他失败了，只会更加确信自己一直在弄虚作假，这一次终于原形毕露了。这种感觉的后果之一是极度羞怯，尤其是在面对新情境时。另一个后果是患者在面对别人的喜爱或欣赏时表现出警惕。他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想：“他们现在虽然喜欢我，但真的了解我后，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当然，这种恐惧会阻碍分析过程，因为分析的明确目的就是“查明真相”。

每一种新的恐惧都需要一套新的防御措施。患者为对抗暴露而采取的措施可分为两个相反的类别，如何使用则取决于患者的性格结构。一方面，患者倾向于回避任何类型的考验情境，如果无法回避的话，他就会谨言慎行，自我控制，并戴上一副让人难以猜透的面具。另一方面，患者在无意识中试图成为一个完美的弄虚作假者，根本不害怕暴露。后一种态度并不仅仅是防御性的：攻击型患者也会口若悬河、大吹大擂，给那些他想利用的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任何质疑他们的企图都会遭到狡猾的反击。我这里是指那些公然表现出施虐倾向的人。稍后我们将看到这一特质是如何与患者的整个性格结构保持一致的。

如果回答了下面两个问题，我们就会理解患者对暴露的恐惧：一是患者害怕暴露的是什么东西？二是万一他真的暴露了，他害怕的又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我们必须处理另一个源自防护性结构的恐惧，即患者对忽视、羞辱和嘲笑的恐惧。防护性结构的不稳定导致患者害怕平衡被打破，无意识的欺骗造成患者对暴露的恐惧，而对羞辱的恐惧来源于患者受伤的自尊。我们在前面某些章节也谈到了这一问题。创造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都是患者在试图修复受损的自尊，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两种方法只会进一步损害自尊。

如果我们纵观自尊在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变化，就会看到两个跷跷板似的过程。一种情况是，当现实的自尊水平下降，一种不真实的骄傲随之上升——觉得自己如此优秀、如此上进、如此独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另一种情况是，我们发现神经症患者贬低真实的自我，相应地抬高别人的地位。通过压抑、理想化和外化的过程，患者已经失去了大部分的自我；即使还没有真的变成影子，但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足轻重、毫无内涵的影子。与此同时，他对别人的需要和恐惧，不仅使他们更加令人生畏，而且更加不可或缺。因此，患者的重心更多地落在别人而不是自己身上，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利拱手让人。这样做的后果是，患者过度看重别人对他的评价，而自我评价则变得无关紧要。这使得别人的意见对他具有一种压倒性的力量。

上述一系列过程组合在一起，说明了神经症患者为何极容易受到忽视、羞辱和嘲笑。每一种神经症都包含了这些过程，因此患者在这方面表现敏感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对忽视的恐惧存在多方面的根源，就会明白消除甚至是减轻它并非易事。它只能随着整个神经症的缓解而减轻。

一般来说，这种恐惧的后果就是使神经症患者远离别人，并对别人产生敌意。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使受其折磨的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他们不敢对别人抱有期望，也不敢为自己设定远大理想。他们不敢接近那些看起来比自己优秀的人；他们不敢发表意见，即使自己可能很有见解；他们不敢运用自己的创造力，即使自己拥有这种能力；他们不敢让自己具有吸引力，不敢试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不敢寻求更好的职位，等等。即使有时他们在这些方面跃跃欲试，但想到被人嘲笑的场景便望而却步，退回到自己的矜持和自尊中寻求慰藉。

还有一种恐惧，比我们描述过的其他恐惧都更难觉察，它可以说是所有恐惧的浓缩。与其他恐惧一样，它也来自神经症的发展过程，即害怕自己身上有任何改变。患者会采取两种极端的态度对待改变的想法：要么让整个事情变得朦朦胧胧，感觉在未来某个时刻改变会奇迹般地自动发生；要么在对事情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做出改变。在第一种态度中，患者怀有这样一种看法：以为只要瞥见问题或承认自己的缺点就足够了。为了实现他们的自我，必须真正改变自己的态度和倾向，这个主张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安。他们自然明白这一主张的道理，但在无意识中仍然予以拒绝。第二种态度与之相反，意味着患者在无意识中假装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来源于患者无法忍受自己的任何不完美；同时也取决于他无意识中的全能感——只要有希望困难消失的意愿，就足以让其无影无踪。

害怕改变的背后，是担心情况变得更坏——也就是说，失去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变成自己不想要的模样，变得像其他人一样，或者只剩下一个空壳；还包括了对未知的恐惧，害怕不得不放弃已经拥有的安全感和满足感，特别是放弃追逐那些给他们带来解决办法的幻影；最后，还有对自己无法做出改变的恐惧——在讨论了神经症患者的绝望之后，我们会更加理解这种恐惧。

所有这些恐惧都源于患者未解决的冲突。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最终获得人格的整合，就必须把自己暴露在恐惧面前，所以它们也是我们直面自己所遇到的障碍。它们如同炼狱，我们必须在那里徘徊，最后才能得到救赎。

Chapter 10

人格的萎缩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

不仅要承受精力分散之苦，

而且还要面对道德本质的分裂。

探讨未解决冲突带来的后果，就像是进入一片广袤无垠却少有人探索的领域。或许，我们可以通过讨论某些症状性的疾病——比如，抑郁、酗酒、癫痫或精神分裂症——来思考这一问题，从而更好地理解特定的困扰。然而，我倾向从一个更具优势的角度来思考，并提出一个问题：那些未解决的冲突对我们的精力、人格完整和幸福有何影响？我深信，如果不理解这些症状性疾病根本的人性基础，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些疾病的意义。现代精神医学倾向用一种简便的理论公式来解释所有的症状，考虑到临床医生的需要，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处理这些症状。但是，这种做法并不具备什么可行性，更不用说科学性了，它无异于建筑工程师准备建造一个空中楼阁。

与所谈问题有关的一些因素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里只需加以详细阐述。另外一些因素在前面的讨论中已经暗示过，还有一些因素需要补充进来讨论。我们不是要给读者留下一些含糊的观点，让他们觉得未解决的冲突是有害的，而是要相当清楚和全面地描述冲突对人格造成的破坏。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主要会带来一种破坏性的精力浪费，这不仅是由冲突本身造成的，还源于所有想要消除冲突的错误尝试。当一个人在根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时，他永远不能把精力全心全意投入某件事情，总是想要追求两个甚至更多相矛盾的目标。这意味着他要么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要么让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一种情况就像培尔·金特这类人，他们的理想化形象诱使他们相信自己在任何方面都出类拔萃。比如有这样一个女人，她想要成为一个理想的母亲，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衣着光鲜，在社交和政治场合都风生水起，既是一位尽职的妻子，又有风流韵事，并且做着她自己的创造性工作。毋庸置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她在所有这些追求中注定会失败，不管拥有多大的潜能，她的精力最终会被挥霍殆尽。

第二种情况更加普遍，患者追求一个单一的目标，但因为不相容的动机相互阻碍而惨遭失败。例如，有一个人，他既想交到好朋友，但又专横跋扈，所以他的想法永远实现不了。另一个家长，希望他的孩子能够立身处世，但他对家庭权力的追求和固执的自以为是阻碍了这个愿望。还有个人想写一本书，但每当他无法立即写出他想说的话时，就会头痛欲裂或无比疲惫。在这个例子中，还是理想化形象在起作用：既然他是一位大才子，为什么不能下笔成章呢？当他写不出来东西时，就对自己生气。另一个人打算在会议上提出一个有价值的想法，他不仅希望一鸣惊人，还想让别人相形见绌，无人持有异议。与此同时，由于自卑的外化，他又担心会受到别人的嘲笑。结果他根本无法思考，原本有的一点想法，也永远不会实现。还有一个人，是优秀的组织者，但由于他的施虐倾向，身边人都对他产生了敌意。我们不需要再举更多的例子，只要看看自己或周围的人，就可以发现许多这样的情况。

这种缺乏明确方向的情况有一个明显的例外。有时，神经症患者表现出惊人的专一性：男人可能为了野心牺牲一切，包括尊严；女人可能除了爱，什么都不想要；父母可能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孩子身上。这些人留下的印象是全心全意的。但他们追求的实际上是海市蜃楼，还自以为这能解决他们的冲突。这种表面上的全心全意实际上是一种绝望，而不是人格的整合。

并非只有相互冲突的需要和冲动才会消耗和浪费患者的精力，防护性结构中的其他因素也有同样的作用。患者压抑了部分基本冲突后，整个人格都变得黯然失色。但那些被压抑的部分仍然非常活跃，足以对患者造成干扰。这一过程损耗了患者的精力，而这些精力本可以用来建立自信、与人合作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患者与自我的疏远剥夺了他的主动性。他仍然可以是一位好员工，甚至可以在外部压力之下做出巨大的努力，但当他只能依靠自己时，就无所适从了。这不仅意味着他无法利用业余时间做任何有建设性或令人愉快的事情，也意味着他所有的创造力都可能付诸东流了。

大多数情况下，许多因素组合在一起造成了患者大范围的弥散性压抑。为了理解并最终消除某种压抑，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反复研究，从讨论过的各种角度去处理它。

精力的浪费或损耗可能源于三种主要的困扰，它们都是未解决的冲突引发的症状。第一个症状就是普遍的犹豫不决。它可以表现在任何事情上，琐碎的小事，以及重要的大事。患者可能永远都在摇摆不定：吃这道菜还是那道菜？买这个箱子还是那个箱子？去看电影还是听广播？他可能无法决定选择何种职业，或者如何去发展职业生涯；无法在两个女人之间做出抉择；无法决定是否离婚；无法决定生存还是毁灭。在必须做出不可更改的决定时，患者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他会恐慌发作，精疲力竭。

患者的犹豫不决可能很明显，但他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他们在无意识中竭尽全力避免做决定。他们习惯一拖再拖；他们“抽不出时间”去做事情；他们允许自己被偶然的机会左右，或者把决定权拱手交给别人。他们还可能把问题弄得异常复杂，导致根本无法做出决定。这一切造成的漫无目标，通常也不为患者所知。患者在无意识中采取各种方法来掩盖普遍存在的犹豫，因此分析师很少听到患者在这方面的抱怨，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常见的障碍。

精力分散的第二个典型表现是普遍的效率低下。我这里说的不是在某一个特定领域表现拙劣，这可能是由于缺乏训练或兴趣不足导致的。我说的也不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一篇有趣的论文中描述的情况[1]：当一个人不屈服于疲劳的迹象或外部环境的压力时，他就会迸发出巨大的潜能。我这里说的效率低下，是一个人由于内心冲突而无法发挥他的最大潜力而造成的。就好像他开着车又踩着刹车一样，这辆车子必然速度缓慢。有时候确实如此。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从他的能力还是任务本身的难度来说，都不应该这么慢吞吞。这并不是说他的努力不够，恰恰相反，他做每件事总是付出过多的努力。例如，他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才能写出一份简单的报告，或者掌握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的操作。当然，阻碍他行动的因素有很多。他可能无意识地反抗他所认为的胁迫；他可能被驱使着去完善每一个细节；他可能对自己感到愤怒——就像上面的那个例子——因为他没有一鸣惊人地表达观点。效率低下不仅表现为做事缓慢，还可能表现为笨拙或健忘。如果一个女佣或主妇认为自己才华横溢，不应该做这种卑微的工作，那么她是不会好好干活的。而且，她的效率低下通常不仅限于做家务活，还渗透到她所有的活动中。从主观角度看，这意味着在扭曲的状态下工作，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容易疲劳和嗜睡。这种情况下，患者做任何工作都会耗费更多的精力，就像一辆汽车，如果刹车抱死，开起来就很受罪。

内在的压力和效率低下一样，不仅表现在工作上，也明显地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如果一个人既想与人为善，但同时又厌恶这个想法——他觉得这样是在讨好别人，那么他就会显得矫揉造作；如果他既想求得某样东西，但又觉得是自己应得的，那么他就会表现得粗鲁；如果他既想坚持己见，又想逢迎别人，他就会犹豫不决；如果他既想与人接触，又担心遭到拒绝，那么他就会表现出羞怯；如果他既想与伴侣发生性关系，又害怕力不从心，他就会表现得很冷淡；等等。冲突越是无所不在，生活的压力就越大。

有些患者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压力；不过更多时候，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种压力增大时，他们才会有所觉察。在少数场合，当他们感到放松、自在和从容时，这样的对比会让他们意识到压力的存在。对于由此产生的疲劳，他们通常归因于其他因素——体质虚弱、工作过量、睡眠不足。确实，这些因素都可能是导致疲劳的原因，但远不如患者所认为的那么重要。

第三个相关的症状表现是普遍的惰性。有这种症状的患者常常责备自己懒惰，但实际上他们不可能一边懒惰一边乐享其中。他们可能会有意识地厌恶任何形式的努力，并且将其合理化，认为他们只要有想法就够了，“细节”由其他人来执行——也就是说，别人去完成具体的工作。厌恶努力也可能表现为一种恐惧，即害怕努力会对自己造成伤害。事实上，他们知道自己极易疲劳，考虑到这一点，这种恐惧就不难理解了；如果内科医生只看到了这种疲劳的表面现象，那么他的建议可能会增强这种恐惧。

神经症性质的惰性意味着主动性和行动力的瘫痪。一般来说，它是一种强烈的自我疏离和缺乏目标的结果。长期的紧张和不尽如人意的努力，使得神经症患者常常无精打采——尽管有时也会出现激烈的行动。关于致病原因，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理想化形象和施虐倾向。神经症患者可能认为，必须不懈地努力这一事实让他感到羞辱，这无异于表示他不是他的理想化形象；一想到要付出世俗的努力，他宁愿什么也不做，整天在幻想中大展拳脚。自卑的折磨伴随着理想化形象，剥夺了他的自信，让他觉得自己做不了任何有价值的事，从而把所有的动力和乐趣都埋在流沙里。施虐倾向，特别是当其遭到压抑时（倒错的施虐），会使一个人矫枉过正，回避任何似乎带有攻击性的事情，结果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普遍的惰性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不仅遮蔽了人的行动，而且遮蔽了他的情感。未解决的神经症冲突所浪费的精力是无法估量的。神经症从根本上说是特定文明的产物，这种对人类天赋和品质的阻挠正是对文明制度的严重控诉。

带着未解决的冲突生活，不仅要承受精力分散之苦，而且还要面对道德本质的分裂。所谓道德本质，指的是道德准则，以及会影响个人与他人关系并影响个人发展的所有情感、态度和行为。正如精力分散会造成浪费一样，这种分裂导致了道德整体性的丧失；换句话说，它损害了患者的道德诚信。这种损害是由患者矛盾的立场，以及企图掩盖其矛盾性质所造成的。

相互矛盾的道德价值也出现在患者的基本冲突中。尽管患者尽己所能使其协调，但仍然深受其扰。但这也意味着，患者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些道德价值。理想化形象尽管带有真实理想的成分，但它本质上是一种伪装；对患者本人或未经训练的观察者来说，就像真伪支票一样难以区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神经症患者可能真诚地相信他在追寻理想，会因为每一个疏忽而自责，给人一种兢兢业业、严于律己的印象；或者他可能沉迷于思考和谈论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尽管如此，我断言他并没有认真对待自己的理想，意思是说这些理想对他的生活并没有约束力。当理想很容易实现或很有用的时候，他就会付诸行动，一旦时过境迁，他便束之高阁。我们在讨论盲点作用和隔离作用时见过这样的例子，而对于认真对待理想的人来说，这种情况是很难想象的。如果这些理想是真实的，他们不可能轻易将其抛到一边。例如，有个人一再坚称自己对某项事业无比忠诚，但诱惑来临时，他立刻变成了叛徒。

总之，道德诚信受损的特点就是真诚减少，自私自利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在禅宗著作中，真诚就意味着全心全意，这与我们基于临床观察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即任何内心分裂的人都是不可能完全真诚的。

弟子：我听说当狮子扑向猎物时，不管是野兔还是大象，它都会全力以赴，请告诉我这是什么力量？

师父：真诚的精神（直说就是，不欺之力）。

所谓真诚，即不欺，意味着“献出一个人的全部”，确切地说就是“全身心投入行动”……其中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伪装，没有任何浪费。当一个人像这样生活时，他就是一头金毛雄狮，他就是男子气概、真诚和全心全意的象征，他是一位圣人。[2]

自我中心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它要求别人服从自己的需要。这类患者从不考虑别人的自身权利，仅将其视作达到目标的工具。他安抚或喜欢别人，只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他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是为了提升自己的自尊；他去责备别人，是为了自己逃避责任；他必须打败别人，因为自己需要胜利；等等。

道德诚信受损的具体表现因人而异。其中大多数在别处已经论述过，现在只需要更系统地回顾一下。我不打算详尽无遗，那样太困难了，比如被视为神经症发展最后阶段的施虐倾向，我计划晚点再说。让我们从最显著的表现开始，无论神经症有怎样的发展过程，无意识的弄虚作假总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较突出的表现如下所示：

假装爱人。爱这个词包含了太多的情感和渴求，也包括了主观上被认为是爱的感觉，其种类繁多令人惊讶。它可以指一个人对别人的寄生性期待，这种人觉得自己太软弱、太空虚而无法独立生活。[3]在更具攻击倾向的人身上，它可能表现为一种利用伴侣的欲望，利用对方获得成功、名望和权力。它可能还表达了一种需要，即想征服某人并凌驾于他，或者把自己融入对方，通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生活，甚至以施虐的方式达到目的。它可能是一种获得赞美的需要，确保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得到肯定。在我们的文明中，爱很少是一种真正的情感，其中充斥着虐待和背叛，我们于是会有这样一种印象：爱变成了轻蔑、仇恨或冷漠。但真正的爱不会那么轻易地变质。事实是，产生虚情假爱的情感和渴求终于原形毕露了。这种虚假不仅存在于两性关系中，也存在于亲子关系和友谊之中。

假装善良、无私、同情等，与假装有爱是相似的。它是顺从型患者的特点，并因为患者特定的理想化形象，以及他消除所有攻击冲动的需要，而得到强化。

假装有兴趣和有知识，在那些回避自己情感的人身上最为明显，他们相信只有智力才能掌控生活。他们假装什么都知道，对什么都感兴趣。这种假装也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出现在另一些人身上，他们看起来致力于某一项特殊的使命，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把这种兴趣当作通向成功、权力或物质利益的垫脚石。

假装诚实和公平最常见于攻击型患者，特别是如果他有明显的施虐倾向。他看穿了别人伪装的爱和善良，并认为自己没有沾染常见的虚伪，没有假装慷慨、爱国、虔诚或其他，所以他远比别人诚实。实际上，他有自己的一套虚伪。他没有流行的偏见，可能是因为他对传统价值观的盲目否定。他选择说“不”，并不是因为他强大，而只是因为他想让别人受挫。他的坦率可能只是想嘲弄和羞辱别人。在他所谓正当的自我利益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利用别人的欲望。

假装受苦必须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因为关于它有许多令人困惑的观点。拥护弗洛伊德理论的分析师和外行人都认为，神经症患者想要感觉被虐待，想要担惊受怕，想要受到惩罚。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这一观点的支持性资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想要这个词实际上涵盖了许多理性的罪过。提出这一理论的人并没有认识到，神经症患者遭受的痛苦远比他自己知道的要多，而且通常只有在他开始康复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更重要的是，这些人似乎不明白，遭受未解决的冲突的痛苦是不可避免的，完全不受患者个人意愿的影响。如果一位神经症患者使自己四分五裂，当然不是因为他想给自己带来这样的伤害，而是因为他内心的需要迫使他这样去做。如果他极度谦卑，左脸挨打之后又献上右脸，他至少在无意识中是讨厌这样做的，并为此鄙视自己。但是，他对自己的攻击性如此恐惧，从而必须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让自己以某种方式受到凌辱。

人们认为神经症患者有受苦的癖好，还因为患者倾向于将痛苦夸大或戏剧化。确实，患者可能出于别有用心的动机去感受和表现出痛苦。他可能是为了求得关注或原谅；可能是无意识地想要利用别人；可能是被压抑的报复心的表现，作为制裁的手段。考虑到神经症患者内心的错综复杂，这些方法是他们实现某些目的的唯一途径。是的，他经常把自己的痛苦归咎于错误的原因，因此给人的印象就是他正在平白无故地受苦。他可能感到沮丧，并将其归因于自己的“过错”，而实际上，是因为他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当他和爱人分开时，他可能会感到失落，他认为这是因为自己爱得很深，但实际上他的内心被撕裂，是因为他无法忍受一个人独自生活。最后，他可能会歪曲自己的情感，以为自己正在受苦，而实际上是充满了愤怒。例如，当一个女人的爱人没有按时给她写信时，她认为自己很痛苦，但实际上是在生气，因为她希望事情如她期望的那样发展，对她的任何忽视都是奇耻大辱。在这个例子中，她在无意识中选择了痛苦，而不愿承认自己的愤怒以及导致愤怒的神经症驱力；强调痛苦，是因为它可以遮掩她对人对己的两面性。然而，在所有例子中，我们都不能说神经症患者自己想要受苦。他们表现出的其实是一种受苦的无意识伪装。

一种更深层的具体损害是患者形成了无意识的自大。再次强调，我的意思是，患者过分夸大了自己并不具有或很少具有的品质，并不自觉认为有权力苛求和贬损别人。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自大都是无意识的，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要求有何错误。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有意识的自大和无意识的自大，而在于那些明显的自大和隐藏在过分谦虚和道歉行为之下的自大。区别在于患者表现出的攻击性的大小，而不是自大程度的高低。在一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公开地要求特权；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主动给予他特权，他就会觉得受到了伤害。在这两种情况中，所缺乏的都是现实的谦逊，即承认——不仅在语言上，而且要情真意切——所有人都有缺点，都不完美，尤其是自己也有缺点，也不完美。根据我的经验，所有患者都不愿意思考或听到关于他的任何缺点。那些有潜在自大倾向的患者尤其如此。他宁愿无情地责备自己疏忽了某件事，也不愿像圣保罗（St. Paul）一样承认“我们的知识是零碎的”。他宁愿责备自己粗心大意或懒惰，也不愿承认人类无法时时都在状态。潜在自大最确凿的迹象就是患者表现出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是自责和道歉，另一方面是对外界批评或忽视的内在愤怒。通常，分析师需要仔细观察才能发现患者这种受伤的感觉，因为过分谦虚的人很可能会压抑这些感觉。实际上，他和公然自大的人一样对人苛刻，对他人的批评也一样尖锐。表面上他表现出一种谦卑的崇拜，但他暗中希望别人和他一样完美，这意味着他无法真正尊重他人的独特个性。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立场不明确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可靠。神经症患者极少会根据一个人、一种想法或一件事的客观情况来采取立场，而是根据自己的情感需要做出判断。然而，由于这些情感需要是相互矛盾的，所以患者的立场很容易变来变去。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容易摇摆不定，就像在无意识中被贿赂了，诱惑他们的是更大程度的喜爱、威望、认可、权力和“自由”。这适用于他们所有的人际关系，包括个人关系和群体关系。患者经常无法表达自己对别人的感觉或意见。一些未经证实的流言蜚语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看法。一些失望或轻视，或者是让他有这种感觉的东西，就足以让他和一个“很好的朋友”断绝关系。他们一遇到困难就会变得无精打采。他们可能会因为某些个人恩怨而改变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或科学观。他们可能会在私人谈话中表明立场，但很容易在某个权威人物或团体的压力之下改变立场——往往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改变了观点，甚至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了看法。

神经症患者可能在无意识中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他不再第一个发表意见，会“骑墙观望”，以便关键时刻做出选择。他假借形势错综复杂来合理化这种态度，或者他可能被一种强迫性的“公平”所支配。毫无疑问，真正追求公平是非常可贵的。而且，真挚追求公正的愿望也确实会使人在许多情况下都更难以采取明确的立场。但是，公平也可能是理想化形象的一个强迫性属性，它的作用是使人们不必表明立场，同时又让人觉得自己像个圣人一样，摆脱了偏见之争。在这种情况下，患者有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认为两种观点实际上并不矛盾，或者认为在两个人的争论中，双方都各有道理。这是一种虚假的客观态度，它阻止了患者认识问题的本质。

在这个问题上，各种类型的神经症之间有巨大的差异。最为诚实正直的是那些真正的孤僻型患者，他们远离了神经症竞争和依恋的漩涡，也不容易受到“爱”或野心的贿赂。而且，他们对生活采取的旁观者态度，使他们的判断具有相当大的客观性。但并不是每个孤僻型患者都有自己的立场。他可能非常讨厌争论或表明自己的态度，在心里也没有明确的立场。他要么把问题弄得含糊不清，要么全盘接受别人的看法，没有自己的任何信念。

另一方面，攻击型患者似乎推翻了我认为神经症患者很难有自己立场的断言。尤其是固执己见的患者，似乎格外有能力表达鲜明的立场，捍卫并坚持它们。但这种印象是有欺骗性的。当攻击型患者观点明确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他自以为是，而不是因为他有真正的信念。由于这些信念可以消除他的所有疑虑，因此他的观点往往带有教条性或狂热性。而且，他可能会因为权力或成功的诱惑而改变观点，他的可靠性也因为他对权力和认可的渴求而大打折扣。

神经症患者对责任的态度可能会令人困惑。部分是由于责任这个词本身具有多种含义。它可能指尽心尽力地履行职责或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神经症患者是否负责取决于他特定的性格结构，这并不是所有神经症的共同之处。某些神经症患者认为，对别人负责意味着只要自己的行为影响了别人，就要对此承担责任，这也可能是支配别人的委婉说法。某些患者认为，承担责任就意味着承受责备，这可能只是在表达一种愤怒情绪，憎恨自己没有达到理想化形象的样子，在这个意义上它与责任已经毫不相关了。

如果我们清楚对自己负责真正意味着什么，就会明白让神经症患者为自己负责，就算可能，也是很困难的。首先，它意味着要患者实事求是地向自己、也向别人承认，他有如此这般的意图、言辞和行动，并且愿意为此承担后果。这与撒谎或推卸责任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意义上，神经症患者很难对自己负责，他通常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做，而且在主观上根本就不想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他常常想方设法逃避责任——通过否认、遗忘、贬低、寻找其他借口、感到误解或迷惑。他倾向于把自己置身事外或原谅自己，很容易让自己的妻子、同事或分析师对出现的困难负责。另一个导致他无法承担自己行为的后果，甚至看不到后果的因素是一种潜在的全能感。在这种全能感的基础上，他期望去做任何他喜欢的事情，并且逃脱惩罚。当他认识到不可逃避的后果时，这种感觉便会被击得粉碎。最后一个相关的因素，乍看起来像是一种智力上的缺陷，即无法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神经症患者通常给人一种印象，即他们只能用错误和惩罚来考虑问题。几乎每一位患者都觉得分析师在责备他，而实际上分析师只是让他面对他的难题及其后果。在分析情境之外，他可能觉得自己像一个罪犯，总是受到怀疑和攻击，因此一直保持防御状态。实际上，这是内心过程的一种外化。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些怀疑和攻击的根源是他的理想化形象。这种找茬和防御的内心过程，再加上它的外化，使患者几乎不可能在关涉自己时考虑因果关系。但只要不涉及自己的困难，他就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实事求是。如果街道因为下雨变得湿漉漉的，他不会问这是谁的错，而是接受这种因果关系。

此外，我们说的承担责任，是指能够为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挺身而出，而且当我们的行动或决定被证明是错误时，能够承担后果。当一个人被内心冲突分裂时，这是很难做到的。他应该或能够捍卫内心的哪一种冲突倾向呢？这些冲突当中没有哪个是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他能够捍卫的只有他的理想化形象。然而，这不允许他出任何差错。如果他的决定或行动惹了麻烦，他必须篡改事实，并把不利后果归咎于别人。

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某个组织的一位领导渴望拥有无限的权力和威望。他希望没有他，什么事都干不了，什么决定也做不了。他无法把自己的职能下放给其他人，即使这些人受过专业培训，可能更有能力处理好这些事务。他自认为比任何人都懂得多，而且不想让其他人变得不可或缺。他尚未达到自己的期望，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但这个人不仅想支配他人，也想顺从他人，做一个超级大好人。由于这些未解决的冲突，他身上聚集了我们描述过的所有特征：惰性、嗜睡、犹豫不决和拖延等，因此他无法安排好自己的时间。他还觉得守约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胁迫，私下里喜欢让别人等他。此外，他做了很多无关紧要的事情，仅仅为了满足虚荣心。最后，他还强烈地想成为一个居家好男人，这也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心思。自然而然，他领导的组织不能很好地运转。但是，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直接把责任推给别人，或归咎于不利的环境。

我们再次试问，患者可以为他人格中的哪一部分负责呢？为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为他顺从、让步和迎合的倾向？他对这两种倾向都没有意识。即使他意识到了，也无法做出取舍，因为这两者都带有强迫性。此外，除了完美的优点和无限的能力，他的理想化形象不允许他看清自己。他无法为冲突带来的必然后果承担责任，那样会将他隐瞒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一般来说，神经症患者尤其不愿意（无意识层面）为自己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即使是显而易见的后果，他也会视而不见。由于无法消除内心的冲突，他坚持认为（无意识层面）自己很强大，能够处理这些冲突。他认为，其他人才要担心后果，对他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因此，他必须不断回避承认任何因果关系。如果愿意承认，他本可以从中收获很多东西。因为这种关系将确凿表明，他的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尽管有那么多无意识的狡猾和诡计，也无法改变我们精神生活中运作的规律，这些规律与物理世界的法则一样不可动摇。[4]

事实上，神经症患者对责任这个话题根本不感兴趣。他只看到——或隐约感觉到——它的消极方面。他没有看到的，而且只能慢慢学着领会的是，由于回避责任，他对独立的热切追求终将落空。他以为公然排除一切承诺就可以获得独立，而实际上，承担责任并且对自己负责，才是一个人获得内心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

为了不承认自己的问题和痛苦来源于内心的困境，神经症患者会同时采取以下三种策略。第一，外化作用被用到了极致，从食物、气候、体制到父母、妻子或命运，所有这些都可能被归结为造成某种灾难的原因。或者他会采取这样的态度：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任何不幸降临到他头上都是不公平的。他生病、衰老、死亡，他婚姻不幸、孩子捣蛋、工作不被认可，这些统统是不公平的。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这种想法都是错上加错，因为它不仅排除了患者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且抹去了所有自身之外但与其生活有关的因素。然而，这种想法有它自己的逻辑。第二，这是孤僻型患者采取的典型想法，这种人只关注他自己，他的自我为中心使他不可能把自己看成一个更大链条中的一个小环节。他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特定的时间里，他应该得到生活的所有好处，但他不愿与人产生有益或有害的联系。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有卷入任何事情，还是免不了要受苦。

第三，这种策略涉及他拒绝承认因果关系。事情的结果在他看来都是孤立出现的，与他本人或他的困难毫无关系。例如，他会认为，抑郁或者恐惧是突如其来降临到自己头上的。当然，这可能是因为他对心理的无知或缺乏观察所致。但在分析中，患者会极力否认任何不易觉察的联系。他可能一直怀疑甚至忘掉那些因果关系；或者，他可能觉得分析师非但没有快速解决麻烦——这正是他看心理医生的目的——反而“责怪”他，从而巧妙地保住自己的面子。患者逐渐熟悉了与其惰性有关的因素，但他对一个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他的惰性不仅延缓了他的分析，而且延缓了他所做的一切。有的患者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攻击和贬损行为，但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经常与人吵架，被人讨厌。他内心存在的困难是一回事，日常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又是另一回事。把内心的烦恼与其对生活的影响分离开来，正是隔离倾向的主要根源之一。

神经症患者拒不承认其态度和冲动造成的后果，这种抗拒在很大程度上是深藏不露的，所以分析师很容易忽视它，因为对分析师而言，这种因果关系是如此明显。这是很不幸的，患者只有意识到他对后果的视而不见以及这样做的原因，才能明白他对自己的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干扰。在分析中，让患者意识到后果是最有力的疗效因素，它让患者醒悟，只有改变内心的某些东西，他才能获得自由。

如果神经症患者不能为自己的伪装、自大、自我中心和逃避承担责任，我们还能好好谈论道德吗？有人认为，作为医生，我们只需要关心患者的病症及其治疗，其道德问题并不归我们管辖。也有人指出，弗洛伊德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推翻了“道德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似乎正是我极力推崇的！

上述观点被认为是科学的，但它们真的站得住脚吗？在人类行为评判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可以抛弃是非对错吗？分析师决定分析什么，不分析什么，难道不是基于自己的道德判断进行的吗？虽然他们在意识层面拒绝承认这一点。然而，在这些含蓄的判断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即它们很可能是基于过于主观或传统的理由做出的。分析师可能会认为，男人的放荡生活不需要分析，而女人的放荡值得仔细研究。或者，他认为性驱动下的放荡生活是正常的，忠诚反而是值得分析的，无论男女都是如此。事实上，我们应该根据患者特定的神经症类型做出判断。在此要回答的问题是，患者采取的态度是否有害于他的发展，以及他与别人的关系。如果是有害的，这种态度就是错误的，需要加以分析。分析师下结论的理由应该明确地告诉患者，以便患者能够在这件事上自己拿定主意。最后还要说一句，上述反驳我的观点不正是犯了与患者思维同样的谬误吗？即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根本不是带有后果的事实问题？让我们以神经症的自大为例。不管患者是否对此负责，它的存在都是一个事实。分析师相信，自大是患者需要认识并最终克服的一个问题。分析师抱有这种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5]学到，自大是一种罪过而谦卑是一种美德吗？或者，他的判断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自大是不现实的，会产生不利的后果，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患者来承担。自大阻碍了患者了解自己，阻碍了患者的发展。此外，自大的患者容易苛待别人，这又会带来反作用——不仅使他偶尔与别人发生冲突，还使他普遍地与人疏远。这只会让他更深地陷入他的神经症。因为患者的道德一部分产生于他的神经症，一部分又维持着他的神经症，所以分析师别无选择，只能对道德加以关注。

[1]威廉·詹姆斯，《记忆与研究》（Memories and Studies），朗曼格林书局，1934年。

[2]参见铃木大拙，《禅宗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东方佛教协会出版社（东京），1938年。

[3]参见卡伦·霍妮，《自我分析》，第八章《病态的依赖》。

[4]参见林语堂的《啼笑皆非》。在《因果报应》这一章，作者就西方文明对这些精神法则缺乏了解的状况表示震惊。

[5]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译星期日学校。英、美诸国在星期日为在工厂做工的青少年进行宗教教育和识字教育的免费学校。——译者注

Chapter 11

绝望

内心越纠结，患者就越绝望。

绝望的根源总是无意识的，但绝望本身可以是有意识的。

内心尽管有冲突，神经症患者有时也能获得满足，能够享受他觉得合拍的事情。但是，他的快乐依赖于太多的条件，不可能经常出现。例如，他必须独自一人，或者他必须与人分享，才会感到快乐；他必须是整个局面的主宰者，或者他必须在方方面面都得到认可，才会感到高兴。让他快乐的条件常常相互矛盾，所以他快乐的机会愈加渺茫。他可能很乐意有一个人带头，同时又对此感到愤恨。一个女人可能既为丈夫的成功感到高兴，同时又对此心生嫉妒。一个人可能喜欢开派对，但她必须把一切做得完美，聚会还没开始，她就已经筋疲力尽了。就算神经症患者找到了暂时的快乐，也很容易被他的各种脆弱和恐惧所破坏。

不仅如此，日常生活中的小意外在他头脑中都犹如大难临头。任何微小的失败都可能使他陷入抑郁，因为这证明了他毫无价值——即使失败是由不可控的因素造成的。任何无伤大雅的批评都可能使他忧心忡忡或前思后想，如此等等。结果，他比一般人更不快乐、更不满意，这当然是庸人自扰。

这种情况已经够糟糕了，但还会因为另一个因素继续恶化。只要还有希望，人们就可以承受巨大的痛苦；但神经症患者的纠结总是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绝望，内心越纠结，患者就越绝望。这种绝望可能被藏得很深：从表面上看，患者可能全神贯注于想象或计划如何使事情变得更好。男性患者会想，如果他结婚了，有一栋更大的房子，单位换个领导，家里换个妻子，情况就会好起来；女性患者会想，如果她是个男人，再成熟一点或年轻一点，再高一点或不那么高，那么一切就好办了。有时，消除某些令人不安的因素确实是有帮助的。但更多时候，这些希望不过是内在困难的外化，注定会令人失望。神经症患者期望外界的变化带来一个美好的世界，但他的神经症在每个新环境又不可避免地如影随形。

依赖外界因素的希望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这也是为什么对年轻患者进行分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原因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一个又一个希望的破灭，人们更愿意好好审视自己，把自己视为一个可能的痛苦来源。

患者这种普遍的绝望感是无意识的，它的存在和强度可以从各种迹象中推断。在患者的人生经历中，可能有一些事件表明，他对失望的反应强烈且持久，远超出正常反应的程度。一个人可能会因为青春期的单恋、朋友的背叛、不公正的解雇、考试的失败而遭遇一种彻底的绝望。当然，人们首先想弄清楚这种反应背后有什么特殊原因。但除了特殊原因之外，我们发现不幸的经历往往会造成更深层的绝望。同样，对死亡痴迷或出现自杀的想法，不管有没有行动，都表明患者有一种普遍的绝望，即使他在表面上很乐观。不管在分析过程中还是平时，普遍的轻率、拒绝认真对待任何事情，与遇到困难极易气馁一样，是绝望的另一个迹象。许多被弗洛伊德定义为消极治疗反应的情况也属于这一范畴。获得一种新的领悟，尽管可能很痛苦，却不失为一条出路。但对绝望的患者来说，这可能只会让他灰心丧气，他不愿意再一次经历克服新问题的艰难。有时候，似乎是患者不相信自己能够克服特定的困难；实际上，这反映出他缺乏希望，不相信能够从这一过程中获益。这种情况下，他自然会抱怨某种领悟伤害或吓到了他，并怨恨被分析师弄得心烦意乱。一心想着预见或预言未来也是绝望的一种表现。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常见的对生活的焦虑，担心遭遇不测，担心走了弯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患者的观点总是带着悲观的色彩。就像卡珊德拉[1]一样，许多神经症患者预见的大多是坏事，极少有好事。这种对生活中黑暗面而不是光明面的关注，使我们怀疑患者隐藏着一种深深的绝望，不管这种绝望在理智上如何被合理化。最后，还有一种长期的抑郁状态，它隐秘和潜伏，甚至让人不觉得是一种抑郁。这种状态下的患者可以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他们可以很愉快，也可以玩得很开心，但他们在早上可能要花几个小时起床去面对生活，更确切地说，去再次忍受生活。生命是一种永恒的负担，他们见怪不怪，也没有什么抱怨。但是，他们的情绪永远都处于低谷的状态。

虽然绝望的根源总是无意识的，但绝望本身可以是有意识的。患者可能有一种普遍的厄运感。他可能对生活采取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从不期望有什么好事，只是觉得生活必须忍受。他还可能用哲学话语表达这种感觉，说人生本质上是悲剧性的，只有傻瓜才自欺欺人，认为可以改变人的命运。

在初次面谈中，分析师就能感受到患者的绝望。他不愿做出最微小的牺牲，不愿忍受哪怕是小小的不便，不愿承担最轻微的风险。他给人一种过于任性的印象。事实上，他从不期望从牺牲中获得什么，自然觉得没有理由做出牺牲。在分析情境之外，我们也可看到类似的态度。他一直处于自己极不满意的情境中，或许只要付出一点努力，拿出一点积极性，这种状况就可以得到改善。但是，他可能因为绝望而完全瘫痪，对他而言，正常的困难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有时候，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让这种情况暴露出来。当分析师只是说某个问题还没解决，需要进一步分析时，患者可能会回答：“你不觉得这是没有希望的事情吗？”当意识到自己的绝望时，他通常对此也解释不清。他很可能将其归咎于各种外部因素，小到他的工作、婚姻，大到国家的政治局势。但这种绝望其实并非来自任何具体或暂时的环境。他对自己的生活感到绝望，觉得永远也不会幸福或自由，觉得所有好事都对他敬而远之。

也许索伦·克尔凯郭尔对绝望给出了最为深刻的答案。在《致死的疾病》一书中，他说道，所有的绝望从根本上说都是对无法成为自己的绝望。古往今来的哲学家都强调成为自己的重要性，以及无法实现时带来的绝望。这也是禅宗著作的中心主题。在现代学者中，我只引用约翰·麦慕理[2]的话：“除了完全和彻底地成为自己之外，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吗？”

绝望是未解决冲突的最终产物，其根源在于患者对全心全意、不被分裂丧失了希望。正是不断累积的神经症困难导致了这种情况。患者感觉被困在冲突之中，就像笼中之鸟，无法逃脱。最重要的是，所有处理问题的尝试不仅失败了，还使他与自己越来越疏远。患者重复的经历加剧了这种绝望感——他的才华从来没有带来成功，不是因为精力一再被分散到太多方面，就是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阻碍了他继续追求。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他的恋爱、婚姻和友谊，它们会接二连三地触礁。这种反复的失败让患者感到灰心丧气，就像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习惯于跳到某个出口觅食，但它们跳了一次又一次，却发现此路不通。

此外，患者还承受着另一种绝望，那就是无法达到他的理想化形象。很难说，这是不是引起绝望最有力的因素。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患者逐渐意识到他远非想象中那个独特完美的人时，他的绝望就会凸显。在这个时候，他感到绝望，不仅因为他无法达到那种幻想的高度，更因为这种认识引发了他深刻的自卑，这种自卑让他不再期待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不管是爱情还是工作。

最后，还有一个导致患者感到绝望的因素，就是他将生活重心从自己内部转移到了外部，并使自己不再作为生活中的积极推动者。这一切的后果就是，他失去了自信，对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发展失去了信心；他开始自暴自弃——这种态度容易被人忽视，但它产生的后果很严重，足以被称为心灵的死亡。正如索伦·克尔凯郭尔[3]所说：“尽管他很绝望……但他仍然可以……很好地继续生活下去，作为一个人，就像看起来那样，忙碌于凡尘琐事，结婚，生子，赢得荣誉和尊重——也许没有人注意到，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没有自我。像这样的事情，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自我是世界上最没有人过问的东西；对一个人来说，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就是让他知道他有自我。但实际上，更大的危险是一个人自我的丧失，它可能无声无息地来临，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而任何其他的损失，不管是一只胳膊、一条腿，还是五美元、一位妻子等，都必然会引起注意。”

根据我的督导经验，分析师往往没有正视绝望这个问题，也没有进行恰当的处理。我的一些同事被患者的绝望弄得不堪重负——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但并没有把它当作一个问题——最后他们自己也变得绝望了。这种态度对分析工作来说当然是致命的，因为无论分析师的技术有多好，付出的努力有多大，患者都会感觉分析师已经放弃他了。在分析情境之外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不相信同伴可以实现自己的潜能，那么他就不可能给予同伴建设性的帮助。

有时，我的同事们会犯相反的错误，他们太过关注患者的绝望了。他们觉得患者需要鼓励，于是就给他们鼓励——这是值得赞扬的，但还远远不够。患者即使理解分析师的好意，仍然有可能生气，因为他在内心深处知道，绝望并不是仅凭一种善意的鼓励就可以消散的情绪。

为了抓住要害，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从上述间接迹象中识别出患者的绝望及其程度。然后，我们必须理解，他的绝望完全是由他内心的冲突引起的。分析师必须意识到并向患者说清楚，只有在他维持现状并认为它不可改变时，他的境况才是令人绝望的。契诃夫的戏剧《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有一幕简洁地说明这个问题。有一家人面临破产，一想到要离开他们的庄园包括心爱的樱桃园时，就感到伤心绝望。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提供了一个合理建议：在他们的庄园里再盖一些小房子，以供出租。由于他们的观念迂腐守旧，无法接受这个建议，只能仍然处于绝望之中。他们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建议一样，继续无可奈何地问，难道真的没有人能给他们建议或帮助吗？假如提供建议的是一位优秀的分析师，他会说：“当然，这种境况十分困难。但真正使事情变得绝望的是你们自己的态度。如果你们考虑改变自己对生活的要求，就不会再感到绝望了。”

是否相信患者真的可以改变，从根本上说，即是否相信他能真正解决自己的冲突，这决定了分析师是否敢于处理患者的问题，也决定了能否取得成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与弗洛伊德存在明显的分歧。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及其背后的哲学在本质上是悲观的。这可以从他对人类未来的看法[4]以及对待治疗的态度[5]中看得一清二楚。基于他的理论假设，除了悲观主义，他别无选择。他认为，人类是由本能驱动的，而本能充其量只能通过“升华”得到修正。人类追求满足的本能欲望必然受到社会现实的挫败。他的“自我”无可奈何地在本能冲动与“超我”之间翻来覆去，而“自我”本身也只能被修正而已。“超我”主要是发布禁令，十分有破坏性。真正的理想是不存在的。所谓的自我实现的愿望不过是种“自恋”。人在本质上是破坏性的；“死亡本能”迫使他要么毁灭别人，要么逼迫自己。弗洛伊德的这些理论对于改变没有多少积极的态度，这也限制了他极具潜力的治疗法的价值。相比之下，我认为神经症的强迫性倾向并非出自本能，而是来自人际关系的紊乱；当患者的人际关系得到改善时，这些倾向是可以改变的，发源于此的冲突也可以真正得到解决。这并不意味着基于我所提倡的原则的治疗没有任何局限；在明确界定这些限制之前，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确实意味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根本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那么，识别和处理患者的绝望为什么如此重要呢？首先，这样去做，在处理抑郁、自杀倾向等特定问题时很有价值。我们通过揭示患者当时陷入的特定冲突，而不触及他普遍的绝望，可以缓解他的抑郁状态。但是，如果我们要想防止抑郁复发，就必须处理这种绝望了，因为它是引发抑郁的深层来源。除非我们去探寻这个源头，否则无法对付患者隐秘的长期抑郁。

对于自杀倾向，情况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强烈的绝望、反抗和怨恨等因素都会导致自杀冲动；但在这种冲动变得明显之后，再去阻止往往为时已晚。如果我们能够时刻关注不那么起眼的绝望迹象，并在恰当的时候与患者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就有可能避免许多自杀事件。

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患者的绝望阻碍了任何严重神经症的治愈。弗洛伊德倾向于把任何妨碍患者好转的事物称为阻抗。但是，我们很难从这个角度来看待绝望。在分析中，我们必须处理阻滞与推进、阻抗与动力之间的相互作用。阻抗是一个统称，包括了患者内心想要维持现状的所有因素。另一方面，他的动力来自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促使他去获得内心的自由。这种力量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没有它，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正是这种力量帮助患者克服他的阻抗。它使患者的联想更富有成效，同时也使分析师有机会更好地理解他。它赋予患者一种内在的力量，去忍受成长过程中必然的痛苦。它使患者甘愿冒险，放弃曾给他带来安全感的态度，转而采用一种全新的态度对待自己和他人。分析师无法勉强患者完成这个过程，必须出于患者自己的意愿。这种宝贵的力量正是因为绝望而瘫痪了。如果分析师没有认识到这种力量并加以引导，那么在与患者的神经症做斗争的过程中，他就失去了最得力的盟友。

患者的绝望不是一个简单的解释就能解决的问题。如果患者开始认识到绝望是一个最终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这一步使患者获得充分解放，让他可以继续前进。当然，这个过程也会有起起落落。如果患者获得了一些积极的领悟，他可能会感到乐观甚至过于乐观，而一旦遇到更苦恼的问题时，他就会再次陷入绝望。尽管每次遇到问题都必须从头处理，但只要患者认识到他真的可以改变，绝望对他的控制就会有所松动，他的动力也会随之增强。在分析开始时，这种动力可能仅限于他希望摆脱最令人不安的症状；但是，当患者越来越意识到他的枷锁，尝到了自由的滋味时，他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

[1]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阿波罗的祭司，因反抗阿波罗而被诅咒：她有预见厄运的能力，但谁也不信她的预言。——译者注

[2]约翰·麦慕理（John Macmurray），《理性与情感》（Reason and Emotion），阿普顿世纪出版公司，1938年。

[3]索伦·克尔凯郭尔，《致死的疾病》，同前引用的版本。

[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载《国际精神分析文库》（International Psychoanalytical Library）第17卷，莱昂纳多和维吉尼亚·伍尔夫编，1930年。

[5]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Analysis Terminable and Interminable），载《国际精神分析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1937年。

Chapter 12

施虐倾向

施虐者感到被排斥，心灰意懒，于是自暴自弃，

以盲目的报复心理发泄他对别人的愤怒。

他通过折磨别人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从打败自己的生活中求得补偿。

处于神经症绝望状态的患者，总是想方设法以各种方式“继续”生活。如果创造力没有因为神经症受到太大损害，他们或许可以安于生活现状，并专注于自己可以有所作为的领域。他们可能投身于某项社会活动或宗教活动，或效力于某个组织。他们可能在工作中小有成就；尽管他们缺乏热情，但也没有妨碍工作生活，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另一些患者，他们使自己适应了特定的生活模式，就像例行公事一样，从不怀疑这种生活，但也没有赋予它太多意义。约翰·马昆德[1]在他的《时间太少》（So Little Time）中描述了这种生活。我认为，这也是埃利希·弗洛姆[2]所描述的“匮乏”状态，他将其与神经症相对应。不过，我把这种状态看作神经症过程的结果。

还有的患者，可能会放弃所有大有前途的追求，转向生活的边缘，试图从中攫取一点乐趣，在某项嗜好或放纵——比如佳肴、美酒或风流韵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他们可能会放任自流，自甘堕落，最终分崩离析。由于不能从事任何稳定的工作，他们沉迷酗酒、赌博和嫖妓。查尔斯·杰克逊[3]在《失去的周末》中描述的酗酒成瘾，就反映了这种状态的最后阶段。谈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思考：患者在无意识中决定分崩离析，是否会成为促发某些慢性疾病的心理因素，比如肺结核和癌症？这个思考是十分有趣的。

最终，那些绝望的患者会变得具有破坏性，同时又试图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求得补偿。在我看来，这就是施虐倾向的含义。

弗洛伊德认为施虐倾向出于本能，将精神分析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所谓的施虐倒错（sadistic perversion）。日常人际关系中的施虐模式虽然没有被分析师们忽略，但也没有得到严格的定义。任何一种独断或攻击性的行为，都被他们认为是对本能的施虐倾向的修正或升华。例如，弗洛伊德把对权力的追求视为一种升华。诚然，对权力的追求可能是施虐性质的，但如果一个人把生活看作一场各自为战的斗争，那么他对权力的追求可能只是一种生存竞争。实际上，这可以与神经症毫无关系。缺乏这种区分的结果就是，我们既没有全面了解施虐倾向可能采取的形式，也不知道什么是判断施虐行为的确切标准。我们几乎只凭直觉断定哪些是施虐倾向，哪些不是——这种情况不利于进行合理的观察。

伤害别人这种行为本身并不是施虐倾向的表现。一个人如果卷入了个人或集体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不得不伤害他的对手，还可能伤害他的同伴。他对别人的敌意可能只是反应性的。一个人可能会感觉受到伤害或惊吓，并且想要狠狠地反击；虽然客观上他反应过度了，但主观上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容易自欺欺人：有太多自认为合理的反应，实际上却是施虐倾向在起作用。尽管这两者难以区分，但并不意味着反应性的敌意不存在。最后，攻击型患者会把各种攻击策略视作为了生存而战的手段。我不打算把这些攻击行为视为施虐性质的。虽然这个过程中可能伤害别人，但这种伤害或破坏只是不可避免的副产物，而不是患者的主要意图。简而言之，这里提及的各种行为是攻击性的甚至是敌对的，但它们并非出于一种卑劣的意图。患者也没有在伤害别人的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获得满足。

作为对照，让我们来看几种典型的施虐态度。我们可以在那些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施虐倾向的人身上清楚地看到这种态度，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这种倾向。在下文中，当我说一个人是施虐者时，是指他对别人的态度具有明显的施虐倾向。

这样的人可能想要奴役别人，尤其是奴役他的伴侣。他的“受害者”必须是一个完美的奴隶，不仅没有自己的愿望、情感和主动性，而且对主人没有任何要求。这种施虐倾向可能表现为对“受害者”进行塑造或教育，就像《皮格马利翁》[4]中的希金斯（Hggins）教授塑造伊莉莎（Eliza）那样。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表现可能有建设性的一面，比如父母之于孩子或老师之于学生。偶尔，这一方面也表现在性关系中，尤其当施虐一方更成熟时。有时候，在一方年长一方年少的同性恋关系中，这一点也显而易见。一旦奴隶流露出任何打算自行其是、拥有自己的朋友或兴趣的迹象时，主人就会暴露出恶魔的本性。通常（尽管并非总是），主人会被一种占有性的嫉妒所困扰，并把它当作一种折磨奴隶的手段。这种虐待关系的特点是，主人对控制受害者的兴趣远远大于对自己生活的兴趣。他宁愿忽略自己的事业，放弃与别人交往的乐趣或好处，也不愿给予他的伴侣任何独立性。

他奴役伴侣的方式也很有特点。这些方式大同小异，而且取决于双方的性格结构。施虐者会给伴侣刚刚好的恩惠，让他觉得这段关系看上去值得继续。他会满足伴侣的某些需求，往往只能达到维持其精神生存的最低标准。他会给人一种印象，他所给予对方的是多么独一无二。施虐者会对伴侣说，没有其他人能给他这样的理解、支持，给予他这么多的性满足或关注；事实上，恐怕没有人能够忍受他。此外，他还可能会用美好的未来引诱伴侣——含蓄或直白地向对方承诺爱情或婚姻、更好的经济状况、更好的待遇。有时，施虐者会强调他很需要对方，以此吸引对方。施虐者的占有欲很强并经常贬低别人，从而使受虐者与其他人隔离开来，这些策略都卓有成效。如果伴侣变得足够依赖，施虐者最终又会威胁要离开他。他可能还会采用进一步的恐吓手段，这些手段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单独讨论。当然，如果不考虑伴侣的性格特征，我们也无法理解在这段关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伴侣通常是顺从型的，他们害怕被抛弃；也可能他们深深压抑了自己的施虐倾向，并因此显得很无助——我们下面来讨论这种情况。

基于这种关系产生的相互依赖，不仅会引起被奴役者的愤恨，而且还会引起奴役者的不满。如果奴役者有较强的独处需要，那么他会对伴侣耗费他大量的心思和精力尤其不满。他意识不到是自己造成了这些束缚，只会责备伴侣过于依附他。他想要从这种情况中抽身而出，既是一种恐吓伴侣的手段，也表达了自己的恐惧和不满。

并不是所有的施虐者都渴望奴役别人。第二类施虐者像玩弄乐器一样玩弄别人的情感，并从中获得满足。在小说《诱惑者日记》（Diary of the Seducer）中，克尔凯郭尔描写了一个对自己的生活毫无所求的人如何完全沉浸于这场游戏。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表现出兴趣，什么时候该漠不关心。他能够敏感地预测和观察女孩们对他的反应。他知道什么能挑起她的情欲，什么能抑制她的情欲。但他的敏感性仅限于施虐游戏的需要：他完全不关心这种经历对女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在克尔凯郭尔的小说中有意识的、精明的算计，在实际情况中更多是无意识的。但它们有着相同的性质，都是关于吸引和拒绝、诱人和失望、抬高和贬低，既带来欢乐也带来悲伤的游戏。

第三类施虐者的特点是利用他们的伴侣。利用行为并非都是出于施虐，也可能只是为了谋取利益。在施虐性质的利用中，获取利益可能是其中一种因素，但这种利益往往与其投入的情感完全不相称。对施虐者来说，利用行为本身就充满了激情，重要的是，使他体验到了比别人更胜一筹的快感。这种施虐色彩尤其表现在他利用别人的手段上。施虐者的伴侣直接或间接承受着越来越多的要求，如果他们没有满足这些要求，就会感到内疚或羞愧。施虐者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说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对待，并因此提出更多要求。易卜生在戏剧《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中向我们说明了，即使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施虐者也从不会表示感激；施虐者提出这些要求，正是出于伤害并控制别人的目的。这些要求可能涉及物质层面的内容，比如满足性需求或是协助建立事业；也可能是施虐者想要特别的关注、专一的奉献和无限的容忍。这些要求在内容上并非是施虐狂专有的：真正表明施虐性质的是患者期望他的伴侣用尽一切办法来填补他情感空虚的生活。在海达·高布乐的身上也有这样的表现，她不断抱怨生活无聊，渴望刺激和兴奋。施虐者像吸血鬼一样，需要吸取伴侣的情绪活力来滋养自己，而这种需要通常是完全无意识的。但是，这很可能就是他渴望利用别人的根本原因，也正是这种土壤滋养了他对别人的非分之求。

当我们意识到，施虐者同时还存在挫败别人的倾向时，利用的性质就更加清晰了。施虐者并非从来不会给予。在某些情况下，他甚至可能非常慷慨。施虐者的典型特征不是保守意义上的吝啬，而是一种更加主动但无意识的冲动——他们想要挫败别人，扼杀他们的快乐，辜负他们的期望。伴侣的任何满足或快乐都会激怒施虐者，然后他会以某种方式进行破坏。如果伴侣期待见到他，他就会表现出愠怒的样子。如果伴侣想要性交，他就会表现出性冷淡或性无能。他可能从不去做任何积极的事情，要不就是以失败告终。他浑身散发着忧郁的情绪，行为举止像打了镇静剂一般。引用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5]的话来说就是：“他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他只要存在就足够了。人们只要被他感染，很快变得枯萎发黑。”他接着说道：“这是多么精致的权力意志，多么优雅的残酷，多么令人吃惊的天赋！这种忧郁的感染力可以摧毁最高昂的精神，扼杀一切欢乐的可能。”

与上述特点同样重要的，是施虐者贬低和羞辱别人的倾向。他非常热衷于观察别人的短处，发现并指出他们的弱点。他凭直觉就知道别人在什么地方敏感，并可能受到伤害。他喜欢利用自己的直觉无情地贬损和批评别人。而这种行径可能会被他合理化为诚实坦率或乐于助人；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因为怀疑别人的能力和正直才感到不安的——但如果别人问他这种怀疑是否真诚的时候，他便会惊慌失措。这种倾向也可能只表现为怀疑别人。患者可能会说：“要是我能相信那个人就好了！”但在他的梦中，他把那个人变成蟑螂、老鼠之类令人憎恶的东西，他又怎么会相信那个人呢！换句话说，怀疑别人可能只是他内心贬低别人的结果。如果施虐者可能意识不到他对别人的贬低，只能意识到由此产生的怀疑。这样说似乎更恰当：这不仅是一种倾向，更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欲望和怪癖。他不仅把探照灯对准别人实际的缺陷，还特别善于把自己的缺点外化，并因此捏造情节诬陷别人。例如，如果他因自己的行为让别人不安，他会立即关注别人的情绪状态，甚至鄙视别人的情绪波动。如果情绪受惊的一方对他不够坦诚，他就会斥责对方在隐瞒或撒谎。他还会斥责对方过于依赖他，其实正是他自己尽其所能使对方如此。这种伤害不仅表现在言语上，还伴随着各种轻蔑的行为。此外，带有羞辱性的性行为也是其表现之一。

当施虐者的这些驱力受挫，或者局面发生反转时，他会觉得自己被控制、利用或鄙视，从而出现近乎疯狂的愤怒。在他的想象中，对那个冒犯者施以任何酷刑都不为过：他可能会踢他、打他，把他大卸八块。反过来，这种疯狂的施虐愤怒也可能被压抑下去，并引起一种急性恐慌或一些功能性的躯体紊乱，这两者都表明他内心的紧张加剧了。

那么，这些施虐倾向的意义何在呢？患者有什么样的内在需要，迫使他做出如此残忍的行为？有人认为施虐倾向是性欲倒错的一种表现，施虐倾向确实可以表现在性行为中，但这一假设事实上是缺少根据的。一般来说，我们的所有性格倾向都必然表现在性的方面，也表现在工作方法、步态和笔迹中，施虐倾向也不例外。还有一点，许多施虐性质的追求确实伴随着某种兴奋，或者说带着一种惊人的激情。有人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激动或兴奋的情绪在本质上是关乎性的，即使个体的感觉并非如此。但这有个假设前提是每种兴奋本身都是性兴奋，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假设。从现象学角度来看，施虐的兴奋和性的放纵，这两种感觉在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有人认为施虐冲动是儿童虐待倾向的延续，这一论断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儿童对动物或更小的孩子往往是残忍的，而且显然从中感受到了乐趣。鉴于这种表面的相似性，人们可能会说，成人的施虐行为不过是儿童基本残忍的发展。实际上并非如此：成年施虐者的残忍是另外一种倾向。我们看到，成人的虐待具有明显的特点，是儿童那种直率的残忍所没有的。儿童的残忍只是对受压迫或羞辱的相对简单的反应，他通过报复更弱的对象来肯定自己。而成人的施虐倾向更加复杂，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此外，就像每一种试图通过童年经历来直接解释成人怪癖的做法一样，这种比较也回避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种残忍的持续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呢？

上述每种假设都只抓住了施虐狂的某个方面：一个只看到性，另一个只看到残忍，甚至这两者连各自的特点也没解释清楚。埃利希·弗洛姆[6]的解释也是如此，虽然他比其他人更接近问题的本质。弗洛姆指出，施虐者并不想摧毁他所依附的那个人，只因为他无法自己生活，必须利用伴侣来完成共生性的存在。事实确实如此，但它仍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被强迫去干预别人的生活，或者这种干预为什么要采取那些特别的方式。

如果把施虐视作一种神经症症状，我们照例不是先去试图解释这种症状，而是想办法理解造成这种症状的人格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就会认识到，每一个发展出明显施虐倾向的人，都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任何价值。在我们通过临床研究发现这种倾向之前，诗人们早就在直觉上觉察到这种潜在的状况。在海达·高布乐和“诱惑者”这两个例子中，他们都很难有所作为或让生活变得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找不到妥协之路的人，必然会变得憎恨一切。他感到永远被排斥，永远被打败。

由此，他开始憎恨生活以及所有积极的东西。他的憎恨带着一种强烈的嫉妒，嫉妒别人拥有他热切渴望的东西。这是一种痛苦的、仇恨的嫉妒，他感觉自己被生活遗弃了。尼采把这种状态称为“生活在嫉妒中”（Lebensneid）。患者不觉得别人也有这种悲哀：“别人”坐在餐桌旁时，他在挨饿；“别人”在恋爱、创作、享乐、享受健康和安逸，并且有所归属，而他……其他人的幸福和他们对快乐的“天真”期待让他大为恼火。如果他得不到幸福和自由，凭什么别人可以呢？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白痴》（Idiot）中的话来说，他无法原谅别人的幸福，他必须践踏别人的快乐。这种态度在小说中那位患肺结核的老师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仅往学生的三明治里吐口水，还为能欺压学生洋洋得意。这是一种有意的报复性的嫉妒行为。在施虐者身上，挫败和摧毁别人精神的倾向通常是深度无意识的，但其目的与那位老师一样险恶：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别人；如果别人和他一样失败和堕落，他自己的痛苦就会减轻，因为他不再觉得自己是唯一受折磨的人。

他缓解嫉妒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酸葡萄”策略，这一策略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甚至训练有素的观察者也很容易受骗。他把嫉妒深深埋藏，任何暗示其存在的说法都会被他嗤之以鼻。因此，他对生活中痛苦、沉重或丑陋面的关注，不仅说明他很痛苦，更表明他想要向自己证明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他总是吹毛求疵并贬低他人，这种做法也部分源于此。例如，他会注意到一个漂亮女人身上不太完美的部位。走进一个房间时，他会看到与其他地方不协调的一种颜色或一件家具。他会在一场出色的演讲中硬挑出不足。同样，别人生活中的任何错误、性格中的任何缺陷或动机中的任何不轨，都将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出来。如果他老练成熟，他会把这种态度归因于他对不完美的敏感。但问题在于，他的探照灯只对准了别人的缺点，对其余的一切视而不见。

虽然他成功地缓解了自己的嫉妒，释放了自己的怨恨，但他贬低别人的态度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永久的失望和不满。例如，如果他有孩子，他想到的是伴随而来的负担和义务；如果没有孩子，他又觉得自己缺失了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如果没有性关系，他会觉得被剥夺了什么，并且担心禁欲的危险；如果他有性关系，他又会觉得丢脸和羞耻。如果有机会旅行，他会因各种不便而烦恼；如果不能旅行，他又认为不得不待在家里很没面子。他从没有想过这种长期不满的根源就在自己，只想让别人知道他们如何辜负了自己，并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即使这些要求实现了，他也从来不会满足。

强烈的嫉妒、贬低一切的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某些施虐倾向。现在，我们理解了为什么施虐者被驱使着去挫败别人，给别人带去痛苦，找别人的麻烦，提出无止境的要求。但是，在我们考虑他的绝望对他本人有什么影响之前，我们无法理解他的破坏性或他傲慢自大的程度。

虽然他违背了人类尊严最基本的要求，但同时他心中隐藏着一个理想化形象，这一形象有着特别严格的道德标准。他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之前说过的），他感觉自己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标准，于是有意无意地决定自暴自弃。他可能自弃得很彻底，并沉溺于一种不顾一切的快感。但他这样做，使得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的鸿沟不可逾越。他感到自己无药可救，十恶不赦。他的绝望变得更深，反正已经一无所有，于是更加肆无忌惮。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他就绝不可能对自己采取建设性的态度。任何想使他变得积极的直接努力都注定是徒劳的，反而暴露了我们对他这种状况的无知。

他厌恶自己到无法自省的程度。他必须强化已经存在的自以为是的盔甲，来对抗他的自我厌恶。哪怕是最轻微的批评、忽视或者没有给予特别的注意，都会引起他的自卑感，他只会认为此事不公而拒绝接受。因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自卑外化，去责备、斥责和羞辱别人。然而，这让他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他越是鄙视别人，就越意识不到自己的自卑；而他的自卑感越强烈，就变得越绝望。他攻击别人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前面提到的一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过程，那位患者指责她的丈夫犹豫不决，当她意识到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犹豫不决感到愤怒时，她恨不得把自己撕成碎片。

如此看来，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施虐者必须贬低别人。我们现在也能明白，他常常执迷于改变别人（至少是他的伴侣）的强迫性冲动背后的逻辑。因为他自己达不到理想化形象的要求，所以他的伴侣必须达到；如果伴侣也没有做到，他就会把对自己的无情怒火发泄到对方身上。施虐者有时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能对他放任不管呢？”但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内心的冲突还在持续并且被外化，这种理性的考虑就没什么用。他通常把自己对伴侣施加的压力合理化为“爱”或是关心对方的“成长”。这当然不是爱，也不许对方按照自己的天性和内在规律发展。实际上，他企图强迫伴侣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即实现他（施虐者）的理想化形象。他为了抵御自卑而滋长的自以为是，使他在这样做时还自鸣得意。

理解了这种内心冲突，也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洞察施虐症状中固有的另一个更普遍的因素：报复心。它往往像毒药一样渗进施虐者人格的每一个细胞。他必须进行报复，才能消解自卑感。患者的自大使他看不到所有问题都与自己有关，还自以为是受虐和受害的一方；他看不到所有绝望的根源都在自己的内心，必然把责任归咎于别人。他们毁了他的生活，他们必须弥补——他们必须接受即将到来的一切。正是这种报复心扼杀了他所有的同情和怜悯，其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因素。他为什么要同情那些毁了自己生活的人——而且，那些人过得还比他好呢？在个别情况下，他的报复欲望是有意识的。例如，在他想要报复父母的时候。然而，他并不能意识到，这种报复是一种弥漫性的性格倾向。

如此看来，施虐者是这样一种人：他感到被别人排斥，心灰意懒，于是自暴自弃，以盲目的报复心理发泄他对别人的愤怒。现在我们明白，他是通过折磨别人来减轻自己的痛苦。但这不可能是全部的解释。单是破坏性的一面并不能解释诸多施虐行为所特有的狂热激情。其中必定还有一些更正面的收获，而且对施虐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说法似乎否定了之前的假设，即施虐行为是绝望的产物。一个绝望的人怎么还会有所期盼、有所追求，更重要的是，还付出了惊人的精力？事实是，从主观上看，施虐者在贬低别人时，不仅减轻了自己无法忍受的自卑，同时也给了自己一种优越感。当他改造别人的生活时，不仅获得了令人兴奋的掌控感，还找到了生活的替代意义；当他在情感上利用别人时，他为自己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情感生活，从而缓解了自己的空虚感；当他击败别人时，他赢得了一种胜利的喜悦，掩盖了自己无望的失败。这种对报复性胜利的渴望，也许就是他最强烈的动机。

他所有的追求也都是为了满足他对刺激和兴奋的渴求。一个健康、内心平衡的人并不需要这样的刺激。他越是成熟，就越不在意它们。但施虐者的情感生活是空虚的，除了愤怒和胜利的感觉之外，几乎所有的情感都被扼杀了。他的内心死气沉沉，需要这些强烈的刺激才能感觉自己还活着。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他对别人的虐待为他提供了一种力量感和骄傲感，这强化了他无意识中的全能感。在分析过程中，患者对他施虐倾向的态度会经历深刻的变化。当他第一次意识到这些倾向时，他很可能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他的拒绝并不是全心全意的，只是对现行标准的口头承诺而已。他可能会间歇性地出现一段自我厌恶的时期。就在他准备放弃虐待性质的生活方式时，他会突然觉得即将失去的是一些珍贵的东西。然后，他可能第一次有意识地体验到对别人为所欲为带来的快感。他唯恐分析把他变回一个可鄙的弱者。正如分析所见，患者的担心有他的主观依据：失去了迫使别人满足自己情感需求的能力，他会把自己看作一个既可怜又无助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意识到，从虐待别人的过程中获得的力量感和骄傲感，只是可怜的替代品，因为真正的力量和骄傲是他可望不可即的。

认识到这些收获的本质后，我们就会明白，一个绝望的人也可能疯狂地寻找某些东西。但他期望找到的并不是更大的自由或更大的自我实现：所有构成他绝望的因素都没有改变，他也不指望改变它们。他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替代品。

他在情感上的收获也是通过替代性生活实现的。施虐意味着带有攻击性和很大程度的破坏性去生活，且需通过别人来实现自己的生活。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生存的唯一途径。他追求目标时的不顾一切，正是源于他的绝望。他一无所有，只能索取。在这个意义上，施虐者的奋斗有积极的目标，应该被视为一种寻求补偿的尝试。施虐者疯狂地追求目标，是为了在战胜别人的过程中，消除自己那可怜的失败感。

然而，这些追求中固有的破坏性因素不可能对施虐者自己没有影响。我们已经指出了那种日益加重的自卑感。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影响是患者产生了焦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报复的恐惧：他害怕别人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他的意识中，与其说那是一种恐惧，还不如说他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会设法“刁难他”；也就是说，如果他不通过持续的攻势来阻止的话，就会遭到别人的报复。他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预见和阻止任何可能的攻击，让自己变得不可侵犯。他对自己不可侵犯的无意识信念经常起着相当大的作用。这给了他一种高高在上的安全感：他永远不会受到伤害，永远不会暴露弱点，永远不会发生意外或患上疾病；甚至，他永远不会死亡。一旦他受了伤，不管是人为还是环境造成的，这种伪安全感就会被粉碎，他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恐慌。

在某种程度上，他的焦虑是对自己内心爆发性、破坏性因素的恐惧。他觉得自己像是携带着一枚随时会爆的炸弹。为了控制这些危险的因素，他需要高度的自制和持续的警惕。比如当他忽视酒精的作用，大肆喝酒时，这些危险因素就会浮出水面。然后，他可能会变得极具破坏性。在特定条件下，例如面对诱惑，这些冲动也更容易被他意识到。因此，左拉（Zola）的小说《衣冠禽兽》（Bête Humaine）中，施虐者被一个女孩吸引，变得惊慌失措，进而激起了他想谋杀她的冲动。患者目睹一场意外或暴行，都可能惊恐发作，唤起他的毁灭冲动。

这两种因素——自卑和焦虑——是施虐冲动被压抑的主要原因。虽然压抑的程度因人而异，不过破坏性的冲动往往都没有被意识到。总的来说，施虐者竟然对自己实施的虐待行为毫无意识，这是非常令人惊讶的。他只是偶尔意识到自己想要虐待弱者的欲望，意识到自己在读到施虐行为的描写时产生的兴奋，意识到自己有一些明显的施虐幻想。但是，这些零星的一瞥仍然是孤立的，没有联系起来。他在日常生活中对别人所做的大多数事情都是无意识的。他对自己和别人的麻木感，是掩盖问题的因素之一。除非消除这种麻木感，否则他无法从情感上体验自己的所作所为。此外，施虐者用来掩盖施虐倾向的理由往往足够聪明，不仅可以骗过他自己，而且还能骗过受其影响的人。我们一定要牢记，施虐狂是严重神经症的晚期阶段。因此，施虐者会给出何种理由，取决于产生施虐倾向的神经症结构。例如，顺从型患者会在无意识的爱的伪装下奴役他的伴侣。他的要求出自他的需要。他是如此无助，如此忧虑，如此病重，所以他的伴侣应该为他做一些事。他无法忍受孤独，伴侣就应该陪着他。他会无意识地展示别人让他遭受了多少痛苦，以此间接表达他的责备。

攻击型患者会毫不掩饰地表现施虐倾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此是有意识的。他毫不犹豫地表现出自己的不满、轻蔑和要求，他觉得这些完全合理，自己只是更坦率而已。他还会把自己对别人的轻视和利用进行外化，毫不含糊地告诉他们如何虐待了他，以此恐吓他们。

孤僻型患者在表现施虐倾向时特别不显眼。他会悄无声息地挫败别人，摆出准备随时离开的姿态让人感到不安，给人一种他们正在束缚或打扰他的印象，并且喜欢看别人闹笑话，然后自己心中暗喜。

患者的施虐冲动也可能受到更深的压抑，转变为所谓的“倒错的施虐狂”。在这种情况下，患者畏惧他的施虐冲动，以至于矫枉过正，对己对人竭力掩盖这种倾向。他会避开任何类似断言、攻击或敌意的东西，陷入无尽的压抑之中。

一个简短的概述就能让我们明白这个过程引起的后果。奴役别人的行为一旦矫枉过正，他就不能再下达任何命令，更谈不上承担负责或担任要职了。它使得患者在施加影响或提出建议时过于谨慎，甚至连最合理的嫉妒也被压抑了。一位优秀的观察者会注意到，在事情没有按患者的意愿发展时，他会出现头痛、胃痛或其他症状。

在利用别人方面矫枉过正，他就会将自卑倾向发挥到极致。其表现是：不敢表达任何愿望，甚至不敢有任何愿望；不敢反抗虐待，甚至不敢觉得自己受到虐待；总认为别人的期望或要求比自己的更合理、更重要；宁愿被人利用而不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会陷入困境，左右为难。他害怕自己利用别人的冲动，又鄙视自己的优柔寡断，认为那是懦弱。当他被人利用时——这是很自然的事，他就陷入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困境，然后出现抑郁或某种功能性障碍。

同样，他不会去挫败别人，反而担心别人失望，所以表现出过分的体贴和慷慨。他不遗余力地避免任何可能伤害别人感情或者羞辱别人的事情。他本能地挑一些“好听的”话说，比如可以提升他人自信的赞美之词。遇到问题，他主动将责任归咎于自己，并且再三道歉。如果必须提出批评，他会采取最温和的方式。即使别人粗暴地虐待他，他也只会表示“理解”。但与此同时，他又对羞辱极其敏感，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

情绪上的施虐倾向如果被深深压抑，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感觉，即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吸引力。因此，患者可能会真的相信——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他对异性没有吸引力，他必须满足于别人挑剩下的。这种低一人等的感觉，就是患者意识到的自卑感，只不过是换了种说法而已。真正重要的是，患者认为自己没有吸引力，可能是他在无意识中畏惧诱惑，不敢去玩那令人兴奋的征服和拒绝的游戏。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患者在无意识中虚构了恋爱关系的整个图景。一个有趣的变化发生了：“丑小鸭”开始意识到自己吸引别人的欲望和能力，可是一旦别人认真对待他的主动要求时，他又会以愤怒和鄙视对抗他们。

由此形成的人格结构带有欺骗性，让人难以评价。它与顺从型人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事实上，公然的施虐者通常属于攻击型，而倒错的施虐者通常从一开始就表现出显著的顺从倾向。这很可能是因为他在童年时遭受了严重打击，因此被迫屈从。他伪装了自己的情感，没有反抗压迫者，而是转向爱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在青春期前后——这种冲突变得无法忍受，于是他变得孤僻，以此作为避难所。但在面对失败时，他再也无法忍受象牙塔中的孤独。然后，他似乎又回到了以前的依赖状态，但不同的是：他对情感的需要更加迫切，甚至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逃避孤独。同时他还存在离群索居的需要，持续干扰着他想要依附别人的欲望，最终他获得情感的机会越来越少。这场斗争让人筋疲力尽，他变得绝望，并发展出施虐倾向。但是，他对别人的需求又是如此强烈，使得他不仅压抑自己的施虐倾向，而且还矫枉过正地把它们掩盖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与别人相处是一种负担，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意识到。他常常显得拘谨和害羞。他必须不断扮演一个与自己的施虐冲动相反的角色。他认为自己真的喜欢与别人在一起，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在分析过程中，当他意识到自己对别人根本没什么感情，或者不确定自己的感情是什么时，他会非常震惊。这个时候，他很容易把这种明显的缺失看作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实际上，他只是处于这一过程中：放弃了积极情绪的伪装，在无意识中宁愿什么都不去感受，也不愿面对自己的施虐冲动。只有认识并开始克服这些冲动时，他才能对别人产生积极的感觉。

对训练有素的观察者来说，这种情况中有某些因素表明了施虐倾向的存在。首先，他总是用一些隐蔽的方式去恐吓、利用和挫败别人。他对别人有一种明显但无意识的轻蔑，并肤浅地归因于对方的道德标准低劣。其次，他还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表明了施虐倾向。例如，患者有时会以极大的耐心忍受别人对他的虐待，但有时对最轻微的支配、利用或羞辱又极为敏感。最后，他给人一种“受虐狂”的印象，换句话说，他沉溺于受害者的感觉。但是，因为“受虐狂”这个词和它的含义容易造成误解，所以我们最好另辟蹊径去描述其中涉及的因素。倒错的施虐者时时刻刻都压抑自己的主张，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容易受到虐待。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软弱感到恼火，实际上经常被公然的施虐者吸引，他既欣赏又憎恨他们——就像后者感觉他是一个心甘情愿的受害者，也被他吸引一样。这样，他就把自己置于被利用、被挫败和被羞辱的境地。然而，他并没有享受这种虐待，只会对此深感痛苦。他只是获得了一个机会，让他通过别人来实现自己的施虐冲动，而不必面对自己的施虐倾向。如此一来，他可以感到很无辜并且愤愤不平，同时希望有一天可以打败那个施虐的伴侣。

弗洛伊德也注意到了我所描述的这种情况，但他毫无根据的概括使他的发现失去了可信性。为了将其纳入他的整体哲学框架，他用这些发现作为证据，证明无论一个人表面上多么善良，他本质上是破坏性的。而实际上，这种情况是某种神经症的特定结果。

最初，我们认为施虐者是一个性欲倒错者或者用复杂的术语说他们是卑鄙和邪恶的人，现在我们的认识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相对来说，性欲倒错是很罕见的。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它不过是患者对待别人普遍态度的一种表现而已。施虐者的破坏倾向不可否认；但是，当我们理解这种倾向后，我们就会看到表面上非人道的行为背后有一个受苦的人。正是这一点，让我们能够通过治疗影响这个人。我们发现他是一个绝望的人，他正设法从打败自己的生活中求得补偿。

[1]约翰·马昆德（John Marquand，1893—1960），美国小说家，曾获普利策小说奖。——译者注

[2]埃利希·弗洛姆，《神经症的个人与社会根源》（Individual and Social Origins of Neurosis），《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9卷，第4期，1944年。

[3]查尔斯·杰克逊（Charles Jackson，1903—1968），美国作家，其作品《失去的周末》（The Lost Weekend）曾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译者注

[4]《皮格马利翁》（Pygmalion），萧伯纳创作的话剧。皮格马利翁是希腊神话中塞浦路斯国的国王，他用神奇的技艺雕刻了一座美丽的少女像，并对她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后来这位少女像化为真人，两人相爱、成婚。——译者注

[5]奥尔德斯·赫胥黎，《时间必须停止》（Time Must Have a Stop），哈珀兄弟出版公司，1944年。

[6]埃利希·弗洛姆，《逃避自由》（Escape from Freedom），法勒和莱因哈特出版公司，1941年。

结论

神经症冲突的解决

我们越是认识到神经症冲突对人格造成的无尽伤害，就越应该尽早解决这些冲突。但正如我们了解的，无论是靠理性的决定，靠逃避，还是靠意志的力量，都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办法只有一个：改变人格中产生冲突的那些条件。

这是一条根本的途径，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途径。改变内心的任何东西都极其困难，所以患者才想方设法寻找一条捷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患者以及其他人经常会问：一个人看到了自己的基本冲突，是不是就够了？答案很明显：不够。

即使分析师早就看出了患者的分裂，并帮他认清这种分裂，这种领悟还是不能立竿见影。它可以给患者带来一定程度的缓解，因为他开始看到自己苦恼的切实原因，而不再迷失在神秘的烟雾中。但是，他还不能将这种领悟应用于自己的生活。他知道内心的各个部分是如何运作和相互干扰后，他的分裂状态依然丝毫不改。他听到这些事实，就像听到事不关己的消息；这则消息似乎可信，但他意识不到这与自己有何关系。他在无意识中的许多保留想法，注定使这种领悟失效。在无意识中，他坚持认为分析师夸大了他的冲突；如果不是因为外部环境，他会什么事都没有；爱情或事业会使他摆脱痛苦；他可以远离人群从而避免冲突；尽管普通人无法做到一心二用，但他可以凭借无穷的意志和智慧轻松做到。或者，他可能在无意识中觉得分析师是一个江湖郎中或善意的傻瓜，故意装出一种专业上的乐观；他觉得分析师理应知道他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意味着患者将用他的绝望来回应分析师的建议。

这些保留想法表明了一个事实：患者要么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处理冲突，因为对他来说，这些方式比冲突更加真实；要么对恢复正常不抱任何希望。因此，分析师必须先分析患者的处理方式及其后果，才能顺利地处理基本冲突。

寻找捷径还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弗洛伊德对起源的强调使这个问题更加凸显：认识这些冲突之后，把它们的源头和童年的早期表现联系起来，是不是就足够了？答案仍然是：不够。原因基本同上。即使是对他早期经历最详细的回忆，也只能让患者对自己采取一种更仁慈、更宽容的态度。而这样做丝毫无助于缓解他当前的冲突。

全面理解早期环境的影响及其对儿童人格的改变，虽然没什么直接的治疗价值，但确实有助于我们探究神经症冲突发展的各种条件。[1]毕竟，最初引起冲突的正是他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变化。我在以前出版的著作中[2]以及在本书的前面章节描述过这一发展过程。简单来说，一个孩子可能会发现自己身处一种危险的环境，威胁到了他内心的自由，他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简而言之，威胁到了他精神存在的核心。他感到孤立无援，开始尝试与别人交往也不是出于他的真实感受，而是出于战略需要的考虑。他无法简单地表示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无法如实表达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主张，而是不自觉地设计如何与人相处，与之周旋，把他们对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这种相处方式的根本特点可以概括为：与自我和别人疏远，有一种无助感。一种普遍的忧虑，以及人际关系中充满了敌意的紧张——从一般的警惕到明确的仇恨。

只要这些状态持续下去，神经症患者就不可能消除任何冲突。相反，导致冲突的内在需要会变得更加迫切。这种虚假的解决办法加重了他与自己、与别人的混乱关系，导致真正的解决越来越难以实现。

因此，治疗的目标只能是改变这些状态本身。我们必须帮助神经症患者找回自己，让他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愿望，发展出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并根据自己的感受和信念与别人建立关系。如果我们有魔法，甚至不用触碰冲突，就可以将它们一扫而空。但事实是，我们没有魔法，所以必须知道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改变。

既然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多么戏剧化，看上去多么客观——都是一种性格紊乱，那么治疗的任务就是分析整个神经症的性格结构。我们越是清晰地界定这一结构及其个别变化，就越能准确地描述我们要做的工作。如果我们把神经症看作患者建立在基本冲突周围的防御工事，那么分析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详细考察患者无意识采取的处理冲突的所有尝试，以及这些尝试对他整个人格的影响。这将包括研究他占主导的态度、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等，而暂不考虑它们与背后基本冲突的具体关系。如果我们认为，在讨论冲突之前无法理解和处理这些因素，那就错了。虽然这些尝试产生于患者协调冲突的需要，但它们也有自身的规律、重要性和影响力。

第二部分是对冲突本身进行处理。这意味着不仅要让患者认识到冲突的总体轮廓，还要帮助他们理解冲突具体是如何运作的。也就是说，要让患者知道那些互不相容的冲突和由此产生的态度，在特定情况下是如何相互干扰的。例如，一个人有使自己屈从的需要，且被倒错的施虐倾向所强化，他就应该看到，这种需要如何阻碍了他赢得比赛胜利或在工作中脱颖而出，同时，他想战胜他人的欲望又如何使胜利成为一种必需品。又比如，由于诸多原因他发展出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如何与他对同情、爱和自我放纵的需要相矛盾。我们还必须向他展示，他是如何在两个极端之间穿梭的：例如，他如何在对自己过分严格和过分宽容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把对自己的要求外化，继而被他的施虐倾向所强化，这种外化的要求如何与他想显现全知全能、宽恕仁慈的需要相冲突，而结果他又如何在谴责别人和宽恕别人之间摇摆不定；或者，他如何在独揽所有权利和自觉毫无权利之间调转方向。

除此之外，这部分分析工作还包括向患者解释，他想要达成的所有融合与妥协是不可能的。例如，他试图将自私和慷慨、征服和喜爱、统治和牺牲结合起来。它还包括了帮助患者准确地理解，他的理想化形象和外化作用等如何掩盖了他的冲突，并缓解了冲突的破坏性力量。总而言之，这里的分析就是让患者彻底了解他的冲突，了解它们对其人格的普遍影响，以及对其症状的具体责任。

总的来说，在分析工作的每一阶段，患者都会表现出不同的阻抗。在分析他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尝试时，他会决心捍卫自己的态度和倾向中固有的主观价值，并抗拒任何对其真实本性的洞察。在分析他的冲突时，他最想做的就是证明他的冲突根本就不是冲突，并遮掩一个事实，即他的那些冲动实际上是互不相容的。

至于应该按什么顺序来处理问题，弗洛伊德的建议可能永远是最有价值的。他把医学治疗中的有效原则应用于精神分析，强调以任何方法处理患者的问题都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解释应该是有益的，二是解释应该是无害的。换句话说，分析师必须始终牢记两个问题：患者在此时是否能承受某种领悟？以及，分析师的解释对他是否有意义，能否让他进行建设性的思考？我们现在仍然缺乏确切的标准，准确地判断患者到底能够承受什么，以及做什么有助于激发患者产生建设性的领悟。虽然不同患者的性格结构差异太大，我们无法规定做出解释的最佳时机，但我们可以遵循这样一条指导原则：只有当患者的态度发生了特定的变化之后，我们才能有效地处理某些问题，并且可以避免一定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提出几种总是适用的措施：

只要患者还在执意追求对他来说意味着救赎的幻影，让他面对任何主要冲突都是没用的。他必须明白这些追求是徒劳的，并且干扰了他的生活。在分析冲突本身之前，分析师应该简明扼要地分析患者为处理冲突所做的尝试。我并不是说要绝对避免提及冲突。分析方法的谨慎程度，取决于神经症结构的脆弱程度。对某些患者来说，过早地指出冲突会让他们陷入恐慌。而对另一些患者来说，过早指出冲突毫无意义，他们听过就忘，不留任何印象。但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患者坚持他自己的处理方法，并且无意识地指望靠它们“蒙混过关”，我们就不能期望患者会对他的冲突产生多大的兴趣。

另外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是理想化形象。如果在这里讨论如何在早期阶段处理这一问题的某些方面，那显然有些离题太远。然而，谨慎一点是明智的，因为理想化形象往往是患者唯一觉得真实的部分。更重要的是，它可能是唯一能给予患者自尊并让他不至于被自卑淹没的因素。患者必须获得一定程度的现实力量，才能容忍任何对其理想化形象的破坏。

在分析的早期阶段处理施虐倾向肯定是无益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倾向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即使在分析的后期阶段，患者也常常因为意识到这些倾向而感到恐惧和厌恶。把这一分析推迟到患者变得不那么绝望并且更加善于应变之后，有一个更重要的理由，即如果患者在无意识中仍然相信替代性生活是唯一的选择，他根本不可能有兴趣去克服自己的施虐倾向。

在根据患者特定的性格结构进行分析时，也可以运用同样的原则选择先后次序。例如，对于一个以攻击倾向为主的患者——他视情感为懦弱的表现，并称赞一切展现力量的东西——分析师首先必须彻底分析这种态度及其内涵。如果优先考虑他对亲密关系的需要，那就是错误的，不管这种需要在分析师看来多么明显。患者会因为这种举动对他的安全构成威胁而愤愤不平。他觉得自己必须警惕分析师让他变成一个“好人”的愿望。只有当他变得更加强大时，才能容忍自己的顺从和自卑倾向。对于这样一位患者，分析师必须在一段时间内避免提及绝望的问题，因为他可能会拒不承认这种感觉。对他来说，绝望意味着令人厌恶的自我怜悯，也意味着令人羞耻的承认失败。相反，如果患者的顺从倾向占主导，那么在处理任何支配或报复倾向之前，必须彻底解决“亲近人”涉及的所有因素。再比如，如果一位患者认为自己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或伟大的情人，那么分析他对被鄙视和拒绝的恐惧就完全是浪费时间，分析他的自卑则更是徒劳无功了。

有时候，分析初期可以处理的问题非常有限。尤其是当患者将高度的外化作用和顽固的自我理想化相结合时，更是如此；这一立场使患者不能容忍任何缺陷。如果分析师发现了这种情况的某些迹象，应该避免浪费时间向患者解释问题的根源在他自己身上——哪怕是最隐晦的暗示。不过，在这个阶段，分析师触及患者的理想化形象的某些方面倒是可行的，例如患者对自己提出的过分要求。

熟悉神经症性格结构的动力学，也有助于分析师更快、更准地掌握患者在人际交往中想要表达什么，从而知道在当时应该处理什么问题。他能够从微不足道的迹象中发现和预测患者人格的某个方面，进而留心观察需要注意的因素。就像一位内科医生，发现患者夜间咳嗽、盗汗，午后出现疲倦时，便会考虑患肺结核的可能性，并据此进行检查。

例如，一位患者总是喜欢道歉认错，很容易崇拜分析师，并在交往中表现出谦虚的倾向，那么，分析师就会想到“亲近人”包含的所有因素。他将验证这是否是患者占主导的态度；如果发现了进一步的证据，他将尝试从每个可能的角度进行处理。同样，如果一位患者反复谈论他感到羞辱的经历，并担心分析会对他造成类似影响，那么，分析师就必须处理患者对羞辱的恐惧。他会解释那些在当时最容易发现的恐惧源头。比如，他可以将它与患者肯定其理想化形象的需要联系起来，前提是患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形象的某些部分。再比如，如果患者在分析过程中表现出惰性，并谈到一切皆命中注定，那分析师就要尽可能地帮他消除绝望。如果这种绝望发生在分析的开始阶段，分析师或许只能向患者说明事实，即他已经放弃自己了。然后，他再尝试向患者传达，他的绝望并不是源于一个真实的、无助的情境，而只是一个需要得到理解和最终解决的问题。如果这种绝望出现在分析的后期阶段，分析师可以把它与某些具体的情境联系起来，比如患者无法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法，或者一直无法达到他的理想化形象。

上述建议仍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让分析师发挥直觉并对患者的情况保持敏感。这种直觉和敏感性是很有价值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工具，分析师应该努力将其发挥到极致。但是，使用直觉并不意味着整个分析过程只是一门“艺术”，或者仅仅应用常识就可以搞定。对神经症性格结构的了解，可以使分析师的推断更加科学，以准确且负责的方式开展分析。

不过，由于神经症性格结构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分析师有时只能摸索着前进，犯错在所难免。这里的错误并非指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把患者没有的动机强加在他身上，或者没能抓住患者根本的神经症冲动。我指的是一种非常常见的错误，即分析师做出患者还无法接受的一些解释。虽然重大的错误可以避免，但过早做出解释这一错误总是不可避免。我们只有高度警觉患者对某种解释的反应，才能迅速认识到这种错误。在我看来，人们似乎过于强调了患者的“阻抗”——关注他是接受还是拒绝解释——而忽略了他的反应到底表明了什么。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正是这种反应的细节表明，在患者准备好面对分析师指出的问题之前，他应该先去处理什么。

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情况。一位患者意识到在他的人际交往中，无论对方向他提出什么要求，他都会表现出极大的愤怒。即使是最合理的要求也被他视为胁迫，最应得的批评也被他视为侮辱。同时，他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要求别人全心全意付出，并直言不讳地批评别人。换句话说，他意识到他给了自己所有的特权，却一点儿也没留给对方。他逐渐明白，这种态度注定会损害或毁灭他的友谊以及婚姻。到目前为止，他在分析工作中一直非常主动，并且效果也不错。但是，当他意识到自己这种态度的后果时，便在整个会谈中变得沉默，表现出轻微的抑郁和焦虑。他为数不多的社交行为也表现出明显的退缩倾向，这与几个小时前他渴望与女性建立关系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退缩的倾向表明未来的相互关系对他来说是多么难以忍受：虽然他在理论上接受权利平等的观念，但在实践中又拒之千里之外。他的抑郁正是对自己身陷无法解决困境的一种反应，而他的退缩倾向意味着他正在寻找处理方法。当他意识到退缩是徒劳的，并意识到除了改变自己的态度别无选择时，他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相互关系对他来说如此不可接受呢？患者随后的人际交往表明，在情感上，他认为要么是拥有所有权利，要么是没有任何权利，二者只能择其一。他担心如果放弃了任何权利，将永远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只能遵从别人的意愿行事。这反过来又诱发了他的顺从和自谦倾向，虽然这些倾向之前已经有所触及，但它们的深度和意义从未被意识到。在各方作用下，患者的顺从性和依赖性非常强，他不得不将所有权利据为己有，建立起一种人为的防御工事。在顺从仍然是他迫切的内在需要时，让他放弃这种防御手段，无疑是要他将自己整个人都抛弃掉。在患者考虑改变他的专制态度之前，分析师必须先彻底解决他的顺从倾向。

本书所讲的每一点都清楚表明，我们永远不可能使用一种方法彻底解决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反复探讨。任何一种态度都有许多来源，并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新的功能。例如，息事宁人和忍气吞声的态度源于患者对情感的神经症需求且是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处理这一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分析上述两种态度。当我们讨论患者的理想化形象时，必须继续考察这两种态度。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患者认为息事宁人是圣人的表现。当讨论他的离群索居时，我们将会明白，这种态度还包含了一种避免摩擦的需要。还有，当患者对别人的恐惧以及他对自身施虐冲动矫枉过正时，我们发现这种忍让态度的强迫性更明显了。在其他例子中，患者对胁迫的敏感可能首先被看作因孤僻而起的防御性态度，然后认为是他渴望权力的一种投射，最后可能会被看作他内在胁迫或其他倾向的外化表现。

任何在分析过程中明确化的神经症态度或冲突，都必须放到整个人格结构中去理解。这就是所谓的“修通”（working through）。它包括以下几个步骤：使患者认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各类表现，帮助他认识到其强迫性的本质，并使他理解其主观价值和不利后果。

当患者发现自己有神经症的特征时，往往不是去探究它，而是立即提出这样的问题：“它是怎么产生的？”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都希望通过追根溯源来处理这个问题。分析师必须阻止他逃回过去，鼓励他先探究这种症状的内容；换句话说，鼓励患者熟悉这一症状本身。他必须了解这种症状的具体表现，他用来掩盖它的手段，以及他的态度。例如，如果患者对顺从的恐惧已经很明显，他必须看清任何形式的自我贬低，看清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憎恨、害怕和鄙视它们。他必须认识到，为了消除生活中所有可能的顺从及其一切，他在无意识中对自己采取的种种抑制。然后，他会明白那些看似不同的态度是如何为这一目的服务的；他如何麻痹自己的情感，不去体会别人的感受、愿望和反应；这又如何使他变得非常不体谅别人；他如何压抑了自己对别人的喜爱，并压抑了自己想得到别人喜爱的欲望；他如何贬低别人的温柔和善良；他如何情不自禁地拒绝别人的请求；在人际关系中，他觉得自己有资格显现喜怒无常、挑剔和苛刻，但他拒绝给对方这些特权。如果患者的全能感已经成为焦点，仅仅让他意识到有这种感觉是不够的。他还必须看到，他整天都在如何为自己设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他认为自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就一个复杂的主题写一篇绝妙的文章；尽管他已经精疲力竭，但他还期望自己能够才思敏捷，光彩照人；在分析中，他期望一看见问题就能将其解决。

接下来，患者必须意识到，他被驱使着按照特定的倾向行事，根本无法顾及自己的愿望和最佳利益，这两者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他必须认识到，这种强迫性是不加选择的，通常不考虑现实的情况。例如，他必须明白，他对待朋友和敌人都是一样百般挑剔；无论对方表现如何，他都会责备一番：如果对方和蔼可亲，会被怀疑心怀内疚；如果对方坚持己见，会被认为飞扬跋扈；如果对方表示让步，会被认为懦弱无能；如果对方喜欢和他在一起，会被认为太过轻浮；如果对方拒绝了他，会被认为小肚鸡肠；等等。讨论患者怀疑自己是否被需要或被欢迎时，他必须意识到，即使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被需要或受欢迎，他这种不确定的态度仍然存在。了解一种倾向的强迫性，还包括认识这一倾向受挫时患者的反应。例如，如果显现的倾向是患者对情感的需求，那他必须看到，任何拒绝的迹象或友谊的减弱都会让他感到害怕和失落，无论这一迹象多么微不足道，或者那个人多么无足轻重。

上述步骤中的第一步是让患者看到他问题的严重程度，第二步是让他了解问题背后各种力量的强烈程度。这两个步骤都会引起患者进一步考察自己的兴趣。

当考察某一特定倾向的主观价值时，患者往往会急于主动提供信息。他可能会表示，他对于权威或任何类似于胁迫的东西的反抗和蔑视，都是势在必行，甚至是生死攸关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他恐怕早已被强势的父母吞噬了；而优越感曾经并仍然帮助他在缺乏自尊的情况下继续前进；至于孤僻的倾向或“无所谓”的态度则保护了他免受伤害。确实，患者的这种关系源于他的防御心理，但它们也揭示了许多问题。我们从中发现，患者最初获得某种态度的原因，看到这种态度的历史价值，并更好地理解患者病情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理解这一倾向的当前功能。从治疗的角度看，这些功能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任何神经症倾向或冲突都不仅仅是过去的遗产——就好像一种习惯，一旦建立起来就会持续下去。我们可以肯定，所有倾向或冲突都是由当前性格结构内含的迫切需要决定的。仅仅知道某种神经症特征的最初来源只有次要价值，我们必须改变的是目前正在起作用的力量。

大多数情况下，任何神经症倾向的主观价值都在于它抵消了一些其他倾向。对这些价值的透彻理解将提示我们如何处理某个特定案例。如果患者不能放弃他的全能感，因为这样允许他把潜能当作现实，把宏伟计划当作已有成就，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考察他活在想象中的程度。如果他这样生活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失败，我们的注意力便需转向那些不仅会使他的预期失败，并且让他害怕失败的因素。

最重要的治疗步骤是让患者看到事情的另一面：他的神经症冲动和冲突使其在许多方面丧失能力。在前面的步骤中，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关键在于让患者清楚自己病情的所有细节。只有这样，患者才会真正感到需要改变。每一种神经症都是被驱使着维持现状，都需要一种足够强大的刺激来克服阻碍力量。然而，这种刺激只能源于患者对内心自由、幸福和成长的渴望，源于他对每一种神经症的困难都会阻碍其实现的认识。因此，如果他倾向于贬损性的自我批判，他就必须看到，这种态度是如何扼杀了他的自尊，并让他丧失了希望；如何使他感到自己不受欢迎，迫使他忍受虐待，反过来又导致他怀恨在心；如何使他的工作动机和能力陷于瘫痪；为了避免陷入自卑的深渊，他又是如何被迫采取防御性的态度，比如自我膨胀、自我疏离以及对自己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使他的神经症长期存在。

同样，当某个冲突在分析过程中变得明显时，必须让患者认识到这种冲突对他生活的影响。例如，当患者的自谦倾向和好胜心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必须理解这是倒错的施虐狂所固有的强烈压抑的结果。患者必须明白，他每次自谦时都带着自卑，并对他奉承的人感到愤怒；另一方面，他每一次想要战胜别人时都会对自己心存恐惧，并担心别人会报复他。

有时候，即使患者意识到了所有不良后果，还是对克服这种神经症的态度没有兴趣。相反，这个问题似乎从他视线中消失了。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抛诸脑后，病情没有任何好转。事实上，患者已经看到了他对自己造成的所有伤害，这种无动于衷的情况尤其值得注意。除非分析师敏锐地觉察到这种反应，否则患者缺乏兴趣的情况可能被忽视掉。患者会开始另一个话题，分析师跟着他的思路，直到他们再次陷入类似的僵局。直到很久以后，分析师才会意识到，患者身上发生的变化与自己的工作量完全不相称。

如果分析师知道这种反应会偶尔出现在患者身上，他就应该弄清是什么因素阻止患者面对这种态度及其一系列不良后果。这样的因素通常有很多，只能一点一点解决。患者可能仍然被绝望麻痹，认为没有改变的可能。他想战胜分析师、挫败他、让他出丑的愿望，可能远远超过了他对自己的兴趣。他的外化倾向可能仍然很突出，以至于他无法将领悟用到自己身上。他对全能感的需要可能仍然很强烈，以至于他对后果心存侥幸，觉得自己能够逃脱。他的理想化形象可能仍然很顽固，以至于他无法接受自己有任何神经症的态度或冲突。于是，他只会对自己大发雷霆，觉得自己已经意识到了冲突的存在，理应有能力掌控特定的难题。意识到上述的可能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这些抑制患者改变动机的因素被忽略，分析师就很容易堕落为休斯敦·彼得森（Houston Peterson）所谓的“心理学狂”（mania psychologica），即为心理学而心理学。在这些情况下，让患者接受自己会带来明显的收获。即使冲突本身没有任何改变，但患者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并开始表现出希望挣脱束缚的迹象。一旦形成了这种有利于分析的局面，患者的改变指日可待。

毫无疑问，以上陈述并不是一篇关于分析治疗技术的论文。我既没有试图涵盖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导致问题恶化的因素，也没有试图包括所有治愈的因素。例如，我没有讨论患者将防御性和攻击性带入与分析师的关系会有什么利弊，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所描述的步骤只包括每一次在新倾向或新冲突凸显时必须经历的基本过程。实际上按照所列的顺序进行分析往往是不可能的，即使某个问题已经十分明显，患者本人可能还一无所知。正如在那个关于患者霸占权利的例子中看到的，一个问题可能只是揭示了另一个问题，而后一个问题才是我们必须先分析的。只要每个步骤最终都做到了，顺序倒是次要的。

针对不同的问题，分析工作引发的具体症状变化自然也各异。当患者意识到他无意识中无力的愤怒及其原因时，他的恐慌状态可能会消退。当他看到自己陷入的困境时，他的抑郁情绪可能会消散。每一项成功的分析，都会使患者对自己、对别人的态度发生普遍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仅限于解决特定的问题。处理不同的问题时，比如过分强调性欲、认为现实如己所愿、对胁迫高度敏感，我们会发现，分析它们对人格产生的影响是非常相似的。不管我们分析的是这些问题中的哪一个，患者的敌意、无助、恐惧以及他与自己、与别人的疏远都会有所缓解。比如，让我们考虑在以下几个例子中，患者与自己的疏远是如何减轻的。一个过分强调性行为的人，他只有在性体验和性幻想中才觉得自己还活着；他的胜利和失败都局限于性的领域；他觉得自己唯一的过人之处就是他的性魅力。只有当他了解了这一状况，他才能开始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产生兴趣，从而重新找回自我。一个用想象中的计划来界定现实的人，他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他既看不到自己的局限性，也看不到自己的实际能力。通过分析工作，他不再把自己的潜能当作已取得的成就，他不仅能够面对而且能够如实地感受自己。一个对胁迫极度敏感的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愿望和信念，只觉得那是别人在支配并强加给他的；当这种情况被分析之后，他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因此能够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在每一次分析中，被压抑的敌意——无论其种类和来源——都会浮现出来，使患者一时间更加暴躁。但每放弃一种神经症的态度，这种非理性的敌意就会减少。当患者明白那些困难也有自己的原因并不再将其外化时，当他变得不那么脆弱、不那么恐惧、不那么依赖、不那么苛刻时，他也就变得不那么充满敌意。

敌意的缓和主要依赖于无助感的减少。一个人越是强大，他就越少感受到别人的威胁。力量的累积有许多不同的来源。他的生活重心曾经转向别人，现在开始回归自己；他更活跃了，并开始建立自己的价值观。他会逐渐拥有更多可利用的力量：以前用来压抑自己的那部分能量被释放出来；他不再那么受约束，不再被恐惧、自卑和绝望弄得心力交瘁。他不再盲目地顺从、对抗或发泄施虐冲动，而能够基于理性做出让步，因而变得更加坚强。

最后，尽管破坏已建立的防御工事会暂时引起患者的焦虑，但每个步骤的有效实施必然会减少焦虑，因为患者变得不那么害怕别人和自己了。

这些变化的总体结果就是患者与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他变得不再那么孤立；随着他变得更加强大、更少敌意，别人也不再是一个需要对抗、操纵或回避的威胁。他可以对别人产生友好的情感。随着外化手段的放弃、自卑感的消失，他与自己的关系也有好转。

观察患者在分析过程中发生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变化同样适用于引起最初冲突的那些条件。在神经症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压力日趋严重，而在治疗的过程中却刚好相反。患者以前应对这个世界，面对无助、恐惧、敌意和孤独时所必需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可以逐渐被抛弃。的确，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与别人平起平坐，为什么要在面对自己讨厌又践踏自己的人时，表现出自我抹杀或自我牺牲呢？如果一个人在内心有安全感，能够与别人生活并竞争，不必担心被埋没，为什么还要对权力和名声贪得无厌呢？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去爱，并且不惧怕反抗，他为什么还要焦虑地回避与别人交往呢？

完成这项工作是需要时间的；一个人越是纠结，遇到的障碍就越多，所需的时间也就越长。人们期望有一种短程的分析治疗，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人从各种分析中受益，毕竟有一点帮助总比没有帮助好。诚然，神经症的严重程度有很大差异，轻度的神经症可以在短期内得到治愈。虽然某些短程心理治疗看起来很有前景，但不幸的是，其中许多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并且对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强大力量相当无知。对于严重的神经症来说，我认为只有更好地理解神经症的结构，不浪费时间去寻求解释，才可能缩短分析的疗程。

幸运的是，分析并不是解决内心冲突的唯一方法。生活本身同样是一位非常有效的治疗师。人生的诸多经历也许足以造成人格的改变。它可能是一个伟人的榜样作用；也可能是一出寻常的悲剧，使神经症患者与他人亲密接触，摆脱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孤独；还可能是与志气相投的人交往，使患者感到没有必要去操控和回避他人。在其他情况中，神经症的行为带来的后果可能非常剧烈或反复出现，这给患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不再那么害怕，也不再那么顽固。

然而，生活本身带来的治疗并不受我们的控制。我们无法安排任何困境、友谊或宗教体验来满足某个特定个体的需要。作为治疗师，生活是无情的，它可能对某位神经症患者有帮助，但同时又毁掉了另一位患者。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神经症患者很难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且从中吸取教训。可以这样说，如果患者获得了吸取经验教训的能力，能发现是自己的原因造成了困境，进而将这种领悟应用于生活，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地结束分析了。

我们知道了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并且认识到它们是可解决的，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义分析治疗的目标。虽然许多神经症障碍属于医学领域，但用医学术语来定义这些目标并不可行。因为身心疾病在本质上也是人格内部冲突的最终表现，所以治疗的目标必须从人格角度进行界定。

如此一来，我们的终极目标里包含了许多具体目标。患者必须有能力为自己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他感觉自己是生活中积极、可靠的力量，能够做出决定并承担后果。然后，在此基础上，接受自己对别人的责任，愿意承担他认为有价值的义务，不管这些义务关系到自己的子女、父母、朋友、雇员、同事、社区，还是国家。

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获得内心的独立，既不一味反对别人的观点和信念，也不一味地接受。这意味着要让患者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并将其应用于自己的现实生活。与他人相处时，这意味着他尊重别人的个性和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真正的相互平等。这与真正的民主理念也是一致的。

我们还可以用情感的自发性，即情感的觉醒和活力来定义这个目标，无论是爱还是恨，快乐还是悲伤，恐惧还是欲望。这将包括有能力表达，也有能力控制。爱和友谊如此重要，在这里必须特别指出：爱既不是寄生性的依赖，也不是虐待性的支配，而是如麦慕理[3]所说：“一段关系……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我们在关系中交往，是因为对人类来说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我们分享彼此的经验；我们相互理解；在共同的生活中，在敞开心扉和推心置腹中找到快乐和满足。”

对治疗目标最全面的表述应该是追求全心全意：没有伪装，情感真诚，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感情、工作和信念中去。只有解决了冲突，才可能接近这一目标。

这些目标并不是随意设定的，也不是仅仅因为它们符合人们一贯遵循的理想就成为有效的目标。这种符合亦非偶然，它们正是精神健康赖以生存的因素。我们有理由提出这些目标，因为它们是基于对神经症致病因素的了解而做出的合理设想。

我们敢于提出这么高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相信人格是可以改变的。不仅仅是年幼的孩子具有可塑性；只要我们活着，所有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甚至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这一信念得到了经验的支持。而分析是实现彻底改变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我们越了解神经症中起作用的各种因素，我们实现预期改变的机会就越大。

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患者，都不太可能完全实现这些目标。它们是需要为之奋斗的理想，其实际价值在于为我们的治疗和生活指明方向。如果不清楚理想的意义，我们就会拿新瓶装旧酒，用新的理想化形象来取代旧的。我们还必须意识到，分析师并没有能力把患者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人。分析师只能帮助患者获得自由，从而为实现理想而奋斗。这也意味着带给患者一个机会，使他能够变得更加成熟，取得更大的发展。

[1]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这种了解也具有很大的预防价值。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环境因素有助于儿童的发展，哪些环境因素又会阻碍他们的发展，这就为预防未来世代神经症的大量增长开辟了一条途径。

[2]参见卡伦·霍妮，《精神分析的新方法》第八章，《自我分析》第二章。

[3]参见约翰·麦慕理，《理性与情感》，同前引用的版本。

关键词汇表

社会文化学派（social-cultural school）即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又称新精神分析学派，其关注点从弗洛伊德时代的生物性基础转向社会文化对个人的影响，代表人物有霍妮、弗洛姆、沙利文等人。

神经症（neurosis）霍妮认为，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但它有两个特征，即患者对待事物的反应方式僵化，无法顺利实现自身的潜能。它是一组精神障碍的总称，共同因素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

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突，由相互矛盾的、个体降低基本焦虑的三种适应策略，即亲近人、对抗人、回避人这三种态度的无法调和与互不相容所致，会造成个体精力的巨大浪费和人格的萎缩。

距离机制（distance machinery）沙利文认为，个体的精神疾病主要由人际关系造成。个体在人际关系上受到实际或想象的威胁，由此产生焦虑并寻找对抗焦虑的方法，他可能据此调节与他人的情感距离。

理想化形象（idealized image）指神经症患者为逃避内心冲突而把自己塑造成尽善尽美的形象。与真正的理想不同，它并不是一个人为之奋斗可以实现的目标，而只是他所崇拜的一个固化理念，其发展会导致不健康的理想化自我。

外化作用（externalization）与理想化形象一样，外化作用也是为了回避真实的自我，但它更加彻底，患者几乎完全放弃了自我。它比投射更加复杂。患者不仅将错误归咎于他人，还倾向于将自己所有的感受都当成是他人的。

投射（projection）是指把自己的问题看成是别人身上的。通常是指把自己主观上拒绝的倾向或品质看成是别人的，比如明明自己有背叛、野心、控制、自以为是、懦弱等倾向，却怀疑是别人有这种倾向。

施虐倾向（sadistic trends）神经症发展的最后阶段。那些处于绝望状态的神经症患者，最终会变得具有破坏性，试图通过控制他人、过一种替代性的生活求得补偿。施虐者并不想摧毁他所依附的人，因为他无法自己生活，必须利用伴侣来完成共生性的存在。

修通（working through）在精神分析中，患者由领悟而导致行为、态度和人格结构的改变过程。对于神经症来说，它包括使患者认识到他的特定倾向或冲突的各类表现，帮助他认识到其强迫性的本质，并使他理解其主观价值和不利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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